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大选与资本主义危机

 

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因为操弄民粹主义的纽约地产大亨特朗普胜出,挟共和党基层民意而成为其准候选人,顿成全球焦点。另一边厢,得到党内领导层和精英背书的希拉莉,则一直无法摆脱74岁的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的挑战,甚至被迫往桑德斯的左倾政纲调整立场。或许因为一边大局已定,另一边未知鹿死谁手,手握总统提名人胜券的特朗普的全国民调,慢慢有打平希拉莉之势,大大增加了11月总统大选的戏剧性。
这似乎也是一场候选人“比烂”的总统大选。路透社5月11日报道,本届大选两个主要候选人希拉莉和特朗普的民众不满意度,创下历史记录,厌恶两人的民众超过了喜欢他们的数目。经常被引述的民调分析网站“三五八”5月5日的数据显示,在全国选民当中,“非常不喜欢”希拉莉的高达37%,特朗普更是达到53%。前者是因为被视为代表既得利益,而且诚信有问题;后者则口不择言、立场极端,被认为不适任美国总统。
然而特朗普能成功绑架共和党,加上希拉莉的对手桑德斯在30岁及以下组别的青年选民当中,获得高于希拉莉四五倍的支持率,以及桑德斯的竞选基金一直收到来自普通民众源源不断的小额捐款,皆透露了耐人寻味的现象。美国的两党政治,正经历一场罕见的政治危机。尽管在堕胎、拥枪等各种社会文化课题上南辕北辙,两党在拥护自由市场、支持大企业等经济主张方面,却是不相伯仲。这恐怕也是危机所在。
两党党内总统初选发生特朗普的胜出和希拉莉的苦战,都意味着基层的揭竿而起;他们起义的目标,瞄准的是两党精英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理念。这一理念在冷战结束后,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而开始走向迷信市场万能的极端。资本通过经济全球化理论扩张,加剧全世界的贫富差距,甚至因为住房、教育、医疗领域的市场化,导致社会愈加不平等,甚至出现财富的世代转移——年轻人因为就业困难、高额房贷和学费贷款,处于高度被剥削状态。
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暴露了放任市场肆虐的后果。为了提振经济,美联储史无前例地施行了多轮本质上以邻为壑的量化宽松政策(印钞票),并且为了盘活股市而持续降低利率,让储蓄者大量津贴投机者。尽管各项经济指标有所改善,一些华尔街大银行的利润甚至比2008年时更高,高管年收入破千万美元,但大多数人的债务却越来越重,工资更停滞不前,“活命工资”成为最新的热议话题。桑德斯的主张之一,就包括设定按通胀率计算的15美元最低时薪。
主流经济学界非但没有预见2008年金融危机,还把危机爆发以来各央行无效的金融、货币政策致使市场长期萎靡,合理化为“新常态”“新平庸”。同时,中产阶级急速萎缩,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社会越来越不公平。美国政策研究所2015年12月的报告揭示,全美20名首富,包括盖茨、巴菲特等所拥有的7320亿美元总财富,相等于美国50%人口(1亿5200万人)的身家;全美最富有的400人的总资产则高达2兆34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61%人口(1亿9400万人)的身家。英国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今年1月公布报告说,全球62个富豪拥有相当于占世界人口一半的低收入者(36亿人)的财富。这种可耻的不公已经难被接受。
主流经济学界对于“新平庸”为何出现争议不休。最典型的莫过于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分歧。争议的焦点,在于贫富悬殊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指出,财富集中,富人的消费难以填补一般人因缺钱而导致的消费不足,结果不是直接使得经济体的总需求下降,形成供应过剩,就是造成一般人必须举债来维持消费水平,推高总负债率。无论哪一种结果,都是不可持续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则反对这种说法。他批评斯蒂格利茨的“消费不足”仅是假设,因为他认为富人的高端消费也足以带动整体需求。
不管经济学者如何争论,贫富悬殊的全球性现象不容否认,一般人特别是年轻人也确实深受“新平庸”之苦。欧美右翼极端民族主义政治势力的崛起,更多民众反对外来移民,拥抱贸易保护主义,均是针对当下只照顾大企业与权贵阶级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反弹。值得注意的是,向来敌视或对其有疑虑的美国社会,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理念已经改观。网上民调机构yougov今年1月的调查发现,在18岁至29岁的群体当中,43%对社会主义有好感,26%有恶感;经历冷战共产主义威胁的65岁或以上群体,有好感的仅23%,有恶感的60%。而对比特朗普和希拉莉,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却是唯一全体选民好感度高于恶感的参选人。
持平而论,资本主义并非万恶之源。拜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之赐,全球极端贫穷的人口,已经从资本主义于冷战胜利后的1990年的43%减少到2013年的22%。联合国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说:“在历史上,从没有如此众多人的生活状况和前景,发生如此剧烈和快速的改变。”然而就如不平等不一定就不好(因为它确保能者多得,激励人们努力进取),极端的不平等,却会造成诸如“新平庸”的经济困境,乃至民粹主义的政治危机一样,资本主义当前如过街老鼠,正是其走偏了的下场。
本届美国总统大选,故而是一次意义不寻常的政治大事。其结果或许会预示未来美国以至于世界的财富再分配过程,是根据理性主动的合理安排,还是被迫最终以暴力野蛮的方式发生。

原载2016年5月22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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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世价值之名

 

联合国大会在4月19日召开的世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可以看作是以欧美国家为主的“普世价值”运动最新一轮的宣教攻势。特别会议是由主张毒品合法化的国家为一方所形成的国际舆论压力,对垒反对派阵营。新加坡属于后者。
代表新加坡在大会上发言的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表明,新加坡坚持反毒的立场。他形容那些从“权利”概念立论,相信禁毒会压制个人和不尊重人权及尊严,而主张毒品合法化的言论,“听起来像是不依据事实的‘虚假论述’(straw man argument)”。
尚穆根在反驳合法化一派本质上纵容毒品使用的抑制毒品需求(demand reduction)或减害(harm reduction)理论时,一针见血地说:“你会明知故犯,开心地将毒品交给你十几岁的孩子吗?”
毒品除罪化在西方世界逐渐成为主流,美国目前有四个州以及多个城市让大麻合法,一些州则除罪。西欧国家如德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毒枭横行的拉丁美洲国家如墨西哥、哥伦比亚等也相继让大麻除罪。
虽然除罪一派主张大麻不若烟草那么有害健康,医学界对此却是存疑的。医学刊物《成瘾》(Addiction)2014年的报告指出,根据1993年至2013年所收集的20年数据,一成的大麻使用者最终上瘾;长期使用大麻让青少年在高中以前的辍学率倍增,且在成年后发生认知障碍;大麻使用者的车祸率是常人的一倍。
纵容使用大麻和其他药物的风潮,背后当然有庞大的利益结构,但归根究底是基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尔后更上升为普世价值强加在所有国家头上。
实力庞大的美国制药商,已经通过大量游说,成功促使国会松绑管制条例,让它们能够直接通过广告推销成药给消费者。2015年美国制药业一共花费52亿美元做直销广告。在美国十大制药商中,有九家在2013年的广告支出,高于其花在研究与开发的预算。
这同美国社会的“魔弹”迷信——即相信任何问题都能简单地靠特效药治愈——互为因果:失眠吃安眠药、肥胖吃减肥药、随意性交吃避孕丸和威尔刚、心情不好吃抗忧郁药,仿佛药到真能病除。大麻正是在这种风气下渐渐获得正当地位。它被称为消遣药,是个人取得“精神解放”或逃避烦恼的魔弹。
至于其他毒品如白粉、冰毒、摇头丸的泛滥,也同样是为了个人解脱,或增添狂欢会乐趣而需求不断,成为美国次文化的核心符号。美国人对毒品的需求推高了执法成本,2010年联邦政府的“毒品战争”开支为150亿美元,地方政府花费250亿美元,但收效甚微。
毒品合法化的诉求,因而是对“毒品战争”失败的理论美化。合法化不但可以打击黑市,降低毒品价格,让毒枭无利可图,进而免去执法支出,政府还可以从中抽税,一石多鸟。
这些利益计算或许还是其次,真正推动毒品合法化运动,并赋予其“普世价值”神圣性的,更多来自于西方意识形态和传教的本能冲动。
“权利”的概念,在西方文化有悠久的传统。现代之前的欧洲,认为权利必须配合人的社会身份所要求的“职责”(office),才有完整意义——人为了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才能要求他人尊重其行动上的权利。所以“权利”必须得经过“付出”来获得(rights have to be earned)。东方对人的重视,也是强调通过实践德行来彰显作为人的意义;纯粹生物意义上的人,与禽兽无异。
但是“天赋人权说”却自动地赋予人各种各样的“权利”,而完全不提与之相对应的“义务”“职责”。这种跛脚的逻辑一旦被推到极致,一味追求生物欲望而自甘堕落,就变成是一种必须得到尊重甚至保护的权利。说白了,这就是毒品合法化运动背后的哲学基础。问题是,自己堕落也就算了,披上“普世价值”的外衣,强行推销给不迷信毫无前提的权利观念的社会,反映的却是一种文化霸权的心态。
尽管西方媒体仍然主导国际舆论,欧美诸国在经济上的槽糕表现,社会心理越发趋于闭关自守,以及在政治上出现排外的民粹主义,甚至难以取得治理上的基本共识,已经让其他社会开始质疑其所推崇的“普世价值”。之前对于“中国模式”的关注和讨论,凸显的正是这股反省的风气。
对于那些在极权社会里为追求平等、自由而舍身奋斗的勇士,“普世价值”向来是他们信奉并用来说服与动员的有效利器。不幸的是,当西方的自由派把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偏好,如女权主义、动物权利、同性婚姻,乃至吸毒的欲望,都用“普世价值”来包装、推销,其结果恐怕是进一步混淆了原本代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类共善的价值观。这种认知上的混乱,反而会削弱“普世价值”在非西方世界的号召力。
作为一种日益同现实脱节的“普世价值”在西方世界的异化,一方面导致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对立尖锐化,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越来越无法对话,甚至视对方为不共戴天的仇寇,已经瘫痪了美国政治的有效运作。在外交上,“普世价值”的滥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兴起与反扑,让世界平添动乱和威胁。
在毒品合法化的议题上,用“普世价值”强行推销进一步暴露了其弊端。毒品有害于吸毒者、其家庭和社会,是有大量经验事实为依据的常识,再精美的修辞包装或巧辩都无法改变真相。就如尚穆根所说:“如果可以向我们展示一个能为公民带来更好结果的模式,我们会考虑做出调整。如果做不到,就别要求我们改变。”

 

原载2016年5月1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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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勇气的机会成本

 

美国两党总统党内初选至今的趋势,让各界开始担忧民粹主义的抬头。《联合早报》4月5日的社论说:“民粹主义有两大特点,一是诉诸大众的利益及观感,后者主要源自对未来的不安和恐惧;二是敌视既有的秩序,并把大众所感知的问题归咎于现有的体制和精英,同时力图取代他们。”社论也指出,民粹主义的抬头意味着民主的失灵甚至失败,其中的关键又以精英及大众之间政治互信的崩解为代表。正因为大众不再相信精英和现有体制,所以才不惜推倒重来。
精英掌握了主要社会资源,也负责利益的分配,大众在这方面是相对被动的。因此,彼此政治互信的瓦解,责任主要还在精英。这也是为何清代大儒顾炎武要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因为精英的人格,决定了公共生活的品质。有“股神”美誉的美国投资人巴菲特,对此也有相应的见解:“有人曾说在聘请新手时,要留意三种品质:人格、智商和精力。如果缺乏第一种品质,后两种将是致命的。”导致大批美国人的房产被贱价拍卖的次贷危机,最终引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衍生产品,正是在华尔街投资银行上班的常春藤大学优等生明知故犯的杰作。
所谓“知耻近乎勇”,坚守为人处世的道德底线,其实也需要相当的道德勇气。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之所以会发生无耻的事情,不是因为当事人不知道是非,而是缺乏相应的道德勇气去做正确的事情。俗话骂无耻之徒谓“良心都叫狗吃了”,指的就是这种缺乏道德担当的懦弱。但是这种道德担当的勇气,很多时候都离不开物质的基础。像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回那样甘于贫苦,“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毕竟是凤毛麟角,一般人患于家计,总不免有为五斗米折腰的顾忌。
台湾政坛流行语“屁股决定脑袋”,部分反映了这种因位置改变而转换立场的人性丑陋现实。执政时说一套,在野时说另一套,在背后导引木偶的纤指,无非是赤裸裸的利益。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参选人希拉莉,在对手桑德斯强力的挑战之下,不得不被迫改变自己的多个政治立场:从支持自由贸易变成反对;从主张对华尔街松绑到要求恢复管制;从反对墨西哥移民到欢迎他们……莫不是出于选举利害的考量。连希拉莉如此位高权重者都必须在现实面前低头,更何况那些得养家糊口的平民百姓?
尽管不若普罗大众那样缺乏道德勇气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丰衣足食的精英之道德背叛,更多是出于对机会成本的计算——当做正确的事情会造成他们利益上太大的损失,他们就宁可顾左右而言他,拒绝任何道德上的担当了。而且当主事者的待遇越来越优渥,主动负责任引退的代价,也就变得越来越难以让人下咽。两相权衡之下,精英的脊梁自然就越来越弯,而脸皮则越来越厚了。
一众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并非不清楚衍生产品的剧毒,可是停止欺骗性的倾销,却会牺牲上亿万元的丰厚利润。况且,当主流政客都被收买,法律制度也被修改得充满漏洞,一旦东窗事发,捞得盆满钵满的作恶者都得以从容的全身而退——事发至今,只有一个瑞士信贷的倒霉鬼因售卖金融衍生产品而被罚坐牢三个月,而对华尔街金融高管的法律追溯期限即将到来。如此低风险的犯罪行为,也难怪2008年的金融危机注定要发生。
美国著名杂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去年9月号的一篇文章不无嘲讽地沉痛指出,美国司法部对国际足球大联盟(FIFA)的高层集体贪污案穷追猛打,可是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共犯结构却视若无睹。文章说,自2009年以来,共有49家华尔街金融机构一共支付了1900亿美元的罚款或私下赔偿,但是这些都是股东的钱,作奸犯科的银行家非但分文不损,还获得加薪奖励——摩根大通总裁杰米·戴蒙(Jamie Dimon)在2014年初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庭外和解后不久,银行董事局随即为他加薪74%,使其年薪猛增至2000万美元。
作大恶却不必受罚,担责任将损失惨重,正是如此庞大的机会成本,使得美国的关键精英拒绝了道德勇气。精英选择堕落,自然加剧了大众对体制的信心流失,进而合理怀疑精英之间互相包庇,置大众的公共利益于不顾。共和党体制外总统参选人特朗普毫不掩饰的民粹主义,能够一路过关斩将,固然令各界大跌眼镜,民主党非主流总统参选人桑德斯所号召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一呼百应,普遍得到理想性较高的年轻选民的认同,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美国主流媒体不顾各类民调结果,至今还信誓旦旦地强调,希拉莉比桑德斯更能代表民主党赢得总统选举,也开始在社交媒体遭遇民众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和批评。
随着美式“赢者全拿”模式在世界推广和复制,这种精英享尽权利却规避责任的现象,以及伴随着普遍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已经造成许多社会出现了信任赤字,一些进而演变成政治危机。大众对精英和体制的怀疑,也以要求公共事务决策更加公开透明的呼声,以及在发生重大公共事件时,加重对精英究责的力度为形式表现出来。卫生部长颜金勇在国会就病人集体感染C型肝炎事件所形容的“怪罪文化”现象,也正是李显龙总理所担心的民粹政治可能在本地抬头的征兆。如何防范未然,恐怕将是今后本地政治必须正视的问题。

原载2016年4月10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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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

 

在财政部长王瑞杰的首个国会预算案演说中,关于社会支出的部分,其主题是“建设互相关怀、刚毅坚韧的社会”。他说:“我们要让新加坡成为成家立业的理想地点,并让每一个国人能止于至善;要成为一个会照顾那些有特别需要、贫弱或遭遇不幸者的社会;一个让年长者有活力和尊严的社会。”
在《礼记·礼运》大同篇里,有“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理想社会描述。王瑞杰预算案演说里的经济转型和创新部分,正是希望实现“壮有所用”。为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可是这本质上毕竟还是手段,其背后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实现“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一个互相关怀,追求共善的社会——累积所需的资源。
就“老有所终”方面,被前任财长尚达曼形容为“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新的重要支柱”的“乐龄补贴计划”(Silver Support Scheme),如今有了具体细节。旨在辅助处于社会底层20%至30%年满65岁的国人,补贴计划将能帮到约14万人,这一年的支出预计约3亿2000万元。符合条件的年长国人,每人每三个月将能领取300元到750元不等的现金。重要的是,这是额外的辅助性补贴,并不会影响他们从其他国家的优惠计划,如消费税补助券,所得到的福利。
领取补贴金者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在55岁时的公积金总存款额不超过7万元;居住在四房式或更小型的组屋,或者寄居在家人的五房式组屋;住户人均月入不超过1100元。对比一些西方国家正在陆续推行的全民“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津贴的条件或许显得苛刻,但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的大势,未来的相关支出定会增加;且因为没有天然资源,我们必须在财政上审慎(prudence),确保钱都用在刀口上,让真正有需要者得到帮助,这才是可持续的做法。
如果照顾年长国人体现的是一种饮水思源的美德,预算案里照顾年轻人特别是贫困家庭子弟的措施,则体现了投资国家未来的人己两利的价值。比如新提出的儿童培育户头起步津贴,纠正了以往过度谨慎的态度。任何在昨天预算案提出之日或之后出生的国人,其父母将自动获得3000元津贴,存入孩童户头以支付其医疗保健和日后的托儿费用。此前的做法,是父母若为孩子的儿童培育户头存款,政府会用一元对一元的方式补助,顶限为3000元。这部分仍然适用,但对于手头拮据的低收入家庭,不带条件的3000元起步津贴,无疑是不小的帮助。
此外,新推出的针对六岁或以下孩童的幼儿抚育辅助计划,以及翻新后的重新拥屋计划,也都是瞄准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家庭,特别要惠及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前者是为了确保弱势家庭孩子最开始的关键六年的身心发展,避免他们“输在起跑线上”;后者则为那些卖掉组屋后住在租赁组屋,原本丧失向建屋局申请新组屋的家庭,给予他们3万5000元的津贴,申请购买屋契较短的二房式组屋,条件是他们得有能力偿贷。这让他们家中的学龄儿童能在更稳定的环境里学习成长。这个宝贵的第二次拥屋机会,相信将能增加这些孩子摆脱贫穷的机会。
之所以说照顾贫困家庭子弟体现了投资国家未来,人己两利,因为在他们当中,可能产生我们未来的爱因斯坦、泰戈尔、居里夫人、孙中山……《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固然存在乌托邦的成分,但同时是任何成功社会所不能没有的奋斗目标。本次预算案当然不会就把新加坡变成理想国,可是“建设互相关怀、刚毅坚韧的社会”,却是个值得努力的目标。只要继续坚持公平的价值以及类似的扶弱措施,我们至少并不会偏离迈向理想国的康庄大道。

原载2016年3月25日《联合早报》

注:同事指正——你文里提到政府此前给予幼儿培育户头的补贴顶限是3000元。这是不对的,政府其实是按孩子的排行,分6000元、1万2000元和1万8000元三种顶限。换句话说,这次的新做法,顶限没改,只是家长可少存3000元co-s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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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免费的自由贸易

法国19世纪著名文学家、《包法利夫人》作者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对现代社会,特别是经由报纸等大众媒体广为传播的不经思索的陈腔滥调深恶痛绝。在他身后出版的《庸见辞典》(The Dictionary of Received Ideas),就对这个现象极尽嘲讽,比如“预算——永难平衡”“基督教——解放奴隶”“运动——预防疾病,随时推荐”“摄影——将取代绘画”等等。在福楼拜眼中,传统的蠢人货真价实,但经历大众媒体洗礼的蠢人,却对自己的愚蠢理直气壮,自以为是;其实他们还是一样的缺乏想象力、创造力、目光短浅但不幸却信息丰富,只因为他们按照报纸所给予的庸见鹦鹉学舌。

 

20世纪至今最大的“庸见”,恐怕非“自由贸易”莫属。一提到这个词,人们本能的联想就是“创造财富”。根据教科书的解释,自由贸易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互换有无,更厉害的是它鼓励人们利用“比较优势”,结果是总体财富的增加。近代史的经验似乎也表明,自由贸易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早期的“重商主义”引发了殖民帝国之间的无数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的保护主义,非但助长了192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严重性,更间接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自由贸易主张,促成了二战后以欧美为主的自由主义世界的繁荣,最终更在与共产主义的全球竞争里胜出。
最早系统地提出自由贸易理论的,一般都被认为是18世纪末英国的政治经济学者李嘉图(David Ricardo),就是他首先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在他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里,李嘉图论证了“比较优势”的好处,在于一个国家如果专门生产本身拥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再通过国际贸易换取自己不拥有相对优势的产品,最后的结果是贸易双方都能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基于这个理论,他成功地反对了英国当时的《谷物法》,让英国国会废除该法,取消了对进口谷物的关税。
冷战的结束让自由贸易有了更大的正当性,尤其是当世人以为意识形态的竞赛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累积财富才是唯一的正道之后;各类的自贸协议谈判如火如荼,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在2008年失败后,区域性的局部自贸协议谈判就更为踊跃。以美国为中心横跨两大洋,旨在确保美国世界领袖地位的两个自贸协议谈判,正陆续水到渠成。联系美国及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预计在2020年左右完成;联系美国及亚太11个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则已经在今年2月签署。
但是,越来越让人意外的美国总统初选,却开始在颠覆人们对于“自由贸易”的庸见。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选民正用手中的一票,表达了对自由贸易的愤懑。势如破竹的体制外共和党参选人特朗普,一再挫败党内大老要阻止他代表共和党的企图,接连在各州的初选里击败党内主流精英属意的其他候选人。特朗普的最大号召力,就在于呼应了共和党基层反对当权派偏爱自由贸易的立场。他3月14日在《今日美国报》撰文《消灭工作机会的TPP必须被制止》说:“伟大的美国中产阶级正在消失。导致这个经济祸害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灾难性的贸易政策。”他也在个别竞选场合主张对中国及墨西哥的进口征收35%关税。
同样受到民主党基层欢迎、持续在党内初选威胁主流候选人希拉莉的桑德斯,也反对TPP。桑德斯以抨击华尔街金融巨鳄用金钱腐化美国民主运作、抨击社会精英一味追求经济效率,不顾基层民众死活,正逐渐从原本处于政治边缘的位置,一跃成为民主党及无党派选民青睐的英雄。尽管他在3月15日包括大票仓俄亥俄州的五州初选败给希拉莉,可是却并没有退出竞争。桑德斯的团队表示,从至今所收到的小额捐款来源分析,接下来的西部州属初选的选民,将以亲桑德斯的自由派居多。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桑德斯的犀利攻势,希拉莉在很多政策立场上不得不选择趋同对手的立场,特别是怎么对待自由贸易。
拥有诸多制造业的俄亥俄州属于俗称“铁锈带”(Rust Belt)的一部分,因自贸协议导致大量工厂外移到他国而经济满目疮痍。在3月13日于当地举行的竞选活动上,桑德斯猛烈抨击希拉莉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确立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担任国务卿时卖力推动TPP,结果摧毁了州内的大量工厂,消灭数百万待遇良好的工作岗位,压低了剩余工作的工资,可是却让企业家捞取丰厚的利润。特别让希拉莉忧心的是,一些民主党选民已经表示,如果桑德斯在党内初选败给希拉莉,他们宁可在总统选举时投票给同样反对自由贸易的特朗普。
面对这股排山倒海的反对声浪,希拉莉已经多次调整立场,表示不再支持TPP。她3月12日在俄亥俄州竞选时,具体表示当选后会要求修改TPP的“原产国”条文。这意味着一旦希拉莉当选美国总统并履行其竞选承诺,已经签署了的TPP几乎肯定将胎死腹中。
自由贸易或许仍然创造财富,可是如果新增的财富只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更多的人却因此失业或收入停滞不前,它就不再是庸见所以为的“善”了。对于受害者,free trade(自由贸易)并不真的是free(免费)的,而是要付出生活恶化的惨痛代价。自由贸易在本次美国选举中沦为过街老鼠,恐怕也是一种国际新趋势的发轫。贸易保护主义会否卷土重来,应当是人们必须开始关心的问题。

原载2016年3月20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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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现象的制度思考

 

特朗普在美国共和党3月1日的所谓“超级星期二”11州党内初选中,一举赢得七州提名,继续他2月连赢三州初选的强劲势头。“超级星期二”让他的选举人票达到203张,远超过第二名的对手克鲁兹(144张票)和鲁比奥(71张票)。尽管党内元老仍然试图阻止他迈向争取1237张选举人票,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目标,党内的一些主流政客却已经倒戈。原本有意问鼎的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突然宣布支持特朗普,进一步助长了后者的声势。
相对于共和党精英鄙视特朗普,共和党基层却对他趋之若鹜。直到去年底,民调持续发现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白人、男性、老人、低收入者、低教育程度群体;但是“超级星期二”的结果却完全改变了这个结构。除了有大学教育的选民,特朗普的支持度在几乎所有类别——性别、年龄、收入、地域、种族——都超过其对手。更厉害的是,他鼓动了共和党选民的积极性,多数州的投票率都比上一届出现双位数增长,而且新增的选票绝大部分投给了特朗普。
“超级星期二”的出口民调也发现,选民对体制怨气冲天,在九个州的民调中,介于84%至95%的共和党选民表示对联邦政府感到“不满”或“愤怒”;只有40%选民重视候选人的“经验”,50%选择“体制外”人选。这或许解释了特朗普口无遮拦,诉诸民粹的风格,反而让他成为选民新宠。这股反体制的愤懑情绪,让被视为“华盛顿圈内人”(establishment figure)的传统政客成为过街老鼠。共和党领导层与精英,同基层民意显然严重分裂。
非但基层对党组织失去信心,美国民众也普遍对体制不满。根据最新的盖洛普民调,满意国会表现的民众仅14%,不满意的高达81%。相信主流媒体能“充分、准确、公正”地报道新闻的民众,下降至40%的历史低点。对于制造了危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却没有人负起刑责的华尔街,只有28%的美国人表示有信心。连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庭,也只有53%表示信任,创下历史新低。简言之,美国人感到被体制和精英所背叛,是驱动特朗普选举节节胜利的能量。
国会、媒体、法庭、银行……这些都是构成民主体制的重要部件,如果人民开始质疑体制的合法性,野心家自然就能够利用它来煽动民粹主义,最终颠覆民主政治。特朗普现象所展示的,正是越来越多美国民众觉得体制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甚至在伤害他们的利益,如自贸协议导致工作机会外流、开放外来人口压低工资、富人减税同时削减福利开支扩大贫富差距等等。当主流政客还忙着为日益缺乏正当性的现状辩护,就难怪选民会青睐特朗普这类公开轻蔑体制的候选人。身为圈内人的希拉莉,同样也在民主党初选面对攻击华尔街权钱政治的桑德斯强有力的挑战。
另一个解释特朗普现象的理论,来自两名政治学者对于独裁主义的研究。美国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教授赫瑟林顿(Marc Hetherington)及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教授魏勒(Jonathan Weiler)2009年合著的《独裁主义与美国政治的两极化》发现,越来越多美国人存在独裁主义倾向,他们期望秩序并对新移民感到恐惧;由于体制已经无法让他们感到安全,就转而寻求政治强人的保护,支持他不择手段地对付外来者,并阻止让他们感到不安的变化继续下去。
美国新闻网站VOX记者陶布(Amanda Taub)报道,这个理论很能说明特朗普现象,因为民调发现,他的支持者很多具有独裁主义倾向——75%的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选民支持禁止穆斯林入境、三分之一的特朗普支持者支持禁止同性恋、20%认为林肯不应该解放黑奴。这些极端的立场,在特朗普肆无忌惮的竞选语言上得到充分的宣泄,也进一步鼓动了更激进的政治主张。特朗普支持用酷刑逼问恐怖分子嫌犯、杀害他们的家人,体现了独裁主义领导人的典型作风:直截了当、强悍有力、睚眦必报。
但是,美国民众的独裁主义倾向之所以扩散,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民主体制的失败。当民众觉得体制无法保护他们的生活和尊严,而只是在为少数的既得利益精英服务时,就必然会寻求替代出路。倒过来说,如果体制保持活力,不被精英所挟持,能够代表社会多元利益,就可以在出现政治危机时发挥缓冲作用,协助社会渡过险滩。VOX记者陶布在另一篇分析阿拉伯之春的报道里,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陶布指出,在众多经历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国家里,几乎全部都以失败告终,埃及几经折腾,最后还是由军人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回到强人政治的原点;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更陷入内战,沦为失败国家。唯一的例外是突尼斯。其中的原因,在于突尼斯的社会体制更有独立性和生命力,当政府倒台后,不同的民间团体发挥稳定的替代作用,避免群龙无首的社会失序。
突尼斯的最大工会、企业组织、律师公会及人权团体在政府解体后组成“全国对话四方机制”(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协助国家在短时间内创建多元民主和恢复稳定和平,并有效地应对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暴力威胁。他们还因此荣获去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陶布说,强大的政府所带来的稳定是表面且脆弱的,真正的政治稳定,来自健全独立的民间团体平日默默的耕耘。公民培养了自发组织的能力,才是国家应对政治危机的关键。这个教训,值得所有向往民主价值者深思。

原载2016年3月6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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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政治的疯狂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的名句。如果把“共产主义”改为“性别政治”,把“欧洲”改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似乎也能贴切地形容当前英美社会的现状。
“不男不女”向来是拿来骂人的,如今却成为时尚,甚至是政治强迫。美国当前最流行的话题之一,是电视名人、男子十项全能奥运金牌得主布鲁斯·詹纳(Bruce Jenner),在去年做了变性手术化身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还登上了著名杂志《名利场》的封面,成为美国自由派最新的英雄。美国左派媒体纷纷把他/她当做社会进步的象征。当然,最具历史性的一刻,莫过于谷歌在2014年初把用户注册的性别设定,提供了男女之外的56种新选择。换言之,只要个人觉得自己不男不女,可以随意决定自己的性别。
性别政治者(最初是女权主义者)相信,有生物意义的性别(sex),更有社会意义的性别(gender),后者才是自我身份定义的要件,由自身主观的意识来决定。这可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有学术机构背书的。谷歌的56类性别,采用的主要依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性别平等资源中心、华盛顿大学Q中心以及《社会正义倡导者手册:性别指南》一书的定义。
由此衍生了“流性人”(gender fluid)的概念——不男不女、即男即女、任君选择。这可非同儿戏,英国《卫报》2月3日报道,英国国家剧院将重新诠释莎翁的《第十二夜》,把剧中的男主角、管家马伏里奥(Malvolio)改为女性的马伏里雅(Malvolia);并把著名舞台剧《小飞侠》(Peter Pan)的大坏人虎克船长(Captain Hook)改为女性。这篇报道的新闻标题是《国家剧院将推出流性人的莎翁》;经典显然也必须在政治正确之下变身。
在英国政界,一股要消灭性别的势力也蠢蠢欲动。英国下议院的女性与平等特别委员会主席、保守党女议员米勒(Maria Miller)近日主张,护照、驾照等官方文件应当取消“性别”一栏,人们无须出示医学证明来表明自己的性别。她说:“我们应当想办法减少关于性别的讨论”,但她所领导的委员会却对这个话题喋喋不休,主张在学校推行性别教育,告诉孩子“性别是流动的”,可以供自己任意选择。
在大西洋彼岸,学校该如何设计厕所,成了美国性别政治战争的最新战场。美国教育部在去年底裁定,伊利诺伊州某中学因为禁止一名自认是女性的男学生使用女厕所,而触犯了反歧视法。该州共和党众议院莫里森(Tom Morrison)抱怨说,这些女学生比囚犯更没有人权。该州的男囚犯刚在法庭赢得判决,法官裁定由女监狱官监视他们洗澡的做法侵犯了囚犯的人权。
奥巴马政府援引1972年《高等教育法令》中的一条律令,禁止学校基于性别拒绝让学生使用公共设施,将其解读为“跨性别”(transgender)学生可以按照自己所认定的性别,使用男厕或女厕,并据此到联邦法院起诉禁止学生随意使用非其性别厕所的学校。反对者指出,性变态或强奸犯将因此如鱼得水。
1月30日的《经济学人》杂志在报道这条新闻时形容:“发生在伊利诺伊州的争议是一场全国辩论的一部分,一方认为性别是天生的,对垒的另一方则辩称身为男性或女性可以是一种选择。”
儿童心理学界的研究指出,一些青春期前后的孩子一时会对自己的性向感到困惑,但大多只是一种过渡,否则就是病态,术语叫“性别认同障碍”(disorder of gender identity)。但若英国米勒议员那样,要在学校教导孩子无视自己客观生物性别的做法,势必将造成更多的困惑,增加青少年的心理压力。
性别成为政治课题,发轫于19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她们当时提出了“个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激进口号,女性因为在日常生活各自亲历性别歧视,所以必须联合起来把个人的问题政治化。这种把具有公共利益属性的政治个人化,产生了诸多流弊。一是它导致了“认同政治”这种高度个人主义态度的流行——政治不再是必须秉持理性、客观精神来参与的集体和具体事务,而是自我定义的自利行为,不问责任,只讲权利。
此外,“个人即政治”容易把“受害者意识”正当化,因为个人日常遭遇让人不快的白眼,而把一切都视为是针对自己的歧视。这最终导致政治沦为自恋内视的游戏。这种自恋逐渐异化为否定客观事实,一切问题意识均从主观认知出发。自我定义性别的政治,就是这朵异化的毒花所结出的恶果。
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吉伦特派领袖韦尼奥(Pierre Victurnien Vergniaud)说:“革命吞噬其亲生子女”,女权主义者为了维护女性权利所发起的革命,最终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为了打倒父权,推崇女性主宰自身性欲的性解放,反而给男性提供了不必向女性负责的借口;实现同性恋平权,动摇了婚姻作为一男一女生养下一代的社会机制的基础;在消除男女之别的绝对平等后,则强奸犯可以随意进入女厕。
这似乎是所有激进主义的宿命,当代史学家余英时在其著名演讲《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指出,激进就是对现状的不满而欲打破它,但这容易如滚雪球般成为大灾难,这一刻激进的主张,下一刻就被更激进的诉求斥为保守。当年号召“个人即政治”的女权主义者,看到今天女学生的权益不如男囚犯的结局,不知会作何感想?

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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