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仪式

 

近日在社交媒体读到一篇不无反讽的文章,标题是《你一年花费在社交媒体的时间,能让你读上200本书》。作者查尔斯·朱引述美国股神巴菲特在回答旁人询问他成功的秘诀时,指着身边的书本说:“每天读500页这些。这就是累积知识的方法。它不断叠加,如同复利(compound interest)。所有人都可以办到,但我确信没有多少人愿意……”
应该是美国华裔的朱先生在2015年1月接触到巴菲特的这段话,并以身作则,然后现身说法。他表示,尽管没能日读500页,他在两年内共读完了400本书,并强调任何人都可以在一年里读完200本书。他还做了一道算术题来论证其说法,根据美国人的平均阅读速度,以及一般非小说类书本的篇幅,计算出阅读200本书所需的时间为417个小时。朱先生指出,美国人平均一年花608个小时上网玩社交媒体、花1642个小时看电视,只要抽出这部分时间,完全有可能在一年内读完200本书。
道理尽管看似简单,读后也深受鼓舞,但却相信现实仍然会如同巴菲特所预言,“没有多少人愿意”。朱先生在文章里介绍了自己如何利用时间与不同方式,如在纸本书之外也阅读电子书或听有声书,以及罗列了一般人不读书的借口并介绍对应办法,借以鼓励读者尝试拿起第一本书。他讨论借口的部分,与去年3月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所公布的调查结果,有着惊人的相似。
艺理会对1015名国人与永久居民的调查发现,受访者中只有43.7%在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的一年间读过至少一本文学作品。至于不读书的原因,48.9%是“没时间”或“没兴趣”,因“工作忙”的14.3%,“宁可选择其他活动”的13.2%,“照顾家庭”的11.6%,“选择阅读其他读物”的9.9%,“不知道要阅读什么”的8.5%,“文盲或缺乏教育”2.6%,“书本太贵”1.8%。最后一个理由有理也无理,毕竟新加坡的公共图书馆相对众多,服务也非常周到。图管局之前公布的调查显示,只有约50%新加坡人会到公共图书馆、参加图管局的活动,或使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
生活忙碌,时间如同金钱一样匮乏,确实是现代都市人共有的烦恼,毕竟我们早已远离昼耕夜诵的朴实年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所记述的“无间冬夏,读书恒至夜半”,仿佛是一种只能遥想的奢侈。阅读当然是一种幸福,但同样是某种运气——出生背景、人生际遇、身心状态,都可能让很多人没能理所当然地拥有这份福气。朱先生年读200本书确实让人羡慕和钦佩,但他对阅读的“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的论断,相信未必能获得很多人的认同。
阅读之意义,恐怕不必再费唇舌论证。在阅读者眼中,对于不把阅读本身视为目的的“务实”者,会觉得再多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但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究竟不好,因为社会里若有更多阅读的同好,总有助于提升生活环境的整体质感,甚至促进阅读的生态,比如支撑更多书店生存。英国BOP文化创意产业咨询公司2014年的调查发现,与伦敦、东京、纽约、香港等国际大都会相比,新加坡的公共图书馆和书店人均数,都敬陪末座。
因此,当局从去年开始,将7月30日定为“全国阅读日”,还是件值得赞许和支持之事。毕竟,“智慧国”不应当仅是对互联网科技的使用效率——缺乏知识的国民无法构成智慧的国度;而知识主要还是来自于良好的阅读习惯。这不光是翻翻报纸或从互联网浏览文章而已,平心静气地把一本书好好地读完,是知识累积的不二法门。因为出版一本书,无论是否是文学类,从构思、谋篇、动笔、编辑到印刷,过程凝聚了不少人的心血。开卷所获得的知识与收获,远非日常浏览文章能相比。
对于有条件的人,不阅读诚然是憾事。现代人花在社交媒体和电视的时间的确也太多,拨一些用于阅读,应该不会太难。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我们不全靠本能。要认真地生活,每天都得面对很多选择,如何正确地做出判断,端赖所拥有的知识。个人如此,社会亦然。当多数人面对问题时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个社会必然是文明优雅的。要避免在时局动荡如斯的年代,因错误的判断(脱欧、特朗普总统)而带来灾难,阅读就不再只是个人的愉悦,更是一种集体的义务承担。
在公交上因入迷而错过站的阅读经验是一种;另一种体验,则是夜深人静,沏一壶武夷肉桂,点一支京都鸠居堂的白檀香,轻声播放雨果唱片制作的张子谦《广陵琴韵》,在孤灯下看苏轼如何“老夫聊发少年狂……鬓微霜,又何妨”,把阅读营造成有宗教意味的仪式。可别轻视仪式的重要性,它能不断提醒人所从事的活动的意义,并提供持之以恒的动力。
据说在特朗普当选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汉纳·鄂兰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两书在网上大卖,反映了焦虑的人们急需寻找理解时代乱象的知识。明末士人顾炎武有感于高度发达的汉文明竟败给满清蛮族,遂总结出“亡天下”的观察:“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英美民众去年对本身自由民主体制数百年传统的颠覆,恐怕是本世纪近乎“亡天下”的大事;如何趋吉避凶,恐怕还得从书中去积累寻找答案的能力与智慧。就这个理由,应该足以让大家关掉手机和电视,重温阅读的喜悦吧。

原载2017年2月12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发表在 隨想, 得鱼忘筌, 新加坡,生活 | Tagged , | 发表评论

呼唤中庸的时代——美国总统选举的反思

 

英国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94年出版的名著《极端的年代——短暂的20世纪,1914年至1991年》,分析了国家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如何动员民众,配合工业科技所发明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制造了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惨烈杀戮和血腥。他认为20世纪应该始于1914年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首次用工业化的方式作战;终于1991年实行极权政治的苏东集团瓦解,东西方冷战结束。
霍布斯鲍姆以历史家的眼光,总结出预言的无效性,并据此对人类的未来提出了警告:“步入第三个千禧年的世界,将势必继续是暴力的政治和暴力的政治变革。它们唯一的未知因素是演变的方向。”尽管认定人类难以从历史教训预见未来,霍布斯鲍姆还是对2000年以后的世界做出了不无真知灼见的预言:“社会分配而不是增长将主导新千禧年的政治。”
自2008年源自美国金融界无穷贪婪所导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造成世界性经济大衰退,到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所浮现的反全球化逆流,似乎验证了霍布斯鲍姆的先见之明。如果借用他审视历史的长镜头,不妨说特朗普所代表的白人民粹主义极端思潮,是因为西方统治精英无法收拾自己所一手炮制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而危机的远因,或许在于霍布斯鲍姆所说的象征20世纪结束的苏东集团的崩溃,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在大获全胜的同时,也失去了平衡自身贪婪的外部制约,结果在失衡中走向极端,最终引发另一个极端的反扑。
特朗普的极端主义表现,在于他所催生的“后真相”时代。尽管信口雌黄,而且言语粗鄙暴戾,特朗普却赢得总统大位。这对欧美的自由民主体制乃至世界政治伦理,产生了极大的挑战:当语言和现实脱钩(孔子所谓的“名不正”),权力就难以被真相和真理所制约,奴役人民的暴政也容易因此产生。对极权专政体制有深刻认识的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传世之作《一九八四》,就揭示了权力如何通过谎言、监控、篡改历史、指鹿为马,来抑制人的独立思考,最后达到对人从肉身到精神的全面控制。

新自由主义——失衡之始

从二战后到冷战结束,为了与苏联所代表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展开全面竞争,欧美在社会政策方面保障了基本的公平正义,扶植工会、失业救济、医疗津贴、养老补助等等。这些措施培育了强大的中产阶级,抑制资本家唯利是图的冲动,维持了西方社会的稳定。英国《卫报》专栏作家蒙比尔特(George Monbiot)指出,进入21世纪,权力和财富的日趋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在2008年大衰退后,公共医疗和教育服务的逐渐衰败,西方贫困儿童现象的重现,自然环境的急速恶化,甚至特朗普的崛起,都可以从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找到根源。
由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0年代联手主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恰好与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僵化和最终衰亡同时发生。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迷信和崇拜,最终表现为一种鄙视政府的极端主义,主张对企业和市场“去监管”的里根,在1981年的总统就职典礼致辞时,发表过一句经典名言:“在当今的危机里,政府并非我们问题的答案;政府就是问题本身”,反映的就是这种唾弃由政府所可能代表的追求社会共善的自私自利极端主义。
英美盎格鲁撒克逊体制保护社会弱势的福利制度,在里根和撒切尔主政时期逐步被拆除(撒切尔对英国工会罢工无情的镇压,也衬托了她对苏联强硬外交的“铁娘子”称号),在苏东集团崩溃后尤其快马加鞭。苏联的解体,更被当做是新自由主义无比正确的明证——灵活的自由市场战胜了僵化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一向代表社会进步理念的美国民主党,也在克林顿总统时代背叛了中下阶层,他的等距离三角策略(triangulation),疏远民主党传统支持者,进一步向权贵精英靠拢,政策上延续新自由主义市场原则。同时期的英国工党布莱尔首相,也提出所谓的第三条路线,远离支持工党的工人阶级,转而拥抱资本家。两人成功连任,象征了英美政治传统左派势力的式微。
共和党的小布什在2000年凭选举人票和最高法院的裁决,侥幸当选美国总统,八年任期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大肆放任企业收购合并,垄断市场,特别是在金融界,投资银行蜕变成了“大到不能倒”、有能力裹挟美国实体经济的怪兽。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政策,终于酿成了几乎摧毁全球经济的2008年金融危机。民主党的奥巴马以第一个黑人当选美国总统,清新的形象似乎象征了光明和希望。但是以华尔街权贵为代表的既得利益,继续左右美国政治的实况丝毫不变。导致无数中产阶级倾家荡产的始作俑者,没有任何人在奥巴马八年任期间为此坐牢,金融高管甚至继续领取天价报酬。
英美统治阶级全面拥抱新自由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和政策,造成社会贫富悬殊,公义无存,为脱欧派和特朗普等民粹主义极端势力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正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一种极端主义肆虐的结果,只能促成另一股极端主义取而代之来平衡。当民众不再相信高居庙堂的衮衮诸公,用半真不假的口号和宣传来煽动民愤的野心家,自然就找到了自己的市场定位。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不妨视为是对膜拜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精英的一次集体大否定,而且后续的震荡还会扩散开去。
特朗普的支持者并非都属于白人至上民粹主义,也未必同意其言行或不知道其缺陷,然而相比于希拉莉所代表的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他们更愿意选择改变——尽管充满风险——因为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贫富悬殊恶果,已经让越来越多属于99%的大众看不到任何希望。然而,从特朗普的内阁任命不少来自亿万富豪与华尔街精英,以及主张富人减税的政策,寄望不公现状会改变不啻缘木求鱼。美国社会的两极撕裂的极端情况,势必将继续下去。

伊斯兰国组织——对物质主义的反扑

如果说民粹主义是英美社会来自内部对新自由主义极端化的物极必反,由伊国组织所代表的全球原教旨恐怖主义,则是外部的针锋相对。伊国组织恐怖袭击的象征——自杀炸弹客——完全展现了极端对极端的对抗。自杀炸弹客基于对超度天堂的迷信,愿意用摧毁自己肉身的极端方式,去实现尽管是错误的终极精神目标。这种全然超越物质考虑的行为,不正是所有发达社会在消费主义肆虐下,人们沉溺于物欲享受的对立写照?
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结合新科技,特别是行动互联网科技的普及,让及时行乐(instant gratification)成了随时随地都可能的生活形态。英文“酗酒”有binge drinking一词,意即毫无节制地狂饮至烂醉。在智能手机时代,则出现了binge watching现象,年轻人已经没有耐心等待一周一集的连续剧,节目制作公司也循众所好,在互联网提供连续剧的所有剧目,让观众可以一次性无节制地狂追看完整套连续剧。消费者浏览购物网站,看到喜欢的商品,点击一下,隔天便送货上门。各式各样的广告全天候刺激人们的消费欲,大数据还可以推算出消费者的需求,美食大餐的广告配搭瘦身产品的促销……生命的意义在不断的买卖消费中被抽空。
虽然“消费”与“快乐”在这种极端的物质主义里被等同起来,现实却是相反的。消费基本上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孤独行为,本来就违背人的群居天性。若再加上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你死我活的自由竞争”(特朗普的世界观里只有两种人:胜利者与失败者),一种被世界遗弃的失落感,将是必然的普遍社会现象。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人口精神健康中心2014年的研究报告称,对26个高收入国家和37个中低收入国家,从1980年至2013年的调查发现,所有社会的人口均出现精神病症普及的情况。报告形容为“全球性流行的常见精神失常”,包括焦虑症、精神紧张、抑郁症、社交恐惧症、饮食紊乱、自残、孤独感等。17.6%的成人在调查的过去12个月经历过上述精神失常现象,29.2%的成人在一生中则患有上述症状。
史无前例的丰盛物质所带来的人类空前未有的精神空虚失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后现代”社会,因极端主义而严重失衡的普遍情况。然而在另一端,特别是以中东为代表的穆斯林世界,却兴起一股回归中世纪宗教伦理的原教旨运动——最极端的莫过于伊国组织,要在精神和肉体上完全按照《可兰经》教义控制人们的一切,而且是采取一种禁欲式的清规戒律来压抑人性。在伊国组织占领区,男人被禁止剃须、女人被禁止露脸、同性恋被治罪、公共娱乐被禁止、奴隶交易合法化……一切的作为,似乎都走向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极端反面。同时,伊国组织最终的目的,是要彻底消灭以美国为代表的物质主义异端统治。
强调“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在外交上似乎表现出一种倒退的孤立主义态度——反对海外派兵、要求同盟国负担美军驻军费用、希望同俄罗斯和解……但他唯一采取进攻型立场的对象,则是针对伊国组织。特朗普不但誓言要彻底消灭伊国组织,更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包括恢复对恐怖分子嫌疑犯严刑逼供、杀害他们的家人。或许在潜意识里,特朗普所代表的极端主义,很自然地必须与伊国组织的极端主义不共戴天。

极高明而道中庸

互联网上流传这么一个故事:199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聚会巴黎,会后发表宣言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是未经证实的假新闻。但是,在极端主义盛行的当下,这则逸闻却未尝没有参考的价值:至少,在贫富悬殊越来越导致时局动荡的当代,“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古老政治智慧,不正对应了霍布斯鲍姆“社会分配……将主导新千禧年的政治”的预言?
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对于极端的事务有着本能的怀疑态度。这种健康平衡的世界观,或许也是东亚文化得以延绵千年的秘密。这种生命的智慧,在18和19世纪西风东渐后才被东亚文明的后人所遗忘。历史学者余英时指出:“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其历史大背景正是因为中国知识精英面对西方工业文明挑战,在丧失了文化自信之后,转而主张全盘西化,最终尝到极端主义的恶果。从避免亡国而维新自强,到一心想取代大陆成为东亚国际秩序的新“中国”,明治日本却错误地仿效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模式,最后造成其对亚洲的侵略战争出现了极端主义现象,如南京大屠杀、七一三部队用中国人做活体细菌实验等惨无人道的行为,都是背离了中庸的教诲。
其实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思想家,也反对极端主义。强调理性的亚里士多德就认为,prudence(可比拟于中庸所谓的“戒慎恐惧”)是所有德目(virtues)之首,是产生智慧的基础。这种智慧一方面避免了走向极端主义的陷阱,不会轻易被实现人间天国的乌托邦幻想所迷惑,另一方面却保持了在政治上实现“善”的理想。西方启蒙主义瓦解了这个人文传统后,政治上逐渐退化,不再相信政治“兼善天下”的理想性,顶多只追求“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消极目标,所谓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正是这种政治想象力贫乏的表现。
特朗普当选等极端主义政治的乱象,表明在政治上缺乏“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最后连消极目标也不可得,最不坏的制度将其最坏的一面,赤裸裸展现在世人面前。美国自由派舆论对特朗普就任前的“推特政见”与三教九流的内阁人事任命,在莫可奈何之余总结说:这将是考验美国宪政体制韧性的关键历史时刻。就算美国本身出现因特朗普出格的言行所导致的政治危机,不至于沦为霍布斯鲍姆所预言的“暴力的政治和暴力的政治变革”,自顾不暇的美国无力兼善天下,却会让群雄并起的国际政治,面临失序的巨大风险。
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在这个“呼唤中庸”的时代,无疑让人联想翩翩。中国古人的人生和政治智慧,会否能针对极端主义盛行的当下,发挥移风易俗的作用?中国政府所高揭的民族复兴和中国梦的宏大目标,并未能对此给出明确的答案。尽管在政治上告别了此前的激进主义,文化自信也有所复苏,但要重新接上千年的优秀传统,恐怕不是一时三刻能实现的事。这个传统对内讲求“仁政”,对外主张“王道”,在概念上固然能得到一些当代中国人乃至东方人的共鸣,在当代实践时却依然存在多方面的挑战。
但是,这个基于深厚历史经验的传统,本身也有强大的生命力。虽然百年来在原乡遭遇摧残破坏,却应了其萌芽阶段“礼失而求诸野”的教诲:“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在日本、在韩国、在越南,这套文化理念尽管失去昔日中流砥柱的地位,在不同程度上依然是日用而不知的现实,只是三地均缺乏中国大陆的规模,难以发挥影响而已。事物的成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各类条件目前当然还不齐备,共识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但人世的努力同样非常重要。“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在这非常之时,不妨期待非常之功。

原载2017年2月至5月《怡和世纪》第31期

发表在 News and politics, 怡和世纪 | Tagged , , , , , , | 发表评论

厉兵秣马迎新年

 

在许多观察家眼中,刚刚过去的2016年,恐怕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最让人不安的一年。尽管2001年发生了九一一恐怖袭击,开启了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至今还收拾不了残局;2008年爆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让世界经济一度濒临萧条的悬崖,更带来了欲振乏力的全球经济“新常态”;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和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则似乎更上层楼,把过去所累积的种种错误,以瓦解现状的形式,排山倒海而来。
相较于2001年和2008年,2016年所发生的国际事件,本质上改变了后冷战甚至后二战的格局;此外,在科技和环境领域,也出现了更多不确定因素,为接下来的日子,制造严峻的挑战。
美国相对式微和中国持续崛起的此消彼长大势,在今年更为突出。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对比自艾自怜的“让美国再度伟大”,美国海军无人潜航器在靠近菲律宾的南中国海,被中国海军当面捞走,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穿越第一岛链,绕航台湾……这些事件所产生的心理暗示,将持续影响各国未来在中美大国博弈里各自的算盘。
俄罗斯联手土耳其和伊朗,在美国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共同决定叙利亚内战命运,意味着中东未来的格局,将越来越没有美国置喙的余地。这是2010年西方世界欢呼阿拉伯之春的梦醒时分。百万中东穆斯林难民,还滞留近乎分崩离析的欧盟境内,为右翼民粹主义的怒火加薪添柴。后殖民时代欧洲继续左右中东北非政局的能力,大约要画上历史句点了。
西方舆论开始为“自由民主体制”(liberal democracy)的前途唱起挽歌,特朗普、普京、习近平、埃尔多安、安倍晋三、杜特尔特等强人政治的兴起,逆转了“普世价值”所向无敌的局面。
新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的普及,危及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连医生、律师等专业也未能幸免被取代。这与资本贪婪结合所造成的贫富悬殊,却被野心家栽赃在全球化自由贸易头上,进而掀起世界性的排外风潮和宗教冲突。“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概念——无条件发放基本月入给全体国民——的流行,反映了学界对工作遭科技取代这个大挑战束手无策的窘困。
对外太空乃至殖民火星的科技探索,衬托了地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无奈现实。2016年再度刷新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最酷热的一年。尽管再生能源科技突飞猛进,文明的化石燃料瘾短期内还是无法治愈;石油企业大量宣传,模糊气候暖化的真相,正一步步把生态推向灭绝之路。两极冰盖溶解所造成的海平面上升、极端天候日益频繁,使得专家断言,水资源与粮食短缺,或许将是未来战争的主要导火线。
人世的极端化加上天候的极端化,预示着未来的时局将更为失衡。但资本主义的短视,恰好却最无法应对这种眼下还是长期性的威胁——尽管末日征兆已经不容漠视。
新年伊始,原本不应如此丧气,可是在“后真相”的年代,直面现实必须是最基本的义务。对应极端,人类文明必须重新重视学习中庸之道。用“自由民主”包装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极端化,唤醒的是拥抱强人政治的民粹主义反扑;借“绝对平等”包装而颠覆基本人伦的同性婚姻,同奴役女性身心的伊斯兰国组织极端主义遥相对望。因高科技产生的傲慢而失去对自然应有的崇敬之心,下场恐怕是万劫不复。
2016年所开启的翻天覆地似的变化,接下来或许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击每个社会。作为小国,我们是否做好了该有的准备?

原载2017年1月1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发表在 News and politics, 得鱼忘筌 | Tagged , , | 发表评论

东施效颦的平等

 

本地女权团体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AWARE)在11月28日发布声明说,于26日举行的会员大会,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及博弈后,终于决定修改章程,开放投票权给男性以及“非二元性别”(non-binary,自认不男不女的人)会员。超过四分之三的现有会员支持通过这项决议。但是这些非女性的准会员的有效票所占比重,在计票时的顶限为全体票数的四分之一。换言之,他们不能在没有女性会员支持的情况下,拥有擅自修改章程的实力。
声明表示,这项动议草案在2014年提出,经过两年的协商咨询,终于付诸表决。反对者担心,开放投票权将牺牲女性在协会里的话语权和担任领导的机会。支持者则认为,拥抱女权主义价值观的男性,不应该因为其性别而被排除在女权运动之外。会长郑慧玲称:“我们将此举视为培养男性更好地促进性别平等的能力。”在自由主义者眼里,这无疑是“进步”之举。
然而对比台湾的“进步”,AWARE的这一小步显然相形失色。10月29日,号称有8万人参与的第14届台湾同志大游行,在台北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举行,同时为两周后在立法院举办的审查婚姻平权草案(《民法》修法)造势。舆论形容,这是台湾社会最接近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一刻。在11月17日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审查草案当天,1万名身穿白衣的民众包围立法院,反对可能导致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审查活动。抗议民众在立法院同意暂停审查,另外举办公听会后才解散。
一旦通过修法,台湾将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社会。这当然是惊天动地之举,因而也激起了台湾社会两极化的争论。在凡事都有可能被政治化的台湾,修改《民法》当然也不例外。总统蔡英文在竞选总统时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可是在修法问题上却保持沉默至今,被支持合法化的团体抨击为政治欺诈。争议也打破了蓝绿对立的格局,除了民进党和深绿的“时代力量”立法委员各自提出修法版本,国民党立委也不落人后,提出自己的版本。
修法的主要争议之一在于《民法·亲属篇》的法律文字。为了给同性婚姻铺路,一些标明性别的词汇都要“中性化”,如“父母”改为“双亲”、婚约的“男女当事人”改为“双方当事人”、“夫妻之一方”改为“配偶之一方”、“夫妻财产”改为“婚姻财产”、“祖父母”改为“二亲等血亲尊亲属”……同时也增加反对性别歧视的条款等。
在很多方面,这仿佛是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的亚洲重播版。只是对比好莱坞式的水准,台湾的山寨版粗糙许多,特别是争议两造在论述上的交锋。支持的一方基本上是学西方平权理论之舌,认为无论性别,人权平等,光凭爱情就足以定义婚姻等等,并没有太多的新意。反对的一方同样提不出让人信服的说法。
另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在于,对比美国保守派所提出的宗教理由之外的各种反对理据,台湾的反对派主要还以基督教会为代表。没有经历中国大陆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政治权力对社会文化摧残的台湾社会,传统文化伦理相对逃过一劫。可是,在台湾民间具有影响力的佛教团体、传统庙宇组织、一度在学术上独树一帜的新儒家等传统文化的标杆,均在这场足以颠覆人伦的大辩论里失声。这种近似坐以待毙的无语,让人怀疑中华传统在台湾还有多少影响力,也坐实了中国大陆政治儒学对台湾新儒家的批判——在政治社会课题上毫无论述能力。
美国最高法院在2015年6月裁定同性婚姻合法,规定各州必须允许同性结婚,是自由主义特别是女权主义,在漫长的“文化战争”里决定性的大胜利。但是希拉莉却没能乘胜追击,入主白宫,反而被一个自由主义者极度鄙视、蔑视女性、种族主义者,代表一切“政治不正确”价值观的特朗普所打败。而且选后的民调发现,对社会长期不公平的厌恶及愤懑,是驱动很多选民出来投票给特朗普的原因。为何属于强调平权的自由主义阵营的希拉莉,竟然没能获胜呢?
其中的关键,或许正在于“此平等非彼平等”。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形容,当前的美国经济制度是个失败的制度,因为它无法造福社会大多数人。尽管美国经济规模不断增大,今天普通全职员工的实际收入却比1970年代还低。80%的美国人只拥有社会总财富的7%,而最富有的1%人口则拥有40%的总财富。这个最大的不平等,却非希拉莉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平权运动最在乎的课题,他们更有兴趣争取女性和同性恋者的绝对平等权利。
台湾的情况也类似。台湾的全国工业总会今年7月19日发表白皮书,指出台湾青年失业率近年蹿高,15岁至29岁失业率8.7%,是整体失业率的2.3倍,其中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失业问题最严重;加上大学生起薪15年不变,人才因而大量流失海外,反商、反社会事件频发,呼吁政府要重视青年政策。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台湾商业奇才郭台铭被传出要选总统,就反映了民心思变的情绪。这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不易有简单的答案,需要朝野集思广益,然而与美国一样,台湾平权运动也是“不问苍生问鬼神”。
2014年爆发的台湾青年占据立法院的“反服贸”运动,预示了国民党两年后的政治崩盘。这股民粹风潮,其实还没有平息。这个本质上是倒退的闭关自守大势方兴未艾,凸显了同性婚姻合法化“进步”的虚妄。

原载2016年12月18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发表在 News and politics, 得鱼忘筌 | Tagged , , | 发表评论

小国外交的无奈

 

新加坡武装部队的九辆装甲运兵车从台湾回国途经香港,因通关手续不齐,意外遭香港海关查扣。中国外交部两度表态,强调反对任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同台湾展开官方往来,包括军事交流,要求新加坡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事件让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面临了不小的挑战。
两岸三地的舆论也高度关注事态发展,各种阴谋论不胫而走。尽管当事方的香港、中国和新加坡官方都相对理性低调,民间的反应却十分激烈。香港媒体不断披露各种包括来自中国方面的消息,让事件持续保温。台湾舆论本能地认为这是中国大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借扣押事件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逼迫不愿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政府改变立场。大陆网上舆论更是汹涌澎湃,乘机指控新加坡勾结美国来伤害中国利益,支持中国政府教训新加坡。本地民众对此惊疑不定,一方面对中国民间舆论的攻势有些恐惧,另一方面也对政府的处理方式狐疑不解,一些人甚至怀疑政府是否外交失当。
这可能纯粹是一起商业法律事件,但也不能排除背后存在政治动机。该如何理解新加坡政府的回应方式,或许不妨就从阴谋论的角度入手,反而更能够意识到作为小国的处境,以及台面上动作背后的可能逻辑。
假设事件确实有中国方面的介入,目的大概是对新加坡坚持所有国家应尊重国际法的原则性立场,表达中国对其外交利益因而受损的不满。扣押事件已经让中国达到了这个目的,而且还有额外的收获——同时让台湾感受到自身的国际空间进一步收窄,促使民间批判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在一石二鸟之后,中国政府其实已不必再有任何动作,就等着看受影响的苦主如何来收拾局面。
顺着这个假设,它所反映的现实是大国具备庞大的外交资源,可以从容选择如何向小国施压。小国不太有能力反击,只能尽量做到在不失尊严的前提下,继续维护国家的立场与利益。从这个角度审视,新加坡政府至今的反应,正是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
新加坡政府始终强调,国际法是小国赖以生存的依靠。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处理新马在白礁的主权争议,以及马来亚铁道公司土地所有权和水供等困扰双边关系等问题。虽然过程曲折,间中与马来西亚的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但是最终还是成功按照尊重国际法和双边条约的法律方式解决。
新加坡尊重国际法的外交原则,同样表现在扣押事件上。从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发言不难发现,新加坡政府始终把事件当做一起通关手续问题来办理,要求负责的船运公司依法行事,并派遣官员同香港海关交涉。外长维文说:“我们要求商业服务供应商严格遵守法律,问题将按法律程序处理”。他也表示,新中关系悠久而广泛,这是两国领导层的共识。国防部长黄永宏指出,新加坡在海外的军训安排都有双边协议的法律依据,武装部队会根据协议办事。
一以贯之地强调尊重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治原则,是新加坡维护国家利益的关键手段与核心立场,因为它保障了新加坡在国际社会不偏不倚的独立性。正是这种独立性,让新加坡建立了一定的国际信誉。新加坡这块金字招牌,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所看重——于2003年成立的副总理级的新中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至今已经举行了12次会议。
犹如宗教信仰般地尊重法律,意味着新加坡是个透明、公正、可预测因而低风险的投资地,立场不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这是保持国民经济活力的不二法门。同时,这种不臣服于任何大国的独立性,让新加坡避免随时被当做马前卒牺牲的命运,并保持应变的外交空间。这是建国以来所奉行的外交大原则,并没有因为政府领导人的更替而有所改变。
尊重法治原则,促使新加坡必须在所有问题上都立场一致。以公海的自由航行为例,新加坡必须坚持这点,主要是确保马六甲海峡的通行无阻。国际关系固然讲究实力,但也不能全然不讲道理。一旦出现任何要改变马六甲海峡自由航行现状的企图,在所有海域均坚持自由航行原则的新加坡,才能在国际场合不失立场地据理力争,维护国家利益。相对于这个攸关国家命脉的大是大非,偶尔出现的外交风波,只能是作为小国的新加坡所必须承担的代价。
相对于小国必须死守切身利益,大国的利益广泛而复杂。在很多时候及领域,彼此利益的重叠促进了双方合作。在个别议题上发生利益相左的情况时,小国唯有尽可能在不冲击双边关系的前提下,低调但有尊严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中国网上舆论对新加坡的抨击有不少过激之处,却也并非全然不可理喻。中国在近代史上所遭受的民族屈辱,使得其对任何被视为抵触中国利益的言行格外敏感。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加上对自己国家利益的正确认识,国人同胞在与中国朋友交流,或在网上接触到攻击新加坡的言论时,或能出于对小国外交无奈的体认,摆事实讲道理——坚持法治原则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刻意去得罪中国这个老朋友显然并不是。
当前世界性的反全球化逆流,已经对依靠自由贸易的国家构成严峻的挑战。这是新中两国都必须共同应对的威胁。两国也正经历艰难的经济结构转型,存在不少需要相互合作与扶持的机遇。放在这个战略大背景下审视,扣押事件在双边关系中的意义就无须被夸大。在众多重叠的双边利益当中,今后难免还是偶尔会出现分歧之处,只要把握住大方向,两国关系就不会失焦。

原载2016年12月4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发表在 News and politics, 得鱼忘筌, 新加坡,时事, 中国 | Tagged , , , , | 一条评论

字述一年——女

 

导语:女性在2016年新闻频频,其中以希拉莉功败垂成的白宫之路最引人注目。亚洲地区三大女性政治领导人:朴槿惠、蔡英文和翁山淑枝也都流年不利。她们的遭遇说明了什么问题,挑战了哪些假设,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历史上第一个美国女总统的期待今年意外地落空,开票当晚得知落败后,据传她在酒店套房内痛哭,没有现身竞选总部向支持者发表致谢演说。那一夜似乎象征了女权主义盛极而衰的转捩点。
同一时候,韩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总统则困守青瓦台,在闺蜜丑闻之外还爆出她爱打“美容针”、购买胎盘素养颜甚至还有壮阳药伟哥(韩国总统府解释说是为了出国访问时减缓高山症,但韩国媒体存疑)等八卦消息。总统府外头数十万国民锲而不舍地包围示威,要求她下台谢罪,让女性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光环蒙尘。
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女总统,民意满意度从上台那一刻、执政满一个月、百日到最近的半年,一路下滑,而且民意下挫的速度,超过了陈水扁和马英九前两任总统;她的不满意度则节节攀升。舆论批评说,人民不需要再听感性的演讲,而要看到政绩。
被军方软禁15年,顶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道德光环,在去年11月缅甸民主选举后,手握实权担任国务资政的翁山淑枝,今年也在政治现实面前黯然失色。上百万信奉回教的缅甸少数民族罗兴亚人,依然遭遇政府军和极端佛教组织的大规模人道迫害。可是,她至今仍对这个被联合国形容为“种族清洗”的灾难保持沉默。
用来比喻女性面对职场歧视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经过女权主义数十年的抗争,至少在政治上已经不完全符合现实。人口大国印度早在1966年就选出甘地夫人当总理;以色列在1969年也出现了女总理梅厄夫人;1979年上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更因为领导福克兰战争、与北京谈判香港前途、联合美国的里根总统推动影响全球至今的新自由主义而留名。在一些大国和国际组织,如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美联储主席耶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都是当前引领风骚的女性领导人。
希拉莉二度参选总统,或许对美国人打破政治的“玻璃天花板”有些意义,然环顾世界,其实并非女性崛起的代表性事件。反而,由于在参选时过度强调其女性身份,恐怕还适得其反。同希拉莉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的参议员桑德斯,在选后检讨民主党失败并要求改革时,一针见血地说:“一味说‘我是女性!投票给我’是不够的!”他指出,选民要的是能够改善他们生活的总统,性别不是他们决定投给谁的考虑因素。
1960年代末西方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时,出现了“个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激进口号,后来异化为强调自我身份的“认同政治”这种高度个人主义态度的副产品。关系大众利益的政治因而失去了公共属性,沦为自恋内视的游戏。其后的“政治正确”“同性婚姻”,都是这种过分突出自我权利,忽视真正影响大众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流弊。希拉莉的败选,不妨解读为是对这种自恋政治的否定。
这当然不代表女性所面对的问题已经解决,制度化的童养媳、女童割礼、逼良为娼、拐卖甚至跨国走私女性,都是今天世界上继续威胁许多贫穷社会女性的严重问题。可是这牵涉范围更广的经济发展、宗教改革、司法不彰、政治腐败等复杂现象,不能狭隘地单独从女权的角度去认识。
同时,富裕社会的平权运动,也导致女大学生比例超过男生,传统男女角色分工瓦解,女性的妻子、母亲等社会角色改变,进而形成不婚不孕现象普及,婴儿出生率下跌,人口结构老化等“富贵病”社会问题。人际关系乃至人伦关系,都面对史所未见的挑战。
尽管许多女性主义学者继续兜售女性领导者的神圣性,抱怨国会、内阁、董事局的女性比例偏低,事实却证明,女性当国家领导人,未必就能提升政治的公共品质;更多的女性出任上市公司执行长,企业唯利是图和社会贫富悬殊的恶化不见得改善。希拉莉的落选,或许提供了反省女性主义以及两性关系的契机。

原载2016年12月2日《联合早报》

发表在 News and politics, 新加坡,时事 | Tagged , , , | 发表评论

电梯里的文明教养

 

一对陌生男女一起搭电梯,女士突然忍不住放了个响屁,男士即刻向她致歉:“对不起,失礼了。”来自英格兰的历史教授当年在课堂上表示,男生的这种文明教养,是英国传统教育对绅士的要求。可是世风日下,他有一回在伦敦离开大楼时,意识到有女士随后,本能地拉开大门让她先走,对方却恶声恶气地送他一句“X你这大男人主义猪猡!”他自嘲地说:“主张男女‘平等’的女性主义者最恨男生奉承了。”
前外交部长杨荣文11月11日在拉惹勒南讲座上,发表题为《全球化里的身份认同》的演讲时说,新加坡正慢慢发展出自身的文化,和具包容性的更高层次身份认同(higher identity),并继续对种族、语言和宗教相关的课题保持敏感。他表示,每一个新加坡人都有多重的身份认同。身为新加坡人意味着了解并接受这个事实,甚至赞颂它。他承认身份认同存在着永远都无法解决的内在紧张,但是“这是世界迫切需要的理念”。
教养是对本能的文明驯化,可是终究无法完全取代本能。身份认同也一样。作为自我定义的手段,性别、血缘、肤色、信仰、语言(乃至口音)属于原始本能的身份认同;杨荣文所说的更高层次身份认同,是后天文明教化的结果,有时候更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就如他所形容的,是一种“理念”。文明当然是可欲的,否则生命的意义只能停留在生物层次的饮食男女。但是,无视本能认同的意识形态,却容易引发颠覆性的反弹。
英国脱欧、特朗普入主白宫、种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法国极右派政党国民阵线领袖勒庞,有望在明年的总统选举中胜出,都被认为是对经济全球化的民族主义反弹。全球化所导致的贫富悬殊,已经成为这股政治逆流的肇因。可是,全球化背后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恐怕才是激发各地原始认同的深层心理动机。这种意识形态所强调的众生平等,一方面合理化人口自由流动、原住民与新移民被迫近距离生活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则妖魔化原始认同的正当性,最终制造了更为暴力丑陋的排外现象。
全球化不但带来持续恶化的贫富差距,更使得缺乏竞争力的中低阶层惶惶不可终日,看不到自己和下一代的未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自己和家人三餐不继,前景暗淡,高度的不安全感促使人们回归本能认同,同时寻找代罪羔羊。最简单的划分,莫过于来自他乡的新移民了,陌生的语言、宗教、肤色、生活习惯,成为最直观的分辨标准。如果再出现野心家恶意拨弄,把在地人的困境归咎于外来者,排外暴力必然是迟早之事。
然而煽动原始认同对抗全球化,除了因为后者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之外,基于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文化多元主义意识形态,排斥和否定传统习俗、道德观(自由主义最爱自诩为“普世价值”),对既有社会伦理秩序的摧残,恐怕才是引发仇外意识的关键。特朗普的胜选,不少人归功于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的选民动员能力。这并不是说支持他的选民都是种族主义者,而是不少人被其竞选口号“让美国再度伟大”所隐藏的身份认同暗示所打动。
这场本质上是愤怒的基层报复傲慢精英的总统选举,也是草根对精英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绝地大反击。在美国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里,自由主义大体已经全胜,传统道德观如男女有别、克己复礼、侍奉上帝,全被“扫入历史垃圾堆”,同性婚姻合法化、娱乐用大麻合法化、科学“理性”战胜了宗教“迷信”;日常用语必须政治正确地避免得罪任何“弱势群体”,但男性白人却是大众流行文化戏谑揶揄的合理对象;任何对自由主义极端化和绝对化的质疑,都被批斗为野蛮反动。自由主义精英以为自己所代表的理性,已经升华为真理且征服了历史,却在胜券在握的自满中,引来了最政治不正确的选举结果。
一度赞颂自由民主主义体制历史性胜利的福山,在特朗普胜选后警告,自由主义精英必须正视体制内的民粹势力,正通过民主选举所发动的巨大反扑。他认为社会平等和身份认同,是精英必须即刻着手处理的两大燃眉之急。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摧枯拉朽的全球化大潮中,惶恐不安的大众回归原始的身份认同寻求慰藉。在这股对抗全球化的逆流里,原本越来越强调身份认同政治的“普世价值”,如今得面对人们回归传统伦理的挑战。人类群居的特性,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累积了日用而不知的习俗。这种日常交往所需的文化默契,是导向共善的道德社群所必要的条件。因此外来者必须入乡随俗,才能相安无事。一旦新移民大量涌入,破坏了原有的默契,基于原始身份认同的冲突,只能是唯一的下场。
不同种族杂居的现象,是文明高度发达的表现,但却非文明的常态。人们必须不断学习如何与异文化近距离和平相处,如履薄冰地相互尊重、体谅、求同存异。更高层次身份认同,犹如碰到女士在电梯里意外放屁时识趣地化解尴尬,并非生而知之的本能,靠的是后天的努力学习。这种后天的身份认同,需要建立在新的共同价值和文化默契之上,而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
“我是谁?”的身份认同当然有其意义,却也是错误的政治提问;“我们该如何实现共善?”恐怕才是当下必须直面的时代挑战。若以为文明的“进步”是理所当然,对种族、语言和宗教相关的课题失去敏感,轻忽了“永远都无法解决的内在紧张”,多元文化主义的崇高理念,终究是空中楼阁而已。

原载2016年11月2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发表在 News and politics, 得鱼忘筌 | Tagged , , ,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