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外交的无奈

 

新加坡武装部队的九辆装甲运兵车从台湾回国途经香港,因通关手续不齐,意外遭香港海关查扣。中国外交部两度表态,强调反对任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同台湾展开官方往来,包括军事交流,要求新加坡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事件让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两岸三地的舆论也高度关注事态发展,各种阴谋论不胫而走。尽管当事方的香港、中国和新加坡官方都相对理性低调,民间的反应却十分激烈。香港媒体不断披露各种包括来自中国方面的消息,让事件持续保温。台湾舆论本能地认为这是中国大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借扣押事件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逼迫不愿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政府改变立场。大陆网上舆论更是汹涌澎湃,乘机指控新加坡勾结美国来伤害中国利益,支持中国政府教训新加坡。本地民众对此惊疑不定,一方面对中国民间舆论的攻势有些恐惧,另一方面也对政府的处理方式狐疑不解,一些人甚至怀疑政府是否外交失当。
这可能纯粹是一起商业法律事件,但也不能排除背后存在政治动机。该如何理解新加坡政府的回应方式,或许不妨就从阴谋论的角度入手,反而更能够意识到作为小国的处境,以及台面上动作背后的可能逻辑。
假设事件确实有中国方面的介入,目的大概是对新加坡坚持所有国家应尊重国际法的原则性立场,表达中国对其外交利益因而受损的不满。扣押事件已经让中国达到了这个目的,而且还有额外的收获——同时让台湾感受到自身的国际空间进一步收窄,促使民间批判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在一石二鸟之后,中国政府其实已不必再有任何动作,就等着看受影响的苦主如何来收拾局面。
顺着这个假设,它所反映的现实是大国具备庞大的外交资源,可以从容选择如何向小国施压。小国不太有能力反击,只能尽量做到在不失尊严的前提下,继续维护国家的立场与利益。从这个角度审视,新加坡政府至今的反应,正是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
新加坡政府始终强调,国际法是小国赖以生存的依靠。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处理新马在白礁的主权争议,以及马来亚铁道公司土地所有权和水供等困扰双边关系等问题。虽然过程曲折,间中与马来西亚的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但是最终还是成功按照尊重国际法和双边条约的法律方式解决。
新加坡尊重国际法的外交原则,同样表现在扣押事件上。从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发言不难发现,新加坡政府始终把事件当做一起通关手续问题来办理,要求负责的船运公司依法行事,并派遣官员同香港海关交涉。外长维文说:“我们要求商业服务供应商严格遵守法律,问题将按法律程序处理”。他也表示,新中关系悠久而广泛,这是两国领导层的共识。国防部长黄永宏指出,新加坡在海外的军训安排都有双边协议的法律依据,武装部队会根据协议办事。
一以贯之地强调尊重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治原则,是新加坡维护国家利益的关键手段与核心立场,因为它保障了新加坡在国际社会不偏不倚的独立性。正是这种独立性,让新加坡建立了一定的国际信誉。新加坡这块金字招牌,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所看重——于2003年成立的副总理级的新中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至今已经举行了12次会议。
犹如宗教信仰般地尊重法律,意味着新加坡是个透明、公正、可预测因而低风险的投资地,立场不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这是保持国民经济活力的不二法门。同时,这种不臣服于任何大国的独立性,让新加坡避免随时被当做马前卒牺牲的命运,并保持应变的外交空间。这是建国以来所奉行的外交大原则,并没有因为政府领导人的更替而有所改变。
尊重法治原则,促使新加坡必须在所有问题上都立场一致。以公海的自由航行为例,新加坡必须坚持这点,主要是确保马六甲海峡的通行无阻。国际关系固然讲究实力,但也不能全然不讲道理。一旦出现任何要改变马六甲海峡自由航行现状的企图,在所有海域均坚持自由航行原则的新加坡,才能在国际场合不失立场地据理力争,维护国家利益。相对于这个攸关国家命脉的大是大非,偶尔出现的外交风波,只能是作为小国的新加坡所必须承担的代价。
相对于小国必须死守切身利益,大国的利益广泛而复杂。在很多时候及领域,彼此利益的重叠促进了双方合作。在个别议题上发生利益相左的情况时,小国唯有尽可能在不冲击双边关系的前提下,低调但有尊严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中国网上舆论对新加坡的抨击有不少过激之处,却也并非全然不可理喻。中国在近代史上所遭受的民族屈辱,使得其对任何被视为抵触中国利益的言行格外敏感。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加上对自己国家利益的正确认识,国人同胞在与中国朋友交流,或在网上接触到攻击新加坡的言论时,或能出于对小国外交无奈的体认,摆事实讲道理——坚持法治原则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刻意去得罪中国这个老朋友显然并不是。
当前世界性的反全球化逆流,已经对依靠自由贸易的国家构成严峻的挑战。这是新中两国都必须共同应对的威胁。两国也正经历艰难的经济结构转型,存在不少需要相互合作与扶持的机遇。放在这个战略大背景下审视,扣押事件在双边关系中的意义就无须被夸大。在众多重叠的双边利益当中,今后难免还是偶尔会出现分歧之处,只要把握住大方向,两国关系就不会失焦。

原载2016年12月4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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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述一年——女

 

导语:女性在2016年新闻频频,其中以希拉莉功败垂成的白宫之路最引人注目。亚洲地区三大女性政治领导人:朴槿惠、蔡英文和翁山淑枝也都流年不利。她们的遭遇说明了什么问题,挑战了哪些假设,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历史上第一个美国女总统的期待今年意外地落空,开票当晚得知落败后,据传她在酒店套房内痛哭,没有现身竞选总部向支持者发表致谢演说。那一夜似乎象征了女权主义盛极而衰的转捩点。
同一时候,韩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总统则困守青瓦台,在闺蜜丑闻之外还爆出她爱打“美容针”、购买胎盘素养颜甚至还有壮阳药伟哥(韩国总统府解释说是为了出国访问时减缓高山症,但韩国媒体存疑)等八卦消息。总统府外头数十万国民锲而不舍地包围示威,要求她下台谢罪,让女性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光环蒙尘。
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女总统,民意满意度从上台那一刻、执政满一个月、百日到最近的半年,一路下滑,而且民意下挫的速度,超过了陈水扁和马英九前两任总统;她的不满意度则节节攀升。舆论批评说,人民不需要再听感性的演讲,而要看到政绩。
被军方软禁15年,顶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道德光环,在去年11月缅甸民主选举后,手握实权担任国务资政的翁山淑枝,今年也在政治现实面前黯然失色。上百万信奉回教的缅甸少数民族罗兴亚人,依然遭遇政府军和极端佛教组织的大规模人道迫害。可是,她至今仍对这个被联合国形容为“种族清洗”的灾难保持沉默。
用来比喻女性面对职场歧视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经过女权主义数十年的抗争,至少在政治上已经不完全符合现实。人口大国印度早在1966年就选出甘地夫人当总理;以色列在1969年也出现了女总理梅厄夫人;1979年上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更因为领导福克兰战争、与北京谈判香港前途、联合美国的里根总统推动影响全球至今的新自由主义而留名。在一些大国和国际组织,如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美联储主席耶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都是当前引领风骚的女性领导人。
希拉莉二度参选总统,或许对美国人打破政治的“玻璃天花板”有些意义,然环顾世界,其实并非女性崛起的代表性事件。反而,由于在参选时过度强调其女性身份,恐怕还适得其反。同希拉莉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的参议员桑德斯,在选后检讨民主党失败并要求改革时,一针见血地说:“一味说‘我是女性!投票给我’是不够的!”他指出,选民要的是能够改善他们生活的总统,性别不是他们决定投给谁的考虑因素。
1960年代末西方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时,出现了“个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激进口号,后来异化为强调自我身份的“认同政治”这种高度个人主义态度的副产品。关系大众利益的政治因而失去了公共属性,沦为自恋内视的游戏。其后的“政治正确”“同性婚姻”,都是这种过分突出自我权利,忽视真正影响大众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流弊。希拉莉的败选,不妨解读为是对这种自恋政治的否定。
这当然不代表女性所面对的问题已经解决,制度化的童养媳、女童割礼、逼良为娼、拐卖甚至跨国走私女性,都是今天世界上继续威胁许多贫穷社会女性的严重问题。可是这牵涉范围更广的经济发展、宗教改革、司法不彰、政治腐败等复杂现象,不能狭隘地单独从女权的角度去认识。
同时,富裕社会的平权运动,也导致女大学生比例超过男生,传统男女角色分工瓦解,女性的妻子、母亲等社会角色改变,进而形成不婚不孕现象普及,婴儿出生率下跌,人口结构老化等“富贵病”社会问题。人际关系乃至人伦关系,都面对史所未见的挑战。
尽管许多女性主义学者继续兜售女性领导者的神圣性,抱怨国会、内阁、董事局的女性比例偏低,事实却证明,女性当国家领导人,未必就能提升政治的公共品质;更多的女性出任上市公司执行长,企业唯利是图和社会贫富悬殊的恶化不见得改善。希拉莉的落选,或许提供了反省女性主义以及两性关系的契机。

原载2016年12月2日《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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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里的文明教养

 

一对陌生男女一起搭电梯,女士突然忍不住放了个响屁,男士即刻向她致歉:“对不起,失礼了。”来自英格兰的历史教授当年在课堂上表示,男生的这种文明教养,是英国传统教育对绅士的要求。可是世风日下,他有一回在伦敦离开大楼时,意识到有女士随后,本能地拉开大门让她先走,对方却恶声恶气地送他一句“X你这大男人主义猪猡!”他自嘲地说:“主张男女‘平等’的女性主义者最恨男生奉承了。”
前外交部长杨荣文11月11日在拉惹勒南讲座上,发表题为《全球化里的身份认同》的演讲时说,新加坡正慢慢发展出自身的文化,和具包容性的更高层次身份认同(higher identity),并继续对种族、语言和宗教相关的课题保持敏感。他表示,每一个新加坡人都有多重的身份认同。身为新加坡人意味着了解并接受这个事实,甚至赞颂它。他承认身份认同存在着永远都无法解决的内在紧张,但是“这是世界迫切需要的理念”。
教养是对本能的文明驯化,可是终究无法完全取代本能。身份认同也一样。作为自我定义的手段,性别、血缘、肤色、信仰、语言(乃至口音)属于原始本能的身份认同;杨荣文所说的更高层次身份认同,是后天文明教化的结果,有时候更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就如他所形容的,是一种“理念”。文明当然是可欲的,否则生命的意义只能停留在生物层次的饮食男女。但是,无视本能认同的意识形态,却容易引发颠覆性的反弹。
英国脱欧、特朗普入主白宫、种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法国极右派政党国民阵线领袖勒庞,有望在明年的总统选举中胜出,都被认为是对经济全球化的民族主义反弹。全球化所导致的贫富悬殊,已经成为这股政治逆流的肇因。可是,全球化背后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恐怕才是激发各地原始认同的深层心理动机。这种意识形态所强调的众生平等,一方面合理化人口自由流动、原住民与新移民被迫近距离生活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则妖魔化原始认同的正当性,最终制造了更为暴力丑陋的排外现象。
全球化不但带来持续恶化的贫富差距,更使得缺乏竞争力的中低阶层惶惶不可终日,看不到自己和下一代的未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自己和家人三餐不继,前景暗淡,高度的不安全感促使人们回归本能认同,同时寻找代罪羔羊。最简单的划分,莫过于来自他乡的新移民了,陌生的语言、宗教、肤色、生活习惯,成为最直观的分辨标准。如果再出现野心家恶意拨弄,把在地人的困境归咎于外来者,排外暴力必然是迟早之事。
然而煽动原始认同对抗全球化,除了因为后者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之外,基于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文化多元主义意识形态,排斥和否定传统习俗、道德观(自由主义最爱自诩为“普世价值”),对既有社会伦理秩序的摧残,恐怕才是引发仇外意识的关键。特朗普的胜选,不少人归功于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的选民动员能力。这并不是说支持他的选民都是种族主义者,而是不少人被其竞选口号“让美国再度伟大”所隐藏的身份认同暗示所打动。
这场本质上是愤怒的基层报复傲慢精英的总统选举,也是草根对精英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绝地大反击。在美国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里,自由主义大体已经全胜,传统道德观如男女有别、克己复礼、侍奉上帝,全被“扫入历史垃圾堆”,同性婚姻合法化、娱乐用大麻合法化、科学“理性”战胜了宗教“迷信”;日常用语必须政治正确地避免得罪任何“弱势群体”,但男性白人却是大众流行文化戏谑揶揄的合理对象;任何对自由主义极端化和绝对化的质疑,都被批斗为野蛮反动。自由主义精英以为自己所代表的理性,已经升华为真理且征服了历史,却在胜券在握的自满中,引来了最政治不正确的选举结果。
一度赞颂自由民主主义体制历史性胜利的福山,在特朗普胜选后警告,自由主义精英必须正视体制内的民粹势力,正通过民主选举所发动的巨大反扑。他认为社会平等和身份认同,是精英必须即刻着手处理的两大燃眉之急。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摧枯拉朽的全球化大潮中,惶恐不安的大众回归原始的身份认同寻求慰藉。在这股对抗全球化的逆流里,原本越来越强调身份认同政治的“普世价值”,如今得面对人们回归传统伦理的挑战。人类群居的特性,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累积了日用而不知的习俗。这种日常交往所需的文化默契,是导向共善的道德社群所必要的条件。因此外来者必须入乡随俗,才能相安无事。一旦新移民大量涌入,破坏了原有的默契,基于原始身份认同的冲突,只能是唯一的下场。
不同种族杂居的现象,是文明高度发达的表现,但却非文明的常态。人们必须不断学习如何与异文化近距离和平相处,如履薄冰地相互尊重、体谅、求同存异。更高层次身份认同,犹如碰到女士在电梯里意外放屁时识趣地化解尴尬,并非生而知之的本能,靠的是后天的努力学习。这种后天的身份认同,需要建立在新的共同价值和文化默契之上,而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
“我是谁?”的身份认同当然有其意义,却也是错误的政治提问;“我们该如何实现共善?”恐怕才是当下必须直面的时代挑战。若以为文明的“进步”是理所当然,对种族、语言和宗教相关的课题失去敏感,轻忽了“永远都无法解决的内在紧张”,多元文化主义的崇高理念,终究是空中楼阁而已。

原载2016年11月2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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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报复

 

福山在1992年面世的划时代巨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完人》,最初是以带有问号的《历史的终结?》文章,发表于1989年的政论杂志《国家利益》。象征分割东西方世界的柏林围墙,在当年11月9日轰然倒塌,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体制(liberal democracy)不可一世。27年后的2016年,代表这个体制的英美两国相继政治自杀,英国在6月以全民表决的形式,通过脱离欧盟的决议;美国不无历史巧合,在11月9日选择了颠覆自由民主价值的特朗普出任总统。
被自由主义宣判死刑的历史,用最反讽的形式报复。历史非但没有终结,还以熟悉的面貌,回击了他的判刑人。最后完人,被残酷的现实证明只是意识形态自以为是的想象;创造历史或被其所主宰的血肉之躯,仍然和他们的祖先一样,被无知、贪婪、傲慢、恐惧、愤怒、暴力所左右,轮转五道,暂无休息。
主导美国舆论的自由派,面对这个不可思议的结局瞠目结舌,相信不少人也不晓得该用什么语言,来描绘这历史性的一幕。如果历史是一种宿命轮回,或许陈词滥调反而能带出一点道理。“我们所理解的世界”(the world as we know it)已经结束,再不可能“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了。特朗普当选背后的美国民意,乃至英国公投的结果,都意味着当前全球资本寡头所造成的贫富悬殊、国际贸易、自由移民、文化多元主义等时代精神,已经走到了其历史阶段。下一个时代会是什么,答案还在酝酿中。
这一历史事件的深远意义,不妨引述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形容为开启“极端的年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的名言来形容。他说:“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我们有生之年不会看到它们重放光明了。”特朗普胜选的本质,或许是以希拉莉为代表的全球化寡头体制,被处于全球化体制中心的美国选民所否定。基层民众的揭竿起义分为两波,第一波来自民主党内部的桑德斯所领导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既得利益利用体制优势,成功地压制了挑战。可是特朗普所领导的第二波白人种族主义挑战,却不再是请客吃饭,它一夕让踌躇满志的精英从殿堂跌落凡间。
没有单一因素足以充分解释这场改变历史的政治海啸,但利益分配长期不公,孔子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加上精英对基层的冷漠甚至鄙视,引爆民众怒不可遏的报复。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摧毁了美国中产阶级,可是罪魁祸首的金融大鳄却全身而退。桑德斯所代表的99%大众对抗1%富人的社会运动,曾试图通过确立公平正义原则,纠正体制的弊端。可是高高在上的精英继续漠视受害者,拒绝桑德斯运动相对合理的改良诉求,终于作茧自缚。
桑德斯运动的失败,招来了特朗普更为赤裸暴戾的种族主义排外运动。他完全不掩饰自己的暴躁、刻薄、自大,欺善怕恶、把所有人视为工具的无耻本性,而他的支持者也并非全都不知就里——这恐怕才是骇人之处。草根民众对毫无节制地剥削的资本主义的背叛,已经到了“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极端厌恶程度,就算入主白宫的特朗普将摧毁世界也在所不惜——高达83%的特朗普支持者,把“能带来所需的改变”作为决定总统人选的首要条件。
破坏力强大的经济全球化,配合摧毁旧产业的新科技,让许多人对自己乃至下一代的未来深感不安,他们对稳定的渴望,催生了强人政治。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印度的莫迪甚至是日本的安倍,都是近年民主体制所产生的强人。美国多名政治学者发现,要求恢复“传统”秩序并恐惧外来者的选民,越倾向于支持特朗普这类政治强人。被形容为带有“威权者”人格的选民,很容易被具有独裁人格——简单、强有力、睚眦必报——的领导人所吸引。
这类选民也因为对移民无知而莫名恐惧,而更为排外。表现在特朗普的支持群体,就是恐惧穆斯林和仇视黑人等少数族群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而且不少是反对女权主义的沙文主义者。他们并非局限于社会底层,有数据显示,特朗普支持者的收入普遍高于希拉莉的。
这或许是全球化的各类受害者与反对者,对代表全球化的精英体制的一次集体反扑。美国主流媒体事前以“何不食肉糜”的轻蔑对待基层的痛苦,选后却惊慌失措,反映了全球化撕裂社会认知的巨大鸿沟,最终泡制出代表极端负面价值的人物掌握权柄。在主导且收割全球化利益最大的美国,出现了要逆转全球化的总统,历史的反讽,莫甚于此。
诚如科学家对全球暖化苦口婆心的警告一样,知识界也反复强调,全球化所造成的贫富悬殊不可持续。特朗普总统的诞生,只是宣告临界点的跨越。一战固然熄灭了欧洲的灯光,却也埋葬了殖民时代,让非白人得到解放;当然,过程是血腥的、代价是巨大的、结果也并非完美。人类见证了工业化的大规模杀戮、作为国家政策的种族清洗、原子弹杀伤力的惨烈、国际资本对地球的摧残。短暂的后冷战和平红利,如今沦为跨国资本配合新科技的肆虐和掠夺,财富日益集中于极少数,青年失业率前所未见,对未来的不安导致生育率持续下跌,极端天候使得地球越来越不宜居。
特朗普总统粉碎了最后完人的虚妄,但革命吞噬其骨肉,且天晓得他不会在政治现实压力下“背叛革命”。人不汲取历史的教训,就得承担历史的报复。

(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 yapp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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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美國治下和平”的关键選舉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決定“美國治下和平”的关键選舉

今年11月8日的美國總統選舉,很可能会被歷史記載為“美國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存續的大事件。無論是民主黨的希拉莉或是共和黨的特朗普上台,美國的全球外交策略,恐怕都不能不发生巨大的改變。這個改變无疑将對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甚至是決定東亞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基本和平環境,能否維持的關鍵。
這場大選的“歷史性意義”,在美國國內的輿論已經日益呈現出來。歷史悠久、備受尊重的美國《大西洋月刊》在投票日前出版的11月號,就罕見地以社論方式為希拉莉背書。標榜中立無黨派的月刊表示,這是他們有史以來第三次支持特定總統候選人。第一次是在南北戰爭前夕的1860年支持共和黨的林肯,第二次是在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的1964年支持民主黨的約翰遜。社論批評特朗普是美國立國227年以來最危險和不稱職的候選人,美國選民必須出於捍衛美國民主的神聖理由,投票給他的對手。
2016年選舉的特殊歷史性,也在於其巨大的不確定性。位於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歷史教授利希特曼(Allan Lichtman)自1984年以來,每一次都準確預測美國總統選舉結果。他所根據的是一套總結自1860年到1980年的總統選舉成績、有13項指標的是非題,包括經濟狀況、現任總統的外交成敗、候選人個人魅力、第三黨的挑戰等。如果有六題或以上的答案為“否”,則現任總統所屬政黨的候選人將敗選。預測表明特朗普將勝出。但利希特曼也表示,由於本屆選舉巨大的顛覆性,他不排除這套預測模式可能失靈。
這場總統選舉至今的基調,反映的是美國民意的嚴重對立,特別是基層民眾對華盛頓政治精英無以復加的厭惡。牛津大學政治學者奇斯曼(Nic Cheeseman)11月3日撰文稱,特朗普的勝利固然將產生眾多負面影響,希拉莉的勝選卻未必代表美國民主的勝利。各種跡象表明,選舉已經導致雙方陣營的支持者勢同水火,社會嚴重撕裂且不易痊愈。
奇斯曼說:“民主仰賴精英與普羅大眾共同支持一套原則,例如相互尊重、守法以及就算敗選也願意守護政治體制。特朗普的敗選不會強化這些價值。對於特朗普當選總統的負面效應的分析,因而抓不到重點:美國民主很可能在11月8日受挫,無論誰贏。”換言之,2016年11月8日之後的美國政治,不可能再是“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就算希拉莉當選,她也勢必面對敵對陣營從國會到基層的全面抵制和掣肘。
如果說“外交是內政的延續”,這就同樣意味著無論誰當選,美國的外交政策的必然改變,這將衝擊既有的以美國實力為基礎的全球地緣政治。對於在“美國治下和平”發展繁榮了數十年的東亞地區,這個後果無疑是嚴峻的。就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為例,原本支持的希拉莉面對黨內左派勢力的進逼,已經公開表示保留;更遑論要重新談判所有自貿協定的特朗普了。同樣的,面對強烈的民粹主義聲浪,連一向主張自由貿易的共和黨主流也卻步了。美國國會因此也很難會通過TPP。
TPP是美國“重返亞洲”大戰略的基石,一旦基石不再,自然地動山搖。《時代》雜誌10月26日刊登對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專訪,他指出,TPP的難產會讓美國在世界很多國家眼中的地位不保。“你說要戰略再平衡,你說要發展關係。你可以調遣航空母艦。但航母所維護的又是什麼?這必須是更深入的經濟和廣泛的關係。”沒有了TPP,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會失去公信力。東亞特別是東南亞的小國,必然被迫重新評估既有的外交政策假設,調整在中美之間的位置。
不仅東亞小國必須見風使舵,與美國對弈的中國、發展核武阻嚇美國以自保的朝鮮、美國的盟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同樣也會在新形勢下調整自身的外交姿態。其中又以崛起的中國最讓人關注。地緣政治本就是個持續的動態平衡過程,所出現的任何權力真空必然會被填補。無論各方的主觀意願為何,美國在本地區的猶疑或收縮,對中國就是機會。無論這個進退之間是否出現誤判的危機或意外,東亞的整體局勢必然要呈現結構性的改變。
其中的挑戰不言而喻,特別是中國正處於經濟轉型的艱難時期,社會维权事件多发,港台和疆藏的自治诉求,北京于政治上的集權打破了過去所形成的慣例,都對中國的發展增添了變數。這個內部改變的過程原本就不易平順,再加上外部的“美國治下和平”的異動,越發為東亞和平大局添加壓力。中短期內,東亞各國的政策調整必然會打破既有的均衡,就算美國國會在新總統上任的第一個中期選舉后,終於通過了TPP,華盛頓屆時可能會發現,“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长期而言,日本与韩国是否会继续相信美国的“核保护伞”,而維持其国防政策,都是不能不严肃思考的问题。
美國民主制度自我糾錯和修補的能力,使得其一再克服且超越內外挑戰。美國人常說那些押注美國失敗的人,最終一定賠錢。2016年11月8日的這一場豪賭,山姆大叔不知道是否手氣依然?

原载2016年11月8日《天下》杂志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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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宿命

 

“都到哪里去了?”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Enrico Fermi)在1950年代发出的这个大哉问,被科学界形容为“费米悖论”。这个悖论指的是浩瀚宇宙——单在我们的星系估计就有2000亿颗至4000亿颗恒星,至少1000亿颗行星——存在其他生物乃至高等文明的可能性并不小,可是至今却丝毫没有发现其存在的任何证据。地球所属的行星系统相对年轻,人类至今已经发展出太空科技。那些更古远的行星系统,照理应当有更长的时间,发展出星际旅行的尖端高科技,但是却仍不见其踪影。
英国物理学家考克斯(Brian Cox)近日就这“念天地之悠悠”的悖论,提出了让人深思且不寒而栗的假设。他说:“我们就费米悖论的解答是,要管理一个有自我毁灭能力的世界几近不可能,这需要全球性的共同努力来避免自毁。”他接着表示:“或许科学及工艺的增长,超越了政治技能的发展,导致灾难性后果。我们或许已经接近这个处境了。”
人类大概是最善于大规模自相残杀的物种,自有文字记录以来,战争就一直是历史的主轴。单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名著《极端的年代》所记录的短暂的20世纪(他认为20世纪应该始于世界第一次大战爆发的1914年,终于苏联帝国解体的1991年),估计就发生了12场杀戮超过百万人的战争,其中一次大战采用工业化方式,五年里屠杀了20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更首次采用原子弹,六年的冲突死了5800万人。
原子弹开启了核武时代,1947年原子科学家设立了末日时钟(Doomsday clock),表示世界受到核武威胁的程度,午夜零时象征核战爆发。至今最接近零时的记录为1953年的23时58分(距离末日仅两分钟),当年美国和苏联在9个月内反复测试热核装置,厉兵秣马发展核武器;距离零时最远的记录为1991年的23点43分,当年美苏签署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时钟最近一次的拨动是在去年1月22日,时钟被拨前两分钟至23点57分,今年1月26日时钟也维持在23点57分,原因是世界仍然缺乏应对全球气候变迁以及核武威胁的全球性政治行动,南中国海和朝核形势恶化也是两大因素。
自1991年时钟距离末日最远以来,至今的25年间共调拨了七次,其中除了2010年因为各国在哥本哈根会议,同意降低碳排放而往后挪了一分钟外,其余的六次都是朝零点的末日迈进,而且大部分原因不外是地缘政治形势紧张,如1998年印度与巴基斯坦相继测试核武、2002年美国宣布有意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2007年因为全球气候变化增加核能应用,间接助长核武发展等等。
克里米亚半岛危机非但没有结束,美俄的大国博弈更从东欧扩展到中东地区。自2011年爆发至今的叙利亚内战,估计已经夺走超过40万条人命,而且方兴未艾,超过百万难民涌入欧洲,加剧欧盟各国的政治、外交与人道危机。俄罗斯派军介入叙利亚内战,让这场东西方最新的代理人战争越演越烈。奥巴马政府为了避免与俄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至今不愿宣布在叙利亚实行禁飞区。下一任美国总统是否萧规曹随,可能将决定这场冲突是否会升级乃至失控。
在东亚,朝鲜半岛的形势也日益不乐观。平壤的核试验与导弹挑衅持续,美国把萨德反导弹系统引入韩国,进一步恶化了中韩关系,也升高了中美之间的不信任感。胜选概率大为增加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莉,是“重返亚洲”大战略的坚定拥护者,一旦当选,中美关系势必会进入另一轮动荡期。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博弈,可能让东南亚诸国陷入更为艰难的外交处境。朝鲜半岛或南中国海的任何擦枪走火,恐怕将断送本区域数十年来宝贵的和平环境。
就算是旨在造福人类的外太空探索,也因为地球上的政治斗争而变味。中国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成功同宇宙空间站天宫二号对接,本来是让人振奋的科技壮举,但是在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里,却蒙上了中美太空军事竞赛的阴影。中国在今年6月25日发射的长征七号火箭,载荷中就包括了“遨龙一号”空间碎片主动清理飞行器。报道称,“遨龙一号”装载了一台机械臂,模拟抓取废弃卫星和太空碎片,并具有将它们带到大气层烧毁的能力。这是中国领先世界航天科技的项目,但也具备在战时抓取并摧毁敌方卫星的功能。
欧洲宇航局的斯基亚帕雷利(Schia-parelli)火星登陆器成败未卜,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创始人马斯克早前则宣布,其公司能在2024年通过一个“星际运输系统”,把人类送往火星,最终实现殖民火星的创举。这些原本属于科幻小说的情节,似乎正一一成为现实。
可是全球持续暖化,极端天候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尽管美国、中国、印度等碳排放大国都加入了《巴黎协定》,地球能否熬过这一关,还在未定之天。同时,世界地缘政治也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不稳定期,在核武年代,任何误判所导致的大国战争,恐怕真要让在末日后到访地球的外星人“独怆然而涕下”。

原载2016年10月23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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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边缘力量登堂入室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并没有因为在7月的党大会,正式获得提名后调整其竞选基调,从基本盘往中间争取无党派选民,反而继续其口无遮拦的表现。这不但让很多中间选民对其弃若敝屣,连党内主流派也避之唯恐不及,特别是那些争取连任的共和党籍国会议员,担心中间选民把对特朗普极端政治立场的不满,发泄在自己身上,纷纷与他划清界限。美国媒体在8月份引述一些民调结果说,民主党的希拉莉不但能入主白宫,民主党本届甚至有望从共和党手中收复众议院多数党的地位。
总统选举进行到8月底,特朗普在一系列侮辱少数族群、穆斯林、妇女甚至烈士家属,引发舆论义愤的言行中,终于在8月31日的凤凰城竞选演讲里,明白地宣示其反对非法移民的排外立场。他扬言,一旦当选,将进行大规模的驱逐非法移民行动,只有通过合法途径入境美国的墨西哥人,才有资格申请居留资格。这将冲击约1100万人。特朗普宣称;“关于移民的辩论只有一个核心主题,那就是美国人的福祉。”
参选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的3K党前头目杜克(David Duke)在推特上直播了特朗普的这场演讲。许多被美国媒体形容为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的团体,也纷纷对这场演讲表示赞许。英国广播电台在一篇题为《特朗普的纳粹冲锋队——另类右翼都是些什么人?》的报道中,追述了这些原本被排斥在美国主流政治外的边缘团体,如何因为特朗普而受到主流关注,甚至可能因此登堂入室,成为政坛必须正视的力量。

活跃于社交媒体的非主流

这个被统称为“另类右翼”(alt-right)的松散社会文化运动,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大部分成员匿名上网,主要代表了极端主张的美国社会边缘群体,包括民粹主义者、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阴谋论者等美国主流政治向来不屑一顾、各大媒体视若无睹的零散政治势力。他们挑战传统共和党所代表的保守主义,更反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运动,也因此而拥抱口不择言,但被他们视为“不顾政治正确而说真话”的特朗普。尽管立场激进且人数不多,他们原本微不足道的处境,却因为特朗普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身份,而开始得到社会的关注。
“另类右翼”主要活跃于社交媒体,特朗普同他们的关系被主流媒体留意,也来自于他个人的推特账号。他在7月2日的一则推特,贴了一张背景满是美元、一个红色六角星内写着“最贪腐的候选人”,主照则是希拉莉的拼图。特朗普的反对者即刻指出,这则推文的照片组合,是在暗示犹太人和金权政治的腐败联想。接着就有记者查证,照片原图来自一个“另类右翼”网站——反对犹太人是白种人沙文主义的主张之一,但也是美国主流政治的禁忌。虽然特朗普随后把六角星换成圆形,希拉莉阵营已经就此大做文章,质控特朗普与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沆瀣一气。
奥巴马在2008年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被视为是“另类右翼”集结的主要动力。尽管他们以维护西方(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文明价值为号召,批评者却指控他们实际上是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另类右翼”认为,作为美国立国基础的西方文明价值理念,正遭受黑人激进主义、女权主义、平权运动和提倡非白人族群权利的多元主义的侵蚀。如果再不采取行动,他们将“失去美国”。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度伟大”,契合了他们的想法。
在意识形态上,“另类右翼”并非全然是赤裸裸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他们当中有相当部分崇信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ism),主张维护言论自由,因此对于自由派的政治正确动辄以各种歧视弱势的道德名义,规定什么言论会冒犯弱势而予以打压的做法非常反感。代表主流保守主义的共和党日渐向政治正确低头,也是导致“另类右翼”鄙视共和党并自我组织起来的原因。
特朗普旗帜鲜明的反对移民立场,主张在墨西哥边境筑墙防止非法偷渡的墨西哥移民,并驱逐已经在美国境内定居的1100万墨西哥非法移民,赢得了“另类右翼”的欢心。他们的担忧之一,正是不断涌入的墨西哥移民,有一天将改变白种人在美国社会的多数族群地位。虽然特朗普不一定完全代表“另类右翼”的政治立场,他们却已经把他当做自身立场的政治象征,而且在他身上找到了政治集结的汇合点。换言之,就算特朗普日后改变立场,或者最终败选,“另类右翼”作为一股明确的政治力量的事实,已经成为定局。
特朗普与“另类右翼”藕断丝连的关系,也可以从他所委任的竞选总干事窥见一二。保守派新闻网站Breitbart的老板班农(Stephen Bannon)立场激进,誓死要摧毁左派自由主义,甚至认为支持共和党的福克斯电视新闻台立场不够保守,而扬言要取而代之。Breitbart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其网站浏览量同《华盛顿邮报》和雅虎新闻旗鼓相当。美国《大西洋月刊》形容班农是个“激进的反保守主义者”;但是一些离职的Breitbart从业员却指责班农,把原本立足于反对威权的新闻网站,转变为特朗普的个人宣传机器。

失言错失政治先机

当希拉莉团队揭露特朗普与“另类右翼”的联盟时,特朗普一开始矢口否认,宣称并不知晓这些团体的存在。可是,希拉莉穷追猛打的结果,却不慎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她在9月11日的一场政治筹款活动上说:“用非常笼统的说法,你可以把一半的特朗普支持者归类在我所谓的一篮子的可悲人物。对吧。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同性恋恐惧症者、排外主义者、伊斯兰恐惧症者,应有尽有。”她接着表示,特朗普让这些“无可救药”“非美国人”的边缘分子得到重视,让其网站从寂寂无闻变成超过千万的浏览量;他个人也推送和转发“另类右翼”那些充满仇恨的信息。
反讽的是,希拉莉这番冒犯他人的话,正好违背了她所代表的民主党一贯所赞同的政治正确立场,并让特朗普因而得以反守为攻,形容希拉莉诋毁和仇视数百万支持他的美国人。这迫使她随后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对自己的笼统说法感到遗憾。希拉莉的失言肯定会对她的选情造成伤害,连一些民主党人也觉得她言论不当。她在同一天的公开活动时因身体不适临时退场,引发舆论怀疑她隐瞒自己健康状况的新闻,进一步冲击其选情。
希拉莉的失言,可能让“另类右翼”借特朗普崛起的现象失焦,反而让自己蒙上了“不包容”的负面形象。在美国社会越来越撕裂的大背景下,“另类右翼”所代表的仇恨政治与排外情绪,显然具有时代象征意义。自小布什靠最高法院裁决,在2000年打败对手高尔的总统竞选挑战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越发不易取得政治共识,非但国会立法程序经常遭杯葛,财政预算案也被彼此当做斗争工具,危及联邦政府的运作——美国的两党制越来越失灵。学者形容美国民主正陷入“否决政治”的泥淖。但是两党政治基本的礼仪,依然是双方不敢公然违背的默契。
特朗普以“政治局外人”自居,在党内初选时靠“说真话”(其实就是肆无忌惮地破坏既有的政治礼仪和默契),一举打败共和党其他十多名总统参选人,显示美国社会对政坛老手所代表的既得利益结构的愤懑。桑德斯在民主党初选期间一度让希拉莉陷入苦战,同样反映了这股强烈的民怨。但是特朗普和“另类右翼”眉来眼去,最终让后者乘机从遭受鄙视的边缘进入政治主流,恐怕将进一步扭曲美国的政治生态。无论谁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美国民主的特性难保都会发生恶化的现象。

原载第30期《怡和世纪》10月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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