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衣着暴露的进化论理由

婚外性交是极为危险的行为，不但有传染性病乃至致命的风险，也会让女性因怀上私生子而不见容于社会。有效避孕手段的出现，因而颠覆了规范性交的价值体系，也改变了两性关系。

不时都会读到卫道者批评女性衣着暴露的食古不化新闻，最近一则是7月20日的《“穿着不暴露可防被性侵” 菲警告诫妇女言论引公愤》，在这个强调男女平等的时代，“引公愤”是必然的反应。2月2日的《联合早报》副刊有一则《观众大声说》：“很好奇某个女观众是否刚从山洞出来吗？常常留言批评女主持穿着暴露，或小心衣服掉下来等等。都什么年代了，难道要女主持穿旗袍主持节目吗？”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社会出现穆斯林女性由头到脚长袍罩身才能上街的景观。按现代社会的标准，这当然是保守且落后的习俗。
因坚决反对极端左派在校园内玩身份认同政治，而双双失去教职的美国进化生物学家温斯坦（Bret Weinstein）和海茵（Heather Heying）夫妇，却持不同看法。自认为是进步主义者的温斯坦和海茵，在政治上长期支持美国民主党，可是却坚持社会关于两性关系的讨论，必须立足于科学事实而不是意识形态。所以他们反对极端左派以简单的性别平等价值，作为褒贬两性关系的标准。
他们指出，人类进化的历史悠久，智人（Homo sapiens）本身便存在约30万年，期间所形成的存活和延续物种的本能，深刻影响了人类的生理和心理结构，至今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可是两性平等的意识形态，却只有不到200年的历史，何者对我们更有深层次乃至“真实”的作用，答案不言而喻。
就以当前“肥胖症”疫情，从发达国家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为例，就不难看出进化遗留的强韧影响力。哈佛大学人类进化生物学教授利伯曼（Daniel Lieberman）指出，我们的远祖由于食物来源不稳定，身体因而演化出囤积脂肪的本能，以便在缺乏食物时继续为日常活动提供能量——特别是高度消耗能量的大脑，以及孕育婴儿所需的能量。糖分容易转化为脂肪，所以人类对甜食有着天然的偏爱。美国现代食品业者充分利用这个弱点，生产高糖分高脂肪的加工食品，最终导致欲罢不能的痴肥恶果。
进化史也决定了人类的性行为。这主要围绕在传宗接代这个目的。基因分析发现，女性传承自身基因的成功率远高于男性，因为只要她们成功生育，就大为提高基因传承的概率；而历来有很大部分的男性，却因为早死（战争）或难以赢得配偶，而在物竞天择中完败。所以，男性的性行为本能，非常不同于女性。
温斯坦说，男性基本上采取三种策略来传承基因。第一种是一夫一妻制。因为养育婴儿需要极大的资源，除非男性能让女性相信他愿意投资于照顾下一代，长相厮守，女性基本上不会同他交配。但是，男性传宗接代的本能，也让他不介意第二种策略——如果能随机“播种”，找到愿意交配的女性而又不必承担养育后代的责任，这对男人而言无异于“进化红利”。温斯坦发现，很多男人都能够想象两种女性形象：“美丽而不性感”“性感而不美丽”，前一种启动男人的第一个求偶策略，后一种则会启动第二个策略。第三种策略是强奸，但这不涉及当代男女关系主流，所以存而不论。他强调，第一种策略是男性传承基因最成功的策略，所以婚姻制度才会广泛存在于古往今来的不同人类社会中。
海茵则指出，在自然界四五千种哺乳动物中，人类女性是唯一在不授乳时，乳房大小不变的动物。她说，在进化史上，女性或处于饥饿、或授乳、或怀孕的状态，所以在平时，乳房是她向男性广播其具备生育能力的“性信号”。同时，人类女性也是少数“隐藏”其排卵期的动物（海茵相信这是女性减轻被强奸概率的进化结果）；而且，人类女性是少数没有固定发情期的生物，在更年期后仍然保持“性趣”。
这些基于进化论的生理事实，却因为科技所带来的价值观变化而受到干扰。相比悠长的人类进化史，现代有效的避孕手段犹如昙花一现。现代男性避孕套的发明和普及是19世纪的事，女性口服避孕丸更是迟至1960年才获准贩售。此前，婚外性交是极为危险的行为，不但有传染性病乃至致命的风险，也会让女性因怀上私生子而不见容于社会。有效避孕手段的出现，因而颠覆了规范性交的价值体系，也改变了两性关系。
温斯坦和海茵认为，商业社会为了促销，不断给女性制造不安全感让她们消费，却无形中鼓励女性通过美容、瘦身、珠宝、暴露身材等方式来引起男性注意，殊不知这么做正刺激了男人第二策略的“性投机”潜意识，把女性当做播种对象而不是养儿育女的伴侣。
在现代避孕手段出现之前，文明社会为了保护未婚女性，都对她们的社交和衣着严格规范，也许正是要避免激励男人的第二策略。从这样来理解穆斯林女性的全身罩袍，或许就不会简单地抨击为压迫女性了。当然，遮脸的罩袍，毕竟抵触了讲究人与人应当直面交往的现代社会价值。
现代人固然已经走出了山洞，但谁又能确定我们内里没有依然住着穴居的元祖？

原载2018年8月5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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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变天大戏杂感

 

 

马来西亚第14届全国大选在5月9日投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24小时，终于在隔天晚间马哈迪宣誓就任首相后，实现了政权轮替的历史壮举。

 

这是一出不亚于任何好莱坞大制作的人间大戏，耄耋之年的前首相东山再起，与当年的副手兼世仇安华一泯恩仇，共同推翻丑闻缠身的现任首相纳吉，也推倒了自己有份滋养壮大、垄断马国政治权力超过半个世纪的体制。三人的种种心理状态和相互间的关系张力，恐怕超越了任何编剧的想象力。

 

马哈迪、安华和纳吉三人的背后，也各有一个故事同样精彩的女人配合演出，偶尔甚至喧宾夺主，被形势推到台前唱说几段台词。安华5月16日出狱后的记者会上，被周边人怂恿亲吻妻子旺阿兹莎额头的新闻镜头，是两人因安华20年政治沉浮所导致的悲欢离合的甜蜜一幕。

 

安华在获释后所接受的一系列专访当中透露，纳吉在开票当晚得知大势已去时，曾经主动两次电话联络他，问安华他该怎么办。安华说自己“以朋友的身份”劝纳吉接受选民要他下台的现实，可是纳吉并不认输。安华说，纳吉在第二通电话时“就彻底崩溃了”。安华第二度被同样侮辱人格的“鸡奸罪”投入狱中，是在纳吉掌权时。“以朋友的身份”这一形容词背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莎士比亚悲剧

 

纳吉和妻子罗斯玛的遭遇，让人联想到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故事讲的是苏格兰国王邓肯的表弟麦克白将军，在战胜归来的路上遇到三个女巫。女巫对他说了一些预言和隐语，说他会当上国王，但他没有孩子继承王位，反而是同僚班柯将军的后代要做王。麦克白夫人怂恿他谋杀邓肯，做了国王。为了巩固权位，他又害死了邓肯的侍卫、班柯、贵族麦克德夫的妻子和小孩。残酷的行为让麦克白越发冷血，在妻子因愧疚而发疯死去时毫不难过。邓肯的儿子最终联合英格兰军队，打败众叛亲离的麦克白并将之斩首。

 

马国舆论盛传纳吉惧内；热爱珠宝、名牌包的罗斯玛的政治影响力，从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2000年访问马国，特地要求与她见面可见一斑。罗斯玛后来坦言，李光耀是要亲自评估她，以查实坊间关于她垂帘听政的传闻。闹出挪用一马公司巨款丑闻的当事人之一，就是罗斯玛第一段婚姻所生的儿子里扎阿兹，他被指动用一马公司巨款，投资2014年获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华尔街之狼》。

 

从纳吉在败选后的表现看，他似乎表现出一种近乎宿命论的态度，非但没有激烈地反抗，反而有点坐以待毙的认命样子。这一方面或许是自知对手马哈迪的能耐，另一方面恐怕也在通过这种消极态度，间接表达对大他两岁的罗斯玛贪得无厌的不满。罗斯玛个人欲壑难填（单是从纳吉的柏威年公寓就搜出的284个名牌手提袋，其中单价可高达数十万元），以及对仅是纳吉继子里扎阿兹挥霍无度的纵容，所闹出来的种种丑闻，是导致纳吉成为过街老鼠的原因之一。当然，他也必须对个人晚节不保负起全部责任。但对照马哈迪夫人西蒂哈斯玛始终保持低调，安华夫人旺阿兹莎对夫君20年困难的不弃不离，甚至抛头露面代夫出征，成为新政府的副首相，纳吉夫妇的形象真的很难得人心。

 

解铃还须系铃人

 

93岁的马哈迪东山再起，写下了近代政治史上罕见的一章。他不但掀起马来人海啸，冲垮自己一手所建立的权钱体制，更与被自己打入政治地狱的宿敌安华联手，这其中的恩怨情仇，恐怕也一言难尽。

 

1987年，由东姑拉沙里领导的巫统B队挑战时任首相的马哈迪在巫统内的领导权，马哈迪的党内领导人选举险胜后清党，开除东姑拉沙里的所有党羽。东姑拉沙里另起炉灶，组织四六精神马来人党，强调要回归巫统在1946年建党时的初心。1988年，因为巫统B队挑战党内选举结果，提起公诉，法院基于技术理由宣布巫统为非法政党。 马哈迪立即重新组成只有A队成员的巫统。

 

因此，在技术上，今天的巫统其实是由马哈迪所创立的。为了防止再度面对权力挑战，马哈迪开始了权钱政治的游戏，用各种好处收买党内派系，逐渐形成了党主席利用政治献金巩固支持的政治文化。这一套游戏规则，被纳吉玩得虎虎生风，不但巫统最高领导人职务在党的常年大会上都不允许挑战，为了摆平越来越复杂的党内人事斗争，所需要的“弹药”自然也会越来越庞大。一马公司高达7亿美元的资金流入纳吉私人银行户头，纳吉辩称是沙特王子的捐赠，哪怕有那么微小的可能性，果真是捐赠，或许也能部分反映纳吉为了稳固党内权力所需要的开销。

 

马哈迪的另一个政治遗产，就是启用安华为副首相后，为了应对伊斯兰党的外部挑战，开始玩宗教政治化的游戏，放纵安华开始推动伊斯兰化，从公务员体系（设立宗教官僚机关）、推动伊斯兰高等教育、成立伊斯兰银行等等，在政治上架空了伊斯兰党的宗教威望之余，却导致了马国社会逐渐失去世俗化传统的空间，让马来人越来越容易接受中东的极端宗教思想，为伊斯兰党日后的壮大埋下祸根。当马哈迪于1998年因为在应对亚洲金融风暴时，同安华意见相左而决裂后，安华的支持者在他入狱后纷纷转投伊党怀抱，最终让其伊党盘踞半岛东北角至今，并且也让主流政治因为宗教因素而易于变得紧张。

 

再来当然是作为种族主义者的马哈迪专门用来照顾马来人权利的土著政策了。这个政策，用安华出狱后对媒体的话说，是“在这个政策下，政府合约、生意、就业、教育及房屋优先考虑马来人……这项政策被指责为分化马来人、华人及印度人，国内少数民族不满遭政府种族歧视。”这个政策也导致大量非马来族人才外流，严重削弱了马来西亚的国际竞争力，当然更导致国内官商勾结，政治腐败，并且让种族关系因为经济不公平而紧张。

 

希盟执政靠的固然是马来人海啸，其他族群的支持也很关键。相信包括不少开明的马来人在内，马国民众对新政府的期望是改革不公平的制度，但是马哈迪所面对的问题，自己正是始作俑者。历史的反讽很直接，他如何拨乱反正，将决定自己的历史定位。这当中可能必须是某种程度的自我否定，用一种洗心革面的姿态，告诉人民自己将痛改前非。这可能会是向来自负的马哈迪的表现吗？

 

就算马哈迪决心拨乱反正，几十年形成的既得利益，以及马国马来人作为最大族群对于特别是华人社群的猜疑，和担心自身利益受损的政治现实，也意味着任何的改革都将是艰难和需要时间的工程。选举结果所营造的理想氛围，可能会让一些求好心切者对改革的缓慢或反复失望，新政府的蜜月期也因而提前结束。这些都是新政府甚至是支持改革的马国民众所必须意识到的挑战。

 

最关键的变数

 

马国政治变天是否代表否极泰来的最大变数，恐怕还在于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就如前面所言，安华个人也必须对马国政治的种族主义，以及其所导致的腐败，负起一部分的责任。与马哈迪一样，这也是历史赋予他自我救赎的难得机会。

 

但是安华已经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20年，而且是在接近权力巅峰的那一刻，并且是在风华正茂、准备干一番大事业的时刻，从天堂一下摔倒地狱。逆转自己命运的黑手，正是马哈迪。这个深仇大恨如何化解，需要极大的人生智慧。马哈迪在2016年开始批评一马公司丑闻和纳吉后，出席了安华的法庭听证会并同安华握手寒暄，震惊了马国社会。这一预示两人即将政治携手，共同对付纳吉的一幕，开启了今年的变天大海啸。这也印证了“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的谚语。如今马哈迪和安华的共同敌人被打倒了，目的完成了，未来会将如何，还费一番思量。

 

至今，马哈迪和安华的政治合作还维系如常。尽管主要目标已经达到，然而政治上百废待兴，民众求变的殷切期盼，都不允许他们开始谋求自身的利益。从政者为国为民的意图不应该轻易质疑，可是他们行动的深层动机也不能忽视。或许以他们各自的历练以及当下不再年轻的现实，都意味着青史留名才是最正确的抉择。为了国家做正确的事，将是马国人民和他们彼此的大幸。

 

《联合早报》5月22日的社论说，安华自从被马国元首特赦出狱后，其一言一行均展现了高度的政治克制与智慧。他不但对将其二度入狱的纳吉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怨恨，更在公正党内部对马哈迪内阁任命出现鼓噪时，及时公开力挺马哈迪，并表明自己不急着任相或入阁，以确保新政府的稳定过渡。社论评价说：“这些让人乐观的迹象表明，遭遇政治磨难近20年的安华，仍然胸怀大志却更为沉稳内敛。”

 

或许，这样的乐观是有理由的。但是政治毕竟充满变数。安华形容马哈迪“变得愿意倾听和懂得商量”，显示两人经历这些年的起伏，都已经有所改变。但这也可能只是表明，眼前的局势迫使两人必须合作，一旦形势改变，彼此的主观意志难保不会出现冲突，届时两人是否仍然具备一定的政治智慧，冷静处理矛盾，彼此所代表的两股不同势力，会否对他们施加压力，都可能逆转目前积极的走势。

 

务实的期待

 

很多评论把马国变天归功于民心思变，认为人民摆脱心中的恐惧，用手中的一票，表达集体的意志。这个判断基本没有错，可是缺乏精英领导人的作用，光靠人民恐怕还是无法成事。马哈迪的出现是变天的关键因素，几乎已经是定论了。因为他，马来人才放心投给希盟的华人候选人；也因为他，政府体制内不满纳吉腐败的成员才会暗中呼应。

 

除了领导人，体制的韧性也是关键。在选举成绩迟迟不公布的5月9日那惊心动魄的24小时，负责国家安全的三名高级公务员公开表态，效忠国家宪法和人民意志，并一起觐见国家元首，杜绝了纳吉团队可能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的念头，保障了政权最终的和平转移。

 

马国人民用和平的方式，坚定地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举措，至今已经成功了一半。被他们视为贪污腐败而人心尽失的政府是换掉了，可是新政府到底能够改革多少，改革多快，挑战的艰巨性不容低估。

 

不少清醒的马国友人私下表示，不只是内阁成员贪得无厌，底层小公务员的小要小拿，已经蔚为风气甚至成为一种老百姓本能接受了的生活习惯。所以新政府要改革的不只是台面上看得到的贪污腐败，还要解决深层的体制潜规则乃至人民和大小官员的心理。这种惯性才是最不容易改革的东西。

 

另外，因为长期不平等而紧张的种族关系，仍然是最大的挑战。马来海啸的出现之所以让专家跌破眼镜，是因为马来人对华人的猜忌和敌视，让巫统和伊斯兰党得以持续坐大。马哈迪和安华要如何顺应民意（非马来人和开明的马来人都希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还是必须重视大部分马来人对维护既得利益的担心；而既得利益正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这种几乎要自我否定的改革，其难度恐怕非局外人所能想象。所以虽然是变天了，可是能否迎来黎明的曙光，如今下判断可能还言之过早。

 

现在看来，变天好像理所当然，人民用选票踢走了纳吉政府，可是整个政权轮替的过程，仍然有可能会发生动乱危机甚至大规模暴力。马国民主体制的成熟，加上一点点的运气，避免了这种不幸的结局。希望马国朝野能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重新出发，为后代奠定幸福的基石。

 

原载2018年7月第36期《怡和世纪》

生命的意义不在快乐

 

一辈子不苟言笑，领导自由法国政府抵抗纳粹侵略，战后成为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将军，有一次被记者问及他是否快乐时，冷冷地回答：“你当我是什么？白痴吗？”戴高乐所信仰的人生哲学，显然和当代流行的价值观有着天壤之别。
追求快乐似乎已被今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国大商学院在5月31日公布的调查发现，新加坡人10年来不但更不快乐，也更不重视享受生活，而且成就感也减少了。各种生活开销和医疗费用是令他们最不满意的事。
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领导委员会（SDSN）每年发布的全球快乐指数报告（针对世界156个国家的调查），新加坡的排名也从2017年的第26名，下降到2018年的第34名。调查依据六大变量：收入、健康的预期寿命、社会支持、自由度、信任感和乐善好施。
在互联网时代，类似的报告很容易沦为没有营养的政治口水战，批评者据此抨击他们所不满的政策，辩护的一方则指出“快乐”的主观性质太强，难以说明具体问题。但无论正反双方，基本上都默认追求快乐是人生的终极意义。但是，真相确实是如此吗？
所有的古老文明似乎都得出相似的结论：生命是苦难。佛教认为人生有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基督教对生命意义的总结，是象征背负人类原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道家的老子指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被视为承载东方宗教情怀的儒家，反复强调要“畏天命”，就算讲“乐”，也是从孔子最喜爱的学生颜回的生活如何艰苦，“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切入……
因此，物质生活丰富程度超越人类历史任何阶段的当代人，在衣食无忧之余，却不见得快乐，这个现象本身就很值得反思。童话故事里的王子公主在有情人终成眷属后，一般都以“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结束。但所有成人读者都心知肚明，这是用来“骗”天真无邪的孩童的。相信童话故事结局的成人，心智恐怕严重不成熟。“快乐”转瞬即逝，在感受到的时刻当然应当惜福，然而它却并非生命的本质——生命的孤寂、有限和脆弱，犹如唐代诗人陈子昂所感叹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疾病、意外、背叛、生离死别，随时都会降临到自己或亲人身上，任谁都躲避不了。所以把追求快乐当做生命的目标，不是在自讨苦吃吗？
那要怎么面对生命之苦呢？这是古往今来所有第一流的脑袋都在寻找对策的难题。加拿大心理学家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经过数十年的反复思考，通过总结和贯通各个文明历经数千年所凝聚的答案，得出了适用于当代人参考的结论——唯有自愿去承担生命的重任，才能从中发掘生命超越性的意义，来抵消无常之苦并活出尊严。所谓主动承担生命的重任，就是认真看待自己，并且在日常行为上负起责任，由此不断自我提升，并且推己及人，同时让家人、朋友、社区，也能从自己的善行善念中，减轻生命的痛楚。
要承担生命的重任，得先确立生命的目的且身体力行去追求它。彼得森表示，生命的意义与所承担的责任是成正比的；换言之，所承担的责任越重大，所感受和体现的生命意义就越深刻。他认为，人是目的性的动物，缺乏目的的生命必然萎缩死亡，而每一个人都只能根据自己所设定的目的才有可能行动。每一个人都有一套欲追求的“目的等级”（hierarchy of goals），而且在追求过程中始能向上提升（相反的，失去目的就会向下沉沦），人也只有在追求实现目的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意义；而且这个过程所产生的不只是心理上的平衡，还有生理上的好处，能自然消解莫名的恐惧和焦虑感，让人的生命状态更为圆满自足，或至少避免在遭遇重大挫折时愤世嫉俗、怨天尤人，甚而不惜玉石俱焚。
承担责任、追求能创造生命意义的目的，涉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牺牲。彼得森指出，古今中外的文明均有向神明牺牲的仪式。他认为，这象征了人类意识到“未来”的重要性。牺牲的本质，就是克制当下的欲望，或者用自己所珍爱的有价值的东西，去交换更好的未来。更关键的是，人只能决定要牺牲什么，如果自己不主动选择，就会任由外力来决定。最简单的行为当然是节约消费、储蓄、投资（包括自己和下一代的教育），但是更包括善待周边的人，通过慷慨、诚实的言行来建立良好的声誉，以便未来有需要时，能够获得他人的回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按：有读者指正，昆德拉多次提名，但未得奖）米兰·昆德拉1984年出版的充满哲理的成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表达的也是类似的理念：“人的伟大在于他扛起命运，就像用肩膀顶住天穹的巨神阿特拉斯一样”“必然，沉重，价值，这三个概念连接在一起。只有必然，才能沉重；所以沉重，便有价值”。没有责任和目标的生命或许是自由而轻盈的，甚而可能是偶尔快乐的，可是却反而让人不能承受。如此理解，或许就能够重新看待快乐指数的新闻，也不会对戴高乐冷言回应记者而感到不解了。

原载2018年7月8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快刀斩断朝核乱麻

 

同美国关系正常化，是金氏政权一直以来的梦想。因为能威胁其政权安全的唯有华盛顿。获取美国的承认意味着除却“国际流氓”的标签，能正式加入全球化并从中获益。特金会对于平壤而言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高祖尝试观诸子意识，各使治乱丝，帝独抽刀斩之，曰：‘乱者须斩！’”（《北齐书·文宣帝纪》）。判断特金会成功与否的标准，应当是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以朝核危机的复杂性质审视，在新加坡举行的半天峰会，撬动了冷战的第一场热战（韩战）遗留至今70多年的区域安全威胁僵局，有望出现迈向和平的积极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带来了某种让人惊喜的意外。
特朗普在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后，签署了只有四点协议的简单联合声明。从他在会后的记者会上的答问不难看出，特朗普看似很简单的想法，却已经成功地推动了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进展，有可能打破历任“循规蹈矩”的美国总统所没有克服的困境，开创新的和平局面。
特金会缘起于朝核危机临近爆发点，特朗普说服中国配合对朝严厉制裁，加上调动海空军打击力量集结半岛，并恫言采取行动，以解除朝鲜核打击美国本土的威胁，迫使金正恩同意用“全面去核”来换取美国保证其政权安全。形势在短期内迅速从战争的阴霾露出和平曙光，昨天在圣淘沙嘉佩乐酒店举行的特金会，就见证了这一“全盘交易”（grand bargain）的正式第一步。
与此前的美国政府不同，商人出身、喜欢讨价还价、属于体制外的特朗普，对围绕朝核问题的各种历史和地缘政治的艰难取舍毫无兴趣，他因而能够摆脱华盛顿决策圈的体制束缚，甚至避开集体盲点，谋求单刀直入的解决方案。他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时，就反复透露这一思维模式。对特朗普而言，朝鲜过去的核讹诈、糟糕的人权记录、可能正当化平壤政权等美国对朝鲜一贯的“邪恶轴心国”假设，都不是他所关心的；完成交易，甚至因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个人荣誉，恐怕才更让他动心。
主流舆论至今仍不相信金正恩会真正或完全弃核。从平壤过去的不良记录来看，这个担忧并非没有依据。但是，如果分析金正恩积极发展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的目的，就不难得出核导计划，本质上并非朝鲜的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平壤的目的是确保美国不敢武力推翻金氏政权；如果可以用弃核来换取美国的和平保证，金正恩没有理由拒绝这么做。况且，与其他弃核后还是被推翻的政权不同（如利比亚的卡达菲），朝鲜的背后还有强大的中国作为靠山。此前特朗普之所以恫言军事打击朝鲜，是因为后者的核导试验和言辞挑衅，同样引起北京不悦。一旦美朝签署和平协定，中国的存在足以提高美国信守承诺的概率。
联合声明中除了第四点“找回（韩战）战俘和失踪人员遗骸”外，其余三点均攸关亚洲的和平。第一点暗示美朝将促成双边关系正常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有可能让朝鲜逐步结束国际孤立状态，有助于东北亚的和平与长期的经济合作甚至一体化。第二点暗示韩战的正式结束。此前不断有消息称，峰会的具体成果或是签署和平协定来取代停战协定。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还进一步表示，不会把中国和韩国排除在后续和平协定的进程之外。换言之，一些舆论所分析的北京遭边缘化的结果，更加不容易出现。第三点则是特金会的重点，即半岛的“完全无核化”。

突破常规 创造历史

对于美国记者接连提问，担心朝鲜在弃核问题上会背信弃义，特朗普表现得信心满满。从常理推断，特朗普的信心并非毫无所据。同美国关系正常化，是金氏政权一直以来的梦想。因为能威胁其政权安全的唯有华盛顿。获取美国的承认意味着除却“国际流氓”的标签，能正式加入全球化并从中获益。特金会对于平壤而言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尽管显得自夸，特朗普认为是因为自己当总统，才有可能取得突破，并非虚言。金正恩不太可能错失良机，在弃核问题上玩手段，丢失朝鲜成为正常国家的历史机会。
当然，魔鬼躲在细节里，简单的联合声明隐藏太多有待厘清的疑点。如何确保朝鲜真正弃核，就牵涉诸多技术性问题，包括验证的手续、费用的分摊、美国经济制裁是否同步解除等等。同时，和平协定何时签署（在弃核之后还是同步进行），美朝邦交何时建立，都需要后续大量的讨价还价。而且，在后续的谈判过程中，势必还会出现严重分歧，毕竟特朗普和金正恩所谓的个人互信，不代表两个敌对体制长期的猜疑，顷刻间就会冰释前嫌。然而，特朗普表示有意于平壤再会金正恩，且愿意邀请金正恩访问华府，这个表态本身，相当程度担保谈判进程就算困难重重，还是会朝既定目标前进。
特金会因而可以说是成功的，虽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其所象征的意义却非比寻常。冷战在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后结束，但是主要在欧洲地区，东西方阵营全球对立的格局，在亚洲还存在朝鲜半岛对峙和台海两岸分裂。随着半岛局势走向缓和，亚洲总算能够开始尝到冷战结束的和平红利了。西方世界对全球化的逆反时势，造出了特朗普这个被对手一路讥笑为头脑简单、不学无术的“英雄”，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现在他反过来创造新的时势，推动亚洲历史翻过冷战这一章。真正实现半岛和平的路途或许遥远而崎岖，但毕竟还是在新加坡踏出了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原载2018年6月13日《联合早报·言论》

新安全形势下的香会

 

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简称“香会”），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超过一年后举行的。他上台后对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可从同样即将在新加坡召开的美国－朝鲜历史性峰会窥见一斑。所以相信除了中美关系出现大变化这个议题，朝核危机的积极发展走势，应当会是本届香会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
作为体制外的人物，挟民粹主义势头入主白宫的特朗普，自上任以来确实不按牌理出牌，颠覆了华盛顿政治圈和政策圈的既有秩序。他的“美国优先”理念，有时候以近乎乱枪打鸟的方式，把美国很多固有的大政方针推倒重来，比如在地缘政治领域，同北约盟友的传统关系不再受重视、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终止、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乃至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用战争恐吓手段迫使朝鲜走上弃核谈判桌等，让各国决策者莫不惶恐不安，随之起舞。
但是，这种颠覆性改变所带来的影响，却未必都能让美国国家利益得到强化，反而可能导致“美国治下和平”（Pax America）的削弱。这当然并非全部归咎于特朗普决策的反复无常，尽管这的确使得美国盟友无法不认真评估华盛顿安全保障的可靠性。从大势而言，中国的持续崛起以及放弃“韬光养晦”，变得更加“有所作为”，也在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北京在创造新的国际体制方面不遗余力——一带一路、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制度建设，都是中国累积国际软实力的重要举措，也取得一定成效。
在建设软实力之际，中国对外姿态的改变，也一度直接导致其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紧张，包括日本（钓鱼岛/尖阁诸岛争端）、韩国（萨德反导系统）、印度（藏南边境领土），以及菲律宾、越南（南中国海），更促成美国积极反制，增加第七舰队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自由航行。特朗普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经过几轮的过招，是和是战，目前还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些变化，进一步加剧各国的不安全感。
彭博社在去年12月12日题为《新一轮全球军备竞赛比上一轮恐怖》的报道中，引述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数据称，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后，世界武器出口逐渐出现上涨势头，而且更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高峰。以2016年美元价值计算，从2002年至该年的军费涨幅高达38%，其中东欧和东亚的军费开支排世界前两位。东欧是因为俄罗斯的军事挑衅动作越来越大；东亚恐怕是各国为美国可能被中国挤出本区域而开始做自保准备。
这一形势也能从国际新闻的比重，由经贸向安全课题倾斜看得出来。同时，经贸新闻日趋负面，主题几乎是全球化自由贸易的退缩，以及各地民粹主义对门户开放的反对；安全课题则如前述的各种军事上的准备。最近的例子是波兰打算出资20亿美元，让美国在境内设立美军常驻基地，以遏阻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中国海军则在4月于南中国海举行大规模军演和大阅兵，展示最新军备；同一时间，美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也在南中国海海域演练。
在一定意义上，世界自冷战结束以来所享有的和平环境和期待，已经慢慢结束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一种中美争霸，列强竞逐的纷乱世局。因此，让各国就国防安全课题发表看法、交换意见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年派出国防部长与会的国家多达38个，比去年的22个高出许多，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印度更是由总理莫迪亲自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说，表明区域主要大国重视香会这个平台。
可惜的是，中国今年依然没有提高与会层级。这不但有违中共十九大报告“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白白损失了一个消除国际偏见的机会，不符“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个中国梦的精神动力，也没有尽到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理应向外界阐明自身战略意图的义务。
就新闻性而言，今年香会的看点应该还是中美关系；虽然美朝在新加坡的峰会箭在弦上，个中的变数还是不少，朝核危机能否就此一揽子解决，亦或是因峰会破局而急转直下，都还在未定之天。此外，区域安全形势和南中国海依然会是各方关注所在。当然，恐怖主义的威胁一直都没有离去，各国如何协同打击这个瘟疫，也凸显香会作为重要安全交流平台的功能性。

原载2018年6月1日《联合早报·言论》

我劝天公重抖擞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说的是无论世局如何败坏，当时机成熟时，必然会出现医时救弊的圣贤。换言之，世间总不会是混乱败坏的，终究会有太平治世的时候，表现的是对人类文明自我修复能力无比的信心。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是周朝几百年礼乐文明传统进入衰败的乱世，可是他却对未来保持积极的态度。无论中外，人类文明似乎总会经历成、住、坏、空的循环。中国文明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进入了李鸿章所形容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可是这个变局的祸根，恐怕早在朱元璋廷杖大臣，又于1370年颁布“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时就已经种下。
西方文明近一轮的兴衰循环，可从1600年代文艺复兴期间发轫的科学革命算起，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天文学等长足发展，涌现了诸如伽利略、牛顿、哥白尼等著名科学家，还推动了后续的启蒙运动。但是，这却也导致了对主导欧洲人集体心理上千年的基督教的怀疑。被称为“法国牛顿”的天文学家拉普拉斯1799年出版了巨著《天体力学》，据说当拿破仑看到这部书时，就问他为何书中一句话也不提上帝。拉普拉斯回答说：“陛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设”。
现代科学的不断进步，包括1859年出版的达尔文《物种起源》，用大量证据说明物种的进化，包括人类的由来，冲击了基督教基于《创世纪》对宇宙起源的解释，加剧了欧洲人对上帝的怀疑。数十年后，德国哲学家尼采于1882年不得不哀悼“上帝已死”。可是尼采却并非以肯定的态度来下这个判断。
尼采所说的“上帝”，借用加拿大临床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B Peterson）的理解，是一种文化上的比喻或象征。彼得森认为，尼采的“上帝已死”指出西方文化过度的理性化所造成的机械论和物质论，瓦解了欧洲人对上帝（超越精神）的敬畏。然而，上帝却是西方文明千多年道德伦理秩序的定海神针，一旦抛弃，人的生命意义也就失去了依托，必然动摇和扭曲人伦关系和社会风俗。彼得森指出，尼采准确地预言了人类在20世纪的悲惨命运：伴随“上帝已死”而出现的，将是道德相对主义（缺乏判断是非的标准）、虚无主义（因丧失生命意义而醉生梦死）、极权主义（对重登天堂的渴望沦为杀人盈野的乌托邦追求）。
对核武器随时可能毁灭文明夕惕若厉的彼得森，长期研究宗教信仰和神话系统的结构，他的横空出世，或许象征着英美世界的“王者兴”。彼得森从《圣经·创世纪》的神话里，提炼出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话语。西方的“道”（逻各斯、Logos），就隐喻于上帝用言说创生宇宙。话语因而是支配万物的规律和逻辑，或万物规律的源头。上帝用话语把混沌转化为秩序，象征理性的言说能够创造文明的秩序。彼得森认为，西方现代文明重视言论自由，就源自这个古早的文化传统。
彼得森对于英美社会当前出现的文化乱象深感忧虑，并义无反顾地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他痛批把持主流媒体和大学的激进左派，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把道德破产的马克思主义偷龙转凤为后现代主义，以污蔑西方固有文化为能事，试图利用身份认同政治和受害者意识，颠覆他们口中的“白人父权等级制度”。彼得森分析，杀人盈野的斯大林劳改集中营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让社会主义道德破产，西方左派被迫要改头换面，把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理论，虚化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理论，并以代表被压迫者自居，指控所有等级制度都是某种压迫形式，必须被颠覆。彼得森说，这套理论把人类文明的一切化约为赤裸裸的权力，夺权是后现代主义者的唯一理念。
根据彼得森从瑞士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Carl Jung）所得到的启发，任何文明都必然具备压迫的一面，可是它也同时提供了安全和滋养。文明的等级制度固然有压迫，可它也是奖励能力的安排。在形象上，文明既是暴君也是慈父，当它开始衰亡时，必须有勇士反抗暴君，再潜入历史的深渊去拯救失明的慈父，让它重拾光明。这种强调个体须承担复兴文化责任的做法，是所有主要文明的普遍价值，也是西方个人主义的要义。因此，彼得森相信，后现代主义利用身份认同政治的手段，通过“政治正确”压制言论自由，相当于在抹杀个性（因为身份认同只强调集体身份，不承认个人身份），本质上是反西方文明乃至反文明的。
彼得森今年1月出版的新书《12条生活的法则——应对混乱的解药》一夕间成为畅销书、他的个人Youtube吸引上千万浏览量、他的公开演讲座无虚席……无不证明他所呼唤的“逻各斯”，在西方社会引起不小的共鸣。其成为文化现象的影响力背后，正是产生现代科学的西方文明巨大的理性力量。
见贤思齐，回顾东方强调慎终追远、提倡礼乐、后来却不遗余力地要把祖先所遗留的文化财富，当做“封建糟粕”扫入历史垃圾堆的乱世文明，何时才会出现自己的彼得森呢？

原载2018年5月10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你的权利 我的义务

 

加拿大临床心理学家彼得森（Jordon B Peterson）最近之所以成了英美舆论的谈资，主要归功于英国广播公司电视第四台在今年初的一场专访。提问立场极左的访员纽曼（Cathy Newman）犀利质问，希望在观众心目中证明她对彼得森“右翼邪恶教授”的想象，特别是因为彼得森坚决反对加拿大政府立法，强制人们不能仅使用“他”“她”这两个第三人称，而必须根据对象（特别那些自认是中性人、“流性人”或不男不女者）自选的称谓，而被极端左派解读为他敌视“性别少数群体”。
在接连无法就彼得森的观点驳倒他后，纽曼质问说：“你以言论自由为理由。为什么你所享有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应该高于一个跨性别者不被冒犯的权利？”彼得森冷静地回应说：“因为如果要能够思考，你就必须承担冒犯他人的风险。就看看我们当下的对话吧。你就非常愿意承担冒犯我的风险，来探索真相。为什么你享有这样的权利呢？这是相当让我感到不舒服的！”他接着表示，纽曼冒犯他来探寻真相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这正是言论自由的真谛。这一交锋让纽曼一时语塞，成为整场访谈的高潮。
访谈被放上YouTube后，短短四个月内已经有超过946万人观看，10万多条留言，为彼得森点赞的有25万，喝倒彩的仅7300。彼得森今年1月出版的新书《12条生活的法则——应对混乱的解药》在专访后，于美国和加拿大飙升畅销书榜首。据出版社说，该书仅美国市场至3月份就已经卖出了超过70万册。彼得森的YouTube户头粉丝则突破了100万人，里头包括他接受各媒体的采访视频、在世界各地公开演讲和辩论的视频，以及他在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给学生讲课时的完整录影。让人（包括彼得森自己）惊奇的是，这些有时超过2小时讨论严肃课题的视频，竟然有超过200万人收看。
这一文化现象我将在下一篇专栏探讨，但是让55岁的彼得森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教授，成为万众瞩目的大众知识人，是因为他于去年在YouTube发表视频，反对加拿大国会要立法强制人们使用“他”“她”以外的第三人称。彼得森坚决表示，这个立法违背了西方言论自由传统的精神和原则，并且为此到加拿大参议院供证，表达自己的见解。主导英美舆论和大学的左派人士，于是把彼得森归类为反动的敌人；保守派则视之为明星。但是彼得森反复强调，他拒绝被简单地政治归类，自己所做的只是在维护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和价值。
彼得森说，古典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言论自由，为的就是要保障人们能够通过无惧的表达，实现独立自主的思考。他表示，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对话，必然是困难且让人不舒服的。简单的例子是夫妇俩对处理分歧的讨论。彼得森指出，要让婚姻可长可久，类似近乎吵架的讨论是必要的。如果因为担心冒犯对方，或耻于正视自己的缺陷，或要逃避让人难堪的冲突，不愿开诚布公地勇敢面对，而让分歧闷烧，最终只会让健康的家庭毁于一炬。
但是他也指出，有意义的对话，必须建立在愿意解决或缩小分歧的诚意上；而不是为了赢得辩论。谦卑是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大前提——个人必须意识到自己不掌握所有的答案，对方或许看到自己所忽视的盲点。对话的目的，应该是彼此学习，减少各自的盲点，结果是共同进步。彼得森建议，有诚意的对话，首先应当抱持开放的心态，专心聆听对方的观点，甚至要能够把对方的观点，做更精确的表达或深入阐述，然后才据此提出自己的反驳意见。这种彼此尊重对话方式，才能让双方都更接近真理。
对于英美社会激进左派动辄以受害者自居，要颠覆所谓的“白人父权等级制度”，并以此抵制大学邀请那些被贴上“保守派”“反动派”标签的人到学府演讲，或者借“伤害学生情感”为由，要求教授停止讲授由“死去的男性白人”所撰写的经典著作等荒谬的做法，彼得森警告说，这种残害言论自由的举措，不但会妨碍大学生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更会妨碍他们形成独立的人格，最终困死在受害者意识的自艾自怜中。
彼得森表示，有别于激进左派，传统左派同样主张言论自由，因为缺乏话语权的社会弱势，唯有靠自由的表达，才能在公共事务中伸张自己的观点，争取自己的权益。因此，无论是从个人的进步还是从政治社会层面的公平正义，言论自由都是关键的价值。对于一味以受害者自居，如同纽曼那样强调要享有“免于被冒犯的权利”，彼得森一针见血地反驳说，自由的意义必须是权利和义务并举，自己能享有自由表达的权利，是因为对方承担了被冒犯的义务，重要的是这种权利享有和义务承担必须是双向的。
在公共事务上，所谓的“敏感”课题多如牛毛，人们可以选择为了不冒犯他人而闭嘴，让分歧在表面的和谐底下闷烧；或选择勇敢地面对，真诚地对话沟通，在所有人都不舒服的过程中增加理解，自我提升。社会是大步向前，还是固步自封，取决于每一个成员的选择。

原载2018年5月13日《早报星期天·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