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为德也

虽然自以为是要解决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其实并不关心真相，只注重通过一套自圆其说的主张，说服和鼓动人去夺取权力。

“电梯维修员薪水低、工作环境差，面对青黄不接的问题，为了吸引本地人加入这个行业，这个领域将推出强制的渐进式薪金模式，维修员只要达到相应的技能水平，就会获得比目前高出至少三至六成的薪水，职业发展轨道也更加清晰。”这是《联合早报》9月20日的报道，说政府接受了电梯与电动扶梯业劳资政委员会的建议报告，将用三年逐步落实新的薪金模式。
新加坡全国目前有6万1000架电梯和超过6000架电动扶梯，且电梯数目在10内将倍增至12万1000架。但目前仅有2100名电梯技工负责维修工作，刚入行的电梯维修员起薪介于1300元至1600元（不包括加班费）。新手升至维修员乃至高级维修员，基本薪水也不过2000多元，唯有当上管工，才有可能赚取四五千元。以当前的生活费，要吸引本地人加入这行自然不易。
按照自由市场理论，对于电梯技工的市场需求，理应随着电梯数量的增加而提高，况且现在大厦越建越高，连政府组屋动辄都四五十层楼，确保电梯操作正常很可能攸关人命。但是为什么电梯技工的薪水竟然没有水涨船高，还需要政府介入干预呢？这难道不是对自由市场的供需理论最大的嘲讽吗？如果市场会失灵，政府介入经济是否就是灵丹妙药呢？
联合国难民公署3月13日呼吁，各国政府应保护逃难而来的委内瑞拉人。因为自今年2月以来，已有至少230万民众逃到邻国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和巴西等寻找生路。委内瑞拉经济已经濒临奔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其通胀率在2018年底将达到100万%。在委国政府宣布提高最低工资35倍后，当地大约40%的商店选择关门大吉。委内瑞拉已经出现人为饥荒，75%的人口因营养不良，体重平均下降了8.7公斤。
盛产石油的委内瑞拉在1999年选出了民粹主义强人查韦斯，他一方面推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大量补贴食物和住房，普及教育减少文盲100万人，并且把石油产业几乎国有化，限制民众的美元交易；另一方面则打压政治异己，通过修宪扩大总统权限，推行反美和反全球化政策。查韦斯的社会主义政策完全依赖国际油价，当油价从2008年7月每桶接近150美元历史最高纪录，一路下跌至一度到40美元的低谷，加上石油业国有化之后效率低下，产量减少，委内瑞拉遂迅速陷入经济危机，至今泥足深陷，难以自拔。
查韦斯祸国殃民的政策，却得到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肯定。他在2006年撰文称，查韦斯不但为穷人带来教育和医疗保障，其经济政策更确保增长的果实能让更多人受惠。他在2007年再度赞扬查韦斯成功地为穷人带来教育和医疗保障。26岁就成为耶鲁大学正教授的斯蒂格利茨著作等身，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他坚信市场无法处理好各种信息，所以政府必须弥补这个缺憾。
跟委内瑞拉的灾难相比，本地电梯技工的遭遇无疑是小巫见大巫，但前者显示了政府干预市场的悲剧性下场，后者则凸显了市场也并非公平有效，必须由政府介入矫正。两者显然都有偏颇，而真理或许就在其间。从历史经验判断，市场在分配资源方面的能力，怎么说都比政府强，所以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朝鲜这些计划经济国家，最后都难以为继。但是，自由市场也会爆发诸如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以及影响至今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所以，任何只主张一面而忽视另一面的说法，其实都是一种意识形态。虽然自以为是要解决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其实并不关心真相，只注重通过一套自圆其说的主张，说服和鼓动人去夺取权力。当前各种要实现公正平等价值的主张，如女权主义、环保主义，都属于意识形态。环保主义者认为自然是至善的，人的经济行为是破坏自然的罪恶。但就如道家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界无所谓仁爱慈善，人如果离开文明的保护，三两下就会被自然界夺命。
《论语》说：“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贴近真理和真相的，恐怕就是孔子所说的中庸之道了。这种中国传统智慧也表现在太极图里，一阴一阳，阳中含阴，阴里有阳，不断变动。人在其中，就是要在两者的互动中取得平衡。当市场失灵时，政府的有形之手就应当适度介入，可是却不能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样，把经济决定权都交托政府手中。人所面对的挑战不断改变，固守任何意识形态而不知变通，迟早都会被现实淘汰。

原载2018年10月14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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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世界的文化大革命

 

 

看到本文题目，很多读者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然而事实是，以美国为主的英语系国家，确实正在经历一场毛泽东式的文化大革命，而且已经持续了多年。大革命的巅峰，是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为了争取连任，从原本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立场，在2012年转为支持，并且最终由联邦最高法院在2015年判定为符合宪法精神。特朗普在2016年击败希拉莉，接替奥巴马成为总统，则不妨视为是对大革命的反动，而且反动之势方兴未艾。

 

如何定义这场英语世界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它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最具体的是越来越多美国大学放弃传授西方正统经典（The Western canon），因为那都是由“死去的白种男人”（dead white male）所撰写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如同毛氏大革命以名乱实，用来指鹿为马以便夺取权力一样，配合这场革命也出现了很多新词，“死去的白种男人”就是其中之一。

 

其次是高举“公正、平等”的旗帜来反抗“特权阶级”的压迫，而“特权阶级”正是属于社会主流的“异性恋白种男人”（Heterosexual White Male）。按照这个定义，所有女性、同性恋者、变性人、少数族裔（非白人）都是有权利反抗的受害者，是“革命同路人”。

 

第三，主要由年轻大学生所构成的“红卫兵”（英美舆论用“社会正义斗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s——来形容胡作非为的他们）在大学里肆虐，甚至用暴力行为阻止“革命敌人”发声。

 

第四，任何胆敢用理性和事实去质疑大革命的人，都会被群氓恐吓、被主流左派媒体抹黑，乃至丢失工作，身败名裂。

 

第五，这场大革命本质上是套上文化外衣，通过提倡身份认同政治，否定个人、迷信集体的夺权行为。

 

数典忘祖的背叛

 

关于传授西方正统经典（The Western canon）的争论，最著名的莫过于耶鲁大学人文学教授和文学批评家布卢姆（Harold Bloom）在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除了列举26位包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狄更斯、简·奥斯汀、弗吉尼亚·伍尔芙、佛洛伊德等男女作者，强调他们的著作是西方知识人都必须共同阅读的经典外，他更抨击被他形容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的异端邪说，包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对西方经典的敌视和颠覆。

 

不难想象，布卢姆的书之所以会出现，而且如此强烈抨击“憎恨学派”，反映了后者在1980至1990年代初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破坏力，在大学里对西方经典的攻击有了相当的效果。事实证明，布卢姆所捍卫的对西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最后在英美大学相继失守，沦为类似中国人在五四运动所开始的、对祖先文化的鄙视和唾弃。

 

立场保守的全美学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在2017年5月24日公布《学院和大学的学生课外读物》报告称，学府推荐给新入学学生的夏日假期读物只有一本，而且大多是“名不见经传、当代和带有进步主义（progressive）价值的”书本。报告审视348所学府的书单后认为，书单所关注的主题是种族与民权、移民、机能不全的家庭。报告说：“共同读物的强烈主题特征继续是对种族课题的着魔，并把其学生当幼儿看待，其平庸的趣味，以及其进步主义政治意识。”

 

夏日假期读物是美国高等学府学生，这一辈子所可能跟同辈人共同阅读过的书籍，重要性不可低估。换言之，读物可能形成未来精英集体意识或认知的基础。从报告的批评不难看出，布卢姆口中的“憎恨学派”已经全面掌控了未来精英的阅读品味，并且剔除了西方经典对学生的影响。同时，他们也把自己的政治价值，包括以多元、平等的名义来仇视西方文明传统的价值，通过书单灌输给下一代。

 

如果说西方正典自1990年代便在英语世界的高等学府节节败退，其后果则在21世纪日益显现出来。如今掌控英美学术界的精英，正是在这种质疑甚至否定西方文明传统的环境里培育出来的，他们对祖先文化遗产的态度，自然不会是抱有“温情和敬意”的。

 

澳洲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报纸《澳大利亚人报》2018年6月30日，刊登其国际新闻主任谢里登（Greg Sheridan）的文章《西方文明在公立大学已是失败的事业》。谢里登表示，澳洲公立大学的人文教育，正走在短视狭隘且反智主义的邪路上且日益恶化。具体证据是澳洲国立大学校长拒绝接受拉姆齐西方文明中心（Ramsay Centre for Western Civilisation）的巨额捐款，理由是该中心的目的“不只是关于西方文明，而是赞颂西方文明”。但是，澳洲国立大学的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中心，却接受了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伊朗、土耳其政府的巨额捐款，还经常发表支持巴勒斯坦国和伊朗的文章。两相对照，反对西方文明课程的做法，无疑是虚伪且持双重标准的。

 

在包括主导大学校务的社会正义红卫兵眼里，作为压迫源头的西方文明，必须是拿来批判而不是赞颂的对象。这跟文革“破四旧”，以及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仍然把当前中国政治的败坏所造成的社会道德沦丧，都归咎于祖先遗留的“封建文化”，来逃避自身历史责任的姿态如出一辙。

 

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主导西方大学的人，已经对自己的传统采取敌视和否定的态度，宁可去支持外来文化，也不愿意给自己祖先所遗留的精神资产任何传承的机会。

 

仇视白种男人的性别斗争

 

在这样的教育氛围中培养出来的社会正义红卫兵，如今已经超过不惑之年且开始占据社会体制的要津，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由这些人所主导的媒体舆论和报道，正逐渐偏离客观公正的传统价值，开始采取反映他们质疑和敌视西方文明的立场。特朗普一再宣称媒体是“假新闻制造者”、记者是“人民公敌”，而获得支持者的热情欢呼；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持续下滑，恐怕与这些红卫兵主导媒体的现象有关。

 

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美国主流大报《纽约时报》今年所发生的人事事件。2018年2月13日，《纽约时报》宣布聘请女性白人科技记者诺顿（Quinn Norton）加入社论部，成为撰写科技课题的社论委员。几个小时后，《纽约时报》和诺顿突然宣布“分手”。该报的社论主任贝内特（James Bennet）表示，“分手”是因为诺顿此前曾经在她的推特账号里使用了“黑鬼”（nigger）、“废柴”（faggot，对男同性恋者的蔑称）等高度政治不正确字眼，而且公然形容一名纳粹同情者为“好朋友”。

 

但是，《纽约时报》在同年8月聘请30岁的韩裔女性郑莎拉（Sarah Jeong）担任负责法律、科技、互联网文化课题的社论委员，网友即刻发现她在推特上仇视白人的言论，包括“白人在网路上表达意见，就像小狗在消防栓上撒尿一样”，或在推文标示“消除白人”（#CancelWhitePeople），并且认为共和党人、警察、总统及观点为她所不认同的女记者，应该和白人一样被消灭掉。尽管舆论哗然，《纽约时报》却坚持决定，没有开除她。

 

以《纽约时报》为象征的美国主流媒体，在被红卫兵世代把持后，无疑已经失去了公正判断的能力。在这些极端左派眼中，“异性恋白种男人”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因此任何对他们的歧视和嘲讽，都是理所当然且政治正确的。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盘以低收入蓝领男性，以及保守的南部基督教会为主干，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这种“革命”现象的反弹。

 

《纽约时报》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行为，自然难以获得社会上理性中立者的认同，也恐怕部分解释了为何特朗普一再攻击主流媒体和记者，却依然获得支持者的热烈拥护。所谓“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美国主流媒体自身的堕落，使得它在面对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时，缺乏足够的公信力与之抗衡。

 

对“异性恋白种男人”的打压并不仅限于媒体，拥抱左派意识形态的高科技公司同样如此。2017年遭谷歌开除的29岁软件工程师达摩（James Damore），罪名正是因为表达了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事缘谷歌内部有所谓“纠正偏见”的培训课程，灌输政治正确的价值观。达摩在上课后写了一份10页的内部报告，列举各种科学数据和论证，指出谷歌软件工程师80%为男性，以及主要领导层都是男性，不是因为什么歧视女性的政策，而是男女天生的差异所导致。在报告遭泄露后的两天，处于左派所主导的硅谷文化里的谷歌，以“表达有害的性别俗见”而开除他。达摩在2018年1月以谷歌歧视男性白人为由提出民事告诉。

 

这种对白人男性的敌视，让原本要扫除女性在职场面对性侵威胁的“米兔”（#metoo）社会运动蒙上阴影。批评者指出，运动已经失去原有的宗旨，沦为另一波攻击有权势地位的男人的运动，因为运动里的激进派，把任何对女性的语言骚扰，等同于强奸一般严重，完全失去分辨错误言行的分寸。此外，米兔被极端激进分子把持，否定西方法治传统“无罪推定”的精神，认为任何遭指控的男性都应该是有罪的，对指责的质疑都是仇视女性的犯罪行为。这种毫无分际和反智的做法，让运动难以获得更广泛的认同。

 

学府里的反言论自由

 

培养这些激进社会正义红卫兵的英美学术界本身也难逃革命浪潮。2017年5月23日，立场左倾的自由派学府华盛顿州常青州立大学，就上演了一幕红卫兵炮打司令部的闹剧。当天上午，一群学生冲入课室，骚扰进化生物学家温斯坦（Bret Weinstein）的课，指控他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并拒绝听他的解释。温斯坦此前一再公开质疑校方以“平等”之名所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颠覆该校传统的“缺席日”。

 

中国媒体观察者网记者刘琳对事件有生动的描述：“所谓‘缺席日’（Day of Absence）由常青州立大学设立，在每年的5月23日、24日举行。‘缺席日’的传统始于20世纪70年代，校园里的所有白人在这两天时间里需要参加各种反种族歧视的研讨会，而其他有色人种离开校园，以突显‘非白人’群体的重要性。

 

但在2017年，活动组织者要求角色对调，全体白人老师、员工缺席，少数族裔占领整个校园。已在学校任职15年的生物系教授布恩特（温斯坦）是一名白人，他强烈反对学校的这次活动。

 

布恩特认为，在学校这样一个共享空间里，一群人为了彰显自己的价值观而暂时离开；一群人希望甚至是强迫另一群人离开，这两者存在巨大差别。前者是一种平等意识的觉醒，后者则是反向压迫。在大学校园里，从来不是根据肤色来赋予人说话的权力的。”

 

闹事学生在当天下午增加到几百人，他们与校方开会，并且封锁了会场，连校长布里吉斯（George Bridges）要去厕所，都必须得到学生的允许和派人随行监控。学生也一度企图要软禁温斯坦。闹事学生拍摄的闹事视频，被他们自己放上网后，引发社会舆论哗然，抨击校方处理不当，并认为事件已经近乎暴乱。

 

温斯坦与同样在常青州立大学执教的太太海茵（Heather Heying），最后因为担心个人安全，辞去了终身教职离开大学。他们两人自认都是坚定的左派，信奉进步主义思想，曾参与2009年反对金融资本主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但是面对比他们更左的极端分子，他们却被戴上“种族主义分子”的右派罪名。法国大革命期间流传的名言：“革命吞噬其亲身子女”，再一次得到验证。

 

常青州立大学学生暴力阻止他人发言的事件并非孤例，刘琳报道：“2017年3月，美国知名社会学者查尔斯·默里在佛蒙特州米德尔伯里学院演讲，引发了一场示威抗议，最终一名教授受伤，数十名学生受到纪律处分。”

 

这一趋势反映的是以“正义”为名的极端左派“社会正义斗士”，已经异化为采取暴力手段妨碍言论自由的专制主义者。他们自认为已经代表真理本身，没有必要再同“站在历史错误一方”的对立观点辩论，其行径同20世纪的极右派法西斯的极权主义如出一辙。这一发展，同著名史学家余英时检讨中国人自五四开始的反传统文化，日益极端化到文化大革命时血腥暴力的自我否定的疯狂，有着一贯的内在逻辑。

 

另一个值得提出的现象是，美国主流媒体对这些事件几乎完全不报道，因为事件并不符合其“‘社会正义斗士’代表正义救世主”的宏大叙事。

 

借尸还魂的后现代主义

 

因为公开反对加拿大政府以保护人权之名，立法强制人们在“他”“她”之外，必须使用一堆由性别平权极端主义者生造出来的代词（pronoun），而被极端左派乃至美国主流媒体抹黑为纳粹同情者的加拿大心理学家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对颠覆西方文化的这一大革命现象（虽然他并没有使用“文化大革命”的概念来比喻），提出了比较全面的解释。

 

美国主流媒体对待彼得森的态度，也反映前述的主流媒体公信力下滑的现象。在《华盛顿邮报》与亚马逊网站合办的全美最畅销书排行榜，彼得森今年1月出版的新书《12条生活的法则——应对混乱的解药》，连续29周名列榜首，直到8月12日才下滑到第二名。他为了推介新书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约50座城市举办的售票巡回演讲，动辄几千人的场地几乎场场爆满，2018年的9月到12月还有24场在售票。但是，左倾的《纽约时报》却没有把新书列入其畅销榜，而且对彼得森的观点做出误导性的报道。英国左派的《卫报》对新书也做了偏颇的负面评论，如形容彼得森在书中“自吹自擂地教人们如何生活”。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已经引起不少批评。

 

彼得森对“社会正义斗士”红卫兵横行的现象，做了历史性的综述。他推荐了罗克福德大学哲学教授希克斯（Stephen Hicks）的专著《解释后现代主义》并指出，当苏联劳改营的真相，还有列宁、斯大林专政期间所杀害的千万受害者，以及毛泽东大跃进和文革杀害几千万人的残酷事实，在1970年代陆续为西方所知悉后，欧洲传统左派再也无法回避自身意识形态破产的现实。于是他们偷龙转凤，特别是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等，用后现代主义的外衣披在马克思主义身上，把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理论，虚化为压迫者欺负被压迫者的理论——至于谁是压迫者、谁是被压迫者，到后来是可以任意定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者不承认个人、不相信逻辑，不尊重事实，他们只信奉群体身份（group identity），也就是可以主观认定的受害者群体（女性、黑人、同性恋者或变性人等等），并且用为这个群体伸张正义的名义，从事颠覆反抗西方文明传统的斗争。这就是美国文化大革命的因子。

 

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反西方文化的，德里达就形容西方文化为“阳具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就是男性中心，所以借此反对所谓的“父权主义”、仇视男性。用“死去的白种男人”来蔑称西方经典作者，就是这一鄙视态度的延伸。后现代主义思想把人际活动简化为权力斗争，并用这个单一维度去理解世界。因为对自身的传统文化缺乏感恩，而且充满怨恨，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人，往往充满戾气。于是，后现代主义所谓的解构，其实就是要颠覆既有的权力并取而代之。前述常青州立大学学生以及在背后怂恿他们的校方领导的行为，应当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这套思想登陆美国后，逐渐在大学的人文学及社会科学院系里风行，并慢慢成为主流。彼得森表示，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主张是一切都是诠释，现象可以被无数种诠释来论述，而且所有诠释都是主观的，因此也无高下优劣之分。这套理论因而可以被拿来当做犀利的批评武器，挑战既有的权威。彼得森说，一切都是诠释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可是却有一大罩门——尽管一切都是诠释，并非所有诠释都是有效的。人必须生存、同他人长期合作、繁衍后代，如果人错误地诠释现实，他很可能为此而丧命。进化历史因此淘汰了所有错误的诠释，那些看似无数的诠释只存在于课本里，在现实世界里，真正有效的诠释其实很有限。

 

但是，对于年少无知的大学生，这套表面上赋予人们知识权力，但实际上容易异化为虚无主义的论述是极具诱惑力的，加上后现代主义教授的蛊惑和试图夺权的校方领导的怂恿，他们很容易为之着迷并自以为从中寻获真理。校园红卫兵也由此产生。

 

物极必反

 

英语世界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长期的不安和沉默中开始发声。彼得森的横空出世（我在《早报星期天·想法》的专栏有三篇介绍他的观点，分见于2018年5月13日、6月10日及7月8日），象征了对后现代主义及大学乱象的反弹。因为彼得森敢于正面回应极端左派，包括受其控制的主流媒体的勇气，已经有越来越多不满后现代主义肆虐的保守派人士，以及不满极端左派胡作非为的自由派人士，站出来公开积极呼应。

 

立场左倾的《洛杉矶时报》专栏作者多姆（Meghan Daum）2018年8月24日的文章《细微差别：一个爱情故事》（Nuance: A Love Story），就详细介绍了自己如何因为不满极端左派意识形态对异议的不容忍，导致自己左派圈子的朋友，不敢公开表达对问题的细微差别观点，只能唱和主流那种非黑即白的二元立场，而开始注意并接受以彼得森为代表的所谓“知识分子暗网”（intellectual dark web）的主张：言论自由。

 

多姆举了很多例子，说明极端左派如何不容忍异议，其中最常见的案例，就是所谓的“性别薪金差”（gender pay gap）。“社会正义斗士”的标准且唯一的答案，是因为西方文化的父权主义，系统性地歧视女性，才导致女性薪金普遍低于男性。但是很多实证研究表明，答案远更为复杂。女性因为怀孕、本能想要照顾孩子而愿意牺牲事业、较少从事户外和危险的职业、更倾向于对人际关系而非具体事物有兴趣（因此对例如成为谷歌的软件工程师，会比男性更少兴趣）等等，而不是所谓的职场父权文化，才造成薪金差异。但是，任何理性的左派人士若胆敢提出这些细微差别（nuance），就必然会被“社会正义斗士”指责为仇视女性而遭批斗。正是有越来越多人受不了这种钳制表达自由的蛮横做法，所谓的“知识分子暗网”才逐渐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

 

言论自由毕竟还是西方文化传统最千锤百炼的价值。后现代主义所培养出来的极端左派、社会正义战士红卫兵不相信逻辑，不面对事实，不接受辩论的极权态度，逐渐把更多传统自由主义者推向敌对阵营。多姆和前述的常青州立大学教授温斯坦都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个阵营里有不少教授，与温斯坦一样，都是不满大学因害怕极端左派“政治不正确”的指控而审查言论，愤而选择离开。有理由相信，结局应当是邪不胜正，但是在正义获得最终胜利前，英语世界恐怕还有一场漫长而艰巨的斗争。

 

原载2018年10月第37期《怡和世纪》

 

历久弥坚的新中关系

代表新中双边合作最高平台的新中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简称JCBC）第14次会议，于9月20日成功落下帷幕。趁主持会议之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也应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之邀，率团访问新加坡三天。

除了签署七份合作文件，加强在艺术、创新、研究、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合作外，双方也同意启动法律互助协议（简称MLAT）的谈判；争取在年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访之前，完成双边自贸协议升级版的谈判；在部长和市长层级成立新加坡上海合作委员会；探讨为两国青年和学生制定互惠的实习计划等一系列深化两国关系的项目。

今年的JCBC反映了双边关系深厚的基础和不断深化的趋势。尽管两国的联合主席都设定在副总理层级，中国在2013年政府换届后，中方主席由升任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高丽接任。这是中方首次委任常委级别的大员担任JCBC主席。这一安排并没有因为两国关系的起伏而有所改变，韩正也是2017年就职的新一届中共政治局的七名常务委员之一。财政部长王瑞杰今年则受委为JCBC新方副主席。作为第四代领导层的领跑人物，王瑞杰的任命凸显了新加坡对JCBC的重视程度。

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剧变，对中国和新加坡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也证实了两国关系历久弥坚的韧性。美国朝野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判断发生根本性改变，导致华盛顿对中国发起了震惊各界的贸易战，并且在投资、高科技及人才交流，甚至南中国海和台湾等战略领域，也出现了逆转现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警告，中国在制造业和农业最终要被迫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透露了形势变化对北京所产生的政治压力。

美中的大国博弈，虽然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可是美国保护主义的政策倾向，对于依赖国际贸易的新加坡也是不小的威胁。同时，特朗普所主张的单边主义，更是有不顾国际既有规则，自行其是的任意性，徒增环球外交的不确定性。这些发展均显示，遵守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规则，同样符合像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的利益。现在看来，新加坡始终敦促各国恪守国际法，一时可能在个别课题上同中国立场不符，可是长远而言却契合彼此的利益。

在去年10月访问华盛顿时，李显龙总理在同特朗普于白宫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就呼吁美国保持同中国的合作关系，并相信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对美国产品的入口必然会增加。他今年4月出席在海南的博鳌论坛时，也委婉地批评了美国，强调新加坡不认为单边提高关税，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这不并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作为小国，身处利益迅速变化的险恶国际环境里，坚持国际法和规则必须是新加坡外交方针的基石。正是奉行这个原则，新加坡才能与中国建立经得起考验的互信关系。张志贤副总理在本届JCBC会议上表示，新中重庆项目旗下的南向通道，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的发展重点十分契合，有助于把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非洲、中东等区域衔接起来。他透露，“一带一路”已纳入JCBC的主要议程中。

这个表态的意义在于，随着美中博弈的升级，西方世界也逐渐对中国采取抗衡的姿态，尤其针对其外交大战略的“一带一路”，但新加坡并没有随波逐流。欧盟拟在10月举行的欧亚领导人峰会前，签署旨在改善亚洲国家的运输、数字和能源连通性，并提升环境与劳工保护标准的“亚洲连通战略”。这被视为要替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在一些国家如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巴基斯坦等的政府在大选下野后，均传出新政府因不堪债务负担，有意检讨“一带一路”项目的消息，新加坡在这时继续支持“一带一路”，展现了维护两国友好关系的原则性态度。

中国崛起和西方反应的动态发展模式，可能还会持续好一段时日，然而新中友谊的厚度，或许反而因此而衬托其疾风知劲草的可贵。

原载2018年10月1日《联合早报·言论》

世俗时代的377A

泰勒的《世俗时代》尝试分析当代人为何深陷道德困境。Image from philotheo.org

世俗时代普遍存在“精神分裂的倾向”，现代人经常得面对来自不同价值体系的“交叉压力”。

在一些国家已经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年代，再来讨论同性恋的合法与否似乎显得落伍了。但是印度最高法院废除禁止男同性恋性交的殖民地法条，再度引起本地关于类似法条（《刑事法典》377A条款）存废的争议。反对废除法条的论者，几乎都不厌其烦地先强调对同性恋者的同情态度，然后才提出自己反对废除的理由。一贯自诩不畏惧错误民意，坚持做出不受欢迎但正确决策的政府，这回也退到民意背后，表示要尊重社会多数意见——当前的民调，还是反对废除者略占上风。
这是世俗时代的必然景观。所谓世俗时代，虽然是根据欧洲历史演进所产生的概念，但是在西方主导世界历史数百年之后，很多西方概念其实也已经“普世化”了。世俗相对于神圣，是欧洲从宗教氛围浓郁的中世纪，历经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孕育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趋势，最后形成了韦伯所谓的“祛魅”——传统社会对于世间万物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敬畏，统统被自然科学的知识和理性所消解。在西方，这意味着政教合一体制的瓦解。19世纪西风东渐，中国人在推翻帝制后一并自我瓦解了礼教文化；连通过明治维新保教保种相对成功的日本人，二战前后也无法不因既有文化和社会的挑战压力而激辩“超越现代性”。
世俗化以及其所代表的价值，正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分水岭。韦伯的祛魅概念，生动概括了欧洲乃至世界历史是如何进入现代化的，但是世人日常存在的意识，如何能在短短500年间，从笃信神明到“上帝已死”，则是被誉为西方当代最优秀的思想家、加拿大哲学家泰勒（Charles Taylor）在其2007年出版、近900页的巨著《世俗时代》所要探索的问题。泰勒从五个方面，探讨前现代人和现代人“日用而不知”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态度所发生的断裂。他指出，世俗性是现代人存在的普遍境况，是众人对世界所持有的共同想象，无论是信徒或是无神论者，都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和制约。
根据加拿大哲学教授史密斯（James K A Smith）对《世俗时代》的解读，泰勒所勾勒的五大断裂分别是：万物意义的定义从外部世界内化到人自身；集体生活转化为重视个人隐私；生命的意义从追求永生到满足今世；对时间意识的改变；外部世界从丰富多层次的“有序的整体”（cosmos）单向化为“自然的宇宙”（universe）。这些断裂，使得世人在1500年时无法想象没有上帝的世界，而在2000年时却更普遍的对崇拜上帝感到犹豫不决。
小时候还被长辈警告，别在大树下小便、别手指月亮、别直视灵堂起棺……这些传统礼教文化的残留，对于不再迷信万物有灵的现代人，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他们生活里也就几乎百无禁忌。这是由于人成为主体，能自我定义万物的意义，所以现代人得以摆脱传统人际关系的约束，因为世界不再是个充满丰富意义的“有序的整体”，个人行为也不必受制于他人的观感，或可能被视为违反集体利益，因而更容易我行我素；加上个人生命无须再从追求永生中得到安顿，只要实现今世的幸福，所以人人都得以自行决定生命的意义，不必再符合一套基于共同文化假设所制定的价值等级——类似377A存废的争论因而难有共识。
世间的神秘性因祛魅而消解，现代人于是相信一切现象，都应当能通过理性得到解答（眼前的谜团只是证据还暂时不充分），不再接受“上帝旨意不可知”的教义；同时也因为失去了超越性和神圣性的权威，只能依靠自己作为意义的源头。这使得共善的基础落空，因为一人所谓之善，很可能是另一人所谓之恶。这种“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存在状态，用泰勒的话形容，是世俗时代普遍存在“精神分裂的倾向”，现代人经常得面对来自不同价值体系的“交叉压力”（cross pressures）。
377A存废的争议，生动地凸显了现代人身处“交叉压力”的困境，前述反对废除377A者不约而同地先强调对同性恋者的同情理解，正是这种“精神分裂倾向”的体现。由于对世界和生命缺乏整体性的意义，人们经常得按照自身的好恶，去决定在不同课题上的立场。所以我们看到拥抱进步观念的基督教牧师公开支持废除377A，也有不愿意放弃自己回教信仰的同性恋者。价值体系不再是人们必须俯首称臣的主宰，而沦为犹如超级市场的货架，人们推着手推车，根据自己的好恶，在货架上随手选择符合自己品味的价值。
这个困境使得当前关于377A存废的讨论，极有可能会在各方情绪激昂中走入死胡同。在这个意义上，更多的讨论并无法使真理越辩越明；但吊诡的是，理性辩论却又是世俗时代所珍重的价值，因为如果不能通过话语的冲突来取得妥协，化解矛盾，就只能通过比拳头大小的蛮力了——民调显示社会多数要保留377A，只是一种“多数暴力”的体现而已。就算“进步派”最终能取得过半数的民意，也不代表问题的解决，因为一方所谓的善，仍然是另一方所谓的恶。
“上帝已死”，现代人还得在今世寻找可能已不存在的救赎。

原载2018年9月30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你的速度 我的安全

政府既是全国最大的地主，也是全国最大的雇主，由此所累积的庞大权力，不是普通民选政府所能够想象的。然而，权力越大，责任越重。

 

日常下班后搭地铁回家，从地铁站步行到家那段约7分钟路程的归途，以往在那近半夜的时分总是异常冷清，只有三三两两跟自己一样满脸倦容的归人。近来，却不时会见到轻狂骑士骑着个人代步工具，在汽车几乎绝迹的公路上风驰电掣而过。这让过马路变得异常危险——与汽车相比，这些横冲直撞的个人代步工具没有引擎声，也没有老远就看得见的车头大灯；而且骑士完全视交通灯为无物。所以看到那些戴着耳机听音乐，或干脆边看手机边走路的归人，不由得替他们的安全捏一把冷汗。
鉴于此前发生了几起个人代步工具导致行人死伤的意外，政府已经接受了活跃通勤咨询小组所提呈的六大建议，其中规定脚踏车和电动踏板车等个人代步工具使用者，在人行道时必须把最高车速，从每小时15公里减低至10公里。这一建议自然引发争议，一些支持者还嫌10公里时速太快，希望进一步减到8公里；反对者质疑，10公里几乎就是快步走的速度，已经失去了使用工具的意义；如果再加上诸如强制戴头盔等要求，使用工具的麻烦将超过便利，无异于变相禁止。
有不开车的朋友在读了新闻报道后说，最关键的还是限制速度，越慢越好；至于戴头盔的规定，他一点都不在乎，因为如果骑士发生意外，“撞破头是活该”。举这个例子，无非说明此课题的争议性，已经接近情绪化的程度。反对工具的一些人，至今还在指责政府原本就不该允许这类对行人安全有害的工具上路，特别是在当前人口老化的环境里，对行动迟缓，反应不快，本来就害怕出门的老人家，分分钟都是可能的致命威胁。
从反对派的角度看，禁止个人代步工具有很大的正当性。无论是威胁老人和一般行人的安全、同政府鼓励国人多运动来对抗肥胖症和糖尿病的政策目的背道而驰、从地铁站到家门口“最后一里路”反正已经有共享脚踏车……各种因素都表明，个人代步工具除了让使用者有出行乐趣之外，基本上弊大于利。这当然是非常“新加坡式”的务实逻辑，把生活乐趣的正当性摆得很低。其实，只要不危害旁人，生活上的乐趣应该是值得鼓励的。
我自己不使用个人代步工具，也对一些骑士旁若无人的态度相当反感，但“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尽管内心赞成管制，但若抛开个人利害，觉得还是能从两个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这似乎是新科技挑战既有社会规范的又一版本。跟私召车、短期租房、共享脚踏车、无现金支付等的出现一样，因为是全新的事物，社会没有现成的应对办法，所以必然得经过一段恐慌、排斥、角力、适应的曲折过程。当前的讨论显然距离“适应”阶段还相当远，在得出两全其美的办法之前，相信激烈的争论还将继续。这也未尝不是好事，毕竟社会应当学习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能凡事都要指望政府。
虽然是新科技，但它仍然是存在于文明社会之中，解决的办法因而离不开基本的常识。其中之一，还在于尊重旁人的权利。行人要尊重骑士享受速度和便利的权利；骑士更要尊重行人安全出行的权利。重伤或致死意外的发生，只能归咎于极少数缺乏自律和公民意识的害群之马。如果个人代步工具使用者社群要争取社会的理解和接受，恐怕需要自助自救，推动更多如何安全使用工具的普及教育工作，甚至探讨如何有效惩处鲁莽的使用者。
第二点是，虽然说成熟的公民社会应当具备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国人凡事指望政府出面的现象，其实也表明一个现实，即新加坡政府并非一般的民选政府，而更类似社会主义国家的全能政府，因为它掌握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也通过建立各种制度，影响了国民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如公积金、组屋、拥车证……政府既是全国最大的地主，也是全国最大的雇主，由此所累积的庞大权力，不是普通民选政府所能够想象的。然而，权力越大，责任越重。当连在组屋底层摆设灵堂都要申请准证时，就难怪国人什么事都本能地要找政府解决了。活跃通勤咨询小组由一名高级政务次长领导，就可见政府无所不在的影响力。
全能政府的好处，当然就是高效率，可以“集中能力办大事”；其弊端，则在于如果“大事”是基于错误的前提，则后果也会很严重。普通民选政府，或许缺乏效率，可是也不易犯上“颠覆性错误”。此前关于新加坡是否是一艘小舢舨的比喻，背后所争论的，其实也就是全能政府或民选政府之间的利弊。
强制规定个人代步工具限速，本质上不能算是真正的妥协，因为受管制的少数未必心服口服。真正的妥协，理当是各方心悦诚服的结果。但是，要取得真正的妥协，可能得旷日费时，期间的机会成本，未必是小国如新加坡所愿意承担的；而要真正建立成熟的公民社会，牺牲效率的妥协，却又是必须的价值。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普及、要建立智慧国愿景的时代，社会更需要独立的个别公民做出自己的判断，解放个体的创造力，并从中谋求社会共赢的最大公约数。从处理个人代步工具的整个过程观察，国人显然仍须努力。

原载2018年9月9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进宫、入狱、生娃——驻日三年杂记

 

“金阁啊！我终于来到你身边住下来了……你的美，也许再过些时候就会清楚地看见，现在还看不见。但愿现实中的金阁比我想像中的金阁会显出更清晰的美。”（《金阁寺》，三岛由纪夫）

 

对于日本的各种想象，或许就犹如三岛由纪夫对金阁寺的憧憬一样。在外派日本工作三年之前，我有机会参加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为东南亚青年公务员所主办的一个月日本体验之旅，也曾参加过日本外务省为培训发展中国家外交部官员日语能力的九个月课程，在东京以北的埼玉县的日本国际中心寄宿上课。尽管如此，现实中的日本比我想象中的日本，仍然存在巨大的回味空间。

 

金阁寺之于三岛，应该是“美”的“原型”（archetype）；而日本之于我，或许更多是“善”的原型吧。从追看电视剧《阿信》开始，到羡慕成功面试就读日文系的大学同学，日本如何快速地从二战废墟，一跃成为发达国家，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各国急于破解的谜团。虽然因为“广场协议”而导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出现了所谓的“失落的十年”，日本社会的井然有序、彬彬有礼，对比小时候从经历日占时期长辈口中咬牙切齿的日本想象，对我依然具备强大的磁力。

 

1996年4月，有幸被新加坡外交部外派驻日本大使馆服务三年。外派前我与未婚妻结婚，一起去位于东京六本木的新加坡大使馆报到。

 

那是让人眼界大开的三年，特别是当时很多不经意的见闻，随着岁月的沉淀，慢慢对我展现出其内在的文化意义。三年间经历的大小事固然不少，当中值得一书的，应该就是题目所说的“进宫、入狱、生娃”这三件事了。

 

与明仁天皇面对面

 

在使馆服务了近两年后，资深的大使任满回国，接任的新大使到来的第一件公务，便是准备进宫向明仁天皇递交国书。

 

仪式安排在1998年4月23日。首先要办的第一件事，便是向位于皇宫附近的帝国酒店租用仪式所需的燕尾服。（那些还保留民族服装的国家，则可以穿自身的国服参加典礼。）在正式场合穿戴燕尾服，是日本官方众多见证明治维新时代努力西化的历史遗留的一例。日本内阁就职典礼时，首相以及所有男阁员都会身穿燕尾服拍集体照以示隆重。

 

递交国书的仪式简单却庄严隆重，我们一行人（候任大使、公使、一等秘书、身为二等秘书的我以及另一名二等秘书）当天一早便到东京驿（火车站）启用于1914年的红砖丸之内建筑物的贵宾室等候。这个安排据说有其历史原因。日本明治维新后积极向西方学习，当时的列强新大使赴任日本时，会先在横滨港下船，然后乘坐火车直赴东京，再从火车站乘坐宫内厅的专用礼宾马车入宫递交国书。

 

到了约定时间，陪同的宫内厅官员便陪同大使一起步出贵宾室，准备上马车。犹如童话电影里看到的马车，由两匹漂亮高大的黑马拉动，共两乘，各坐两名乘客，还有四名骑马的警察护卫。我和另一名二秘同事只能失望地坐在尾随的礼宾汽车。车站外已经挤满了因为马车而好奇看热闹的日本人和外国游客，不少人还对着穿着燕尾服的我们拍照，虽然一时有了大明星的虚荣感，却丝毫不敢嬉皮笑脸，赶紧快步上车，准备进宫。

 

车水马龙的东京驿面向皇宫的中央口交通，在那一刻为我们一行实施短暂的管制，马车沿着行幸通直达和田仓门，再左转入皇居外苑进宫。

 

日本皇室所在的皇居，基本上就是东京市中心最大的树林公园，郁郁葱葱，幽静典雅得同外面热闹非凡的东京简直是两个世界。上网查了资料，皇居总面积为3.41平方公里。在日本泡沫经济的巅峰时代，据说其地价相当于整个加利福尼亚州房地产价值的总和。（当时在皇居附近的银座，一家面积才3平方米的角落办事处就要价60万美元。在泡沫经济破裂后，东京房地产价格仅有巅峰时期的1%，从中便不难了解泡沫经济对日本人心理的冲击。）

 

一进入皇居，心情不由得变得越发庄严。而今回想，这种带有敬畏之心的反应，不只是来自皇居建筑的气派，也不仅是即将觐见的明仁天皇拥有身为一国之君的崇高地位（其实他本人相当和蔼可亲），还包括天皇作为日本民族团结的象征，以及其所代表的千年的历史传承与文化想象。

 

在皇居下车时，鬓发灰白、仪表出众的宫内厅长官已经在那里等候，同候任大使寒暄几句后，陪同我们一行到一所富丽堂皇的偏厅等候。宫内厅的礼宾官向我们简单讲解了递交国书时的礼仪。我们会轮流进入皇居宫殿“松之间”，进殿后缓步走到另一头天皇所在处，距离他一米多处站立，鞠躬后面对他后退三步，才转身走出殿外。

 

在偏厅等候时，大伙交谈时不由自主地都压低了声音。有人讲了个笑话，试图让大家笑着放松一下。一位同事去了一趟厕所回来，低声说一定要去看看，里面也是金碧辉煌。我听从建议，立即去参观了一下，果然让人大开眼界。洗手回来后大伙还私下开玩笑，说要带走个印上皇室菊花紋章的香皂或杯垫什么的回去留念。当然，没有人真敢那么放肆。

 

仪式非常简单，殿门打开后，依稀记得看到天皇站立在正殿中央，左侧立着陪同的外务大臣或副大臣，大使由宫内厅官员带领，到天皇面前双手递交了国书，鞠躬行礼，天皇也欠身回礼。礼宾官逐一示意我们入殿，轮到我时，就按照之前的指示做，或许太过紧张了，脑子更多是空白，至今一直没有完整的记忆，忘了鞠躬前是否直视天皇，只记得一心要把礼仪完成，害怕出错出洋相。

 

待行完礼步出松之间大殿，心情在一阵放松之际突然百感交集。一方面对于能代表国家参加并亲身见证如此庄重的典礼而与有荣焉，另一方面突然想到祖父母若泉下有知，他们的长孙对着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裕仁天皇的儿子当面鞠躬，不知道会作何感想？虽然家人侥幸在日占时期都生存了下来，但还是躲不过那三年多的苦难和屈辱。记得小时候曾听先父说过，当年日军南侵的消息不断传来，年幼的他好奇地问先祖父：“难道日本兵是铁甲人？为什么没有人能阻挡他们？”

 

当年的铁甲兵虽然不在了，但是创造铁甲兵的秘方似乎还很鲜活有力。皇居地价在经济泡沫后仅剩泡沫巅峰时的1%，整个社会的财富经历程度如此严重、几近灭顶式的价值摧毁，人民居然没有暴动，社会如常运作，不可以不说是一大奇迹。

 

从天堂到地狱

 

如果说皇居是日本社会的最崇高的象征，那监狱无疑就是另一个极端了。1998年12月，随着圣诞节和新年假期的临近，大使馆的工作节奏也跟着慢了下来。因为负责领事事务的同事回国休假，我暂代了他的任务。不巧日本官方突然通知，一名新加坡囚犯在狱中病逝了。我们赶紧联络了在他在新加坡的家属，由于空运大体的费用太高，家属同意在日本火化，再把骨灰送回国。

 

这是一起不常见的领事任务，刚身为人父不久的我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职责所在，也只好接下。日方安排在圣诞节当天接待使馆人员，主要是确认死者身份、见证火化仪式并安排骨灰的运送。

 

死者的名字已经不记得了，他似乎是因为走私犯罪而入狱，被囚禁在距离东京以西35公里的府中监狱（府中刑务所）。府中刑务所是日本最大的监狱，也是拘留外国囚犯的地方。12月23日是明仁天皇的生日，在日本是公定假日，但是12月25日却是工作日；而当天却是新加坡的公定假日，我们于是得事先安排使馆司机加班，载我一个人驱车一个半小时去执行公务。

 

印象中这名逝世的新加坡囚犯家境并不好，好像也没有成婚，家人不知道是因为旅费太贵，还是感情不睦，亦或是怪他给家里蒙羞，并没有人来日本办理后事，而是全权委托给大使馆代办。死者大约40来岁，好像是急性肺炎死去的。东京的冬天虽然没有后来派驻的北京冷，但是也有零下的时候。监狱里不知道是否有供暖，会不小心感冒而致命并非不可能。事先查了使馆档案，也询问了本部领事司的同事，似乎没有什么前例可遵循。为了这个任务，我在衣柜里选了黑色的领带打上，穿上深色的西服。一大清早从使馆出发时，唯一的念头，就是要确保这名国人同胞的确是病死，而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一路上一直被这个念头所困扰，也就没有心情与司机同事聊天，或看看沿途的景观了。

 

好不容易才抵达府中市。环绕府中刑务所的高墙和墙内巨大的建筑让人感觉灰暗。迎接我的是一名会讲一点英语、长得有点矮胖的监狱官，他大概介绍了情况，便带我去见监狱的医务官。身穿白袍、身形瘦削的医务官也会说英语，客气但冷淡地向我简单解释了死因，就带我一同去查看尸体。尸体摆放在一间冰冷的小房间里，用白布盖着。医务官揭开头部的白布让我确认死者身份。我只能对照档案的照片验明正身，那一刻我不断提醒自己，要查看死者面部是否有任何异常或伤痕。那短短的几秒犹如几小时，在没有发现任何异样后，我向医务官点头示意。他盖回白布，再陪同我回到他的办公室，让我在文件上签字，就算办理了交接手续。

 

迎接我的监狱官这时告诉我，希望我能等候尸体火化，才一起去处理骨灰。等火化完毕，我们一同去到一处临时安排的灵堂，由于没有家属，按照日本习俗，监狱方把我当做家属代表。陪同我的监狱官这时递了一双长筷子给我，然后就连同负责火化的白衣工作人员，一起把焚化后的白骨，用筷子捡起来放入骨灰瓮中。日本人至今在进餐时还保留了唐代的分食习惯，一人一分，而不是宋代以后中国人的共食。据日本友人说，因为就是这个一家人一起用筷子把骨灰放入骨灰瓮的习俗，让日本人觉得在餐桌上从同一个大碗里捡取食物共食不吉利。

 

捡完骨灰封瓮后，监狱官和工作人员对着骨灰瓮双手合十，并点香祭拜。我也入乡随俗，拿着香开始默念了一遍《心经》，深深地对骨灰瓮三鞠躬，才转身向监狱官和工作人员鞠躬道谢。他们赶紧一一弯腰鞠躬回礼。这时仪式总算完成。

 

监狱官这时的态度不再如初见面时那么拘谨，陪我到他的办公室，向我解释骨灰瓮将如何运回新加坡。我向他道谢后，也就同时告别。他陪同我去到监狱外的停车场，目送我上车，鞠躬道别。

 

上车后整个人有一种说不出的虚脱感，看着手表，虽然已经过了午餐时间，却一点胃口也没有。日本籍司机同仁有一句没一句地同我聊天，我则心不在焉地虚应故事。心里一直隐然不安，但却说不出所以然。可是在内心的极深处，一把声音则向我耳语：为什么没有要求医务官掀开遮盖尸体的整块白布？

 

外国囚犯在府中刑务所都是单独监禁的，不若日本囚犯是数人一间。日本是个先进有礼的文明社会，虽然也有所谓的学校和职场的欺凌现象，但应该不会发生在当时已经在日本享有声誉的新加坡人身上吧？日本监狱尽管严厉，毕竟不是第三世界国家那样无法无天；死者为大，要求看全尸似乎有大不敬……我不断试图开解自己，然而却躲不过耳语所隐藏的责问：万一在尸体脸部以下发现有淤青，又将如何？这恐怕才是为什么没有要求医务官掀开遮盖尸体的整块白布的真正原因吧？

 

这个问题困扰我至今，偶尔夜深人静，不由自主会回想1998年圣诞节的那一天，自己是否有辱使命？那个记不起名字的同胞，到底有没有冤死在异乡的监狱里？我当然希望没有，可是也不敢百分之百的确定。哪怕概率非常渺小，我那一刻毕竟没有完全排除任何的疑点。这个永远的愧疚，只能在平日诵《心经》时，回向给这个客死异乡而被我遗忘了名字的同胞。

 

新生命的喜悦

 

日语中有“我慢”一词，是借用佛教的词语，原意是形容自高自大、虚荣心等，在日文中则有“忍耐、忍受、克制”等意思。日本文化与中国传统在“吃苦”这一点并无二致，都相信是一种能升华人格的美德。“我慢する”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这一点，因为大女儿在日本出生的经历而深有体会。

 

由于地理上比从新加坡出发更靠近，我们在派驻日本后的隔一年年底，就飞去夏威夷二度蜜月。度假期间，妻子感觉不舒服，回到东京后去诊所检查，意外得到好消息，我们就要升级为人父母了。为内子检查的医生是一位英语流利、色温貌恭、两鬓灰白的谦谦君子，年龄莫约60出头。很幸运地，他也是位于品川区的昭和大学病院的妇产科主任。

 

1928年建校的昭和大学是日本最大的私立医科大学，校训“至诚一贯”，取自《孟子》的“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10多年后，我们带着已经就读中学的老大到东京旅游时，还特地去了一趟昭和大学病院。虽然没能碰到这位医术精良的老医师，但从柜台处得知，他还在继续悬壶济世，心里都感到很欣慰。

 

由于是第一胎，我们特别紧张，除了定期到医院检查，也从东京外国人社交圈子里找到一个陪产课程。讲师是一位英国籍的女护士，专门讲解怀孕时该注意的事项，比如个人卫生、饮食起居等。由于护士看起来年轻窈窕，手指上也没有婚戒，我很不政治正确地用半开玩笑的方式问她是否有过生产经验，她从实招来，承认自己是纸上谈兵；从所有上课的年轻夫妇脸上，我感觉到大家都赞许我大胆有此一问。

 

虽然纸上谈兵，课程却也并非完全没用，我印象最深的内容，是她教导丈夫在产房时，如何提醒孕妇通过呼吸法来减缓痛楚。需要用到这一招，因为日本妇产科鼓励自然生产，而且尽可能不给生产时的孕妇打止痛针。自然生产是一件消耗孕妇体力的事情，所以得学会如何在阵痛不断加剧时转移注意力，保持临盆剧痛时孕妇还要用力“推”的气力。

 

简单说，分娩呼吸法基本上分三种，在剧痛时用蝴蝶法，从嘴巴快速浅呼吸，目的在分散注意力并保持体力；在微痛时用一般呼吸法，用鼻子吸气嘴巴呼气，放松全身肌肉；在不痛时则用悠长呼吸法，用鼻子深呼吸。用对呼吸法，能避免在错误的时刻不自觉地过早“推”。同时，由于孕妇在阵痛时可能情绪紧张，陪产的丈夫适时提醒该用哪一种呼吸法，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自然分娩、拒用止痛针这些看似“落后”的做法，背后都有大量实证为基础的医学道理。主要是减少人为干扰的自然生产，对孕妇和婴儿的长远健康都大有裨益。很多时候，千锤百炼的传统智慧，内含了科学在个别阶段还没法解释的道理，随着科学知识越来越丰富，很多从前说不清楚的道理，也就让人恍然大悟了。

 

由于我们是“外人”（非日本人），所以医生破例让我到产房陪产。自然生产的美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生命的本质——生命的诞生和存在，必须经过挣扎和奋斗的痛苦，才能从中展现其可贵的意义。我无法感受太太所经历的痛苦，但是亲身目睹了新生命到来的一番搏斗。“我慢する”的精神，比起西方当代自由主义追求快乐生命的人生主张，恐怕要更贴近人存在的真谛。女儿呱呱坠地那一刻的心情，只能用“非笔墨所能形容”来带过。

 

太太事后说，呼吸法的确有用，加上那时我们都还没有过30岁，孕妇体质状态良好，整个过程相对顺利。昭和大学病院的悠久历史、先进的医疗科技、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准和态度，当然也让我们倍感放心。

 

分娩后，产妇规定要在医院住上六天。这段期间医院会教导新母亲各种育婴常识，如何哺乳、给婴儿洗澡等等。但是，日本人对于坐月子这个更为悠久的生活智慧几乎一窍不通。还好家母当时还算健壮，就特地飞来东京与我们一起住，顺便照顾妻子坐月子所需的一切。

 

日本的国籍法，反映其岛国排外的心态，对外国人归化有诸多严格的限制。身为代表新加坡的外交人员，我们当然丝毫不考虑这一点。只是女儿领取的是昭和大学医院具名的出生证明，她回国后还需要经过一些法律程序，才能取得公民身份（如果她是男性，只要在18岁时当兵服役就解决问题了）。无论如何，这个难得的经历，也让我们见识了日本医疗体系的高效率和水准。放眼世界，能够享受到这种让人安心的医疗服务的国家，其实也没有几个。

 

小结

 

在日本的三年，是让我们珍惜且难忘的三年。在新加坡外交部的同仁当中，就我所知，在外派时能同时经历进宫递交国书、入狱收尸和到医院陪产的，恐怕绝无仅有。

 

日本的善，或许就在于经历了战败之痛后，迅速从废墟里发展茁壮，并且能够为一般的子民提供安居乐业且有尊严的生活环境。其中原因，可能还在于其皇室在投降后得以保留，减少了对民族集体心理的冲击破坏，让历史传统不至于被拦腰切断。当然，其排外的岛民心理，对于外人还是一种不易适应和克服的障碍。然而，观诸当前因为全球化导致的移民涌入，在欧美所点燃的民粹主义情绪，又何尝不是排外的呢？国家首先应该对自己的国民负责，做到基本的内外有别，在当前纷乱的意识形态混沌里，恐怕又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常识吧。

 

然而，日本人的内外有别，呈现在民族主义对于历史的态度，依然困扰着包括日本人自己的很多旁观者，也让日本所代表的善不那么纯粹。一方面，日本战后的表现，无论是促进国内人民的幸福生活，或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的一员，都是对投降前的军国主义罪行的某种救赎。但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始终拒绝诚心地谢罪，学习德国人那样彻底反省，妨碍它真正走出历史的心理阴霾。但如此重大的课题，并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随着女儿的成长，我们不时都会到日本旅行，一来安全、二来亲切，每每尽兴而归。环顾当前乱世，我想，从一个个人的身份思考，如果能生活在日本，应该还是幸运且幸福的。

 

（原载2018年8月21日《大家》）

别衣着暴露的进化论理由

婚外性交是极为危险的行为，不但有传染性病乃至致命的风险，也会让女性因怀上私生子而不见容于社会。有效避孕手段的出现，因而颠覆了规范性交的价值体系，也改变了两性关系。

不时都会读到卫道者批评女性衣着暴露的食古不化新闻，最近一则是7月20日的《“穿着不暴露可防被性侵” 菲警告诫妇女言论引公愤》，在这个强调男女平等的时代，“引公愤”是必然的反应。2月2日的《联合早报》副刊有一则《观众大声说》：“很好奇某个女观众是否刚从山洞出来吗？常常留言批评女主持穿着暴露，或小心衣服掉下来等等。都什么年代了，难道要女主持穿旗袍主持节目吗？”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社会出现穆斯林女性由头到脚长袍罩身才能上街的景观。按现代社会的标准，这当然是保守且落后的习俗。
因坚决反对极端左派在校园内玩身份认同政治，而双双失去教职的美国进化生物学家温斯坦（Bret Weinstein）和海茵（Heather Heying）夫妇，却持不同看法。自认为是进步主义者的温斯坦和海茵，在政治上长期支持美国民主党，可是却坚持社会关于两性关系的讨论，必须立足于科学事实而不是意识形态。所以他们反对极端左派以简单的性别平等价值，作为褒贬两性关系的标准。
他们指出，人类进化的历史悠久，智人（Homo sapiens）本身便存在约30万年，期间所形成的存活和延续物种的本能，深刻影响了人类的生理和心理结构，至今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可是两性平等的意识形态，却只有不到200年的历史，何者对我们更有深层次乃至“真实”的作用，答案不言而喻。
就以当前“肥胖症”疫情，从发达国家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为例，就不难看出进化遗留的强韧影响力。哈佛大学人类进化生物学教授利伯曼（Daniel Lieberman）指出，我们的远祖由于食物来源不稳定，身体因而演化出囤积脂肪的本能，以便在缺乏食物时继续为日常活动提供能量——特别是高度消耗能量的大脑，以及孕育婴儿所需的能量。糖分容易转化为脂肪，所以人类对甜食有着天然的偏爱。美国现代食品业者充分利用这个弱点，生产高糖分高脂肪的加工食品，最终导致欲罢不能的痴肥恶果。
进化史也决定了人类的性行为。这主要围绕在传宗接代这个目的。基因分析发现，女性传承自身基因的成功率远高于男性，因为只要她们成功生育，就大为提高基因传承的概率；而历来有很大部分的男性，却因为早死（战争）或难以赢得配偶，而在物竞天择中完败。所以，男性的性行为本能，非常不同于女性。
温斯坦说，男性基本上采取三种策略来传承基因。第一种是一夫一妻制。因为养育婴儿需要极大的资源，除非男性能让女性相信他愿意投资于照顾下一代，长相厮守，女性基本上不会同他交配。但是，男性传宗接代的本能，也让他不介意第二种策略——如果能随机“播种”，找到愿意交配的女性而又不必承担养育后代的责任，这对男人而言无异于“进化红利”。温斯坦发现，很多男人都能够想象两种女性形象：“美丽而不性感”“性感而不美丽”，前一种启动男人的第一个求偶策略，后一种则会启动第二个策略。第三种策略是强奸，但这不涉及当代男女关系主流，所以存而不论。他强调，第一种策略是男性传承基因最成功的策略，所以婚姻制度才会广泛存在于古往今来的不同人类社会中。
海茵则指出，在自然界四五千种哺乳动物中，人类女性是唯一在不授乳时，乳房大小不变的动物。她说，在进化史上，女性或处于饥饿、或授乳、或怀孕的状态，所以在平时，乳房是她向男性广播其具备生育能力的“性信号”。同时，人类女性也是少数“隐藏”其排卵期的动物（海茵相信这是女性减轻被强奸概率的进化结果）；而且，人类女性是少数没有固定发情期的生物，在更年期后仍然保持“性趣”。
这些基于进化论的生理事实，却因为科技所带来的价值观变化而受到干扰。相比悠长的人类进化史，现代有效的避孕手段犹如昙花一现。现代男性避孕套的发明和普及是19世纪的事，女性口服避孕丸更是迟至1960年才获准贩售。此前，婚外性交是极为危险的行为，不但有传染性病乃至致命的风险，也会让女性因怀上私生子而不见容于社会。有效避孕手段的出现，因而颠覆了规范性交的价值体系，也改变了两性关系。
温斯坦和海茵认为，商业社会为了促销，不断给女性制造不安全感让她们消费，却无形中鼓励女性通过美容、瘦身、珠宝、暴露身材等方式来引起男性注意，殊不知这么做正刺激了男人第二策略的“性投机”潜意识，把女性当做播种对象而不是养儿育女的伴侣。
在现代避孕手段出现之前，文明社会为了保护未婚女性，都对她们的社交和衣着严格规范，也许正是要避免激励男人的第二策略。从这样来理解穆斯林女性的全身罩袍，或许就不会简单地抨击为压迫女性了。当然，遮脸的罩袍，毕竟抵触了讲究人与人应当直面交往的现代社会价值。
现代人固然已经走出了山洞，但谁又能确定我们内里没有依然住着穴居的元祖？

原载2018年8月5日《早报星期天·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