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外交的新大哉问

 

当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时,所面对的主要外交挑战是如何在强邻虎视眈眈的凶险区域形势里,维护自己的主权、尊严、生存和发展。这对决策者提出了最艰难的挑战:对国际形势的误判所制定出来的外交政策,最终的代价很可能是亡国。所以,如何做出正确的外交决策,必须是能提出关键问题并找到相应的答案。
尽管在5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已经拥有本区域最强大的国防实力、最具活力的经济能量,以及相当的国际声望,其外交所面对的问题,在本质上其实同50年前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对国际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并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依然是决策者必须面对并克服的问题。
在1960年代,冷战的格局大致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在分裂的欧洲铁幕边陈兵相对,同时在世界各地开展代理人战争。闭关自守的中国正开始同苏联决裂,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鼓励亚非拉众多刚独立的国家,加入其不结盟运动。
对于类似新加坡这样刚独立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控制,在经济上自给自足,避免国际资本的剥削,几乎成为了当仁不让的唯一抉择。况且,社会主义所散发的理想性,无论是苏联式的、中国式的,乃至西欧左派政党所主张的费边主义(Fabianism),都对这些新兴国家产生了道德吸引力。
当年的新加坡外交决策者尽管不无理想,却清醒地认识到所处的实际环境,意味着他们不能好高骛远。主导新加坡外交决策的核心人物,非建国总理李光耀莫属。自退休后经常就新加坡外交公开发言的外交部巡回大使比拉哈里说:“他(李光耀)明白国际秩序才是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存在的前提。所以尽管你应当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并为此坚持原则,你却得随时务实地根据现实情况而妥协,而非开展堂吉诃德式的无谓之旅。”
当年的外交大哉问,是如何确立新加坡的外交定位。在西方、苏东和不结盟运动三大势力之间,新加坡必须寻找有利于自己的位置。长时期的英国殖民经历所形成的社会现实,使得新加坡缺乏倒向苏东阵营的实际诱因。背后有北京支持的马来亚共产党在马来亚的武装斗争,实际上也阻断了新加坡加入中国阵营的可能性。况且,不结盟运动仅是松散的组织,内部又存在中国及印度的领导权内斗,无法为新加坡的安全和发展带来多大的利益。费边主义则缺乏大国的支持,并不构成一股真正的国际地缘政治力量。同时,作为一个没有资源的岛国,新加坡的外交只能尽可能与人为善,广交朋友。所以,在继续获得宗主国英国的安全保护之余,新加坡成为了广义的西方阵营的一员。
这一选择的成果,在1980年代就已经看到显著的成绩。实践证明,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确实比逐渐僵化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更有效率。经济的快速发展,配合带有社会主义公平色彩的教育、医疗、交通、住屋等政策,让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独立之初的生存危机有所缓解,但危机意识却依然是新加坡外交决策的固有特色。

冷战结束的新挑战

冷战的结束为新加坡的外交带来了新的挑战。在东西对立的冷战时代,鲜明的楚河汉界让各国都清楚自己的位置,也了解敌友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关系的安排也因而有固定的秩序。那些不属于苏东阵营的国家,实质上接受了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事实,并据此制定本身的外交政策,协调同邻国的利益和矛盾。
但是,冷战的结束却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秩序和默契。在共同的敌人及安全威胁消失后,各国的矛盾就以更公开的方式表现出来。尽管美国仍然扮演主导着国际秩序的角色,但各国都不再对其那么马首是瞻。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人口大国的快速发展,也让国际形势似乎回复到二战前的复杂状态。
在本区域,中国近30年的迅猛崛起,无疑是最重大的变数。其中的变化,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就新中双边关系而言,新加坡已经慢慢丧失了作为中国学习对象的角色,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当年邓小平在访问新加坡后,提出向新加坡学习的口号时,中国才刚从十年文革的折腾中解放出来不久,百废待兴;否则,一个13亿人口规模的大陆型国家,同一个面积不满1000平方公里的岛国,实质上根本不可能构成“师生”关系。
当然,两国数十年来所累积的合作经验与互信,还是维系双边关系的稳固基础。北京选择在新加坡举行举世瞩目的“习马会”,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新加坡时,两国关系重新定位为“与时俱进、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均反映了新加坡特殊的地位。
另一个更加考验新加坡外交决策的变化,则是中国崛起对区域乃至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具体而言,冷战后美国所扮演的国际秩序中流砥柱的角色,会否被中国所取代?对于这个问题答案的判断,将决定未来新加坡外交的走向。
最近几年中国外交的动向,被不少观察家形容为摆脱邓小平时代所订立的“韬光养晦”原则,倾向于越发“有所作为”。在宏观层面,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在作用上就隐含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互别苗头,进而突破其在军事上的海洋垄断,并在经贸和国际政治上,同其所主催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分庭抗礼的意味。奥巴马在游说国内舆论支持TPP时,更明白表示这是为了继续美国制定游戏规则的地位(似乎也暗示了不接受中国另起炉灶的意思);而“一带一路”却是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中国所开始的对国际游戏规则重新制定的过程。
在微观层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设立,尤其展现了中国上升的实际外交影响力。英国不顾盟友美国反对,率先宣布加入亚投行,带动了欧洲其他美国的盟友国家纷纷加入成为创始会员,无疑是北京对美外交博弈的一次象征意义重大的胜利。
无论其战略意图为何,中国崛起改变东亚国际势力均衡的格局,已经是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就如《联合早报》2015年11月19日的社论所言:“中国历史上不但是区域最大的国家,更是东亚文明的源头和区域公共财的主要提供者。这个传统角色只是在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后,暂停了少于两百年的光景。从这个历史长镜观之,中国如今的崛起,只不过是恢复区域的历史常态而已。”
但是美国在二战后于亚太的存在,也已经是个具有一定正当性的历史事实。所以,中国崛起会否造成国际关系学者所担心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即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最终必然导向以战争决胜负,是所有区域国家的共同担忧。

大国之间的平衡术

早在美国“横刀夺爱”,骑劫议程来抗衡中国之前,新加坡其实是最先提出TPP的四个倡议国家之一。新加坡也是第一批加入成为AIIB创始国的国家。这种在大国之间的外交平衡术,一直是独立以来新加坡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因为对于小岛国而言,强国制衡之下所形成的国际空间,才能让新加坡保护自己的主权独立,不必受制于人。因此,尽管可能引起中国的猜疑,李光耀在公开讨论区域形势时,总是毫不含糊地支持、呼吁美国更积极地参加亚太地区事务。
中美2015年在南中国海的全方位博弈,让区域国家感受到“修昔底德陷阱”的阴影以及外交空间受到挤压。对于小国而言,最坏的处境就是必须面对“选边站”抉择的时候——因为“站错队”的结果将会是很严重的。
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区域国家的立场出发,惯性的力量至今还是强大的。所谓惯性的力量,指的是既有的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和区域秩序,还是大家所熟悉、获益和支持的。换句话说,中国要改变这个惯性,其实需要非常大的力气。虽然区域国家对中国的经贸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美国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加上各国对中国战略意图难以把握,都让这种惯性不会轻易改变。
区域国家正在密切观察的,是中国到底打算另起炉灶,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还是继续在现有的秩序内活动,和平地取代美国。中美在南中国海的较量,因此引发区域国家的高度关注甚至焦虑,担心会否演变为迫使它们必须选边站的局面。
曾经担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国防部副部长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林中斌却有不同的见解。他多次撰文及在公开演讲中分析,中国所采取的对美外交大原则是“斗而不破”,也就是说,中国会在各方面继续同美国竞争属于自己的利益,但是却不会破坏两国合作的基本关系。如果采信这个判断,各国并无需在外交政策上作出根本性的调整。
以中美在2015年下半年于南中国海所展开的博弈为例,林中斌并不认为这代表了两国关系已经进入了短兵相接的对抗阶段。他观察了“拉森号事件”(美国导弹驱逐舰拉森号2015年10月27日在南沙区域航行约两小时,并进入中国所控制的人造岛礁渚碧礁和美济礁12海里范围)中美海军在这段时间前后的动向,总结说两国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外界所想象的那么剑拔弩张。
林中斌说,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在10月22日形容,中美海军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时刻。当时拉森号已经开始航向南沙区域,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吴胜利的说法很有事实根据。2015年2月初,30名中国海军舰长访问美国一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军一线指挥官赴美交流。10月13日,中国训练舰“郑和号”访问夏威夷珍珠港。10月19日,27名美国海军舰长登上中国航母“辽宁号”参观,这是中国首次开放给外国海军一线指挥官。11月7日,中国派遣亚丁湾护航的舰队,在结束任务后续程访问美国,并同美国海军首次在大西洋进行联合演习。11月16日,“拉森号”姐妹舰“史塔森号”访问上海,并首次停泊在中国的军港(吴淞军港)而不是商港。
新加坡似乎也作出了类似的判断。访美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2015年12月7日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五角大楼会面后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首次派遣P-8“海神”侦察机,自12月7日至14日到新加坡短暂部署一事表示欢迎。黄永宏表示,新加坡是在原有的双边防务协定的范围内,同意让美国派遣侦察机到新加坡短期停驻。他强调,新加坡无意也不愿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
比拉哈里在2015年7月3日在一场演说里,清楚地阐述了新加坡的外交判断。他认为,美国仍然是当今唯一能在全球自由行动并发挥领导作用的强国。但是至少在东亚地区,美国已经不是唯一的因素,中国的配合至关重要。他说:“美国和中国正在摸索彼此互动以及与其他东亚国家互动的新的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双方恐怕需要数十年才能取得新的均衡。在这期间,新加坡,连同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必须忍受如此规模的战略调整所必然带来的考验和磨难。其中的挑战是如何自我定位,以保持最大的自主性并避免被迫做出令人反感的选择。”
简言之,新加坡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消长,过程将长达数十年。在这期间,新加坡所能做的是尽可能促进沟通,避免大国误判,并希望这个战略改变将会是和平渐进的,且在过程中维护自己的主权独立。这无疑是艰巨的外交挑战(比拉哈里用了“考验和磨难”来形容它),在个别政策选项上偶尔得罪其中一方,也势必在所难免。但作为一个区域小国,这也只能是最不坏的政策抉择了。

原载《怡和世纪》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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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国会独尊的传统

自李显龙总理在国会发表情文并茂的演说,透露政治改革细节后,人民行动党与工人党议员已经在国会辩论时,就非选区议员制度多次交锋。工人党为了递补李丽连所空出的非选区议员议席所提的动议,更被行动党临场提出的修订动议将了一军。
李总理所提出的改革有三大方面:一、增加三个反对党议员的保底席次,确保无论选举结果如何,国会内最少将有12名非行动党议员,而且还意外地强化非选区议员在国会的投票权,同选区议员相符。这也是争议最多的一点;二、缩小集选区的数目和规模,恢复更多的单选区;三、委任大法官梅达顺领导宪法委员会,检讨制定更严格的民选总统合格标准、强化总统顾问理事会的职能和权力、确保少数种族有机会定期获选为总统。
整体来看,这轮政治改革的核心目的,主要是回归“国会独尊”的宪政传统。非选区议员制度的改革,目的在增加其民意代表性,集选区缩编的目的,在于增加选举的公平性,这两者意在强化国会所代表的民意和主权的神圣性。至于民选总统制度的检讨,更多在于防止李总理所说的“天无二日”的政治混乱。简言之,改革要强化国会相对于民选总统的权威。
舆论对政改的动机有不同的解读,善意的支持其为百年安邦大计,恶意的质疑其为延续行动党的国会垄断。无论如何,坚持国会独尊的原则是应当肯定的。李总理在演说中引述了建国总理李光耀当年决定保留和调整既有宪法制度的理由,是因为“宪法必须专为国家而定制,正如套装得穿得合身一样。和鞋子一样,穿得越久越合适,偶尔伸展它、软化他、补上鞋垫、调适它,总比一双新鞋来得好”。这体现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重视经验与务实的政治智慧。
合身的套装及久穿的皮鞋比喻甚为生动,因为人民已经熟悉并适应了体制,贸然的大改动,容易导致认知上和政治上的混淆,未见其利恐先见其害。民选总统制的推行就是很好的例子。尽管用意良好,2011年的总统选举却显示,非但许多选民弄不清楚民选总统的职能,连个别参选人也以为自己可以凭借全民选举的民意,来同国会所代表的民意分庭抗礼,殊不知民选总统的宪政角色仅限于监督制衡,并不能行使政府的权力。
如何就民选总统制亡羊补牢,或得等到宪法委员会在今年第三季前提呈建议后,才可以再具体讨论。但它形象地说明了尊重既有宪政传统,不轻易创制改制的重要性。新加坡的宪政传统继承了英国的西敏寺制度,国会是民意的最高代表,是绝大部分国家权力的依归。因此,巩固国会的权威至关重要。李总理在强调“良好政治”的必要性时说:“我们的政治制度必须保持开放……我们的选举必须是自由和公平的”,相信是国人的基本政治共识。把这套共识落实在独尊国会上,将有助于确保国家体制的长期稳定。
非选区议员制和集选区制符合李光耀比喻中的“偶尔伸展它、软化他、补上鞋垫、调适它”,是对国会这双旧皮鞋与时俱进的改善。但这也并非毫无问题,把非选区议员的国会投票权与选区议员等同,就引发了不少争议与认知上的混淆。尽管李总理认为非选区议员制,比他国实行的政党比例代表制,更可以体现民意的解释非常有说服力,但因为这直接造成落选者与当选者在国会享有一模一样的权力,其副作用却是弱化了选民投票所做出的政治抉择的神圣性与意义。
确保国会独尊的宪政精神,也有其他更有效、成本及副作用更小的做法。要充分达到这个政治效果,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不仅在实际上必须做到,也应当被社会大众特别是选民如是认知。一个简易的办法是增加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组成及工作的透明度,以及其行政地位的独立性。简易是因为这无须修宪,而且所取得的政治效果有助于强化国会的政治权威。
国会选举的自由和公平,是保障其政治独尊地位的关键。除了投票是秘密的,选区根据什么原则划分,也是重要的条件。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如何决定每一届国会选区的划分,一般是以向总理公开报告的形式发布。《海峡时报》2010年9月18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相对于近些年的七页报告,1958年的报告多达42页,详尽地解释了选区划分的理由,还包括了一页在野的行动党的反对意见。两相比较,后者非但更为透明,也直观地体现选举的公平性。
要进一步强化国会选举的权威来实现国会独尊的宪政效果,提高选区范围检讨委员会的行政地位,把它独立于任何政府部门的超然位阶,则是另一可行的办法。这将连带提高委员会、选举结果乃至国会的政治权威。这么做也间接消除了非选区议员的必要性,因为既然大众认定选举结果公平,国会已经通过选举充分反映了集体民意,无需再另外创制去确保国会存在异议代表。
历史学家钱穆指出,相较于西方历史经常以断裂式的巨变演进,中国传统文化的进步大多是经由不易察觉的渐变达成。学者龚鹏程更提出了中国文化进步“修古以更新”的方式,就是对传统本身进行创造的转化。因此所谓的创新,其实是从传统汲取养分来因应时代的需求。独尊国会是新加坡宝贵的宪政传统,珍惜并回归这个传统,能避免“天无二日”的政治混乱。

 

原载2016年2月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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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假设

 

随着机器人科技的突飞猛进,关于什么职业即将被取代的报道,最近常有所见。最骇人的一则,莫过于英国《每日电讯报》去年11月12日的《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师警告 不列颠一半的工作或由机器人取代》。报道引述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师霍尔丹(Andy Haldane)说,在未来的20年,诸如行政类、书记类和生产类的工作,将会由越来越聪明的机器人所取代,受影响的工作岗位估计为1500万个。这个趋势所造成的影响势必是深远和多重的,其中之一便是加剧目前已经日益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现象。
贫富差距的不公义在肆虐全球多年后,终于因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2014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在美国爆红,而成为主流媒体认真讨论的课题。皮凯蒂主张开征世界范围的资本税或富人税,来抑制这种不公。
另一种思路,则以向全民发放“无条件的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又称“基本收入”,来创造更公平的社会环境。英国的《卫报》去年12月26日报道,荷兰乌特勒支省人口最多的城市乌特勒支,以及其他19个荷兰城镇,正考虑向市民无条件发放每月885欧元(约1380元)的“基本收入”,无论他们工作与否,或是否有其他收入来源。计划施行后的结果,将交由乌特勒支大学的知名经济学教授赫罗特(Loek Groot)分析研究。
主张基本收入者指出,这个举措不一定会伤害工作伦理,不若福利金那样让就业变得缺乏吸引力。试想领取每月800元福利金的人,会因为考虑到失去这800元,而宁愿不接受1200元月薪的工作,因为工作的实际月入增加只有400元。有了基本收入,失业者就能够更从容地寻找理想的职业,而不必为了糊口而接受不好的就业待遇。
这个带有左派平等理想的主张认为,“基本收入”相应的其他好处还包括迫使雇主创造更好的就业条件,一些人可以因为基本生活需求不虞,而从事自己热爱的艺术创作或当志工回馈社会。同时,基本收入也比福利金制度更简易,无需动用庞大的官僚资源来运行,能够为政府节省更多的行政成本。被一些左派视为思想敌人,主张大市场、小政府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是着眼于这点而支持类似的主张。
在身处严峻债务危机,各成员国均被迫要开源节流的欧元区,这个反其道而行的主张,无疑是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政治毒药。主张“基本收入”的奈梅亨市(Nijmegen)绿党市议员韦斯特菲尔德(Lisa Westerveld)向《卫报》记者坦承,为了争取市议会的通过,他们在政策文件里避免提到“基本收入”这个字眼。除了质疑资金来源,反对者的最大理由是“免费午餐”将鼓励人们好吃懒做。
在1776年出版《常识》小册子,论证北美十三州脱离英国而独立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激进思想家潘恩(Thomas Paine),于1796年出版了《农民公义》一书,系统论证了“基本收入”的概念。他主张发放相当于今天2000美元的生活费,给每一个年满21岁的公民,认为通过“基本收入”来保障社会所有成员的温饱,才是维护文明成果并消除其弊端的必要手段;唯有不必为五斗米折腰,人的尊严与自由才具备条件。这同孟子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有异曲同工之处。
瑞士在2012年发起公民连署,要把发放“基本收入”付诸公民投票,并在2013年获得超过10万个公民连署的门槛,提交政府处理。虽然具体时间未定,但瑞士人将在今年举行“基本收入”公投,提案要求给每个公民每月发放约2700美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批评这个做法太过慷慨,也过于昂贵,估计将耗费2100亿美元,占瑞士国内生产总值的30%,并将损害工作伦理。
“基本收入”的出发点无疑是良善的,但是它对于人性的假设,却显然带有争议性。相信“基本收入”这种免费午餐将导致人们好吃懒做,是基于现实经验所形成的判断。一般人好逸恶劳,似乎是不必多费唇舌争论的事实。但是支持者却愿意从相信人性本善出发,由此构建更为平等和公义的社会。
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本质上是个哲学命题,不纯然能从经验层面讨论。舍己为人,舍身取义的例子,古今中外也都不可胜数。但是,这些更多是个人的道德行为,或许能够唤起我们对人性的希望,却未必能解释更多循环发生的人间悲剧。这些悲剧,很多源自人类集体的自私所导致的愚蠢。历史上的治乱更替,几乎都不乏贪婪、残忍所造成的血腥下场。人尽管是集体的动物,可是好像都一直处理不好怎么和谐共存的难题。
欧洲人因为经历了两次近乎毁灭性的大战,逐渐形成了普遍的人道主义精神,并由此希望通过成立联盟,彻底告别容易引发大规模冲突的民族主义。这个理想,前有以希腊为主的主权债务危机,后有大量中东难民因为《申根协议》消除欧盟内部国界,大量涌入所引发的政治紧张和排外声浪,而可能开始分崩离析——理想主义的道德性,毕竟不能脱离现实太远。
瑞士就“基本收入”的公投日期还未确定,可是就如《经济学人》所批评的,2700美元的月入恐怕是太慷慨了,也必然成为财政上巨大的负担。同“基本收入”一样富有理想性的“最低工资”公投,刚在去年被瑞士人民所否决;前者的命运将如何,似乎不言而喻。

原载2016年1月1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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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生的掘墓人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被资产阶级剥削的无产阶级,也是资本主义自己一手所创造的掘墓人。这个断言,被冷战的结果所否定。九一一以后,资本主义发源地的西方世界,再次发现了意识形态上的新对手——伊斯兰极端主义采取在欧美大城市滥杀无辜的恐怖袭击手段,誓言要埋葬堕落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了自己作为西方不共戴天敌人的新地位。
以美苏为首的冷战,被形容为西方文明的内战,因为双方的意识形态大树,均根源于欧洲哲学思想的共同土壤。相比之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思想源头,尽管与基督教一样来自亚伯拉罕诸教(Abrahamic religions),独尊一神,但毕竟自基督教西传欧洲后,已经发展出各自的历史和信仰文化传统,期间更经历了数百年惨烈的宗教战争,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文明间战争”的定义。
但是,从卡伊达到伊斯兰国组织,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对西方的挑战,在性质上却在不断演化。卡伊达更多的是痛恨西方异教徒在伊斯兰圣洁的中东土地驻军,九一一袭击一方面是报复西方驻军玷污了穆斯林的尊严,另一方面也是要逼迫美国从中东撤军。可是伊国组织的野心更大,它不仅要恢复《可兰经》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还要按照经文的记述,同异教徒进行末日决战,以便迎接审判日的到来。所以这必将是一场长期且鱼死网破的殊死之战。
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埋葬了共产主义敌人后,理论上应该已经除去了内部的挑战;伊国组织属于外部敌人。然而,事实恐怕远比表面现象更复杂。在崇信世俗主义的法国,其反恐单位共鉴别了1万1400个国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法国“伊斯兰衍生邪教团体预防中心”(CPDSI)的调查发现,在信仰极端伊斯兰教义的法国公民当中,90%的祖父母是土生法国人,80%来自非宗教背景家庭。2014年7月公布的一份民调发现,在18岁至24岁的法国青少年当中,约25%对伊国组织有好感或非常有好感。
调查也显示,绝大部分参加圣战的欧洲人属于“重生(born again)穆斯林”,他们许多是受到社交圈同辈的影响。《纽约书评》(NYRB)11月16日的报道引述一名住在巴黎郊区、改信伊斯兰的女性,使用变性人惯用的比喻说:“我犹如一个被困在基督徒躯体里的穆斯林。”报道指出,成为伊斯兰圣战士让许多西方青年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因为他们对高度物质主义,然而却缺乏理想的生活状态彻底绝望,甚至不满、反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他们提供了反抗的理论依据和精神动力,让他们对空虚生活的愤懑,升华为实现乌托邦的义愤。
贫穷和失业并非是驱使欧洲青年加入伊国组织的唯一原因,物质以外的精神号召力也可以是很惊人的。反极权主义经典名著《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作者乔治·奥威尔在1940年研读《我的奋斗》后说:“法西斯主义,心理上比任何快乐主义的生命哲学都更加明智……社会主义告诉人们:‘我会给你们好时光。’甚至资本主义也是不情不愿地这么说着。但希特勒告诉人们:‘我给你们斗争、危险和死亡,’结果整个国家都拜倒在他的脚下……我们千万别低估它情感上的吸引力。”
欧洲青年“叛投敌营”恐怕还不是西方文明的真正致命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知名思想史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在巴黎发生《沙尔利周刊》恐袭事件后,今年2月接受中国《经济观察网》访问时指出,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当今欧美社会的主流价值,但是自由主义却是一种“反政治的哲学”,他说:“它并不知道如何思考社会的本质、政府的局限、人心中归宿感的需要,宗教、传统以及类似的东西之重要性等等。所以,它会造成思想和政治上的真空。”
最能反映这种这种“思想和政治上的真空”状态的,莫过于英美大学最新流行的“政治正确”现象。屈服于学生的压力,很多英美大学近来都设立了所谓的“安全空间”(safe space),让学生得以避免接触那些让他们觉得被冒犯或无法接受的意见与观点。“安全空间”原本是同性恋还未进入西方社会主流前,专门为他们社交所需而设立的酒吧和夜总会的别称。同性恋者在那里因为不会被歧视或逮捕而获得安全感。
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报道,校训为“光明与真理”的美国名校耶鲁,在今年万圣节前夕发电邮呼吁全校学生,不要穿上会冒犯其他学生的服装。学生对“安全”的要求,也导致了其他光怪陆离的现象:法律教授被要求在课堂上讲反家庭暴力法时,避免讨论强暴话题,以免勾起学生痛苦的回忆;前国务卿赖斯和讽刺作家比尔·马厄(Bill Maher)也因为学生担心被演讲内容所冒犯,导致原本安排好的校园演讲活动被迫取消;耶鲁大学一名教员委婉地回应校方电邮,认为学生和教员应思考是否该控制学生的穿着,结果数百名学生联名上书、举行示威抗议,要求两名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辞职。
《沙尔利周刊》事件后,西方舆论掀起了关于言论自由的激烈争论,支持《沙尔利周刊》嘲讽伊斯兰先知做法的意见认为,不能让因为觉得被冒犯的穆斯林,用暴力血腥的手法决定言论的界限。可是,培养未来精英的顶尖英美大学,却已经开始基于学生荒谬的“安全”理由,在越来越激进地自我审查言论。西方自17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崇尚自由和平等的传统,经殖民主义扩散全球而取得“普世价值”地位后,已经走向了要否定包括性别差异在内的极端平等主义歧路,并似乎也因此而一手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

 

原载2015年11月22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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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英的凭借

政策研究所所长贾纳达斯·蒂凡(Janadas Devan)2009年4月26日在《海峡时报》撰文,回忆其父亲、第三任总统蒂凡那2005年临终三个月前的一则感人往事。蒂凡那某日突然提出要读《圣经》的要求,养老院的护士给他找来一本,他让贾纳达斯翻去“哥林多书”,可是却发现内容不对。原来护士找来的是美国出版的现代白话本,词句如开水般平淡无味,贾纳达斯连忙回家去蒂凡那书房,带来《英王钦定本圣经》(或称《詹姆士王圣经》)。蒂凡那拿着钦定本抑扬顿挫地朗读了三四十分钟。贾纳达斯表示,蒂凡那当时开始患上老人痴呆症,连当天早餐吃了什么都记不得了,但却对自己少年时代背诵的经典记忆犹新,朗朗上口。
贾纳达斯说,因少年时代熟读《詹姆士王圣经》,让蒂凡那领悟到语言的音乐性,尽管蒂凡那熟读大量英国文学典籍,也并非基督徒,在生命晚年最能触动他的,却并非莎士比亚等巨著,反而是音乐般悦耳的《英王钦定本圣经》诗句。贾纳达斯文章题为Words that are music to the ears(如同音乐般悦耳的文字);而英文成语music to the ears则是“中听的好消息”之意。
另一则故事也意思相近。驰援法国却遭希特勒闪电攻势击退的英国远征军,1940年5月底被纳粹装甲兵包围在法国敦刻尔克沙滩,面对要不被全歼要不就投降的厄运时,一名年轻的远征军军官向英国总部发了一则只有三个字的电报:but if not(意为“即或不然”)。守候在英伦海峡另一端的英国官员,一读到电报就即刻明白了军官的志向。
这三字也源自《英王钦定本圣经》“但以理书3:18”一节:“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是记载征服了犹大王国和耶路撒冷,并流放犹太人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恐吓三个犹大人沙得拉、米煞和埃布尔尼歌,要他们跪拜他用金子所打造的巨大神像,否则就以火刑烧死他们的故事。“即或不然”是三人拒绝臣服的凛然之语。若换做中文语境,则“留取丹心照汗青”相信也会有同样意在言外的效果。
英国远征军最终侥幸脱险,8天内共有超过33万将士安全撤回英伦三岛,成为1944年反攻欧陆的主力军之一。已故英国散文家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在其文章《当王佑吾天》(When the King saved God,比喻《英王钦定本圣经》的文学性对基督教信仰的巨大贡献)里转述这则故事时表示,世代以来,这些典雅的词句成为了英国知识阶层的共同语言,甚至白丁之士也因为日常的教堂礼拜而对之耳熟能详。他说:“一个缺乏类似共同意象及寓言的文化,势必是个浅薄得危机四伏的文化。”他文章的主旨,除了强调学习经典的重要性,也反对当代人自以为是地把经典“白话”的做法。
本地有所谓培养“双文化精英”之说,指的是在双语教育的基础上,从中选拔出语文能力强,且又能掌握语文背后两种不同文化精髓的人才;目标不可谓不宏大,但现实却复杂得多。《海峡时报》今年8月报道,尽管提供英国文学课程的学校增加了,选修的学生却呈现下降趋势。2014年参加中四‘O’水准会考的考生,只有5500人(2012年有6000人),而且这当中只有3100人是修读“全科”,其余2400人仅修读“半科”——另半科以历史、地理等其他人文科补充。关于本地华文的文化教材鲜见报道,就不知道所培养的“双文化精英”,如今还能否背诵几首李白、杜甫,抑或苏轼、柳永的佳句?
或许还是有很多家长坚信文学和经典是“无用的”,他们当然也不曾听过《庄子·人间世》讲的“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若换一种符合国人务实主义价值的逻辑,可能道理还浅白易懂一些。领导“未来经济”委员会的财政部长王瑞杰最近表示,委员会的思考重点,是如何引导新加坡从一个增值经济体,转型为一个创新和创值经济体。王瑞杰这番话意味着,未来必须有更多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才能支撑这个经济转型的大战略。可是要去哪里找?
香港著名专栏作家林沛理的文章《创新之道是旧为新用》,提供了所需的答案。他提出了“借富”的概念,揭秘创新之道。林沛理说:“创新之道不是为无米之炊的无中生有(making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而是从传统和现存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源中‘借富’,以收推陈出新之效。”他举西方现代主义(Modernism)领军人物庞德(Ezra Pound)为例说,庞德用Make It New三个字总结了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段、艺术特征、历史任务和文化意义。
林沛理写道:“Make It New不只是推陈出新,更绝非破旧立新,而是旧为新用;将传统的用处、新意和现代性发扬光大……Make It New三个字在西方的知识界和文化史掷地有声,其实是一次外国人向中国经典‘借富’的精彩示范。”原来庞德醉心中国文化,曾翻译《诗经》《大学》《中庸》和《论语》。他的不朽名句Make It New正是出自儒家经典《大学》第二章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看来,社会要创新,恐怕还得先开始累积点文化的财富。

原载2015年11月8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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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会英九 意在英文

“习马会”突然实现,显然是北京主动的结果。自经历九合一选举的大败,反服贸运动的冲击,马英九和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上,已经没有太多可用的筹码。各种迹象表明,明年的总统和立法院选举,国民党可能还会再遭滑铁卢。因此,在思考北京为何选在这个时间点“奖励”马英九时,或许得采取更长远的视角。
大部分观察家的共识是,在当前台湾普遍顾虑国民党过度向大陆倾斜的氛围里,“习马会”并无助于提振国民党的选情。台北在宣布“习马会”消息时,强调不会签署任何协定,甚至不发表共同声明,就反映了台湾民间对任何“卖台”可能性高度焦虑的现实。
尤有甚者,北京更作出让步,满足台北“对等、尊严”的要求,非但同意习马见面时互称“先生”,还形容两人会面的身份是“两岸领导人”——不是党对党,而是政府对政府。对照“一个中国”的国际现实,北京无疑展现了非常大的善意。马英九实现了确定自己历史定位的政治愿望,但却无以回礼。所以要问的是,习近平为何愿意这么做?
国民党因“换柱”风波,内部分裂公开化,明年选举很可能下野,甚至失去立法院多数,且恐怕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元气。这意味着北京在接下来的八年或更久,必须同民进党打交道。有望成为台湾下届总统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至今仍然不接受“九二共识”,导致两岸此后将失去交流的政治基础。“习马会”正是为“九二共识”加持之举;说得更白一些:习会英九,意在英文。
北京借“习马会”所要传达的政治信息应该是:接受“九二共识”,除了能确保至今两岸所达成的经贸成果,包括政府领导人对等见面的政治接触,也都可以实现。换句话说,北京这回是大幅度地提高了否认“九二共识”的机会成本。
民进党因而必须深入评估北京的这一新举措。倘若在明年当选总统,蔡英文面对的将是更为厉害的对手,以及更严峻的治理挑战。相对于领导人能够有对等的政治接触,解决台湾所关心的诸如自治现状、国际空间和尊严等要求,否认“九二共识”也同时意味着两岸经贸交流可能出现的倒退——更甜美的胡萝卜必然伴随更粗硬的大棒子。
除非台湾能迅速摆脱经济上依赖大陆的现状(如果北京加码,把接受“九二共识”同默许台湾加入区域自贸安排挂钩,对蔡英文的治理压力势必百上加斤),民进党会发现,继续否认“九二共识”的代价将越来越大。一旦台湾民间开始感受到来自大陆的经贸寒流,则对比两岸领导人可以面对面解决问题的选择,蔡英文届时所面对的政治压力可想而知。
当然,北京促成“习马会”还有针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的大战略考量。这就需要另文分析了。

原载2015年11月6日《联合早报·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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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理性主义

同读高中的女儿聊起她学校经济学的教程,其中一堂课借“性交机会的市场供需”来探讨婚姻制度的演变。根据自由经济学的理论,因为担心怀孕,女性对提供男性予性交机会,开出了结婚的高昂价格。男性要满足性交机会,就必须付出同女性结婚的代价。自从避孕药面市,怀孕的风险骤降,改变了性交机会的市场供需。女性因不再担心怀孕,就相对愿意发生婚前性行为。随着性交机会供应的增加,其价格也跟着下降——男性不必再以结婚来满足性需求,人们对婚姻的看法进而发生剧烈的转变,婚姻制度也就不再那么稳定了。
自己当年高中的经济课,可惜就没有如此引人入胜的概念分析。这次聊天的内容所能够引申的想法非常多,其中就联想到西方现代理性主义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力。根据教科书的流行说法,现代理性主义是“祛魅”的结果,把传统的以上帝为中心的视角拉回人世间,转为关注人的一切,经由对人及其所处的世界的理性观察、实验、证伪,形成现代科学知识。其中的副作用,在于西方的道德源自对上帝的崇拜,一旦“上帝已死”,则道德伦理顿时失去源头依靠。“道德判断”(moral judgement)在西方现代学术中沦为贬义词,恐怕与此有关,因为研究要追问的是“如何”,而非“应该如何”的问题。
西方关于大麻合法化的争议就很能说明这个现象。支持合法化的一派引述科学研究结果,证明酒精和烟草对健康的危害,远高于大麻。如果酒精和烟草能合法买卖,大麻就没有理由被禁止。此外,大麻合法化也会带来犯罪率和执法成本降低、税收增加等好处。他们也认为,理性地对待这个问题,不掺杂个人的“道德判断”,才能就事论事,得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另一个相关的面向是,由于人已经取代了上帝成为中心,人的“快乐”也就成为不容质疑的最高目的。大麻被称为“娱乐用毒品”(recreational drug),反映了“无毒不欢”的生活状态,以及“道德中立”的理性价值观。
这个争议或许还属于比较极端的例子,但从以上帝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到以人的“快乐”为中心,却是个显著的趋势;而且这样的经济理性主义取向,恐怕也产生了从“价值人”沦为“动物人”的潜在危险。无论是关于自然界的纪录片,或者心理学、行为学等的研究,一个普遍的假设是根据人的动物性来观察及理解人。避害趋利,好逸恶劳诚然是人的本能,这种“如何”的学问,很多时候因而确实比“应该如何”更有解释力。上述的“性交机会的市场供需”理论,就很能解释为何现代社会单身主义流行,离婚率偏高的普遍现象。
但是,它的危险却在于“道德中立”和“去道德化”的一步之遥——当人的动物性成为理解人的主要甚至唯一假设,它也可能合理化了诸多行为。把婚姻理解为满足性欲的制度安排固然没有错,可是却不能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解释。根据这种动物性的理解,婚姻还包括保证基因的传递(这也用来解释为何男性有到处“播种”的冲动)、财产的继承等等。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这也是“上帝已死”的产物之一),又把男欢女爱当做婚姻的理由和基础。凡此种种都刨光了婚姻制度的基石。古人视婚姻为“合二姓之好”,尽管也有保护和传承血缘的考虑,但同时更赋予其礼法上的文明意义(“上以事宗庙,而下以济后世”)。由婚姻所缔结的亲戚关系,让两家人对彼此有了道德上的义务和责任。
林语堂在《吾国吾民》里就说过:“在西方人看来,不借助上帝的力量而又能维系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而在中国人看来,不借助第三者的力量人们就不能相互以礼相待,这同样是令人诧异的。”尽管西方的无神论者坚称,不借助上帝的力量,人们还是能维系道德关系,可是西方的伦理价值长期以宗教为基础,道德话语大多源自《圣经》等宗教典籍,以反对宗教迷信为核心的理性主义兴起后,还是难免让西方现代社会产生因价值错乱而导致的道德崩坏危机。
而远在孔子的时代,早就已经确立了“未能事人,焉知事鬼?”的人文理性主义精神,关注点从上苍转移到人的身上。不同的是,这种对人的重视并非仅是生物性的,更有一种价值的追求。孟子就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当然有其动物性,但更重要的是其不同于动物、超越动物本能的珍贵品质。正因为这些珍贵的品质,人才会做出违反生物求生本能的行为,杀生成仁、舍身取义。然而孔孟之道又并非正襟危坐,不解风情,《论语·先进》记录孔子与学生聊天,问起个人志向,就特别赞赏曾点在暮春三月“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生活情趣。这里头未尝没有理性主义的欢乐。
人本来就是难懂的复合体,经济学所仰赖的“理性人”的前提,只是复杂人性的其中一个面向。作为消费者,人或许会根据供需原则做出本能的抉择,但人仅仅是作为消费者而存活的吗?“应该如何”或许不比追问“如何”,更能够取得解释表面现象的答案;但是避免把解释行为的原因,误以为是合理化行为的理由,还是必须得把握好的道理。很欣慰在交流之后听到女儿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原载2015年11月1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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