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刀斩断朝核乱麻

 

同美国关系正常化，是金氏政权一直以来的梦想。因为能威胁其政权安全的唯有华盛顿。获取美国的承认意味着除却“国际流氓”的标签，能正式加入全球化并从中获益。特金会对于平壤而言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高祖尝试观诸子意识，各使治乱丝，帝独抽刀斩之，曰：‘乱者须斩！’”（《北齐书·文宣帝纪》）。判断特金会成功与否的标准，应当是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以朝核危机的复杂性质审视，在新加坡举行的半天峰会，撬动了冷战的第一场热战（韩战）遗留至今70多年的区域安全威胁僵局，有望出现迈向和平的积极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带来了某种让人惊喜的意外。
特朗普在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后，签署了只有四点协议的简单联合声明。从他在会后的记者会上的答问不难看出，特朗普看似很简单的想法，却已经成功地推动了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进展，有可能打破历任“循规蹈矩”的美国总统所没有克服的困境，开创新的和平局面。
特金会缘起于朝核危机临近爆发点，特朗普说服中国配合对朝严厉制裁，加上调动海空军打击力量集结半岛，并恫言采取行动，以解除朝鲜核打击美国本土的威胁，迫使金正恩同意用“全面去核”来换取美国保证其政权安全。形势在短期内迅速从战争的阴霾露出和平曙光，昨天在圣淘沙嘉佩乐酒店举行的特金会，就见证了这一“全盘交易”（grand bargain）的正式第一步。
与此前的美国政府不同，商人出身、喜欢讨价还价、属于体制外的特朗普，对围绕朝核问题的各种历史和地缘政治的艰难取舍毫无兴趣，他因而能够摆脱华盛顿决策圈的体制束缚，甚至避开集体盲点，谋求单刀直入的解决方案。他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时，就反复透露这一思维模式。对特朗普而言，朝鲜过去的核讹诈、糟糕的人权记录、可能正当化平壤政权等美国对朝鲜一贯的“邪恶轴心国”假设，都不是他所关心的；完成交易，甚至因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个人荣誉，恐怕才更让他动心。
主流舆论至今仍不相信金正恩会真正或完全弃核。从平壤过去的不良记录来看，这个担忧并非没有依据。但是，如果分析金正恩积极发展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的目的，就不难得出核导计划，本质上并非朝鲜的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平壤的目的是确保美国不敢武力推翻金氏政权；如果可以用弃核来换取美国的和平保证，金正恩没有理由拒绝这么做。况且，与其他弃核后还是被推翻的政权不同（如利比亚的卡达菲），朝鲜的背后还有强大的中国作为靠山。此前特朗普之所以恫言军事打击朝鲜，是因为后者的核导试验和言辞挑衅，同样引起北京不悦。一旦美朝签署和平协定，中国的存在足以提高美国信守承诺的概率。
联合声明中除了第四点“找回（韩战）战俘和失踪人员遗骸”外，其余三点均攸关亚洲的和平。第一点暗示美朝将促成双边关系正常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有可能让朝鲜逐步结束国际孤立状态，有助于东北亚的和平与长期的经济合作甚至一体化。第二点暗示韩战的正式结束。此前不断有消息称，峰会的具体成果或是签署和平协定来取代停战协定。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还进一步表示，不会把中国和韩国排除在后续和平协定的进程之外。换言之，一些舆论所分析的北京遭边缘化的结果，更加不容易出现。第三点则是特金会的重点，即半岛的“完全无核化”。

突破常规 创造历史

对于美国记者接连提问，担心朝鲜在弃核问题上会背信弃义，特朗普表现得信心满满。从常理推断，特朗普的信心并非毫无所据。同美国关系正常化，是金氏政权一直以来的梦想。因为能威胁其政权安全的唯有华盛顿。获取美国的承认意味着除却“国际流氓”的标签，能正式加入全球化并从中获益。特金会对于平壤而言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尽管显得自夸，特朗普认为是因为自己当总统，才有可能取得突破，并非虚言。金正恩不太可能错失良机，在弃核问题上玩手段，丢失朝鲜成为正常国家的历史机会。
当然，魔鬼躲在细节里，简单的联合声明隐藏太多有待厘清的疑点。如何确保朝鲜真正弃核，就牵涉诸多技术性问题，包括验证的手续、费用的分摊、美国经济制裁是否同步解除等等。同时，和平协定何时签署（在弃核之后还是同步进行），美朝邦交何时建立，都需要后续大量的讨价还价。而且，在后续的谈判过程中，势必还会出现严重分歧，毕竟特朗普和金正恩所谓的个人互信，不代表两个敌对体制长期的猜疑，顷刻间就会冰释前嫌。然而，特朗普表示有意于平壤再会金正恩，且愿意邀请金正恩访问华府，这个表态本身，相当程度担保谈判进程就算困难重重，还是会朝既定目标前进。
特金会因而可以说是成功的，虽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其所象征的意义却非比寻常。冷战在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后结束，但是主要在欧洲地区，东西方阵营全球对立的格局，在亚洲还存在朝鲜半岛对峙和台海两岸分裂。随着半岛局势走向缓和，亚洲总算能够开始尝到冷战结束的和平红利了。西方世界对全球化的逆反时势，造出了特朗普这个被对手一路讥笑为头脑简单、不学无术的“英雄”，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现在他反过来创造新的时势，推动亚洲历史翻过冷战这一章。真正实现半岛和平的路途或许遥远而崎岖，但毕竟还是在新加坡踏出了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原载2018年6月13日《联合早报·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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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全形势下的香会

 

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简称“香会”），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超过一年后举行的。他上台后对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可从同样即将在新加坡召开的美国－朝鲜历史性峰会窥见一斑。所以相信除了中美关系出现大变化这个议题，朝核危机的积极发展走势，应当会是本届香会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
作为体制外的人物，挟民粹主义势头入主白宫的特朗普，自上任以来确实不按牌理出牌，颠覆了华盛顿政治圈和政策圈的既有秩序。他的“美国优先”理念，有时候以近乎乱枪打鸟的方式，把美国很多固有的大政方针推倒重来，比如在地缘政治领域，同北约盟友的传统关系不再受重视、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终止、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乃至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用战争恐吓手段迫使朝鲜走上弃核谈判桌等，让各国决策者莫不惶恐不安，随之起舞。
但是，这种颠覆性改变所带来的影响，却未必都能让美国国家利益得到强化，反而可能导致“美国治下和平”（Pax America）的削弱。这当然并非全部归咎于特朗普决策的反复无常，尽管这的确使得美国盟友无法不认真评估华盛顿安全保障的可靠性。从大势而言，中国的持续崛起以及放弃“韬光养晦”，变得更加“有所作为”，也在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北京在创造新的国际体制方面不遗余力——一带一路、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制度建设，都是中国累积国际软实力的重要举措，也取得一定成效。
在建设软实力之际，中国对外姿态的改变，也一度直接导致其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紧张，包括日本（钓鱼岛/尖阁诸岛争端）、韩国（萨德反导系统）、印度（藏南边境领土），以及菲律宾、越南（南中国海），更促成美国积极反制，增加第七舰队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自由航行。特朗普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经过几轮的过招，是和是战，目前还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些变化，进一步加剧各国的不安全感。
彭博社在去年12月12日题为《新一轮全球军备竞赛比上一轮恐怖》的报道中，引述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数据称，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后，世界武器出口逐渐出现上涨势头，而且更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高峰。以2016年美元价值计算，从2002年至该年的军费涨幅高达38%，其中东欧和东亚的军费开支排世界前两位。东欧是因为俄罗斯的军事挑衅动作越来越大；东亚恐怕是各国为美国可能被中国挤出本区域而开始做自保准备。
这一形势也能从国际新闻的比重，由经贸向安全课题倾斜看得出来。同时，经贸新闻日趋负面，主题几乎是全球化自由贸易的退缩，以及各地民粹主义对门户开放的反对；安全课题则如前述的各种军事上的准备。最近的例子是波兰打算出资20亿美元，让美国在境内设立美军常驻基地，以遏阻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中国海军则在4月于南中国海举行大规模军演和大阅兵，展示最新军备；同一时间，美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也在南中国海海域演练。
在一定意义上，世界自冷战结束以来所享有的和平环境和期待，已经慢慢结束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一种中美争霸，列强竞逐的纷乱世局。因此，让各国就国防安全课题发表看法、交换意见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年派出国防部长与会的国家多达38个，比去年的22个高出许多，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印度更是由总理莫迪亲自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说，表明区域主要大国重视香会这个平台。
可惜的是，中国今年依然没有提高与会层级。这不但有违中共十九大报告“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白白损失了一个消除国际偏见的机会，不符“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个中国梦的精神动力，也没有尽到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理应向外界阐明自身战略意图的义务。
就新闻性而言，今年香会的看点应该还是中美关系；虽然美朝在新加坡的峰会箭在弦上，个中的变数还是不少，朝核危机能否就此一揽子解决，亦或是因峰会破局而急转直下，都还在未定之天。此外，区域安全形势和南中国海依然会是各方关注所在。当然，恐怖主义的威胁一直都没有离去，各国如何协同打击这个瘟疫，也凸显香会作为重要安全交流平台的功能性。

原载2018年6月1日《联合早报·言论》

我劝天公重抖擞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说的是无论世局如何败坏，当时机成熟时，必然会出现医时救弊的圣贤。换言之，世间总不会是混乱败坏的，终究会有太平治世的时候，表现的是对人类文明自我修复能力无比的信心。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是周朝几百年礼乐文明传统进入衰败的乱世，可是他却对未来保持积极的态度。无论中外，人类文明似乎总会经历成、住、坏、空的循环。中国文明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进入了李鸿章所形容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可是这个变局的祸根，恐怕早在朱元璋廷杖大臣，又于1370年颁布“寸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时就已经种下。
西方文明近一轮的兴衰循环，可从1600年代文艺复兴期间发轫的科学革命算起，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天文学等长足发展，涌现了诸如伽利略、牛顿、哥白尼等著名科学家，还推动了后续的启蒙运动。但是，这却也导致了对主导欧洲人集体心理上千年的基督教的怀疑。被称为“法国牛顿”的天文学家拉普拉斯1799年出版了巨著《天体力学》，据说当拿破仑看到这部书时，就问他为何书中一句话也不提上帝。拉普拉斯回答说：“陛下，我不需要那个假设”。
现代科学的不断进步，包括1859年出版的达尔文《物种起源》，用大量证据说明物种的进化，包括人类的由来，冲击了基督教基于《创世纪》对宇宙起源的解释，加剧了欧洲人对上帝的怀疑。数十年后，德国哲学家尼采于1882年不得不哀悼“上帝已死”。可是尼采却并非以肯定的态度来下这个判断。
尼采所说的“上帝”，借用加拿大临床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B Peterson）的理解，是一种文化上的比喻或象征。彼得森认为，尼采的“上帝已死”指出西方文化过度的理性化所造成的机械论和物质论，瓦解了欧洲人对上帝（超越精神）的敬畏。然而，上帝却是西方文明千多年道德伦理秩序的定海神针，一旦抛弃，人的生命意义也就失去了依托，必然动摇和扭曲人伦关系和社会风俗。彼得森指出，尼采准确地预言了人类在20世纪的悲惨命运：伴随“上帝已死”而出现的，将是道德相对主义（缺乏判断是非的标准）、虚无主义（因丧失生命意义而醉生梦死）、极权主义（对重登天堂的渴望沦为杀人盈野的乌托邦追求）。
对核武器随时可能毁灭文明夕惕若厉的彼得森，长期研究宗教信仰和神话系统的结构，他的横空出世，或许象征着英美世界的“王者兴”。彼得森从《圣经·创世纪》的神话里，提炼出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话语。西方的“道”（逻各斯、Logos），就隐喻于上帝用言说创生宇宙。话语因而是支配万物的规律和逻辑，或万物规律的源头。上帝用话语把混沌转化为秩序，象征理性的言说能够创造文明的秩序。彼得森认为，西方现代文明重视言论自由，就源自这个古早的文化传统。
彼得森对于英美社会当前出现的文化乱象深感忧虑，并义无反顾地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他痛批把持主流媒体和大学的激进左派，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把道德破产的马克思主义偷龙转凤为后现代主义，以污蔑西方固有文化为能事，试图利用身份认同政治和受害者意识，颠覆他们口中的“白人父权等级制度”。彼得森分析，杀人盈野的斯大林劳改集中营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让社会主义道德破产，西方左派被迫要改头换面，把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理论，虚化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理论，并以代表被压迫者自居，指控所有等级制度都是某种压迫形式，必须被颠覆。彼得森说，这套理论把人类文明的一切化约为赤裸裸的权力，夺权是后现代主义者的唯一理念。
根据彼得森从瑞士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Carl Jung）所得到的启发，任何文明都必然具备压迫的一面，可是它也同时提供了安全和滋养。文明的等级制度固然有压迫，可它也是奖励能力的安排。在形象上，文明既是暴君也是慈父，当它开始衰亡时，必须有勇士反抗暴君，再潜入历史的深渊去拯救失明的慈父，让它重拾光明。这种强调个体须承担复兴文化责任的做法，是所有主要文明的普遍价值，也是西方个人主义的要义。因此，彼得森相信，后现代主义利用身份认同政治的手段，通过“政治正确”压制言论自由，相当于在抹杀个性（因为身份认同只强调集体身份，不承认个人身份），本质上是反西方文明乃至反文明的。
彼得森今年1月出版的新书《12条生活的法则——应对混乱的解药》一夕间成为畅销书、他的个人Youtube吸引上千万浏览量、他的公开演讲座无虚席……无不证明他所呼唤的“逻各斯”，在西方社会引起不小的共鸣。其成为文化现象的影响力背后，正是产生现代科学的西方文明巨大的理性力量。
见贤思齐，回顾东方强调慎终追远、提倡礼乐、后来却不遗余力地要把祖先所遗留的文化财富，当做“封建糟粕”扫入历史垃圾堆的乱世文明，何时才会出现自己的彼得森呢？

原载2018年5月10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你的权利 我的义务

 

加拿大临床心理学家彼得森（Jordon B Peterson）最近之所以成了英美舆论的谈资，主要归功于英国广播公司电视第四台在今年初的一场专访。提问立场极左的访员纽曼（Cathy Newman）犀利质问，希望在观众心目中证明她对彼得森“右翼邪恶教授”的想象，特别是因为彼得森坚决反对加拿大政府立法，强制人们不能仅使用“他”“她”这两个第三人称，而必须根据对象（特别那些自认是中性人、“流性人”或不男不女者）自选的称谓，而被极端左派解读为他敌视“性别少数群体”。
在接连无法就彼得森的观点驳倒他后，纽曼质问说：“你以言论自由为理由。为什么你所享有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应该高于一个跨性别者不被冒犯的权利？”彼得森冷静地回应说：“因为如果要能够思考，你就必须承担冒犯他人的风险。就看看我们当下的对话吧。你就非常愿意承担冒犯我的风险，来探索真相。为什么你享有这样的权利呢？这是相当让我感到不舒服的！”他接着表示，纽曼冒犯他来探寻真相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这正是言论自由的真谛。这一交锋让纽曼一时语塞，成为整场访谈的高潮。
访谈被放上YouTube后，短短四个月内已经有超过946万人观看，10万多条留言，为彼得森点赞的有25万，喝倒彩的仅7300。彼得森今年1月出版的新书《12条生活的法则——应对混乱的解药》在专访后，于美国和加拿大飙升畅销书榜首。据出版社说，该书仅美国市场至3月份就已经卖出了超过70万册。彼得森的YouTube户头粉丝则突破了100万人，里头包括他接受各媒体的采访视频、在世界各地公开演讲和辩论的视频，以及他在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给学生讲课时的完整录影。让人（包括彼得森自己）惊奇的是，这些有时超过2小时讨论严肃课题的视频，竟然有超过200万人收看。
这一文化现象我将在下一篇专栏探讨，但是让55岁的彼得森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教授，成为万众瞩目的大众知识人，是因为他于去年在YouTube发表视频，反对加拿大国会要立法强制人们使用“他”“她”以外的第三人称。彼得森坚决表示，这个立法违背了西方言论自由传统的精神和原则，并且为此到加拿大参议院供证，表达自己的见解。主导英美舆论和大学的左派人士，于是把彼得森归类为反动的敌人；保守派则视之为明星。但是彼得森反复强调，他拒绝被简单地政治归类，自己所做的只是在维护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和价值。
彼得森说，古典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言论自由，为的就是要保障人们能够通过无惧的表达，实现独立自主的思考。他表示，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对话，必然是困难且让人不舒服的。简单的例子是夫妇俩对处理分歧的讨论。彼得森指出，要让婚姻可长可久，类似近乎吵架的讨论是必要的。如果因为担心冒犯对方，或耻于正视自己的缺陷，或要逃避让人难堪的冲突，不愿开诚布公地勇敢面对，而让分歧闷烧，最终只会让健康的家庭毁于一炬。
但是他也指出，有意义的对话，必须建立在愿意解决或缩小分歧的诚意上；而不是为了赢得辩论。谦卑是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大前提——个人必须意识到自己不掌握所有的答案，对方或许看到自己所忽视的盲点。对话的目的，应该是彼此学习，减少各自的盲点，结果是共同进步。彼得森建议，有诚意的对话，首先应当抱持开放的心态，专心聆听对方的观点，甚至要能够把对方的观点，做更精确的表达或深入阐述，然后才据此提出自己的反驳意见。这种彼此尊重对话方式，才能让双方都更接近真理。
对于英美社会激进左派动辄以受害者自居，要颠覆所谓的“白人父权等级制度”，并以此抵制大学邀请那些被贴上“保守派”“反动派”标签的人到学府演讲，或者借“伤害学生情感”为由，要求教授停止讲授由“死去的男性白人”所撰写的经典著作等荒谬的做法，彼得森警告说，这种残害言论自由的举措，不但会妨碍大学生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更会妨碍他们形成独立的人格，最终困死在受害者意识的自艾自怜中。
彼得森表示，有别于激进左派，传统左派同样主张言论自由，因为缺乏话语权的社会弱势，唯有靠自由的表达，才能在公共事务中伸张自己的观点，争取自己的权益。因此，无论是从个人的进步还是从政治社会层面的公平正义，言论自由都是关键的价值。对于一味以受害者自居，如同纽曼那样强调要享有“免于被冒犯的权利”，彼得森一针见血地反驳说，自由的意义必须是权利和义务并举，自己能享有自由表达的权利，是因为对方承担了被冒犯的义务，重要的是这种权利享有和义务承担必须是双向的。
在公共事务上，所谓的“敏感”课题多如牛毛，人们可以选择为了不冒犯他人而闭嘴，让分歧在表面的和谐底下闷烧；或选择勇敢地面对，真诚地对话沟通，在所有人都不舒服的过程中增加理解，自我提升。社会是大步向前，还是固步自封，取决于每一个成员的选择。

原载2018年5月13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不平等的逆向思考

 

读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张优远博士的英文新著《原来不平等长这个样子》（This Is What Inequality Looks Like），可以感受到一个学者的良心从纸面直透出来。她通过亲身采访观察的“民族志”（ethnography）方法，用有血有肉的鲜活例子，取代社会科学惯用的冰冷数据，让读者深切地感受不平等的痛楚并被迫正视它。
张优远正确地指出，问题并非贫穷而已，而是社会的不平等对处于底层的人要改善自身处境的无形阻力。这些看似无形的（特别在中产阶级的社会主流眼中）阻力犹如逆流，无时不刻地冲刷着试图迎难而上的底层民众。除了制度里隐藏的意识形态歧视，人们日常生活里不自觉的偏见，让底层民众有时连基本的做人尊严都不易获得。这进一步加重了他们原本就因为物质匮乏的痛苦，也考验他们坚持自我改善的意志力。
贫穷本身确实不是问题的症结，研究表明，贫穷并非决定犯罪率的重要因素，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才是。一项对美国各县犯罪率的调查发现，在收入偏低但差距不大的县，犯罪率远低于收入差距极大的县。在后者的低收入群体，特别是看不到出路的男青年，大多都被迫诉诸暴力和犯罪，去抢夺稀缺的资源和赢取旁人的“尊重”。显然，贫富差距越大，社会越不稳定。孔子几千年前就已经警告：“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通常关于不平等的讨论，焦点都集中在社会体制的不公和腐败，以及精英阶层的贪婪和为富不仁。这种道德义愤并非全无道理，可是未必具备充分的解释力。意大利学者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在1906年发现，意大利约80%的土地由20%的人口所拥有。更惊人的是，这个20/80现象反复出现在其他领域，似乎是个普遍法则。比如，五大作曲家（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巴赫和勃拉姆斯）创作了所有古典音乐的50%作品；巴西、德国和意大利足球队在至今的20场世界杯赛事中赢了13场；全球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约280座，超过1000万人口的只有19座；亚马逊森林有1万6000多不同品种的树木，但227种（1.4%）占了大半森林面积……
这个现象被称为帕累托法则（Pareto principle），它说明的是一种累积优势的道理，所以强者越强，富者越富，就如城市人口越集中，所产生的机会和所创造的财富越多，就越能吸引更多人来定居一样。财富的集中似乎也遵循这个法则。在2014年出版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于2017年发表《世界不平等报告》说，自1980年以来，世界最富有的0.1%人口（约760万人）的财富增长，相当于地球最穷的50%人口，约38亿人。俗话说：“小富靠俭，大富靠天”，这个“天”，莫非就是帕累托法则？
难道张优远所描绘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平等，就永远不能消除了吗？也不尽然。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2017年出版了《大矫正者》（The Great Leveler）一书，发现从石器时代到今天的数千年历史表明，只有四种方式能真正消除不平等：瘟疫和流行病、国家经济系统瓦解、暴力革命、大型战争。换言之，唯有天灾人祸的巨大破坏，才能消除人类文明的不平等。反过来看，如今全球基尼系数越来越高，不也说明人类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这些灾难了吗？
如果更推进一层思考，撇开灾难性事件的负面因素，文明自然的发展状态，或许就是根据强弱来分别高下的金字塔型结构。只要能和平发展，就必然要产生贫富差距的不平等结果。如果回想张优远所描写的底层生活困境，这个关于不平等的残酷结论，无疑让人万分沮丧。
沙伊德尔认为，未来还是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科技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普及，或许会对人类的文明轨迹产生质变，从中产生减少不平等的新手段。但是也可能人类走不出历史的宿命，在核冲突的废墟里解决不平等。
在应对不平等方面走在前沿的北欧国家，目前正在试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试图以无条件给予公民最低收入的做法，解除底层民众的不安感，让他们能避免因生活所逼而被劳动市场剥削。这个试验难免遭遇许多质疑，也引发不少争论，但至少是对建立公平社会的一种勇敢尝试。
东西方文化传统都强调个人的价值，《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创世纪》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联系到不平等的问题上，尽管社会应当意识到底层民众的痛楚并有所作为，但个人——无论处于什么阶层——都必须首先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论语·学而》记录了一段有名的师生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一般而言，能做到人穷志不短、富贵不自满，已经难能可贵，但孔子却认为，安贫乐道，克己复礼，才是更理想的状态；“患不均”的答案，或许也就在其中。

原载2018年4月15日《联合早报·想法》

去医院“吃到饱”？

 

中世纪欧洲哲学家德尔图良说：“因为荒谬，所以真实”（credo quia absurdum），对照最近国会辩论时出现的所谓“自助餐心态”说法，果然印证其真知灼见。
为了遏止投保人过度医疗、医生过度服务或收费等问题，卫生部宣布了新措施，规定从3月8日起，保险业者新出售的综合健保计划（Integrated Shield Plan，简称IP）附加险（rider），须加入至少5%的共同承担额。当局举证历历，称购买了附加险者的平均医药费高达9975元，比没购买的6270元高出近六成，申请索赔者的比率则是9.1%对5.9%。
数据显示，我国390万名居民当中，有68%购买IP，额外购买附加险的也有35%，当中绝大部分投保全额附加险，总数超过110万人。所谓全额附加险，就是说投保的病人可以完全不用支付住院和医疗费。这里先坦白从宽：我是这110万人当中之一。为何投保全额附加险？还不是因为从经验上相信了保险经纪的说法——本地医疗费有增无减，为免后顾之忧，力所能及，就买个安心吧。相信这百多万人应是人同此心。
应对未来本地医药支出因为人口老化而必然增加的趋势，政府出于保障公共医疗体系不至于破产的义务，应该是限制免自费附加险的主要考虑。当局最新的思路和做法，似乎正走向普遍化（universalism）的全民互保，以分摊风险和抑制成本的路径。保险业者在其中的重要角色，意味着它们必须不会因为索赔额的暴涨而难以为继，最终动摇了整个医疗体系的稳定性。
不幸的是，就在卫生部宣布新措施的同一天，报章报道说保险公司向政府陈情，要求规定投保人不再能享有全额保险。报道说，六家售卖全保附加险的保险公司，在2016年统统赔钱。由此得出结论说，政府是在保障保险公司盈利，当然是不实的；可是谁能否定一些投保人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错误印象呢？另外，人们也要问，当保险公司还在从售卖全额附加险赚钱时，为什么就不要求政府出面干预了呢？从监管的角度说，医疗的“自助餐心态”并非新大陆，学界的研究与外国的经验俯拾即是，当初又为何没预见到呢？
公共医疗体系有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保险业者只是其一，除了投保人和负责监管的政府，另一个要角就是医疗提供者——医院和医生。在各方当中，投保人无疑是弱势的一方，因为医疗领域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他们无法拥有对等的议价能力。注意，这里的讨论不但已经采用了自由市场的概念，也反映市场逻辑如何渗透公共医疗的意识形态，甚至取代了医疗逻辑。
正是这种逻辑错乱，才会发生“自助餐心态”的荒谬。之所以会有这种荒谬，不正是因为病人的心态和行为，被市场意识形态扭曲成消费者了吗？没有正常人会希望去医院“吃到饱”的，可是如果病人自以为是在消费，而之前已经长期付出了成本（保费），一有机会，自然会“不用白不用”。另一个罪魁祸首，则是让盈利动机蒙蔽了良心的医疗提供方，他们的主要心态和动机，似乎不再是把病人尽快医好，而是怂恿病人“多消费”——反正买单的是保险公司。入院时被问“有保险吗？”应该是当前不少病人的共同经历。
当局所举证历历的，除了不一定反映普遍的投保人行为，其中又有多少是因为医院建议的过当医疗方案所导致的呢？要知道，无论是作为病患还是消费者，投保人都不比医疗提供者掌握更多信息，大多时候只能采信医院医生的建议。因此，取消全额保险固然有助于遏制“自助餐心态”，却没有正视医疗提供者牟利的动机，所以也就未必能有效阻止医疗支出的上涨趋势。
医疗当然也是一门产业，在本地上市的医疗相关企业共28家，2015年的总市值为322亿元，表现最好的前五家，该年的平均年盈利高达66.3%。另根据新加坡旅游局数据，2012年的“医疗旅游”收益有11亿元，2015年也达到9亿9400万元（该局在那以后就不再公布数据了）。可以想象，这些有钱的外国人通过市场逻辑，必然会对本地人的医疗需求产生排挤作用。这中间要如何取舍，政府作为犹如球赛裁判的监管方，责无旁贷。
要医治“自助餐心态”的荒谬，最根本的还是必须从市场逻辑回归医疗逻辑，停止再把病人当做消费者。私营医院不说，公立医院有必要带头改变做法。最基本的，从A级病房到C级病房的使用标准，是否应当根据病情而不是病人口袋的深浅来决定？这其中牵涉的不只是应对医疗费上涨的问题，更关系到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根本道德价值观是什么？
控制医疗成本是个长期挑战，问题本身的确错综复杂，但所谓“本立而道生”，纠正目前意识形态上的偏差，回归应有的医疗逻辑，有助于扫除政策盲点，打开新思路。让病人做回病人，就不应有“吃到饱”的荒谬。

原载2018年3月18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听《古文观止》

与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同事闲聊，说起工作上所碰到的问题，谓一直不易克服句子西化的现象。同事有此自觉，实属不易。回顾刚入行时跑本地新闻的经验，感同身受。因为绝大部分的记者会问答、新闻稿、采访对象，使用的都是英文英语，特别是官方声明，更因为担心事后因报道不够准确而被要求更正，采访完写新闻时总是尽可能“忠实”地紧跟原文，结果文句难免笨拙冗长，缺乏中文应有的灵动和轻巧，洋泾浜的毛病也就难以避免了。

这种困境直到外派驻台北后才全面改善。因为身处全然华文的环境，很多采访对象更是玩文字游戏的高手，报道时全然可以放心用华文思考，写出来的东西自然就原汁原味，不复佶屈聱牙。

当然并非每一位同事都有这样难得的宝贵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能用更洗练的文字，提升读者读报时的体验。其中的补救之道，在于记者本身首先要有自觉，然后努力去加强本身的语感。华文有独特的节奏和韵律，注重句子的短小精悍——一个句子如果接连几十个字还没有标点符号断句，基本上就算是失败的了，除非是大文豪刻意经营的风格。

既然日常生活缺乏全然的华文环境，不妨就自己营造。日前意外发现手机应用“喜马拉雅FM”，喜不自胜。里头犹如一座华文宝山，个人尤其喜欢收听艺名“白云出岫”的广播员朗读古文经典，从《四书》听起，当下正收听他所朗读的《古文观止》。每天利用梳洗洁身的那一小段时间，把手机用蓝牙接到巴掌大的音响喇叭，在浴室中播放，犹如在课堂里聆听朗朗读书声。

教育理论中有“学习金字塔”一说，分辨各种教学法的效率，认为耳闻比阅读更容易让学习者记住内容。但自己的用意，并非要全神贯注地听《古文观止》，关键不在于掌握新的知识内容，而是从这些大家的经典文章里感受华文的优美律动。特别是对于缺少古文训练的人，由此潜移默化培养起来的语感，才能够让人一听就知道特定句子是不是“怪怪的”。

《论语》开宗明义就讲“学而时习之”，可见复习之重要。求学时虽然没有读过几篇经典古文，但也知道“唐宋八大家”在文学史的地位。自开始聆听《古文观止》，也就随手把书架上多年前购买的上下两册拿出来参考，印证自己对所听到的内容是否理解正确。

《古文观止》收录了从东周到明代的两百多篇散文，题材广泛，风格各异。所谓“温故而知新”，这段时间聆听下来的启发，是我们今天日常所使用的成语，或许八成以上均源自这些篇章，一些是作者直接创新，后人引申为比喻，如唐朝杜牧的《阿房宫赋》：“各报地势，勾心斗角”，另一些则是由原文变化出来，如唐朝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后世演变为“落井下石”……

很欣慰听到年轻同事后来告知，也去下载了在开车时听。编辑《古文观止》的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叔侄在序言中称“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相信只要持之以恒，滴水穿石，同事的文字必然会有很大的进步。自己收听至今的感受是，很多篇章的佳句，反复收听后不时都会在耳边回响。犹记先父在儿时教我背诵《唐诗三百首》，第一句就先教“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今天思之，诚如斯也。

（原载2018年3月4日《早报星期天·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