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不教父之过

我们是应该让孩子从中学习到责任感,还是廉价地把所有的不幸不公都推给社会,自己却置身事外,仿佛事不关己?

  家长因为两年间累积拖欠156元学杂费,导致孩子无法领取小六离校考试成绩单,只能用成绩单复印本去申请中学,引起了热议。

  事件最主要的受害者莫过于那名学生,他因为父母的失职而得蒙受莫名的委屈,拿不到成绩单正本,还必须用副本去申请中学,整个过程势必让他产生一定的自卑感。

  事件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有社运人士在网上揭露,并且批评教育部因拖欠学杂费而扣押成绩单的做法,“是在贫困的伤口上撒盐”。另一个政治人物也把事件归咎“精英背景的校长”——这听起来已经像是把草根和精英对立起来的民粹语言了。

  教育部的解释是,每个小学生每年所得到的资助是1万2000元,他们每个月得支付13元的杂费。这种“共同支付”的做法,是政府一贯的原则,目的是强调个人要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无论数额有多小。此外,对于低收入家庭,目前有各项援助,包括现金援助来应对他们的杂费、校服、课本、交通和学校用餐的开销。

  扣押学生成绩单正本,是确保家长履行基本责任的阻吓手段,否则碰到拖欠学杂费的家长耍无赖,“共同支付”原则的精神,就会因为当局对他们无可奈何而变成空话。这种事情真正发生时,予人的观感的确很不好,但“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不能因此而漠视了规定背后的用意。

  根据以上的事实,学生家长的家境并非主要的问题,他们的行为所反映的心态,才是症结所在。因为就算他们真的负担不起每个月13元的学杂费,援手并非遥不可及。假如是因为基于“人穷志不短”的理由,不愿意乞求,身为家长,他们也必须为了孩子而“忍辱负重”。这是假设校方有知会他们,如果拖欠学杂费,孩子将拿不到成绩单正本。

  另一个为家长开脱的可能理由,是他们穷于应对日常生活的压力,心理上时刻处于窘迫、焦虑、惶恐等状态,无法做出常人应有的正确判断。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低收入群体之所以出现寅吃卯粮、孤注一掷赌博、抽烟酗酒等让自己处境进一步恶化的行为,都是因为他们一直面对生存威胁,难以做出理性抉择,更遑论长远规划(包括投资下一代)来改变命运了。

  事件中的家长可能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去申请援助。这是唯一能让人同情他们的原因。然而“共同支付”的原则并非只是金钱,也包括时间和注意力。从常态说,如果家长知道拖欠学杂费的后果(导致孩子无法用成绩单正本申请中学而产生自卑感的心理伤害),却仍然不愿意放心思去花点时间申请金钱援助,对他们没有履行家长基本责任的指责,恐怕还是成立的。就如教育部针对事件回应时指出,我们是应该让孩子从中学习到责任感,还是廉价地把所有的不幸不公都推给社会,自己却置身事外,仿佛事不关己?

  挑起社会关注的社运人士,其同情心或许不容置疑,但其行为的前提假设,容或有改进之处。与其先入为主地用“在贫困的伤口上撒盐”来定义事件,花点时间去了解事件全貌,特别是自己所假定的“加害者”的立场,然后具体地去帮助受影响的学生,比如自己花时间去帮事主父母申请援助,是否比广播自己的义愤更有意义呢?要知道,义愤和仇恨仅一线之隔,无端挑起大众的情绪,而且是基于不完全的真相,并非负责任的表现。至于“精英背景的校长”这类煽动性话语,就更等而下之了。

  孩子的教育确实很重要,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确实很有必要应对,特别是教育所发挥的社会流动性的作用,已经是社会的共识。明理的人应该都很清楚,新加坡无论是在价值观或者集体作为上,莫不在致力于改善低收入阶层的社会流动性,避免贫困陷阱或贫穷阶级的固化。因为它们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也就是不利于所有人的长远利益。

  况且,当下全世界最大的威胁,莫过于仇视精英的民粹主义情绪。它已经撕裂了很多社会。一旦这个魔鬼被放出来肆虐,所造成的巨大惨烈的破坏已经是有目共睹。因此,任何社会成员所应该做的事情,是在个人的层面肩负起应有的责任,在日常的行为、言谈,尽可能去理解和包容反对自己的意见,而不是根据自己的观点或立场,甚至为了让自己享有居高临下的良好感觉,而在不了解事情全貌的情况下,轻易挑动人们的原始情绪。

  任何社会都难免不公不义的存在,但很多时候,个人的小小善行,还是能够稍微让周边的小环境变得好一点;推而广之,甚至能让世界变得好一点。那些试图冲决网罗,大开大合的救世方案,更多是事与愿违的横尸遍野的下场。日常小善行,不妨从承担起每个人应有的责任开始,孩子孝顺父母,父母教养孩子;唯有个人在日常生活里不断肩负起自身的责任,做出哪怕是小小的牺牲,世界才有可能变得更好。

原载2019年12月1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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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联合早报》年度汉字投选活动“字述一年”——乱

所谓“后冷战”的国际格局,因为美国治世这根定海神针的动摇,而随之晃荡不定。此前经济全球化、各国闷声大发财的和平局面,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美国优先”政策,针对中国及其他对美贸易顺差的国家,相继发动征收高关税的贸易战后,正呈现某种土崩瓦解的形势。表现在今年的新闻事件上,几乎可以用个“乱”字来概括——世界正进入了另一轮的乱世了。

乱世最显著的情况是民心动乱,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法国、西班牙、香港、美国等,还是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智利等,许多城市纷纷出现街头暴力示威,其中持续了五个多月的“反送中”抗争,暴力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尽管警民冲突如同巷战,香港经济也因此陷入技术衰退,许多家庭更因成员之间立场不同而分裂,但超过一半的港人在调查中依然对抗争表示支持。

人在乱世缺乏基本的安全感,因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质疑自己到底是谁,可以相信谁。这种身份认同的困扰,容易演变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心态,通过界定谁是外人来明确谁是自己人。巴塞罗那暴民否认自己是西班牙人;港青不分青红皂白追打口操普通话的路人,亵渎象征中国大陆权威的标志,挥舞美国和英国国旗来强调“非中国人”的立场;印尼巴布亚人因被指是“猴子”而群起暴动,都是试图界定敌我之后所产生的排外反应

特朗普要在美墨边境筑墙,防止南美洲非法移民不断涌入;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口号之一就是“(从欧盟)夺回主权”,无不反映了这种在乱世中因为彷徨无助,而希望通过阻隔外来人口,恢复自主权的渴望。这些乱象的另一个共同主题,则是民众对统治精英甚至整个体制失去信心,在绝望之际唯有诉诸暴力泄愤。形成这股民怨的最大原因,是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特别是年轻人看不到前景,认为自己再怎么努力,此生将无法取得像父辈那样的生活水准。全球化所带来的大规模移民,也激发在地民众的排外心态,把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归咎于外来移民。

本地10月底公布的民意调查发现,阶级差异和移民成为新加坡人最担心的最新社会断层线。但是跟其他社会一样,速度越来越快的科技发展,特别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科技的普及,将取代越来越多人的工作,并且让财富更为集中,也就让贫富差距问题更难解决。发达社会生育率持续低迷,也迫使决策者不得不引入移民来维持社会活力和经济发展。换言之,这些导致乱象的原因,在短期内都不容易找到解药。

如果要挖掘得更深,则乱世之乱,首在人心之乱。治乱之间,是文明秩序内部均衡及失衡的轮替。乱世必然出现文明价值观的错乱。荀子在讲到乱世的现象时就提到:“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以美国为首的否定两性性别差异的身份认同政治横行,凸显了乱世中的价值颠倒。

美国的性别政治已经走火入魔,认为性别是流动的,男人可以自认为女人,而获得法律允许使用女厕、女更衣室,甚至参加女子竞赛夺标。这股歪风源自对西方文化的仇视,认为那是“由白种异性恋男人所建立的压迫文化”,欲除之而后快。抹杀性别差异,就是在最根源处颠覆和否定西方文明。

跟中国清朝末年相似,当人们对所继承的文化传统失去信仰,甚至视如仇寇,不感激自己所享有的文明成果源自祖先的努力,反而挖尽心思要消灭它,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灾难性的后果。占据美国舆论的极左精英,极力要否定西方文明,无疑是自掘坟墓之举。维系既有国际文明秩序的美国治世,因而出现动摇。

世界各地今年的动乱,反映的是一种价值错乱的集体潜意识。新科技的挑战、贫富悬殊等,可能仅是乱世的表面原因;文明价值的颠覆,或许才是乱世的深层原因。“乱”因而是当之无愧的年度汉字。问题是,这恐怕只是新一轮治乱循环的开始。

(原载2019年11月25日《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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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已进入乱世

“乱世之徵: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荀子·乐论》)

《联合早报》2019年元旦的社论题目是《厉兵秣马迎接新年》,不无先见之明。社论提醒读者要留意自身所处的环境,因为世界局势的急速发展,或许将改变我们目前所熟悉的世界。文章立论的大背景,是2018年爆发了出乎各界意料之外的中美贸易战。一年来两国打打停停,形势却日益有失控之势,从贸易扩散到科技、货币乃至地缘政治博弈,连香港和台湾都扯了进来,甚至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的冷战。

2019年已经过了大半,中美博弈不但扰乱了全球经济秩序,也在各地制造了新的冲突和紧张。英国脱欧是另一个显著例子。保守党首相特雷莎·梅在7月底仓皇辞庙,接任的约翰逊普遍被视为是英国版的特朗普,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政客。他不断放话要硬脱欧,试图迫使欧盟给予英国更优惠的脱欧协议,但欧盟似乎不为所动,导致英镑汇率一跌再跌。8月初的地方补选,让约翰逊政府在国会只剩下一席的执政多数,几乎可用岌岌可危来形容。虽然还是有乐观的看法认为,约翰逊最终将迫于现实,在10月脱欧期限前跟欧盟达致某种默契,可是情势始终让人忧心忡忡。

在中东地区,导致几十万人死伤,更多人流离失所的叙利亚内战,丝毫看不到和平曙光。此前遭美国联军歼灭根据地的伊国组织,大有死灰复燃之势。美国国内民意厌战,美军大概也不会再大举进入伊拉克打击伊国组织。因为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刚愎自用,轻率入侵而沦为失败国家的伊拉克,中短期内恐怕也难以恢复战前的基本秩序。

至今更为严峻的应该是伊朗的形势了。特朗普不顾盟友及联合国的反对,退出伊朗核协议,并且一再加剧经济制裁,还恐吓动武,让波斯湾局势紧绷。伊朗于7月扣押一艘英国油轮,报复英国在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扣押一艘涉嫌非法运载石油出口的伊朗油轮,让国际原油价格一度暴涨。德黑兰更一再宣布,逐步恢复核协议所禁止的核能活动,来反制美国的施压。尽管特朗普本能上并不倾向于出兵,但是他周边却围绕着一群小布什时代的鹰派官僚,这些所谓的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都是好战之辈,而且对此前出兵伊拉克的战略错误丝毫无反省之意。伊朗局势在可预见的时间里,将是一颗让人不安的定时炸弹。

亚洲世纪胎死腹中?

在进入21世纪时,西方舆论普遍认为这将会是亚洲的世纪。中国崛起这个难以忽视的现象,强有力地支撑这一观点。可是在短短不到20年间,亚洲世纪这一论断却浮现了诸多的疑云。

改变这一进程的,当然是特朗普执政后对华政策的急转弯。它改变了此前国际合作的大环境,也让中国崛起的外部和平环境不再那么确定。本来,亚洲世纪的前提是中国崛起,而中国崛起的假设是建立在美国治世(Pax America)下,世界经济重心从欧美向亚洲和平转移的有序进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完全打破了这些前提假设。

首先,特朗普似乎不愿意继续承担美国的国际责任。他的商人本色把美国的大国外交精神完全交易化,无论是敌是友,全部都采取“亲兄弟,明算账”的办法。这一方面不智地把美国最重要的国际资产——战后所建立起来的以美国为核心的同盟制度——弱化,另一方面则使得当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基石动摇。这也使得国际贸易的前景黯淡,因为贸易建立在互信,而互信依靠各方遵守规则。美国带头破坏规则,已经起到了不良的示范效果。

第二,美国治世因特朗普的交易式外交而变得不稳定,这不但激化了此前很多潜藏的国际矛盾,更让所有国家都因为失去了安全感,而在外交上采取自保的攻击型姿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日本和韩国在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后的外交纠纷。为了反击韩国文在寅政府推翻日韩在慰安妇问题,以及战时韩国劳工被日本强征奴役问题所达成的谅解,东京仿效美国对华制裁的办法,在贸易上取消韩国的优惠待遇。

尽管日韩在二战历史责任问题上长期纠缠,但两国关系因此而陷入如此激烈冲突的境地,此前是很难想象的。美国在东亚的两大盟友的关系,从历史争端扩散到贸易乃至军事对峙(韩国军舰去年12月在日本海,启动火控雷达锁定日本反潜巡逻机;两国也中断了军事情报合作),文在寅更天真地表示,韩国加上死敌朝鲜,综合国力能超越日本,均意味着美国在东北亚的大哥地位,已经不再那么受到尊重。

中国内外部环境改变

中国原本借由“一带一路”大战略,通过提供有别于美国和西方的国际公共财的方式,逐渐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有望建立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但是由于操作失当和美国内政变化的两大因素,使得中国崛起所依赖的国际环境和平稳定前提逆转,让中国陷入某种程度的战略被动。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姿态,引起了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警惕。虽然这些国家单独都不愿意公开得罪中国,但是它们对“一带一路”、中国崛起以及美国治世的判断,相信都因而产生了改变。马来西亚新政府推翻多项“一带一路”计划,重新谈判并成功压低原本的议价,乐观者认为展现中国的诚意,悲观者则认定这印证了“一带一路”隐藏“债务陷阱”的指控。越南积极引进国际资本勘探南中国海油气田,并多次跟中国在该海域发生对峙,以及连同菲律宾一起接受日本捐赠的巡逻艇,增强海防实力,都展现了对中国的不信任态度。

美国公开打压华为,指控它是中共窃取海外情报的白手套、施压盟国中止同它在5G通信技术的合作;西方大学以打压学术自由、企图不当影响当地舆论为由,接二连三终止跟孔子学院的合作关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继指控中国利用当地华社,试图干预其内政等不友好的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民族政策趋于高压,遭到西方舆论的谴责,在在显示西方社会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一贯注重经济的香港突然高度政治化,自2014年占中事件后,港人的社会运动开始进入高发期;2019年的反修例抗争则已经日趋暴力化,港人和中共的立场越来越对立,谋求政治妥协的机会正急剧流失。中共已经把反修例抗争形容为“颜色革命”“恐怖主义”,双方正面对抗的可能性日益高涨。在海峡另一端,原本在县市长选举中大败的蔡英文政府,却因为中共对香港的强硬姿态而可能败部复活。一些香港人用脚投票,移民台湾寻求庇护,让“一国两制”在台湾几乎彻底破产,连国民党政客如今也不敢公开支持。另一方面,国民党总统党内初选出现分裂,败选的郭台铭同组党要参选总统的台北市长柯文哲眉来眼去,有可能重演2000年连宋之争让陈水扁渔翁得利的剧本。若蔡英文2020年连任成功,再配合特朗普强硬对华政策的演出,两岸关系势必进一步恶化。

始终看不到曙光的中美博弈,在贸易战层面已经对中国经济构成罕见的压力。中共政治局7月底继续强调要“稳就业”,反映了经济增长失速、资本撤离对就业市场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本来中共今年10月1日庆祝建政70周年,应当是借大阅兵等仪式来展现执政威望的最佳时刻,但是这些内外部环境的改变,却冲淡了这个大日子的喜庆味道。

当然,中国崛起的大势并没有改变,从当年才改革开放不久就遭遇六四事件,陷入国际封锁,却最终能走出困局的经验看,今天的中共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实力,克服挑战的能力已经大为增强;但是,这些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不但会让中国的崛起之路更为崎岖,也可能影响亚洲整体的发展步伐。

反全球化的集体心理

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让数以亿计的世界民众迅速脱贫。但是,九一一恐怖袭击、小布什的穷兵黩武、奥巴马任内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一再消耗了红利,更导致一股反全球化风潮的兴起。支撑这股逆流的集体心理,是一种因为全球化所带来的人口流动,而激发的在地人敌视外地人(移民)的部族心态(tribalism)。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习近平、普京、莫迪、杜特尔特乃至安倍晋三等政治强人现象,几乎都能从这种带有排外意识的部族心态找到某种解释。

在经济层面,全球化以及智能科技突飞猛进,让越来越多人因为自身经济前景不明朗而产生焦虑。对比成长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辈,千禧年世代面对的是更加不确定的生存环境。全球化一方面快速地增加人类的财富,另一方面却加速了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改变。家庭、社群和传统价值观以及人际关系的式微,让人日益孤独无助,美国医学界形容孤独是本世纪的严重疫病,是自杀率高涨、毒瘾问题恶化的罪魁祸首。全球暖化的迹象日趋明显,各地极端天候所带来的天灾频发,也加剧了不安全感。

在精神层面,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人的物质化以及异化。它让人沦为物质性的经济动物,把人的生命意义简化为生产和消费。大量财富的产生让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唾手可得,特别是在互联网虚拟世界,人可以孤独地满足一切生活需求,甚至无节制地满足欲望(binging),随时收听流行曲、通宵追看连续剧或免费色情片、足不出户连线全球玩家一起玩电脑游戏、饿了吃送餐外卖……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美国教育学者波兹曼(Neil Postman)早在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的预言。

20世纪西方两大政治预言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警告未来文明所可能面对的威胁。在波兹曼眼里,赫胥黎的预言更为准确——越来越多的信息淹没了人的认知能力,支离破碎的事实割裂并隐藏了真相,人工智能的操控让人们逐渐失去自主判断的能力而变得自私自利,文明将毁在人们无止境地满足欲壑难填的过程里。

反全球化的逆流,表现的或许是人们试图自救的某种努力。这或许可以用老子所描述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理想世界来类比。面对让人越来越感到无助和失去自主性的全球化力量,抱团取暖的部族心态或许就是最本能的反应。全球化让人的身份认同危机更为突出,而身份认同的本质,就是通过区别“外人”来建立“自己人”的认同。同时,这种区别内外的做法也配合了对历史的乌托邦想象,认为过去曾经有过的只有自己人的美好时代,因此必须努力改变当前的环境,恢复历史的乌托邦。伊斯兰国组织要重建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白人至上主义者要驱逐移民,恢复“白人的美国”,都是这种情绪的体现。

乱世如何自处?

社会由个人组成,因此,所谓的乱世,尽管表现出来的是集体层面的混乱,根源却往往出自个人层面的混乱,以及人际关系层面的混乱。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颠覆了二战后的美国治世,在这个意义上只是一种病症,病根或许就在于支撑美国治世的价值观,已经无法满足或解决个人层面所面对的问题。

在经济上,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源自金融界的贪婪,更糟糕的是,导致灾难的罪魁祸首无一面对后果,还领取了巨额的红利。这种不公不义,或许就种下了当前的恶果。但是,更严重的恐怕是精神层面的腐败。可以说,这种肆无忌惮的贪婪,来自于家庭、社群和传统价值逐一崩坏后的集体疏离感和个人的无责任感。个人的高度异化所产生的各种病症,如享乐主义、虚无主义、自恋自利,都在一砖一瓦地侵蚀文明的根基。

身处乱世的个人,面对这些庞大且复杂的挑战,一时间恐怕会感到手足无措。该怎么办呢?

第一个建议是读史。人类的历史本来就是在治乱之间发展的,以前的人如何应对乱世,如何在乱世之中安身立命,其实都有大量的经验总结。当然,这些总结并不能简单地借用,可是通过前人的概括,还是能够起到参考作用。至少它告诉我们,当前所面对的挑战尽管艰巨,却并非毫无办法。

更具体地说,读史的另一个意义是回顾自身的传统。我们都不是凭空而生,目前的一切明文成就,都是前人所遗留下来的。跟简单地拥抱部族主义去寻求安全感相比,通过历史去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或许才能真正在乱世之中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并因此清楚自己生命的意义,远超过个人眼前所要面对的问题。这种超越性,是医治乱世心灵的良方。

第二个建议,是反躬自省,自我完善。中国传统儒家学问的精神,其实就是这个。加拿大心理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就一直呼吁人们从自身做起。他引述美国文学家艾略特的戏剧《鸡尾酒会》的一幕,女主角告诉她的心理医生,她希望自己的痛苦都是因为自己的不是,因为如果痛苦源自自身,她还能够通过改变自己来解决引发痛苦的问题;可是如果痛苦是因为外在世界,她将注定痛苦一辈子,因为她不可能改变世界。

彼得森一再指出,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必须从改变自己开始,因为这是每一个人唯一能掌控的东西。当然,要真正的改变,首先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而不是把自己的痛苦怨天尤人。道理其实简单,实践起来却不一定容易;然而,它才是真正的解药。

祖述孔子的荀子就指出:“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荀子·不苟》)问题再复杂,终究是人自己的问题;人世的道理,千百年来都是一样的。孔子的学问,经历历史的千锤百炼,如今依然影响着亿万人,反映的正是让人们得以度过乱世的人生智慧。

厉兵秣马迎接乱世挑战,当从改变自己开始。

原载2019年10月第41期《怡和世纪》,完稿于201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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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同安会馆88周年会庆特刊《同根》序文(中英文版)

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

历史学家钱穆表示,周朝封建制度的精神是兴灭国,继绝世,所以周天子分封夏、商二代的后人于杞、宋两国。但是这两国的典籍和贤人都缺乏,所以到了孔子的时代,就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让他能够去查证这些历史。

2019年是新加坡开埠200周年,当局除了纪念这段历史,也上溯到700年前。可是,除了地下挖出来的一些遗迹,还有一些零星的掌故资料,证明在英国人到来之前的500年间,新加坡并不只是一个小渔村,而曾经是商人云集的重要港口,但由于缺乏系统和具体的文献,所以难以写成完整的历史。

新加坡同安会馆在2019年庆祝成立88周年,配合庆典活动,也筹划了这本特刊的出版。第41届理事会从善如流,接纳了交际股股长黄和汀乡亲的建议,用文献的形式,记录同安人在新加坡白手起家的奋斗故事,作为特刊的内容。

新加坡同安人人才辈出,赫赫有名的先辈如陈嘉庚、陈六使、陈延谦、陈文确等等,有关他们的各类资料和研究汗牛充栋。但是,至今在新加坡生活奋斗的同安人不下百万计,他们默默无闻地在各自岗位上的集体贡献,成就了今天繁荣昌盛的新加坡。关于他们的人生故事,如果没有人为之记载,慢慢地就会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他们的故事,是新加坡故事的有机体,应当被整理记录下来,作为后人“能徵之”的文献。

编辑的原则,以会馆会员的长辈为主,特别是早年从家乡南来新加坡的一辈。当中也包括了战前在本地出生,见证新加坡从自治到建国历史的同安人,以及1949年后南来的同安人。他们的不同奋斗历程,编织了缤纷多彩的新加坡故事。为避免瓜田李下,我们也决定暂不记录现任理事会成员的个人故事。

在出版文献特刊的同时,我们也计划出版电子版,因为同安人在本地的奋斗史源远流长,一本会庆特刊必然有遗珠之憾。电子版就能弥补这个缺憾,作为开放式的文本,我们会适时补充新的文献资料,把更多新加坡同安人的故事记录下来,让新加坡的故事更充实精彩。

是为序。

(2019年6月)

Preface

The Master said:”Can I talk about Xia ritual? Its inheritor, the country of Qi, has not preserved sufficient evidence. Can I talk about Yin ritual? Its inheritor, the country of Song, has not preserved sufficient evidence. There are not enough records and not enough wise men; otherwise, I could draw evidence from them.”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Chapter 3.9, 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Simon Leys,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According to renowned historian Qian Mu(钱穆), the core spirit of the Zhou Dynasty’s (周朝)feudal system was to restore failed states and revive destroyed lineages. Thus, it established the feudal state of Qi(杞) for the descendants of the Xia Dynasty(夏朝)and the feudal state of Song(宋)for the descendants of the Yin Dynasty(殷朝). However, these two states did not keep proper historical records and lacked administrative talents. Thus by Confucius’ time, there was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for him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these two preceding dynasties.

Singapore marks 200 years of Raffles’ arrival in 2019. The bicentennial commemoration also traces 700 years of Singapore history. However, except for a few excavation sites as well as historical anecdotes which proved that Singapore was not just a tiny fishing village but an important regional trading port for 500 years before the British, it is difficult to narrate a full history of pre-British Singapore due to the lack of historical records.

As Singapore marks off 700 years of history, Tung Ann District Guild also celebrates its 88th anniversary this year. To commemorate the occasion, this anthology was compiled by the 41st Executive Committee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Committee Member Mr Anthony Ng(黄和汀), who proposed a collection of the stories of early Tung Ann immigrants to Singapore. This anthology showcases how these ordinary folk built Singapore up from scratch and highlights their in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our nation.

There are many talented and successful Tung Ann compatriots in Singapore. Famous among them are Tan Kah Kee(陈嘉庚), Tan Lark Sye(陈六使), Tan Ean Kiam(陈廷谦)and Tan Boon Khah(陈文确). Records and studies about them are numerous.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a million Tung Ann compatriots who have lived in and contributed to Singapore since then. They are the nameless heroes who, through their efforts, made Singapore what it is today. Their life stories, if unrecorded, would have been lost forever. These individual stories are part of the collective Singapore Story and should be recorded for posterity. 

This anthology focuses on the stories of our Guild’s forebears, particularly those who had migrated from Tung Ann to Singapore. They range from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had been born in Singapore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to those who came to Singapore only after the 1949 Communist takeover of China. Their various struggles are part and parcel of our colourful history. 

In addition to the print issues, we also intend to provide electronic issues which will be updated with more stories as the tapestry of our tales continues to be woven. By delving into the rich history of Tung Ann stories, we in turn enrich the Singapore Story.

Translated by Yap Pheng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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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桃花源

人性因为无穷的欲望而不完美,但是追求完美却又是生命的某种内在渴望。涅槃、天堂和三代之治这些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这种内在矛盾。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早前在一场有关族群课题的对话会上发言时,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词汇。他在强调处理族群矛盾的困难时说:“我们还远没有抵达超越种族的涅槃。”
  “涅槃”是佛教用语,大致指无为、自在、不生不灭等意思,也形容一种圆满而寂静的完美状态。无独有偶,在当下英美世界的政治冲突里,另一个意思相近、带有宗教意涵的政治词汇也越来越常见:“乌托邦”。有论者认为,英美政治的两极化,跟激进势力追求现世的乌托邦不无关系。
  这种乌托邦表现为一种极端的平等主义,要求消除现实世界的种种差异,包括贫富的差异、身份的差异、种族的差异,乃至性别的差异。在这些极端的信徒眼中,为了实现乌托邦,任何手段都是被允许的,哪怕这些手段破坏和摧毁历史传统与现世伦常。
  一些思想史学者指出,乌托邦思潮的兴起和普及,与基督教信仰在欧洲的式微几乎是同步的现象。然而当中最大的不同,当然是基督教的天堂属于来世,但乌托邦却是企图在不完美的现世实现完美的人间天堂。最具代表性的乌托邦思想,莫过于马克思所弘扬的共产主义;而其在各国实践的结果,无不是哀鸿遍野、血流成河。20世纪的人类史,有很大部分是追求乌托邦不成的悲惨记录。
  就算是宗教色彩相对不浓的传统中国,强调“温良恭俭让”的儒家政治,也不乏“三代之治”的理想国图像。这成为历朝历代一些理想主义者奋斗的目标,以及任何借由变法来推动政治革新或权力斗争的借口。最著名的例子是汉朝的王莽改制,最终他篡了刘氏的帝位建立新朝,但也跟所有追求乌托邦者的下场一样,因为走向极端而身败名裂,不得善终。
  人性因为无穷的欲望而不完美,但是追求完美却又是生命的某种内在渴望。涅槃、天堂和三代之治这些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这种内在矛盾,让人有了追求的方向,让生命在追求的过程中产生意义而有所安顿。这是所谓的超越一己的宗教情怀。这样的情怀在宗教领域内或较易恰如其分,可是一旦失去了这个分寸,就很容易异化为激进的乌托邦运动。
  乌托邦思潮的崛起,也跟传统文化的崩解有关。这一经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发生过,如今也发生在西方世界。基于千年基督教传统的欧美社会,如今已经世俗化。2016年公布的宗教调查发现,38%的欧洲人没有宗教信仰,其中法国人高达58%、英国人54%。美国的白人新教徒也从1976年的占人口81%,下降到2017年的43%;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的比率在年轻人当中显著上升。
  尚穆根所描述的“超越种族的涅槃”,其实就是指这种要在人世间实现天堂的乌托邦运动的某个面向。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之际,出现了“历史终结说”,就把胜利方的自由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体,想象为不再变动的涅槃状态一样。这种企图在宗教的天堂被自然科学知识瓦解后,于人世寻找乌托邦替代品的政治冲动,如今又以不同且更为激进的面貌出现。
  当下流行的乌托邦政治运动的核心实质是身份认同政治,借由身份认同去界定人的存在意义,种族身份是一个支流,另一大支流,也是最激进的,莫过于性别身份认同,在英文中简称为LGBTQ,即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跨性別者(Transgender)和对其性别认同感到疑惑的人(Questioning)。
  运动打出多元性(diversity)、包容性(inclusion)和均等性(equity)的动人口号,任何潜在的歧视,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均视为滔天大罪。因为运动要建立一个不存在歧视和差别的乌托邦,而且犹如天堂般神圣纯洁,不容置疑,所有质疑者因此都被归类为不共戴天的异教徒。
  当宗教式微,人们把政治当做替代品,视为获取生命意义的来源,极端化和激进化就几乎是必然的结果。这使得强调妥协精神的英美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因而陷入难以取得共识的瘫痪状态,英美的政治危机也因此越来越险峻。美国民主党要弹劾总统特朗普、英国的最高法院判定首相约翰逊让国会休会一个多月的决定违法,香港追求普选的青年越来越暴力的违法乱纪,以为选举就能解决香港的问题,背后都不无乌托邦极端主义的幽灵在作祟。
  最新的乌托邦运动,则是所谓“深绿”的激进环保运动,其代言人、瑞典16岁女学生通贝里号召学生罢课,抗议政府不作为,被西方传媒打造为环保英雄,被西方政界奉为上宾,一些环保分子甚至把她当做教主那样来崇拜。激进环保运动最直接的结果,是让很多绝望的年轻人放弃生育,因为他们相信破坏环境是人类的原罪。按这个逻辑,人类灭绝了,地球才有希望。这当然是荒谬的,却具体地反映了乌托邦思维的可怕。
  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表达的是对乱世的厌倦而向往怡然自乐、与世无争的世界,跟乌托邦要在人间实现天堂毕竟还有所不同。当前我们恐怕已经进入了乱世,然应对之道,却不应该是去追寻“不足为外人道”的世外桃源。
(原载2019年10月13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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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更新防务保险

  趁出席联合国大会之便,李显龙总理在纽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协议,更新两国在1990年缔结的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允许美国继续使用新加坡的军事设施,为过境人员、军机和军舰提供后勤支援。
  李总理在签署仪式上指出,协定不仅反映新美在防务上的良好合作,也体现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广泛合作,如安全、经济、反恐,以及文化和教育。随行的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在个人面簿页面上留言指出,由两国领袖更新这项协定是个重要事件,突显新加坡持续支持美国透过在本区域的军事参与,扮演具建设性和稳定区域的角色。这项更新也肯定了稳固的双边防务关系,以及新加坡作为美国主要安全合作伙伴的身份。
  1990年新美签署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大背景,是受美国支持的菲律宾独裁总统马可斯在1986年被人民力量和平推翻,菲律宾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要求美国撤出自二战以来便设立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1991年6月15日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喷发,邻近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报废,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则被火山灰掩盖。1992年美军全数撤离菲律宾。
  预见到美国在东南亚保持军事存在的重要性,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表示,愿意让美军使用新加坡的军事设施,但强调这并非是美军的基地。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说,原先,新加坡的近邻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均对此有所保留。但是,当中国在1992年所发布的新地图包括南沙群岛后,印尼率先表示不反对美军使用新加坡的军事设施。
  尽管新美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当时还未签署,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在1990年爆发时,新加坡允许前往中东的美军使用新加坡的军事设施作为中转站。
  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奠定了新美的国防关系,两国在2005年更上层楼,达成安全战略框架协定,由李总理和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标志着双边防务关系升级,并确认新加坡作为美国“主要安全合作伙伴”的独特身份。这让新加坡能够获得美国尖端的军事科技,强化自身的国防能力;也让新加坡军队获得在美国训练,以及观摩美军先进战术的宝贵机会。
  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以及安全战略框架协定,因而不妨视为是新加坡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险单。首先,允许美军使用新加坡的军事设施,间接提升了新加坡的国家安全,因为作为美军全球军事战略部署的一个落脚点,意味着美国必须把新加坡的国家安全考虑在内。其次,作为全球最先进的军事强国,美国军事科技、配备和训练至今还是首屈一指。作为美国的“主要安全合作伙伴”,新加坡的国防实力将能从中获益。对于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这样的机会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个重要的关键是,新加坡一直坚持新美的防务合作,必须立足于相互尊重的平等基础上。这同新加坡坚持主权独立,外交自主的基本立场一致。所以虽然开放军事设施给美军使用,但跟基地不同,美军在新加坡时必须遵守本地法律,新加坡对所有军事设施保留完全的自主权。根据类似的条件,新加坡也给五国联防的伙伴国英国海军,以及印度海军提供后勤支援。
  随着逆全球化的趋势崛起,基于规则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和国际秩序,正面对越来越大的挑战。这可以从各国不断增加国防支出窥见一斑。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数据,世界军事支出在20年间增长了76%,2018年为1万8200亿美元。在这个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的环境里,小国更需要各种不同的避险方式,新加坡通过扮演强化区域稳定的角色来突出自身的价值,毋宁是一种独具创意的做法。

(原载2019年9月26日《联合早报·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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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扫除偶感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己的生命,就都是传承着先人的血液和基因……习俗和传统,正是为了把“念天地之悠悠”的渺小个体,跟前人后人连成一体,构成时间长河里的大我,获得带有宗教意义的超越。

  办完了妈妈对年的祭礼法会,整理了她生前的卧室,腾出了一些空间,遂决定把寄存在仓库的杂物搬回家,省下每年的一笔租费。

  这一折腾,倒泛起了许多尘封已久的记忆,跟陈旧纸箱上厚厚的灰尘被抖落后刺鼻的感觉一样,逐一拆封的过程犹如走了一趟心灵之旅,很多陈年往事毫无预警地突然浮现,让人有些招架不及的狼狈。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秋节的脚步临近,一整年难得托梦的妈妈就这么悄悄地进入梦乡,梦里看不清她慈祥的脸庞,却真实地感受到她温暖的关爱。自爸爸过世后,每逢大扫除,她总会对着那一橱沉甸甸的书籍调侃说,为什么就不懂得留下一叠叠沉甸甸的钞票呢?

  虽然说经典是经历了时间考验后的朱玉,但有些巨著尽管曾经家喻户晓,如今读起来已经觉得格格不入。并且,虽不敢说自己是书香人家,毕竟也知道斯文不能扫地的道理,爸爸遗留的书籍逐渐让位给自己的藏书,整理了再整理,总是难以割舍,也不能就给旧货商当废纸处理掉。好一些精装本的中译俄罗斯19世纪小说,之前已经陆续赠予热爱俄国文化的友人,但留下来的却还是不少,比如一整套的《鲁迅全集》,前后搬动几次而扭伤了腰肌,却始终徘徊不去。

  另一些不能割舍的遗物,就是跟家人朋友的书信,以及数以千计的家庭照片了。那是具体的人生记录,凝聚了至今岁月的无数意义,原应该仔细珍藏的,可是房子空间有限,无法不有所取舍。

  由此不免要感叹物质富裕的现代人的苦恼,在需求和欲望之间的分际逐渐模糊之际,再也分不清生活价值里的轻重缓急,经常都凭一时冲动而胡乱购买,使得家里的空间日益局促,连应当珍藏的物品,都必须面对遭遗弃的命运。物质的丰富,似乎跟精神的贫乏同步发生。

  这或也是为何日本兴起的生活简约主义,会一下子风靡全球的原因。古人反复警惕“既自以心为形役”,今人则被越来越多的实物所缠绕而不得自由,更遑论依循孟子所教导的“求其放心”了。然物极必反,一身名牌非但无法满足越发空虚的内心,却刺激了更大的焦虑感。一些人在迈入知天命之年后顿悟此前的荒谬,就自然对简约的生活姿态产生共鸣。

  可是人并非孤立的存在,再简约也不能简掉自己的来处。虽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己的生命,就都是传承着先人的血液和基因。对家族历史的无知,必然会造成自我意识的一大空白。习俗和传统,正是为了把“念天地之悠悠”的渺小个体,跟前人后人连成一体,构成时间长河里的大我,获得带有宗教意义的超越。整理遗物,睹物思人,意外地产生了类似近乎宗教感的体验。

  这或许是为何古人重视修族谱的原因吧。它催生了超越一己生命的无限意识,化解了对死亡和未知的本能恐惧,一方面安然接受自己的过客身份,同时又因为自己也是生命长河里承先启后的一员,而对当下的存在学会了珍惜感恩。

  这一感知,也因为这阵子参与会馆的文献编辑活动而别有体会。文献主旨是记录默默无闻的同乡先辈,从平凡人的一生点滴,侧面反映岛国所经历的时代痕迹。为此而撰写祖父和父亲两篇文章,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对他们的一生经历所知甚少。幸好家里还有长辈在,通过他们口述,慢慢地拼凑了一幅生命的画卷,尽管简陋,总算还是让文字固化了记忆,让记忆得以超越有限的个人生命,让后来者有所凭借。

  把先辈的点滴事迹串成一个个的故事,才发现我们所说所听的乡音,有着千年以上的演化史,父亲的父亲跟他们的父亲那样,讲着同样的语言,一代人接着一代人,拜祭共同的先祖、随着季节的变化庆祝共同的节日、分享美味如昔的地方小吃、唱着盛满记忆的儿歌,就算漂洋过海离开了故土,仍然不愿放弃自己的传承……长辈找到一张曾祖父年轻时的照片,我凝视他那严肃的五官,仿佛窥见了儿时仰望父亲时所看到的容颜……

  人类其实是说故事的动物,故事形塑人们的身份认同,让陌生人得以真诚合作,克服万难;共同的神话起源故事、共同的血缘传统故事,让孤独的个人感受到超越一己的力量和意志。因为故事的传颂,让先人在非洲草原群体围猎,战胜了比自己凶猛百倍却单打独斗的恶兽;因为故事的传颂,他们膜拜共同的神灵,从几百人的部族,逐渐扩展为亿万人计的“想象的共同体”。因为故事的传颂,现代文明人相信自己是普世价值的传灯者,并以此判断人世间的是非黑白。

  看着爸爸遗留下来,自己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一大叠旧书、那些泛黄的家庭生活照片、那些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面世之前鱼雁往返、传情达意的信件,突然觉得有必要开始跟孩子讲述前人和自己的故事了。古人说“欲亡其国,先灭其史”,一个民族如果沦落到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一无所知,甚至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愚昧可悲状态,也就没有什么前途希望可言了。构成国族基本单位的家庭,何尝不是如此?

原载2019年9月15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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