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本文题目，很多读者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然而事实是，以美国为主的英语系国家，确实正在经历一场毛泽东式的文化大革命，而且已经持续了多年。大革命的巅峰，是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为了争取连任，从原本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立场，在2012年转为支持，并且最终由联邦最高法院在2015年判定为符合宪法精神。特朗普在2016年击败希拉莉，接替奥巴马成为总统，则不妨视为是对大革命的反动，而且反动之势方兴未艾。
如何定义这场英语世界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它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最具体的是越来越多美国大学放弃传授西方正统经典（The Western canon），因为那都是由“死去的白种男人”（dead white male）所撰写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如同毛氏大革命以名乱实，用来指鹿为马以便夺取权力一样，配合这场革命也出现了很多新词，“死去的白种男人”就是其中之一。
其次是高举“公正、平等”的旗帜来反抗“特权阶级”的压迫，而“特权阶级”正是属于社会主流的“异性恋白种男人”（Heterosexual White Male）。按照这个定义，所有女性、同性恋者、变性人、少数族裔（非白人）都是有权利反抗的受害者，是“革命同路人”。
第三，主要由年轻大学生所构成的“红卫兵”（英美舆论用“社会正义斗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s——来形容胡作非为的他们）在大学里肆虐，甚至用暴力行为阻止“革命敌人”发声。
第四，任何胆敢用理性和事实去质疑大革命的人，都会被群氓恐吓、被主流左派媒体抹黑，乃至丢失工作，身败名裂。
第五，这场大革命本质上是套上文化外衣，通过提倡身份认同政治，否定个人、迷信集体的夺权行为。
数典忘祖的背叛
关于传授西方正统经典（The Western canon）的争论，最著名的莫过于耶鲁大学人文学教授和文学批评家布卢姆（Harold Bloom）在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除了列举26位包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狄更斯、简·奥斯汀、弗吉尼亚·伍尔芙、佛洛伊德等男女作者，强调他们的著作是西方知识人都必须共同阅读的经典外，他更抨击被他形容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的异端邪说，包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对西方经典的敌视和颠覆。
不难想象，布卢姆的书之所以会出现，而且如此强烈抨击“憎恨学派”，反映了后者在1980至1990年代初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破坏力，在大学里对西方经典的攻击有了相当的效果。事实证明，布卢姆所捍卫的对西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最后在英美大学相继失守，沦为类似中国人在五四运动所开始的、对祖先文化的鄙视和唾弃。
立场保守的全美学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在2017年5月24日公布《学院和大学的学生课外读物》报告称，学府推荐给新入学学生的夏日假期读物只有一本，而且大多是“名不见经传、当代和带有进步主义（progressive）价值的”书本。报告审视348所学府的书单后认为，书单所关注的主题是种族与民权、移民、机能不全的家庭。报告说：“共同读物的强烈主题特征继续是对种族课题的着魔，并把其学生当幼儿看待，其平庸的趣味，以及其进步主义政治意识。”
夏日假期读物是美国高等学府学生，这一辈子所可能跟同辈人共同阅读过的书籍，重要性不可低估。换言之，读物可能形成未来精英集体意识或认知的基础。从报告的批评不难看出，布卢姆口中的“憎恨学派”已经全面掌控了未来精英的阅读品味，并且剔除了西方经典对学生的影响。同时，他们也把自己的政治价值，包括以多元、平等的名义来仇视西方文明传统的价值，通过书单灌输给下一代。
如果说西方正典自1990年代便在英语世界的高等学府节节败退，其后果则在21世纪日益显现出来。如今掌控英美学术界的精英，正是在这种质疑甚至否定西方文明传统的环境里培育出来的，他们对祖先文化遗产的态度，自然不会是抱有“温情和敬意”的。
澳洲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报纸《澳大利亚人报》2018年6月30日，刊登其国际新闻主任谢里登（Greg Sheridan）的文章《西方文明在公立大学已是失败的事业》。谢里登表示，澳洲公立大学的人文教育，正走在短视狭隘且反智主义的邪路上且日益恶化。具体证据是澳洲国立大学校长拒绝接受拉姆齐西方文明中心（Ramsay Centre for Western Civilisation）的巨额捐款，理由是该中心的目的“不只是关于西方文明，而是赞颂西方文明”。但是，澳洲国立大学的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中心，却接受了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伊朗、土耳其政府的巨额捐款，还经常发表支持巴勒斯坦国和伊朗的文章。两相对照，反对西方文明课程的做法，无疑是虚伪且持双重标准的。
在包括主导大学校务的社会正义红卫兵眼里，作为压迫源头的西方文明，必须是拿来批判而不是赞颂的对象。这跟文革“破四旧”，以及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仍然把当前中国政治的败坏所造成的社会道德沦丧，都归咎于祖先遗留的“封建文化”，来逃避自身历史责任的姿态如出一辙。
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主导西方大学的人，已经对自己的传统采取敌视和否定的态度，宁可去支持外来文化，也不愿意给自己祖先所遗留的精神资产任何传承的机会。
仇视白种男人的性别斗争
在这样的教育氛围中培养出来的社会正义红卫兵，如今已经超过不惑之年且开始占据社会体制的要津，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由这些人所主导的媒体舆论和报道，正逐渐偏离客观公正的传统价值，开始采取反映他们质疑和敌视西方文明的立场。特朗普一再宣称媒体是“假新闻制造者”、记者是“人民公敌”，而获得支持者的热情欢呼；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持续下滑，恐怕与这些红卫兵主导媒体的现象有关。
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美国主流大报《纽约时报》今年所发生的人事事件。2018年2月13日，《纽约时报》宣布聘请女性白人科技记者诺顿（Quinn Norton）加入社论部，成为撰写科技课题的社论委员。几个小时后，《纽约时报》和诺顿突然宣布“分手”。该报的社论主任贝内特（James Bennet）表示，“分手”是因为诺顿此前曾经在她的推特账号里使用了“黑鬼”（nigger）、“废柴”（faggot，对男同性恋者的蔑称）等高度政治不正确字眼，而且公然形容一名纳粹同情者为“好朋友”。
但是，《纽约时报》在同年8月聘请30岁的韩裔女性郑莎拉（Sarah Jeong）担任负责法律、科技、互联网文化课题的社论委员，网友即刻发现她在推特上仇视白人的言论，包括“白人在网路上表达意见，就像小狗在消防栓上撒尿一样”，或在推文标示“消除白人”（#CancelWhitePeople），并且认为共和党人、警察、总统及观点为她所不认同的女记者，应该和白人一样被消灭掉。尽管舆论哗然，《纽约时报》却坚持决定，没有开除她。
以《纽约时报》为象征的美国主流媒体，在被红卫兵世代把持后，无疑已经失去了公正判断的能力。在这些极端左派眼中，“异性恋白种男人”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因此任何对他们的歧视和嘲讽，都是理所当然且政治正确的。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盘以低收入蓝领男性，以及保守的南部基督教会为主干，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这种“革命”现象的反弹。
《纽约时报》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行为，自然难以获得社会上理性中立者的认同，也恐怕部分解释了为何特朗普一再攻击主流媒体和记者，却依然获得支持者的热烈拥护。所谓“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美国主流媒体自身的堕落，使得它在面对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时，缺乏足够的公信力与之抗衡。
对“异性恋白种男人”的打压并不仅限于媒体，拥抱左派意识形态的高科技公司同样如此。2017年遭谷歌开除的29岁软件工程师达摩（James Damore），罪名正是因为表达了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事缘谷歌内部有所谓“纠正偏见”的培训课程，灌输政治正确的价值观。达摩在上课后写了一份10页的内部报告，列举各种科学数据和论证，指出谷歌软件工程师80%为男性，以及主要领导层都是男性，不是因为什么歧视女性的政策，而是男女天生的差异所导致。在报告遭泄露后的两天，处于左派所主导的硅谷文化里的谷歌，以“表达有害的性别俗见”而开除他。达摩在2018年1月以谷歌歧视男性白人为由提出民事告诉。
这种对白人男性的敌视，让原本要扫除女性在职场面对性侵威胁的“米兔”（#metoo）社会运动蒙上阴影。批评者指出，运动已经失去原有的宗旨，沦为另一波攻击有权势地位的男人的运动，因为运动里的激进派，把任何对女性的语言骚扰，等同于强奸一般严重，完全失去分辨错误言行的分寸。此外，米兔被极端激进分子把持，否定西方法治传统“无罪推定”的精神，认为任何遭指控的男性都应该是有罪的，对指责的质疑都是仇视女性的犯罪行为。这种毫无分际和反智的做法，让运动难以获得更广泛的认同。
学府里的反言论自由
培养这些激进社会正义红卫兵的英美学术界本身也难逃革命浪潮。2017年5月23日，立场左倾的自由派学府华盛顿州常青州立大学，就上演了一幕红卫兵炮打司令部的闹剧。当天上午，一群学生冲入课室，骚扰进化生物学家温斯坦（Bret Weinstein）的课，指控他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并拒绝听他的解释。温斯坦此前一再公开质疑校方以“平等”之名所推行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颠覆该校传统的“缺席日”。
中国媒体观察者网记者刘琳对事件有生动的描述：“所谓‘缺席日’（Day of Absence）由常青州立大学设立，在每年的5月23日、24日举行。‘缺席日’的传统始于20世纪70年代，校园里的所有白人在这两天时间里需要参加各种反种族歧视的研讨会，而其他有色人种离开校园，以突显‘非白人’群体的重要性。
但在2017年，活动组织者要求角色对调，全体白人老师、员工缺席，少数族裔占领整个校园。已在学校任职15年的生物系教授布恩特（温斯坦）是一名白人，他强烈反对学校的这次活动。
布恩特认为，在学校这样一个共享空间里，一群人为了彰显自己的价值观而暂时离开；一群人希望甚至是强迫另一群人离开，这两者存在巨大差别。前者是一种平等意识的觉醒，后者则是反向压迫。在大学校园里，从来不是根据肤色来赋予人说话的权力的。”
闹事学生在当天下午增加到几百人，他们与校方开会，并且封锁了会场，连校长布里吉斯（George Bridges）要去厕所，都必须得到学生的允许和派人随行监控。学生也一度企图要软禁温斯坦。闹事学生拍摄的闹事视频，被他们自己放上网后，引发社会舆论哗然，抨击校方处理不当，并认为事件已经近乎暴乱。
温斯坦与同样在常青州立大学执教的太太海茵（Heather Heying），最后因为担心个人安全，辞去了终身教职离开大学。他们两人自认都是坚定的左派，信奉进步主义思想，曾参与2009年反对金融资本主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但是面对比他们更左的极端分子，他们却被戴上“种族主义分子”的右派罪名。法国大革命期间流传的名言：“革命吞噬其亲身子女”，再一次得到验证。
常青州立大学学生暴力阻止他人发言的事件并非孤例，刘琳报道：“2017年3月，美国知名社会学者查尔斯·默里在佛蒙特州米德尔伯里学院演讲，引发了一场示威抗议，最终一名教授受伤，数十名学生受到纪律处分。”
这一趋势反映的是以“正义”为名的极端左派“社会正义斗士”，已经异化为采取暴力手段妨碍言论自由的专制主义者。他们自认为已经代表真理本身，没有必要再同“站在历史错误一方”的对立观点辩论，其行径同20世纪的极右派法西斯的极权主义如出一辙。这一发展，同著名史学家余英时检讨中国人自五四开始的反传统文化，日益极端化到文化大革命时血腥暴力的自我否定的疯狂，有着一贯的内在逻辑。
另一个值得提出的现象是，美国主流媒体对这些事件几乎完全不报道，因为事件并不符合其“‘社会正义斗士’代表正义救世主”的宏大叙事。
借尸还魂的后现代主义
因为公开反对加拿大政府以保护人权之名，立法强制人们在“他”“她”之外，必须使用一堆由性别平权极端主义者生造出来的代词（pronoun），而被极端左派乃至美国主流媒体抹黑为纳粹同情者的加拿大心理学家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对颠覆西方文化的这一大革命现象（虽然他并没有使用“文化大革命”的概念来比喻），提出了比较全面的解释。
美国主流媒体对待彼得森的态度，也反映前述的主流媒体公信力下滑的现象。在《华盛顿邮报》与亚马逊网站合办的全美最畅销书排行榜，彼得森今年1月出版的新书《12条生活的法则——应对混乱的解药》，连续29周名列榜首，直到8月12日才下滑到第二名。他为了推介新书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约50座城市举办的售票巡回演讲，动辄几千人的场地几乎场场爆满，2018年的9月到12月还有24场在售票。但是，左倾的《纽约时报》却没有把新书列入其畅销榜，而且对彼得森的观点做出误导性的报道。英国左派的《卫报》对新书也做了偏颇的负面评论，如形容彼得森在书中“自吹自擂地教人们如何生活”。这种不公正的做法，已经引起不少批评。
彼得森对“社会正义斗士”红卫兵横行的现象，做了历史性的综述。他推荐了罗克福德大学哲学教授希克斯（Stephen Hicks）的专著《解释后现代主义》并指出，当苏联劳改营的真相，还有列宁、斯大林专政期间所杀害的千万受害者，以及毛泽东大跃进和文革杀害几千万人的残酷事实，在1970年代陆续为西方所知悉后，欧洲传统左派再也无法回避自身意识形态破产的现实。于是他们偷龙转凤，特别是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等，用后现代主义的外衣披在马克思主义身上，把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理论，虚化为压迫者欺负被压迫者的理论——至于谁是压迫者、谁是被压迫者，到后来是可以任意定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者不承认个人、不相信逻辑，不尊重事实，他们只信奉群体身份（group identity），也就是可以主观认定的受害者群体（女性、黑人、同性恋者或变性人等等），并且用为这个群体伸张正义的名义，从事颠覆反抗西方文明传统的斗争。这就是美国文化大革命的因子。
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反西方文化的，德里达就形容西方文化为“阳具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就是男性中心，所以借此反对所谓的“父权主义”、仇视男性。用“死去的白种男人”来蔑称西方经典作者，就是这一鄙视态度的延伸。后现代主义思想把人际活动简化为权力斗争，并用这个单一维度去理解世界。因为对自身的传统文化缺乏感恩，而且充满怨恨，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人，往往充满戾气。于是，后现代主义所谓的解构，其实就是要颠覆既有的权力并取而代之。前述常青州立大学学生以及在背后怂恿他们的校方领导的行为，应当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这套思想登陆美国后，逐渐在大学的人文学及社会科学院系里风行，并慢慢成为主流。彼得森表示，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主张是一切都是诠释，现象可以被无数种诠释来论述，而且所有诠释都是主观的，因此也无高下优劣之分。这套理论因而可以被拿来当做犀利的批评武器，挑战既有的权威。彼得森说，一切都是诠释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可是却有一大罩门——尽管一切都是诠释，并非所有诠释都是有效的。人必须生存、同他人长期合作、繁衍后代，如果人错误地诠释现实，他很可能为此而丧命。进化历史因此淘汰了所有错误的诠释，那些看似无数的诠释只存在于课本里，在现实世界里，真正有效的诠释其实很有限。
但是，对于年少无知的大学生，这套表面上赋予人们知识权力，但实际上容易异化为虚无主义的论述是极具诱惑力的，加上后现代主义教授的蛊惑和试图夺权的校方领导的怂恿，他们很容易为之着迷并自以为从中寻获真理。校园红卫兵也由此产生。
物极必反
英语世界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长期的不安和沉默中开始发声。彼得森的横空出世（我在《早报星期天·想法》的专栏有三篇介绍他的观点，分见于2018年5月13日、6月10日及7月8日），象征了对后现代主义及大学乱象的反弹。因为彼得森敢于正面回应极端左派，包括受其控制的主流媒体的勇气，已经有越来越多不满后现代主义肆虐的保守派人士，以及不满极端左派胡作非为的自由派人士，站出来公开积极呼应。
立场左倾的《洛杉矶时报》专栏作者多姆（Meghan Daum）2018年8月24日的文章《细微差别：一个爱情故事》（Nuance: A Love Story），就详细介绍了自己如何因为不满极端左派意识形态对异议的不容忍，导致自己左派圈子的朋友，不敢公开表达对问题的细微差别观点，只能唱和主流那种非黑即白的二元立场，而开始注意并接受以彼得森为代表的所谓“知识分子暗网”（intellectual dark web）的主张：言论自由。
多姆举了很多例子，说明极端左派如何不容忍异议，其中最常见的案例，就是所谓的“性别薪金差”（gender pay gap）。“社会正义斗士”的标准且唯一的答案，是因为西方文化的父权主义，系统性地歧视女性，才导致女性薪金普遍低于男性。但是很多实证研究表明，答案远更为复杂。女性因为怀孕、本能想要照顾孩子而愿意牺牲事业、较少从事户外和危险的职业、更倾向于对人际关系而非具体事物有兴趣（因此对例如成为谷歌的软件工程师，会比男性更少兴趣）等等，而不是所谓的职场父权文化，才造成薪金差异。但是，任何理性的左派人士若胆敢提出这些细微差别（nuance），就必然会被“社会正义斗士”指责为仇视女性而遭批斗。正是有越来越多人受不了这种钳制表达自由的蛮横做法，所谓的“知识分子暗网”才逐渐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
言论自由毕竟还是西方文化传统最千锤百炼的价值。后现代主义所培养出来的极端左派、社会正义战士红卫兵不相信逻辑，不面对事实，不接受辩论的极权态度，逐渐把更多传统自由主义者推向敌对阵营。多姆和前述的常青州立大学教授温斯坦都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个阵营里有不少教授，与温斯坦一样，都是不满大学因害怕极端左派“政治不正确”的指控而审查言论，愤而选择离开。有理由相信，结局应当是邪不胜正，但是在正义获得最终胜利前，英语世界恐怕还有一场漫长而艰巨的斗争。
原载2018年10月第37期《怡和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