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的盲点

 

“灯下黑”原本指照明时因被灯具本身遮挡,在灯下产生阴暗区域,后引申为人们对发生在身边很近的事物和事件,反而不易察觉。
派驻台北的那几年,对于台湾社会内视的严重程度感到不可置信。这恐怕也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台湾媒体有多轻视国际新闻,只要看看电视报道就能体会。台湾以外的消息非但少得可怜,偶尔有外地的新闻,也绝大多数是趣味事件或重大灾难,罕见那些能影响台湾国民生计甚至安全的重大国际经济、政治新闻。媒体则卸责地辩称,国际新闻的收视率不好,所以电视鲜有国际新闻,完全是观众的选择。
无论采信哪一种说法,其后果就是台湾人整体上缺乏国际观。印象中,台湾人想象中的“国际社会”,好像除了美国就只有日本,其余的一片模糊空白。台湾社会这种对外部世界的缺乏兴趣,与其动辄指控“中国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愤懑,形成强烈的反讽。
另一个更为强烈的反差,是台湾人普遍对中国大陆的无知无感。这种现象部分来自于“民主”的优越感,部分来自于敌视——因为厌恶中国大陆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威胁,所以索性就对岸的一切采取不闻不问的冷漠态度。这显然犯了兵家“知己知彼”的大忌。既然中国大陆是台湾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合理的做法难道不是尽一切努力,去了解这个苏醒了的庞然大物,以做好因应不时之需的万全准备吗?“灯下黑”莫此为甚。
因此,台湾年轻人在几乎不理解两岸经贸依赖关系的情况下,发动违法占领行政院大楼的“太阳花运动”,让对台湾经济相对有利的两岸服贸协议硬生生胎死腹中。尽管他们在台湾的工作机会越来越不理想,却鲜少看到年轻人愿意到对岸闯荡的雄心壮志。离开台湾十多年后,偶尔看到台湾的电视新闻,发现情形并没有改善多少。
新加坡也有自己的“灯下黑”。
尽管我们自诩为国际大都会,国人自以为从小就接受了“双语教育”,但正如李楚琳君4月24日在其“想法”专栏中指出:“原来只要懂得英文就是国际性国际化,那太简单了。”这种把英美等同于国际社会的下意识,就表现在另一种无知上面——对于新加坡的两大邻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到底有多少国人具备基本的知识呢?
日前因故前往印尼大使馆办事,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对这个近在咫尺的邻国,其实所知不多。近距离地与大使馆人员接触,发现他们似乎是个乐天的民族,也是个年轻的国度(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8.6岁,新加坡则超过40岁)。许多年轻的办事员面带笑容,亲切地接待前来更新护照、办旅行签证或女佣证件的人们。虽然花了点等候的时间,但整个办事过程基本顺利愉快。
在排队等候证件时,努力地回想自己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发现求学时仅接触零星的片段信息——千岛之国、峇厘风情、皮影戏、亚齐的穆斯林叛乱、苏卡诺的煽动演说、苏哈多的军人政变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仓皇辞庙、排华、峇淡岛的工业园区——可是这些并无法构成有效理解的知识系统。
进一步联想,同样惭愧地发现自己叫不出马来西亚所有各州的名字,也分不清它们的确切地理位置——尽管家里在“联邦”还有亲戚和故交,社交圈里也不乏出生马国的好朋友。比未曾踏足过的印尼好一些,从小至今还到访过槟城、吉隆坡、金马仑高原、云顶高原、马六甲、巴生港、新山等地;但是马来半岛东海岸以及东马,则仍是一片空白。
这种“灯下黑”的无知,同一般台湾人之于中国大陆,恐怕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别。在一定程度上,恐怕也源自一新元兑三令吉的优越感,以及对所谓的发达社会的盲目崇拜。安排旅行时,本能地会计划到“附近”的日本、台湾、澳大利亚,或者去欧洲、美国,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探索邻国丰富多彩的人文风情。
如果只是个人的无知也就罢了,让人担忧的是,类似的对邻国的冷淡心态,似乎相当普遍。对比殖民地时代,当年东南亚相对自由的人员与货物流动,让民间对区域环境有更大的兴趣和认识,至少这是所接触到的年长一辈予人的感觉。反而是独立建国以后,因为经济政策以西方世界为腹地,新一代的眼光和地理感情,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同中国大陆之于台湾一样,马印两国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对新加坡产生冲击,甚至唇亡齿寒。就这一点,继续既有的知识空白非但不智,简直可谓危险。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当下所应当补救的,是为国人从小提供关于两个邻国的知识框架。学校的地理和历史课程,必须有一种新马印的整体观;在流行文化方面,也不妨多了解他们在听什么歌、看什么电影。一旦培养了区域意识,日后就能逐渐通过日常新闻,来弥补认识上的空白。
以全世界特别是发达社会为腹地,依然将是新加坡可靠的经济战略,而印尼经济自本世纪以来,至今取得5.35%的平均年增长率,2亿6000多万人且生育率为2.47、全球排第四位的年轻人口大国,将日益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对身边崛起的庞然大物的无知,无异于对自己的残忍,在举目远眺之际,更要注意避免“灯下黑”。

原载2016年8月14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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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热窝时刻

 

证明“蝴蝶效应”理论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1914年6月28日发生在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夫妇在那一天遭当地民族主义青年暗杀,导致被联盟条约捆绑的欧洲列强相继宣战,酿成改变历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学者斯通(Tobias Stone)判断,人类历史很可能正走向另一轮的毁灭性发展,类似百年前因一人之死,而造成1700万人在四年里被大规模屠杀,之后引出更为邪恶的极权主义政治的悲剧。
斯通指出,因为大众的经验和知识,最远大多至父辈或祖辈的三代人时间,所以除非熟读史书,否则很容易因为这个局限,而重蹈覆辙做出毁灭性的选择。他以英国的脱欧公投为例,但更忧心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崛起,因为这同当年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崛起有惊人的类似——都是靠操弄社会大众对现状的极端不满,在夺取权力后造成千万人丧命的毁灭性后果。
这个不无洞见的观察,如今正被逐步验证。在宣布参选时被媒体当做小丑花边新闻的特朗普,已经在7月25日的共和党全国党大会上,被正式加冕为候选人。同一天民主党召开全国党大会,党主席舒尔茨因维基泄密揭露其暗中抵制希拉莉的对手桑德斯,在一片挞伐声中仓皇下台时,在2008年及2012年成功预测奥巴马当选及连任的民调专家西尔弗(Nate Silver),却公布了惊人的数据:若在当日选举,特朗普对希拉莉的支持率为57.5%对42.5%,特朗普前所未见地领先了15个百分点。
西尔弗表示,党大会召开后的民意支持度刺激效应,平均为3到4个百分点,所以15个百分点的差距绝对不寻常。况且,特朗普在党大会前的民调已经直追希拉莉。一些反特朗普的自由派意见领袖,似乎也同意这个悲观的分析。
曾任克林顿内阁劳工部长的经济学者赖克(Robert Reich)认为,从希拉莉所任命的副手人选审视,她根本不理解这场选举的意义。赖克指出,这场总统大选已经不是传统的左右之争,希拉莉任命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凯因茨(Tim Kaine)担任竞选副手,试图争取中间选民的做法,完全是误判形势。赖克分析,这场选举的主轴是反体制同体制的斗争,选民对既有体制的愤怒与反叛,正是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和桑德斯的人民革命之所以如火如荼的动力。希拉莉保守的副手人选,丝毫没有回应这股草根反叛力量的诉求。
另一组民调似乎应验了赖克的看法。尽管在妇女、黑人、拉丁裔、年轻人等各类选民中获得压倒性支持,希拉莉在占总选民近一半的群体——白人,特别是非大学毕业男性白人——却大幅落后特朗普。针对这个选民群体的焦虑,特朗普完全虏获了他们的信任。他主张的锁国、驱逐墨西哥非法移民、禁止穆斯林入境、推翻自贸协定,都呼应了蓝领白人男性选民的政治要求。他们对就业缺乏保障、收入停滞、人口种族比例改变等所导致的自身传统社会主流地位不保的焦虑和愤怒,使得他们决心不让女性担任总统。
在反对特朗普的著名自由派导演穆尔(Michael Moore)的博文《特朗普将胜出的五个原因》里,其中一个因素也是“愤怒男性白人的背水一战”。穆尔说,男性白人自立国以来连续统治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已经结束。在忍受了一个黑人总统八年后,他们无法想象再由一个女人在白宫发号施令。如果男性白人这次再输掉白宫,今后的人口结构将让他们处于永难翻身的少数派。所以特朗普公开歧视女性的煽动性语言,将能够激励他们踊跃出来投票。
在穆尔看来,另一个不容低估的因素是选民的叛逆心理。他举例说,平均教育水准高于全国的明尼苏达州选民,在1998年选出政治门外汉、前职业摔跤手范度拉(Jesse Ventura)出任州长。穆尔说,明尼苏达州选民并非愚蠢,而是他们自认可以自行其是。今天的许多选民不是认同特朗普,而是自觉可以对体制任性一次。如果再加上那些深信民主党总部偏袒希拉莉,设计出卖桑德斯的愤怒选民,希拉莉的形势将更险恶。
在民主党党大会的所有演讲者当中,数第一夫人米歇尔准确地把握了这场选举的深层意义。在她那被美国舆论惊叹为传世之作的简短演讲中,米歇尔深刻剖析为何不能让特朗普当选的原因。她完全不指名道姓地批评特朗普所代表的仇恨,并诉诸于美国人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反复提醒他们手中的一票所决定的,还包括下一代所将继承的国家。米歇尔说:“(总统必须是)那了解这个职务且严肃待之的人。那理解国家事务不是非黑即白的人……因为一旦你指尖掌握了核武器密码并指挥三军,你不能草率决策。你不能脸皮薄且倾向于鲁莽冲动。你必须冷静、克制且见闻广博。”她所批评的人格特质,都是特朗普给世人的普遍印象。
斯通所担心的“萨拉热窝时刻”,是特朗普当选总统可能导致核战争。但是在投票的前一刻,恐怕还有很多美国选民会抱着“教训体制”的心态,而且没有人会相信自己的一票将改写历史。这或许是为何人类总重复着同样历史悲剧的道理吧。

(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 yapp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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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公司除牌的名实混乱

 

负责投资新加坡国家储备的淡马锡控股,在政府宣布以约10亿元,收购地铁公司SMRT地铁列车和信号系统等固定资产,以便公司能专注于经营地铁服务和维修列车后,随即以SMRT最大股东的身份,宣布用11.8亿元来全面收购SMRT,并准备把公司从新加坡交易所除牌。媒体在报道这则消息时,多以“SMRT将私有化”来形容。淡马锡表示,献议收购的用意不在于增加淡马锡的股权,而是把SMRT私有化,但这不意味着地铁服务的国有化。

很多人在读了新闻后想必一头雾水。尽管法人身份为注册公司,淡马锡控股的唯一股东是财政部。控股成立的原因是按照自由市场的商业原则,管理并投资新加坡政府的资产,让财政部得以专注于制定政策。因此,虽然以商业公司的身份在市场活动,淡马锡的资产均为政府所有。一旦淡马锡全面收购了SMRT,后者就完全是政府的资产了;把这一举措形容为“私营化”,自然容易引起认知上的混乱。

“SMRT将私营化”的说法,是从“除牌”这一结果引申出来的。在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的法人身份,英文统称为“公共挂牌公司”(publicly listed company),因为大众(包括外国基金)可以经由持有公司股票,而成为其股东,因而让公司具备了“公共”性质。这是相对于“私人”(由家族或少数个别股东所拥有)的公司。挂牌的“公共”公司必须遵循上市的严格标准,包括公司的重大人事任命、会影响股价的商业决策、季度业绩等,都必须保持公开透明。在这个意义上,公司除牌,相对而言自然就是“私营化”了。

可是,淡马锡说除牌后的SMRT不意味着地铁服务国有化,同样容易造成混淆。因为淡马锡虽然是商业公司,其主人却是代表新加坡政府乃至全体公民的财政部。说淡马锡所拥有的资产不是国有,的确挑战了人们的常识。这中间或许也存在翻译上的问题。英文的nationalisation可以同时指“国有化”“国营化”。SMRT除牌后,还是作为一家企业、按照市场逻辑经营的公司,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国营”尚可,但它也绝对不是一家“私有”的公司。

这种名实之间的混乱,恐怕也是本地地铁服务问题的一部分。当初把SMRT挂牌上市,成为了public的公共公司,好像同社会集体的公共利益不相违背,但是回头审视地铁服务的重大问题,几乎都是在挂牌之后发生的。首先,挂牌后并非所有国人都是股东,有一小部分的股份为外国基金所持有。SMRT作为上市公司,必须为股东“创造价值”,成为资本的摇钱树。

其次,作为盈利机构与SMRT同时肩负公共交通提供者的角色,不可能没有矛盾。由于车资不能由SMRT任意定价,公司只能在其他方面“创造价值”,包括积极从事车站店铺租赁与广告等方面的业务。2011年地铁服务大瘫痪后的调查报告就指出,SMRT忘记了本身以服务公众利益为前提的工程公司的核心定位。

“效率”“创造价值”,都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所兜售的美好理念,借强调市场的能力来贬低政府的作用,认为监管会削弱市场的运作。但是美国舆论在总结自里根总统以来所信奉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时,发现几十年下来,竟然是“价值私有化,成本公有化”。

当年决定让SMRT上市,打的旗号正是“价值解锁”(unlock the value)与提高效率。经由股票和股息所释放出来的价值,仅让少数的持股人获益,但SMRT忙着创造价值,减少维修成本所爆发的地铁大瘫痪恶果,却是全社会必须共同付出的巨大代价。所谓的市场效率,同样并没有因为SMRT挂牌成为“公共公司”而有所提升,反而有赖政府最终注巨资回购,才能继续保障其盈利的可能。这种经济学上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由他人来负自己所造成的风险——也只能以除牌的方式化解。

孔子一早便意识到名实相副的重要性,因为所有的道德败坏,都是从名实脱钩开始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则天下大乱矣”,一旦名无法证实,就失去了判断好坏是非的标准,文明社会的秩序就失去了根基。与大多数轻视正名重要性的人一样,孔子的弟子子路听孔子说政治的第一要务是正名,本能地认为是迂腐的想法。孔子告诫子路,名不正的后果,将是“民无所措手足”,权力就得以指鹿为马。

撰写批判极权政治巨著《动物庄园》《一九八四》的英国作家奥威尔对此也有深刻的体会,他在小说里所创造的描绘权力如何颠倒黑白的词汇如“新语”(Newspeak)“双想”(Doublethink),后来都收入了权威字典,成为后人形容和揭露滥权者的照妖镜。就如对“市场”的迷信一样,当前对“民主”的崇拜,迷糊了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准确判断。

流产的土耳其军事政变因试图推翻民选政府,行为缺乏政治正当性而失道寡助。但总统埃尔多安此前大肆打压政治异己,利用伊斯兰削弱世俗政治体制,已经被舆论批评为违反宪法。他在平变后对公务员、军队、司法、学术、教育、媒体等领域一夕肃清数万人,恐怕更是另一种政变。军队政变是否“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恐怕不无讨论余地。西方舆论并未因埃尔多安代表“民主”,而对其利用政变进一步颠覆民主保持沉默,也可见名正言顺之关键。

SMRT除牌无疑是正确的做法,然而正确地形容它也非常重要。它不应当再是一家“公共公司”,可是这也并非是“私有化”。

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 yapp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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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的不明白

 

对于民粹主义的担忧,在英国公投脱欧后更显真实。美国人在11月会否选出特朗普总统,也随着希拉莉用私人邮箱处理国务院机密公文的争议升温,同样让人感到忧心。这股弥漫于很多社会的愤懑情绪,剑指精英阶层。精英担忧不讲道理的民粹主义情绪高涨,呼吁民众要理性、包容,但民众却觉得精英根本不理解或体恤他们的困境,高高在上而不知民间疾苦。“治人”和“治于人”两者之间的认知鸿沟,似乎已经变成天堑,彼此再难以沟通。
这种认知分裂的现象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大众对精英阶层的怀疑,并由此滋长了因不信任而产生的焦虑、愤怒情绪。这又恰好让野心家操弄和利用来攫取权力的民粹主义土壤越发肥沃。英国的脱欧派领袖之一、司法部长戈夫在公投前接受电视媒体采访,当访员指出大多数专家学者均警告英国脱欧的严重后果时,不屑地回应:“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受够了专家。”公投结果确实也证明了这个现象——当群情沸腾时,任何专业理性的意见,都不能防止民众做出自杀式的政治选择。
对精英的怀疑和不满,同样出现在美国的总统初选。来自政治光谱左右两极的候选人——民主党的桑德斯和共和党的特朗普——不约而同都惯用“被操控的体制”(rigged system)来解释美国人民所面对的诸多问题。其言外之意,正是对精英颟顸自肥,却推卸政治责任的谴责;而其所以能取得广泛的共鸣,就因为民众高度质疑精英阶层的诚信。在司法部长林奇接受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建议,不起诉希拉莉涉嫌的泄露国家机密罪后,特朗普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通过他拥有950万粉丝的推特账号,形容司法被操纵(The system is rigged)。
经济全球化、科技突飞猛进、产业急速转型等世界大趋势,使得各国越来越多无法跟上变化步伐的民众,被远远地抛在社会发展的后头。眼见自己的生活品质或停滞或下降,而精英阶层却因为这些变化而获取丰厚的成果,在无从把握和理解这些改变之际,自然会将自己恶化的处境,以及被遗弃的绝望感,归咎于主导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的精英。因此,民粹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得以指控精英无能、傲慢,不顾民众的感受,甚至是刻意造成他们生活困难。在精英和草根缺乏基本互信的大环境里,被煽动起来的民间怒火,很容易便成燎原之势。
尽管西方媒体对此有不少反省,各国的体制精英似乎还没有从后知后觉的状态中苏醒过来。英国留欧派之所以尝到滑铁卢之苦,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意识到民间的怀疑与怒火的激烈程度。《卫报》在公投后的一篇报道中,采访了一名支持脱欧的选民。他因为一再失业,不但丧失了金额不断缩水的社会福利金,最后还被赶出公共住宅。这个一穷二白,自觉被精英践踏得没有退路的土生英国人,毫不隐瞒地表明自己特地冒着寒风大雨去投票,就是为了“踢回他们(精英)一脚”。对于自觉走投无路的民众,同归于尽不尽然是非理性的抉择。
面对这种公共互信赤字,保持决策的透明越显关键。这是因为在缺乏互信的氛围里,任何公共事件都有可能引发民间的猜疑。经验表明,当事实匮乏的时候,期待真相的民众,会放大检验原本无足轻重的疑点,并宁可选择相信任何谣言或阴谋论所提供的解释。同时,掌握事实但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当局,也将显得自以为是,或被怀疑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进一步加剧民众对其的不信甚至反感,导致事件最终沦为不信者恒不信的罗生门。
眼下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地铁公司SMRT与陆路交通管理局对地铁车厢裂痕事件的处理。
在《联合早报》7月6日的报道中,两个当事机构针对问题列车在2011年投入服务后不断出现问题,包括乘客座椅旁的玻璃曾因施工不良而多次破裂;列车的电池也曾在维修期间爆炸,厂商之后改用德国制造电池等问题,“受询时未给予回应”。在隔日的报道里,陆交局表示“在一次测试中,列车的电池盖因气体累积而爆开”,可是对于玻璃多次破裂的报道仍然语焉不详。SMRT则继续三缄其口。这种挤牙膏式的回应或全然不回应,不但无助于公众理解真相,恐怕还会助长阴谋论的市场。
诚如《联合早报》7月8日的社论所说:“涉及公众利益的事件,有必要即时让公众掌握情况,多达26列列车必须分期送回制造商更换,非同小可。”况且事发多年,还由外地媒体独家披露消息,其负面效应不言而喻。SMRT是家上市公司,陆交局则是政府单位,地铁车厢由纳税人买单,公共交通又关系百万国人出行的安全,凡此种种,均要求一切行事都要保持高度透明,不容等闲视之。待消息曝光时才来反应,而且还欲语还休,只会进一步形象失分。
经过长期的努力,其他社会当前所存在的互信赤字,在本地还未形成严重的撕裂现象。但我们同样身处全球化洪流,经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产业转型等挑战,精英与草根之间的互信,绝对不可视为理所当然。近来组屋电梯接连故障,甚至发生致命意外,已经让民众对公共空间的安全问题产生疑虑。诸如此类的不安若不及时得到纾解,任其积少成多,日后将转化成社会戾气。若不幸遇到重大突发事故,加上有心人煽风点火,精致的说理届时将不敌强烈的情绪。英国脱欧的教训,应引以为鉴。

(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 yapp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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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拥枪、特朗普总统

 

后世的历史课本,或许将把2016年6月24日形容为关键的一天。英国人在滂沱大雨中公投,出于意料地决定脱离欧盟。连一向神准的博彩公司,这回也阴沟里翻船。因为根据全球绝大部分专家的分析,英国脱欧无异于经贸自杀。任何理性的推论,都不相信英国人会做出如此愚蠢的选择。所以公投的结果只能意味一种结论:政治与理性并无必然的关系,特别是大众民主政治。法国学者勒邦(Gustave Le Bon)早在1895年发表的名著《乌合之众:群众心理学研究》里就指出,群众并不渴望真相,能提供他们幻象的反而能成为其主人。后人简称说群众的智商还不到13岁。
脱欧派在公投选举期间,凭借的主要并非理性的论述,而是挑逗民族主义乃至民粹主义情绪。脱欧派民众最在意的,无非是对外来移民的不满和恐惧。在平时,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白种人移民,已经在劳动市场的低端白领职业占据优势。近年来源于逃避中东战火,冒死经过地中海蜂拥而至的穆斯林难民,更引发了许多英国底层民众基于十字军东征的宗教冲突历史想象,让极右派政客有机可乘。
最典型的莫过于英国独立党党魁法拉奇,他大肆利用欧盟对中东难民问题束手无策的窘境,大肆挑拨英国民众的集体恐慌心理。其中最引起争议的,是独立党制作的一张海报,以2015年在斯洛文尼亚拍摄的现场照片,显示皮肤黝黑的人龙延绵不绝,用红体大字写上“断裂点——欧盟辜负了我们全体”,海报底下再注明:“我们必须从欧盟解脱并重新控制我们的边境”。任何关于脱欧对英国经济伤害的理性论述,恐怕都敌不过这张海报的恐吓效应。
当然,支持脱欧的民众,本身的经济状况每下愈况,也是民粹主义滋长的温床。欧盟会籍所代表的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理念,造福的仅是占社会少数的知识精英;大多数民众不只没享受到经济利益,更面对工资停滞甚至失业的痛苦。公投结果也反映了这种现实,除了精英集中的大伦敦地区,整个英格兰几乎都支持脱欧。底层民众的切身之痛,促使他们即使冒雨,也积极出来投票。占据理性高地的留欧派选民,则缺乏这样的热情。
可以说,脱欧公投的经贸自杀行为,是仇外愤怒情绪狗急跳墙的胜利。它对当代政治学者,特别是大众民主政治的研究,提出了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如果集体决策不是基于理性,民主的价值又在哪里?在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国,同样面对类似的拷问。在奥兰多夜店6月12日枪击案受害者尸骨未寒之际,美国参议院在全国超过七成民意赞成控制枪械的压力下,于6月20日竟然驳回四项控枪议案,让舆论为之哗然。
政治学者会说,全民公投是最不理想的民主决策方式。因为要民众针对复杂难懂的公共课题,做出赞成或否决的单向选择,本身就是非常粗糙和不理性的过程。代议制相对而言才是更为精致的做法,由理论上对课题有较全面理解的民意代表,在议事厅上聚焦讨论课题利弊后再表决,才能得出更好的立法结果。参议院否决控枪的表现,无疑也否决了上述关于代议制优越性的假设。
控枪失败的例子所说明的,非但是理性和常识的失败,更是制度的失败。让民众自由买卖枪械,无论在什么社会,肯定将造成灾难性后果。美国控枪派最常引述的例子,是澳大利亚在1996年塔斯马尼亚发生35人惨死的枪击案后,立法控枪,20年来没有再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枪击案。其他社会诸如日本、新加坡,同样因为控枪而不发生这种匪夷所思的悲剧。但是,面对拥枪派似是而非的逻辑,基于经验事实的常识却一筹莫展。
最关键的不外是利益对制度的影响。以全国步枪协会(NRA)为代表的美国拥枪派,尽管宣称全国有500万缴费会员,毕竟仅占整体选民的沧海一粟。但是,其会员却热情地关注单一课题:防止控枪。这种只需要“说不”的动力,比起注意力分散的社会大众,显然更有力量。协会会员每逢控枪议案要表决,一定动员去影响自己的民意代表,确保他们出席投票,反对任何控枪议案;加上协会因为有军火商支持而财雄势大,在选举时能够击败控枪派候选人,所以尽管枪击悲剧接二连三,美国国会仍是巍然不动。
理性不敌情绪,少数压制多数,民主体制近来的荒谬表现,让一切不思议事都变得可能,包括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经历了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总统这个景象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他在公投成绩揭晓后对英国人表示祝贺,并表示这与美国政治有异曲同工之妙。特朗普说:“我想我看到了很大的可比性。人们要重新掌握自己的国家,他们要独立自主”。他预言,脱欧只是一个开始,更多国家的国民将要求控制自己的国界,取回货币政策决策权,美国也在上演同样的事情。
脱欧、控枪等重大课题,在撕裂英美社会的同时,更瘫痪了他们的民主政治。大众民主13岁智商的“从众心理”(mob mentality),足以让国政空转。排外、仇恨等激烈的情绪,比理性论述甚至利害计算更具动员能量。英国人脱欧的经济自杀和美国人拥枪的自我残杀所凸显的反智,似乎宣告了一人一票的“天命”神圣性的瓦解。特朗普总统则将会是大众民主棺木上的最后一根铁钉。政治学者如何诠释这股“时代精神”(Zeitgeist),恐怕也颇费心思。

原载2016年6月26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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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主义的悲剧

 

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夜店枪击案,象征了不同的极端主义碰撞时的破坏力,以及其悲惨后果。从大处说,这恐怕与传统社会价值规范崩解、个人主义价值观取而代之不无关联。因为大家都只从自身立场和权利思考,尤其在重大公共课题的分歧上,越来越不会妥协。互不退让的结果,是各方逐渐倾向极端,而社会也因此撕裂。
极端主义肆虐的现象不仅限美国,本地支持LGBT(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的芳林公园粉红点集会,今年就出现反对者指控外国企业介入赞助,支持者指控有人在网上对集会发表暴力言论等事端。若任其发展,势必将增加社会的对立情绪,最终导致撕裂。如何包容、不挑衅、理性对话,学习折中妥协,已经是国人必须尽快恶补的公民课。
奥兰多枪击案背后的极端主义,大致上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基于自由主义所发展出来的“个人极端主义”,即LGBT平权运动。这个运动强调性向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并由此争取享有正常人的所有权利,包括婚姻权。第二是从伊斯兰信仰所衍生出的“原教旨恐怖主义”,目前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在意识形态上,他们把自由主义价值等同于罪不可赦的道德堕落。第三种不妨称为“宪法原教旨主义”,他们奉美国联邦宪法为不可质疑的金科玉律。美国反对禁枪的势力正是利用宪法第二修正案,成功阻拦任何管制枪械的立法。
奥兰多夜店是当地LGBT聚集的场所,因此枪击案的受害者大多正是“原教旨恐怖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据枪手的父亲说,凶手在行凶数周前因为目睹两个男子当街接吻,感觉被冒犯而怒不可遏。自由主义者会轻蔑地形容这种现象为“恐同症”(同性恋恐惧症),但是对于信仰唯一真神的亚伯拉罕诸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的虔诚教徒,他们并不接受世俗主义把同性恋先除罪后合法的作为。对于走火入魔的宗教极端主义者,杀戮便成为解决的手段。
“原教旨恐怖主义者”之所以能在奥兰多加害于“个人极端主义者”,正多亏了“宪法原教旨主义者”。尽管美国近年来接连发生骇人听闻的集体枪击案,包括2012年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有20名6岁和7岁的小学生遇害,“宪法原教旨主义者”却丝毫不为所动,仍然坚称“人杀人而非枪杀人”的观点。代表这股力量的全国步枪协会(NRA)财雄势大,长期资助拥枪派政客竞选打败禁枪派民意代表,因此国会和地方州议会均不愿得罪它。美国民间流通的各类枪械估计高达3亿支,用枪行凶易如反掌。
如果不是走到极端,这三种意识形态都有其正当性。LGBT群体传统上被主流社会视为变态而遭到排斥、打压,其受害者意识其来有自,所争取的平等权利也不无道理。但是随着LGBT日渐成为美国主流(原因复杂,包括流行文化对年轻一代潜移默化、LGBT群体的经济实力所带来的话语权),却出现了反客为主的现象,昔日的被害者变身为今日的压迫者。近期美国关于公共厕所使用的争议里,坚持男女分开如厕,反对自称为“性别流动”的男性使用女厕所的学校,被描绘成歧视LGBT,甚至因此被联邦政府起诉。
宗教信仰是许多社会长期的道德秩序支柱,但是宗教的排外本质,在历史上也造成许多压迫异端的现象。当年为了逃避天主教压迫,从欧洲移民新大陆的不同派系的新教徒,上岸后却开始相互欺凌。美国的开国元勋因此制定了政教分离的宪政精神,保障各派井水不犯河水,自由信仰。但是,并非所有的信徒都接受这个精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不必说,连美国本土的一些基督教会,在许多社会课题上还是继续持极端立场,反对诸如堕胎、同性恋、给孩子打预防针、进化论等现代世俗价值。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原意,在于确保民间有足够的武装自卫能力,来抗衡可能出现的独裁者,非法利用国家暴力机器奴役人民。在使用毛瑟枪的16世纪,这种思考有所依据,但在武器杀伤力越来越恐怖的21世纪,拥枪的意义已经变质。首先,无论如何装备,民间实在不可能再同国家暴力机器抗衡。其次,更为关键的,民间拥枪所导致的副作用已经太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显示,2013年有3万3169个美国人因自杀、他杀、意外等死于枪下,远超在国外阵亡的美军人数。类似奥兰多夜店的枪击案的威胁,更让普通人惶惶不可终日。
伴随极端主义崛起的是社会中道力量的相对式微,奥巴马政府出于政治正确考量,且担心出现“伊斯兰恐惧症”的影响,一直拒绝公开讨论本土极端恐怖主义的宗教关联;因为害怕被贴上“因存有偏见而心胸狭窄者”(bigot)标签,很多美国知识分子不敢对LGBT运动的极端化提出批评;主流社会的一盘散沙,也难以改变NRA掌控联邦与地方立法机构的现状。
越来越高调的粉红点集会,似乎正把美国社会的不同极端主义之间的“文化战争”移植过来。本地回教和基督教社群的反弹,或许是一些信徒感觉被高调挑衅的情绪化反应。在社会中道力量还未被极端主义颠覆之前,国人必须防微杜渐。

原载2016年6月19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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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已无道

家里座机响起,显示的是个陌生的本地号码,心里不由得一阵莫名的紧张。对方用英语自称是人力部的调查员,提醒我还没有完成邮寄给我的《全面劳动力报告》调查,并询问是否方便在电话中进行。由于口音的确是本地人,之前确实有收到人力部的来信,职业之故也明白调查的意义,加上周休在家,便同意电话调查。开始提供个人资料时,家人不安地提醒最近身边所发生的诈骗事件,于是问对方如何证明其身份。按对方所提供的人力部查询电话和工作证号,用手机确认无误后,因为家人还是担心,最后决定自己尽快上网完成调查,终止了这通电话。

之所以人心惶惶,是因为亲友当中有人最近接获自称中国公安的诈骗电话,不慎透露了个人资料给对方。另外一名长辈也接到自称电信局的讲英语的电话,懵懵懂懂间连信用卡号也告知了对方,挂电后突然惊醒,即刻通知银行销卡,所幸没有钱财损失。长辈后来说,以前总觉得受骗者为何那么糊涂,一旦自己遇上电话骗子,才知道有多么容易上当。自己此前也接到显示本地号码的华语语音录音电话,自称某知名国际快递公司,宣称有包裹要递送上门,然后要我按键选项。当时立即意识清醒地挂电,还记得脑中有声音告诉自己,国际快递公司怎么会用华语电话语音服务?

我把这个经历在社交媒体分享,竟然有不少朋友留言说遇到相同经历,其中更有朋友表示,已经决定从此不接来历不明的电话了。

诈骗集团的手法推陈出新,花样百出。在社交媒体就读到这样的故事:有人接获自称快递公司的电话,说有包裹要送上门。接着果然有身穿制服的快递员送来包装精美的礼品红酒,当事主还在猜是哪个朋友送的神秘礼物时,快递员表示因为是酒类,需要收取几块钱的手续费,但是公司不准他收现金,便拿出一个信用卡刷卡机。因为故事编得合情合理,加上金额不大,事主不疑有他,就刷卡付款。后来发现被诈骗集团盗刷了几千元,才惊觉快递员的刷卡机原来是拿来复制信用卡资料的。

除了这种滥用人们对社会秩序的信任感行骗的伎俩,另一种同样可恶的电话骗术,则是假冒家人的朋友骗说家人意外出事,需要金钱应急,更甚的是骗说家里小孩被绑架,要求赎金。这是给事主制造心理恐慌,利用其恐惧感行骗。无论哪一种骗术,都只能用“下三滥”来形容,传统上恐怕也为行走江湖者所不耻。《庄子》说“盗亦有道”,就算走偏门,也还是不能不讲究规矩的。

骗术向来利用的是人性的弱点,而且主要是人的贪念。所以小时候师长教诲“不义之财毋苟得”时就告诫说,只要不贪,就不会被骗。很多的骗术,都是利用人们侥幸的心理,本以为可以不劳而获,最终却得得不偿失。从行骗者的角度,骗术的“道”在于受害人也得承担部分的责任,因为他们自己首先心术不正,才会上当受骗。换言之,被骗的本身也不是“好人”,所以“罪有应得”。但是,这套骗子用来自圆其说的道理,却完全不适用于当今的电话诈骗集团,因为他们下手的对象,并非贪小便宜的“坏人”。

1973年赢得奥斯卡最佳电影的《老千计状元才》(The Sting),取材自真人真事,讲述一群老千为了替同道报仇,布下精心设计的大骗局,对付比老千更坏,不惜买凶杀人且收买警察的黑社会头子。戏中对于两名老千主角以及一帮老千的描绘,当然不无美化之处,但也多少反映了“盗亦有道”的观念。

今天的骗子针对的却是安分守己的普通人,甚至教育程度不高、缺乏英文能力,或者年长者等社会弱势群体。骗子利用的不再是受害人的贪心,而是无耻地操弄他们对亲人的关心,以及对陌生人的信心;后者更是罪大恶极。经济学已经证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程度,决定日常交易成本的高低——社会互信越高,交易成本就越底。电话诈骗集团的作为,正是在削弱宝贵的社会互信,让一般人开始养成对陌生人的戒心。长此以往,势必增加社会交易成本。

改用不那么市侩的角度说,理想社会环境应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到过日本旅行的人,多少能体会这种境界)。这必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高度的互信和尊重上面,而这种教养则是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正如古人所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电话骗子的手法,很容易在短期内摧毁社会长期累积的互信。所以今天电话诈骗集团的恶行,本质上不亚于江洋大盗,因为其作为不但同样导致社会人心不安,还伤风败俗。当局实在有必要正视这个威胁。

盗已无道,反映的或许是这个时代人心的败坏。如今流行的不外是金钱至上的价值,玩的是赢者全拿的游戏。华尔街大鳄翻云覆雨,诈骗了全球投资人,不但得以全身而退,如今还继续呼风唤雨。这或许也应了《庄子》“盗亦有道”说的意涵:普通人必须实践圣人之道,才可以修养成为善人;坏人也必须假借圣人的大道理,才可以做成真正的大盗贼。

原载2016年6月12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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