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部落主义的幽灵

人类在原始时代集体围猎比他们体积更大、更凶猛的动物,慢慢形成了同仇敌忾的集体潜意识,在进入了文明时代,这种潜意识则逐渐明确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教训,因为不同的部落可能为了争夺有限资源而起冲突,所以团体以外的“猎物”已经不是普通的动物,而是跟自己一样有组织战斗能力的其他部落群体。这时,同仇敌忾的心理会上升激化为仇恨。恨是一种更强烈的心理驱动力,足以让人类做出各种无法想象的残忍行为。

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金融时报》在2019年11月13日发表文章《香港所发生的事揭开了单薄的文明之纱》,作者对于大部分香港人竟然能容忍越来越暴力的抗争行为感到震惊。他用“文明规范的崩解”来形容这个现象——从行为到语言都显著地野蛮化。

抗争的暴力化越来越明显,以至于有分析指出,抗争者的策略似乎是要让香港成为“无法统治”的社会,用持续的无政府状态来否定政府的统治权威。抗争者从一开始用雨伞同镇暴警察对打,到如今使用能致命的弓箭和汽油弹攻击警察;警察从使用盾牌、警棍驱散示威者,到动用催泪弹甚至近距离开枪射杀示威者来镇压,均反映了暴力迅速升级的惊人现象。

更为让人忧虑的是语言的野蛮化。文章作者指出,享誉全球的香港警队,在疲于奔命五个多月后,如今竟然公开辱骂示威者甚至是路过的年轻人为“蟑螂”“垃圾”。示威者则把警察叫做“中共走狗”。作者说:“这是种族灭绝的语言。”他的意思是,一旦对立双方开始不把对方当人看待,彼此的互动将不再受文明的规范所制约,最后连杀人放火都会变成理所当然。

从互联网上疯传的各种香港抗争现场的视频,都足以佐证作者的忧虑。其中一则视频是一名年轻的孕妇跟警察理论,结果警察突然朝她脸上喷胡椒喷雾,动作轻佻,之后意犹未足,竟然四五人联手把孕妇压倒在地,双手反绑,动作之粗暴,看了让人震惊愤怒。不难想象,连续近半年的镇暴活动,让疲于奔命的警察在心理上已经陷入草木皆兵的状态,因为自己专业的形象不但在社会上几近过街老鼠,连家人也被起底威胁,出了家门唯一能够信任的,就只剩下穿同样制服的同袍了;其余的市民,不是鄙视自己,就是可能蒙面出来攻击自己的敌人。但那么粗暴地对待一个没有任何威胁的孕妇,显然已经逾越了文明社会执法者的行为底线。

文明的根据

《金融时报》文章所要说明的道理,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文明规范,其实只是一道弱不禁风的薄纱。恐怕没有人会想象,以法治闻名世界的香港,会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沦为生命财产都缺乏保障的野蛮状态。

以色列新锐历史学者、《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认为,人类异于其他动物之处,就在于人类会讲故事,而且通过讲故事创造新的现实。最生动的例子莫过于货币的发明。从最早的贝壳,到后来的金银铜等贵重金属,再到纸币,以及如今的数字虚拟货币,“钱”其实是人类所凭空创造出来的故事,它本身并没有实质的价值,可是因为生动的故事让绝大部分人所相信和接受,所以“钱”变成了文明社会交易的中介;人类也因此能够不断扩大合作的范围至全世界,社会的规模随着不断壮大,于是形成了足以持续发明、创造、生产、发展的群体。这是人类想象力创造文明的最佳例子。

同样的道理,国家的形成也建立在对于同一个故事的共同想象和接受之上,所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才会用“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来分析民族主义。国家的形成或许建立在共同的神话,如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或者基于共同推崇的英雄,如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又比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选择了我们”的建政论述,无论通过什么媒介,基本上都是一套让属于共同群体的听者都能投身其中的故事。

香港文明规范之所以不再有效,可能就是因为香港人已经失去了共同的故事。一方的故事是基于“百年耻辱”的大叙述,被英国殖民主义者强夺去的东方之珠,终于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回归祖国怀抱;另一方的故事则是“两制”逐渐被“一国”所吞噬,港人治港的法治承诺因书商被非法绑架、各种来自北京的试图限制自由的立法压力,让五十年不变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以至于他们相信如果当下不奋起抗争,下一代香港人将失去自由。两种故事的激烈对撞,自2019年7月以来几乎每天都在香港街头上演。

部落的心理历史基础

在现代军事架构里,连队(或称中队)属于最有效的基本作战单位,编制一般介于80人到150人之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科学家发现,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人脑新皮层(Neocortex),至多能有效应对150人,也就是认知其脸孔、知道其名字、能维持基本稳定的社交联系等等。所以连长在战场上能够直接指挥每一个他所认识的士兵,保障军队的战斗力。英国人类学者邓巴(Robin Dunbar)在研究了灵长类脑部之后,得出了150这个“邓巴数字”,也就是一个人的情感社会网络的极限。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农村部落、公社,基本成员规模,因此平均都在150人左右。

部落一般指由两个或更多的氏族组成;氏族是拥有共同血缘亲属关系的团体,部落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更大的社群组织。在城邦文明出现之前,部落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单打独斗,人类会成为很多猛兽的猎物,但是作为合作打猎的群体,让很多猛兽反而成为人类的腹中物。考古学界就认为,史前的猛犸象(长毛象)绝迹,就是因为成为人类猎物的结果。猛犸象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灭绝,时间点恰好是埃及金字塔时代的开始。

人类的心理状态是生物进化的产物,也就是说,人类有很多心理本能,是经过数百万年形成的,是构成人类本质的有机部分,甚至已经体现在神经系统里。比如人的本能反射,是一种不经思索的规避危险能力。

从进化史的角度说,智人的出现大约是在190万年至40万年前之间,但是更早远的猿猴类,已经是以群居的部落状态生存。换句话说,部落生存状态对人类心理的影响,可能以千万年计。在部落环境里,群体合作是基本的伦理,自私的行为将面对被孤立的危险;在残酷的自然环境里,被逐出群体的孤立生存状态意味着死亡。同样的,部落成员之间的互相合作与照顾,也要求对部落以外的威胁同仇敌忾。《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固然有当时具体历史条件的背景,但在集体心理上,其实也反映了这种进化演变所累积的潜意识。

所以,香港的勇武派示威者用一身黑衣物来表示“同族”身份,并把穿制服的警察视为威胁自己的“他族”,双方冲突越来越血腥暴力,凸显的是几百万年演化形成的部落心态的攻击本能,越要保护“同族”,对“他族”就会越残暴。

最伟大的故事发明

赫拉利在《人类简史》里指出,人类最大的发明就是宗教。他表示,宗教并不只意味着神,而是一种抽象的、基于共同规范和价值、具有超越性的金科玉律。一些传统宗教如天主教、回教等,相信是神颁布了人类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比如“不能杀人”这个必须遵守的规范是无法论证的,唯一的权威来自崇高无上的“神”。同样的,佛教、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也相信类似的超越人性、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佛教相信是业报、共产主义相信是经济的自然规律、纳粹主义相信是基于进化论的自然物种规律。

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守护神,有些发展成为部落的图腾,一种集体的身份象征。虽然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智能科技时代,但是这种几百万年演化而来的根深蒂固的集体心理需求,却没有太大的改变。当碰到外部威胁时,这些本能的集体心理便会表现为一致仇外的意识和行为——威胁感越大,则意识越激进、行为越激烈。

宗教这个伟大故事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固然扮演了让小部落壮大为辉煌文明的推手角色,但同时也导致过程中各种血腥的杀戮惨剧——十字军东征、罗马教廷对异端的猎巫迫害,乃至今天中东回教恐怖分子奴役异教徒、把虏获的欧美白人砍头并通过互联网视频向全球广播的做法,均是这个伟大故事阴暗的另一面。

香港社会的撕裂,正是两种基于部落心态的对立世界观(故事)的博弈。但是,它们却又共同信奉一样的宗教——民族主义。亲北京的建制派所信奉的是中国大陆的“伟大复兴教派”;反北京的则信奉“港人治港教派”,而且因为处于相对弱势,在“自由民主图腾”之外,还诉诸更为原始的基于仇视大陆人的极端民族主义神祇,所以才会出现“蝗虫”“共狗”之类把对方“非人化”的污蔑性词语,来制造仇外以团结内部的力量。

智能科技时代的部落主义

本来,部落是小规模的,但是,科技的发达远远快于人类心理适应变化的速度。于是,在新的智能科技时代,特别是智能手机普及化的今天,部落主义心态很容易借由便利的通信科技,而发展成为超出150人规模的虚拟部落。 香港抗争的激烈化和激进化,就是这种部落心理借由智能科技扩散化的结果,就连远在北美、澳大利亚的大学校园里,也出现了香港留学生和大陆留学生冲突的场面。

人类在原始时代集体围猎比他们体积更大、更凶猛的动物,慢慢形成了同仇敌忾的集体潜意识,在进入了文明时代,这种潜意识则逐渐明确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教训,因为不同的部落可能为了争夺有限资源而起冲突,所以团体以外的“猎物”已经不是普通的动物,而是跟自己一样有组织战斗能力的其他部落群体。这时,同仇敌忾的心理会上升激化为仇恨。恨是一种更强烈的心理驱动力,足以让人类做出各种无法想象的残忍行为。

进入到网络时代,人们不但发现信仰同一图腾的部落同伴,不必只局限在肤色、语言甚至居住地,更发现部落外面的威胁比以前更大、更危险,而且就算是相同肤色、语言的人,也可能是信仰不同图腾的敌对部落成员,结果是对待“非我族类”的手段,也可能因而更残忍甚至没有底线。历史学者发现,在各种战争中,内战的破坏和伤亡是最严重的——美国南北战争和太平天国叛乱都是显著的例子。和平法治的香港社会在短短不到半年间,从全球称羡的百万人和平示威,到出现暴民向警察抛汽油弹,多名警察联手把一个年轻孕妇压倒在地的场景,恐怕正是飞速发展的科技把部落心态推到极致的结果。

小结

作为群居的动物,人不能没有部落,一旦落单,在以前最可能的下场就是沦为猛兽的腹中物,在现在则很可能患上孤独症这种可怕的心理病,用酗酒、毒品麻醉自己,亦走上杀害无辜者或自杀的绝路。部落因此具有保护性,让成员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并产生身份认同。就如后来逐渐壮大发展出来的文明一样,国家、社会这种现代部落形式,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保护自己的一员。

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种保护意识同样建立在对外人的警惕心理上,而且一旦觉得安全受到威胁,就会转化为暴力自卫行为,甚至对威胁性高的赶尽杀绝。这种催生文明的原始本能,恐怕也因为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远超过人类心理进化适应的能力,而变本加厉。所以,尽管文明演化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其脆弱性也真的犹如一面轻纱。

香港乱局的启示有不同的切入面,部落心态受到刺激后所爆发出来的惊人的效果,如何让一座世人称羡的现代文明城市,其日常的言行规范转瞬间崩解,沦为暴徒横行的战场,恐怕是值得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的其中一面。

完稿于2019年11月24日

(原载2020年1月《怡和世纪》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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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拜拜了吗

文化传统的存续就是这么简单而残酷,不只是依靠人们的实践,更必须代代相传;如果新一代人因为各种原因,不继承上一辈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庆祝节日、使用母语、祖述先辈的故事,历史的洪流便会自然淘汰这些死去的传统。

  《美国诸神》(American Gods)是英国作家尼尔·盖曼(Neil Gaiman)所创作的长篇奇幻小说,曾获世界科幻小说大会颁发的2002年度最佳科幻文学奖项雨果奖(Hugo Award),以及2002年度美国最佳科幻文学奖项星云奖(Nebula Award)。故事结合了美国元素、奇幻和多种古代、现代神话。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美国诸神》于2017年4月在美国首播。

  故事的核心是诸神依赖人们的信仰而存在。不同文化的诸神被各自文化背景的移民带到了美国,但是美国的世俗文化环境,却导致移民后代对祖先文化信仰中的诸神逐渐弃如敝屣。随着人们信仰的弱化,这些传统旧神的神力也逐渐减弱。然而,美国人却越来越热衷和崇拜媒体、明星、科技与毒品,代表这些事物的新神悄然崛起。于是形成了一场新旧神明之间的对决。

  故事里一众旧神的神力,完全取决于信众的多寡以及他们是否虔诚。一些旧神因为完全被后人遗忘而毁灭消失,无疑是非常高明的隐喻。诸神所代表的正是一种日行而不觉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一种活泼泼的文化;换言之,作为一种概念,比如庆祝端午节,如果人们不再于农历五月初五包粽子吃粽子、划龙舟、讲述屈原投江自尽的故事和故事背后的意义,久而久之,端午节或许就会沦为教科书上的一段记载,沦为一种没有生命力的残破记忆。

  文化传统的存续就是这么简单而残酷,不只是依靠人们的实践,更必须代代相传;如果新一代人因为各种原因,不继承上一辈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庆祝节日、使用母语、祖述先辈的故事,历史的洪流便会自然淘汰这些死去的传统。这也是为何没有发明文字,或者文字传统不强的民族,在历史物竞天择的惨烈竞争中逐一被淹没。

  从历史的长视角看,一些文化元素之所以能够传承不辍,就因为它像基因一样,本身有利于宿主的生存和繁衍。比如婚姻制度,无论文明程度的高低,几乎所有族群文化都奉行它。现代跨学科研究大多证实,一夫一妻制是最适合生育教养下一代的制度安排。(豪门的妻妾成群与帝王家后宫佳丽三千,要不是文学的夸张想象,就是在现实中也并非普遍现象,缺乏足够的代表性。)

  但是,跟所有传统的文化元素一样,婚姻制度也面临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对于被现代文明洗礼的人,结婚生子已经不是人生必由之路,而仅仅是众多人生道路中备选的一种。这当中的原因固然繁多复杂,但是父母没有从小灌输孩子这些概念——就如父母没有坚持在家里使用母语一样——是当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个例子突出了言教跟身教一样关键,孩子虽然目睹并享受了家庭生活所带来的好处,却因为父母没有明说,而缺乏明确的意识,即自己也应当建立个人的家庭,来传承这些能为生命带来意义的好处。

  在现代文明之前的社会,因为大家都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制度内活动,所以很多价值和做法不言而喻。但是现代文明强大的冲击力,颠覆了以前的价值体系,也瓦解了诸多传统的社会制度安排。从前不言而喻的事情,如今却必须言之谆谆,而且还未必能为听者所接受。

  经历了历史洪流冲刷的婚姻制度,无疑是人类文明演进史的核心秘诀。进入后现代的西方社会普遍面对高离婚率、高单身率、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等问题,于是在是否大量引入异族异教移民来补充人口的辩论上发生严重社会撕裂。传统主义者提出“未来属于那些现身的人”的口号,呼吁年轻人多生育,以免民族文化式微衰亡。向来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中日韩儒家圈,同样面对类似的挑战。

  如果婚姻制度被写入《美国诸神》,它的神力当下又会如何呢?可能它会跟圣诞节一样吧。圣诞节其实是基督教吸纳古罗马的农神节转化而来,糅合了不少异教仪式和内容;基督教用来纪念耶稣基督诞辰,但传到北欧后又结合当地民俗,产生了圣诞装饰和圣诞老人等节日符号。如今因为欧美社会普遍世俗化,圣诞节变成了巨大的商业节日,人们为互赠礼物而大肆购物。但无论以什么形式,只要人们继续庆祝,就能保证它的神力不衰。

  再过几天就是农历庚子年春节了。过去,家家户户过年都有相近的仪式——大扫除、买新衣、理新发、祭祖先、逛花市买年花、办年货、到神庙拜拜、挥春贴春联、报纸刊登文章介绍十二生肖及天干地支等民俗知识、大街张灯结彩、商场播放新年歌曲、吃团圆饭、拜年、放鞭炮、包红包、舞狮舞龙……这些仪式性行为,孕育了节日的生命力。正因为人们继续身体力行地膜拜它,农历新年春节的神力仍然在华人社会普遍感受得到。而要延续其神力,只能依靠信徒带着孩子,年复一年地通过具体仪式庆祝春节来膜拜传承它。

  今年,你拜拜了吗?

原载2019年1月19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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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妖怪原形毕露

因为言谈其实是一种思考过程,把妖怪的名字说出来,才能收服它。所以,没有表达的自由,就难有独立的思考。

  在《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大反派伏地魔法力无边,在魔法世界里众人讳莫如深,都不敢轻易叫出他的名字,因为他在自己的名字里下了咒语,念出他名字的都会被他追踪到;只有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校长邓布利多等极少数艺高胆大的巫师能直呼其名。

  同样的,在《西游记》里,唐僧一行沿途所碰到的妖怪,有个别法力强大,连七十二变孙悟空都打不过的劲敌,如第五十二回里的“独角兕大王”,最后都是靠叫出妖怪的真名,迫使其现了原形,才被收拾掉的。

  话说独角兕大王用利器“金刚琢”套走孙悟空的金箍棒,悟空去天庭请来天兵天将助阵,但也都敌不过独角兕——哪吒的六件神兵、托塔天王的宝刀、雷公的雷屑、火德星君的火器;连如来佛祖派来降魔的十八罗汉的十八粒金丹砂也被他套取;只有黄河河伯的水器沒被套走,但也無法淹死妖怪。

  幸亏如来暗示,孙悟空去找了太上老君帮忙。原来这独角兕是老君的坐骑青牛,趁着牧童打瞌睡溜下凡界,变身“独角兕大王”;那“金刚琢”是老君用来穿青牛鼻的宝器。悟空诱使妖怪出洞迎战,老君在山峰对妖怪说:“那牛儿还不归家,更待何日?”说破了独角兕的青牛身份,让它原形毕露,才乖乖随着老君回去兜率宫。

  东西方文学这个异曲同工的情节,其实都在暗示某种事实。妖怪比喻的是我们所面对的各种奇难杂症,应对的办法,必须是通过详尽的论述,具体为其正名,让其现身,才能对症下药。很多时候,我们在碰到难题时,往往因为其陌生的性质而产生各类负面的情绪,如恐惧、焦虑、愤恨,而无法把握难题的本质。

  唯有通过言说,特别是对话(因为这意味着动员更多的脑袋来一起面对难题),在过程中梳理事实,再因为事实的浮现而减少陌生的混沌,进而化解伴随着混沌而来的各种负面情绪,最终把难题具体化,同时让解题的答案在过程中结晶。这就是为何人们在碰到无解的难题时,总希望能找知己倾诉,因为言谈其实是一种思考过程,把妖怪的名字说出来,才能收服它。所以,没有表达的自由,就难有独立的思考。同理,复杂的公共议题更需要自由表达的机会,在众声喧哗中集思广益,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

  由于一开始面对的是陌生的混沌,自然容易彷徨而手足无措,甚至言不及义。这个言说的过程必然要充满了偏见、误解、盲点、情绪的宣泄,而且也未必在第一次尝试时,就能清楚地表达出来。因此,言论自由的真谛就在于接受人非完人,必然犯错,并且基于这个共识,去鼓励不同观点的激荡。

  换言之,言论自由必然夹带着错误的言论和负面的情绪,若因为害怕后者而反对前者,则无异于削足适履。当然,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讨论言论自由,也不能不考虑到新的环境所带来的新挑战,特别是带有恶意的言论的传播速度和广泛影响。因为其潜在的危险是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不但不会由于自由的言论而让妖怪无所遁形,反而会助长妖怪的气焰。

  在这个意义上,《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令》最近的案例,有助于印证政府就法令用意的立场,是否确如其所言。财政部要求新加坡前进党党员鲍耶的面簿贴文,附上官方的澄清,但并没有下令删除贴文,或许能缓解人们对于法令可能打击言论自由的担忧。另一起案例是新闻网站主编陈智祥宣称,警方因调查“国大学生联合会”的面簿假账号事件,逮捕一名涉案人士。警方已经公开否认,政府也援引法令要求陈智祥按照指示澄清。但陈智祥以不是新加坡公民,且人在澳大利亚为由拒绝服从;法令显然鞭长莫及。

  法令的存在,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鞭策人们谨言慎行。但这并不一定是坏事。如果言论自由是人权,则它也必须有相应的责任。乐观地说,如果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所谓的错误言论,到底是在探索妖怪原型过程中必然的无心之失,还是恶意的抹黑诋毁,人人心中自有一把尺;特别是在智能手机时代,一手遮天的情况理应是明日黄花了。

  但是,法令毕竟是一种被动防御的手段;主动进取的做法,必须是鼓励更多的信息透明,让人们能够按照丰富的事实,全面判断事情的是非。以鲍耶的案例说,正因为淡马锡和政府投资公司还是让人们觉得充满了神秘感,所以关于它们的各种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传说,才有了市场。

  言论自由,因而是降服各路妖怪的不二法门。倒过来看,如果缺乏言论自由的空间,则必然滋生社会上的邪气,而且因为难以言说,也就无从让其原形毕露。长此以往,妖怪必然会越发肆虐,而且变得越来越难驯服,最后兴风作浪,人人不得安宁。每个人都难免生命里的妖怪必须面对,每个社会也都有自己必须收服的妖怪;只有勇敢地直呼其名,迫使它现身,才可保障邪不胜正,河清海晏。

原载2019年12月15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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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不教父之过

我们是应该让孩子从中学习到责任感,还是廉价地把所有的不幸不公都推给社会,自己却置身事外,仿佛事不关己?

  家长因为两年间累积拖欠156元学杂费,导致孩子无法领取小六离校考试成绩单,只能用成绩单复印本去申请中学,引起了热议。

  事件最主要的受害者莫过于那名学生,他因为父母的失职而得蒙受莫名的委屈,拿不到成绩单正本,还必须用副本去申请中学,整个过程势必让他产生一定的自卑感。

  事件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有社运人士在网上揭露,并且批评教育部因拖欠学杂费而扣押成绩单的做法,“是在贫困的伤口上撒盐”。另一个政治人物也把事件归咎“精英背景的校长”——这听起来已经像是把草根和精英对立起来的民粹语言了。

  教育部的解释是,每个小学生每年所得到的资助是1万2000元,他们每个月得支付13元的杂费。这种“共同支付”的做法,是政府一贯的原则,目的是强调个人要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无论数额有多小。此外,对于低收入家庭,目前有各项援助,包括现金援助来应对他们的杂费、校服、课本、交通和学校用餐的开销。

  扣押学生成绩单正本,是确保家长履行基本责任的阻吓手段,否则碰到拖欠学杂费的家长耍无赖,“共同支付”原则的精神,就会因为当局对他们无可奈何而变成空话。这种事情真正发生时,予人的观感的确很不好,但“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不能因此而漠视了规定背后的用意。

  根据以上的事实,学生家长的家境并非主要的问题,他们的行为所反映的心态,才是症结所在。因为就算他们真的负担不起每个月13元的学杂费,援手并非遥不可及。假如是因为基于“人穷志不短”的理由,不愿意乞求,身为家长,他们也必须为了孩子而“忍辱负重”。这是假设校方有知会他们,如果拖欠学杂费,孩子将拿不到成绩单正本。

  另一个为家长开脱的可能理由,是他们穷于应对日常生活的压力,心理上时刻处于窘迫、焦虑、惶恐等状态,无法做出常人应有的正确判断。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低收入群体之所以出现寅吃卯粮、孤注一掷赌博、抽烟酗酒等让自己处境进一步恶化的行为,都是因为他们一直面对生存威胁,难以做出理性抉择,更遑论长远规划(包括投资下一代)来改变命运了。

  事件中的家长可能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去申请援助。这是唯一能让人同情他们的原因。然而“共同支付”的原则并非只是金钱,也包括时间和注意力。从常态说,如果家长知道拖欠学杂费的后果(导致孩子无法用成绩单正本申请中学而产生自卑感的心理伤害),却仍然不愿意放心思去花点时间申请金钱援助,对他们没有履行家长基本责任的指责,恐怕还是成立的。就如教育部针对事件回应时指出,我们是应该让孩子从中学习到责任感,还是廉价地把所有的不幸不公都推给社会,自己却置身事外,仿佛事不关己?

  挑起社会关注的社运人士,其同情心或许不容置疑,但其行为的前提假设,容或有改进之处。与其先入为主地用“在贫困的伤口上撒盐”来定义事件,花点时间去了解事件全貌,特别是自己所假定的“加害者”的立场,然后具体地去帮助受影响的学生,比如自己花时间去帮事主父母申请援助,是否比广播自己的义愤更有意义呢?要知道,义愤和仇恨仅一线之隔,无端挑起大众的情绪,而且是基于不完全的真相,并非负责任的表现。至于“精英背景的校长”这类煽动性话语,就更等而下之了。

  孩子的教育确实很重要,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确实很有必要应对,特别是教育所发挥的社会流动性的作用,已经是社会的共识。明理的人应该都很清楚,新加坡无论是在价值观或者集体作为上,莫不在致力于改善低收入阶层的社会流动性,避免贫困陷阱或贫穷阶级的固化。因为它们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也就是不利于所有人的长远利益。

  况且,当下全世界最大的威胁,莫过于仇视精英的民粹主义情绪。它已经撕裂了很多社会。一旦这个魔鬼被放出来肆虐,所造成的巨大惨烈的破坏已经是有目共睹。因此,任何社会成员所应该做的事情,是在个人的层面肩负起应有的责任,在日常的行为、言谈,尽可能去理解和包容反对自己的意见,而不是根据自己的观点或立场,甚至为了让自己享有居高临下的良好感觉,而在不了解事情全貌的情况下,轻易挑动人们的原始情绪。

  任何社会都难免不公不义的存在,但很多时候,个人的小小善行,还是能够稍微让周边的小环境变得好一点;推而广之,甚至能让世界变得好一点。那些试图冲决网罗,大开大合的救世方案,更多是事与愿违的横尸遍野的下场。日常小善行,不妨从承担起每个人应有的责任开始,孩子孝顺父母,父母教养孩子;唯有个人在日常生活里不断肩负起自身的责任,做出哪怕是小小的牺牲,世界才有可能变得更好。

原载2019年12月1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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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联合早报》年度汉字投选活动“字述一年”——乱

所谓“后冷战”的国际格局,因为美国治世这根定海神针的动摇,而随之晃荡不定。此前经济全球化、各国闷声大发财的和平局面,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美国优先”政策,针对中国及其他对美贸易顺差的国家,相继发动征收高关税的贸易战后,正呈现某种土崩瓦解的形势。表现在今年的新闻事件上,几乎可以用个“乱”字来概括——世界正进入了另一轮的乱世了。

乱世最显著的情况是民心动乱,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法国、西班牙、香港、美国等,还是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智利等,许多城市纷纷出现街头暴力示威,其中持续了五个多月的“反送中”抗争,暴力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尽管警民冲突如同巷战,香港经济也因此陷入技术衰退,许多家庭更因成员之间立场不同而分裂,但超过一半的港人在调查中依然对抗争表示支持。

人在乱世缺乏基本的安全感,因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质疑自己到底是谁,可以相信谁。这种身份认同的困扰,容易演变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心态,通过界定谁是外人来明确谁是自己人。巴塞罗那暴民否认自己是西班牙人;港青不分青红皂白追打口操普通话的路人,亵渎象征中国大陆权威的标志,挥舞美国和英国国旗来强调“非中国人”的立场;印尼巴布亚人因被指是“猴子”而群起暴动,都是试图界定敌我之后所产生的排外反应

特朗普要在美墨边境筑墙,防止南美洲非法移民不断涌入;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口号之一就是“(从欧盟)夺回主权”,无不反映了这种在乱世中因为彷徨无助,而希望通过阻隔外来人口,恢复自主权的渴望。这些乱象的另一个共同主题,则是民众对统治精英甚至整个体制失去信心,在绝望之际唯有诉诸暴力泄愤。形成这股民怨的最大原因,是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特别是年轻人看不到前景,认为自己再怎么努力,此生将无法取得像父辈那样的生活水准。全球化所带来的大规模移民,也激发在地民众的排外心态,把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归咎于外来移民。

本地10月底公布的民意调查发现,阶级差异和移民成为新加坡人最担心的最新社会断层线。但是跟其他社会一样,速度越来越快的科技发展,特别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科技的普及,将取代越来越多人的工作,并且让财富更为集中,也就让贫富差距问题更难解决。发达社会生育率持续低迷,也迫使决策者不得不引入移民来维持社会活力和经济发展。换言之,这些导致乱象的原因,在短期内都不容易找到解药。

如果要挖掘得更深,则乱世之乱,首在人心之乱。治乱之间,是文明秩序内部均衡及失衡的轮替。乱世必然出现文明价值观的错乱。荀子在讲到乱世的现象时就提到:“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以美国为首的否定两性性别差异的身份认同政治横行,凸显了乱世中的价值颠倒。

美国的性别政治已经走火入魔,认为性别是流动的,男人可以自认为女人,而获得法律允许使用女厕、女更衣室,甚至参加女子竞赛夺标。这股歪风源自对西方文化的仇视,认为那是“由白种异性恋男人所建立的压迫文化”,欲除之而后快。抹杀性别差异,就是在最根源处颠覆和否定西方文明。

跟中国清朝末年相似,当人们对所继承的文化传统失去信仰,甚至视如仇寇,不感激自己所享有的文明成果源自祖先的努力,反而挖尽心思要消灭它,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灾难性的后果。占据美国舆论的极左精英,极力要否定西方文明,无疑是自掘坟墓之举。维系既有国际文明秩序的美国治世,因而出现动摇。

世界各地今年的动乱,反映的是一种价值错乱的集体潜意识。新科技的挑战、贫富悬殊等,可能仅是乱世的表面原因;文明价值的颠覆,或许才是乱世的深层原因。“乱”因而是当之无愧的年度汉字。问题是,这恐怕只是新一轮治乱循环的开始。

(原载2019年11月25日《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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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已进入乱世

“乱世之徵: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荀子·乐论》)

《联合早报》2019年元旦的社论题目是《厉兵秣马迎接新年》,不无先见之明。社论提醒读者要留意自身所处的环境,因为世界局势的急速发展,或许将改变我们目前所熟悉的世界。文章立论的大背景,是2018年爆发了出乎各界意料之外的中美贸易战。一年来两国打打停停,形势却日益有失控之势,从贸易扩散到科技、货币乃至地缘政治博弈,连香港和台湾都扯了进来,甚至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的冷战。

2019年已经过了大半,中美博弈不但扰乱了全球经济秩序,也在各地制造了新的冲突和紧张。英国脱欧是另一个显著例子。保守党首相特雷莎·梅在7月底仓皇辞庙,接任的约翰逊普遍被视为是英国版的特朗普,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政客。他不断放话要硬脱欧,试图迫使欧盟给予英国更优惠的脱欧协议,但欧盟似乎不为所动,导致英镑汇率一跌再跌。8月初的地方补选,让约翰逊政府在国会只剩下一席的执政多数,几乎可用岌岌可危来形容。虽然还是有乐观的看法认为,约翰逊最终将迫于现实,在10月脱欧期限前跟欧盟达致某种默契,可是情势始终让人忧心忡忡。

在中东地区,导致几十万人死伤,更多人流离失所的叙利亚内战,丝毫看不到和平曙光。此前遭美国联军歼灭根据地的伊国组织,大有死灰复燃之势。美国国内民意厌战,美军大概也不会再大举进入伊拉克打击伊国组织。因为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刚愎自用,轻率入侵而沦为失败国家的伊拉克,中短期内恐怕也难以恢复战前的基本秩序。

至今更为严峻的应该是伊朗的形势了。特朗普不顾盟友及联合国的反对,退出伊朗核协议,并且一再加剧经济制裁,还恐吓动武,让波斯湾局势紧绷。伊朗于7月扣押一艘英国油轮,报复英国在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扣押一艘涉嫌非法运载石油出口的伊朗油轮,让国际原油价格一度暴涨。德黑兰更一再宣布,逐步恢复核协议所禁止的核能活动,来反制美国的施压。尽管特朗普本能上并不倾向于出兵,但是他周边却围绕着一群小布什时代的鹰派官僚,这些所谓的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都是好战之辈,而且对此前出兵伊拉克的战略错误丝毫无反省之意。伊朗局势在可预见的时间里,将是一颗让人不安的定时炸弹。

亚洲世纪胎死腹中?

在进入21世纪时,西方舆论普遍认为这将会是亚洲的世纪。中国崛起这个难以忽视的现象,强有力地支撑这一观点。可是在短短不到20年间,亚洲世纪这一论断却浮现了诸多的疑云。

改变这一进程的,当然是特朗普执政后对华政策的急转弯。它改变了此前国际合作的大环境,也让中国崛起的外部和平环境不再那么确定。本来,亚洲世纪的前提是中国崛起,而中国崛起的假设是建立在美国治世(Pax America)下,世界经济重心从欧美向亚洲和平转移的有序进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完全打破了这些前提假设。

首先,特朗普似乎不愿意继续承担美国的国际责任。他的商人本色把美国的大国外交精神完全交易化,无论是敌是友,全部都采取“亲兄弟,明算账”的办法。这一方面不智地把美国最重要的国际资产——战后所建立起来的以美国为核心的同盟制度——弱化,另一方面则使得当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基石动摇。这也使得国际贸易的前景黯淡,因为贸易建立在互信,而互信依靠各方遵守规则。美国带头破坏规则,已经起到了不良的示范效果。

第二,美国治世因特朗普的交易式外交而变得不稳定,这不但激化了此前很多潜藏的国际矛盾,更让所有国家都因为失去了安全感,而在外交上采取自保的攻击型姿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日本和韩国在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后的外交纠纷。为了反击韩国文在寅政府推翻日韩在慰安妇问题,以及战时韩国劳工被日本强征奴役问题所达成的谅解,东京仿效美国对华制裁的办法,在贸易上取消韩国的优惠待遇。

尽管日韩在二战历史责任问题上长期纠缠,但两国关系因此而陷入如此激烈冲突的境地,此前是很难想象的。美国在东亚的两大盟友的关系,从历史争端扩散到贸易乃至军事对峙(韩国军舰去年12月在日本海,启动火控雷达锁定日本反潜巡逻机;两国也中断了军事情报合作),文在寅更天真地表示,韩国加上死敌朝鲜,综合国力能超越日本,均意味着美国在东北亚的大哥地位,已经不再那么受到尊重。

中国内外部环境改变

中国原本借由“一带一路”大战略,通过提供有别于美国和西方的国际公共财的方式,逐渐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有望建立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但是由于操作失当和美国内政变化的两大因素,使得中国崛起所依赖的国际环境和平稳定前提逆转,让中国陷入某种程度的战略被动。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姿态,引起了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警惕。虽然这些国家单独都不愿意公开得罪中国,但是它们对“一带一路”、中国崛起以及美国治世的判断,相信都因而产生了改变。马来西亚新政府推翻多项“一带一路”计划,重新谈判并成功压低原本的议价,乐观者认为展现中国的诚意,悲观者则认定这印证了“一带一路”隐藏“债务陷阱”的指控。越南积极引进国际资本勘探南中国海油气田,并多次跟中国在该海域发生对峙,以及连同菲律宾一起接受日本捐赠的巡逻艇,增强海防实力,都展现了对中国的不信任态度。

美国公开打压华为,指控它是中共窃取海外情报的白手套、施压盟国中止同它在5G通信技术的合作;西方大学以打压学术自由、企图不当影响当地舆论为由,接二连三终止跟孔子学院的合作关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继指控中国利用当地华社,试图干预其内政等不友好的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民族政策趋于高压,遭到西方舆论的谴责,在在显示西方社会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一贯注重经济的香港突然高度政治化,自2014年占中事件后,港人的社会运动开始进入高发期;2019年的反修例抗争则已经日趋暴力化,港人和中共的立场越来越对立,谋求政治妥协的机会正急剧流失。中共已经把反修例抗争形容为“颜色革命”“恐怖主义”,双方正面对抗的可能性日益高涨。在海峡另一端,原本在县市长选举中大败的蔡英文政府,却因为中共对香港的强硬姿态而可能败部复活。一些香港人用脚投票,移民台湾寻求庇护,让“一国两制”在台湾几乎彻底破产,连国民党政客如今也不敢公开支持。另一方面,国民党总统党内初选出现分裂,败选的郭台铭同组党要参选总统的台北市长柯文哲眉来眼去,有可能重演2000年连宋之争让陈水扁渔翁得利的剧本。若蔡英文2020年连任成功,再配合特朗普强硬对华政策的演出,两岸关系势必进一步恶化。

始终看不到曙光的中美博弈,在贸易战层面已经对中国经济构成罕见的压力。中共政治局7月底继续强调要“稳就业”,反映了经济增长失速、资本撤离对就业市场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本来中共今年10月1日庆祝建政70周年,应当是借大阅兵等仪式来展现执政威望的最佳时刻,但是这些内外部环境的改变,却冲淡了这个大日子的喜庆味道。

当然,中国崛起的大势并没有改变,从当年才改革开放不久就遭遇六四事件,陷入国际封锁,却最终能走出困局的经验看,今天的中共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实力,克服挑战的能力已经大为增强;但是,这些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不但会让中国的崛起之路更为崎岖,也可能影响亚洲整体的发展步伐。

反全球化的集体心理

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让数以亿计的世界民众迅速脱贫。但是,九一一恐怖袭击、小布什的穷兵黩武、奥巴马任内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一再消耗了红利,更导致一股反全球化风潮的兴起。支撑这股逆流的集体心理,是一种因为全球化所带来的人口流动,而激发的在地人敌视外地人(移民)的部族心态(tribalism)。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习近平、普京、莫迪、杜特尔特乃至安倍晋三等政治强人现象,几乎都能从这种带有排外意识的部族心态找到某种解释。

在经济层面,全球化以及智能科技突飞猛进,让越来越多人因为自身经济前景不明朗而产生焦虑。对比成长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辈,千禧年世代面对的是更加不确定的生存环境。全球化一方面快速地增加人类的财富,另一方面却加速了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改变。家庭、社群和传统价值观以及人际关系的式微,让人日益孤独无助,美国医学界形容孤独是本世纪的严重疫病,是自杀率高涨、毒瘾问题恶化的罪魁祸首。全球暖化的迹象日趋明显,各地极端天候所带来的天灾频发,也加剧了不安全感。

在精神层面,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人的物质化以及异化。它让人沦为物质性的经济动物,把人的生命意义简化为生产和消费。大量财富的产生让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唾手可得,特别是在互联网虚拟世界,人可以孤独地满足一切生活需求,甚至无节制地满足欲望(binging),随时收听流行曲、通宵追看连续剧或免费色情片、足不出户连线全球玩家一起玩电脑游戏、饿了吃送餐外卖……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美国教育学者波兹曼(Neil Postman)早在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的预言。

20世纪西方两大政治预言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警告未来文明所可能面对的威胁。在波兹曼眼里,赫胥黎的预言更为准确——越来越多的信息淹没了人的认知能力,支离破碎的事实割裂并隐藏了真相,人工智能的操控让人们逐渐失去自主判断的能力而变得自私自利,文明将毁在人们无止境地满足欲壑难填的过程里。

反全球化的逆流,表现的或许是人们试图自救的某种努力。这或许可以用老子所描述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理想世界来类比。面对让人越来越感到无助和失去自主性的全球化力量,抱团取暖的部族心态或许就是最本能的反应。全球化让人的身份认同危机更为突出,而身份认同的本质,就是通过区别“外人”来建立“自己人”的认同。同时,这种区别内外的做法也配合了对历史的乌托邦想象,认为过去曾经有过的只有自己人的美好时代,因此必须努力改变当前的环境,恢复历史的乌托邦。伊斯兰国组织要重建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白人至上主义者要驱逐移民,恢复“白人的美国”,都是这种情绪的体现。

乱世如何自处?

社会由个人组成,因此,所谓的乱世,尽管表现出来的是集体层面的混乱,根源却往往出自个人层面的混乱,以及人际关系层面的混乱。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颠覆了二战后的美国治世,在这个意义上只是一种病症,病根或许就在于支撑美国治世的价值观,已经无法满足或解决个人层面所面对的问题。

在经济上,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源自金融界的贪婪,更糟糕的是,导致灾难的罪魁祸首无一面对后果,还领取了巨额的红利。这种不公不义,或许就种下了当前的恶果。但是,更严重的恐怕是精神层面的腐败。可以说,这种肆无忌惮的贪婪,来自于家庭、社群和传统价值逐一崩坏后的集体疏离感和个人的无责任感。个人的高度异化所产生的各种病症,如享乐主义、虚无主义、自恋自利,都在一砖一瓦地侵蚀文明的根基。

身处乱世的个人,面对这些庞大且复杂的挑战,一时间恐怕会感到手足无措。该怎么办呢?

第一个建议是读史。人类的历史本来就是在治乱之间发展的,以前的人如何应对乱世,如何在乱世之中安身立命,其实都有大量的经验总结。当然,这些总结并不能简单地借用,可是通过前人的概括,还是能够起到参考作用。至少它告诉我们,当前所面对的挑战尽管艰巨,却并非毫无办法。

更具体地说,读史的另一个意义是回顾自身的传统。我们都不是凭空而生,目前的一切明文成就,都是前人所遗留下来的。跟简单地拥抱部族主义去寻求安全感相比,通过历史去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或许才能真正在乱世之中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并因此清楚自己生命的意义,远超过个人眼前所要面对的问题。这种超越性,是医治乱世心灵的良方。

第二个建议,是反躬自省,自我完善。中国传统儒家学问的精神,其实就是这个。加拿大心理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就一直呼吁人们从自身做起。他引述美国文学家艾略特的戏剧《鸡尾酒会》的一幕,女主角告诉她的心理医生,她希望自己的痛苦都是因为自己的不是,因为如果痛苦源自自身,她还能够通过改变自己来解决引发痛苦的问题;可是如果痛苦是因为外在世界,她将注定痛苦一辈子,因为她不可能改变世界。

彼得森一再指出,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必须从改变自己开始,因为这是每一个人唯一能掌控的东西。当然,要真正的改变,首先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而不是把自己的痛苦怨天尤人。道理其实简单,实践起来却不一定容易;然而,它才是真正的解药。

祖述孔子的荀子就指出:“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荀子·不苟》)问题再复杂,终究是人自己的问题;人世的道理,千百年来都是一样的。孔子的学问,经历历史的千锤百炼,如今依然影响着亿万人,反映的正是让人们得以度过乱世的人生智慧。

厉兵秣马迎接乱世挑战,当从改变自己开始。

原载2019年10月第41期《怡和世纪》,完稿于201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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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同安会馆88周年会庆特刊《同根》序文(中英文版)

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

历史学家钱穆表示,周朝封建制度的精神是兴灭国,继绝世,所以周天子分封夏、商二代的后人于杞、宋两国。但是这两国的典籍和贤人都缺乏,所以到了孔子的时代,就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让他能够去查证这些历史。

2019年是新加坡开埠200周年,当局除了纪念这段历史,也上溯到700年前。可是,除了地下挖出来的一些遗迹,还有一些零星的掌故资料,证明在英国人到来之前的500年间,新加坡并不只是一个小渔村,而曾经是商人云集的重要港口,但由于缺乏系统和具体的文献,所以难以写成完整的历史。

新加坡同安会馆在2019年庆祝成立88周年,配合庆典活动,也筹划了这本特刊的出版。第41届理事会从善如流,接纳了交际股股长黄和汀乡亲的建议,用文献的形式,记录同安人在新加坡白手起家的奋斗故事,作为特刊的内容。

新加坡同安人人才辈出,赫赫有名的先辈如陈嘉庚、陈六使、陈延谦、陈文确等等,有关他们的各类资料和研究汗牛充栋。但是,至今在新加坡生活奋斗的同安人不下百万计,他们默默无闻地在各自岗位上的集体贡献,成就了今天繁荣昌盛的新加坡。关于他们的人生故事,如果没有人为之记载,慢慢地就会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他们的故事,是新加坡故事的有机体,应当被整理记录下来,作为后人“能徵之”的文献。

编辑的原则,以会馆会员的长辈为主,特别是早年从家乡南来新加坡的一辈。当中也包括了战前在本地出生,见证新加坡从自治到建国历史的同安人,以及1949年后南来的同安人。他们的不同奋斗历程,编织了缤纷多彩的新加坡故事。为避免瓜田李下,我们也决定暂不记录现任理事会成员的个人故事。

在出版文献特刊的同时,我们也计划出版电子版,因为同安人在本地的奋斗史源远流长,一本会庆特刊必然有遗珠之憾。电子版就能弥补这个缺憾,作为开放式的文本,我们会适时补充新的文献资料,把更多新加坡同安人的故事记录下来,让新加坡的故事更充实精彩。

是为序。

(2019年6月)

Preface

The Master said:”Can I talk about Xia ritual? Its inheritor, the country of Qi, has not preserved sufficient evidence. Can I talk about Yin ritual? Its inheritor, the country of Song, has not preserved sufficient evidence. There are not enough records and not enough wise men; otherwise, I could draw evidence from them.”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Chapter 3.9, 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Simon Leys,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According to renowned historian Qian Mu(钱穆), the core spirit of the Zhou Dynasty’s (周朝)feudal system was to restore failed states and revive destroyed lineages. Thus, it established the feudal state of Qi(杞) for the descendants of the Xia Dynasty(夏朝)and the feudal state of Song(宋)for the descendants of the Yin Dynasty(殷朝). However, these two states did not keep proper historical records and lacked administrative talents. Thus by Confucius’ time, there was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for him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these two preceding dynasties.

Singapore marks 200 years of Raffles’ arrival in 2019. The bicentennial commemoration also traces 700 years of Singapore history. However, except for a few excavation sites as well as historical anecdotes which proved that Singapore was not just a tiny fishing village but an important regional trading port for 500 years before the British, it is difficult to narrate a full history of pre-British Singapore due to the lack of historical records.

As Singapore marks off 700 years of history, Tung Ann District Guild also celebrates its 88th anniversary this year. To commemorate the occasion, this anthology was compiled by the 41st Executive Committee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Committee Member Mr Anthony Ng(黄和汀), who proposed a collection of the stories of early Tung Ann immigrants to Singapore. This anthology showcases how these ordinary folk built Singapore up from scratch and highlights their in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our nation.

There are many talented and successful Tung Ann compatriots in Singapore. Famous among them are Tan Kah Kee(陈嘉庚), Tan Lark Sye(陈六使), Tan Ean Kiam(陈廷谦)and Tan Boon Khah(陈文确). Records and studies about them are numerous.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a million Tung Ann compatriots who have lived in and contributed to Singapore since then. They are the nameless heroes who, through their efforts, made Singapore what it is today. Their life stories, if unrecorded, would have been lost forever. These individual stories are part of the collective Singapore Story and should be recorded for posterity. 

This anthology focuses on the stories of our Guild’s forebears, particularly those who had migrated from Tung Ann to Singapore. They range from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had been born in Singapore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to those who came to Singapore only after the 1949 Communist takeover of China. Their various struggles are part and parcel of our colourful history. 

In addition to the print issues, we also intend to provide electronic issues which will be updated with more stories as the tapestry of our tales continues to be woven. By delving into the rich history of Tung Ann stories, we in turn enrich the Singapore Story.

Translated by Yap Pheng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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