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特勒自杀后，纳粹德国于1945年5月8日在沦陷的柏林签下降书，标志着欧洲战线全面停火，由美国所领导的西方联军和苏联红军，彻底消灭了主张“雅利安人白种人至上”种族主义，对犹太人展开种族灭绝大屠杀的纳粹主义。历史因此记载当天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胜利日（VE Day）。
2017年8月12日，以“右翼团结”为号召的集会，在弗吉尼亚州的大学城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抗议当地政府拆除南北战争时期，支持蓄奴的南方军队统帅的“李将军雕像”（Robert Edward Lee Sculpture）。数百名来自包括3K党、新纳粹等白人至上主义势力的极右派组织成员，手举火炬，高喊“白人的命也是命”“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甚至纳粹口号“鲜血和土地”。
这些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高举火炬的行为，显然是在模仿1935年纳粹宣传片《意志的胜利》里头，纳粹党准武装团体冲锋队的队员手持火炬游行的场面。影片记录了德国纳粹党1934年在纽伦堡召开的全国党代会，超过70万名纳粹支持者出席了大会，展现了纳粹党势不可挡的力量。
今年8月的夏洛茨维尔事件之所以震惊世界，除了因为20岁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菲尔茨（James Alex Fields Jr.），在冲突中开车冲撞反对他们的示威人群，撞死32岁的律师和民权活动人士海耶尔（Heather D. Heyer）并导致另外19人受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冲突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一开始宣称反对拆除铜像群体“也有好人”，拒绝公开谴责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的暧昧态度，引发了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主流舆论的公愤。
让世人不敢置信的是，被美国在欧洲战场以牺牲超过40万人的惨烈代价才打败的纳粹主义，时隔72年后竟然在美国境内借尸还魂，纳粹党人公开集会并高喊反犹口号，仿佛时光回流到纳粹崛起的1930年代。与战后民主化的德国立法禁止公共场所出现任何纳粹符号不同，纳粹主义在美国受到了宪法的言论自由条款保护。但是，它一直以来都是以过街老鼠的身份厕身社会边缘，为主流所不齿；如今竟然敢公开聚会，无疑反映了美国社会激烈的政治变化。
中道政治的沦陷
所谓“物极必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新纳粹在美国从边缘向主流迈进，原因固然错综复杂，但主流本身的弱化，以及左派极端势力，特别是女性主义和多元（均等）主义等所倡导的所谓“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多年来的得势不饶人，在很大程度上为新纳粹所代表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被越来越多人所默许甚至接受，提供了某种助力。
美国在里根当政的1980年代，因为他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让市场崇拜成为集体信仰。政府调节市场失常的功能，被丑化为制约市场创造力，而开始了资本的狂欢，导致以低教育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的利益节节败退。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自1980年代就出现停滞现象，工资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日益缩小。工会因为大量工作流失海外，会员数量减少等因素，而越来越没有同资本议价的能力；各类社会福利也相继在尊重市场的名义下遭削减或取消。
资本的壮大使得它进一步加紧对政治的控制，大企业特别是华尔街金融巨鳄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大量捐款，让曾经代表左派政治的民主党被收编。民主党籍的克林顿总统所标榜的“第三种道路”，其实就是对资本的投降，以及对左派所重视的社会公平正义理念的背叛。就算是备受推崇的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也接受了不少华尔街的政治献金。他任内成功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也是华尔街精英所希望看到的，左派放弃代表经济弱势群体，转移到其他伪平等课题的最佳结果。
中产阶级的式微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践的最显著结果。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报告指出，收入属于中产阶级的美国成人比例，从1971年占人口61%，下降到2015年的50%。同一时期，中上阶级人口比例从10%增加到12%，富人阶级比例从4%增加到9%；中下阶级比例维持在9%，但贫穷人口比例则从16%增加到20%。
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可以从两个角度看。正面看，是中上阶级人口比例增加了，因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整体财富也快速增加，让一部分的中产阶级向上提升。负面看，中产阶级人口比例减少，特别是大量白人工薪家庭跌入低收入阶层，意味着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表现在政治意识上，就是对立情绪增加，对主流统治精英失去信任，以及社会极端思潮的兴盛。
这种情况，在夏洛茨维尔新纳粹事件之前就已经发生。作为主流政党，共和党与民主党本世纪以来越来越难以合作，就是因为各党党内的极端势力坐大，彼此都不愿意同对方妥协，不但严重影响了立法进程，更数次因国会拒绝通过预算案，造成政府关门停摆。美国政治学界因而发明了“否决政治”（vetocracy）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极端化现象。换言之，中庸之道首先在主流政治萎靡不振，才会在后来结出边缘政治势力登堂入室的恶果。
左派政治的异化
美国社会所谓的“文化战争”现象盛行，几乎与美国的主流左派政治力量被华尔街资本收编同步。可以说，美国左派把公平正义的概念，从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偷换为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抽空历史脉络的“身份认同政治”，是左派自身激进化和极端化的表现。
美国激进左派抽空历史脉络的均等主义，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这轮拆除代表内战南方人物雕像的运动。在这之前，从女性平权主义者喊出“个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激进口号开始，提倡不做任何价值判断、主张一切均等的多元主义（其实也就是贬低占社会多数主流的白人群体），最终激进到要取消人类社会包括性别在内的所有差异（谷歌在2014年初把用户注册的性别设定，提供了男女之外的56种新选择，以迎合激进左派的“流性人”（gender fluid）概念），并且取得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重大政治胜利。
这种政治胜利导致了美国激进左派的道德傲慢，认为一切不认同其极端立场者都是“站在历史错误一边”的反动派。而这种道德傲慢所产生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也表现在基本左倾的美国主流媒体上。在同性婚姻应否合法化的大辩论中，美国媒体基本上是拥抱“进步价值”的，并且下意识从道德高地睨视持反对意见者。特朗普能够不断指责美国媒体报道“假新闻”，指控记者是“美国人民的敌人”，而继续获得不少支持者的掌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特别是教育程度不高的白人群体，对于激进左派乃至主流媒体的反感。
大学向来也是左派的传统阵地，但是左派意识形态的极端化，连代表自由独立思考的大学也沦陷了。政治正确逐渐成为一种道德上的霸道，美国大学学府近年来兴起所谓的“安全空间”（safe space），原本是保留给同性恋和跨性别者不受歧视和骚扰的举措，后来却异变为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自由表达的主张。这种霸道的表现，无疑是对美国自由辩论，质疑一切的批判精神最大的颠覆和嘲讽。不少学府因为激进学生的反对，而取消邀请保守派人士到毕业典礼演讲。包括剑桥、牛津、哈佛等知名学府在内的英美大学的激进学生团体，以代表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传统的哲学和文学经典，主张种族主义，歧视其他民族文化为由，要求取消这些课程，并且兴起了要拆除“代表白人殖民主义”的创办人或校友的铜像之风。
目睹追求个人自由及平等之崇高理想的法国大革命，最终恶化为对个人暴力迫害的残酷现实，英国18世纪政治家和哲学家柏克（Edmund Burke）得出结论说，不顾人类文明集体结晶的历史传统，而一味地追求个人的自由平等，潜藏着沦为平均主义的巨大风险，并且最终将导致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形成多数人的暴政。
柏克认为，个体并非仅由个人欲望所构成，而政治也不能只是满足个人欲望的活动，必须兼顾过去、当下和未来的人之利益，而维系一定的社会尊卑秩序。美国当前的极端自由主义的所作所为，印证了柏克在200多年前的先见之明。用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明发教授的话说，自由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允许人们把各种私人欲望，法定为必须接受的普遍人权。由此观之，美国左派误入歧途的激进极端化，恐怕也是一种命定的结局。
主流白人对多元主义的反弹
美国新纳粹能登堂入室，除了特朗普的加持，主要还是借用了自由派“身份认同政治”的东风。“身份认同政治”有两大特点，一是利用“受害者意识”的道德高地来争取比平等更激进的利益均等；二是以“多元主义”的名义，颠覆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白人（简称WASP）主流为目标。
在以WASP为主的美国保守派眼中，同样是由WASP所主导的美国自由派的这种做法，简直就是数典忘祖的文化自杀。美国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早在2004年的专著《谁是美国人？》中已经呼吁，美国必须在其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重新铭刻”（reinscription）WASP的信念。这或许是解释当下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拒绝谴责混杂在白人至上主义运动的新纳粹的心理原因。无独有偶，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主要三大国，在面对大量涌入的中东难民和东欧经济移民所带来的本土政治反弹之后，其领导人——英国首相卡梅伦、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0年和2011年也先后宣布多元主义已经失败，要求移民必须学习和尊重居留国的“民族文化”，包括语言和宗教。
这种公开对外来人口，特别是身份认同标签突出的穆斯林的排斥，利用的正是自由派惯用的受害者意识。《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指出，在当前的美国，男性WASP在大学校园里自觉被多元主义者压迫；基督教徒自觉被法庭迫害（一名蛋糕师因为宗教理由，拒绝卖结婚蛋糕给一对同性夫妇而被法官判有罪）；女性自觉在高新科技企业被压迫（美国硅谷的大企业因为少有女性主管和工程师而饱受自由派抨击）；失业或低薪的工人阶级则觉得被社会迫害。反正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所以对于自身的身份意识感觉更强烈，也因此更排外。白人至上主义者高喊“白人的命也是命”，表达的正是这种被迫害的意识。
在上述的例子里，除了女性，其他的受害者群体都包括了大量的WASP，而压迫他们的正是不断提倡“政治正确”“多元主义”，控制大学体制和主流媒体的自由派。特朗普形容反对拆除铜像的群体中“也有好人”，就是在诉诸这些WASP的受害者意识，并且起到了效果。他的诸多选举政见在当选后不断反复，可是唯一坚持的就是要把墨西哥移民拒于门外的边境筑墙承诺，可见他对支持者排外心理的高度敏感。而新纳粹也在这个受害者意识的掩护下，俨然以受害者之一的身份，昂然步入社会主流的视野。
普世价值的破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奠定国际霸权的美国，一直向外扩张势力，而且在军事和经济之外，更凭借绝对的软实力文化优势，特别是基于自由主义理念所包装的所谓“普世价值”，让世界各地屈从于美国的主导地位。
冷战的结束巩固了美国独霸的地位，但在其不可一世地推动“普世价值”，号称“历史终结”（也就是自由主义已经取得文明竞赛的最终胜利）之际，却发现自由主义并非所向无敌。
美国自由派评论人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1997年提出“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这一概念，形容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一些非西方民主政体，虽然有选举的民主形式，却不遵从美国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尊重个人权利，三权分立制衡等政治原则和个人主义精神。与“历史终结论”一样，“不自由的民主”也是一个缺乏历史感的说法。国大的蔡明发在其2017年的新著《唾弃自由主义——新加坡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和国家资本主义》中指出，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其实是二战后才流行。换言之，民主制度在西方历史的演变中，出现过不同版本，自由主义的民主仅是历史短浅的新产物。他引述政治理论家沃尔夫（Alan Wolfe）的话说：“任何19世纪的重要政治理论家都会对‘自由主义的民主’这一说法感到莫名其妙。”
自由主义的民主这一体制的内在矛盾，就在于“自由”和“平等”这两大价值的冲突。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基于个人主义的平等，与个人主义同样推崇的个人自由是不相容的，因为根据个人自由去追求经济利益的资本主义，其实正是平等的天敌。由于美国中产阶级没落而导致的社会两极化，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妨理解为自由主义内在矛盾的尖锐化。
这种无解矛盾所激发的社会左右撕裂，以及新纳粹得以趁机崛起，也意味着自由主义在全球推销的普世价值濒临破产。因为它导致美国政治不断激化的内斗而近乎瘫痪政府的治理功能，让“普世价值”的光环蒙尘。特朗普上任至今美国在全球的形象急速下跌，长远将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这是因为时不我与，中国尽管面对内部管制的各种挑战，其对外的扩张，特别是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战略，正逐步瓦解由美国所支撑的战后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当此消彼长的形势发展到临界点，国际新旧秩序的过渡期必然危机四伏。世界会否倒退到丛林法则的时代，必须是世人要关心的走向。
（原载第33期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怡和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