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杂感

这个春节,感受较深的是拜年时所听到的祝语,用“哈比牛耳”拜年的人数,似乎正同熟悉的“新年快乐”或“新年进步”呈分庭抗礼之势,而传统闽南语的“新正恭喜”、潮语的“新正如意”或粤语的“恭喜发财”,则有继续趋弱的现象。
自己也不是不用“哈比牛耳”来祝福相遇的人,只不过这是用在庆祝阳历元旦的时候。过农历年,还是选择自小就听惯的“新正恭喜”向亲戚长辈拜年;向老乡查证,确定“正”指的是农历正月初一。对于大多用华语交流的同学朋友,则用“新年快乐”或“新年进步”。当然,在春节期间碰到异族朋友,“哈比牛耳”还是少不了的,可是偶尔用粤语祝福他们“恭喜发财”,对方也还能明白祝福之意。
然而,“哈比牛耳”在今年感觉上大有后来居上之势,陌生人之间在电梯或走道相遇,除了点头微笑示意之外,热情一些的张口多是“哈比牛耳”。连平日买卖时都以闽南语闲聊几句的肉贩,过年开市后去光顾他,买肉付钱时用闽南语祝他“恭喜发财”,听到的回应却是“哈比牛耳”。
这或许与我们效率至上的社会价值不无关系——只要目的达成,手段还是其次的。犹如“安哥”“安娣”一样,“哈比牛耳”在此刻的这里,大概是最家喻户晓,通行无阻的祝福语了。家族团拜时,表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的儿女碰在一起,如何问候长辈,不时都让长辈自己也犯难。小时候老人家都还健在时,这些称呼均清清楚楚,毫不含糊;如今夹在中间,要教导后辈称呼长辈,是叫“妗母”还是“嬸嬸”、“舅公”还是“姑公”,经常弄得人仰马翻,最后还不如一律用“安哥”“安娣”来得省事。
乐观地把这看成是“社会进步”,可能会心安理得些,反正“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总是历史上反复在上演的憾事。日本人过年的变化就曾经相当激烈,当年明治天皇为了“文明开化”,决定“脱亚入欧”,从饮食习惯开始洋化,鼓励民众改吃面包喝牛奶,更改变衣冠历法,把过年从农历正月改为阳历元旦,“御正月”也就由“新正恭喜”变成“哈比牛耳”了。但是日本人过年的传统习俗却都还大致保留了下来,除夕吃年夜饭(御节料理)、到神宫拜拜、逛庙会、拿红包(御年玉)等等,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
同学团拜时,聊到年轻一代行为习惯的变化,有人问起小时候碰到大人馈赠时,会怎么反应。原以为答案是会在接受馈赠后说声“谢谢”,不料同学却提醒说,通常的做法是会婉拒,因为家教一般都是如此训导孩子的。想想也是,小时候大人都会耳提面命“别随便拿别人的东西”。自己当下的答案,恐怕更反映了自己“脱亚入欧”的程度。在注重效率、讲究结果的时代,强调的是如何在竞争的环境里突出、推销自己,年轻人奉行的也是这套生存法则,如果还用当年的那一套自谦之道处世,势必到处撞墙。
理发师在谈到过年气氛时感叹说,越来越没有感觉了。小时候过年不但小孩兴高采烈,大人的心情也分外欢悦;可如今连小孩也不特别期盼过年了,反正平日吃喝玩乐的花样众多,也不必特别要等到过年才能享有。这恐怕是物质富裕的后遗症,当一切都唾手可得,人就不易有机会体会珍惜、感恩之情。连最基本的追看电视连续剧,以前看完一集总得等待一周,才能满足对剧情发展的好奇心;如今利用智能手机下载,随时随地可以观看,更因此出现了新词叫“binge-watch”,意思是“使用智慧型装置连续观看多部影集或电视节目的行为”。
他还说,现在反而是耶稣诞辰更有节日气氛。事实确是如此,非但是耶稣诞辰,连一些从前听都没听过的万圣节、圣帕特里克节(或译为“圣派翠克日”)等洋节日,欢庆的人数渐多。社会“文明开化”至此,不与时俱进的话,很快就要沦为不识时务的顽固派了。
文化的传承同语言一样,大多时候是约定俗成的。所谓过农历年的气氛,有时仅是在家里挂副红纸春联,或在超市、邻里听到“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而已。那一刻,就能把儿时过年的记忆都唤醒了,心里也就有了“年味”。在大鱼大肉,汽水肉干都已经不仅限过年才得以品尝的时代,少数还能让人有过年感觉的,竟然是大门深锁的咖啡店及空无一人的巴刹。日常的生活规律,再如何也必须改动一下——随时想买杯咖啡喝,吃一碗云吞面解馋的方便,暂时都没有了。这几天有无家人陪伴,多少还是能决定心情的好坏。过年,大约就退守到这里了。
前辈吴启基3月6日的专栏文章《年俗加减式》,则说得深刻:“许多年俗都具有浓厚的民间、生活色彩,去掉那些、这些宗教、生活色彩,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和条件,最后和动植物转基因的结果,没有两样。”这种“人的异化”“春节的异化”,消极地说是人造的文化危机,积极地说则是时代巨轮的轨迹。“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徒具形式的过年礼俗(羊),保留着还能让后人识别,可一旦废除了,文化意义将随着形式一并灭亡。年是人过的,坚持着哪怕已经空洞的形式,不无春风吹又生的潜能。
来年春节,逢人还是会献上“新正恭喜”的祝福。

原载2015年3月8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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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天、国情论、普世价值

大选脚步逼近,政治话题升温,“变天”说的讨论仅是其一。这里又隐含不同层次:主观上希望或反对变天、变天的可能性、变天的利弊、变天的应否。它们当然无法截然分开,但由对变天的个人好恶所驱动的阐述,相对较多。这或许也难免,政治毕竟不全是理性的活动,情感通常是更强大的驱动力。
纵观双方的论述,反对变天者倾向于采用国情论,支持变天者则采信普世价值。国情论在求变心切的年轻人当中形象相对不好,因为它被视为在合理化政治现状。国情论认为,不同国家有不同国情,必须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采用什么政治制度或推行什么政策,而不是盲目地套用外来(一般是指西方)的政治理论。
普世价值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配合资本的全球化,向世界推销的意识形态。它认为由欧洲历史发展出来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观念,是全人类共通的价值,适用于任何社会,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目的。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2年名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是推销普世价值的经典之作,它说西方自由民主制或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虽然历史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终结,福山也修正了自己的理论,但他这套精巧的历史哲学,至今仍然发挥着不小的影响。中国教育部长日前宣布,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的课堂,不啻是从反面对福山历史哲学的礼赞。其他诸如香港的占领运动、马来西亚的“烈火莫熄”,乃至本地的变天讨论,也全都跳不出这个如来掌心。
西方文化主导世界历史数百年,全球以西装为通用礼服,采西历为公元,其他文化难以望其项背。此外,美国流行文化的软实力,给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赋予诱人的道德性,而且“普世”的精美包装,容易下意识地消解任何反抗的正当性。这或许也是富有理想性的年轻人,如此热烈拥抱它的原因。
同国情论对比,普世价值是从普遍性来压制对手的特殊性。例如人都需要饮食,在普世价值论者眼里,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观念,都是人所不可或缺的精神粮食。沿着这个比喻,国情论者难免要反驳说,人的确不能没有饮食,但吃惯大米白饭的人,终究吃不惯小麦面包;反之亦然。一如在儒家思想体系里,伦理关系才是普世价值,无父无君的个人主义者,都是不配被称为人的禽兽。
除了被视为是在替既得利益辩护,国情论最大的罩门,还在于缺乏文化自信与自觉,无法提出另一套足以同自由民主人权分庭抗礼的价值观——就连三代世袭的平壤政权,也不敢去掉国号中的“民主”称谓。因此,国情论只能处于守势,在承认自由民主制的普适性之余,强调自己的例外。
回到大米和小麦的比喻,西方学术界倒是承认两者确有不同。美国的《科学》期刊去年5月发表一篇报告说,种植大米的社群与种植小麦的社群,会产生相反的文化;需要协力灌溉的大米,强调农夫之间的合作关系,单靠雨水培养的小麦农夫,则相对独立自主。报告说:“你不必亲自种植大米,也会继承大米文化。”
在2006年以80岁高龄逝世的美国知名文化人类学者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就特别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他形容跨越文化差异的普世观念是一种偏见,相反的,人的生命本质,必须从个别文化的特殊性去发掘。格尔茨指出,欧美文化的个人主义意识,强调个体的独立性,本身就是个奇特的观念,在世界其他民族文化里非常罕见。
因此,所谓的普世价值,归根结底还是西方文化特殊的结晶,透过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殖民经历、媒体传播垄断、意识形态包装等而所向披靡。但这种营销包装,毕竟还是经不起认真的推敲。与任何典章制度一样,自由民主制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在特定的人文条件里形成,同样难逃淮橘為枳的命运。
针对其普世性,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就批评说,把西方自由民主制定义为普世价值,是一个不顾史实、狂妄和短浅的神话。他说,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欧洲在18世纪发展出来的政治哲学,可以在其他地方轻易复制。事实也的确如此。美国试图通过战争手段推翻萨达姆政权,借此在中东推广民主制度,结果却养出了斩首人质、火烧活人的伊斯兰国组织这个祸害。
如果同意当今流行的普世价值,其实仅是被成功促销的文化产品,且承认国情论虽然倾向于维护现状,却不乏现实意义,在两者之间讨论变天的应否,恐怕将继续在其中打转。突围之道,不妨转换视角,一如提出历史终结的福山,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承认自由民主政体,并不能幸免于停滞和衰落的命运。
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里,提出社会的良好秩序,才是政治的核心目的,而达到目的的三个要素,分别是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非但缺一不可,更重要的是顺序要对,民主不是第一位,强政府才是。这与孟子仁政思想里的“保民而王”,形成有趣的对照。
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贵是目的,强政府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王道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从这些标准去探讨变天之诸面向,或许能得出不一样的解读。

原载2015年2月15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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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门帐饮无绪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轼的感叹,道尽了人对自身存在处境的普遍焦虑、孤独感和恐惧——无法完全掌控自身的命运。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同的个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欲望、爱恨。这些经常是对撞矛盾的意志,随缘地被放置在一起,就会造成“身不由己”的结果——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没有人能够完全伸展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实现自己的愿望与梦想,总必须在生活里要不碰撞、对抗;要不迎合、妥协,怎么都不得安心。
市井的生活追求,不外酒色财气;读了点书,或许就会向往社会地位、权力、名利……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需求层次理论分析得没错,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层层上迭。因为这些需求,就必须在日常生活里,不断地与周遭的人交易,难以达到“人到无求品自高”的自得自在境界。求人,就意味着无法完全掌控结果,别人不配合,自己的欲求就得不到满足。越多需求要满足,就越无法自主,这种“营营”所导致的“此身非我有”,真是够可恨的了。
生命毕竟是一种律动,除非进入佛家的涅槃境界,人生在世,总是暂无休息的。就算摒弃所谓的世俗欲望,精神层次上的“立德、立功、立言”,也是一种追求。“三不朽”这个中国人文思想领域的价值命题,对“不朽”的追求,注重的是超越自然生命的局限,在精神上延续个人的生命于后世,在意义上已然接近宗教信仰的情怀。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就表达了对自然生命有限的焦虑和恐慌。
与追求功名利禄相比,“三不朽”的境界当然要高尚得多;更为关键的是,也因为境界和性质的不同,在满足后者的过程里,个人对自身命运的把握,会相对地更有自主性。追求“三立”的特质,在于其不假外求,因此他人的配合与否,并不影响需求的满足。孔子就说过:“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求仁而得仁”,恐怕是当代越来越狭义的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行为现象。现代经济学对“理性人”的假设——让自身物质利益最大化,是个人行为抉择的黄金标准——比诸传统对人的价值设定,无疑是把人几乎降低到了“禽兽”的生物层次。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脍炙人口,是“理性人”利己主义假设所衍生的学理基础;但是他的第一本专著《道德情操论》,却也提出了“感同身受”(sympathy)的概念,与《国富论》从外在竞争如何制约人性不同,《道德情操论》从内在反省的道德层次,探讨人性的自律能力。
这种反省自律的能力,正是人之所以可以求仁得仁,甚至舍身取义的内在动能。这种动能,也是人得以完全主宰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就如孔子所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当然,要达到这种境界,需要付出世俗的代价,就如孔子的弟子颜回,物质生活极其贫苦,却安贫乐道,孔子就赞美他“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种内在精神上的乐,在无穷尽地追求外在成就的物质主义世界里,恐怕曲高和寡。
职场是绝大多数人无法逃离的江湖,要如何践行这些抽象的道理,以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无他,“敬业乐业”而已。这里有两个层次,敬业,首先必须对自己的工作本分有清楚的认识。巴士司机不能抱怨说,开车不畅快,一直得走走停停——但走走停停让乘客上下车,正是这份工作的本质;想要开车畅快,就应该转行去当火车司机。
认知了工作的的本质之后,再于工作时尽本分把它做好,就是敬业了。乐业则更近乎现代的“专业精神”,在本分之上追求更好的结果,认真、专注,类似艺术家的自我要求。看大部分日本人怎么工作,大概就能体会敬业乐业到底是怎么回事。敬业乐业,最终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能敬业乐业,就算是洗厕所的清洁工,也能让人肃然起敬。
“敬业乐业”的“求仁得仁”,在于只看自己真诚的付出,不看回报。江湖里偷懒的、无能的、扯后腿的可能升职加薪,却丝毫不损敬业乐业者的专业尊严。因专业而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就是对自我命运最实在的把握。这境界确实不易达到,尤其在KPI横行的当下,更与何人说?

原载《早报星期天·想法》2015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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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主义铜板的两面

伊斯兰国组织接连绑架在中东的欧美国民,并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即时广播斩首人质的血腥画面,一方面挑衅西方世界,另一方面召唤各地激进的回教徒加入其圣战运动,起到了预想不到的效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府除了加紧空中打击,暂时显得束手无策。刚从伊拉克撤军的奥巴马总统,被迫以军事顾问的形式,再次向伊拉克派兵。后续战事会否升级,美国民意是否支持,都还是大问号。
欧洲国家的烫手山芋,则是如何处置参加伊斯兰国圣战后,要求归国的本国回教徒。这些或不满生活现状,或因为错置的宗教情怀,从互联网及社交圈子中接触到伊斯兰国的宣传,而“自我激进化”的回教徒(其中不乏年轻白人),有些成为冷血谋杀本国同胞的凶手,有些在目睹战场的残酷后,理想破灭而打退堂鼓。但是,西方政府也担心,这些归国者有可能再被利用而死灰复燃,成为随时对社会安全构成威胁的定时炸弹。
因此,一些西方国家对这些圣战归国者,采取了“反洗脑”计划,通过教士、社工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希望他们能迷途知返。但是已经有学者表示,类似的计划成效甚微。基于人权理念,西方政府不能拒绝他们重返社会,可是若他们在观念上依旧相信回教激进主义,则难保不会随时在本土从事圣战。亡羊补牢,西方政府只能修法禁止国民出国参加圣战,违法者的护照将被取消,失去回国的权利。
源自中东的回教激进主义并非新事物,只是异化的速度极快;最新的变种是攻城略地,已经在伊拉克和陷入内战的叙利亚占有土地、统治人民,拥立共主(哈里发)的伊斯兰国组织。他们专门以斩首异教徒,甚至不服从哈里发的回教徒,来自我凸显“正统”。其祸害之烈,主流的回教世界,连甚至同样以激进回教为号召,在全球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全面对抗西方社会的卡伊达组织,都无法接受。
按照西方一些学者的研究,近代回教基本教义派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埃及伊斯兰学者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1906年至1966年)。他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也是著作等身的学者、教育家、诗人。他的著作《社会正义》探讨回教的政治和社会角色。虽然他对回教本身有诸多批判,但他最大的思想敌人,却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库特布在1948年至1950年留学美国攻读教育学,对美国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世俗主义、对暴力和性爱的放任态度,皆深恶痛绝。
库特布眼中那精神空虚、缺乏宗教虔诚的美国世俗社会,促使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警惕,并坚定了他立足《可兰经》教诲,反对美国和西方在文化上腐蚀回教世界的信念。卡伊达组织头目,策划九一一恐怖袭击美国的奥萨玛,就深受库特布思想的影响。奥萨玛对美国资本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其思想渊源同库特布对美国的批判有关。当然,美国支持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扶持中东独裁政权的外交政策,进一步加深了这种仇视,并且逐步上升到回教对抗不信上苍的美国世俗主义,一如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的境地。
回教极端主义越走越极端,用原教旨主义合理化以俘虏为奴隶且公开买卖、厉行男女之防的做法,合理化自杀炸弹客和斩首人质的暴行,某种意义上是对抗美国的刺激所导致。美国举世无双的军事科技实力,让战场上毫无胜算的回教极端主义,不得不诉诸精神胜利法,犹如当年的义和团对抗八国联军一样。但是,回教极端主义开历史倒车,试图建立中世纪哈里发乌托邦的企图,并非仅是精神对抗物质而已,更是对美国世俗主义趋于极端的意识形态反弹——是两种极端主义相互作用的结果。
审视当今的美国社会,与库特布当年所经历的简直判若两个世界。用西方自由主义的标准,二战后的1950年代美国社会,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天堂。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鼓励及时行乐的消费主义文化开始勃兴,但白人至上的父权主义、清教徒式的性禁忌、大型教会崛起,却是社会文化的主流。这都是1960年代嬉皮士运动反叛的对象。如果1950年代的美国已经足以让库特布感到震惊,可以想象自1960年代后,社会方方面面日益“解放”的美国,自然更不见容于接受库特布见解的回教徒了。
从人权运动、女权主义到今天的LGBT(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运动,美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固然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伴随其中的也夹杂了极端主义的面向。通过与保守主义展开所谓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s)而崛起的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强调平等对待多元价值,瓦解了固有的传统价值体系,特别是宗教信仰、家庭伦理和两性关系。这种旨在否定美国当权精英价值体系——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为主体——的文化多元主义,在发展到极致时,却堕入价值虚无主义的深渊。因为当什么价值都被要求平等对待时,贵贱、美丑甚至是非都失去了判断的准绳,人们反而会无所适从,在“解放”和“自由”后,对存在的意义产生高度的精神焦虑。
美国民调机构皮尤(PEW)对美国宗教状态长期追踪的结果发现,增长最快的宗教竟然是“皆无”(Nones)——因为他们在回答问卷关于宗教信仰和教派的提问时,选择“皆无”。这个比例从1950年占人口的2%,增加到2012年的20%,人数高达4600万人。这群人以“无神论者”和“未知论者”居多,价值观趋于开放,其中的75%支持同性婚姻及合法堕胎。最关键的数据是30岁以下的美国人,有三分之一属于“皆无”。
哈佛大学教授帕特南(Robert Putnam)认为,这些年轻人不光是不参加有组织宗教,他们基本上不参加任何社会团体。换句话说,他们是疏离于社会公共生活的一代,生活内容很可能属于孤独的原子状态。这种缺乏稳定厚实的人际情感联系的滋润,把个人主义理念推向极致的生存状态,是否容易让他们对现实人生产生怀疑而自我激进化,是不能排除的可能性之一。
虽然无神论者相信,对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信仰,可以取代宗教所赋予的道德价值;可是道德源自宗教,本来就是西方文明长期形成的文化基因。因此,美国年轻人趋向“皆无”,在保守人士眼中不光是一场宗教信仰危机,同时也是一场社会道德危机。社会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就价值观争议,而进行了数十年的“文化战争”,进一步撕裂了美国人的价值认同,造成了某种程度的价值虚无主义。个人的主观好恶,而不是既有的社会客观礼仪准则,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道德判断依据。
这导致了传统上被视为恒常的道德准则,沦为可以按个人喜好而自由选择的价值观。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开放包容的大旗下,得到越来越多美国年轻人的支持,正反映了这样的大势。2004年以前,美国并没有合法的同性婚姻;2014年,不但联邦政府承认同性婚姻,至今已经有34个州让同性婚姻合法化。
更恐怖且反讽的是,从维护文化传统的角度反对同性婚姻的观点,都被贴上“bigot”(即存有偏见而心胸狭窄的反动人士)标签并予以口诛笔伐——自认持有包容价值观而支持同性婚姻的人,竟然容不下反对同性婚姻的观点;文化多元主义反而异化为不容异己的文化霸权主义,自以为是地否定一切反对它的价值观。这与宗教极端主义者自认信奉唯一的真神,代表绝对的道德和真理,并因此理直气壮地要把异端(heresy)消灭殆尽,不就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吗?
主张多元价值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另一个极端表现,还在于否定了自然世界的两性之别。在全球有12亿用户的面簿,在今年2月14日更新了提供给用户的性别选项。现在除了传统的男/女,还有56种新的“非传统性别”可供选择。这个清单据说是咨询了著名性别研究组织(GLAAD)之后的产物。用户可以全凭自己的认定,来决定自己的性别,其中就有“无性别”(agender)、“雌雄同体”(androgynous)、“双性人”(bi-gender)、“阴阳人”(intersex)……林林总总,任君选择。
加拿大作家和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斯泰恩(Mark Steyn)如此形容:“在出色地完成了摧毁家庭这个社会基本构件后,野心勃勃的自由主义者正迈向摧毁性别这个自然界的基本构件。”人们不得不问:同伊斯兰国组织所代表的极端主义相比,这难道不更为极端吗?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世人并不难指认出伊斯兰国组织所代表的极端主义,但是却不一定对建立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上的文化多元主义,持相同的反感和抗拒态度。其中的原因,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解释得相当清楚。11月24日的《联合早报》,摘译了他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淮海论坛的演讲。他说,自由主义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一个不顾史实、狂妄和短浅的神话。比拉哈里所批评的,是西方把自己在18世纪所发展出来的政治哲学,尤其是民主制度,包装为具有普世性的价值。他针对“民主普世价值”说:“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个进程可以在其他地方复制。”
但不容否认的是,通过美国大众娱乐文化如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等“软实力”,已经相当成功地把文化多元主义当做“普世价值”,推销到全世界。构成香港“占中”运动主体的年轻世代,绝大多数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为伟大的“民主普世价值”而奋斗。全球各地的年轻人,同样拥抱文化多元主义,自信这等同于进步、开明的普世价值观。同性婚姻获得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认可,已经是全球很多社会的大趋势。
所谓物极必反,一个极端容易引发另一个极端来平衡。文化多元主义强调包容、开放、进步;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宗教极端主义,则要求单一道德标准、保守、回归他们所认知的历史传统。在文化多元主义成为西方社会主流价值的今天,不少在性解放、酗酒、大麻合法化环境里成长的年轻白人,竟然发生自我激进化,转而拥抱极端保守主义的现象,偷跑到中东加入回教圣战,甚至冷血地砍本国同胞人质的头,其中所呈现出的、反映当代西方年轻世代心灵状态空洞苍白的现象,个中缘由非常值得深思。
在这个意义上,极端主义的威胁并非仅在中东的战场上,在世俗世界当道的文化多元主义,同样会对社会的基本共识,构成相当严峻的挑战。自2009年开始的年度“新加坡粉红点”芳林公园集会,公开表达对LGBT的支持,参与人数与年俱增,终于在今年引发宗教界保守人士的反弹,号召信徒在“粉红点”集会的同一天,穿白衣表达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维护。
因此,在警惕年轻人上网接触宗教极端主义,出现自我激进化现象的同时,也不能不关注极端主义的另外一面。民主、多元、开放、包容当然都是值得追求的好东西,但过犹不及,“普世价值”的蛊惑性,恐怕比前者更容易让人迷失。

原载《怡和世纪》第二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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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诅咒

法国《沙尔利周刊》枪击事件,再度激发言论自由这个常青问题的辩论。各方固然同声谴责恐怖分子暴行,但对于《沙尔利周刊》的权责分际,则产生了两极看法。一方以为,《沙尔利周刊》是言论自由原教旨主义者,丝毫不尊重其他宗教和文化视为神圣的禁忌,肆意挑衅,在事件中并非毫无责任的无辜受害者。另一方则认为,因为伊斯兰恐怖主义者的暴力恐吓,而按照其标准自我审查,无异于让宗教极端分子决定言论的尺度,这是对言论自由价值的亵渎与背叛。
纯粹从理论而言,至少从各自的逻辑演绎,似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很难有交集。语言隐含巨大能量,表达后会产生影响,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更何况“妖言惑众”?就如教宗方济各比喻说,如果有人侮辱其母亲,他揍对方一拳合乎人之常情。西方不少主流媒体也以不进一步挑衅为由,拒绝刊登《沙尔利周刊》遇袭后,继续嘲讽伊斯兰先知的新一期漫画封面。捍卫言论自由价值者自然极为不满,直斥这些媒体懦弱地假借“尊重”为挡箭牌,实际上已经向伊斯兰恐怖主义暴力屈服,出卖了西方自启蒙主义以来所推崇的人文价值。
可是理论无法脱离现实,尤其不能无视历史长镜所昭示的影像。事实是,在理论的世界里,道理可以演绎到绝对,甚至唯有在极致的境界中,才能凸显理论的优越性。然而理论世界毕竟不是现实世界,信奉绝对价值的原教旨,在现实中只会处于边缘;一旦他们成为主流,必然带来无穷的灾难——只要看看伊斯兰国组织绑架、奴役并斩首异己、杀害受教育的女性,或者红色高棉为了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屠杀150万同胞或近全国两成的人口,就能明白实践绝对理论的可怖。
现实是,言论自由的价值,尤其是《沙尔利周刊》所代表的法国式的理解,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过程极其残忍血腥的法国大革命,暴力推翻了建立在神权上的绝对君主制,因此对教廷及其所代表的宗教信仰,有着天然的警惕和不屑。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政治口号,成为法国人崇信的普世价值,也是法国至今最坚持政教分离和世俗主义原则的历史原因。法国政府立法禁止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场所戴面纱,《沙尔利周刊》“平等”针对所有宗教,包括天主教和教廷、教宗,“一视同仁”地无情嘲讽、揶揄,都根植于这个历史经验。
但另一个现实是,在崇尚言论自由的法国,也立法禁止特定言论,包括反犹太人、否认纳粹大屠杀等言论。讽刺的是,在因言论自由而殉道的12名《沙尔利周刊》漫画家尸骨未寒之际,法国政府随即以“为恐怖主义开脱”的罪名,逮捕了发表“不当言论”的54人。显然,在法国当局眼里,并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这回事。当法国总统奥朗德宣称《沙尔利周刊》将劫后重生,其价值将长存之际,人们或可按法国当局的标准反问总统先生,如果侮辱犹太人犯法,《沙尔利周刊》侮辱穆斯林又该当何罪?
再一个“绝望真相”是,今天的法国已经不是单一民族的社会,境内群居的600多万来自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已经占总人口近一成。与大多数接受世俗主义价值的“除魅”法国人不同,他们依然相信上苍的神圣性。这里或许不能辩诘孰优孰劣,可是穆斯林不认为凡事都可以蔑视嘲讽,也不把言论自由当做最高价值,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当中并没有太多妥协的空间,就如自己的母亲不容他人侮辱一样。不面对这个政治现实,而空喊言论自由的口号,非但于事无补,只怕要制造更多的矛盾和冲突。
可这却也不意味着言论自由就必须让位给“敏感”课题。枪击《沙尔利周刊》的暴徒宣称,伊斯兰教义严禁用图像描绘先知,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从土耳其到伊朗,不少13世纪至15世纪的伊斯兰古籍,均出现先知的画像,其中英国爱丁堡大学图书馆,就珍藏了一幅绘于14世纪伊朗的图像,刻画骑着驴子的耶稣与骑着骆驼的穆罕默德并肩而行。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严禁用图像描绘先知的规定,是后世伊斯兰政客为了特定目的所杜撰出来的教条,以讹传讹至今。
显然,言论自由信徒关于西方主流媒体害怕伊斯兰极端分子暴力威胁,而自我审查的指控,并非无的放矢。他们因此在枪击后特地印制先知图像,表明不让极端分子决定言论尺度的立场,也不全然出于挑衅——虽然实际上会被视为如此。不管是否崇信绝对的言论自由价值,让恫言用暴力甚至谋杀作为威胁的极端狂热分子,来决定言论的界限,相信是一般人都不愿接受的结果。
不容抹杀的一个历史事实在于,今天的禁忌或许就是明天的常识。离经叛道地挑战、颠覆、突破权威,是科学文明昌盛的必要条件;更别说在政治的重要领域,有着权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教训,以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教诲。社会里总要有勇者指出国王新衣的荒谬,因为没有真相,也就没有正义——没有言论自由的文明,下一步可能就掉入野蛮的深渊。
19世纪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比喻,法律的制定过程犹如制作香肠,见识了会让人丢尽胃口。依循这个比喻来看21世纪的互联网言论,就犹如一座要让人“远离庖厨”的香肠工厂。互联网所导致的言论自由平庸化,让各种愚蠢、卑劣、邪恶的言论都有了一席之地。但限制言论,只不过是把头埋在沙堆里,并不会因而让“敏感”课题或相关的矛盾与冲突消失。这或许是文明的诅咒,也是当代人无从逃逸的困境。

原载2015年1月25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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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悬殊的受害者

去年12月27日,韩国一对母女到京畿道富川市的现代百货商店购物后,30岁的女儿因为不满停车场引导员对母亲做出了类似挥舞拳头的姿势,大发雷霆并强迫引导员和在场其他三名工作人员下跪。自称是下跪者姐姐的网民撰文称,弟弟被客人要求下跪,还被扇了耳光。母女称:“马上把领导叫过来。我每次来百货商店花700万韩元(约8500新元),怎么能和普通顾客一样对待?我是这家百货商店的贵宾。”事件曝光后在当地引起公愤,韩国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在1月6日传唤三名停车引导员问话,接着将传唤母女展开调查。

事件被称为“坚果返航”续集。现年40岁的大韩航空公司前副社长、韩进集团现任会长及大韩航空公司会长赵亮镐的女儿赵显娥,去年12月5日乘坐从纽约飞往仁川的客机时,因不满空服人员没有按规程提供坚果,要求她们下跪求饶,并命令机长将飞机掉头开回登机口,要将乘务长赶下飞机。事件在韩国社会引发轩然大波,赵显娥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不但连累父亲要出面谢罪,韩国检方在1月7日更提控赵显娥涉嫌改变航空器航线罪、干扰航空器安全航运暴力罪、人身强迫罪和妨害公务罪等四项罪名。如果四罪全部成立,赵显娥恐将面临最长15年的刑期。她目前已经被收押。

这些人跋扈嚣张的行为,无疑是“为富不仁”的最佳写照。更有意思的是,根据现代行为心理学的研究,“为富不仁”竟然是有科学根据的。美国新闻双周刊《新共和》前资深编辑路易斯(Michael Lewis)去年1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明,财富会改变人的心理,进而影响其行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系教授凯尔特那(Dacher Keltner),在市中心十字路口设置摄像机,观察驾车者的表现。他发现,开豪华车的司机超车的情况,比普通车司机高出四倍;普通车司机均尊重行人过路的路权,豪华车司机却有高达46%无视要过马路的行人的安全。纽约市曼哈顿区的类似调查也发现,豪华车比普通车更常违规停放。

另一项实验则发现,收入越高的人,越爱贪小便宜。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邀请不同收入阶层的民众,到实验室参加活动,在活动结束后,民众会经过一个装满了糖果的篮子。虽然篮子旁边摆着巨大的告示牌注明,糖果是给经过实验室的孩童吃的,收入越高的人在离开实验室时,越会顺手牵羊拿走一些糖果。

不同的实验均指向一个趋势,有钱人似乎觉得自己不必遵守世俗道德规范。他们在实验中比穷人更爱作弊,虽然作弊所得对他们仅是蝇头小利。有钱人也更容易在商店偷窃;他们比穷人更吝啬,年收入15万元或更高者,平均只捐出收入的2.7%给慈善,年收入低于2万5000元者却捐出收入的4.2%。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科学家米斯卡泰尔(Keely Muscatel)发现,财富会抑制脑部控制同情心的神经。通过脑部扫描的结果显示,当富人和穷人看到同一幅患癌症孩童的凄凉照片时,穷人脑部的活动比富人活跃。

财富还会让人贪得无厌,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诺顿(Mike Norton)成功说服一家大型投资银行,允许他对其客户展开调查,当中最“穷”的至少都有百万元身家。这些富豪都表示,他们没能从财富的增加感到快乐;要感觉快乐,他们都认为既有的财富必须增加两三倍。这表明金钱在超过了合理的数目后,再也无法带来快乐,可是富豪却迷信金钱万能,把快乐的期待建立在他们所不拥有的那些金钱上。

伯克利分校的凯尔特那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当你向社会阶梯爬升,你会更容易违反交通规则、撒谎、欺骗、拿走孩子的糖果、偷窃、一毛不拔。直截了当的经济学分析,并无法解读这些现象。”显然,财富会扭曲人性,让富人自以为高人一等而目空一切。走到极端,就容易发生赵显娥式的荒诞剧,使得富人沦为社会大众厌恶甚至仇视的对象。

《新共和》的路易斯总结说,贫富悬殊的受害者不光是穷人,它让高高在上的富人变得自私自利,失去同情心。在现代公民社会里,这些富人缺乏成为正直公民的基本道德条件。领导任何社会的精英都是非富即贵,如果他们当中的多数因所拥有的财富而鬼迷心窍,为人处世并不考虑大众的集体利益,不难想象这种“穷得只剩下钱”的社会,会有什么样的精神面貌。

犹如《魔戒三部曲》里的魔戒一样,财富固然使得其主人更有威力,却也容易导致主人反为其所制,而逐渐丧失人性。能确保如何不让财富反客为主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人。金钱与快乐的关系,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哈佛大学的诺顿说:“虽然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不会带来快乐,把钱花在他人身上却能增加快乐。”

《论语》记载了孔子与弟子子贡的一段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在子贡看来,穷人不谄媚,富人不骄傲,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孔子也同意,但他更希望看到穷人安贫乐道,富人好礼。这是更为积极的生活形态。安贫乐道就是俗话说的“人穷志不短”。什么是好礼呢?“礼”在这里不妨理解为“让”,就如诺顿教授所说的,施比受更能带来快乐。

原载2015年1月19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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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series “Wolf Hall,” set in 1520, says a lot about television today

yapphenghui 叶鹏飞:

越来越精彩的英语电视剧生态

Originally posted on Quartz:

Television has spent the last years transforming itself from poor relation to king of culture. A new adaptation of the novel Wolf Hall tugs together threads from literature, theatre, television, documentary, and production, saying as much about today’s cultural values as it does about Tudor England.

The antihero

Wolf Hall is about one of King Henry VIII’s political advisors, Thomas Cromwell (not Oliver Cromwell, famous for leading a much later revolution). Cromwell is the deeply likeable dark heart at the centre of two existing books by Hilary Mantel (a third is in the works). This character—neither hero nor villain, intelligent, violent, damaged and skilled—is exactly the kind of hero television series of the last year have loved. TV’s expansive space—multiple hours rather than the two allotted to films—allows for an intricate unfolding of character: acts of brutality, tenderness, and redemption, without apparent contradiction. Think Walter White in Breaking Bad,Mad 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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