对于还在追求政治民主化的社会而言，言论自由不但是理想和目的，本身也是追求过程中的有效手段。但是，就在许多非西方社会对言论自由孜孜以求之际，西方社会内部，尤其是英语系国家，近些年来却开始出现要求限制言论自由的逆流，以至于《发明自由——讲英语的民族如何创生现代世界》一书作者汉纳（Daniel Hannan）在2011年要撰文惊呼：“言论自由正在西方全线败退”。
言论自由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里，是个非常关键的价值。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的“契约论”，主张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18世纪美国宪法的第一条修正案，正是要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论与新闻自由、和平集会自由和向政府请命的自由。它连同后续的九条修正案，构成了《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的核心，开启了现代权利意识的政治风潮。
但是，当“仇恨言论”（hate speech）的概念，随着多元主义的兴起而流行，言论自由也因此面对重大挑战。反讽之处在于，多元主义同样是自由主义者所赞同的价值。“仇恨言论”指的是基于针对特定群体（种族、文化、宗教、性向、国家、政治理念）的偏见，所产生的憎恨而发表的言论，用意是矮化特定群体或激化群体间的矛盾或冲突。希特勒关于犹太人的言论，正是“仇恨言论”的经典例子。
多元主义意味着社会上存在越来越多秉持不同甚至对立价值的团体，彼此在特定价值上难以取得共识，公共表达均能构成指向对方的“仇恨言论”，另一方动辄以“受害者”身份自居，要求政府出面阻止甚至惩罚。这对于崇信言论自由者而言，不啻是天大的灾难。
立场温和、因促进宗教和谐有功，获女皇封爵的英国穆斯林协会秘书长伊克巴勒（Iqbal Sacranie），在2006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时，就当时英国社会热议的同性恋婚姻表示反对。虽然他也指出，所有人都应当表现容忍态度，但坚信同性恋“在道德上”和“公共卫生上”是“有害的”，“不利于”社会根基，不能鼓励。英国同性恋团体以伊克巴勒犯了“同性恋恐惧症”（homophobia，指对同性恋者的排斥、厌恶、仇恨、偏见、歧视等）为由，一状告到警方，导致苏格兰场的“社区安全单位”不得不立案调查伊克巴勒，结果以检察官不起诉告终。
可是事情并没有了结，在伊克巴勒受访后的同时，英国男女同性恋人道协会（GALHA）的杂志，却刊登文章指伊斯兰是个“傻瓜教义”、“像溃疡”般在英国社会滋长、患上极端的“同性恋恐惧症”。这迫使伦敦的半官方机构“种族仇恨犯罪论坛”，要求苏格兰场以“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调查男女同性恋人道协会。
加拿大作家和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斯泰恩（Mark Steyn）在8月9日撰文，记述这段言论自由的荒谬往事，因为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日前决定，不废除禁止“仇恨言论”的法律条文，以免得罪澳洲的穆斯林社群。斯泰恩一贯主张言论自由，并且反对以多元主义为由，宽容伊斯兰文化，因为伊斯兰文化对别的文化并不宽容，而且还歧视女性。斯泰恩自己则在加拿大，面对当地穆斯林社群指控他有“伊斯兰恐惧症”。
言论自由价值在西方社会的“全线败退”，反映了全球化的无情事实。正如本栏在6月15日说：“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2010年的数据显示，全球共有2亿1400万人成为他乡的异客。这个数字在4年后的今天势必更高。不同语言、文化、价值信仰的人群比邻而居，自然要产生新的复杂挑战。”而挑战之一，正是言论自由的价值，已经无法在西方社会保持原有的绝对地位。
西方文化产生言论自由的价值观，其中的一项条件是单语民族文化所共有的血统、历史、风俗，使得社会大部分人有着基本的价值信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大家对什么是禁忌多有默契，“因言获罪”的概率相对不高。在外来移民数量后来居上，导致价值分裂的西方社会，言论自由已经沦为多元价值中的一元而已。
在多元主义社会里，价值体系相异的不同文化信仰族群杂居，在某一族群里不被当做一回事的东西，可能是另一族群视为神圣或禁忌的事务。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要畅所欲言，难免容易冒犯其他族群。政府如果不适时介入，任由类似的情绪抵触积累，结果可能将不可收拾。可是自由主义的权利意识，却是以限制政府干预个人自由为基础。在自由主义者眼中，政府限制言论自由，无疑是在颠覆其最重要的价值。
另一个相应的问题，在于自由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相信社会进步的自由主义，对历史传统缺乏足够的敬意，更对包括源自传统的一切权威，采取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言论自由正是以百无禁忌的态度自恃，挑战任何权威，因为质疑权威才能促成进步。自认摆脱神权束缚，强调世俗化理性的自由主义，因而也轻视传统的神圣性，拒绝接受有任何不容质疑、不容亵渎的绝对价值。这种藐视一切，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确实有其正面意义，但在平时却必然造成不同群体间的矛盾。况且，忽视神圣性的文化意义，也会导致公共生活的平庸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社会，其消费乃至生活方式的选择确实是“进步”了，然而公共文化却日趋于仅注重满足口腹之欲，个人口无遮拦但精神空虚，社会基本道德礼仪濒临崩坏，反映了重理性而轻信仰的弊端。
对于笃信自由主义，追求言论自由的非西方社会人士而言，探讨这些问题，犹如告诫食不果腹者高胆固醇的危害一样可笑。可是，不少原本民众普遍营养不良的非西方社会，在经济起飞后不到一代人时间，却真的面对“三高”的健康威胁。对言论自由界限的探讨，采取“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立场，或许才是更健康的态度。
原载2014年8月1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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