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遺弓，楚人得之——《中國可以偉大的五十個理由》的台灣視角

　　與淳亮兄相識，是被新加坡《聯合早報》派駐台北期間（2003年至2005年）。若印象沒錯，我們初次見面，應該是在一場於北平路民主進步黨總部舉行的有關兩岸問題的座談會上。當時就微微感受到淳亮兄對於兩岸問題的關心。拜現代網絡科技之賜，離開台北后，雖然沒能再見，但通過社交媒體，以及因負責《聯合早報》言論版之便，不時還有機會對他投來的大作先睹為快。如此以文會友，匆匆也有數年，故也對於淳亮兄這幾年就兩岸關係的觀察之細和用力之深，有了粗略的體會。

　　蒙他厚愛，請我為其時論文集《中國可以偉大的五十個理由》寫序。我自己在台北報導了三年新聞，初到時正值“一邊一國”的提出，經歷了陳水扁總統時期兩岸關係緊張的年代，隨後在2005年轉駐北京，又逢《反分裂國家法》的訂立，算是分別在兩岸目睹了台海當時的風起雲湧。在台灣期間，開始對於“台灣人主體性”有了感性的認識；在大陸時則觀察到其整體實力的不斷壯大，以及決策層的深謀遠慮。因此，在拜讀《五十個理由》時，感觸良多。

　　儘管作者在自序中表示，本書的預設讀者是中國人而非“外國人”，身為“習馬會”舉辦場所的新加坡人，在讀完這些篇章後，卻不由自主地聯想到“楚弓楚得”的典故。“楚王失弓”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讀，其中一種是關於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對比，因為孔子針對楚王”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的說法，提出了“人遗弓，人得之，何必楚也？”的反詰。我這裡並非就作者預設讀者對象而有所批評，只是認為《五十個理由》所收錄的文章，同時反映了作者清醒的立場意識，以及身為知識人的學術良心。

　　作者的立場，無疑是從台灣的角度去觀察大陸。這種觀察也出自對台灣未來利益的關懷。這在自序里已經透露出來。作者表示，《五十個理由》的書名是針對2009年出版的《中國無法偉大的50個理由》，他不同意這本書的並非只是內容，更是立論的心態：“這類低估中國的書籍，只會使無視於現實的讀者繼續其鴕鳥心態，從而有害於自己、有害於社會，最終有害於世界。”

　　對於流行於台灣社會輿論的這類心態，《五十個理由》里的不少文章均一再提出批評，比如首篇《以開放態度認識中國》，就開宗明義闡述了這個立場。作者對於一些因愛護台灣，擔心被大陸併吞的台灣人，選擇對大陸的發展不聞不問，或者一味“看衰”大陸的態度，做了必要的批判。他說：“只有先保持心靈的開放，保持一種自謙，才可能認識到不同的可能性，包括自己的偏見。然後再去檢驗前面提到的虛假、短暫、不義等假說，也許會發現那種種假說的不足。”

　　出於“同情理解”的態度，我相信自己能體會為何一些台灣人會選擇對大陸的改變視而不見。大陸的不斷壯大所形成的威脅，的確會讓此消彼長之勢越來越明顯的台灣社會，普遍感到無助。可是，這恰好也如作者所強調的那樣，對台灣未來利益的關心，必須對大陸有清晰的認識，才能夠有趨吉避凶，自求多福的能力。（“樂觀看待中國的可能偉大，不僅是減少面對新世界時的挫敗感最好的方式，更是台灣拯救自己的前提”——《下一個世代的中國與世界》）換一種較不客氣的說法，那些把大陸視為安全威脅的台灣人，基於“知己知彼，百戰不貽”的教訓，難道不更應該對“敵人”有細緻的了解嗎？

　　同理，這或許也是作者為何對中國大陸的前景樂觀，進而希望其“可以偉大”的原因。撇開“血濃於水”“兄弟一家親”“同文同種”等讓一些台灣人感到不適的說法，從現實層面說，希望中國大陸穩定發展，並非僅是“與人為善”的道德情懷（從個人道德而言這自然也是應該的），更重要的是這符合台灣的基本利益。新加坡人雖然不時會對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官方，在一些雙邊問題上偶爾表現出對小國的傲慢感到不滿，但是卻從來不會希望看到這兩個鄰國倒霉。道理很簡單，地緣政治的現實意味著唇亡齒寒的關係。從台灣的立場思考，不穩定甚至陷入社會動亂的大陸，並非台灣之福。所以，作者對於“中國可以偉大”的期待，完全是從台灣也得以幸福的立場出發。

　　這個立場，可以從文集里的不少篇章一窺究竟，最具代表性的首推《“台灣法”應該是什麼？》。作者採取大陸“統一”的邏輯，理性地分析了為何北京必須言行一致，不能一方面宣稱台灣屬於中國，卻又對“國民”實行差別待遇。義務必須同時有對等的權利，而且在操作上必須讓台灣人先享有權利，才能要求他們履行義務。作者說：“如果大陸要將情感聯繫轉化為統一的基礎，則這種聯繫得有更明確的拘束力，以使台灣人得以感受到其做為中國國民的身分。”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這也是我以為這本書的讀者不應該只是大陸人，台灣人更應該仔細參考的原因。

　　除了“楚人得之”的鮮明立場，作者并不缺乏“何必楚也”的普遍道德關懷。這也是我特別欣賞這本文集的另一個原因。這種知識人固有的學術良心，體現在作者從更大的角度，討論兩岸以外的國際課題。讓我印象深刻是關於金磚四國的崛起。作者認為與其擔心四國幾十億的總人口在經濟發展后，可能消耗更多自然資源、製造更多全球市場不易消化的廉價商品、提供發達國家員工難以競爭的廉價勞動力，不如思考解決之道。

　　他說：“金磚四國的發展，顯示「四、五十億發展遠遠落後的人口」的發展需要，對此學者有義務思考「怎麼辦」，回答「怎麼辦」。而其答案，絕不能是基於富國的自私、導向於遏制政策與保護政策、而終結於互相毀滅，而只能是基於道德公義、導向於自由貿易與自由遷徙，而最後促成「歷史的終結」。”這真是擲地有聲！

　　必須指出的是，在表達其“何必楚也”的普世關懷時，作者並沒有脫離他關注兩岸課題時的務實精神。對於知識人可能在思考時與現實脫節的危險，作者有著高度的自覺。他說：“公共知識份子的價值理性內涵不同於政治家，後者以國家遠景為念，前者則「我自一口真氣足」，以所受無上命令的道德關懷為起點。道德關懷碰上結構限制，就一心想打破之，但結構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道德問題，而是客觀的經濟、物質生產力的問題，而公共知識份子卻往往無視於此。”（《知識分子的藍圖與批判》）

　　這種清醒的自覺，也表現在“敵人的敵人未必就是朋友”的觀察上。“這些進行著「陣地戰」的「反共」人士未必只是民間律師或具有堅定理想的志士，更可能是「披著紅旗反紅旗」、乃至於僅僅只是寄生於黨國體制中的各色機會主義者。後者的存在，意味著挖掘中共墳墓的各色人等的成功未必值得外界慶幸，他們許多甚至令人不恥。”（《習近平肅貪：「歷史集團」向前行》）

　　淳亮兄在委託我寫序時，希望我提出不同的意見，或者針鋒相對的批評。如果要吹毛求疵，我以為文集少選了從更大的歷史角度看待兩岸關係的文章。從文集的素材，我大概對淳亮兄的歷史觀能體察一二。但從說服台灣讀者為何必須關心大陸發展的目的出發，這方面或許還是可以加強一些。法國的年鑒學派強調長時期的歷史視角，認為地理、物質等因素對歷史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套用這個史觀，則中國大陸的崛起，只是回復東亞的歷史常態。眼下南中國海的爭議，中國似乎被當成攪局的外來者。但是在很長的歷史時間里，中國卻是區域的主角。由西方殖民主義者所建構的東亞地緣政治，只不過兩三百年時間。具備這樣的歷史眼光，或許有利於台灣人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處境，更好地謀劃因應之道。

 

葉鵬飛

西元2015年11月15日

 

自由贸易的患不均

 

和其他重视自身历史评价的前任一样，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把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夕，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应对全球暖化的《巴黎协定》达成一致，视为任内的重大成就之一。但是在推动美国主导全球经贸体系角色方面的努力，奥巴马却可能已经陷入了两面受敌的困境。旨在确保美国继续其霸主地位的两大自贸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正相继触礁。
这个以美国为中心所设定的两大贸易协定，将保障美国维系其制定全球经贸规则的权力，并把发达经济体集中的欧洲，以及拥有大量不断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的亚洲，绑定在美国这个核心周边。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所兴起的排外民粹主义政治，却打乱了华盛顿的未来战略大布局。这个发展，很可能削弱美国在全球自贸体系内的定价能力，也为崛起的中国制造更大的议价空间。究其实，这同全球自贸安排所导致的贫富悬殊副作用息息相关。
虽然TPP在协商过程中高度保密，而且还让美国大企业高层参与其中，引发舆论质疑资本操控，但其对促进国际贸易，相信将会产生积极作用。然而，自美国纽约地产商特朗普异军突起，凭着极端的民粹主义立场，攫取了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资格后，他反对所有自贸协定的主张，因为获得选民积极的回响，迫使民主党对手希拉莉也亦步亦趋，从担任奥巴马国务卿期间积极推动TPP，一改为持保留态度。她的党内竞争者桑德斯同样反对TPP，也是促使希拉莉必须妥协的因素。
另一边厢，原本几乎水到渠成的TTIP，在欧盟内部出现变数。尽管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支持TTIP，联合政府的社民党党主席、副总理加布里尔在8月29日却以“不能对美国的要求俯首贴耳地服从”的强硬语气，宣告TTIP谈判夭折。他把责任归咎于华盛顿寸步不让的谈判立场，指双方在过去14轮的谈判中，没能对任何章节达成统一文本；条约全文共有27个章节。德国民意则莫衷一是，9月7日公布的民调显示，46%的人希望德国继续谈判，45%的人希望取消谈判。
自由贸易在理论上能产生共赢的结果，因为不同经济体有自身的比较优势，最终使得整体产量和财富增加。在实践上也确实如此。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很大一部分动力来自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效果更是显著——那些没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增长步伐都严重滞后。但情况正出现逆转。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不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手。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报告说，贸易占全球产出的比率，从2008年至今停止增长，为二战以来的最长时期。上一次出现类似情况发生在19世纪末，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止了贸易增长，并导致二战前的经济大萧条。
擅长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Dani Rodrik）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民主、国家主权和全球经济整合是互不兼容的；我们能结合其中两者，但无法同时和完整地拥有三者。”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正是罗德里克所谓的全球经济整合，它与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体制（罗德里克所谓的民主与国家主权）无法兼容。拥护自由贸易就必须牺牲民主或国家主权的其中一项。英国脱欧正是为了保护民主和国家主权；特朗普取得总统参选人资格以及希拉莉改变支持TPP的立场，同样是出于民主的压力——选民会用选票惩罚那些支持自由贸易，导致他们失去工作的政客。
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所代表的经济全球化，让资本家占尽便宜。各国政府为了吸引资本，提高国际竞争力，纷纷降低资本税。同时，资本家也可以通过跨境转移资本，来逃避本国高昂的资本税。资本随着货物及服务的跨境自由流动，削弱了代表国家主权的各国政府的管制能力。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2014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就指出，自由市场通畅运作的自然结果，是财富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中产阶级空洞化，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造成政治上的两极化。脱欧公投、泰国此前的红衫军抗争、香港的雨伞运动和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都是贫富悬殊所累积出来的对抗意识的爆发。
这股对抗意识的演化，最终必然把矛盾指向国际自由贸易和投资。TPP和TTIP在欧美民意沦为众矢之的，就是这一结果的具体表征。然而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自由贸易不好（相反，自由贸易确实减少了全世界的贫穷人口），而更在于具体操作时所出现的贫富不均。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教授萨默斯认为，判断自由贸易协定的标准，不应该再聚焦于它能打破多少贸易壁垒，而是它如何赋权于公民。换言之，如果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如TPP和TTIP，只能为代表资本的大公司和少数精英带来好处，对于受到冲击的社会群体却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它最终必然成为民主选举时的过街老鼠。
孔子一早就看透其中的关键，提出了“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深刻观察。朱熹的解释是：“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均”不是齐头式的平均分配，而是公平合理的分配，唯有如此，才能取得“上下相安”的政治效果。这个教训，对于严重依赖自由贸易的新加坡而言，无疑是必须时刻牢记的箴言。同时，面对自由贸易的评价在西方社会出现逆转，新加坡也必须有所准备。

原载2016年9月11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多元主义的百姓点灯

 

四名带着配枪、警棍和防暴喷雾器的法国白人男警察，居高临下地包围一名身穿布基尼（burkini）泳衣，躺在沙滩休息的中东裔女性的新闻照片，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一名网友评论说：“让它慢慢地促使你思索吧。带着枪的男人逼迫女人脱衣，而且背后有法律撑腰。”
事发地点为法国尼斯著名的海滩步行道英国人街（Promenade des Anglais）一带的沙滩。7月14日“巴士底日”的法国国庆当晚，一名受极端伊斯兰教义影响、自我激进化的中东裔法国人，驾驶一辆19吨大卡车展开恐怖袭击，冲撞街上欢度国庆的游人，导致84死307人伤。凶手最终被警察击毙。
尼斯当局随即以避免造成民众不安为由，悄悄通过禁令，禁止女性穆斯林在海滩穿着包裹全身的布基尼，还指穿着布基尼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象征”。至今已经有约30个沿岸法国城镇颁布了类似的禁令。英国《独立报》引述法新社说，这名被迫脱掉布基尼的36岁女性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此前担任空服员，已经是第三代法国公民。
她对法新社说，警察对她开罚单，理由是她的穿着“伤风败俗且亵渎世俗主义”。原本拒绝服从的她表示，警察随即手握防暴喷雾器，蠢蠢欲动，迫使她无奈就范。一名目击过程的法国女记者形容，当时在周边做日光浴的一些白种法国人对她咆哮“滚回老家！”还欢呼警察的执法。被迫脱掉布基尼的妇女的年幼女儿，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吓得放声大哭。
《独立报》报道，有法国人权组织曾入禀尼斯地方法院挑战禁令，却遭驳回。尽管法国最高行政法庭在8月26日以“违反信仰自由及个人自由”为由，裁决暂停实施“布基尼”泳装的禁令，包括尼斯在内的一些城镇，却表示会继续对穿布基尼的女性开罚单。
这条新闻的荒谬性显而易见。包裹女性全身的“布基尼”竟然变成伤风害俗，而周边袒胸露背穿比基尼的女人，才是尊重世俗主义道德的行为。巴士底日纪念的是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克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揭开法国大革命序幕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大革命高举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后来成为现代法国的国家格言，也形成了近代多元主义的价值基础。出于恐惧和无知而禁止布基尼，其时代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当代的多元主义意识形态标榜对他者的尊重和包容，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和平共存；其隐含的意思，也包括认可所有文明价值的平等地位，因而对任何价值均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反对批判和歧视。这种貌似世界大同的理想，无疑有吸引人之处，但也不乏其内在的矛盾，甚至欲把多元主义定于一尊的极权霸道逻辑。
尼斯海滩的布基尼事件只是反映多元主义缺陷的一个面向。全球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在欧洲大城市展开攻击，加上涌向欧洲的百万中东难民，让许多欧洲民众草木皆兵。这种集体心理恐慌并不难理解，也值得同情。可是一种意识形态在面对现实挑战时，就如此轻易地自我颠覆，展现自我矛盾的反应，对布基尼非但毫无多元主义的包容心，还视为导致公众不安的威胁而蛮横打压禁止，其理念的可行性和信誉，早已经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多元主义意识形态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其自以为进步的傲慢心态，而毫无自知之明地欲抹平其他价值体系的差异。对于身处多元种族、语言、宗教信仰的现实环境，故而必须强调多元主义，避免社会断层激化的新加坡，意识到多元主义内在的盲点，且警惕其潜在的霸权心态，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反映多元主义只许州官放火的霸权心态的典型例子，莫过于不时冒出的要求改革特选中学的意见。反对特选中学者的理由，不外是特选中学强调华文学习，有违新加坡多元文化的价值。他们也认为，特选中学缺乏华族以外的学生，并不能代表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环境。虽然一些为了学习好华文的非华族子弟也就读特选中学，改革意见要求特选中学同时开办马来文和淡米尔文课程，让学校环境“多元化”。
这就好比要求废除男校、女校、天主教学校、回教学校，甚至大家挤破头想进入的“名校”，把所有学校都变成一模一样的“多元化”，到头来反而形成多元定于一尊的吊诡现象。多元主义者视而不见的真相，就是这些各有特色的学校所构成的教育环境，才能真正体现多元的不同价值。
多元主义的连体婴——平权主义——同样加剧了其欲“一统江湖”的霸道心态。在教育领域之外，这套意识形态在商业领域会抱怨上市公司董事会缺乏女性董事，或者女性董事比例太低；在政治领域则抱怨国会和内阁缺乏女性或者社会少数群体代表，好像把它们“多元”了，就能实现大同世界一般。殊不知，这种要求所隐含的内在不公平，其实正在于其违背了唯才是举的公正原则。无论是担任公司董事、国会议员或内阁部长，专业能力、素养与表现，显然比出身背景更应当作为决定因素。
如同禁止布基尼在海滩出现一样，多元主义已经把诸多不符合其品味的社会符号和现象视为异端，结果让自身陷入一种只注重形式，却抽空了内在价值的虚无状态。这种自我颠覆的多元主义，恐怕才是新加坡维护多元社会和谐及凝聚力的大敌。

原载2016年9月4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平权主义的州官放火

 

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8月21日报道，自由党籍的澳洲总理特恩布尔改变初衷，决定将原定于今年举行的同性婚姻全民公决延至明年。与全民公投（referendum）不同，全民公决（plebiscite）不具约束力。不过，公决是强制性的，选民将被询问是否赞成立法允许同性结婚。反对者指出，估计耗资1亿6000万澳元（1亿6400万新元）的公决不但劳民伤财，而且将加剧对同性恋社群的仇视。同时，国会最终还是必须决定是否把同性婚姻合法化，提交公决等于是政府在推卸政治责任。
另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名育有九个孩子的36岁母亲，与19年前弃养的儿子重逢几周后，竟然相恋并发生乱伦关系。两人表示陷入了“疯狂热恋”，并决定公开关系以争取长相厮守。他们更以教育公众关于“遗传性性吸引（genetic sexual attraction，简称GSA）”这个医学病理的意识为由，作为合理化自身行为的依据。当地法院已经发出禁令阻止两人见面，母亲若罪成将坐牢18个月。乱伦在美国所有50个州均属刑事罪。
美国最高法院在2015年6月裁定同性婚姻合法，规定各州必须允许同性结婚。当时的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奔相走告，并使用方便网上搜索的井号（hashtag）“爱就是爱”（#loveislove）额手称庆。在2012年竞选连任时转变立场，改而支持同性婚姻的奥巴马总统也不例外，在欢呼“爱就是爱”之余，也形容判决重申了“所有美国人都能享有同等的法律保护；所有人都被一视同仁，不管他们是谁，爱的是谁”。
毫无前提条件的绝对的“爱”，一视同仁的平等无差别的“爱”，是平权主义者支持同性婚姻最核心的逻辑。当平权主义者在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时，美国的乱伦者也利用一模一样的逻辑，要求同等的权利。一名46岁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在2010年被控，与24岁的女儿乱伦长达三年。教授的辩护律师说：“如果同性恋者在自己家里为所欲为是被允许的，这两人有什么不同？我们必须搞清楚为何一些行为是被容许的，另一些却不是。”律师强调，都已经达到法定成人年龄的父女“两情相悦”（consensual），两个成人之间彼此同意的性行为，并不对他人构成伤害。这也是当年同性恋除罪化的主要理据。
有“悖论王子”之称的现代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在其讨论改革的一篇文章里比喻说，在拆除藩篱之前，必须先弄清楚藩篱原先存在的理由。切斯特顿并不反对改革，但却对一厢情愿的改革热情保持警惕。“所有人都被一视同仁，不管他们是谁，爱的是谁”，这种无条件的爱所支撑的婚姻，完全适用在母子、父女身上；推到极致，则母女、父子、兄弟、姐妹也应当“一视同仁”地被允许结婚行房才对。
古今中外任何文明，均不约而同地赋予由男女结合的家庭来养儿育女的婚姻制度某种神圣性。事实证明，这是培育健康下一代，让文明得以延续、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社会制度。轻易地颠覆它，所可能造成的严重后遗症，恐怕并不是那些一心想推动“进步”的改革者所能想象的。国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在其专栏文章《什么样的批评可以增加知识？》里引述德国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有害论”观点——改革虽然可能是好的，可是它会摧毁其它更重要的价值——恰好是思考同性婚姻的参考注脚。
建立包容性社会是新加坡的价值理想，其中就包含了对同性恋者的包容。从人道主义和权利意识的角度，这是值得同情和理解的做法。问题在于，就西方社会平权运动的发展趋势看，其意识形态所追求的不仅是终止歧视同性恋者而已，终极目标无一例外是贯彻“真正的平等权利”——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与不歧视同性恋者，已经不是同一个范畴的课题了。
本地社会多元种族、语言、宗教信仰的现实，意味着多元主义自然代表了正面价值。然而多元的价值理念差异，也意味着足以威胁和谐生活的社会断层。与此同时，新的断层还在浮现——贫富差距、世代利益的矛盾；平权主义所鼓吹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恐怕也会是社会新断层之一。随着年轻世代普遍接受权利意识，他们对平权主义的论述将毫无抗拒力，容易接受同性婚姻为社会进步的象征。澳洲步美国后尘，开始考虑让同性婚姻合法化，预示着类似的争议，地理上已经逐步逼近国门了。
面对乱伦者的“权利”，主流的平权主义者至今保持着不许百姓点灯的虚伪沉默。但是一些更为激进极端的平权主义者，已经基于逻辑的一致性，主张为乱伦除罪。若根据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发展轨迹，则出现父母与子女结婚的结局也就不足为奇了。血浓于水，伦常是社会道德秩序的核心基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一旦拆除了这道藩篱，下场要如何想象？但是这场斗争恐怕是避免不了，唯有厉兵秣马，恃吾有以待之。

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yapph@sph.com.sg）

国际观的盲点

 

“灯下黑”原本指照明时因被灯具本身遮挡，在灯下产生阴暗区域，后引申为人们对发生在身边很近的事物和事件，反而不易察觉。
派驻台北的那几年，对于台湾社会内视的严重程度感到不可置信。这恐怕也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台湾媒体有多轻视国际新闻，只要看看电视报道就能体会。台湾以外的消息非但少得可怜，偶尔有外地的新闻，也绝大多数是趣味事件或重大灾难，罕见那些能影响台湾国民生计甚至安全的重大国际经济、政治新闻。媒体则卸责地辩称，国际新闻的收视率不好，所以电视鲜有国际新闻，完全是观众的选择。
无论采信哪一种说法，其后果就是台湾人整体上缺乏国际观。印象中，台湾人想象中的“国际社会”，好像除了美国就只有日本，其余的一片模糊空白。台湾社会这种对外部世界的缺乏兴趣，与其动辄指控“中国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愤懑，形成强烈的反讽。
另一个更为强烈的反差，是台湾人普遍对中国大陆的无知无感。这种现象部分来自于“民主”的优越感，部分来自于敌视——因为厌恶中国大陆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威胁，所以索性就对岸的一切采取不闻不问的冷漠态度。这显然犯了兵家“知己知彼”的大忌。既然中国大陆是台湾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合理的做法难道不是尽一切努力，去了解这个苏醒了的庞然大物，以做好因应不时之需的万全准备吗？“灯下黑”莫此为甚。
因此，台湾年轻人在几乎不理解两岸经贸依赖关系的情况下，发动违法占领行政院大楼的“太阳花运动”，让对台湾经济相对有利的两岸服贸协议硬生生胎死腹中。尽管他们在台湾的工作机会越来越不理想，却鲜少看到年轻人愿意到对岸闯荡的雄心壮志。离开台湾十多年后，偶尔看到台湾的电视新闻，发现情形并没有改善多少。
新加坡也有自己的“灯下黑”。
尽管我们自诩为国际大都会，国人自以为从小就接受了“双语教育”，但正如李楚琳君4月24日在其“想法”专栏中指出：“原来只要懂得英文就是国际性国际化，那太简单了。”这种把英美等同于国际社会的下意识，就表现在另一种无知上面——对于新加坡的两大邻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到底有多少国人具备基本的知识呢？
日前因故前往印尼大使馆办事，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对这个近在咫尺的邻国，其实所知不多。近距离地与大使馆人员接触，发现他们似乎是个乐天的民族，也是个年轻的国度（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8.6岁，新加坡则超过40岁）。许多年轻的办事员面带笑容，亲切地接待前来更新护照、办旅行签证或女佣证件的人们。虽然花了点等候的时间，但整个办事过程基本顺利愉快。
在排队等候证件时，努力地回想自己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发现求学时仅接触零星的片段信息——千岛之国、峇厘风情、皮影戏、亚齐的穆斯林叛乱、苏卡诺的煽动演说、苏哈多的军人政变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仓皇辞庙、排华、峇淡岛的工业园区——可是这些并无法构成有效理解的知识系统。
进一步联想，同样惭愧地发现自己叫不出马来西亚所有各州的名字，也分不清它们的确切地理位置——尽管家里在“联邦”还有亲戚和故交，社交圈里也不乏出生马国的好朋友。比未曾踏足过的印尼好一些，从小至今还到访过槟城、吉隆坡、金马仑高原、云顶高原、马六甲、巴生港、新山等地；但是马来半岛东海岸以及东马，则仍是一片空白。
这种“灯下黑”的无知，同一般台湾人之于中国大陆，恐怕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别。在一定程度上，恐怕也源自一新元兑三令吉的优越感，以及对所谓的发达社会的盲目崇拜。安排旅行时，本能地会计划到“附近”的日本、台湾、澳大利亚，或者去欧洲、美国，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探索邻国丰富多彩的人文风情。
如果只是个人的无知也就罢了，让人担忧的是，类似的对邻国的冷淡心态，似乎相当普遍。对比殖民地时代，当年东南亚相对自由的人员与货物流动，让民间对区域环境有更大的兴趣和认识，至少这是所接触到的年长一辈予人的感觉。反而是独立建国以后，因为经济政策以西方世界为腹地，新一代的眼光和地理感情，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同中国大陆之于台湾一样，马印两国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对新加坡产生冲击，甚至唇亡齿寒。就这一点，继续既有的知识空白非但不智，简直可谓危险。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当下所应当补救的，是为国人从小提供关于两个邻国的知识框架。学校的地理和历史课程，必须有一种新马印的整体观；在流行文化方面，也不妨多了解他们在听什么歌、看什么电影。一旦培养了区域意识，日后就能逐渐通过日常新闻，来弥补认识上的空白。
以全世界特别是发达社会为腹地，依然将是新加坡可靠的经济战略，而印尼经济自本世纪以来，至今取得5.35%的平均年增长率，2亿6000多万人且生育率为2.47、全球排第四位的年轻人口大国，将日益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对身边崛起的庞然大物的无知，无异于对自己的残忍，在举目远眺之际，更要注意避免“灯下黑”。

原载2016年8月14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萨拉热窝时刻

 

证明“蝴蝶效应”理论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1914年6月28日发生在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夫妇在那一天遭当地民族主义青年暗杀，导致被联盟条约捆绑的欧洲列强相继宣战，酿成改变历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学者斯通（Tobias Stone）判断，人类历史很可能正走向另一轮的毁灭性发展，类似百年前因一人之死，而造成1700万人在四年里被大规模屠杀，之后引出更为邪恶的极权主义政治的悲剧。
斯通指出，因为大众的经验和知识，最远大多至父辈或祖辈的三代人时间，所以除非熟读史书，否则很容易因为这个局限，而重蹈覆辙做出毁灭性的选择。他以英国的脱欧公投为例，但更忧心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崛起，因为这同当年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崛起有惊人的类似——都是靠操弄社会大众对现状的极端不满，在夺取权力后造成千万人丧命的毁灭性后果。
这个不无洞见的观察，如今正被逐步验证。在宣布参选时被媒体当做小丑花边新闻的特朗普，已经在7月25日的共和党全国党大会上，被正式加冕为候选人。同一天民主党召开全国党大会，党主席舒尔茨因维基泄密揭露其暗中抵制希拉莉的对手桑德斯，在一片挞伐声中仓皇下台时，在2008年及2012年成功预测奥巴马当选及连任的民调专家西尔弗（Nate Silver），却公布了惊人的数据：若在当日选举，特朗普对希拉莉的支持率为57.5%对42.5%，特朗普前所未见地领先了15个百分点。
西尔弗表示，党大会召开后的民意支持度刺激效应，平均为3到4个百分点，所以15个百分点的差距绝对不寻常。况且，特朗普在党大会前的民调已经直追希拉莉。一些反特朗普的自由派意见领袖，似乎也同意这个悲观的分析。
曾任克林顿内阁劳工部长的经济学者赖克（Robert Reich）认为，从希拉莉所任命的副手人选审视，她根本不理解这场选举的意义。赖克指出，这场总统大选已经不是传统的左右之争，希拉莉任命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凯因茨（Tim Kaine）担任竞选副手，试图争取中间选民的做法，完全是误判形势。赖克分析，这场选举的主轴是反体制同体制的斗争，选民对既有体制的愤怒与反叛，正是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和桑德斯的人民革命之所以如火如荼的动力。希拉莉保守的副手人选，丝毫没有回应这股草根反叛力量的诉求。
另一组民调似乎应验了赖克的看法。尽管在妇女、黑人、拉丁裔、年轻人等各类选民中获得压倒性支持，希拉莉在占总选民近一半的群体——白人，特别是非大学毕业男性白人——却大幅落后特朗普。针对这个选民群体的焦虑，特朗普完全虏获了他们的信任。他主张的锁国、驱逐墨西哥非法移民、禁止穆斯林入境、推翻自贸协定，都呼应了蓝领白人男性选民的政治要求。他们对就业缺乏保障、收入停滞、人口种族比例改变等所导致的自身传统社会主流地位不保的焦虑和愤怒，使得他们决心不让女性担任总统。
在反对特朗普的著名自由派导演穆尔（Michael Moore）的博文《特朗普将胜出的五个原因》里，其中一个因素也是“愤怒男性白人的背水一战”。穆尔说，男性白人自立国以来连续统治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已经结束。在忍受了一个黑人总统八年后，他们无法想象再由一个女人在白宫发号施令。如果男性白人这次再输掉白宫，今后的人口结构将让他们处于永难翻身的少数派。所以特朗普公开歧视女性的煽动性语言，将能够激励他们踊跃出来投票。
在穆尔看来，另一个不容低估的因素是选民的叛逆心理。他举例说，平均教育水准高于全国的明尼苏达州选民，在1998年选出政治门外汉、前职业摔跤手范度拉（Jesse Ventura）出任州长。穆尔说，明尼苏达州选民并非愚蠢，而是他们自认可以自行其是。今天的许多选民不是认同特朗普，而是自觉可以对体制任性一次。如果再加上那些深信民主党总部偏袒希拉莉，设计出卖桑德斯的愤怒选民，希拉莉的形势将更险恶。
在民主党党大会的所有演讲者当中，数第一夫人米歇尔准确地把握了这场选举的深层意义。在她那被美国舆论惊叹为传世之作的简短演讲中，米歇尔深刻剖析为何不能让特朗普当选的原因。她完全不指名道姓地批评特朗普所代表的仇恨，并诉诸于美国人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反复提醒他们手中的一票所决定的，还包括下一代所将继承的国家。米歇尔说：“（总统必须是）那了解这个职务且严肃待之的人。那理解国家事务不是非黑即白的人……因为一旦你指尖掌握了核武器密码并指挥三军，你不能草率决策。你不能脸皮薄且倾向于鲁莽冲动。你必须冷静、克制且见闻广博。”她所批评的人格特质，都是特朗普给世人的普遍印象。
斯通所担心的“萨拉热窝时刻”，是特朗普当选总统可能导致核战争。但是在投票的前一刻，恐怕还有很多美国选民会抱着“教训体制”的心态，而且没有人会相信自己的一票将改写历史。这或许是为何人类总重复着同样历史悲剧的道理吧。

（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 yapph@sph.com.sg）

地铁公司除牌的名实混乱

 

负责投资新加坡国家储备的淡马锡控股，在政府宣布以约10亿元，收购地铁公司SMRT地铁列车和信号系统等固定资产，以便公司能专注于经营地铁服务和维修列车后，随即以SMRT最大股东的身份，宣布用11.8亿元来全面收购SMRT，并准备把公司从新加坡交易所除牌。媒体在报道这则消息时，多以“SMRT将私有化”来形容。淡马锡表示，献议收购的用意不在于增加淡马锡的股权，而是把SMRT私有化，但这不意味着地铁服务的国有化。

很多人在读了新闻后想必一头雾水。尽管法人身份为注册公司，淡马锡控股的唯一股东是财政部。控股成立的原因是按照自由市场的商业原则，管理并投资新加坡政府的资产，让财政部得以专注于制定政策。因此，虽然以商业公司的身份在市场活动，淡马锡的资产均为政府所有。一旦淡马锡全面收购了SMRT，后者就完全是政府的资产了；把这一举措形容为“私营化”，自然容易引起认知上的混乱。

“SMRT将私营化”的说法，是从“除牌”这一结果引申出来的。在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的法人身份，英文统称为“公共挂牌公司”（publicly listed company），因为大众（包括外国基金）可以经由持有公司股票，而成为其股东，因而让公司具备了“公共”性质。这是相对于“私人”（由家族或少数个别股东所拥有）的公司。挂牌的“公共”公司必须遵循上市的严格标准，包括公司的重大人事任命、会影响股价的商业决策、季度业绩等，都必须保持公开透明。在这个意义上，公司除牌，相对而言自然就是“私营化”了。

可是，淡马锡说除牌后的SMRT不意味着地铁服务国有化，同样容易造成混淆。因为淡马锡虽然是商业公司，其主人却是代表新加坡政府乃至全体公民的财政部。说淡马锡所拥有的资产不是国有，的确挑战了人们的常识。这中间或许也存在翻译上的问题。英文的nationalisation可以同时指“国有化”“国营化”。SMRT除牌后，还是作为一家企业、按照市场逻辑经营的公司，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国营”尚可，但它也绝对不是一家“私有”的公司。

这种名实之间的混乱，恐怕也是本地地铁服务问题的一部分。当初把SMRT挂牌上市，成为了public的公共公司，好像同社会集体的公共利益不相违背，但是回头审视地铁服务的重大问题，几乎都是在挂牌之后发生的。首先，挂牌后并非所有国人都是股东，有一小部分的股份为外国基金所持有。SMRT作为上市公司，必须为股东“创造价值”，成为资本的摇钱树。

其次，作为盈利机构与SMRT同时肩负公共交通提供者的角色，不可能没有矛盾。由于车资不能由SMRT任意定价，公司只能在其他方面“创造价值”，包括积极从事车站店铺租赁与广告等方面的业务。2011年地铁服务大瘫痪后的调查报告就指出，SMRT忘记了本身以服务公众利益为前提的工程公司的核心定位。

“效率”“创造价值”，都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所兜售的美好理念，借强调市场的能力来贬低政府的作用，认为监管会削弱市场的运作。但是美国舆论在总结自里根总统以来所信奉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时，发现几十年下来，竟然是“价值私有化，成本公有化”。

当年决定让SMRT上市，打的旗号正是“价值解锁”（unlock the value）与提高效率。经由股票和股息所释放出来的价值，仅让少数的持股人获益，但SMRT忙着创造价值，减少维修成本所爆发的地铁大瘫痪恶果，却是全社会必须共同付出的巨大代价。所谓的市场效率，同样并没有因为SMRT挂牌成为“公共公司”而有所提升，反而有赖政府最终注巨资回购，才能继续保障其盈利的可能。这种经济学上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由他人来负自己所造成的风险——也只能以除牌的方式化解。

孔子一早便意识到名实相副的重要性，因为所有的道德败坏，都是从名实脱钩开始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则天下大乱矣”，一旦名无法证实，就失去了判断好坏是非的标准，文明社会的秩序就失去了根基。与大多数轻视正名重要性的人一样，孔子的弟子子路听孔子说政治的第一要务是正名，本能地认为是迂腐的想法。孔子告诫子路，名不正的后果，将是“民无所措手足”，权力就得以指鹿为马。

撰写批判极权政治巨著《动物庄园》《一九八四》的英国作家奥威尔对此也有深刻的体会，他在小说里所创造的描绘权力如何颠倒黑白的词汇如“新语”（Newspeak）“双想”（Doublethink），后来都收入了权威字典，成为后人形容和揭露滥权者的照妖镜。就如对“市场”的迷信一样，当前对“民主”的崇拜，迷糊了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准确判断。

流产的土耳其军事政变因试图推翻民选政府，行为缺乏政治正当性而失道寡助。但总统埃尔多安此前大肆打压政治异己，利用伊斯兰削弱世俗政治体制，已经被舆论批评为违反宪法。他在平变后对公务员、军队、司法、学术、教育、媒体等领域一夕肃清数万人，恐怕更是另一种政变。军队政变是否“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恐怕不无讨论余地。西方舆论并未因埃尔多安代表“民主”，而对其利用政变进一步颠覆民主保持沉默，也可见名正言顺之关键。

SMRT除牌无疑是正确的做法，然而正确地形容它也非常重要。它不应当再是一家“公共公司”，可是这也并非是“私有化”。

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 yapph@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