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前雪与瓦上霜

大学时有一回在上完孔孟课后,与师长在食堂继续讨论,谈到青年为何要关心国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察:当青年需要关心国是,大半已经处于乱世了;对政治漠不关心的青年,则应该是幸福地生活在太平盛世。近现代的明显例子,莫过于中国的“五四”和“六四”这两场学生政治运动。当时最能反映美国青年面貌的名词,则是“雅痞士”(yuppie,年轻城市专业人士的英文简称),他们生活安逸,未来看好,根本不必过问政治。
这些有趣的现象当然并不完全准确,孤立地看待,似乎是如此,但世事毕竟是变动的。被对手斯大林暗杀的俄罗斯近代政治家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就说过:“也许你对战争不感兴趣,但战争会对你感兴趣”;美国政治界也有类似的俗语:“不为桌上客,即为盘中餐”(If you are not at the table, you are on the menu)。换言之,政治冷漠或许是一种代价不小的假象,当事人自以为超然清高,却不知命运已经为他人所决定。
日本千叶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副教授蔡孟翰在《为什么学政治学》一文中说:“政治自古有之,无所不在,无比重要,不管你爱不爱,攸关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时时刻刻都活在政治的笼罩之下,简直是如庄子所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指出,政治是人类群居所必需的条件,尽管不同社会的政治好坏各异,但是总比奉行丛林法则的自然状态强。失去了政治安排的保护,或者所在的社会政治失败了,剩下的只有“饥饿、死亡与难民营的生活”。
自诩为民主守护神的美国,其公民对政治的冷漠,比例却是成熟民主国家当中最高的。正在挑战希拉莉代表民主党参选2016年总统选举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曾形容,美国青年关心和参与政治的程度之底,是“国际耻辱”——美国选民的投票率在全球排名第120位,80%的美国青年和低收入者在选举时不投票,只有36%的美国人知道哪一党掌控国会。二战后历任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介于52%至64%;国会选举更糟,2014年的中期选举更创下了36.6%的新低。
这或许符合前述的观察,因为国家政治相对清明稳定,更多人仅须自扫门前雪,日子照样过得好好的,但真相恐怕更为复杂。金钱政治的泛滥、民主共和两党缺乏实质意义的恶斗、媒体对政治报道的娱乐化及八卦化,可能都使得越来越多选民感到无力改变现实,甚至对政治产生厌恶,而逐渐变得冷漠。与此同时,亿万富豪通过政治献金控制了两党政客,主导重大政治议程,民主政治沦为寡头,进一步把选民的意志拒于门外。越来越多美国人觉得日子难过了,社会越来越撕裂了,他们对政治的关心不够,难保不是原因之一。
青年因而需要关心政治,可是其中仍然有个分寸与程度的问题。相对于政治冷漠,政治狂热同样是不健康的。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和香港的占领中环行动,参与主体均是年轻学生。他们对待政治的问题并非关心不够,而是过度关心,逾越了学生专心向学的本分。这当然并非他们的错,而是成人理应负责的主流政治辜负了青年学子。狂热意味着情绪盖过理性,任何社会议题都能轻易被政治化,因而也更难以获得妥协折中的解决办法。长此以往,社会将陷入空转,社会成员的生活品质和精神面貌自然也会被波及。
台湾民众对社会高度政治化的弊端深有所感,可是至今却无法完全改变这个现象。香港历来都是政治冷感的典型,可是近来却步入台湾的后尘,社会无一日不发生政治对峙。年轻学生更深涉其中,不能自已。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是社会成熟的表现,另一些人或许觉得对社会的伤害代价太大。关心政治当然是每个社会成员的义务,但是当人人无日不面对政治之时,社会的正常运行必然会受到影响。其中的利弊取舍,确实难以有共识。
新加坡在建国初期,民众具备高度的政治热情且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自独立后,则开始了去政治化的趋势,这被本地政治学者陈庆珠形容为“去政治化的行政国度”——技术官僚决定一切,把行政效率奉为最高之善,不少政治上困难的长期性决策,因而得以顺利通过并成功执行。但是,经历了2011年大选之后,陈庆珠却表示:“我们需要政治人物。技术官僚已经够不上了。技术官僚必须转型为政治人物。”她在2012年说,新加坡社会正进入一个再政治化的阶段。
跟香港一样,社会的再政治化是祸是福,恐怕见仁见智,可是这个趋势相信还会持续下去,国人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积极地看,社会再政治化的结果,是祸是福将由国人的抉择来决定。“不为桌上客,即为盘中餐”,莫管他人瓦上霜,对公共事务不闻不问或作壁上观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这并不是说人人都得投身政治之中,因为这不是成熟社会应有的现象。至少,身为民主社会的公民,总得履行基本的义务,多关心时事,不时把眼光投向身边的琐事之外;多充实自己,以具备足够的常识去看穿政客的花言巧语;多思考自己为人处世的理念,避免因短期利益的诱惑,而牺牲了长远的价值。未来的确掌握在我们手中。

原载《早报星期天·想法》2015年8月23日

发表在 News and politics, 得鱼忘筌 | Tagged , , , , , , | 发表评论

风雨飘摇的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政治,已经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至今还没有一位在任的首相,面对公开要求其下台的舆论压力。虽然对延烧了数个月的一马公司弊案的调查还未有结论,纳吉的政治诚信,已然因为其在对应贪污指控时,表现得进退失据而遭到严重质疑。然而背水一战的纳吉,展现了顽强的政治意志力,在副手慕尤丁不断追打一马公司弊案,可是对直接逼宫还举棋不定之际,他闪电宣布改组内阁,果断撤换慕尤丁,更终止了领导弊案调查的特别行动小组的总检察长阿都干尼的职务。同时,准备在国会就弊案进行听证的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诺嘉兹兰,也在内阁改组中被委以内政部副部长职务,另三名委员同样出任副部长。这延缓并打乱了听证会既有的议程。
一马公司弊案发展至今的形势证明,掌控国家权力机器才是决定性的王牌。尽管各种不利于他的表面证据一再浮现,社会舆论沸腾;反对党联合社会团体,正开始动员民众集会抗争;仍然具有一定政治实力和影响力的前首相马哈迪,更公然呼吁他下台,但看似四面楚歌的纳吉,还是顶住了排山倒海的压力,甚至不时反手回击,封锁接连爆料的海外网络媒体,吊销尖锐报道弊案的国内媒体的出版准证,限制指控他的反对党人出境。纳吉唯一需要担心的,是巫统内部的对手会否集结起来。
与任何强大的政治组织一样,独立以来领导马国政治至今的巫统,在全国拥有盘根错节且根深蒂固的势力,基本上无惧外部的挑战;真正会颠覆巫统统治的力量,更多来自内部的分裂。身处权力中心的纳吉深谙其中利害,所以在变生肘腋前直接革除慕尤丁的副首相职务。下一步要观察的,是他是否有足够的实力,把慕尤丁从更为重要的党职——巫统署理主席——拉下马,因为巫统最高理事会,才是决定权力斗争的最终胜负所在。对于纳吉而言,只要确保党内反对派难以就替代他的人选取得共识,他就能继续稳坐钓鱼台,以拖待变。
另一个对纳吉有利的局面,莫过于在野党阵营的内讧。在民联实权领袖、公正党党魁安华入狱后,唯一能维持民联三党表面团结的因素不再。由少壮派宗教司所组成的伊斯兰党保守派,在6月初的党内选举中,一举打败了开明派专业人士,全面掌握了伊党的控制权,同时也让自己同民联友党——民主行动党——的分歧全面公开化。双方在实行伊斯兰刑法的问题上决裂。在党内败选的伊党开明派集体出走,另立“新希望团队”并准备在9月14日成立新政党,争取重启与民行党及公正党的联盟关系。
分裂的伊党面对党内精英集体出走,在来届大选中能否有足够的资源和实力维护战绩,显然是一大挑战。虽然伊党还强调自己的在野党身份,然而现实的政治考量,可能会让纳吉有机可乘。在《华尔街日报》报道七亿美元流入纳吉私人账户后,伊党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要求纳吉“立即休假”,以便特别行动小组能独立及透明地调查《华尔街日报》的指控。但是,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却在另一场合耐人寻味地表示,按照伊斯兰教义,《华尔街日报》必须提供四名证人来为指控背书,流露了对纳吉欲拒还迎的暧昧态度。
这场政治危机对马国的影响深远难测。首先,首相的政治诚信遭质疑,然而举国竟莫可奈何,一定程度上已经上升为宪政危机——体制在出现自身的重大利益冲突时,完全无法通过制度的权力制衡,发挥自我纠正的功能。当越来越多民众对国家体制失去信任,寻求体制外解决的心理势必得到强化。这对马国的民主发展,显然并非好事。
其次,一马公司弊案对纳吉个人的伤害已然形成,无论以什么方式渡过危机,今后他势必将面对长期的治理难题,国政的运作在朝野猜忌对立的情况下,终究难以顺利开展。政治不确定性的增加,将打击经济表现。令吉今年来对美元已经下挫了9%,跌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的低点,可是出口反而在第一季下跌了2.5%,并在第二季继续下跌了7.8%。央行为了扶持令吉,在6月底动用了50亿美元。马国的外汇储备或跌破1000亿美元,这是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低点。马国国债有一半(约480亿美元)为外资所持有。这些都可能导致马国主权评级被下调的压力。美联储利率或国际能源价格的变动,将增添马国经济的脆弱性,而丑闻缠身的政府显然心不在焉。
第三,或许也是最值得担心的,是经由这场丑闻所爆发的权力斗争,可能会引爆撕裂马国社会的“政治核子弹”。伊党在分裂后非但实力削弱,在意识形态上更趋保守,唯一的生路,就是借鼓吹马来种族主义来合理化自己的宗教意识形态。在实际操作上,它或许只能选择向巫统靠拢。同样的,纳吉政府已经采取敌对势力意图推翻合法政府的“阴谋论”论述,来妖魔化对手,一旦巫统党内出现政争,当权派自然得通过诉诸保护马来人权利的立场迎战;届时若把挑战者形容为试图剥夺马来人利益的集团,以催化马来支持者的恐惧心理来巩固权力,逻辑上必然引向种族政治。
安华一夕之间由副首相沦为阶下囚的前车之鉴,或让纳吉不敢想象失去权力的后果。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氛围里,权力斗争如果白热化,不能排除谁都难以抗拒引爆“政治核子弹”的诱惑——塑造假想敌,利用种族排外情绪来动员和团结支持者。在社会人心浮动,对国家体制失去信任和耐心之际,任何谣言都足以导致容易失控并扩散的暴力冲突。7月11日吉隆坡刘蝶广场事件,不妨视为一种可怕的预演。如今只能衷心地祈求天佑马来西亚,否则在长堤另一端的我们,恐怕得设法避免成为池鱼。

原载2015年8月2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发表在 得鱼忘筌, 新加坡,时事 | Tagged , , , , , , , | 发表评论

民无所措手足

香港哲学学者李天命曾经调侃说,不会有人举着“坚信1+1=2!”的标语游行,或者高喊“坚持相对论!”“坚持量子论!”“坚持数理逻辑!”“坚持以上三个坚持!”他说:“大抵越是可靠的论断,越不需要宣传口号去支撑;越需要靠宣传口号去支撑的论断,越不可靠。但有许多与大众有切身关系的教条学说,都是靠宣传口号来支撑的。”
李天命指出:“这些东西本来只像吹得胀满的七色气球,只消针尖一刺,便溃破成风。可惜一般人并没有那样的针。于是野心家就能兵不血刃,仅用宣传口号便将群众征服,如同不必开枪的猎人,专门猎心。”宣传口号之所以能迷惑人心,就在于其炫眼的华丽外表,诸如“自由”“平等”“博爱”,大概没有多少人有理由反对;否则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兰夫人,也不至于在被送上断头台前,留下“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名言。
当然,很多时候确实是因为一般人缺乏足够的知识,去揭穿惑众的妖言。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就是看准这点,才会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但更多时候,一般人更是因为缺乏“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信心,他们只想安分地过自己平凡的日子,并不愿意成为容易挨枪的出头鸟。最后,当谎言成为真理,他们要过安分日子的愿望也终究落空,一如德国著名的反纳粹神学者及路德教派牧师尼默勒(Martin Niemoller)诗作所说的:“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谎言之所以能取代真理,其中的一大伎俩就是掏空代表客观事物的符号。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从对世界的认识,并用文字概念记录下来开始的;接着再用这些概念彼此沟通、合作,于过程中增进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逐渐形成系统的知识,如此经年累月地良性循环,才能够发明创造。同样的,文明的道德价值构建,也仰赖文字符号与抽象概念的对称关系,由此才可以确定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野心家要征服群众,最便利的办法就是把“名”与“实”脱钩,让人无从判断辨别。
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庄园》就有这样的警句:“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第二句是掌握了庄园权力后的动物,在原来第一句的革命标语所添加的。显然,“平等”在这里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而是任由权力者随意解释的概念。以名害实并非小说情节,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秦相赵高当着秦二世的面“指鹿为马”。他公然把牵上宫殿的鹿指称为马,当秦二世说那明明是鹿时,赵高就乘机逼满朝大臣表态。那些有良心却胆小的低头不语,而惧怕他权势的纷纷附和说是马,敢说实话的大臣最后都被赵高杀了。
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事,也不局限于历史。在1990年代瓦解的苏联,其主要宣传平台就叫《真理报》,苏联人民形容它是“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他内容都是假的”。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从其父金正日手中继承权位。这个政权则是其祖父金日成所创建的。换句话说,平壤政权已经父子相传,世袭三代了;可是其正式的国名却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共和”原本是指没有皇帝或个人独裁的开放政体,“民主”也意味着得通过自由选举竞争来获得选民委托权力,但是掌握朝鲜所有“人民”绝对生杀大权的金家,却偏偏要使用这些被视为隐含正面意思的词语来自我标榜。
既然是“民主”的“人民共和国”,就理应举行选举。这也难不倒有心人。于是,“等额选举”应运而生。选举本来是要多于一个人选的竞争,但是到了野心家手里,还是能通过掏空其实质,保留其符号的做法,在符号名词前加上“等额”这个前缀,只手遮天。因此,平壤能公然表示,朝鲜的领导人都是“选举”出来的,符合“民主”程序。政治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如果被野心家用以名乱实的伎俩迷惑民众,最后必然是在失去价值判断标准的乱世里产生暴政。
企图利用相同手法牟利的情形,在日常生活里也不少见。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我几年前外派亚洲某城市工作时的遭遇。一天有人突然找上门,表示有一幅画作,是某大师级画家多年前为我所服务的机构而画的。对方希望能“物归原主”,以完成一庄文化美事。见面一谈,本以为这样的文化美事该不会有铜嗅味,不料对方表示,画作是“有偿赠予”。明明是一宗要金钱交易的买卖,却别有用心地扭曲为道义上的赠送——这是我第一次亲身见识到文字可以如何被强奸的恐怖经验。
自此我对任何把约定俗成的名词加上前缀词,试图在概念上偷天换日的做法深感警惕。试想,如果“赠予”是要给钱的,“选举”只能投票给一个人,如此以名害实,以辞害意,文明秩序最终必将崩解。因此,对特别是出于良善动机,要来篡改词语内涵的企图,皆应有所保留,一如西谚所言:“通往地狱之路,由善意铺成”(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如果词语指涉与大众有切身关系的重大制度,更必须坚决反对,一旦走出了擅自更动名实关系之路,就必然给野心家开门揖盗。《荀子·正名篇》说:“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
孔子最早意识到名实不符的祸害,当他的弟子子路问他为政之道,孔子直接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因为如果“名不正”,后果只能是天下大乱而“民无所措手足”。

原载2015年7月12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

补充阅读:

《联合早报》社论:“爱情胜出”的祸害
2015年6月29日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周五以五票对四票,裁定同性婚姻合法化,并强迫全部州属服从,非但举国惊动,全世界舆论也高度关注。被视为游离票的肯尼迪法官,在代表多数票撰写被网民广为流传的判词时指出,同性恋者正是因为尊重婚姻制度,才会积极争取同等的权利。他说:“他们要求在法律面前获得平权的尊严。宪法赋予他们这个权利”。支持同性婚姻者闻讯欣喜若狂,纷纷形容判决是“爱情胜出”。

同性婚姻合法化是美国社会意见分歧最大的课题,最高法院的判决非但不能平息争议,反而引发了更大的分化。反对合法化的保守派纷纷谴责最高法院越权,违反了宪法精神,因为联邦政府不得干预各州的立法权,最高法院以判决的形式,强迫所有州属接受同性婚姻,等同于侵犯了各州代表当地民意的立法权。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更呼吁废除最高法院,或者要求修改总统委任大法官的终身制,由人民投票选举取代。

判决也引发了宗教迫害的担忧,因为反对同性婚姻的多为基督教团体,他们担心最高法院强迫全国接受同性婚姻的做法,将让他们基于宗教信仰而反对的立场变成违法。美国立国的先驱,正是为了逃避欧洲的宗教迫害,而远渡重洋来到北美洲开始新生活。美国宪法更明确保护信仰的自由。同性婚姻的裁决,因此引发了最高法院是否违宪的争议。

反对同性婚姻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反对意见文中,也暗示了判决可能逾越最高法院的权限。他表示,赞成同性婚姻的美国人可以因各种理由庆祝判决,“但是请不要庆祝宪法的成功。宪法和同性婚姻完全无关。”他也批评多数派的五名大法官“明确拒绝了司法审慎,忽略谦逊,公开依赖于他们想根据自己的‘新见解’重塑社会的欲望”,并质疑判决“强制改变一个数百万年来形成人类社会基础的社会制度”,责问自以为是的同僚“我们到底把自己当成谁了?”

同性婚姻判决除了美国国内的宪法原则争议,更关键的还如同罗伯茨所提出的文明基础的隐患。同性婚姻合法化根本否定了男女之别这个自然生理事实,并颠覆了婚姻制度调理男女关系的终极意义。同性婚姻漠视了男女结合能创造新生命的可能,因而必须有礼制的轨范,确保人类物种繁衍的秩序。按照肯尼迪的意见,则婚姻的内涵仅仅是同性恋个体要拥有和异性恋者同等的权利,表达对伴侣的感情和忠贞。

按照这个“爱情胜出”的逻辑,婚姻只是要满足个人的心理与生理欲望,只要不对他人构成实质伤害,其他条件都不足以当做反对的理由。如果这个逻辑成立,只要两个同性者宣誓自己深爱对方,兄弟或姐妹也可以成婚——他们同样不对他人构成实质伤害,当然这很可能不包括他们父母的心。这种基于个人权利却丝毫不考虑群体后果的思维方式,其危害显而易见。

“以名害实”是孔子最戒慎恐惧的弊端,因为名实不符为专制暴政创造了欺压人民的空间。以《1984》和《动物庄园》等批判专制独裁的讽刺小说而闻名于世的英国作家奥威尔,对此就有深刻的体悟。“到最后,党可以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就不得不相信它”“所有动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诸名句,不啻政治成语“指鹿为马”的西洋版。犹如世袭的平壤自称为“民主共和国”一样,“同性婚姻”以尊重婚姻为名,事实上却在掏空婚姻的实质内涵。

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之所以引起全球关注,因为美国仍拥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其流行文化的软实力更是无远弗届。美国民意对同性婚姻的大逆转,最终导致最高法院就从于民粹,正是美国人多年遭其潜移默化的结果。对同性恋者的尊重和包容,确实是现代文明进步的象征,但这与同性婚姻合法化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以自由、人权、平等之名,破坏男女人伦之实,对人类文明所带来的长远冲击,不容忽视。世人对此看似代表进步、包容价值的判决所可能带来的破坏,必须有非常的警觉。

发表在 Uncategorized | Tagged , , , , , , , , , , , , , , , | 发表评论

知我罪我的“唯才是用”政策

执政前与敌对党的激烈斗争,使得李光耀很早便深刻体会到人才的重要性。在他的回忆录里,李光耀对于政治对手以及深受左派思潮影响的华文教育群体的人才济济,表露出钦羡而畏惧的复杂心理,这对他上台后的政治理念影响深远。从他时刻留意吸收身边的人才,以及把人才吸引到政府部门和行动党的流程高度体制化——即为国家与执政党培育精英,输入新血,又同时阻断对手吸纳人才的能力——生动地展现了他在政治上的敏锐以及高瞻远瞩。
李光耀在1971年的一篇经常被后人引用的英语演说中,对当时国家治理的状况直言不讳地说:“在民事服务、警察部队、武装部队服务的杰出人才、法定机构的主席及其高管,已经为政府的政策制定出细节并付诸实践。这些人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学校。新加坡是个唯才是用的社会。这些人凭借自己的功绩、努力与良好表现升任高位。他们是一群紧密联系并协调有致的坚强核心。如果这300人同乘的珍宝机坠毁,新加坡也将解体。这反映了我们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领导层之微小。我们必须,且我们必将之扩大。”
这种对治国人才近乎偏执的态度,贯穿李光耀的政治生涯,也成为了治理新加坡的关键理念。他在自传《李光耀回忆录》第二册的结尾时指出,新加坡要减少失败的风险,就必须坚持基本原则,包括“唯才是用,尤其是政府领袖,必须由最能干的男女担任”。然而,李光耀对于人才的认定,也同其政治理念一样的务实,包括必须“学以致用”;但他对“用”的理解,则显得过于片面。
《李光耀回忆录》第二册第22章“共和联邦俱乐部”,记录了他在1966年与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一顿晚宴:“出席者有一些他的高级部长,还有在恩克鲁玛完成学业的大学里担任校长的一名年轻人。这个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叫亚伯拉罕,年龄不过30岁上下,是牛津大学古典文学系一等毕业生,也是全灵学院的研究生。恩克鲁玛非常以他为荣,我也惊叹于他的才气。但是我觉得奇怪,一个那么以农业为生的国家,为何把它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送去攻读古典语文研究——拉丁语和古希腊语。”
这种对待人才的务实——批评者形容为短视狭隘——的态度,在建国后的最初二三十年,不但保证了新加坡党政体系的活力,也决定了教育体系的基调。其成功之处是在于政府通过奖学金制度,把成绩最好的学生吸收到体制内——公共服务奖学金、武装部队奖学金、警察部队奖学金,并以象征最高荣誉的总统奖学金——为国家栽培和储蓄了大量人才。这些优秀生在海外(主要是英美)顶尖大学留学,学成后加入公共部门及军队、警察,逐步成为这些部门的领导者。表现出色、忠诚可靠并有意愿者,还被行动党吸收为从政候选人,成为国会议员乃至于最终出任制定政策的内阁部长。
奖学金制度的特点,在于其做到了唐太宗所谓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效果。这意味着政府及行动党得以在人口不多的新加坡,近乎全面地垄断社会俊杰,阻断了反对势力壮大的潜力;对于国家而言,尤其是独立后的最初二三十年,它也促进了社会流动性,达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综合起来,吸收及善用人才,为新加坡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新加坡公务员队伍有效、廉洁且声名远播,“唯才是用”政策功不可没。比如,总部位于香港的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PERC),2012年评比亚洲公务员体系,新加坡继续名列第一。
应当说,李光耀对网罗人才为国服务念兹在兹且身体力行,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新加坡政府在他退居二线后保持高效运行,政治过渡平顺,与国家体制内人才济济不无关系。1971年共乘一架珍宝机的“300壮士”,在李光耀退休时,散布在内阁团队、民事服务、警察部队、武装部队、法定机构,乃至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约六成的政联公司的精英人才数量,恐怕已经可以坐满一个机队了。
“唯才是用”政策的成功有目共睹,但遭到批评也在所难免,其中引发较大批评的是政策实施背后的精英主义心态。比如,在上述政府奖学金得主当中,具备上珍宝机资格的其实并不多,他们才是决定新加坡命运的极小数。获得政府奖学金凭的是高中的成绩,那些在大学毕业时成绩特优的得主,才会被吸收成为“行政服务官”。根据管理公务员队伍的公共服务委员会官方网站介绍,他们是公共服务的最核心,由常任秘书、副常任秘书、法定机构主官等顶级公务员组成。
行政服务官系统延续自英国殖民地政府制度,李光耀认为,他们的品质决定政府公共政策的成败。他在回忆录里记述了与两名印度公务员共进早餐的经过——他们是英国殖民印度时高标准录取的“行政服务官”,其中一人缅怀殖民地时代,数百名“行政服务官”就足以代女皇政府把4亿5000万印度子民管理得井井有条。李光耀不无感慨地评论说,独立后的印度政府“不那么坚持于精英制度或规定通过考试来决定谁进入名校或顶尖大学”。他说:“英国时代的印度公务部门官员,是从印度举国精英中精挑细选的。一个印度平民必须才华出众,才能加入这个顶尖的英国公共服务行列。……民粹主义者施加的压力降低了录用标准,同时导致公务员之间的沟通水平下降。”
因此,李光耀对新加坡“行政服务官”水准的要求非常严格,因为他们不但是治理新加坡的核心团队,也是行动党从中吸纳候选人入阁的主要人才库。一旦成为“行政服务官”,这些精英公务员会被赋予普通公务员所没有的训练与工作机会,一般到30岁出头就已经被委以重任,薪金也比普通公务员优渥——常任秘书级别的官员年薪至少100万元,资深常秘更可以获得近200万元。他们在壮年退休后,则仿效日本精英官僚的制度安排,大部分继续到政联公司出任高薪职务。李光耀相信,为了与私人企业界竞争这些出类拔萃的精英,高薪是必要的手段。当然,高薪也可以确保他们对体制的忠诚。
为了筛选出这些精英,整个教育体系越来越偏重于考试与分流,通过成绩甄别出同龄孩子当中最聪明的5%。筛选过程从小学四年级的高才教育计划(天才班)开始,层层淘汰。对于天赋异禀的孩子,无论家庭背景如何,只要能在学校考取好成绩,就有可能成为收入丰厚又享有社会地位的高官,从此改变命运。但是命运可能取决于一分之差的残酷现实,对于普通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和体制内的老师,都变成越来越变成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惨烈竞争。教育理念显得被分数主义所主导,课外补习则迅速茁壮,在2014年成为年值11亿元的产业。
这套精英制度,在网络时代公民意识普及之际,开始面对李光耀所担心的“民粹”压力。公务员本来就比私人部门相对要有“铁饭碗”;顶级公务员的高薪,加上他们基本上自毕业后一直到退休,只要不犯法,就终身享受国家的优厚待遇,生活无忧,自然会被质疑不知民间疾苦。另一个重要的副作用,是经历层层残酷竞争上位的精英,会把自己的高薪与地位视为理所当然,而忽视了公共服务乃至从政的社会义务。这种“治人”和“治于人”之间的矛盾,更因为部长加薪问题而持续成为困扰新加坡政治的关键课题。
李光耀1985年3月在国会中,与当时的工人党议员惹耶勒南激烈辩论部长加薪。李光耀坚持政府必须防止私人企业用高薪争夺顶级公务员,且吸引在私人企业界的人才从政。1994年,从总理改任资政的他干脆在国会动议,采取一套计算公式,试图一劳永逸解决部长薪金的争论。在历次的辩论当中,对于从政及公共服务涉及的“牺牲”,以及用金钱衡量政治与公共服务会否导致异化,成为正反两方交锋最激烈的地方。
李光耀把高智商等同于精英的单向定义,以及把高薪当做吸引他们从政唯一动机的假设,在他从总理位置退下后一直引发民间的激烈议论,并困扰着后续的政府。他坚持精英高薪的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过。不幸的是,他把精英局限在一流脑袋,并假设高薪足以保证精英不腐败的看法,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时遭到了严厉的检验。至今逐渐形成的共识认为,席卷全球的危机之所以爆发,全是华尔街金融高管不负责任的贪婪心态所致。投资银行高管利用高薪招揽名校毕业的顶尖人才,发明各种难以监控的有毒金融产品,通过全球化网络销售出去,使得危机一发不可收拾。李光耀在2007年4月访问澳大利亚后接受媒体访问,为部长高薪辩护时还说:“你必须支付市场价格,否则人才将加入摩根斯坦利、雷曼兄弟或高盛集团,然后你只剩下无能的人(从政),你的损失将是以数十亿元计。”
“唯才是用”政策,确实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因素,李光耀对吸收人才的重要判断,至今依然有效。可是,政策背后的精英主义思维,尤其是李光耀对部长高薪的坚持,却推高了民众对高官的期待。任何政策上的失误,“官无所值”都会是舆论批判背后隐约的心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公共课题的理性辩论,也让政府与民众之间出现一道情感鸿沟。李光耀所提倡的“唯才是用”政策,会继续是新加坡治国理念的重要原则,如果政府在2011年大选后主动给部长减薪是一种征兆,他想一劳永逸用高薪解决治国人才不易延揽的想法,恐怕还将面对检验。

原载《怡和世纪第26期》

发表在 怡和世纪, 新加坡,时事 | Tagged , , , | 2条评论

别无选择

上网办理好登机手续,只需要提前90分钟到樟宜机场就行。跨越印度洋、中东和欧洲大陆的飞行旅程,仅12小时50分钟就完成了。因为时差,在英国希思罗机场降陆时还不到傍晚,从机场乘搭地铁到伦敦仅花费1小时,且每15分钟就有一趟。下车后带着行李步行到酒店,办好入住手续,天色还未暗。尽管航空距离1万零800多公里,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从住家来到一个陌生大陆的陌生城市。
因为新航的促销活动,打动了我们远行的念头;也因此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全球化的威力。在交通如此便利且相对便宜的当下,人口跨国界的流动变得更容易。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到更好的环境安身立命,一直是人类历史的大命题之一。虽然欧元区自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后元气大伤,至今依然因为希腊“脱欧”的威胁而前景不明,但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的移民,这里仍然是改变命运的福地。
无论是在伦敦或者是在续程的巴黎,这些传统的国际大都依旧是全球移民的大磁铁,无论是合法或非法,他们总会想方设法前来谋生。下飞机后在希思罗机场的咖啡店买三明治果腹,冲泡咖啡的是英语腔调怪异的意大利青年;在下榻的精品酒店,无论是前台服务员或大堂行李员,均是口音浓厚的东欧人或俄罗斯人。德士、巴士司机也不全都是本地人了。
肤色已经不成为判断本地人或新移民的根据,我们在游览剑桥,排队坐船游河时,船夫问起游客来处,排在我们后面的两个印度姑娘,意外地用道地的英语回答说“伯明翰”。旅游纪念品商店的售货员,不少也是这类来自南亚次大陆的“老移民”。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英国人”的概念,已经和历史上的形象大相径庭。
法国也是如此。我们在巴黎所下榻的酒店位于第六区,附近的街道上满是咖啡馆和餐厅,信步走过就发现了卖越南菜、印度菜、日本菜等餐馆,其中一条街上的四家日本馆子,有三家还是中国人开的。酒店对街是一家中国人开的馆子,除了一半的柜子摆卖法式包点,另一半摆的却是卖相极好的中餐,有烧卖、水饺等点心,也有麻婆豆腐、扬州炒饭等自助餐式的外带菜肴,而且味道并不特别西化。店主是个精干的温州妇女,来巴黎超过20年了。在聊天时,她聘用的当地法国白人业务经理,正坐在另一桌与人谈生意。店主解释说,她的业务也包括为婚礼、商务会议提供中式自助餐。回国后听同事谈起,原来单在巴黎的温州人,估计就有20多万。
在伦敦和巴黎的大街小巷,都不难听到来自全球各地的南腔北调。我们在巴黎排队买票时,售票的是能讲英语和法语的西班牙姑娘。店外两名肤色黝黑的清洁工一边推着装满垃圾的手推车,一边用法语呼请人龙“借过”,但他们自己相互交谈时,入耳的却是能辨别出来的淡米尔语,虽然一句也听不懂,可是在遥远的欧洲城市听到这个熟悉的“乡音”,那一刻的心情还是相当复杂的。
全球化所带来好处还有很多。对于游客而言,至少除了听到“乡音”,还能尝到自己习惯的口味。我们在伦敦的酒店附近吃了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做的椰浆饭、在伦敦唐人街吃了被《金融时报》形容为世界最好的港式烧鸭、在巴黎吃了两顿由日本师傅做的地道的日本料理。价钱当然稍微高一些,却也相当合理。
这个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是很清楚的,虽然“物离乡贵,人离乡贱”,但对于这些合法或非法的新移民,离乡背井去国际大都会碰运气,总比困守一辈子的贫穷强。动身前的热点新闻,正是从北非前仆后继,命丧地中海的难民,让欧盟各国穷于应对。对于发达国家,这些送上门来的廉价劳动力自愿被剥削,何乐不为?伦敦和巴黎的中上阶级能以负担得起的价格,享受新移民的劳动成果,同国际资本到处寻求最高的回报率一样,都符合经济教科书冷冰冰的供需原理。
但是,教科书讨论得相对少的隐形成本,却同样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如同主权债务危机一样,移民问题也在欧盟成员中形成分裂。首当其冲的南欧国家尤其是意大利,要求其他欧盟成员负担拦截难民船的开销不果,而个别成员国已经开始拒绝接受上了岸的难民。作为从中东和非洲经巴尔干半岛进入欧洲的移民中转地的匈牙利,6月17日宣布要在与塞尔维亚接壤的边境,筑起一堵4公尺高的围墙,防止非法移民涌入。英国首相卡梅伦25日针对非洲移民利用英法海底隧道,大规模偷渡到英国的现象表示“不可接受”,并誓言强化执法禁止。
移民到来后的融入问题,是欧洲发达国家面对的另一挑战。巴黎远郊伊夫林省特拉普市2013年7月19日爆发警民冲突,因为一名身穿伊斯兰全身罩袍的女人被警察检查,女子的丈夫愤而攻击警察,结果被当地警察局拘留。法国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穿着罩住全身只露双眼的罩袍。数百名伊斯兰青年随后包围警局,双方爆发冲突。2011年8月,伦敦托登罕区一名29岁的黑人青年被警察射杀,引发伦敦地区和英格兰好几个城市的暴动,青年攻击警察、焚烧汽车、掠夺商店、破坏民宅,数天的暴动造成五人死亡,16人受伤,3100多人被捕,财产损失估计高达4亿元,震惊全球。舆论事后分析原因,包括长期的种族歧视、阶级仇恨、黑帮文化等,其中不乏移民无法进入主流社会生活所累积的愤懑。
我们在凡尔赛宫大广场排队等参观时,同队伍中来自加尔各答的印度游客聊天,他们一家三口约2005年时在新加坡生活了三四年,住在月租8000元的乌节路公寓,儿子在印度国际学校就读,对新加坡的一切赞不绝口。年约50岁的印度先生坚定地认为,全球化的移民现象是必然也是必须的,而且利远大于弊。我当时默想,他那两位清扫巴黎街道的同胞,对此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原载《早报星期天·想法》2015年6月28日

发表在 隨想, 得鱼忘筌 | Tagged , , , | 发表评论

青春 理想 歧途

19岁的本地青年阿里菲(M Arifil Azim Putra Norja’i)因涉及恐怖主义相关活动,在4月份遭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拘留。另有一名17岁学生也在5月时,同样被当局援引内安法逮捕;当局将进一步调查,以评估他的激进化程度。由于后者未成年,内政部文告并没有公布其名字。
“为赋新词强说愁”,青春时期的灵性和活力,使得青少年对现状有着不满,发育的骚动也让他们向往未来,试图探索生命的意义,并产生追求理想的冲动。这种欲通过实现理想来证明且完善自身的渴望,构成了文明创造力的重要部分,艺术创作和科学发明的硕果,不少均是在这个时期所播下的种子结成。
相信每个人都经历过自己寂寞的十七岁,徘徊在成年门槛之前的尴尬,自我意识萌芽,却还没有完全成形的过渡阶段,对自身有限际遇的患得患失,感叹万物有情的莫名其妙。生理和心理同时出现的巨大变化,对异性的好奇和恐惧,不时来袭的无助和孤独感,使得任何宏大的理念,以及其所带来的确定性,对于心情容易大起大落的青少年,难免有强大的吸引力。
青春的美好并非毫无缺憾。大量最新的脑神经科学研究证实,青少年的情绪冲动,与人类脑部发育的阶段性有密切关系。《少年的脑》一书作者,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神经医学系主任詹森(Frances Jensen)教授说,人体有一种称为“髓鞘”(myelin)的脂肪,是脑部的额叶(frontal lobe)所需的绝缘体。青少年的额叶还没有完全被髓鞘保护,所以他们额叶的信号速度缓慢。
额叶几乎涉及所有广泛复杂的心理功能,包括记忆、语言、智力、人格等等。大脑发育成熟的过程,大约要到30岁才完成。这也是青少年容易冲动、暴怒和任性的原因。詹森表示,额叶是大脑最后被髓鞘绝缘的部分,而额叶也控制人的冒险本能。所以“初生之犊不畏虎”,青少年说话做事缺乏深思熟虑,是成长的自然现象。
这也导致青少年容易上瘾,无论是抽烟、吸毒、性交、赌博或上网。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流行,无疑放大了青少年这方面缺陷的效应。缺乏自制能力,使得他们较容易染上网瘾;缺乏自信与渴望肯定,加上对宏大理想的朦胧向往,造成他们轻易认同某种意识形态,并更为勇于付诸行动。
当年自命替天行道而犯下骇人暴行的百万红卫兵,和眼下大量被伊斯兰国组织网上宣传所蛊惑的青少年圣战士一样,都是遭逢乱世的不幸的牺牲品。人们无法改变“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现实,但这并不代表不能为青少年营造相对安全的环境,避免他们因自我激进化而误入歧途。然而,成人世界首先必须不掩耳盗铃,才有办法找到解决之道。
伊斯兰国组织利用宗教为饵,号召青少年自杀杀人的做法,在道德上无疑罪大恶极。当阿里菲被拘留的消息公布后,本地宗教界人士本能的反应是:恐怖主义与宗教无关,因为它违反所有宗教的教义。话虽没错,但却失于空泛,并非正视问题严重性所应有的态度。
任何宗教都有正信和异端之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界定的标准都有所不同。一如病毒之于宿主,唯有后者消亡,前者才会随之灭绝。宗教产生异端邪说,也是这个道理。对此视而不见,恐怕将错失寻找解药的机会。伊斯兰国组织形态的恐怖主义,与宗教有关;承认这个事实,才是有效反制的第一步。
所谓“少年老成”,额叶的不发达并非宿命。现代社会存在的“青少年问题”,因素固然复杂,可是诉诸历史,不难发现这更多是工业化和都市化,瓦解对传统家庭与人际关系网络,“礼乐崩坏”的结果。回归传统社会形态当然已经不可能,但如何巩固现有的家庭组织和社区环境,给予青少年更多关怀,减少他们的疏离感,应当还是力所能及的事。
“青少年问题”的核心,恐怕还在于他们所处的缺乏安全感的生命阶段,在当下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已经异化为自恋心态。调查发现,美国青少年相信自己“非常重要”的比率,从1950年的12%,激增到2005年的80%。在回答“我喜欢看我的身体”“有人应该为我写一本传记”这两道问题,选择“是”的美国青少年有93%。
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也促使更多青少年渴望一夕成名。在1976年,“出名”作为人生目标,在16个选项中排名第15;到了2007年,51%的美国青年表示这是他们人生的重要目标。另一个调查发现,希望成为名人助理的美国女中学生,竟然比希望成为哈佛大学校长的人数多了一倍。由此不难推想,为何生活安逸的发达社会里的青少年,在混淆了朦胧的理想与扬名立万的机会后,有些会选择冒险到中东杀人放火了。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其新著《通往品德高尚之路》中说:“道德感的愉悦才是终极的愉悦”。布鲁克斯深感个人主义导致普遍的自私心态,因而提出了由追求外在名利转为寻求内在善性的挑战。作为可行的理想,这未必不能打动青少年单纯善感的心灵。这里,恐怕才是同伊斯兰国组织邪教长期斗争中,一决胜负的主战场。

原载2015年5月31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发表在 得鱼忘筌, 新加坡,时事 | Tagged , , , , , | 发表评论

进退取舍之间

好莱坞1996年电影《市政厅》(或译《立体谎言》),饰演纽约市长帕帕斯的阿尔·帕西诺,在政治丑闻被自己一手提拔的副手当面揭发后,有一段精彩的自白,充分揭示了为人处世在进退取舍之间的两难。和充满了理想的副手一样,帕帕斯从政本来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可是服务人民所需的权力,却必须在同诸多既得利益打交道、妥协交易中运用;但过程中的现实权力考量,逐渐腐蚀了他的政治理想,让他走上了犯罪的歧途。
帕帕斯说:“没有了权力,你对人民又有什么价值?可是在内心的最深处,你知道有一道界线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在数千次的利益交换后,这道界线变得模糊了。”本片的编剧利珀曾经担任过纽约市副市长,对市政府的幕后权力运作真相,有着内行人的体会。虽然他并没有说明剧本是否有自传性质,但电影情节逼真,对个人理想在权力场染缸的不由自主,刻画得入木三分。这种无奈的本质在于:为了做事,得先有权力;但追逐、掌握和使用权力的结果,往往反客为主——权力本来只是作为实现理想的手段,最终却取代了理想成为唯一的目的。
关于权力的魔力和魅力,学者南怀瑾在《南怀瑾谈生活与生存》一书中有深入浅出的说法:“很多人说:我不要名不要利,那是你没有资格要,达不到那个高位;等到你坐上那个高位子,许多人拥护着你,许多人服待着你,那种滋味是很舒服、很迷人的。这个时候叫你下来,你就舍不得了。对此真不动心的,世上只有两个人,一个已经死了,一个还没出生。”他也曾经说过:“就像美国记者当年见到宋美龄时,曾夸奖延安如何廉洁进取,宋美龄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
南怀瑾关于权力腐蚀性的观察,确实有强大的历史与事实根据。更多时候,权力只是作为目的而存在,躲藏在幕后运行自如;相对而言,理想仅是苍白的替身,于前台展示给不明就里的民众观赏,哄他们放心。这对于有志于做大事的大丈夫,无疑是暮鼓晨钟——稍有不慎,帕帕斯口中的那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很容易便被权力的逻辑所模糊。然而这个让人灰心丧志的残酷现实,反而证明个人志向的重要性。
人生在世,不能不思长进,总要有理想,做事情。孔子就强调“立志”的重要性,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夺”在这里是“改变”的意思,所以要矢志不渝,信念坚定。孔子、孟子都主张“志于道”,但是这很难是每个人的具体志向;立志经商、立志从政、立志当电影明星、歌星,其实都无可厚非。关键在于,无论立志做什么,都别忘了要照顾他人的义务,“己欲立而立人”,自己想成功要使别人也能成功;不考虑他人利益的立志,实质上仅是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而已,在权力和名利的面前,通常都经不起诱惑的考验。
所以立志离不开个人道德修养的基础。孟子的名句之一:“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说的是有道德修养的人的三件乐事,可是他首先就排除了对权力追求的“王天下”。三乐分别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解释说:“此三乐者,一系于天,一系于人。其可以自致者,为不愧不怍而已”。双亲健在、兄弟姐妹和睦,靠的是运气,所以说“系于天”;教育才华出众的学生,靠的是能遇到好学生,所以说“系于人”;唯有心里坦荡荡的“不愧不怍”,靠的是自己的道德抉择,不必依赖外在多变的因素,才是自己能真正掌握的东西。
就如帕帕斯所说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知道“有一道界线是不可逾越的”。这是天生的是非感。但是在现实的大染缸里,要做成事往往必须得到他人的配合,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不知不觉地经历了“数千次的利益交换后,这道界线变得模糊了”。怎么办?要避免道德犯错,似乎只能不做事了,而这当然不是办法。孟子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集注》解释说:“有不为,知所择也。惟能有不为,是以可以有为。无所不为者,安能有所为邪?”
不管好事坏事,为了自己的名利而什么事都敢做的人,就是成语“不择手段”所形容的人,这种人之所以可怕,正在于他心中已经没有了那道不可逾越的界线。南怀瑾就权力滋味的讲法无疑深刻,他认为世上没有对名利不动心的人,虽不无激愤之言,却也是血淋淋的事实,个人的道德修养,并非超越诱惑的充分条件。对此,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的答案,克己的修养,还必须配以“复礼”的实践。礼,是化解纷争冲突,利益合理分配的客观制度安排。仅有个人修养而缺乏制度的保障与制约,还是可能有所逾越。
在面临名利诱惑的考验时,能保持清醒,知道有所不为的人,孔子形容那是“狷者”。孔子说,能够实践中庸之道的人不多,只能同狂者、狷者交往。《集注》解释说:“狂,有志者也;狷,有守者也。有志者能进于道,有守者不失其身。”不失其身,就是为人处世在进退取舍之间的底线,进取时不忘退舍之道。碰到时不与我,因为遇人不淑,各种外在因素导致个人志向难以伸展,事情无法顺利完成;又或者幸遇伯乐,时来运转而能够“兼善天下”时,都不能忘记这个基本的道理。

原载2015年5月1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发表在 得鱼忘筌, 新加坡,生活 | Tagged ,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