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如海一身藏

早年所累积的感情和记忆,犹如银行户头里的定期存款,利息涨幅固然赶不上通货膨胀率,急需时还是能应急。

史学大师余英时出版回忆录,原本去台北出差的朋友自告奋勇要代购,后来听说草根书室有书,就拜托周末去逛书店的朋友先买为快。新书到手前,又记起上一趟去台北时所购得的、由香港浸会大学学者陈致所编写的《我走过的路——余英时访谈录》还摆在书架上,遂取了来读。
余英时七岁时恰逢七七事变,为了躲避战火,就回到故乡安徽的潜山县官庄乡暂居。乡居九年的日子,余英时形容是他的社会教育。“都市生活表面上很热闹,到处都是人潮,然而每个人的感觉其实都是很孤独的。家庭是唯一的避风港,但每一个家庭又像是一座孤岛,即使是左邻右舍也未必互相往来。现代社会学家形容都市生活是‘孤独的人群’(lonely crowd),其实古代的都市又何尝不然?苏东坡诗‘万人如海一身藏’,正是说在都市的人海之中,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但是在乡村中,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都是互相联系的,地缘和血缘把一乡之人都织成了一个大网。”
他认为乡居的日子让他直接体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社会大体上是靠儒家的规范维系的,道德的力量远在法律之上,道理(或天理)和人情是两个最重要的标准。”这种“身临其境”和“亲自参与”,对他日后做中国思想史的学问大有帮助。
妈妈在今年年中辞世的经验,使这段话读起来别有一番感受。我父母生前当了几十年邻居,住在大坡战前的店屋上下层,因青梅竹马而终成眷属。他们两人的兄弟姐妹多,我的叔叔、姑姑、舅舅和阿姨加起来有十多人。我在大坡的店屋出生并住了12个年头,印象中平日的远房亲戚串门、周末内外家的表兄弟姐妹分别来拜访(当时祖父和外婆都还健在)、过年过节时围炉吃团圆饭,日子是热闹的,人情是温暖的。因城市重建的迫迁,长辈的相继离世,儿时的感觉也就随着各家搬到各自的组屋而逐渐淡化。
虽然逢年过节亲戚还是尽量聚集一起,但比起当年日日见面,周周碰头,感觉毕竟还是不一样的。“见面三分情”“日久生情”,所言不虚。尽管如此,早年所累积的感情和记忆,犹如银行户头里的定期存款,利息涨幅固然赶不上通货膨胀率,急需时还是能应急。妈妈病危的那段日子里,依稀又重温了童年时光,很多熟悉的面孔,陆续出现在病床边;诚挚的慰问和关怀,稍稍缓解了那段非常时刻的焦虑和烦躁。
妈妈过世时,没等我开口,一众亲戚都自告奋勇,代我守夜灵堂,让我这个不孝子在居丧期间,竟然还能每晚睡上一觉。此外,守丧期间众多需要处理的零零碎碎的琐事,也都亏了他们的帮忙。这或许不是一乡人的大网,但由亲情织成的小网,也足以拯救我在那最痛苦的日子里,没有进一步跌入深渊,就如妈妈留医的那阵子,亲情继续在个人生命最煎熬的低谷拉了我一把那样。由此也让我感悟到,随着这一代人的离开,这张网也终不免要凋零的。下一代人或许就真的是孤岛上的孤独人群,“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了。
本栏在2017年11月12日的《勿变成红毛番》里提到:“刚卸任美国医务总监(Surgeon General)的默西(Vivek Murthy)形容,孤独已经成为威胁公共健康的最新疫病(loneliness epidemic),比痴肥更可怕。美国退休者协会(AARP)估计,45岁或以上的美国成人,有4260万之众罹患慢性孤独症。”最新的研究则发现,孤独感对健康的威胁犹如日抽15支烟,会增加罹患心脏病、高血压等的风险,而且对心理健康的威胁更大,容易导致忧郁症甚至自杀念头。
人生难免遭遇不幸,或至亲离世、或身患重病、或意外受伤、或突然失业、或婚姻失败……在这些关键时刻,独自面对或能得到亲情安全网的及时呵护,对当事人有可能就是生死一线之差。但是感情的培养需要时间,而且不能由通信科技取代——平时在社交媒体再怎么互动频繁,都不及偶尔面对面吃顿饭、喝杯咖啡来得有效。这当中没有捷径,需要拨出个人有限而珍贵的时间。所谓坐吃山空,就算曾经亲密的感情,要是没有放入心思去维系,终究也还是会疏离的。
余英时记忆中的官庄乡距今也还不到一个世纪,却已经成为想象世界里的桃花源,“不足为外人道也”,现实里不时会油然而生的“念天地之悠悠”的空虚无奈,恐怕才是如今个体生命存在感更确切的写照。在海外的老朋友近日推介新书,约克大学历史学者伍顿(David Wootton)撰写的《权力、欢乐、利润——从马基雅维利到麦迪逊之欲壑难填》,探索经历启蒙运动后的现代人,如何从传统把追求至善当做人生的意义,蜕变为利用工具理性去满足难以实现的无穷物质欲望。孤独疫病现象背后的线索,或许就在其中。等拜读了刚到手的余英时自传后,才去购买伍顿还待出版的平装本吧。

原载2018年11月25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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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2018年字述一年:性

人之大欲,确保人类繁衍的性事,今年似乎严重变调,异性乃至同性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失调。

尽管被视为社会进步象征的同性婚姻,在一些社会已经合法化,有上千年历史的罗马教廷,却陷入了神父性侵男童的丑闻,而且还暴露某种制度性的腐败现象。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在8月,公布了大陪审团经18个月调查后所撰写的厚达1400多页的报告,点名至少300名神父涉嫌性侵儿童,受害者超过1000人。美国媒体形容这是天主教会性侵儿童丑闻危机的“分水岭时刻”。教宗方济各虽然公开道歉,但外界却批评教廷并没有具体的改革措施。

同性婚姻合法化潮流西风东渐,台湾有可能立法承认。印度最高法院9月6日推翻当地刑法第377条文,为男性同性性行为除罪。9月27日,印度最高法院宣布废除百多年前制定的通奸法,理由同样是违反宪法并歧视女性。本地也因此掀起检讨禁止男性同性性交的第377A条文的激辩。

对比之下,今年真正代表“性变调”的大事,莫过于“米兔”。好莱坞大牌制片人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5月25日被纽约警方以性犯罪提控,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因越来越多女性受害者站出来指控,导致不少有权有势的男人身败名裂,黯然下台。这是去年10月15日在网上开始的“我也是”(#MeToo,中国媒体音译为“米兔”)反性侵运动的高潮。随后这股维护女权的浪潮横越太平洋,在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印度等仍然保留男尊女卑传统的社会,掀起新的风暴。

“米兔”的积极意义,在于唤醒社会正视女性日常所面对的性侵威胁,特别是在弱肉强食的职场,位高权重的男性欺负女下属的现象。除了强奸,女性也可能面对男上司或同事平时语言或举止的性骚扰,且往往投诉无门,敢怒不敢言,间接助长了这股不良风气。“米兔”的兴起,让职场性霸凌现象成为受关注的议题,也促使一些对女同事言行不检点的男性,反省自己的行为,或警惕所可能面对的后果。“米兔”因而获得众多女性的支持,以及不少男性的声援。

但是,当更多受到鼓舞的女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揭发加害者的真面目,让他们亲尝自己恶行的苦果之际,“米兔”运动也同时出现了极端化的倾向。迹象之一是口号的转变,从“米兔”升级为“相信女性”“相信受害者”。这当然是有问题的。西方有识之士便异口同声地指出,“相信女性”“相信受害者”意味着在任何性侵指控案,传统的“无罪推定”原则被颠覆,被告一开始就被假定有罪,若形成惯例,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是“米兔”运动的活跃分子却拒绝这种指控,她们甚至上纲上线,坚持西方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压迫和仇视女性,由父权主义主导的历史。“米兔”正是要彻底颠覆这种压迫,为此,就算牺牲几个无辜的男人也是值得的。女权主义者林丁(Emily Lindin)就代表这一立场,她在推特发文说:“如果几个无辜男人的名誉在拆除父权制(patriarchy)的过程中受损,这个代价我绝对乐意付出。”这条推文获得超过1200个赞和超过1万6800多条转推。

“米兔”失控后所导致的有罪推定氛围,意味着女性有动机和条件借此勒索男性,加剧了男女关系的紧张,甚至毒害正常的两性关系。一些妻子和母亲开始担心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所可能面对的不公,而公开反对“米兔”运动的异化。美国联邦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在国会审议时面对性侵指控,是“米兔”运动病变的最显著例子。国会参议院指定的资深性犯罪女检察官米歇尔,在听取指控人福特的证词后,发表备忘录说,福特证词前后不一,指控没有证据,因此建议不起诉卡瓦诺。

美国媒体11月报道,最近公布的三份民意调查发现,公众对“米兔”的支持度下降。通过卡瓦诺担任联邦大法官的共和党,在11月6日的国会中期选举赢得过半议席,继续掌控参议院,部分反映了这股质疑“米兔”的民意。同时,三名因为党派立场而反对卡瓦诺任命的民主党参议员,全部落败。“孤阴则不生,独阳则不长,故天地配以阴阳。”人类文明的存续有赖男女的协调合作,如果两性关系陷入猜忌和不信,将是文明衰败的前兆,可不慎乎?

(原载2018年11月14日《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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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战结束的挑战

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小国,选边站从来就不是选择,因为新加坡最坚持的是外交的独立自主,所以只能尽量广结善缘,跟所有大国保持良好关系,并且努力争取更多大国关心本区域事务,形成相互平衡,创造小国的外交空间。

新加坡和印度海军今天开始,举行为期11天的联合军事演习。两国自1994年起就举行“SIMBEX”常年海战演习,演习有一部分在南中国海展开。双方在去年11月签订双边协议,联合军训地点扩大至安达曼海。国防部长黄永宏会在11月19日访问印度,同印度国防部长斯塔拉曼一同参加第三届印度-新加坡国防部长对话会。
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提出“重返亚洲”战略后,区域安全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中国在2012年开始于南中国海岛礁填土,设立军事设施,美国则强化“自由航行”来挑战北京的主权声索,让中美关系开始出现紧张。特朗普总统上台后进一步对华强硬,不但发动了中美贸易战,更通过副总统彭斯的演说,指控中国干预美国选举,挑战美国霸权,甚至批评中共的种族和宗教高压政策和专制主义,使得美国媒体惊呼中美关系正坠入“新冷战”。
中国的全面崛起和中美关系的逆转,促使区域国家调整外交策略。一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意欲联合澳大利亚和印度,共同形成“(民主)价值同盟”来牵制中国,并且获得美国首肯而升级为华盛顿的“印太战略”,出现所谓的美、日、澳、印“四方会谈”(QUAD);另一方面,特朗普撕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贸易问题上强调“美国优先”,又让日本、澳洲等盟国必须在经济上同中国靠拢。
这一系列的变化,似乎象征着冷战结束后,美国治世的确定性消失,可是这是否就意味着美中新冷战的开始,却又未必。当中的巨大不确定性,迫使各国都得不断在中美关系翻滚的波涛中调整外交航向。日本、澳洲既提升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又改善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就是生动的例子。印度针对安倍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添加“包容”这一价值观,也不无对美中两边押宝的盘算。
这种似乎需要“选边站”的外交压力,对于东南亚诸国尤其构成挑战。越南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同中国的博弈,使得它们倾向于和美国加深军事合作;马来西亚新政府对“一带一路”项目的不满,则促使首相马哈迪重新启动“向东看”的亲日外交;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在纳土纳群岛海域捕鱼权的争执,也迫使雅加达在军事上接近美国、经济上拉拢日本。因此,新加坡和印度的海军联合演习,自然会被一些国际舆论做相关联想。
尽管新加坡在这个后冷战格局结束的当下,也面对和邻国一样的外交压力——2016年年底新加坡武装部队装甲车在香港被扣事件,新加坡民意的反应就相对强烈——若仔细观察新加坡政府的外交方针,却能够看出其中一以贯之的原则。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小国,选边站从来就不是选择,因为新加坡最坚持的是外交的独立自主,所以只能尽量广结善缘,跟所有大国保持良好关系,并且努力争取更多大国关心本区域事务,形成相互平衡,创造小国的外交空间。

接连出访大国

黄永宏配合“SIMBEX”海军演习访问印度,参加防长对话会,正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面对区域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黄永宏今年风尘仆仆,在访问印度之前,也分别访问了中国和美国。他于10月22日至26日访华,视察首届亚细安—中国海上联合军演、出席香山论坛,并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许其亮,以及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双边会晤。黄永宏及魏凤和都表示,期待明年恢复举行双边陆军“合作”演习。两军在2009年、2010年和2014年举行过三次“合作”演习,至今已中断了四年。
在香山论坛上,黄永宏鼓励中国更积极参与军事对话,多与他国军方接触。他引述二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名言:“吵一架总比打一架好。”他指出:“‘中国奇点’无法在孤立中兴旺,中国的福利同世界整体的福利是相互依赖的。中国奇点有赖于其所在的宇宙的健全,(后者之健全)亦是中国所需要形塑以维系的。”11月6日在上海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贸工部长陈振声说,新加坡不会因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一时的挑战而对它失去信心,并呼呼新加坡企业到中国一线城市以外的市场发展,同样反映了新加坡要维系和中国长远关系的立场。
除了经营同中国的关系,新加坡也一直鼓励美国关注本区域稳定。黄永宏在8月1日至4日,到夏威夷展开工作访问,视察新加坡海军参加环太平洋多边军演(RIMPAC)的情况,并走访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他说,身为今年的亚细安国防部长会议主席国,新加坡对于东南亚国家积极参与环太平洋多边军演感到鼓舞。这凸显亚细安非常支持美国与本区域的军事互动,也肯定美国在区内持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被中国媒体形容为“准航空母舰”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机护卫舰“加贺号”,经南中国海前往印度洋进行远航训练返国前,在10月18日停靠樟宜海军基地。新加坡国防部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新加坡海军和加贺号举行通行演习:“这和外国船舰停靠我国海军基地,或在临近水域通行时进行的演习类似。”可见,同所有区域内外大国保持良好关系,包括军事关系,并且鼓励它们参与区域事务,是新加坡拓宽外交空间的不二法门。
美国治世能够维持多久,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最大战略疑问。这一变数将左右区域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面对这一严峻挑战,一国的错误决策将带来难以估算的后果。疾风知劲草,新加坡在冷战期间独立建国,经历了东西阵营对峙的世局,也见证了冷战结束所产生的巨变。如今,后冷战时代可能也因为中美贸易战的逐步升温而蜕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新加坡与邻为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选边站的小国将沦为大国的依附,要保持主权尊严,必须时刻保持清醒。

原载2018年11月10日《联合早报·周末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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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身份认同政治最大的不道德,在于它抹杀了个人的价值,因为这种身份认同是集体的,而且这种政治手段也是最排外的,通过把人分类来制造对立和撕裂。

很可能代表民主党在2020年角逐美国总统的进步派女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10月15日公布了自己的脱氧核糖核酸(DNA)检测结果,宣称那证实了自己拥有印第安人血统。负责检测的斯坦福大学专家布斯塔曼特(Carlos D. Bustamante)教授表示,沃伦的六世或十世祖先拥有印第安人血统,或者说沃伦是介于64分之1或1024分之1的印第安人。
美国舆论指出,沃伦此举的选举意味浓厚,因为她吸取了奥巴马和希拉莉的教训。奥巴马在2008年首次竞选总统时,由于其父是非洲肯尼亚人而一直被对手质疑他不在美国出生,没有资格参选总统;尽管被迫公布美国出生证,却依然没能排除关于他出生地的阴谋论。希拉莉则始终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透露太多个人资料,包括她担任国务卿期间利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的丑闻。这被视为是她输掉2016年总统大选的原因之一。
所以沃伦选择在11月6日国会中期选举前公布这份检测结果,充满了各种政治联想。因为完全是白人长相的她,从政时反复强调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一直成为对手攻击和质疑她政治诚信的标靶。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不断用“宝嘉康蒂”(Pocahontas,迪士尼动画片《风中奇缘》里的印第安酋长女儿)来称呼沃伦,嘲讽她借由跟印第安人沾亲带故来捞取政治资本。
为什么印第安人身份在美国会成为政治优势呢?这同极端左派所鼓吹的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已经成为民主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关。这种身份认同政治以仇视白人和西方文化起家,认为西方以及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白人殖民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历史。由于西方历史主要由白种男性主导,所以他们就须背负历史原罪,而任何其他群体(黑人、亚裔、女性、印第安人甚至非异性恋者)都因为是历史的受害者,而自动居于道德高地。
已经拥有“女性”政治正确身份的沃伦,如果再加上“少数民族”的光环,在民主党内的政治正当性势必如虎添翼。反讽的是,沃伦试图强化自身政治资本的做法,却引发了反效果。尽管同情民主党的美国主流媒体均正面报道了这一消息,民间舆论并不买账。受美国联邦政府承认的最大印第安人部落切罗基族(Cherokee Nation)国务卿小霍斯金(Chuck Hoskin Jr.)随即发表声明,谴责沃伦的做法是“不妥当且错误的”。声明说:“沃伦参议员继续宣称拥有部族血统的做法伤害了部族利益。”
按照印第安部族的标准,拥有四分之一血统(即父母或祖父母当中有一人是印第安人)才能被接受为印第安人。如果按照沃伦千分之一的血统标准,则几乎所有的美国白人都可以自称是印第安人后裔。况且,沃伦个人或其家族的日常生活或个人信仰,均没有采纳任何印第安人的文化元素,如此强行攀亲戚,自然要得罪真正的印第安人了。特朗普不忘在伤口上撒盐,形容沃伦的血统论是“骗局和谎言”,要求她公开向被她所欺骗的美国大众道歉。
沃伦从政前所就职的哈佛法学院,曾自豪地形容她是学院有史以来的首个“非白人女性教员”的往事,也被特朗普拿来调侃。尽管她坚称自己并没有因为是“少数民族女性”而获益,但舆论已经质疑沃伦的做法剥夺了真正的印第安人任职哈佛的机会;哈佛是否背弃唯才是用原则,也成疑问。种族主义向来是以信奉进步、包容等左派价值自居的民主党的天敌,政治形象清新的沃伦诉诸血统来增添自己的政治资本,明显是极大的政治反讽,也反映了民主党已经被极端主义所挟持。
身份认同政治最大的不道德,在于它抹杀了个人的价值,因为这种身份认同是集体的,而且这种政治手段也是最排外的,通过把人分类来制造对立和撕裂。历史血迹斑斑地证明,它将导致地狱——纳粹德国的犹太人、斯大林苏联的富农、毛泽东治下的黑五类,都是作为集体而遭到残酷清洗。
而且,它诉求的是受害者意识,把他人的成功归咎于“特权”,来推卸自己失败的责任,所以也是一种窝囊的意识形态。在美国用来否定成功者的“白人特权”,就是这种受害者意识的动员口号之一。
“白人特权”这个危险的口号,也被偷运至本地公共话语中。读者若不健忘,应该还记得此前莫名其妙地冒出所谓的“华人特权”的说法。这也是一种不分是非的身份认同政治。运用这个概念的人以为,社会上成功的人就是因为享有这种身份特权,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才会取得地位和财富。这不但容易挑动人们的妒忌和怨恨心理,也违背了新加坡唯才是用的价值理念。如果对其危害缺乏警惕,宝贵的社会共识很容易就会被颠覆。
美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极端意识形态的危害,关于因身份认同政治而崛起的“政治部落主义”(political tribalism)的反思越来越多。这种只看身份,不讲对错的政治文化,是对民主精神的最大威胁。前车之鉴,后车之覆,国人应当引以为戒。

原载2018年10月28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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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为德也

虽然自以为是要解决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其实并不关心真相,只注重通过一套自圆其说的主张,说服和鼓动人去夺取权力。

“电梯维修员薪水低、工作环境差,面对青黄不接的问题,为了吸引本地人加入这个行业,这个领域将推出强制的渐进式薪金模式,维修员只要达到相应的技能水平,就会获得比目前高出至少三至六成的薪水,职业发展轨道也更加清晰。”这是《联合早报》9月20日的报道,说政府接受了电梯与电动扶梯业劳资政委员会的建议报告,将用三年逐步落实新的薪金模式。
新加坡全国目前有6万1000架电梯和超过6000架电动扶梯,且电梯数目在10内将倍增至12万1000架。但目前仅有2100名电梯技工负责维修工作,刚入行的电梯维修员起薪介于1300元至1600元(不包括加班费)。新手升至维修员乃至高级维修员,基本薪水也不过2000多元,唯有当上管工,才有可能赚取四五千元。以当前的生活费,要吸引本地人加入这行自然不易。
按照自由市场理论,对于电梯技工的市场需求,理应随着电梯数量的增加而提高,况且现在大厦越建越高,连政府组屋动辄都四五十层楼,确保电梯操作正常很可能攸关人命。但是为什么电梯技工的薪水竟然没有水涨船高,还需要政府介入干预呢?这难道不是对自由市场的供需理论最大的嘲讽吗?如果市场会失灵,政府介入经济是否就是灵丹妙药呢?
联合国难民公署3月13日呼吁,各国政府应保护逃难而来的委内瑞拉人。因为自今年2月以来,已有至少230万民众逃到邻国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和巴西等寻找生路。委内瑞拉经济已经濒临奔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其通胀率在2018年底将达到100万%。在委国政府宣布提高最低工资35倍后,当地大约40%的商店选择关门大吉。委内瑞拉已经出现人为饥荒,75%的人口因营养不良,体重平均下降了8.7公斤。
盛产石油的委内瑞拉在1999年选出了民粹主义强人查韦斯,他一方面推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大量补贴食物和住房,普及教育减少文盲100万人,并且把石油产业几乎国有化,限制民众的美元交易;另一方面则打压政治异己,通过修宪扩大总统权限,推行反美和反全球化政策。查韦斯的社会主义政策完全依赖国际油价,当油价从2008年7月每桶接近150美元历史最高纪录,一路下跌至一度到40美元的低谷,加上石油业国有化之后效率低下,产量减少,委内瑞拉遂迅速陷入经济危机,至今泥足深陷,难以自拔。
查韦斯祸国殃民的政策,却得到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肯定。他在2006年撰文称,查韦斯不但为穷人带来教育和医疗保障,其经济政策更确保增长的果实能让更多人受惠。他在2007年再度赞扬查韦斯成功地为穷人带来教育和医疗保障。26岁就成为耶鲁大学正教授的斯蒂格利茨著作等身,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他坚信市场无法处理好各种信息,所以政府必须弥补这个缺憾。
跟委内瑞拉的灾难相比,本地电梯技工的遭遇无疑是小巫见大巫,但前者显示了政府干预市场的悲剧性下场,后者则凸显了市场也并非公平有效,必须由政府介入矫正。两者显然都有偏颇,而真理或许就在其间。从历史经验判断,市场在分配资源方面的能力,怎么说都比政府强,所以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朝鲜这些计划经济国家,最后都难以为继。但是,自由市场也会爆发诸如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以及影响至今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所以,任何只主张一面而忽视另一面的说法,其实都是一种意识形态。虽然自以为是要解决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其实并不关心真相,只注重通过一套自圆其说的主张,说服和鼓动人去夺取权力。当前各种要实现公正平等价值的主张,如女权主义、环保主义,都属于意识形态。环保主义者认为自然是至善的,人的经济行为是破坏自然的罪恶。但就如道家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界无所谓仁爱慈善,人如果离开文明的保护,三两下就会被自然界夺命。
《论语》说:“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贴近真理和真相的,恐怕就是孔子所说的中庸之道了。这种中国传统智慧也表现在太极图里,一阴一阳,阳中含阴,阴里有阳,不断变动。人在其中,就是要在两者的互动中取得平衡。当市场失灵时,政府的有形之手就应当适度介入,可是却不能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样,把经济决定权都交托政府手中。人所面对的挑战不断改变,固守任何意识形态而不知变通,迟早都会被现实淘汰。

原载2018年10月14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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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世界的文化大革命

 

 

看到本文题目,很多读者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然而事实是,以美国为主的英语系国家,确实正在经历一场毛泽东式的文化大革命,而且已经持续了多年。大革命的巅峰,是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为了争取连任,从原本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立场,在2012年转为支持,并且最终由联邦最高法院在2015年判定为符合宪法精神。特朗普在2016年击败希拉莉,接替奥巴马成为总统,则不妨视为是对大革命的反动,而且反动之势方兴未艾。

 

如何定义这场英语世界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它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最具体的是越来越多美国大学放弃传授西方正统经典(The Western canon),因为那都是由“死去的白种男人”(dead white male)所撰写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如同毛氏大革命以名乱实,用来指鹿为马以便夺取权力一样,配合这场革命也出现了很多新词,“死去的白种男人”就是其中之一。

 

其次是高举“公正、平等”的旗帜来反抗“特权阶级”的压迫,而“特权阶级”正是属于社会主流的“异性恋白种男人”(Heterosexual White Male)。按照这个定义,所有女性、同性恋者、变性人、少数族裔(非白人)都是有权利反抗的受害者,是“革命同路人”。

 

第三,主要由年轻大学生所构成的“红卫兵”(英美舆论用“社会正义斗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s——来形容胡作非为的他们)在大学里肆虐,甚至用暴力行为阻止“革命敌人”发声。

 

第四,任何胆敢用理性和事实去质疑大革命的人,都会被群氓恐吓、被主流左派媒体抹黑,乃至丢失工作,身败名裂。

 

第五,这场大革命本质上是套上文化外衣,通过提倡身份认同政治,否定个人、迷信集体的夺权行为。

 

数典忘祖的背叛

 

关于传授西方正统经典(The Western canon)的争论,最著名的莫过于耶鲁大学人文学教授和文学批评家布卢姆(Harold Bloom)在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除了列举26位包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狄更斯、简·奥斯汀、弗吉尼亚·伍尔芙、佛洛伊德等男女作者,强调他们的著作是西方知识人都必须共同阅读的经典外,他更抨击被他形容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的异端邪说,包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对西方经典的敌视和颠覆。

 

不难想象,布卢姆的书之所以会出现,而且如此强烈抨击“憎恨学派”,反映了后者在1980至1990年代初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破坏力,在大学里对西方经典的攻击有了相当的效果。事实证明,布卢姆所捍卫的对西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最后在英美大学相继失守,沦为类似中国人在五四运动所开始的、对祖先文化的鄙视和唾弃。

 

立场保守的全美学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在2017年5月24日公布《学院和大学的学生课外读物》报告称,学府推荐给新入学学生的夏日假期读物只有一本,而且大多是“名不见经传、当代和带有进步主义(progressive)价值的”书本。报告审视348所学府的书单后认为,书单所关注的主题是种族与民权、移民、机能不全的家庭。报告说:“共同读物的强烈主题特征继续是对种族课题的着魔,并把其学生当幼儿看待,其平庸的趣味,以及其进步主义政治意识。”

 

夏日假期读物是美国高等学府学生,这一辈子所可能跟同辈人共同阅读过的书籍,重要性不可低估。换言之,读物可能形成未来精英集体意识或认知的基础。从报告的批评不难看出,布卢姆口中的“憎恨学派”已经全面掌控了未来精英的阅读品味,并且剔除了西方经典对学生的影响。同时,他们也把自己的政治价值,包括以多元、平等的名义来仇视西方文明传统的价值,通过书单灌输给下一代。

 

如果说西方正典自1990年代便在英语世界的高等学府节节败退,其后果则在21世纪日益显现出来。如今掌控英美学术界的精英,正是在这种质疑甚至否定西方文明传统的环境里培育出来的,他们对祖先文化遗产的态度,自然不会是抱有“温情和敬意”的。

 

澳洲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报纸《澳大利亚人报》2018年6月30日,刊登其国际新闻主任谢里登(Greg Sheridan)的文章《西方文明在公立大学已是失败的事业》。谢里登表示,澳洲公立大学的人文教育,正走在短视狭隘且反智主义的邪路上且日益恶化。具体证据是澳洲国立大学校长拒绝接受拉姆齐西方文明中心(Ramsay Centre for Western Civilisation)的巨额捐款,理由是该中心的目的“不只是关于西方文明,而是赞颂西方文明”。但是,澳洲国立大学的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中心,却接受了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伊朗、土耳其政府的巨额捐款,还经常发表支持巴勒斯坦国和伊朗的文章。两相对照,反对西方文明课程的做法,无疑是虚伪且持双重标准的。

 

在包括主导大学校务的社会正义红卫兵眼里,作为压迫源头的西方文明,必须是拿来批判而不是赞颂的对象。这跟文革“破四旧”,以及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仍然把当前中国政治的败坏所造成的社会道德沦丧,都归咎于祖先遗留的“封建文化”,来逃避自身历史责任的姿态如出一辙。

 

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主导西方大学的人,已经对自己的传统采取敌视和否定的态度,宁可去支持外来文化,也不愿意给自己祖先所遗留的精神资产任何传承的机会。

 

仇视白种男人的性别斗争

 

在这样的教育氛围中培养出来的社会正义红卫兵,如今已经超过不惑之年且开始占据社会体制的要津,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由这些人所主导的媒体舆论和报道,正逐渐偏离客观公正的传统价值,开始采取反映他们质疑和敌视西方文明的立场。特朗普一再宣称媒体是“假新闻制造者”、记者是“人民公敌”,而获得支持者的热情欢呼;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持续下滑,恐怕与这些红卫兵主导媒体的现象有关。

 

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美国主流大报《纽约时报》今年所发生的人事事件。2018年2月13日,《纽约时报》宣布聘请女性白人科技记者诺顿(Quinn Norton)加入社论部,成为撰写科技课题的社论委员。几个小时后,《纽约时报》和诺顿突然宣布“分手”。该报的社论主任贝内特(James Bennet)表示,“分手”是因为诺顿此前曾经在她的推特账号里使用了“黑鬼”(nigger)、“废柴”(faggot,对男同性恋者的蔑称)等高度政治不正确字眼,而且公然形容一名纳粹同情者为“好朋友”。

 

但是,《纽约时报》在同年8月聘请30岁的韩裔女性郑莎拉(Sarah Jeong)担任负责法律、科技、互联网文化课题的社论委员,网友即刻发现她在推特上仇视白人的言论,包括“白人在网路上表达意见,就像小狗在消防栓上撒尿一样”,或在推文标示“消除白人”(#CancelWhitePeople),并且认为共和党人、警察、总统及观点为她所不认同的女记者,应该和白人一样被消灭掉。尽管舆论哗然,《纽约时报》却坚持决定,没有开除她。

 

以《纽约时报》为象征的美国主流媒体,在被红卫兵世代把持后,无疑已经失去了公正判断的能力。在这些极端左派眼中,“异性恋白种男人”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因此任何对他们的歧视和嘲讽,都是理所当然且政治正确的。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盘以低收入蓝领男性,以及保守的南部基督教会为主干,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这种“革命”现象的反弹。

 

《纽约时报》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行为,自然难以获得社会上理性中立者的认同,也恐怕部分解释了为何特朗普一再攻击主流媒体和记者,却依然获得支持者的热烈拥护。所谓“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美国主流媒体自身的堕落,使得它在面对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时,缺乏足够的公信力与之抗衡。

 

对“异性恋白种男人”的打压并不仅限于媒体,拥抱左派意识形态的高科技公司同样如此。2017年遭谷歌开除的29岁软件工程师达摩(James Damore),罪名正是因为表达了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事缘谷歌内部有所谓“纠正偏见”的培训课程,灌输政治正确的价值观。达摩在上课后写了一份10页的内部报告,列举各种科学数据和论证,指出谷歌软件工程师80%为男性,以及主要领导层都是男性,不是因为什么歧视女性的政策,而是男女天生的差异所导致。在报告遭泄露后的两天,处于左派所主导的硅谷文化里的谷歌,以“表达有害的性别俗见”而开除他。达摩在2018年1月以谷歌歧视男性白人为由提出民事告诉。

 

这种对白人男性的敌视,让原本要扫除女性在职场面对性侵威胁的“米兔”(#metoo)社会运动蒙上阴影。批评者指出,运动已经失去原有的宗旨,沦为另一波攻击有权势地位的男人的运动,因为运动里的激进派,把任何对女性的语言骚扰,等同于强奸一般严重,完全失去分辨错误言行的分寸。此外,米兔被极端激进分子把持,否定西方法治传统“无罪推定”的精神,认为任何遭指控的男性都应该是有罪的,对指责的质疑都是仇视女性的犯罪行为。这种毫无分际和反智的做法,让运动难以获得更广泛的认同。

 

学府里的反言论自由

 

培养这些激进社会正义红卫兵的英美学术界本身也难逃革命浪潮。2017年5月23日,立场左倾的自由派学府华盛顿州常青州立大学,就上演了一幕红卫兵炮打司令部的闹剧。当天上午,一群学生冲入课室,骚扰进化生物学家温斯坦(Bret Weinstein)的课,指控他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并拒绝听他的解释。温斯坦此前一再公开质疑校方以“平等”之名所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颠覆该校传统的“缺席日”。

 

中国媒体观察者网记者刘琳对事件有生动的描述:“所谓‘缺席日’(Day of Absence)由常青州立大学设立,在每年的5月23日、24日举行。‘缺席日’的传统始于20世纪70年代,校园里的所有白人在这两天时间里需要参加各种反种族歧视的研讨会,而其他有色人种离开校园,以突显‘非白人’群体的重要性。

 

但在2017年,活动组织者要求角色对调,全体白人老师、员工缺席,少数族裔占领整个校园。已在学校任职15年的生物系教授布恩特(温斯坦)是一名白人,他强烈反对学校的这次活动。

 

布恩特认为,在学校这样一个共享空间里,一群人为了彰显自己的价值观而暂时离开;一群人希望甚至是强迫另一群人离开,这两者存在巨大差别。前者是一种平等意识的觉醒,后者则是反向压迫。在大学校园里,从来不是根据肤色来赋予人说话的权力的。”

 

闹事学生在当天下午增加到几百人,他们与校方开会,并且封锁了会场,连校长布里吉斯(George Bridges)要去厕所,都必须得到学生的允许和派人随行监控。学生也一度企图要软禁温斯坦。闹事学生拍摄的闹事视频,被他们自己放上网后,引发社会舆论哗然,抨击校方处理不当,并认为事件已经近乎暴乱。

 

温斯坦与同样在常青州立大学执教的太太海茵(Heather Heying),最后因为担心个人安全,辞去了终身教职离开大学。他们两人自认都是坚定的左派,信奉进步主义思想,曾参与2009年反对金融资本主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但是面对比他们更左的极端分子,他们却被戴上“种族主义分子”的右派罪名。法国大革命期间流传的名言:“革命吞噬其亲身子女”,再一次得到验证。

 

常青州立大学学生暴力阻止他人发言的事件并非孤例,刘琳报道:“2017年3月,美国知名社会学者查尔斯·默里在佛蒙特州米德尔伯里学院演讲,引发了一场示威抗议,最终一名教授受伤,数十名学生受到纪律处分。”

 

这一趋势反映的是以“正义”为名的极端左派“社会正义斗士”,已经异化为采取暴力手段妨碍言论自由的专制主义者。他们自认为已经代表真理本身,没有必要再同“站在历史错误一方”的对立观点辩论,其行径同20世纪的极右派法西斯的极权主义如出一辙。这一发展,同著名史学家余英时检讨中国人自五四开始的反传统文化,日益极端化到文化大革命时血腥暴力的自我否定的疯狂,有着一贯的内在逻辑。

 

另一个值得提出的现象是,美国主流媒体对这些事件几乎完全不报道,因为事件并不符合其“‘社会正义斗士’代表正义救世主”的宏大叙事。

 

借尸还魂的后现代主义

 

因为公开反对加拿大政府以保护人权之名,立法强制人们在“他”“她”之外,必须使用一堆由性别平权极端主义者生造出来的代词(pronoun),而被极端左派乃至美国主流媒体抹黑为纳粹同情者的加拿大心理学家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对颠覆西方文化的这一大革命现象(虽然他并没有使用“文化大革命”的概念来比喻),提出了比较全面的解释。

 

美国主流媒体对待彼得森的态度,也反映前述的主流媒体公信力下滑的现象。在《华盛顿邮报》与亚马逊网站合办的全美最畅销书排行榜,彼得森今年1月出版的新书《12条生活的法则——应对混乱的解药》,连续29周名列榜首,直到8月12日才下滑到第二名。他为了推介新书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约50座城市举办的售票巡回演讲,动辄几千人的场地几乎场场爆满,2018年的9月到12月还有24场在售票。但是,左倾的《纽约时报》却没有把新书列入其畅销榜,而且对彼得森的观点做出误导性的报道。英国左派的《卫报》对新书也做了偏颇的负面评论,如形容彼得森在书中“自吹自擂地教人们如何生活”。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已经引起不少批评。

 

彼得森对“社会正义斗士”红卫兵横行的现象,做了历史性的综述。他推荐了罗克福德大学哲学教授希克斯(Stephen Hicks)的专著《解释后现代主义》并指出,当苏联劳改营的真相,还有列宁、斯大林专政期间所杀害的千万受害者,以及毛泽东大跃进和文革杀害几千万人的残酷事实,在1970年代陆续为西方所知悉后,欧洲传统左派再也无法回避自身意识形态破产的现实。于是他们偷龙转凤,特别是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等,用后现代主义的外衣披在马克思主义身上,把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理论,虚化为压迫者欺负被压迫者的理论——至于谁是压迫者、谁是被压迫者,到后来是可以任意定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者不承认个人、不相信逻辑,不尊重事实,他们只信奉群体身份(group identity),也就是可以主观认定的受害者群体(女性、黑人、同性恋者或变性人等等),并且用为这个群体伸张正义的名义,从事颠覆反抗西方文明传统的斗争。这就是美国文化大革命的因子。

 

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反西方文化的,德里达就形容西方文化为“阳具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就是男性中心,所以借此反对所谓的“父权主义”、仇视男性。用“死去的白种男人”来蔑称西方经典作者,就是这一鄙视态度的延伸。后现代主义思想把人际活动简化为权力斗争,并用这个单一维度去理解世界。因为对自身的传统文化缺乏感恩,而且充满怨恨,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人,往往充满戾气。于是,后现代主义所谓的解构,其实就是要颠覆既有的权力并取而代之。前述常青州立大学学生以及在背后怂恿他们的校方领导的行为,应当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这套思想登陆美国后,逐渐在大学的人文学及社会科学院系里风行,并慢慢成为主流。彼得森表示,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主张是一切都是诠释,现象可以被无数种诠释来论述,而且所有诠释都是主观的,因此也无高下优劣之分。这套理论因而可以被拿来当做犀利的批评武器,挑战既有的权威。彼得森说,一切都是诠释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可是却有一大罩门——尽管一切都是诠释,并非所有诠释都是有效的。人必须生存、同他人长期合作、繁衍后代,如果人错误地诠释现实,他很可能为此而丧命。进化历史因此淘汰了所有错误的诠释,那些看似无数的诠释只存在于课本里,在现实世界里,真正有效的诠释其实很有限。

 

但是,对于年少无知的大学生,这套表面上赋予人们知识权力,但实际上容易异化为虚无主义的论述是极具诱惑力的,加上后现代主义教授的蛊惑和试图夺权的校方领导的怂恿,他们很容易为之着迷并自以为从中寻获真理。校园红卫兵也由此产生。

 

物极必反

 

英语世界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长期的不安和沉默中开始发声。彼得森的横空出世(我在《早报星期天·想法》的专栏有三篇介绍他的观点,分见于2018年5月13日、6月10日及7月8日),象征了对后现代主义及大学乱象的反弹。因为彼得森敢于正面回应极端左派,包括受其控制的主流媒体的勇气,已经有越来越多不满后现代主义肆虐的保守派人士,以及不满极端左派胡作非为的自由派人士,站出来公开积极呼应。

 

立场左倾的《洛杉矶时报》专栏作者多姆(Meghan Daum)2018年8月24日的文章《细微差别:一个爱情故事》(Nuance: A Love Story),就详细介绍了自己如何因为不满极端左派意识形态对异议的不容忍,导致自己左派圈子的朋友,不敢公开表达对问题的细微差别观点,只能唱和主流那种非黑即白的二元立场,而开始注意并接受以彼得森为代表的所谓“知识分子暗网”(intellectual dark web)的主张:言论自由。

 

多姆举了很多例子,说明极端左派如何不容忍异议,其中最常见的案例,就是所谓的“性别薪金差”(gender pay gap)。“社会正义斗士”的标准且唯一的答案,是因为西方文化的父权主义,系统性地歧视女性,才导致女性薪金普遍低于男性。但是很多实证研究表明,答案远更为复杂。女性因为怀孕、本能想要照顾孩子而愿意牺牲事业、较少从事户外和危险的职业、更倾向于对人际关系而非具体事物有兴趣(因此对例如成为谷歌的软件工程师,会比男性更少兴趣)等等,而不是所谓的职场父权文化,才造成薪金差异。但是,任何理性的左派人士若胆敢提出这些细微差别(nuance),就必然会被“社会正义斗士”指责为仇视女性而遭批斗。正是有越来越多人受不了这种钳制表达自由的蛮横做法,所谓的“知识分子暗网”才逐渐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

 

言论自由毕竟还是西方文化传统最千锤百炼的价值。后现代主义所培养出来的极端左派、社会正义战士红卫兵不相信逻辑,不面对事实,不接受辩论的极权态度,逐渐把更多传统自由主义者推向敌对阵营。多姆和前述的常青州立大学教授温斯坦都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个阵营里有不少教授,与温斯坦一样,都是不满大学因害怕极端左派“政治不正确”的指控而审查言论,愤而选择离开。有理由相信,结局应当是邪不胜正,但是在正义获得最终胜利前,英语世界恐怕还有一场漫长而艰巨的斗争。

 

原载2018年10月第37期《怡和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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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久弥坚的新中关系

代表新中双边合作最高平台的新中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简称JCBC)第14次会议,于9月20日成功落下帷幕。趁主持会议之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也应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之邀,率团访问新加坡三天。

除了签署七份合作文件,加强在艺术、创新、研究、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合作外,双方也同意启动法律互助协议(简称MLAT)的谈判;争取在年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访之前,完成双边自贸协议升级版的谈判;在部长和市长层级成立新加坡上海合作委员会;探讨为两国青年和学生制定互惠的实习计划等一系列深化两国关系的项目。

今年的JCBC反映了双边关系深厚的基础和不断深化的趋势。尽管两国的联合主席都设定在副总理层级,中国在2013年政府换届后,中方主席由升任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高丽接任。这是中方首次委任常委级别的大员担任JCBC主席。这一安排并没有因为两国关系的起伏而有所改变,韩正也是2017年就职的新一届中共政治局的七名常务委员之一。财政部长王瑞杰今年则受委为JCBC新方副主席。作为第四代领导层的领跑人物,王瑞杰的任命凸显了新加坡对JCBC的重视程度。

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剧变,对中国和新加坡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也证实了两国关系历久弥坚的韧性。美国朝野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判断发生根本性改变,导致华盛顿对中国发起了震惊各界的贸易战,并且在投资、高科技及人才交流,甚至南中国海和台湾等战略领域,也出现了逆转现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警告,中国在制造业和农业最终要被迫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透露了形势变化对北京所产生的政治压力。

美中的大国博弈,虽然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可是美国保护主义的政策倾向,对于依赖国际贸易的新加坡也是不小的威胁。同时,特朗普所主张的单边主义,更是有不顾国际既有规则,自行其是的任意性,徒增环球外交的不确定性。这些发展均显示,遵守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规则,同样符合像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的利益。现在看来,新加坡始终敦促各国恪守国际法,一时可能在个别课题上同中国立场不符,可是长远而言却契合彼此的利益。

在去年10月访问华盛顿时,李显龙总理在同特朗普于白宫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就呼吁美国保持同中国的合作关系,并相信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对美国产品的入口必然会增加。他今年4月出席在海南的博鳌论坛时,也委婉地批评了美国,强调新加坡不认为单边提高关税,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这不并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作为小国,身处利益迅速变化的险恶国际环境里,坚持国际法和规则必须是新加坡外交方针的基石。正是奉行这个原则,新加坡才能与中国建立经得起考验的互信关系。张志贤副总理在本届JCBC会议上表示,新中重庆项目旗下的南向通道,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的发展重点十分契合,有助于把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非洲、中东等区域衔接起来。他透露,“一带一路”已纳入JCBC的主要议程中。

这个表态的意义在于,随着美中博弈的升级,西方世界也逐渐对中国采取抗衡的姿态,尤其针对其外交大战略的“一带一路”,但新加坡并没有随波逐流。欧盟拟在10月举行的欧亚领导人峰会前,签署旨在改善亚洲国家的运输、数字和能源连通性,并提升环境与劳工保护标准的“亚洲连通战略”。这被视为要替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在一些国家如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巴基斯坦等的政府在大选下野后,均传出新政府因不堪债务负担,有意检讨“一带一路”项目的消息,新加坡在这时继续支持“一带一路”,展现了维护两国友好关系的原则性态度。

中国崛起和西方反应的动态发展模式,可能还会持续好一段时日,然而新中友谊的厚度,或许反而因此而衬托其疾风知劲草的可贵。

原载2018年10月1日《联合早报·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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