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读一本好书

得鱼忘筌

意义治疗法强调个人对自我生命的担当,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个体,有趋向意义的意志和追寻意义的自由,即便在绝境中生命都自有其意义,无疑是一帖乱世良药。

  岁末好读书,乱世尤须读好书。冠状病毒疫情开启了本世纪的乱世,继2008年华尔街次贷金融危机,正式结束了后冷战时代数十年的好日子。冷战以及此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上一轮乱世,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两个图像,莫过于代表极右意识形态的纳粹德国与集中营,和代表极左意识形态的苏联斯大林共产主义的古拉格劳改营。

  呈现这两大人类历史悲剧的巨著,都是由幸存者作为见证人所撰写。揭露集中营真相最有影响力的书,是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1905年3月26日-1997年9月2日)在1946年初版的《活出意义来》(Man’s Search for Meaning)。反映劳改营残酷,粉碎苏联共产主义天堂神话的铁拳,则是由俄罗斯作家、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所编著、1973年初版的《古拉格群岛:文艺性初探》(The Gulag Archipelago: An Experiment in Literary Investigation)。

  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两大病变,证明了意识形态走到极致所可能带来的巨大灾难,特别是自以为能够用“最终方案”,一劳永逸解决棘手时代难题的极权主义。有统计称,自1930年至1953年,前后共有1800万人被收押于古拉格劳改营,其中大约有130万至150万人没能活着出来。1933年至1945年死于纳粹集中营的受害者更为惊人,不同的估计介于420万人至600万人,历史学者更为此惨绝人寰的现象,而发明了新词“大屠杀”(Holocaust)。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采用工业化的科学手段大规模杀人。

  手头的《活出意义来》是英国企鹅兰登书屋旗下的埃伯瑞出版公司2011年英译精装本,除了1946年初版讲述自己三年间辗转四个纳粹集中营(包括恶名昭彰的奥斯威辛毒气室集中营)九死一生、家破人亡的自传内容,还新增了他一篇用大白话解释自创的“意义治疗法”(logotherapy),以及若干死里逃生后跟亲友的书信。

  好书之所以好,就在于读者均能从个人的疑惑,读出丰富多层次的不同意义。《活出意义来》既是对纳粹暴行的见证,也是观察人在朝不保夕的绝境中的心理活实验记录,更可以是“知兴替”的历史反思;当然,它本身的文学性同样让人废寝忘食。然而在乱世读它,却又另有一番体会。

  后冷战所谓的和平红利,已经被2008年次贷危机证明是消耗殆尽了;全球化尽管让许多落后国家的民众脱贫,却在更多的社会带来越来越难以为继的贫富悬殊。基于历史传统的政治常识,已经被西方学府的学术流行和政治正确所取代,导致缺乏历史感而又天然愤世嫉俗的年轻一代,有感于世道的日益不公不义,替天行道的义愤油然而生。盖洛普去年的民调发现,美国的千禧一代(24岁至39岁)有70%会投票给社会主义候选人;Z世代(23岁以下)也高达64%持同样想法。相反,X世代(40岁至55岁)只有44%,二战后出世的婴儿潮一代(56岁至74岁)仅36%认同社会主义。

  移动互联网和廉价智能手机所承诺的信息民主化,并没有带来人人皆为尧舜的智慧乌托邦,反呈现出一种因物质高度发达甚至泛滥,而伴生的反智倾向和心灵空虚所导致的莫名焦虑。在哲学上亲近存在主义的弗兰克,在书中提出的“存在真空”(existential vacuum,又名意义真空)概念,在今天读之仿佛醍醐灌顶,让人对当下乱世的景象产生某种暗示性的联想。

  跟佛学近似,存在主义认为存在/生命就是痛苦,但跟佛学不同,存在主义强调人能够也必须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以便让一切的苦难“值得”(justified),尽管生命的意义并非幸福的保障。弗兰克指出,让生命保持意义的可以是未竟之业或期盼之人。通过自己三年的磨难,在绝境中坚信生命有其意义,始终不放弃生存,而自证其道,让他立足于存在分析的意义治疗法,被称为继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之后,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

  在民粹主义、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社会主义乃至极权主义等主张集体身份认同肆虐的当今乱世,意义治疗法强调个人对自我生命的担当,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个体,有趋向意义的意志和追寻意义的自由,即便在绝境中生命都自有其意义,无疑是一帖乱世良药,让我们对任何试图通过集体手段,由上而下欲毕其功于一役的“终极方案”保持警觉。因为弗兰克身体力行地证明,个人的觉悟和行动,才是改变世界的保障,虽然过程曲折且结果难料。由无数个体自觉形成的由下而上的集体力量,才是避免颠覆性错误的保障。

  冠病疫情让社会集体和个体都遭受巨大的痛苦,读一读《活出意义来》,毋宁是给自己的生命注射一剂对虚无主义产生抗体,能继续勇敢活下去的疫苗。

(原载2020年12月2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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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社会里对“肤色盲”的随想

总统哈莉玛在第14届国会开幕式发表施政方针时说:“在国内,新加坡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新一代的新加坡人正在成长。我们有了新的愿望和期望,包括希望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以及看到更强有力的制衡。”

联系到人民行动党在今年全国大选后的检讨,不难想象这是执政党对自己选举成绩不尽理想理由的判断之一,即年轻人希望探讨此前被视为敏感政治禁区的种族、宗教等课题,对政府家长式的治理方式不满。

且不论这个判断是否准确完整,既然执政党自己得出这个结论,并且宣之于施政方针上,后续就必然会表现在政策上,开放更多的言论禁区。但是,总统也不忘提醒:“在每一代人当中, 有些人想重新讨论敏感的问题。 年轻国人更倾向于坦率和公开地讨论,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不过, 这种对话必须保持克制和互相尊重,因为种族、 语言和宗教将永远是本能性的课题。”对于保持克制和相互尊重的提醒,我深表赞同。

每一代的年轻人都富于理想性,这也是人类文明前进的动力。但是,光有理想并不足以带来所欲的良好结果,单纯讨论也未必就能得出新的答案;任何探讨,必须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更必须立足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后者则是缺乏人生阅历的青年所仍待充实的。

可是既然我们接下来或许会开始涉足这些敏感领域,这里不妨先反思一些问题并探讨一些可能存在的陷阱,为应对今后可能凸显的社会矛盾做些心理准备。

公正平等的诱惑

年轻人希望看到更公正平等的社会。社会不公平最直观的存在,就是贫富差距和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表面上看,这当然违背了人人平等的想象。但是,这种想象却存在很多盲点。首先,很多人把平等误解为“结果的平等”,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因为每个人的天赋不同,表现在能力、努力、运气上各不一样,所取得的成果当然不同。如果强求结果的平等,反而导致更大的不公不义。

第二,机会平等也只能是一种“心向往之”的价值,因为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意味着处于金字塔不同位置的人,所能得到的机会也不同。人际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产,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所获得的机会,肯定比底层的人更多。我们所能追求的,是确保社会有足够的流动性,让底层的人或他们的孩子,有更多机会向上流动,尽管底层的人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第三,金字塔型社会是一种人类历史的现象,古今中外皆然,也未必是罪恶的。想象一下,如果家人需要动手术,是不是要找最有名的外科医生来开刀?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医生,当中更少人能成为外科医生,而厉害的外科医生尤其凤毛麟角。人的能力,自然形成从高到低的金字塔结构;反映到整体社会,必然会形成类似的差异格局。他们的能力决定了他们的收入和财富,这才是公平的社会结构。人们为何对贪污和裙带关系深恶痛绝,因为这种不正当方式获得的好处,是对公平价值的亵渎;如果秩序的形成是正当的,就没有不公平的地方。

所以,以实现公平之名去颠覆社会基于能力所形成的金字塔型结构,本身就是对公平正义的最大违反。共产主义理想看起来很美,推行结果却是血流成河而且严重不公,形成党内特权阶级、剥削社会大众的“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公平”(语出警世小说《一九八四》;作者更正:应为《动物庄园》)的现象,而且屡试不爽,是任何拥抱公平正义理想的人所不能不正视的陷阱。

多元的无奈

新加坡的历史,决定了我们必须拥抱多元价值。英国人开埠后,为了经济需要而从中国、印度等地引入劳力,转口贸易吸引了中东商人前来定居。这些不同族群带来各自的文化信仰,形成了今天多元种族、宗教、语言的社会现实。

这个历史背景,决定了新加坡在建国后必须拥抱多元价值。当然,新马因为政治理念和原则的严重分歧而分家,进一步强化了新加坡认同多元价值的信念。二战后众多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新兴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建立在基于特定种族、宗教或语言独霸的政治安排,最终导致血腥内战乃至种族灭绝屠杀。

换言之,新加坡的多元价值立国理念,是一种历史的无奈,也是一种政治理性的选择,并非多元价值本身有任何政治上的优点。正相反,一元才是政治稳定的关键。近代史兴起强盛的国家,多是单一民族国家;美国虽然是移民国家,但是其政治信念仍然强调“合众为一”(美国国徽上的拉丁格言E pluribus unum)。

西方国家如今陷入政治和社会动荡,恰好是拥抱多元价值的结果,根据这一理念大量引入异文化移民,引发了自找的种族、宗教和语言矛盾。反观其他坚持单一民族体制的国家社会,如日本、韩国、台湾、越南、波兰等,就因为审慎严格的移民政策而避免了这些乱象。可以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多元主义其实是伴随资本全球化的产物,本身就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理想。

资本全球化使得跨国企业越来越去国家化,企业在世界各地设立产业链上的不同据点,因此鼓励不同国家的员工在世界各地的分支工作。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只看能力,不看国籍的人力分配,确实为企业带来生产力和创造力的跃升。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带来彼此相异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为企业文化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

但是,多元主义在企业文化里或许是优点,在社会国家却可能是致命伤。政治毕竟关乎利益的分配,当社会存在不同种族和宗教时,利益的分配就容易沦为部落化。因为人以群分,不同种族同处一个政治实体,必然会因为日常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价值差异而导致关系紧张,甚至恶化为利益分配时的彼此怀疑和仇视。2020年8月4日首都贝鲁特发生港口大爆炸的黎巴嫩就是极端例子,该国政治权力赤裸裸按照宗教群体分配,结果便是低效、无能和腐败的政府,以及离心离德的社会。

认清了这一事实,在讨论多元价值时,就不会天真地要去推广和膜拜它,而是小心翼翼地先确保社会不会因为伤感情地公开讨论群体差异,而造成不必要的政治紧张。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往往比很多善心人所想象的更广大且残忍无情。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左传》纪录春秋晋楚争霸有一句名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鲁国有意背弃盟国晋国,改为同晋国的死敌楚国结盟。鲁国大臣用这句话劝阻,因为鲁国和晋国都是姬姓,同族同宗,也同属中原华夏文明,而楚国则是被视为异类的南方文明,双方历史背景和文化观念不同,很难成为可靠的盟国。这句话背后,其实隐藏了立足于进化史所形成的生物心理本能的真相。

对于生物而言,生存和繁衍是两大核心本能。生存本能对于一切未知的新鲜事物,首先判断为对自己生存的威胁。科学家把一只白老鼠放在新的笼子里观察,老鼠的第一个本能是完全静止不动,因为这是它作为猎物躲避捕食者的反应。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危险发生后,老鼠才慢慢放松,通过嗅觉查遍整个笼子,确定没有捕食者或其他危险后,才正常地在笼子里活动。

科学家的第二个试验,是从一群老鼠里挑出一只,把它身上的气味洗刷干净,再放回原来的老鼠群。结果其他老鼠纷纷攻击这只味道不同的老鼠,将其杀死。因为对于其他老鼠而言,这只闻起来陌生的老鼠被视为可能威胁,因此必须予以消灭。

这些试验所说明的进化论现实是,人类对于陌生事物,包括自己所不认识的语言、宗教、种族、生活习惯的他人,心理本能甚至潜意识是当作威胁的。这也是很多多元种族社会,日常出现或隐或现歧视他族人现象的原因。当然,随着社会观念的改变和教育的普及,公开的歧视越来越不被接受,但这并不能完全改变很多人的心理或潜意识。作为社会文明的理想,持续努力消除种族、语言、宗教的偏见和歧视,必须是要坚持的目标;但是,也必须诚实接受实现这个目标的局限性。

“肤色盲”的盲点

有出国经验的人大概都有共同的经历,在异乡突然听到熟悉的“新加坡口音”,无论是新式英语还是华语,总会自然地产生亲切感。这也是一种进化本能。所谓“人以类聚 物以群分”(典出《战国策》),人是群聚的动物,在部落时代,单枪匹马的个人或许不敌很多猛兽,但是因为能够协力捕猎,所以包括像史前的长毛象这种庞然大物,都因为懂得制作捕猎工具和集体狩猎的智人的出现而惨遭灭绝。

就如同对陌生的人和事物天然不信任,人们对于自己熟悉的人和事物都有亲近感,因为这种亲近感和安全感是相关联的。强调要通过“肤色盲”原则来消除种族歧视和偏见的人,完全漠视了这种人性;而任何违反人性的理论或实践,最终都必然以失败告终。

必须指出,“肤色盲”的原意是高尚的,它脱胎自19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录得·金的名言:以品格而非肤色来判断一个人。但是,“肤色盲”理念发展到今天,却是毫无根据地把族群间的成就差异,完全归咎于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喊出“白人特权”的极端口号,认为凡白人一定是种族分子,并呼吁采取暴力手段改变不公。美国当下的“黑命贵”运动,正是这种走火入魔的表现。此前本地出现了“华人特权”的说法,就是值得警惕的邯郸学步现象。

“肤色盲”的另一个盲点,就在于没有自问一个核心问题:人们的自我认同。人的自我认同由许多维度组成,可能是职业如医生、律师、消防员、技工;可能是社会身份如父亲、母亲、丈夫、妻子;但最自然的莫过于与生俱来的种族身份,以及日常所使用的语言,家教传承的宗教信仰和人生价值等等。

这种与生俱来的的身份认同又往往是根深蒂固,不易改变的。“肤色盲”要求主动者忽视这些特征,平等对待任何人,但是却没有问过被对待的人,是否在意且坚持自己的这些特征。举个敏感的实际例子,“肤色盲”提倡者要求雇主公平招聘,但是清真馆子的老板不可能因为“公平”,而招聘非回教徒作为厨师。我们能够因此而指责清真馆子的老板歧视非回教徒吗?

在新一届国会里提出“肤色盲”理念的工人党主席林瑞莲,随后又在社交媒体抛出“新加坡人能接受非华族总理”的说法。且不论其政治动机是否是针对副总理王瑞杰的对立观点,从一个更大并更敏感的角度讨论,肤色差异所代表的不同族群的表现差异,的确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现实。问题在于,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在认知了原因之后,有可能缩小甚至消除这些差异,实现“肤色盲”的理想国吗?

林瑞莲抱怨说,她询问当局监狱囚犯的具体族群数据,却得不到回应。我向来主张政府应该尽量公开数据,尽可能做到透明,但是我们就此也必须问,公开这一组数据,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是要确定特定族群的犯罪率是否特别高,应该予以关注和制定对策,首先就必须要厘清很多相关的敏感问题,包括特定族群犯罪率高的原因是什么,是阶级因素、文化因素,还是连学术界都讳莫如深的基因因素。毋庸讳言,这些提问必然将冒犯许多人,甚至引发族群关系的紧张。我们的社会准备好面对这些后果了吗?

唯才是用未必公平

前面提到,公平作为一种理想固然可贵,但也只能尽量做到“机会的平等”而不能奢望“结果的平等”。前者的具体手段是通过提供所有人予教育的机会,让底层子弟有向上流动的可能,借以改变自身的命运。就算如此,“机会的平等”也未必能实现公平的社会;正相反,它可能还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

当前工业革命4.0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知识密集的特性。这意味着人的智商将成为决定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而科学家发现,智商无法在后天通过教育来改变,而且有超过一半的原因,取决于同样无法改变的先天基因;后天环境如家庭教养、营养摄取等占了少于一半的决定智商高低的因素。更让人不安的是,人与人之间不但存在智商的差距;族群和族群之间也存在智商的差距——犹太人平均智商高于其他族群,一直是困扰政治正确的科学界的一大问题。族群之间的智商差异,同样表现在族群的收入和财富差异上。

2020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前20名,大多数跟互联网经济有关。工业4.0的财富创造和收入增加,同对知识的掌握能力息息相关;而智商又决定了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这跟社会结构,族群歧视等被左派学者视为导致社会不公的因素关系不大。如果智商真的是先天而不易改变的现实,而智商的分布又跟族群存在某种联系,要如何达到所有族群成就相等的“肤色盲”理想,恐怕必须有非常激进的方案。然而碰触这个课题必然引发巨大的情绪反应,因此必须怀抱敬畏谦卑的心态,如履薄冰,而千万勿以替天行道者自居。

从事教育工作的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左派学者迪波尔(Fredrik DeBoer)在其新著《对聪明的宗教膜拜》(The Cult of Smart)指出,现代教育的一大结果其实就是人群智商的筛选,把高智商的成功群体挑出来,并美其名曰“唯才是用”(meritocracy)。换言之,唯才是用体制加剧了基于智商的工业4.0时代的贫富差距。这个结论值得新加坡人深刻思考,因为我们总以为“唯才是用”体制是最公平的,最能促进社会流动性的,却很少去探讨有一利背后必有一弊的阴暗面。

小结

由于课题非常宏大复杂,非自己眼下的学力所能及,因此只敢以随想的方式呈现出来,供读者参考。大自然只讲究平衡,无所谓公平;立足于自然的人性同样如此。社会制度的演进必须符合自然人性,历史反复证明,违背它只会带来巨大的悲剧和灾难。现代人推崇理性,以为理性足以解决所有问题。“肤色盲”的理想走火入魔,就是这种傲慢的体现,虽然其用心是良善的。然而哈耶克曾说过,通往地狱之路,通常是由善意所铺陈。我们无法改变身处多元社会的现实,以及其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但是我们也并非一无是处。问题固然很多,但解决问题的构想不能是希望一劳永逸;就因为人性不是绝对的善与恶,体认到这一点的孔子才会主张中庸之道。这应当是我们得时刻铭记的道理。

(原载2020年12月第44期《怡和世纪》停刊号,因篇幅所限,刊登版有所删减。初稿于2020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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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望红衣主教之外

任何组织团体都必须做好把关的功夫,以保护集体的利益且防止敌对势力的渗透和颠覆。

一部讲述教宗方济各生平的纪录片《弗朗切斯科》10月在罗马电影展首映,片中方济各的几段关于同性恋的讲话,在天主教和基督教界引发巨大关注。

教宗方济各在影片中说:“同性恋者有权利成为家庭的一部分。他们是上帝的孩子,有权利拥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应该被抛弃,或者因此而变得悲惨。”就争议极大的同性婚姻问题,他说:“我们要制定的是民事结合法。这样才能在法律上覆盖他们”。

尽管教廷事后澄清,梵蒂冈关于同性婚姻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保守派宗教人士却对教宗的谈话惊疑不定。同性恋在天主教教义中被视为“越轨行为”,更遑论同性婚姻。

当同性婚姻在本世纪进入舆论主流,梵蒂冈信理部于2003年发表声明反对。声明说:“在法律上承认同性恋结合,或将其置于与婚姻同等的地位,不仅意味着对离经叛道行为的认可,其后果是使其成为当今社会的典范,而且还将掩盖属于人类共同继承的基本价值。”方济各的谈话,显然有异于这一斩钉截铁的态度。

代表全球12亿信徒的天主教领袖,表达了与天主教教义矛盾的立场,无疑反映了重大的信仰冲突,更凸显了天主教作为有上千年历史的组织的价值观危机。类似在内部爆发的、涉及组织根本信念的矛盾,如果没能妥善化解,其影响势必深远难测。

从权力的角度思考,“把关”(gatekeeping)和“鸠占”(capture)是一对值得探讨的有趣概念。任何组织团体都必须做好把关的功夫,以保护集体的利益且防止敌对势力的渗透和颠覆。而要染指任何团体的权力,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通过操控其领导层,从内部瓦解原有的价值体系,借此据为己有。

身为经历过重大权力斗争的老练政治人物,建国总理李光耀就深谙此道。他在回忆录中说,自己于1958年在罗马目睹庇护十二世出游的盛大场面,从中获得灵感,回国后建议人民行动党参照教廷的枢机团制度,做好把关的工作。枢机主教因为身穿红色礼袍,所以俗称红衣主教。

当时正同马来亚共产党激烈斗争的李光耀说,就在党内规划组织改革细节时,庇护十二世在当年10月9日过世,教廷的枢机团在三周后便选出了继任的若望二十三世。

他在回忆录中指出:“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挑选出来的干部,有权推举候选人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如教皇委任的红衣主教,有权推选另外一位教皇一样。这就杜绝了外人进来的门路;也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控制党的核心,今后外人不可能夺取党的领导权。”(第330页)在英文版里,最后一句话用的正是“the party could not now be captured”。

推崇责任感、个人义务等价值观的行动党,发展出精英主义的治国理念,它强调唯才是举,主张能者多劳多得。然而,当前的时代思潮,却崇尚个人自由,同时又希望人人平等。方济各对于同性恋者的善意,以及对同性婚姻的包容,就是源自一视同仁的“慈悲”的价值。殊不知,人人生而平等是一种美好理想,一种米养百种人却是残酷现实;而且只要允许自由选择,必然产生差异的结果。自由与平等的内在矛盾,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个时代的不满及冲突。

2016年美国人选出了特朗普当总统,是共和党权力精英把关的失败;2020年特朗普主义所代表的逆全球化精神,吸引了民主党的传统蓝领白人和少数族裔选票,改造了里根和布什时代的共和党,则不妨视为是一种对共和党的鸠占。当然,民主及共和两党精英基于私利而拥抱全球化,漠视底层大众痛苦,或许就是把关失败和鸠占成功的深层原因。

行使公权力的执政党固然必须重视把关和鸠占的问题,国家与社会的其他体制,又何尝没有面对类似的威胁?此前引发巨大社会关注的廖文良女佣案,经历国家法院和高庭的裁决反复,导致舆论的集体焦虑和不安,反映的一方面是国人基于平等价值,而产生对体制精英主义是否漠视公平的质疑,另一方面也从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在国会的部长声明,展现了体制的韧性及反应力。

有效的把关机制固然能过滤掉不当的人选,但是如果整个时代精神改变了,则抱持传统价值的组织,又如何能够自外于时代?有谁会想到,在战胜社会主义阵营30年后,美国的新一代竟然重新拥抱社会主义。民调公司皮尤中心在2019年的调查发现,30岁以下的美国青年,尽管赞同资本主义的比例为52%,赞同社会主义的比例却高达50%。民主党2016年和今年的党内总统初选,都面临代表社会主义价值的桑德斯鸠占的威胁,就很说明问题。

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终的把关,其实是社会集体的责任。如果有越来越多年轻的天主教徒相信,同性婚姻不违背神的意旨,则枢机团制度再如何严谨,恐怕也难免要选出一位反映这一趋势的教宗。如果有越来越多青年国人选择平等乃至平均为核心价值,则唯才是举的精英主义必然难以为继。天何言哉?或许历史就如上帝一样,所行之道深奥莫测。

(原载2020年11月29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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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再四年”的心理准备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就目前所接触到的门道,就有好几个预测特朗普这届不但会连任,而且可能会是压倒性的胜利。

争取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相信是二战以来最不受世人欢迎的美国领袖。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在9月公布对13个美国盟友的调查发现,83%的民众指特朗普是他们最不信任能处理好国际事务的领导人,排名竟然还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8%)和俄罗斯总统普京(73%)之后。

自2016年意外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特朗普的公开形象就非常不讨好。他经常信口开河,予人以妄自尊大、“望之不似人君”的负面印象,并且在攻击政敌时盛气凌人,导致政敌质疑其人格和精神健康。所以他入住白宫四年来,不但个人形象在国际上一直忝陪末座,美国的世界形象也遭池鱼之殃。

因此,相信有许多人等着他在11月3日选举惨败,结束任上四年在全球兴风作浪的日子。这些人有理由认为,以特朗普这四年的表现,特别是在应对冠病疫情时的毫无章法,肯定会让失望的美国选民赶下台。然而也有理由认为,特朗普连任的概率,并没有厌恶他的人所想象的低;相反,人们或许有必要做好他再当四年总统的心理准备。

2016年特朗普意外当选的经验表明,美国各大媒体所发表的全国民调,可以从略不计。这一方面是由于支持特朗普,至今在美国仍然是政治不正确,使得民调难以察觉这些隐形选民;另一方面是美国特有的选举人团制度,设计来保护人口小州的权益,防止多数暴政,故而全国民调仅能供参考。特朗普当年正是靠选举人票,在全国总票数落后对手希拉莉的情况下当选。

预测选举结果从来就不易,但美国人的创意,就在于能够从历史经验和数据,总结出一套套的预测工具;且其中一些不无参考价值。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就目前所接触到的门道,就有好几个预测特朗普这届不但会连任,而且可能会是压倒性的胜利。

先说新闻发展,拜登儿子亨特的电脑硬盘丑闻,虽然厌恶特朗普的美国主流媒体继续低调冷处理,可是越来越多的人证和物证显示,亨特不但利用拜登当副总统时的职务之便,从俄罗斯和中国等牟取个人及家族利益,甚至拜登本人恐怕也牵涉其中。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由于拜登本人和竞选团队,始终没有公开否认对其不利的爆料细节,选民对拜登是否受制于外国势力的疑虑,必然与日俱增。

接着逐一说门道。2012年的一项研究选民期望的学术调查指出,根据1952年至2008年的数据,当选民说投票给甲(意向),但认为乙会赢时(看好),看好度的正确率为78%。自今年7月以来,就算特朗普的支持率因疫情打击经济,一度下探至38%的低谷,看好特朗普会赢的比率却始终高于拜登。盖洛普民调公司10月3日的调查发现,56%受访选民看好特朗普会赢,只有40%认为拜登会赢。

自党内初选制度在1912年开始以来,争取连任的总统,只要在党内初选获得75%或更高的支持率,就一定连任成功。特朗普在2020年8月党内初选的支持率为94%。

连任八年总统的里根,在1980年挑战卡特总统时,问了选民一个经典问题:“你过得比四年前好吗?”当年只有44%的选民同意,里根因而赢得压倒性胜利。盖洛普10月7日公布的民调显示,56%的选民同意他们的生活比四年前好,且第三季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率也继续从谷底强势反弹。

最有趣的门道,莫过于美国大学的政治史教授李奇曼(Allan Lichtman)的“打开白宫的13把钥匙”模型。他在1981年同苏联数学家和地震学家博洛克(Vladimir Keilis-Borok)联手,利用1860年至198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数据,建立了模型,并成功预测从1984年至2016年的选举成绩。换言之,李奇曼是极少数预言特朗普入主白宫的学者。他今年预言,特朗普会败选。

模型用预测地震的方式,设计为稳定(执政党继续住白宫)或地震(在野党入主白宫),若13把钥匙的六把或以上的答案为否,政治地震就会发生。他在2000年大选预测民主党戈尔赢得多数票,但小布什却凭选举人票入主白宫。于是他修正了模型,而成功预测了2016年的成绩。

李奇曼今年测出了六把“稳定”的钥匙,分别是总统在党内初选无人挑战、总统寻求连任、没有第三党候选人、任内重大政策转向(推翻奥巴马的国策)、没有外交或军事失败、挑战者缺乏魅力;但却测出了七把“否”的地震钥匙:国会中期选举成绩(执政的共和党败选)、选前经济强劲、现任经济强于过去两届、没有社会动乱、白宫没有丑闻、连任者充满个人魅力、没有重大外交或军事突破。

冠病疫情的确摧毁了特朗普任上前三年的强势经济增长,这也是他咎由自取。但模型预测“地震”的最后一把钥匙,李奇曼恐怕就解读错误了——特朗普成功促使以色列跟多个阿拉伯世仇国家建交,在根本上颠覆了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这其实是历史性的外交突破,美国主流媒体视而不见,并不代表它没发生。

因此,白宫钥匙模型今年还可能继续准确,只是模型的发明家自己铸错了钥匙,不得其门而入。

在民粹主义崛起的当下,特朗普无疑是个标志性人物,好者好之,恶者恶之。但是,切莫让自己的好恶影响了对事实的观察和判断,因为事实不会按照个人的情感改变。

(原载2020年11月1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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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天地之悠悠

如果说对未来的绝望,是导致年轻人不婚不孕的集体潜意识,对过去的无知,一样会造成类似的毁灭性结果。

  年龄在45岁或以上的人,对于“南极洲天空破洞”的新闻或许记忆犹新。那是1980年代所流行的环保新闻,1985年科学家宣布,发现南极臭氧层自1970年代便出现破洞。臭氧层的作用是阻挡外太空紫外线辐射地表,所以破洞会导致更多人接触过量紫外线而罹患皮肤癌。

  跟如今的气候暖化警告一样,臭氧层破洞的罪魁祸首,是人类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大量使用在冷气机和冰箱的制冷剂,喷雾设施(香水、杀虫剂等)的分散剂以及精细电器设备的清洁剂含有的氟利昂(CFC)。犹如今天一样,当年的新闻报道读起来仿佛末日来临般让人绝望。

  世界气象组织2018年发布报告说,地球两极的臭氧层自2000年以来,每10年平均以1%至3%的速度修复;北极臭氧层有望在2030年代复原,南极洲则有望在2060年代复原。

  无独有偶,华盛顿大学发表在著名医学刊物《柳叶刀》的统计指出,全球女性生育率持续下滑,从1950年的平均每名妇女生育4.7个婴儿,到2017年的2.4个婴儿。第一波下挫发生在1970年代,估计是跟女性避孕药普及和西方性解放运动流行有关。第二波则始于1980年代中,从每名妇女生育3.5个婴儿再度滑落。我怀疑,这会否跟臭氧层破洞的绝望感有关。

  同气候暖化的绝望感相比,臭氧层破洞只是小巫见大巫。气候暖化现在几乎变成一种不容质疑的政治正确,还有被奉为圣女的代言人。丹麦环保少女通贝里,被安排在国际场合,义正词严地斥责世界领导人毁掉下一代人的未来。

  曾参加“绿色和平组织”、在2007年被英国左派《卫报》评为“能拯救地球的50人”之一、对环保热的一种“必要的制约和均衡”的丹麦人隆伯格(Bjorn Lomborg),在今年7月出版了《假警报:气候变化恐慌如何挥霍兆元、伤害穷人且没能修复地球》一书,引用大量数据,理性客观地剖析气候变化科学如何的不够严谨,所引发的恐慌导致世界领导人病急乱投医,制定了浪费且无效,反而伤害弱势群体的政策。

  今年6月出版的另一本新著《决不启示录:危言耸听的环保主义如何伤害我们所有人》,作者谢伦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是一名作者和环保人士,《时代》周刊2008年度的“环境英雄榜”上榜人之一。他在书中强调,气候变化是个真实的问题,但却绝对不等同于世界末日,需要的是实际而非激进且不容异议的对策。

  如果说对未来的绝望,是导致年轻人不婚不孕的集体潜意识,对过去的无知,一样会造成类似的毁灭性结果。爱尔兰就是殷鉴不远。

  爱尔兰历来是个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国度,1979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访问爱尔兰时,万人空巷,其中的一场弥撒,就有125万人参加,几乎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然而,当教宗方济各在2019年访问爱尔兰时,面对的却是一副全然不同的光景。爱尔兰国会在2015年把同性婚姻合法化、在2018年让堕胎合法化,于2019年元旦实施。这一切,又是从离婚合法化在1995年开始。爱尔兰的天主教文化,在短短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土崩瓦解。

  文化不但是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更必须表现在政治共识和制度保障之上,特别在立国根本大法的宪法。近代基于保护个人自由的政教分离的世俗理念,对于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影响深远。当传统价值观没能很好地传承给下一代人,使得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珍惜和继承先辈的价值遗产和生活方式;再往后的世代则根本就不知道先辈的精神面貌,因而在价值取舍上不知所措,甚至无知地认贼作父,这就离亡国灭种仅一步之遥了。爱尔兰生育率直线下滑,当然也是意料中事。

  本地人口老化和少子化趋势,固然有其特殊的原因,如1972年实施的“两个就够了”生育政策,但上述两大因素——对未来的绝望和对过去的无知——应该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表示,政府计划广泛地对各种女性相关议题展开检讨并提呈白皮书,希望从教育、司法与社会既定观念等各层面,深入探讨为女性争取平等,范围也涵盖防止职场歧视和家庭暴力等。他指出,光从法律层面无法产生有意义的改变,必须从思想层面改变社会观念入手。

  跟其他社会一样,新加坡的女性仍然面对家庭暴力和职场歧视等问题,但同样必须承认的是,跟从前相比,本地女性的地位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从教育程度、事业成就、收入等指标都可以获得佐证。女权主义在本地属于鲜少被挑战的主流共识,也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事实。

  从另一个角度说,所谓的女性平等问题,恐怕跟女性对待事业、家庭、婚姻和生育等的态度有关;这也跟男性如何看待女性对这些课题的态度有关。换言之,从思想层面的角度挖掘,社会整体,特别是年轻一代如何从历史文化和展望未来方面获取生命意义,把握自身的命运,才是要害所在。诚如英国作家奥威尔所说:“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关键在于当下的抉择与努力。

(原载2020年10月4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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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啼声听后感

国人期待朝野在国会有高水准和理性的辩论,厌恶恶意的政治攻击,对新加坡政治文化品质起到一定的维护作用。

阿裕尼集选区议员、工人党党魁毕丹星,在8月31日新一届国会复会,辩论政府施政方针时,以新科国会反对党领袖的身份,发表了处女演说,就自身职责、反对党任务、对政府的期待、对国会角色的看法,从已变、当变和不变三个层面,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已变的是国内外的环境,包括美中对抗、逆全球化趋势、民粹主义兴起所导致的社会撕裂,以及民心的求新求变。当变的是许多固有的思维、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政策和做法。不变的则是新加坡作为多元种族、开放式贸易小国的本质,以及赖以生存发展的共同价值观。

这是一篇有高度和深度的演说。作为反对党阵营新一代领导层的代表,毕丹星对新加坡政治文化发展的想法,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新加坡能否继续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成功故事,在后冠病时代开拓新局面,除了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必须继续保持活力,也取决于逐渐壮大的反对党制衡力量,有无能力和理念一起形塑良性的政治文化。

演说里透露出的信息是积极的,毕丹星紧扣工人党要建设“第一世界国会”的政纲,表达了对民意期待反对党扮演建设性角色的尊重,以及愿意走出过去只批评政策的做法,改以在国会提出替代政策来提高辩论水平。其中,他表达了对政府自建国以来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支持,以及对于包括尊重和包容多元、对贪污零容忍等共同价值观的拥护。

作为参政多年的老手,毕丹星自然也没有患上政治幼稚病。在表示会放弃在国会辩论时单纯批评,改为提出替代政策时,他也反守为攻,突出了一大重要前提——政府必须更透明,让反对党、学术界以及大众舆论能够根据更充分的官方数据和信息,开展理性的辩论,对政策利弊有较全面的判断。

国人期待朝野在国会有高水准和理性的辩论,厌恶恶意的政治攻击,对新加坡政治文化品质起到一定的维护作用。但是,就如李显龙总理9月2日在国会参与政府施政方针辩论时所说,新加坡的议会政治体制继承了西敏寺传统,其制度设计的精神是通过朝野相互制衡,达到对权力监督的目的。这种制衡,正反意见的诘难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所以,期望国会辩论出现“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的文质彬彬的场面,恐怕有些不切实际。毕竟,西敏市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党政治。作为利益团体,政党有其自身的政党利益。因此,作为代议士的国会议员,固然有为民请命的义务,也不能忽略所代表的党派的利益。他们在国会的辩论和发言,因而难免带有一面之词的成分,目的就在说服大众接受己方的观点。国民就必须聆听两造的说法,来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关键,是李总理9月2日国会辩论时所指出的,政治的本质离不开权力。执政党必然尽所能守护手中的权力。反对党的任务除了监督权力的行使,当然也希望有朝一日能赢得组织政府的机会,行使权力来落实自己的理念。所以,国会辩论其实也是权力争夺的平台,只不过表现形式比赤裸裸的博弈更文明一些。权力斗争只要手段合法,更理想的是动机正确,就不妨碍政治人物和政党的形象。

所谓的动机正确,就是政治人物和政党虽然有义务维护并扩大自己的利益,却不能把个人和党派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或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拥有权力,究竟是为了能造福国家百姓,还是为私人谋福利,这才是判断他们言行的重要标准。西敏市体制设计先天的内在张力,也意味着政党必须竞争;有竞争才有进步的可能,只要确保竞争是良性的,即永远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先,这种张力未尝不好。

新加坡至今还没有出现欧美民主社会的乱象,一定程度上跟人民行动党自建国以来,在国会一党独大的历史条件有关。巡回大使陈庆珠教授在今年大选后所发表的文章(见2020年7月20日《联合早报·言论》说:“行动党政府在1960和1970年代有系统地把新加坡去政治化,由官僚系统取代政治”。去政治化的结果,使得人民把关注重点放在个人和家庭、工作和收入,对政治普遍冷漠。

她认为:“新加坡的再政治化始于1981年,并在1984年的全国大选得到延续。”2011年的分水岭大选,反对党首次在集选区获胜,是再政治化过程的高峰。今年的大选,反对党于另一个集选区再下一城,政府继而宣布设立国会反对党领袖机制,则是这个再政治化过程的又一集中表现。

必须强调的是,再政治化所导致的利益博弈,未必就一定会陷入像当下西方民主社会的撕裂和分化。一些评论以此来断定民主体制的弊端,并非公允之论,因为它缺乏历史意识。西方之所以能主导世界历史500年,基于重视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民主制度,也被视为是重要原因之一。我们有幸继承了一套至今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就应当善加珍惜,努力维护。

政治关乎利益的分配,分配的结果取决于拥有权力的人;分配难免要争执,自然就很难没有针锋相对的时候。国人必须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也应当尽快培养自己的政治素养,包括接受朝野在国会必然会发生的激烈交锋,以及自己如何从中判断是非的能力。这种判断能力,就是公民的政治能力。拥有这种能力,才能左右新加坡政治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品质。

(原载2020年9月6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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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连任 秘密武器

民主党高层和主流媒体对极左势力的姑息,可能是特朗普连任的秘密武器。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在共和党大会上,同副手彭斯确定被党内提名,角逐连任。尽管冠病疫情严重,特朗普却选择在白宫举行千人集会,营造视频会议所缺乏的现场感和群情拥戴的氛围。这一做法自然引来主流媒体批判,一如他至今的一言一行,都难得被媒体肯定一样。除了抨击特朗普不顾病毒传染的风险,他在代表政府的白宫举行党的活动,也违背了美国党政分离的传统和分寸。

当特朗普在2016年于共和党脱颖而出,打败其他11名对手竞选总统并意外获胜后,他跟美国主流媒体的关系就一直对立。主流媒体认为特朗普私德不淑,而且狂妄自大,经常口不择言,完全没有总统应有的风范。跟他的前任奥巴马相比,更是高下立判。特朗普同美国主流媒体的矛盾,这四年来不断恶化,如今已经势同水火。他在很多公开场合,直接形容媒体记者是谎言散播者。

因此,参考或转载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的外国媒体,难免会让受众对特朗普产生恶感,至少不会有好印象,觉得美国及世界局势乱糟糟,均是此君入主白宫之故。但也有敏锐的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其实只是这个时代的现象和符号,反对全球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流的兴起,是把特朗普送入白宫的大势,而不应该倒因为果。当然,特朗普当政后推波助澜,进一步加快了逆全球化的脚步。

特朗普最近在应对冠病疫情上的表现,导致其民意支持度下挫,可能无望连任。美国主流媒体也反复强调这一发展,让世人预期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会在11月总统选举获胜,结束特朗普这四年的乱局。可是,实情恐怕远更为复杂,11月选举鹿死谁手,或许已经没有此前那么清晰。

远因是特朗普所发动的对华遏制策略,不断升高的美中对抗,呼应了美国民众对中共隐瞒武汉冠病疫情的愤怒。观察家几乎同意,各种迹象显示,美国民意的厌中情绪,当下已经来到了罕见的高点,更成为国会两党共识。但是特朗普选情的否极泰来,更直接的关系却是因为对手的因素。

民主党是在共和党之前举行党大会,推举前副总统拜登,以及身份高度政治正确的加利福尼亚州女参议员哈里斯担任其副手。哈里斯的女性、少数族裔身份,符合如今占据民主党主流的左倾意识;她的年龄(55岁)对日益呈现老态龙钟,不时前言不对后语的拜登(77岁),也有加分作用。

一般而言,在党大会之后,候选人的支持度会有所冲高,可是拜登/哈里斯组合却根本没有享受到哪怕是短暂的民调蜜月期。有评论指出,纵观三天的民主党视讯大会,政策论述空空如也,连“中国”一词,也只由拜登提过一次;唯一的主题,仅剩“特朗普很坏,必须下台”。批评者也认为,对比共和党大会反复强调爱国主义和团结精神,民主党大会把对特朗普的恨意导向撕裂,并加诸在美国身上。

更为关键的,则是眼下在美国各大城市越来越失控的暴力骚乱,让民主党流失了中间选民的支持,也让党内的极左和温和派交恶。这是美国所谓的“文化战争”极端化的恶果。盘踞民主党的极左势力,认定美国是个白人父权体制,必须彻底打倒推翻。他们也把身份认同政治推向极致,形容美国是个以奴隶制度起家的邪恶国家,至今还在歧视黑人。

黑人弗洛伊德在5月因疑遭警方暴力执法致死,引发全美各大城市的反种族歧视示威。这股自称“黑命贵”(BLM)的社会运动,旋即沦为洗劫商店、焚烧私产、攻击警察和无辜路人的流氓骚乱。可是,无论是美国主流媒体或是民主党,都拒绝谴责,反而坚称这是延续19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正义之举。哈里斯日前公开表示,黑命贵抗争运动丝毫不能松懈。有分析因此认为,民主党想借此凸显特朗普执政不力。

但是,黑命贵暴动最严重的大城市,均是民主党地方执政的西雅图、纽约、洛杉矶、芝加哥、首都华盛顿等,当地民主党市长不但下令警察不得干预暴民洗劫和焚烧商店,还支持因为警察暴力执法而出现的“解散警队”诉求,打击了警察的士气。一些民主党的市长甚至拒绝特朗普派遣联邦执法人员,到当地协助恢复社会秩序。

美国主流媒体为了配合民主党打击特朗普的目的,也放弃了客观中立的专业价值。社交媒体最近引述验尸官说,弗洛伊德的主要死因是吸毒过量,然而主流媒体对此只字不提。最经典的一幕,则是CNN记者在报道最新的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暴乱时,画面呈现大片商铺遭暴民纵火、火势猛烈,电视字幕说明却是“大致和平的示威”。这些被纵容的暴乱,使得美国各地枪支销售量大增,很多平时反对拥枪的民众,都纷纷买枪自保。

由于以黑命贵为代表的极左势力,对任何哪怕是善意的质疑都一律标签化为“种族主义者”,让中间选民日益反感,也疏离了民主党的温和选民。最新民调表明,特朗普和拜登的差距已经拉近到误差范围内。民主党高层和主流媒体对极左势力的姑息,可能是特朗普连任的秘密武器。

(原载2020年8月31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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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

对于理性的中间选民,政党就如同股票一样,不是效忠的对象,而是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工具。

 

 

今天是国庆日。建国一代领袖在寄望组建这个新共和国的人民所应具备的集体品质时,提出了“刚强勇猛”这一让人联想到“狮子城”的特性。在超过半个世纪后,这一寄望仍充满现实意义。

领导英国在1945年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名首相丘吉尔,在其从1948年至1963年陆续出版的六册历史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引述了古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魯塔克的名言:“对政治领袖无情是伟大民族的标志”。无独有偶,这句话也形容了英国人对待丘吉尔的态度。

英国在1945年二战胜利后的两个月举行全国大选,以为胜券在握的执政保守党,却惨遭滑铁卢,在国会丢失了189个议席;由艾德礼领导的工党新增议席239个,打败保守党和自由党,获得压倒性胜利组织新政府。二战英雄丘吉尔首相唯有黯然下台。

新加坡历史短浅,当然还够不上伟大民族;但要培养刚强勇猛的国民性格,可能同样需要丘吉尔所形容的无情。这种无情,并非要人们忘恩负义;恰恰相反,它是对后代子孙的深情,要求国人具备清醒的自我意识,确保国家能长治久安。作为一个奉行英联邦西敏市议会制度的民主国家,要实现政治共善,就必须正确对待手中的工具——政党。

换言之,国人所必须培养的政治态度,就是把参政的政党,一律视为实现集体政治理想的工具;而不是反客为主,沦为给政党摇旗呐喊的粉丝。这种当家作主的心态,用丘吉尔的形容词,就是对政治领袖的无情。

作为一种前提,必须承认在任何民主国家,选举基本盘的存在是个不争甚至是必要的事实。它一般表现为政治光谱的两端,除了边缘极端的势力对政治稳定存在潜伏的危害,两边的基本盘构成了民主竞争的压舱石。虽然这一压舱石作用有其积极性,真正确保民主体制健康前行的,却是处于政治光谱中间段的理性选民。

政治是一种利益分配的艺术,基本的公平正义固然是普世价值,但任何社会总有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有其必要性。就如我在上一篇专栏所说的,每个社会都有五大类性格不一的人群,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大相径庭,在看待同一个问题时,会采取不同的视角而得出可能是相反的结论,可是社会却须要他们的合作。不同政党的存在,就反映了这些不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

可是,客观的社会内外部条件在不断的变化,这一届政府有效的政策,到下一届因为客观条件改变,就未必适用了。然而,政党有其基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惯性,难以轻易做出颠覆性的改变。同样的,一些对自身政治信仰深信不疑的选民,也会忠实不渝地支持自己属意的政党。这时,无情的中间选民,就是推动旧政策符合新现实的关键。

股市的散户投资理论有句名言:别跟所购买的股票谈恋爱。为什么?因为股票只是替投资人把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所以该持时就持有,该抛时也必须毫不犹疑地脱手。同样的,对于理性的中间选民,政党就如同股票一样,不是效忠的对象,而是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工具;如果判断之前所支持的政党,已经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在下一届选举时,就必须无情地另选新工具。

自2011年分水岭大选以来,中间选民持续地表达了这一智慧。当执政党吸取了当年的选举教训,随后赶紧亡羊补牢,宰了几头政策圣牛后,选民在2015年便给予丰厚的回报。2020年的大选,对执政党表现不满意的部分中间选民,再度发出明确的信号,敦促其作出应有的改变。

当然,政治是人类社会的复杂现象,政党并非毫无自主意识的工具,任由选民摆布,它也会试图影响选民的判断,争取最大的支持。只要所有活动都是在法律的框架内,以及基于共同价值的常识上运行,这种博弈还是不无其积极意义和正当性。中间选民所必须秉持的,仍然还是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准确判断,时刻牢记自己的主人身份,以及政党的工具性质。

在一些民主国家,社会严重撕裂和高度对立,部分原因就在于属于政治光谱中间段的理性选民的大幅度萎缩。这时,原本在光谱两端的压舱石,变成了可能导致整条船断裂的静负载(dead weight)。当然,这背后的原因也错综复杂。然而,只要有足够的选民保持清醒,由他们所构成的中间选民,就能成为引领船只朝正确方向行驶的舵手。套用一句外国的政治口号:大海航行靠舵手,但是舵手不是被捧上神坛的伟大领袖,而是懂得在必要时对领袖无情的伟大选民。

新加坡要成为建国一代所期盼的刚强勇猛的社会,全赖国人的主人意识和政治智慧。祝各位国庆日快乐!

 

 

原载2020年8月9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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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票如何神圣

我们反复强调要建立多元包容的社会,当中最必须包容的,正是自己所反对,甚至是厌恶的立场。因为没有人全知全能,唯有集体的抉择,才会尽可能扫除一己的盲点,维护全体的利益。

 

在竞选活动的最后一天,应邀上963好频道的“早安好人帮”节目,跟《新明日报》总编辑朱志伟畅谈选情。我在节目中说了大概这么一段话:普遍的共识是新加坡选民希望人民行动党继续执政,但也希望国会能够有更多代表不同民意的议员,一张选票要取得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非常不容易。

 

总说选票是神圣的,但它到底神圣在哪里呢?

 

除了智商(近来流行的所谓“情商”,则是缺乏扎实证据支撑的时髦理论),心理学另外一个最接近“真实”的理论,就是“五大性格特质”,简称五大模型。根据大量数据所总结出的五大类型人格,分别是开放性(openness)、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外向性(extroversion)、亲和性(agreeableness)、神经质(neuroticism)。五大模型已经被许多知名企业和组织的人事部门,用来作为招聘新人的参考。

 

之所以说某一理论接近真实,是因为它具备了相当准确的说明和预测能力,就如智商测试能够测出一个人的智力,并且能判断其未来的表现和成就一样,五大模型也被证明有类似的能力。比如,从事创作发明和艺术类型工作者,大多属于开放性偏高的人;尽责性偏高的人适合担任行政管理人,而且收入也普遍偏高;外向性偏高的人喜欢社交,适合当推销员,但对于居家隔离措施肯定痛苦不堪……

 

每个社会都有这五大类性格不一的人群,开放性偏高的人喜欢探索新鲜未知的领域,可是厌恶规律日常的生活方式。他们或许能发明新事物,可是却不善于组织团队去推广所发明的产品,所以企业必须同时聘用这两类人,前者开创,后者守成。跟人打交道的行业如医疗保健,则要用亲和性偏高的人,因为他们关心别人更甚于自己。

 

这些知识跟选举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性格迥然不同,这些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此也大相径庭。神经质偏高的人对潜在的危险比较敏感;开放性偏低及外向性偏低的人更喜欢现状的安稳,尊重权威,所以在政治上倾向保守;但开放性偏高及外向性偏高的人,却喜欢冒险的挑战和惊喜,并且本能地质疑权威。这些不同人格特质的人在看待同一个问题时,会采取不同的视角而得出可能是相反的结论。可是社会须要他们的合作,因此也必须尊重这些相反甚至对立的观点。这一点,在选情激烈的时候很容易被忽略。

 

在一些民主国度,选举中不时会出现情绪性的言论,要求对手如果不喜欢现状,就干脆移民算了。客气地说,表达这种意见的人,多是因为不知道对立观点并存的可贵。因为世界总在变化,旧答案未必能解决新问题,应对错综复杂的挑战,永远没有万灵丹,必须根据环境条件的变动而不断调整;在某些时候,保守慎重是上策,在另一些时候,求变创新才是生存之道。对公共事务的错误判断,未必是道德上的罪过;定时的选举,就是保障能与时并进地获取新的正确答案。

 

不同人会根据自己对形势的判断,投下手中的一票,无论是出于什么理由,或要表达对执政党政绩的肯定,或要增加在国会里的权力制衡,这一票所代表的意见都必须得到尊重。民主选举的好处,就在于汇聚了每一个公民独立的判断,而发挥群体智慧的结果。人们不分性别、年龄、肤色、信仰、财富、知识,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的决定都是正确的,所以集体抉择的结果也是正当的。

 

只要是同样在这块土地上扎根奋斗,开枝散叶的公民,每一个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这一届,或许是主张守成的人形成多数,下一届,也可能是希望创新的人占了上风。只要同样是公民,就算立场对立,都绝不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而是必须同舟共济的同胞。我们反复强调要建立多元包容的社会,当中最必须包容的,正是自己所反对,甚至是厌恶的立场。因为没有人全知全能,唯有集体的抉择,才会尽可能扫除一己的盲点,维护全体的利益。

 

要让因为世界观和人生观不同的人和平共存于同一个社会,自由选举似乎是最公平合理的安排。人们可以因为立场的对立而激辩,说服旁观者接受自己的观点。这一届失败了,下一届再尝试。如果不是通过这神圣的一票来文明解决分歧,剩下的就只有诉诸拳头了。所以,对于前天选举结果满意的国人,千万不可趾高气昂;不满意的人,也不必灰心丧志。无论是输赢的哪一方都要切记,选举是一时的,选后大家都还要继续在这一块土地上共存。很多社会的撕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选举的两造没能做到胜不矜,败不馁,误将对立的世界观当成对自身价值的否定,导致良性竞争最终沦为势不两立的仇恨。

 

上完节目后边喝咖啡边读报,在家实习的女儿正好来吃早餐,便把桌上的另一份报纸递给她,请这位首投族多关注选举新闻。我诚恳地告诉她,香港人没机会和平地表达意见,而被迫走上街头暴力抗争;幸运的我们应当更加珍惜和行使这份权利,尊重手上这神圣的一票。

 

原载2020年7月12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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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情只可酬知己

缺乏人文关怀的政治热情,最终只会催生人欲横流而四分五裂的社会。这种撕裂,甚至在亲朋戚友间上演,导致骨肉决裂、老友反目。迷信政治的后果,让人恐惧。

  利用居家办公的机会大扫除,整理出大学时代的文件,其中有当时在图书馆影印、收集在文件夹里的多篇文章。首篇是台湾学者李正治在1986年出版的《至情只可酬知己——文学与思想世界的追寻》一书的序文,以及其中一章《中国民间处世思想的探索与批判》。文件夹里的其他作者,工作后都买了原著,只有这本在书架上寻遍不获,于是决定在丢弃文件夹前温故知新,把这两篇都重读一遍。

  那真是不一样的岁月,“台湾主体性”还没有成为主流意识,身份认同还是中国的,或者是中国文化的;对岸的文化自我怀疑论的六集《河殇》电视纪录片,要在两年后才面世,一时掀起两岸三地乃至世界华人的文化热。当年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关心,主要还是以儒学为主。日本在1960年代的复兴,以及1970年代亚洲四小龙陆续崛起,让西方学界注意到所谓的“儒家文化圈”的共通性——尊重权威、注重教育、重视集体、强调纪律……

  在这个意义上,华人世界的文化热其实还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如果没有洋人的重视,社会舆论恐怕也不会意识到原来孔夫子的教诲,还可以用来解释自己的经济成就。尽管不无时代的天真,跟当下完全放弃文化思考的经济讨论相比,毕竟还是有其可爱和值得怀念之处。文化因素的经济解释力也并非毫无争议,因为对于所谓中国“百年积弱”的分析,当时的主流认知还是归咎于文化,《河殇》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个论述里,儒家文化是拖累中国发展前行的包袱,中国的落后不是因为打倒了孔家店,而是祖坟还刨得不彻底。

  不容否认的是,对于文化的关心,背后隐含的是珍贵的人文关怀,是一种信仰的体现。一味追求经济繁荣却不关心文化,体现的仅是人性赤裸裸的本能欲望,但缺乏调节和导正欲望的价值。文化之为信仰,效果同西方人崇拜上帝的宗教一样,是道德伦理的基础。西方启蒙主义之“人的发现”固然伟大,但伴随而来的怀疑上帝,乃至最终否定上帝,却使得个人欲望失去节制。这一“现代性”难题,在进入“后现代”的当下,似乎有变本加厉之势。

  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人是不能没有信仰的动物,在饮食男女之外,人须要有一种超越一己的向往,来安顿因死亡之必然所带来的惶恐不安。正教的式微,只是为邪教的兴起提供了空间。当下美国和发达社会因黑人弗洛伊德事件而爆发的流血示威,在美国已经部分演变为一种邪教现象,大批拥抱进步意识形态的白人,集体向黑人单膝下跪,来表达自己对身为白人的“原罪”的忏悔。不信上帝的他们,最终还是难以摆脱原罪意识,只不过是让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填空了上帝的位置。

  传统信仰的瓦解,让更多人在政治里试图取得替代的安慰。人们对政治的热衷,已经成为一股普遍的现象。冠病疫情让这现象变得更为清晰。但是政治不能成为信仰,因为它侧重的是利益的分配,强调的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实力较量,一方之得就是另一方之失,所以自然要分出彼此和高低。其流弊就在于这种分别心在非常时刻,就如当下冠病疫情导致经济衰退,僧多粥少,分别对立就容易堕落为部落主义、群氓主义等只看身份,不论是非的非理性冲动。

  这种身份认同政治,在两岸三地的社会里也并不罕见。对既有文化的无视及冷漠,让中国的民族主义,从改革开放时期追求民族复兴的理想,异化为大国崛起迷思的傲慢,甚至带有红卫兵式的“多数暴政”;其缺乏敬畏和羞耻心,俨然是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的对立面。台湾在戒严后的民主化追求,一度沦为政客操弄省籍身份认同的沃土,政治斗争把任何理想都工具化了,包括历史和文化。香港在回归后从“马照跑,舞照跳”的侥幸,慢慢沉沦为如今的“蝗虫”“汉奸”的语言和肢体暴力。对政治的迷信,导致年轻人在街头挥舞英殖民旗帜乃至星条旗,对民主、自由的执念而陷入了身份认同的错乱。

  个别乃至对立的欲望,在共同价值阙如的环境里,如何能够实现人间天国?更糟糕的是人又喜新厌旧、朝三暮四,被不断变换和膨胀的欲望牵着走,人世又焉能太平?缺乏人文关怀的政治热情,最终只会催生人欲横流而四分五裂的社会。这种撕裂,甚至在亲朋戚友间上演,导致骨肉决裂、老友反目。迷信政治的后果,让人恐惧。

  能回得去文化热追求理想的单纯时代吗?这就如问西方社会,上帝何时会重生一样。然而中国文化相信否极泰来的道理,且“阳卦多阴,阴卦多阳”,事物本身皆存在其反面的潜能,所以物极必反,乱世当中必有变化为治世的潜能,可是必须靠人的智慧和努力去实现它。同阴阳平衡一样,中国文化重视情理和谐,在处世上不独尊理性,才是智慧的泉源;没有了情感的滋润,理性容易形成自我的傲慢。这或许是为何李正治的追寻和探索,会同时在文学和思想的领域展开;至情只可酬知己,诚然。

(原载2020年6月14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至情只可酬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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