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普世价值之名

 

联合国大会在4月19日召开的世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可以看作是以欧美国家为主的“普世价值”运动最新一轮的宣教攻势。特别会议是由主张毒品合法化的国家为一方所形成的国际舆论压力,对垒反对派阵营。新加坡属于后者。
代表新加坡在大会上发言的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表明,新加坡坚持反毒的立场。他形容那些从“权利”概念立论,相信禁毒会压制个人和不尊重人权及尊严,而主张毒品合法化的言论,“听起来像是不依据事实的‘虚假论述’(straw man argument)”。
尚穆根在反驳合法化一派本质上纵容毒品使用的抑制毒品需求(demand reduction)或减害(harm reduction)理论时,一针见血地说:“你会明知故犯,开心地将毒品交给你十几岁的孩子吗?”
毒品除罪化在西方世界逐渐成为主流,美国目前有四个州以及多个城市让大麻合法,一些州则除罪。西欧国家如德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毒枭横行的拉丁美洲国家如墨西哥、哥伦比亚等也相继让大麻除罪。
虽然除罪一派主张大麻不若烟草那么有害健康,医学界对此却是存疑的。医学刊物《成瘾》(Addiction)2014年的报告指出,根据1993年至2013年所收集的20年数据,一成的大麻使用者最终上瘾;长期使用大麻让青少年在高中以前的辍学率倍增,且在成年后发生认知障碍;大麻使用者的车祸率是常人的一倍。
纵容使用大麻和其他药物的风潮,背后当然有庞大的利益结构,但归根究底是基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尔后更上升为普世价值强加在所有国家头上。
实力庞大的美国制药商,已经通过大量游说,成功促使国会松绑管制条例,让它们能够直接通过广告推销成药给消费者。2015年美国制药业一共花费52亿美元做直销广告。在美国十大制药商中,有九家在2013年的广告支出,高于其花在研究与开发的预算。
这同美国社会的“魔弹”迷信——即相信任何问题都能简单地靠特效药治愈——互为因果:失眠吃安眠药、肥胖吃减肥药、随意性交吃避孕丸和威尔刚、心情不好吃抗忧郁药,仿佛药到真能病除。大麻正是在这种风气下渐渐获得正当地位。它被称为消遣药,是个人取得“精神解放”或逃避烦恼的魔弹。
至于其他毒品如白粉、冰毒、摇头丸的泛滥,也同样是为了个人解脱,或增添狂欢会乐趣而需求不断,成为美国次文化的核心符号。美国人对毒品的需求推高了执法成本,2010年联邦政府的“毒品战争”开支为150亿美元,地方政府花费250亿美元,但收效甚微。
毒品合法化的诉求,因而是对“毒品战争”失败的理论美化。合法化不但可以打击黑市,降低毒品价格,让毒枭无利可图,进而免去执法支出,政府还可以从中抽税,一石多鸟。
这些利益计算或许还是其次,真正推动毒品合法化运动,并赋予其“普世价值”神圣性的,更多来自于西方意识形态和传教的本能冲动。
“权利”的概念,在西方文化有悠久的传统。现代之前的欧洲,认为权利必须配合人的社会身份所要求的“职责”(office),才有完整意义——人为了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才能要求他人尊重其行动上的权利。所以“权利”必须得经过“付出”来获得(rights have to be earned)。东方对人的重视,也是强调通过实践德行来彰显作为人的意义;纯粹生物意义上的人,与禽兽无异。
但是“天赋人权说”却自动地赋予人各种各样的“权利”,而完全不提与之相对应的“义务”“职责”。这种跛脚的逻辑一旦被推到极致,一味追求生物欲望而自甘堕落,就变成是一种必须得到尊重甚至保护的权利。说白了,这就是毒品合法化运动背后的哲学基础。问题是,自己堕落也就算了,披上“普世价值”的外衣,强行推销给不迷信毫无前提的权利观念的社会,反映的却是一种文化霸权的心态。
尽管西方媒体仍然主导国际舆论,欧美诸国在经济上的槽糕表现,社会心理越发趋于闭关自守,以及在政治上出现排外的民粹主义,甚至难以取得治理上的基本共识,已经让其他社会开始质疑其所推崇的“普世价值”。之前对于“中国模式”的关注和讨论,凸显的正是这股反省的风气。
对于那些在极权社会里为追求平等、自由而舍身奋斗的勇士,“普世价值”向来是他们信奉并用来说服与动员的有效利器。不幸的是,当西方的自由派把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偏好,如女权主义、动物权利、同性婚姻,乃至吸毒的欲望,都用“普世价值”来包装、推销,其结果恐怕是进一步混淆了原本代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类共善的价值观。这种认知上的混乱,反而会削弱“普世价值”在非西方世界的号召力。
作为一种日益同现实脱节的“普世价值”在西方世界的异化,一方面导致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对立尖锐化,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越来越无法对话,甚至视对方为不共戴天的仇寇,已经瘫痪了美国政治的有效运作。在外交上,“普世价值”的滥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兴起与反扑,让世界平添动乱和威胁。
在毒品合法化的议题上,用“普世价值”强行推销进一步暴露了其弊端。毒品有害于吸毒者、其家庭和社会,是有大量经验事实为依据的常识,再精美的修辞包装或巧辩都无法改变真相。就如尚穆根所说:“如果可以向我们展示一个能为公民带来更好结果的模式,我们会考虑做出调整。如果做不到,就别要求我们改变。”

 

原载2016年5月1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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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勇气的机会成本

 

美国两党总统党内初选至今的趋势,让各界开始担忧民粹主义的抬头。《联合早报》4月5日的社论说:“民粹主义有两大特点,一是诉诸大众的利益及观感,后者主要源自对未来的不安和恐惧;二是敌视既有的秩序,并把大众所感知的问题归咎于现有的体制和精英,同时力图取代他们。”社论也指出,民粹主义的抬头意味着民主的失灵甚至失败,其中的关键又以精英及大众之间政治互信的崩解为代表。正因为大众不再相信精英和现有体制,所以才不惜推倒重来。
精英掌握了主要社会资源,也负责利益的分配,大众在这方面是相对被动的。因此,彼此政治互信的瓦解,责任主要还在精英。这也是为何清代大儒顾炎武要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因为精英的人格,决定了公共生活的品质。有“股神”美誉的美国投资人巴菲特,对此也有相应的见解:“有人曾说在聘请新手时,要留意三种品质:人格、智商和精力。如果缺乏第一种品质,后两种将是致命的。”导致大批美国人的房产被贱价拍卖的次贷危机,最终引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衍生产品,正是在华尔街投资银行上班的常春藤大学优等生明知故犯的杰作。
所谓“知耻近乎勇”,坚守为人处世的道德底线,其实也需要相当的道德勇气。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之所以会发生无耻的事情,不是因为当事人不知道是非,而是缺乏相应的道德勇气去做正确的事情。俗话骂无耻之徒谓“良心都叫狗吃了”,指的就是这种缺乏道德担当的懦弱。但是这种道德担当的勇气,很多时候都离不开物质的基础。像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回那样甘于贫苦,“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毕竟是凤毛麟角,一般人患于家计,总不免有为五斗米折腰的顾忌。
台湾政坛流行语“屁股决定脑袋”,部分反映了这种因位置改变而转换立场的人性丑陋现实。执政时说一套,在野时说另一套,在背后导引木偶的纤指,无非是赤裸裸的利益。美国民主党总统初选参选人希拉莉,在对手桑德斯强力的挑战之下,不得不被迫改变自己的多个政治立场:从支持自由贸易变成反对;从主张对华尔街松绑到要求恢复管制;从反对墨西哥移民到欢迎他们……莫不是出于选举利害的考量。连希拉莉如此位高权重者都必须在现实面前低头,更何况那些得养家糊口的平民百姓?
尽管不若普罗大众那样缺乏道德勇气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丰衣足食的精英之道德背叛,更多是出于对机会成本的计算——当做正确的事情会造成他们利益上太大的损失,他们就宁可顾左右而言他,拒绝任何道德上的担当了。而且当主事者的待遇越来越优渥,主动负责任引退的代价,也就变得越来越难以让人下咽。两相权衡之下,精英的脊梁自然就越来越弯,而脸皮则越来越厚了。
一众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并非不清楚衍生产品的剧毒,可是停止欺骗性的倾销,却会牺牲上亿万元的丰厚利润。况且,当主流政客都被收买,法律制度也被修改得充满漏洞,一旦东窗事发,捞得盆满钵满的作恶者都得以从容的全身而退——事发至今,只有一个瑞士信贷的倒霉鬼因售卖金融衍生产品而被罚坐牢三个月,而对华尔街金融高管的法律追溯期限即将到来。如此低风险的犯罪行为,也难怪2008年的金融危机注定要发生。
美国著名杂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去年9月号的一篇文章不无嘲讽地沉痛指出,美国司法部对国际足球大联盟(FIFA)的高层集体贪污案穷追猛打,可是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共犯结构却视若无睹。文章说,自2009年以来,共有49家华尔街金融机构一共支付了1900亿美元的罚款或私下赔偿,但是这些都是股东的钱,作奸犯科的银行家非但分文不损,还获得加薪奖励——摩根大通总裁杰米·戴蒙(Jamie Dimon)在2014年初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庭外和解后不久,银行董事局随即为他加薪74%,使其年薪猛增至2000万美元。
作大恶却不必受罚,担责任将损失惨重,正是如此庞大的机会成本,使得美国的关键精英拒绝了道德勇气。精英选择堕落,自然加剧了大众对体制的信心流失,进而合理怀疑精英之间互相包庇,置大众的公共利益于不顾。共和党体制外总统参选人特朗普毫不掩饰的民粹主义,能够一路过关斩将,固然令各界大跌眼镜,民主党非主流总统参选人桑德斯所号召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一呼百应,普遍得到理想性较高的年轻选民的认同,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美国主流媒体不顾各类民调结果,至今还信誓旦旦地强调,希拉莉比桑德斯更能代表民主党赢得总统选举,也开始在社交媒体遭遇民众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和批评。
随着美式“赢者全拿”模式在世界推广和复制,这种精英享尽权利却规避责任的现象,以及伴随着普遍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已经造成许多社会出现了信任赤字,一些进而演变成政治危机。大众对精英和体制的怀疑,也以要求公共事务决策更加公开透明的呼声,以及在发生重大公共事件时,加重对精英究责的力度为形式表现出来。卫生部长颜金勇在国会就病人集体感染C型肝炎事件所形容的“怪罪文化”现象,也正是李显龙总理所担心的民粹政治可能在本地抬头的征兆。如何防范未然,恐怕将是今后本地政治必须正视的问题。

原载2016年4月10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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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

 

在财政部长王瑞杰的首个国会预算案演说中,关于社会支出的部分,其主题是“建设互相关怀、刚毅坚韧的社会”。他说:“我们要让新加坡成为成家立业的理想地点,并让每一个国人能止于至善;要成为一个会照顾那些有特别需要、贫弱或遭遇不幸者的社会;一个让年长者有活力和尊严的社会。”
在《礼记·礼运》大同篇里,有“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理想社会描述。王瑞杰预算案演说里的经济转型和创新部分,正是希望实现“壮有所用”。为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可是这本质上毕竟还是手段,其背后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实现“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一个互相关怀,追求共善的社会——累积所需的资源。
就“老有所终”方面,被前任财长尚达曼形容为“我们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新的重要支柱”的“乐龄补贴计划”(Silver Support Scheme),如今有了具体细节。旨在辅助处于社会底层20%至30%年满65岁的国人,补贴计划将能帮到约14万人,这一年的支出预计约3亿2000万元。符合条件的年长国人,每人每三个月将能领取300元到750元不等的现金。重要的是,这是额外的辅助性补贴,并不会影响他们从其他国家的优惠计划,如消费税补助券,所得到的福利。
领取补贴金者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在55岁时的公积金总存款额不超过7万元;居住在四房式或更小型的组屋,或者寄居在家人的五房式组屋;住户人均月入不超过1100元。对比一些西方国家正在陆续推行的全民“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津贴的条件或许显得苛刻,但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的大势,未来的相关支出定会增加;且因为没有天然资源,我们必须在财政上审慎(prudence),确保钱都用在刀口上,让真正有需要者得到帮助,这才是可持续的做法。
如果照顾年长国人体现的是一种饮水思源的美德,预算案里照顾年轻人特别是贫困家庭子弟的措施,则体现了投资国家未来的人己两利的价值。比如新提出的儿童培育户头起步津贴,纠正了以往过度谨慎的态度。任何在昨天预算案提出之日或之后出生的国人,其父母将自动获得3000元津贴,存入孩童户头以支付其医疗保健和日后的托儿费用。此前的做法,是父母若为孩子的儿童培育户头存款,政府会用一元对一元的方式补助,顶限为3000元。这部分仍然适用,但对于手头拮据的低收入家庭,不带条件的3000元起步津贴,无疑是不小的帮助。
此外,新推出的针对六岁或以下孩童的幼儿抚育辅助计划,以及翻新后的重新拥屋计划,也都是瞄准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家庭,特别要惠及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前者是为了确保弱势家庭孩子最开始的关键六年的身心发展,避免他们“输在起跑线上”;后者则为那些卖掉组屋后住在租赁组屋,原本丧失向建屋局申请新组屋的家庭,给予他们3万5000元的津贴,申请购买屋契较短的二房式组屋,条件是他们得有能力偿贷。这让他们家中的学龄儿童能在更稳定的环境里学习成长。这个宝贵的第二次拥屋机会,相信将能增加这些孩子摆脱贫穷的机会。
之所以说照顾贫困家庭子弟体现了投资国家未来,人己两利,因为在他们当中,可能产生我们未来的爱因斯坦、泰戈尔、居里夫人、孙中山……《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固然存在乌托邦的成分,但同时是任何成功社会所不能没有的奋斗目标。本次预算案当然不会就把新加坡变成理想国,可是“建设互相关怀、刚毅坚韧的社会”,却是个值得努力的目标。只要继续坚持公平的价值以及类似的扶弱措施,我们至少并不会偏离迈向理想国的康庄大道。

原载2016年3月25日《联合早报》

注:同事指正——你文里提到政府此前给予幼儿培育户头的补贴顶限是3000元。这是不对的,政府其实是按孩子的排行,分6000元、1万2000元和1万8000元三种顶限。换句话说,这次的新做法,顶限没改,只是家长可少存3000元co-s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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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免费的自由贸易

法国19世纪著名文学家、《包法利夫人》作者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对现代社会,特别是经由报纸等大众媒体广为传播的不经思索的陈腔滥调深恶痛绝。在他身后出版的《庸见辞典》(The Dictionary of Received Ideas),就对这个现象极尽嘲讽,比如“预算——永难平衡”“基督教——解放奴隶”“运动——预防疾病,随时推荐”“摄影——将取代绘画”等等。在福楼拜眼中,传统的蠢人货真价实,但经历大众媒体洗礼的蠢人,却对自己的愚蠢理直气壮,自以为是;其实他们还是一样的缺乏想象力、创造力、目光短浅但不幸却信息丰富,只因为他们按照报纸所给予的庸见鹦鹉学舌。

 

20世纪至今最大的“庸见”,恐怕非“自由贸易”莫属。一提到这个词,人们本能的联想就是“创造财富”。根据教科书的解释,自由贸易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互换有无,更厉害的是它鼓励人们利用“比较优势”,结果是总体财富的增加。近代史的经验似乎也表明,自由贸易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早期的“重商主义”引发了殖民帝国之间的无数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的保护主义,非但助长了192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严重性,更间接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自由贸易主张,促成了二战后以欧美为主的自由主义世界的繁荣,最终更在与共产主义的全球竞争里胜出。
最早系统地提出自由贸易理论的,一般都被认为是18世纪末英国的政治经济学者李嘉图(David Ricardo),就是他首先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在他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里,李嘉图论证了“比较优势”的好处,在于一个国家如果专门生产本身拥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再通过国际贸易换取自己不拥有相对优势的产品,最后的结果是贸易双方都能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基于这个理论,他成功地反对了英国当时的《谷物法》,让英国国会废除该法,取消了对进口谷物的关税。
冷战的结束让自由贸易有了更大的正当性,尤其是当世人以为意识形态的竞赛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累积财富才是唯一的正道之后;各类的自贸协议谈判如火如荼,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在2008年失败后,区域性的局部自贸协议谈判就更为踊跃。以美国为中心横跨两大洋,旨在确保美国世界领袖地位的两个自贸协议谈判,正陆续水到渠成。联系美国及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预计在2020年左右完成;联系美国及亚太11个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则已经在今年2月签署。
但是,越来越让人意外的美国总统初选,却开始在颠覆人们对于“自由贸易”的庸见。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选民正用手中的一票,表达了对自由贸易的愤懑。势如破竹的体制外共和党参选人特朗普,一再挫败党内大老要阻止他代表共和党的企图,接连在各州的初选里击败党内主流精英属意的其他候选人。特朗普的最大号召力,就在于呼应了共和党基层反对当权派偏爱自由贸易的立场。他3月14日在《今日美国报》撰文《消灭工作机会的TPP必须被制止》说:“伟大的美国中产阶级正在消失。导致这个经济祸害的原因之一是美国灾难性的贸易政策。”他也在个别竞选场合主张对中国及墨西哥的进口征收35%关税。
同样受到民主党基层欢迎、持续在党内初选威胁主流候选人希拉莉的桑德斯,也反对TPP。桑德斯以抨击华尔街金融巨鳄用金钱腐化美国民主运作、抨击社会精英一味追求经济效率,不顾基层民众死活,正逐渐从原本处于政治边缘的位置,一跃成为民主党及无党派选民青睐的英雄。尽管他在3月15日包括大票仓俄亥俄州的五州初选败给希拉莉,可是却并没有退出竞争。桑德斯的团队表示,从至今所收到的小额捐款来源分析,接下来的西部州属初选的选民,将以亲桑德斯的自由派居多。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桑德斯的犀利攻势,希拉莉在很多政策立场上不得不选择趋同对手的立场,特别是怎么对待自由贸易。
拥有诸多制造业的俄亥俄州属于俗称“铁锈带”(Rust Belt)的一部分,因自贸协议导致大量工厂外移到他国而经济满目疮痍。在3月13日于当地举行的竞选活动上,桑德斯猛烈抨击希拉莉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确立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担任国务卿时卖力推动TPP,结果摧毁了州内的大量工厂,消灭数百万待遇良好的工作岗位,压低了剩余工作的工资,可是却让企业家捞取丰厚的利润。特别让希拉莉忧心的是,一些民主党选民已经表示,如果桑德斯在党内初选败给希拉莉,他们宁可在总统选举时投票给同样反对自由贸易的特朗普。
面对这股排山倒海的反对声浪,希拉莉已经多次调整立场,表示不再支持TPP。她3月12日在俄亥俄州竞选时,具体表示当选后会要求修改TPP的“原产国”条文。这意味着一旦希拉莉当选美国总统并履行其竞选承诺,已经签署了的TPP几乎肯定将胎死腹中。
自由贸易或许仍然创造财富,可是如果新增的财富只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更多的人却因此失业或收入停滞不前,它就不再是庸见所以为的“善”了。对于受害者,free trade(自由贸易)并不真的是free(免费)的,而是要付出生活恶化的惨痛代价。自由贸易在本次美国选举中沦为过街老鼠,恐怕也是一种国际新趋势的发轫。贸易保护主义会否卷土重来,应当是人们必须开始关心的问题。

原载2016年3月20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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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现象的制度思考

 

特朗普在美国共和党3月1日的所谓“超级星期二”11州党内初选中,一举赢得七州提名,继续他2月连赢三州初选的强劲势头。“超级星期二”让他的选举人票达到203张,远超过第二名的对手克鲁兹(144张票)和鲁比奥(71张票)。尽管党内元老仍然试图阻止他迈向争取1237张选举人票,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目标,党内的一些主流政客却已经倒戈。原本有意问鼎的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突然宣布支持特朗普,进一步助长了后者的声势。
相对于共和党精英鄙视特朗普,共和党基层却对他趋之若鹜。直到去年底,民调持续发现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白人、男性、老人、低收入者、低教育程度群体;但是“超级星期二”的结果却完全改变了这个结构。除了有大学教育的选民,特朗普的支持度在几乎所有类别——性别、年龄、收入、地域、种族——都超过其对手。更厉害的是,他鼓动了共和党选民的积极性,多数州的投票率都比上一届出现双位数增长,而且新增的选票绝大部分投给了特朗普。
“超级星期二”的出口民调也发现,选民对体制怨气冲天,在九个州的民调中,介于84%至95%的共和党选民表示对联邦政府感到“不满”或“愤怒”;只有40%选民重视候选人的“经验”,50%选择“体制外”人选。这或许解释了特朗普口无遮拦,诉诸民粹的风格,反而让他成为选民新宠。这股反体制的愤懑情绪,让被视为“华盛顿圈内人”(establishment figure)的传统政客成为过街老鼠。共和党领导层与精英,同基层民意显然严重分裂。
非但基层对党组织失去信心,美国民众也普遍对体制不满。根据最新的盖洛普民调,满意国会表现的民众仅14%,不满意的高达81%。相信主流媒体能“充分、准确、公正”地报道新闻的民众,下降至40%的历史低点。对于制造了危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却没有人负起刑责的华尔街,只有28%的美国人表示有信心。连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庭,也只有53%表示信任,创下历史新低。简言之,美国人感到被体制和精英所背叛,是驱动特朗普选举节节胜利的能量。
国会、媒体、法庭、银行……这些都是构成民主体制的重要部件,如果人民开始质疑体制的合法性,野心家自然就能够利用它来煽动民粹主义,最终颠覆民主政治。特朗普现象所展示的,正是越来越多美国民众觉得体制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甚至在伤害他们的利益,如自贸协议导致工作机会外流、开放外来人口压低工资、富人减税同时削减福利开支扩大贫富差距等等。当主流政客还忙着为日益缺乏正当性的现状辩护,就难怪选民会青睐特朗普这类公开轻蔑体制的候选人。身为圈内人的希拉莉,同样也在民主党初选面对攻击华尔街权钱政治的桑德斯强有力的挑战。
另一个解释特朗普现象的理论,来自两名政治学者对于独裁主义的研究。美国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教授赫瑟林顿(Marc Hetherington)及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教授魏勒(Jonathan Weiler)2009年合著的《独裁主义与美国政治的两极化》发现,越来越多美国人存在独裁主义倾向,他们期望秩序并对新移民感到恐惧;由于体制已经无法让他们感到安全,就转而寻求政治强人的保护,支持他不择手段地对付外来者,并阻止让他们感到不安的变化继续下去。
美国新闻网站VOX记者陶布(Amanda Taub)报道,这个理论很能说明特朗普现象,因为民调发现,他的支持者很多具有独裁主义倾向——75%的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选民支持禁止穆斯林入境、三分之一的特朗普支持者支持禁止同性恋、20%认为林肯不应该解放黑奴。这些极端的立场,在特朗普肆无忌惮的竞选语言上得到充分的宣泄,也进一步鼓动了更激进的政治主张。特朗普支持用酷刑逼问恐怖分子嫌犯、杀害他们的家人,体现了独裁主义领导人的典型作风:直截了当、强悍有力、睚眦必报。
但是,美国民众的独裁主义倾向之所以扩散,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民主体制的失败。当民众觉得体制无法保护他们的生活和尊严,而只是在为少数的既得利益精英服务时,就必然会寻求替代出路。倒过来说,如果体制保持活力,不被精英所挟持,能够代表社会多元利益,就可以在出现政治危机时发挥缓冲作用,协助社会渡过险滩。VOX记者陶布在另一篇分析阿拉伯之春的报道里,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陶布指出,在众多经历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国家里,几乎全部都以失败告终,埃及几经折腾,最后还是由军人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回到强人政治的原点;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更陷入内战,沦为失败国家。唯一的例外是突尼斯。其中的原因,在于突尼斯的社会体制更有独立性和生命力,当政府倒台后,不同的民间团体发挥稳定的替代作用,避免群龙无首的社会失序。
突尼斯的最大工会、企业组织、律师公会及人权团体在政府解体后组成“全国对话四方机制”(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协助国家在短时间内创建多元民主和恢复稳定和平,并有效地应对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暴力威胁。他们还因此荣获去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陶布说,强大的政府所带来的稳定是表面且脆弱的,真正的政治稳定,来自健全独立的民间团体平日默默的耕耘。公民培养了自发组织的能力,才是国家应对政治危机的关键。这个教训,值得所有向往民主价值者深思。

原载2016年3月6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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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政治的疯狂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的名句。如果把“共产主义”改为“性别政治”,把“欧洲”改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似乎也能贴切地形容当前英美社会的现状。
“不男不女”向来是拿来骂人的,如今却成为时尚,甚至是政治强迫。美国当前最流行的话题之一,是电视名人、男子十项全能奥运金牌得主布鲁斯·詹纳(Bruce Jenner),在去年做了变性手术化身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还登上了著名杂志《名利场》的封面,成为美国自由派最新的英雄。美国左派媒体纷纷把他/她当做社会进步的象征。当然,最具历史性的一刻,莫过于谷歌在2014年初把用户注册的性别设定,提供了男女之外的56种新选择。换言之,只要个人觉得自己不男不女,可以随意决定自己的性别。
性别政治者(最初是女权主义者)相信,有生物意义的性别(sex),更有社会意义的性别(gender),后者才是自我身份定义的要件,由自身主观的意识来决定。这可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有学术机构背书的。谷歌的56类性别,采用的主要依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性别平等资源中心、华盛顿大学Q中心以及《社会正义倡导者手册:性别指南》一书的定义。
由此衍生了“流性人”(gender fluid)的概念——不男不女、即男即女、任君选择。这可非同儿戏,英国《卫报》2月3日报道,英国国家剧院将重新诠释莎翁的《第十二夜》,把剧中的男主角、管家马伏里奥(Malvolio)改为女性的马伏里雅(Malvolia);并把著名舞台剧《小飞侠》(Peter Pan)的大坏人虎克船长(Captain Hook)改为女性。这篇报道的新闻标题是《国家剧院将推出流性人的莎翁》;经典显然也必须在政治正确之下变身。
在英国政界,一股要消灭性别的势力也蠢蠢欲动。英国下议院的女性与平等特别委员会主席、保守党女议员米勒(Maria Miller)近日主张,护照、驾照等官方文件应当取消“性别”一栏,人们无须出示医学证明来表明自己的性别。她说:“我们应当想办法减少关于性别的讨论”,但她所领导的委员会却对这个话题喋喋不休,主张在学校推行性别教育,告诉孩子“性别是流动的”,可以供自己任意选择。
在大西洋彼岸,学校该如何设计厕所,成了美国性别政治战争的最新战场。美国教育部在去年底裁定,伊利诺伊州某中学因为禁止一名自认是女性的男学生使用女厕所,而触犯了反歧视法。该州共和党众议院莫里森(Tom Morrison)抱怨说,这些女学生比囚犯更没有人权。该州的男囚犯刚在法庭赢得判决,法官裁定由女监狱官监视他们洗澡的做法侵犯了囚犯的人权。
奥巴马政府援引1972年《高等教育法令》中的一条律令,禁止学校基于性别拒绝让学生使用公共设施,将其解读为“跨性别”(transgender)学生可以按照自己所认定的性别,使用男厕或女厕,并据此到联邦法院起诉禁止学生随意使用非其性别厕所的学校。反对者指出,性变态或强奸犯将因此如鱼得水。
1月30日的《经济学人》杂志在报道这条新闻时形容:“发生在伊利诺伊州的争议是一场全国辩论的一部分,一方认为性别是天生的,对垒的另一方则辩称身为男性或女性可以是一种选择。”
儿童心理学界的研究指出,一些青春期前后的孩子一时会对自己的性向感到困惑,但大多只是一种过渡,否则就是病态,术语叫“性别认同障碍”(disorder of gender identity)。但若英国米勒议员那样,要在学校教导孩子无视自己客观生物性别的做法,势必将造成更多的困惑,增加青少年的心理压力。
性别成为政治课题,发轫于19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她们当时提出了“个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激进口号,女性因为在日常生活各自亲历性别歧视,所以必须联合起来把个人的问题政治化。这种把具有公共利益属性的政治个人化,产生了诸多流弊。一是它导致了“认同政治”这种高度个人主义态度的流行——政治不再是必须秉持理性、客观精神来参与的集体和具体事务,而是自我定义的自利行为,不问责任,只讲权利。
此外,“个人即政治”容易把“受害者意识”正当化,因为个人日常遭遇让人不快的白眼,而把一切都视为是针对自己的歧视。这最终导致政治沦为自恋内视的游戏。这种自恋逐渐异化为否定客观事实,一切问题意识均从主观认知出发。自我定义性别的政治,就是这朵异化的毒花所结出的恶果。
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吉伦特派领袖韦尼奥(Pierre Victurnien Vergniaud)说:“革命吞噬其亲生子女”,女权主义者为了维护女性权利所发起的革命,最终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为了打倒父权,推崇女性主宰自身性欲的性解放,反而给男性提供了不必向女性负责的借口;实现同性恋平权,动摇了婚姻作为一男一女生养下一代的社会机制的基础;在消除男女之别的绝对平等后,则强奸犯可以随意进入女厕。
这似乎是所有激进主义的宿命,当代史学家余英时在其著名演讲《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指出,激进就是对现状的不满而欲打破它,但这容易如滚雪球般成为大灾难,这一刻激进的主张,下一刻就被更激进的诉求斥为保守。当年号召“个人即政治”的女权主义者,看到今天女学生的权益不如男囚犯的结局,不知会作何感想?

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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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外交的新大哉问

 

当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时,所面对的主要外交挑战是如何在强邻虎视眈眈的凶险区域形势里,维护自己的主权、尊严、生存和发展。这对决策者提出了最艰难的挑战:对国际形势的误判所制定出来的外交政策,最终的代价很可能是亡国。所以,如何做出正确的外交决策,必须是能提出关键问题并找到相应的答案。
尽管在5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已经拥有本区域最强大的国防实力、最具活力的经济能量,以及相当的国际声望,其外交所面对的问题,在本质上其实同50年前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对国际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并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依然是决策者必须面对并克服的问题。
在1960年代,冷战的格局大致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在分裂的欧洲铁幕边陈兵相对,同时在世界各地开展代理人战争。闭关自守的中国正开始同苏联决裂,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鼓励亚非拉众多刚独立的国家,加入其不结盟运动。
对于类似新加坡这样刚独立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控制,在经济上自给自足,避免国际资本的剥削,几乎成为了当仁不让的唯一抉择。况且,社会主义所散发的理想性,无论是苏联式的、中国式的,乃至西欧左派政党所主张的费边主义(Fabianism),都对这些新兴国家产生了道德吸引力。
当年的新加坡外交决策者尽管不无理想,却清醒地认识到所处的实际环境,意味着他们不能好高骛远。主导新加坡外交决策的核心人物,非建国总理李光耀莫属。自退休后经常就新加坡外交公开发言的外交部巡回大使比拉哈里说:“他(李光耀)明白国际秩序才是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存在的前提。所以尽管你应当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并为此坚持原则,你却得随时务实地根据现实情况而妥协,而非开展堂吉诃德式的无谓之旅。”
当年的外交大哉问,是如何确立新加坡的外交定位。在西方、苏东和不结盟运动三大势力之间,新加坡必须寻找有利于自己的位置。长时期的英国殖民经历所形成的社会现实,使得新加坡缺乏倒向苏东阵营的实际诱因。背后有北京支持的马来亚共产党在马来亚的武装斗争,实际上也阻断了新加坡加入中国阵营的可能性。况且,不结盟运动仅是松散的组织,内部又存在中国及印度的领导权内斗,无法为新加坡的安全和发展带来多大的利益。费边主义则缺乏大国的支持,并不构成一股真正的国际地缘政治力量。同时,作为一个没有资源的岛国,新加坡的外交只能尽可能与人为善,广交朋友。所以,在继续获得宗主国英国的安全保护之余,新加坡成为了广义的西方阵营的一员。
这一选择的成果,在1980年代就已经看到显著的成绩。实践证明,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确实比逐渐僵化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更有效率。经济的快速发展,配合带有社会主义公平色彩的教育、医疗、交通、住屋等政策,让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独立之初的生存危机有所缓解,但危机意识却依然是新加坡外交决策的固有特色。

冷战结束的新挑战

冷战的结束为新加坡的外交带来了新的挑战。在东西对立的冷战时代,鲜明的楚河汉界让各国都清楚自己的位置,也了解敌友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关系的安排也因而有固定的秩序。那些不属于苏东阵营的国家,实质上接受了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事实,并据此制定本身的外交政策,协调同邻国的利益和矛盾。
但是,冷战的结束却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秩序和默契。在共同的敌人及安全威胁消失后,各国的矛盾就以更公开的方式表现出来。尽管美国仍然扮演主导着国际秩序的角色,但各国都不再对其那么马首是瞻。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人口大国的快速发展,也让国际形势似乎回复到二战前的复杂状态。
在本区域,中国近30年的迅猛崛起,无疑是最重大的变数。其中的变化,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就新中双边关系而言,新加坡已经慢慢丧失了作为中国学习对象的角色,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当年邓小平在访问新加坡后,提出向新加坡学习的口号时,中国才刚从十年文革的折腾中解放出来不久,百废待兴;否则,一个13亿人口规模的大陆型国家,同一个面积不满1000平方公里的岛国,实质上根本不可能构成“师生”关系。
当然,两国数十年来所累积的合作经验与互信,还是维系双边关系的稳固基础。北京选择在新加坡举行举世瞩目的“习马会”,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新加坡时,两国关系重新定位为“与时俱进、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均反映了新加坡特殊的地位。
另一个更加考验新加坡外交决策的变化,则是中国崛起对区域乃至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具体而言,冷战后美国所扮演的国际秩序中流砥柱的角色,会否被中国所取代?对于这个问题答案的判断,将决定未来新加坡外交的走向。
最近几年中国外交的动向,被不少观察家形容为摆脱邓小平时代所订立的“韬光养晦”原则,倾向于越发“有所作为”。在宏观层面,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在作用上就隐含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互别苗头,进而突破其在军事上的海洋垄断,并在经贸和国际政治上,同其所主催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分庭抗礼的意味。奥巴马在游说国内舆论支持TPP时,更明白表示这是为了继续美国制定游戏规则的地位(似乎也暗示了不接受中国另起炉灶的意思);而“一带一路”却是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中国所开始的对国际游戏规则重新制定的过程。
在微观层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设立,尤其展现了中国上升的实际外交影响力。英国不顾盟友美国反对,率先宣布加入亚投行,带动了欧洲其他美国的盟友国家纷纷加入成为创始会员,无疑是北京对美外交博弈的一次象征意义重大的胜利。
无论其战略意图为何,中国崛起改变东亚国际势力均衡的格局,已经是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就如《联合早报》2015年11月19日的社论所言:“中国历史上不但是区域最大的国家,更是东亚文明的源头和区域公共财的主要提供者。这个传统角色只是在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后,暂停了少于两百年的光景。从这个历史长镜观之,中国如今的崛起,只不过是恢复区域的历史常态而已。”
但是美国在二战后于亚太的存在,也已经是个具有一定正当性的历史事实。所以,中国崛起会否造成国际关系学者所担心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即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最终必然导向以战争决胜负,是所有区域国家的共同担忧。

大国之间的平衡术

早在美国“横刀夺爱”,骑劫议程来抗衡中国之前,新加坡其实是最先提出TPP的四个倡议国家之一。新加坡也是第一批加入成为AIIB创始国的国家。这种在大国之间的外交平衡术,一直是独立以来新加坡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因为对于小岛国而言,强国制衡之下所形成的国际空间,才能让新加坡保护自己的主权独立,不必受制于人。因此,尽管可能引起中国的猜疑,李光耀在公开讨论区域形势时,总是毫不含糊地支持、呼吁美国更积极地参加亚太地区事务。
中美2015年在南中国海的全方位博弈,让区域国家感受到“修昔底德陷阱”的阴影以及外交空间受到挤压。对于小国而言,最坏的处境就是必须面对“选边站”抉择的时候——因为“站错队”的结果将会是很严重的。
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区域国家的立场出发,惯性的力量至今还是强大的。所谓惯性的力量,指的是既有的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和区域秩序,还是大家所熟悉、获益和支持的。换句话说,中国要改变这个惯性,其实需要非常大的力气。虽然区域国家对中国的经贸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美国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加上各国对中国战略意图难以把握,都让这种惯性不会轻易改变。
区域国家正在密切观察的,是中国到底打算另起炉灶,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还是继续在现有的秩序内活动,和平地取代美国。中美在南中国海的较量,因此引发区域国家的高度关注甚至焦虑,担心会否演变为迫使它们必须选边站的局面。
曾经担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国防部副部长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林中斌却有不同的见解。他多次撰文及在公开演讲中分析,中国所采取的对美外交大原则是“斗而不破”,也就是说,中国会在各方面继续同美国竞争属于自己的利益,但是却不会破坏两国合作的基本关系。如果采信这个判断,各国并无需在外交政策上作出根本性的调整。
以中美在2015年下半年于南中国海所展开的博弈为例,林中斌并不认为这代表了两国关系已经进入了短兵相接的对抗阶段。他观察了“拉森号事件”(美国导弹驱逐舰拉森号2015年10月27日在南沙区域航行约两小时,并进入中国所控制的人造岛礁渚碧礁和美济礁12海里范围)中美海军在这段时间前后的动向,总结说两国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外界所想象的那么剑拔弩张。
林中斌说,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在10月22日形容,中美海军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时刻。当时拉森号已经开始航向南沙区域,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吴胜利的说法很有事实根据。2015年2月初,30名中国海军舰长访问美国一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军一线指挥官赴美交流。10月13日,中国训练舰“郑和号”访问夏威夷珍珠港。10月19日,27名美国海军舰长登上中国航母“辽宁号”参观,这是中国首次开放给外国海军一线指挥官。11月7日,中国派遣亚丁湾护航的舰队,在结束任务后续程访问美国,并同美国海军首次在大西洋进行联合演习。11月16日,“拉森号”姐妹舰“史塔森号”访问上海,并首次停泊在中国的军港(吴淞军港)而不是商港。
新加坡似乎也作出了类似的判断。访美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2015年12月7日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五角大楼会面后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首次派遣P-8“海神”侦察机,自12月7日至14日到新加坡短暂部署一事表示欢迎。黄永宏表示,新加坡是在原有的双边防务协定的范围内,同意让美国派遣侦察机到新加坡短期停驻。他强调,新加坡无意也不愿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
比拉哈里在2015年7月3日在一场演说里,清楚地阐述了新加坡的外交判断。他认为,美国仍然是当今唯一能在全球自由行动并发挥领导作用的强国。但是至少在东亚地区,美国已经不是唯一的因素,中国的配合至关重要。他说:“美国和中国正在摸索彼此互动以及与其他东亚国家互动的新的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双方恐怕需要数十年才能取得新的均衡。在这期间,新加坡,连同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必须忍受如此规模的战略调整所必然带来的考验和磨难。其中的挑战是如何自我定位,以保持最大的自主性并避免被迫做出令人反感的选择。”
简言之,新加坡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消长,过程将长达数十年。在这期间,新加坡所能做的是尽可能促进沟通,避免大国误判,并希望这个战略改变将会是和平渐进的,且在过程中维护自己的主权独立。这无疑是艰巨的外交挑战(比拉哈里用了“考验和磨难”来形容它),在个别政策选项上偶尔得罪其中一方,也势必在所难免。但作为一个区域小国,这也只能是最不坏的政策抉择了。

原载《怡和世纪》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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