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中读书

疫中读书,阅读内容难免要联系上时事。循着古人“以史为鉴”的教诲,翻一翻历史书籍应当是有益的。

  居家避疫,工作之余,除了上网,便是读书。难得省却了上下班搭地铁的辛劳和时间,把平日通勤途中的阅读,变成了家中舒适环境里的日常活动,可谓因祸得福。也是因为这难得的机会,得空时把书架整理一番,又重新认识和发现了一些从前没读完,甚至仍然未拆封的书,如获至宝。

  期间恰好读了一篇网络文章,谓日本人发明一专有名词,形容人有读不完的藏书的幸福状态,叫“积读”(日文“積ん読”,罗马拼音tsundoku)。文章介绍说,“积读”一词始于1879年,原来是讽刺空有藏书却不阅读的老师,但如今却褪去了贬义,用来形容喜欢买书、藏书和读书的爱书人。“积读”的其中一个意义,正在于提醒个人“学海无涯”的简单道理,也不无培养“谦受益”的积极性。

  北宋士人黄庭坚的名句“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相信是很多读书人和爱书人的共同体会。但阅读之乐,在人手一机、娱乐至死的当代,恐怕也日渐恢复到“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的状况。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阅读本来就是少数幸运儿的活动,伴随工业革命的国民教育,虽然普及了识字率,却未必形成读书的社会风气。因为就个人偏见而言,看报纸和划手机玩社交媒体,并非严格意义的阅读。当然,这一偏见,反讽地违背了前述“积读”所要惕厉的“虚怀若谷”精神。

  疫中读书,阅读内容难免要联系上时事。循着古人“以史为鉴”的教诲,翻一翻历史书籍应当是有益的。但找遍藏书,却不见直接相关的内容。封城前没读完的《发现东亚》(作者是任教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的宋念申),从历史角度探讨“东亚”这个概念同“现代”的关系,发掘概念背后的文化偏见,即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国、韩国及日本,如何在西方文明的入侵和冲击过程中,使用西方他者的视角“自我东方化”。这一主题,距离瘟疫毕竟还有些遥远。

  后来转念一想,如此影响深重且范围广阔的大瘟疫灾难,其实更应从宗教和哲学的角度去思考。冠病疫情无疑是划时代的历史性事件,其对人类文明所造成的当下和未来的伤害,必须从生命意义的形而上层面去理解和把握。也多亏了“积读”,竟让我从书架里挖出了几本过去不经意购买的相关藏书。

  《论语·述而》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形容读书勤奋的成语“韦编三绝”,描述的就是孔子勤读《易经》,致使编联竹简的皮绳多次脱断的情景。书架上找出曹昇的《周易精微》上册,是在一家书店偶然看到、店家慷慨赠予的自费出版物;张邦廉的《易经逻辑新解》,扉页记录是1993年跟当时还在拍拖的太太于书城友联书局买的;1992年拍拖时则在商务买了顾荩臣《经史子集概要》,里头专门有一章谈《易经》;某年旅行台北时买的清朝沈竹礽《周易易解》;台湾老古文化2005年第五版的《易经善本》,以及其所出版的南怀瑾的《易经杂说》《易经系传别讲》上下册。

  南怀瑾的学问争议较大,尽管在大陆被尊为“国学大师”,但正统的学院派却认为他对传统学问的解读过于随性。无论如何,1918年出生的南怀瑾毕竟接受过完整的传统私塾教育,也曾在峨眉山隐居钻研佛教典籍。大陆作家余世存形容南怀瑾“打通了庙堂和江湖,让普通大众对传统文化有了亲切感,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入门的可能性”(维基百科),算是中肯之说。

  对《易经》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南怀瑾确实是个便利的入门。《易经杂说》和《易经系传别讲》类似课堂讲义,文字口语化,其中对《易经》的基本知识,如从最简单的什么是八卦、爻、理、象、数等等说起,能够让初学者有一些粗略的认识。

  此时读《易经》,当然不敢妄想有本事卜卦,预知疫情何时结束;读《易经》,纯粹是出于好奇。任何古老的文明,都不乏现代天人割裂后的理性所不能理解的神秘内容,如天主教的神迹、印度教和藏传佛教的神通。《易经》或许就是中华文明这方面的代表。然而除了通过卜卦算命,《易经》经由孔子的韦编三绝,则发展出了系统的道德义理之学,有别于后来江湖术士的那一套。

  《荀子·大略》:“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后人简约为“善易者不占”的教训,道理在于个人品德的修养才是关键,吉凶祸福自有其自然规律。《易传·象传》解释《易经·乾卦》的卦象就明白地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是生生不息,刚健不已的,人要效法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努力成为正人君子。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周易·系辞》)天灾人祸,往往是人祸更甚天灾,特别是身负重任者,如果缺乏相匹配的品德与能力,为害尤深。《易经》要人反求诸己,效法天道的原因,至此不言自明。

(原载2020年5月1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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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必要

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位置不同,决定了每个人不一样的必要与非必要。

在政府于4月3日宣布,要在4月7日实行强制居家上班、非必要行业休业之后,我赶紧去楼下的理发店理了头发,然后到超市添购了一些食品,最后跑到住家附近的香烛店,购买供佛用的卧香。之前买的惠安水沉断货了,香烛店老板娘介绍同样是厦门产的老山檀香,微烟但略带甜味,就从善如流,又担心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光顾,便一口气买了两盒。老板娘抱怨说,自己的行业不属于必要的那种,日子一到就只好关门休息了。另一位买香油的大叔客人略有微言,付钱时不忘嘀咕两句,为老板娘打抱不平。

我猜想老板娘的心情,有点像被裁员的职工一样吧,辛苦了几年,到头来才发现原来自己并非必要。被冠病疫情逼出来的阻断病毒传播措施,让不少人惊觉自己所从事的,属于仍能够继续运行的十大必要行业之外。这其中的苦涩滋味,或许只能用冬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来形容了。

大疫揭开了平日蒙在社会和人心上的那一层薄纱,把血淋淋的残酷现实暴露在众人面前,使人难以再视而不见。什么是保持瘟疫后经济恢复运行的必要,什么是为了眼下保命而可以休业的非必要,此刻都必须一一分清楚。

在个人的层次,必要和非必要恐怕也反映了另一种问题。在政府宣布推出“同舟共济”追加预算案,一律给民众派600元现金后,互联网上不乏看到对此嗤之以鼻的反应。有这样反应的人,显然不愁吃穿,事业生计无疑并没有受到疫情太大的冲击。当然也有更多人是在4月14日600元进账的当天,大清早赶去提款机前排队领钱的。对于这些人,这笔在另一些人眼里微不足道的小钱,相当于救命的及时雨。阶级差异无论时空,永远都存在,只是病毒把它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已。

说来惭愧,在禁足前急着跑去买卧香,潜意识里自然是把它当成必要的。每天念经礼佛,须要焚香,卧香确实是必要;而且进一步说,人除了生理上的需要如食物、消毒液、口罩等,心理上甚至是心灵上的需要也不应忽视。但是,对于很多因为大疫而失业甚至生意破产、手停口停却必须肩负一家老小温饱责任的人,卧香显然是非必要的奢侈品。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位置不同,决定了每个人不一样的必要与非必要。

个人如此,社会亦然。面对肆虐的冠病病毒,此前不惜代价追求效率的必要,已然让位给计算潜在风险的必要。新加坡一度享誉国际的“黄金标准”防疫成绩,一夕间被烽火四起的客工宿舍传染所粉碎,形象地展现了大瘟疫暴发后的新现实。

在旧的经济公式里,客工离乡背井去异国打工,遭遇中介和雇主结构性的层层盘剥,还被冠冕堂皇的经济理论用“体现了比较优势”来合理化——反正他们在家乡本来就从事低附加值的工作,甚至有失业之忧,还不如外出打工,就算被层层剥削,最后所获得的收入增值,毕竟还是比原来的高,更能够改善家人的生活条件。于是,雇主心安理得地漠视他们的生活处境,所在地的社会对此大多也视若无睹,直到这个之前“不惜代价”的隐形成本,变现为导致社区大传染的真实风险。如今雷厉风行地处理客工宿舍感染的后遗症,不无亡羊补牢、救人以自救的意味。

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的这10多年,广遭批判却不动如山的“利润私有化,成本社会化”的不合理现象,如今终于通过六亲不认的病毒,以最直观的方式演绎出来。当管控风险取代了效率,成为新的必要,旧秩序赖以运作的真理,必然要面对更严厉的检视和反省;否则,社会集体为抑制病毒传播所作出的种种牺牲,恐怕只会是白忙一场。

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部理想和现实差距或扩大、或缩小的故事,期待这场瘟疫改变人性,恐怕是有点不切实际的。《道德经》说“损有余而补不足”是天之道,强调的是公平的精神;但是人之道却完全相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人道毕竟不是天道,要求在人间实践众生平等的乌托邦,常常只会带来悲剧和灾难,但是缩小不平等的差距,却仍然是值得去奋斗和努力的理想。

世界在1980年代崇拜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崛起之前,所取得的相对平等的社会条件,是经历了1929年大萧条以及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数千万人的代价获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4月15日的报告说,世界经济恐怕将因为这个大瘟疫,而陷入一场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愿人类不必再经历多一次伤亡无数的军事冲突,才能回去二战后数十年的社会相对平等的理想境界。

尽管在历史面前,个人是卑微的,但这并不代表自己不能做些什么。在政府发放600元救济金当天,除了平时捐给先母生前曾去看过病的宗教义诊团体外,我也上网把政府派的钱,转赠了一部分给专门协助本地有需要的客工的志愿团体。至少他们起而行的努力,让人道更契合天道。

原载2020年4月19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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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偏见未必不实


  一本中学知识辅助教材,根据国人特定的生活习惯,把人归为社会上层和下层两大类,引发不少批评。连教育部也出来澄清,说这本教材并不在当局所批准的书单里面。
  社会舆论的激烈反应和教育部的澄清都不让人意外,因为它反映了人们已经内化了某一套价值观,其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平等。
  所以任何把人分类的做法,特别是分出高下的判断,都会让很多人感到被冒犯。
  但不妨换一种方式思考。首先,事实(facts)并非是所谓的价值中立的。当我们看到悬崖,会联想到危险;当我们看到“日本制造”,会对品质放心。同样的,生活习惯所代表的社会现实也是不能否认的。当我们听到一个人讲标准的英语,我们会假设他受过不错的教育,所以也应该具备一定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反之亦然。
  高尔夫球必定是有相当经济条件的家庭,才能够负担的休闲或体育活动。这些阶层的人也能够经常上餐馆吃饭,虽然他们也可以选择去小贩中心。
  偏见是日常生活里难以避免的现象,而且并不见得就完全不好。
  英文to discriminate也意味着具备分辨品质好坏的教养和能力,比如认为唐诗是中国文学史最好的诗词创作,就是一种不完全错误的偏见,因为这是基于学问知识所作出的价值判断。
  人们在日常生活需要不断做出判断选择,偏见帮助我们本能地避免错误和危险。
  比如夜晚独自回家,如果等电梯时碰到一个举止异常,一身酒味的男子,我们会选择不跟他一起搭同一部电梯。这个选择固然是偏见,可是它却提炼自社会的生活经验,而且不一定没有用。
  种族偏见、阶级偏见当然不好,因为它用某种集体身份认同,去歧视个别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日常生活的偏见有它的作用,能帮助我们更快地做出选择判断,那关键就在于我们的选择判断是根据什么道德观念。
  这就涉及“语境”(context)的问题。如果我们从口音、穿着、言行举止认定对方属于弱势群体,因而对其展现更多的关怀、耐心和尊重,必要时伸出援手,结果难道不会更好吗?

(原载2018年3月19日《联合早报·交流站》

注:2020年4月中,交流站一篇评论客工宿舍传染冠病疫情的读者投函,表示舆论不应光指责政府防疫不力,且客工的生活习惯或应该对疫情在宿舍暴发负责,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编辑室收到不少读者反应,谩骂者有之,报警者有之。恰好公司电脑系统显示,有读者浏览了这篇2018年我发表在交流站的旧文,觉得跟当下的争论有一点关系;查了《书斋》资料,发现当时忘了在这里转载,如今补上,也算是对这场争论的小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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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战以来

说冠病疫情是人类历史自二战结束以来所面临的最艰巨挑战,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了。

自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在3月18日锁国两周,以应对出现扩散势头的冠状病毒疫情,导致大批担心丢失在新加坡的工作的柔佛民众,连夜涌向新柔长堤后,一些有历史感的国人,在看到长堤封关后的冷清画面时,惊呼这是二战日军南侵后所不曾出现的景象。

随着疫情在全球急剧暴发,特别是欧洲多个发达国家开始面临公共医疗系统崩溃的危机,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对全球威胁的严重性,也开始被拿来跟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

处于欧洲疫情“震央”的意大利政府,在3月21日深夜由总理孔特在电视广播宣布,关闭所有企业和工厂至4月3日。孔特说:“这是二战以来我们所面临的最艰难危机。”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布拉德(James Bullard)3月23日警告,美国第二季失业率可能飙升至30%;为防止疫情扩大的禁足令,则可能导致该季国内生产总值狂跌50%。有分析指出,在二战爆发前的1929年世界经济萧条最严重时,美国的失业率也不过24.5%。

新加坡在3月23日午夜禁止所有短期访客入境或过境,要求国民不出国,以抑制输入型冠病病例。这其实已经是变相锁国了。对于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外贸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三倍的新加坡而言,这无异于壮士断腕之举,也显现了疫情威胁之严峻。

说冠病疫情是人类历史自二战结束以来所面临的最艰巨挑战,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了。传统上治世儒学兴盛,乱世则黄老当道。当此乱世,不由得联想到《老子》第八十章所说的:“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如果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其推崇者的意识形态理想国,用儒家的“天下大同”来类比,则当前各国为了防堵病毒传播而相继推行的“封城”“锁国”手段,就彷佛实现了老子所描绘的清静无为政治理想。冠状病毒,让原来沛然莫之能御的全球化大势,瞬间戛然而止,不但各国的航空公司都中断了绝大部分的业务,一些疫情严重的国家甚至实施严格的禁足令,让全民居家隔离,不相往来。

尽管专家还缺乏共识,世界距离病毒疫苗和特效药的发明与量产,相信还有相当一段时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也因为担心输入型病例让疫情死灰复燃,仍然在防疫和复工复产之间踌躇,世界经济要避免陷入衰退萧条的深渊,或许还需要靠一丝运气。

在疫情暴发之前,逆全球化势力已经借由中美贸易战、英国脱欧和欧洲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政治情绪高涨而悄然兴起。这一苗头,相信将随着疫情的恶化而声势大振。全球化意识形态鄙视国界,从中获益的精英都自诩为无国籍的地球人。但冠状病毒却让每个陌生人都可能是潜在的生命威胁,特别是外国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民族主义随时会变异为排外乃至仇外的种族歧视。于是,地球人的概念沦为空谈,当外国人都是可疑的带病毒者,人们都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认同——在性命攸关的紧急时刻,谁是应当照顾的亲人,谁是不能占用宝贵资源的外人,必须泾渭分明。

就像世界在二战后开启了新的时代局面,疫情后的国际形势相信将是另一番景象。我们恐怕再也回不去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了。虽然文明的进步还得依靠交流——原料、货品、服务、思想……锁国因而会妨碍文明发展,但发达的通信科技,可以部分解决锁国状态下的思想交流制约。然而,所谓见面三分情,不同国家文化之间如果缺少频密的亲身接触的人际交流,就容易滋生对异国人的猜忌,战争往往都是因此而爆发的。

世界是否因而又回到了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那样的地缘政治环境,现在下判断还为时过早;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建立在对经济效益崇拜之上的全球产业链,非常可能会重组得面目全非。疫情让平时不起眼的手术口罩成为战略资源,而必须确保不能完全依赖国际市场,特别是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他国境内生产。以此类推,药品、粮食、高端科技产品的原材料等等,或许都要部分迁回本国生产。这种逆全球化,相信比民粹主义更能瓦解现有的全球产业链。

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在意大利陷入疫情危难时分崩离析,主要成员国如法国、德国非但对罗马的求救呼吁充耳不闻,还即刻扣押防疫物资留本国使用,甚至封锁边境,就是对全球化最形象的控诉。大难来时已经没有欧洲人了,只有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

新马分家半个世纪,虽然已经发展出各自的国家认同,但是在许多层次,仍然存在心理和情感上唇齿相依的丰富默契。一场冠病疫情重现了二战时长堤冷清的场面,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当人们从疫情的瓦砾堆中走出来时,迎接他们的不知道将是个什么样的世态?

(原载2020年3月29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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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钱要命更要未来

  全球冠状病毒疫情不但是这次追加预算案的大背景,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其主角。冠状病毒的本质,就是“谋财害命”,它向各国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要钱还是要命?

  如果是要钱,就得确保经济运行不会受到太大的冲击,生产活动不能完全停止,国际贸易必须继续,民众日常的消费更不能有太大的减少。可是,病毒的传播速度和烈度,却让决策者必须采取封城锁国的决绝手段,来确保公共医疗体系不会由于确诊病患暴增而瘫痪。所以若要保命,就必须工厂关停、学校歇课、居民禁足……不但各国的经济运行失速,连国际经济活动也因为相继的锁国而停滞。经济学界已经预测,世界离经济衰退甚至萧条的深渊仅一步之遥。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昨天公布的追加财政预算案,连同之前常年预算案用来应对疫情的支出,总值550亿元。他在预算案演说结束前,特地用华语把预算案精神提炼出来;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两度提到,预算案的目的是要“保工作、保企业、保未来”。换言之,面对病毒所发出的“要钱还是要命”的质问,新加坡的答案不但是钱也要、命也要,更要在疫情过去后,维护我们所珍惜的生活方式不至于受到太大影响。

  对比诸如美国(一次性每人发1200美元,约1725元)、加拿大(未来四个月每月发2000加元,约2035元,给受疫情影响的国民)、香港(发1万港元,约1854元,给所有居民)等应对疫情的撒钱方式,新加坡追加预算案尽管也有直接派现金的内容,但是对象具体,特别侧重低收入群体、从事零工经济者、自雇人士和失业者等;其他间接派钱的方式,则是通过大幅度提高补贴员工薪金的做法,减轻企业成本,鼓励它们留住员工。

  预算案也没有忘记即将毕业进入职场的新鲜人,通过津贴为他们提供实习和培训的机会,跟其他工作量骤减,或可能失去工作的在职员工一样,善用疫情肆虐的经济失速过渡期,累积本事,为雨过天晴的那一刻做好准备。

  保工作和保企业是一体的两面,因为企业不保,工作当然也就没有着落。在疫情的非常状况里,平时的经济原则如尊重市场已经不全然适用。很多企业并非经营不善,而是因为全球经济都在下行,根本没有生意可做——新航就被迫停飞了九成以上的班次。因此,追加预算案针对3C(现金流、成本及信贷)为企业提供直接帮助,不但正当合理,更是必要之举。

  不少科学家认为,冠病疫情恐怕会持续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全球经济不但难以在短期内回复正常,全球产业链更可能因此遭到颠覆。我们所熟悉的经济全球化秩序,或许就此一去不返,人们必须在疫情过后,重新思考和建立新的秩序。无论是何种秩序,新加坡作为依赖国际贸易合作的开放经济体性质,并不会改变,如何保障新加坡的未来,因而至关重要。所以,王瑞杰反复强调的“保未来”,就显得掷地有声了。

  于是,除了强调经济结构的韧性之外,追加预算案也提到了社会韧性,更在各项协助企业的措施当中,包括了文化艺术团体。这背后隐藏了更为人所容易忽视的道理——要钱要命尽管是同一件事,有钱没命花固然可笑,有命没钱花当然也不行,可是保命不能是唯一的目的,活命应当是为了更高的理想,比如活得体面有尊严、有意义。

  疫情逼出了人性,有丑陋的一面,更有高尚的一面,政府跨部门工作小组联合主席黄循财,前天在国会分享全民一心的抗疫历程时,哽咽将近三分钟,或是反映了众多幕后英雄不为人知的感人事迹。王瑞杰在宣布追加预算案时,让担任政治职务者,从总统以下再减薪两个月。这种榜样作用,要传达的是共体时艰的精神,强调上位者要去感受普通人面对失业威胁的切肤之痛。这也是保命的意义所在,不但要同舟共济,更要为我们的下一代固本培元,在度过疫情后有再创美好未来的实力。

原载2020年3月28日《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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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stress testing)原本应是工程学概念,指的是检验特定系统的稳定性,让系统在超出正常使用条件下运行,看哪些环节会出现问题,再寻求补救的办法。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几乎拖垮世界经济后,这一概念也被运用到金融界,那些可能冲击金融稳定的大银行,今后都必须不时接受官方的压力测试。

  银行如此,社会国家何尝不一样?经不起压力测试的银行,在碰到金融危机时会倒闭;经不起压力测试的社会国家,后果恐怕就更严重了。去年底在中国湖北武汉暴发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如今正迅速在世界各国扩散。这一突如其来的危机,无疑正是对染病的国家的系统稳定性最严峻的压力测试。

  面对测试的系统最具体的是国家的公共医疗体系——医护人员是否具备预防和治疗致命传染病的能力和资源——但其实深入一层观察,更是测试政府的整体应变能力,包括事先的预防策略和准备功夫,以及事发后的应急措施。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任何政府的基本职责。因此,应对疫情成败的检验标准,首先是看数据——感染人数、死亡病例人数、治愈病例人数。另一组数字,则是经济活动受到何种程度的打击;疫情冲击经济是既定事实,政府如何通过财政等各种安排,把经济受冲击的程度降到最低,都关系到国民生活的保障。

  再来则是社会的向心力与互信程度,包括民众对公权力的信任、个人之间彼此的信任。大难当前,自保是人的生存本能。所以,当有人开始涌向超市抢购生活必需品时,在智能手机一瞬间传播消息的时代,恐慌性抢购几乎是必然的结果;连文质彬彬的日本和高度理性的德国社会都无法幸免。关键还在于社会是否具备足够的集体免疫力,能尽快阻绝恐慌情绪的蔓延。政府及主流媒体平日所累积的威信,这时就得经历最直接的压力测试了。

  最后是每一个社会个体的人性所必须面对的压力测试。所谓“疾风知劲草”,在这种因充满未知所带来的恐惧和焦虑的巨大心理压力下,个人被激发和表现出来的是人性中的哪一个面向?是君子坦荡荡,还是小人长戚戚?在当下这种非常时刻,在看到身穿护士制服的陌生人走近时,到底是心存感激地微笑表达善意,还是避之唯恐不及地敬而远之?

  这个测试,恐怕才是最核心的。一切太平无事时,人性很容易被日常的文明习俗所掩饰,有时甚至连自己也未必能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唯有在个人安危面对威胁时,才能真正把潜伏在心灵深处的真实一面逼出来,接受自己和他人的检验。从了解乃至完善自己的角度说,这其实未尝不是个难得的机会,去发掘自己平日所不曾察觉的自我。

  平常演习时的压力测试,非但缺乏真实性,而且也因为昙花一现,所以根本无法测试到体系的韧性。从当前疫情扩散的势头看,就算中国能避免因为复工所引发的二度传播,病毒在世界各地的肆虐,恐怕还要经历不下三五个月才能见到拐点。所以,这波压力测试非但真枪实弹,还考验所有国家的体系能否经得起长时间的挑战。至于个人,同样也考验着我们的耐力和对人性的信仰。

(原载2020年3月8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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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晴做好准备

2019冠状病毒疫情所产生的全面经济冲击,给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增添不少变数。本来,舆论已经基于大选脚步临近,而预期本年度预算案将会相对慷慨,再加上纠缠两年多的中美贸易战的乌云,至今仍然笼罩世界经济,预算案会出现赤字是意料中事。比较让人意外的是,尽管赤字高达109亿元,政府并没有向总统要求动用储备金。

疾风知劲草,当国家因为这多重危机而急须用钱时,常年量入为出的审慎财政纪律,充分展现了作用。政府修宪规定,本届政府不能轻易动用过去政府所累积并归入国库储备的盈余;历届政府每年的预算案大多数存有盈余的良好传统,在这个非常时刻也充分体现了未雨绸缪的意义。诚如财政部长王瑞杰在预算案演说中所说的,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简称NIRC)如今是常年财政的最大收入来源,对于一个毫无天然资源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非凡的成就。

选举年的财政预算案都难以避免政治解读,选民普遍期待会从中获得好处。他们显然并没有失望。然而,冠病疫情为今年的慷慨财政提供了极大的正当性。当各行各业都因为疫情而陷入困境时,任何的纾困措施都不易从政治角度做太多的批评。况且,预算案的主要措施确实是从协助企业、保护员工饭碗和家庭生计的考虑着手,这些都极大地冲淡了选举的政治意味。

更关键的是,从政府拨款的力道看,资源的分配显然有着更长远的考量。应对疫情的威胁固然是当务之急,预算案拨出了8亿元给一线的防疫工作,加上其他协助受疫情影响的行业的拨款,如40亿元的经济稳定与支援配套,以及16亿元的关怀与援助配套(针对全体国人以及特别关怀年长者和弱势家庭),都有助于安定人心。但是,对比这个短期急需,本次预算案的其他配套,如60亿元的定心与援助配套(让国人抵消2022年或之后调涨的消费税)、83亿元的推动经济转型及发展(协助企业转型和国人提升技能),都是着眼中长期的需要,并且在规模上比短期配套要大得多。

可以发现,40亿元的经济稳定与支援配套,和16亿元的关怀与援助配套,主要是及时雨,目的是帮助国人渡过疫情难关,而其他总值143亿元的配套,则主要是投资未来,目的是为渡过疫情之后,企业及员工得以做好准备,有能力快速争取雨过天晴所产生的各种经济机遇。这些投资型的配套,应对的是人工智能科技普及、人口老化、气候变化等对经济的长远挑战。

冠病疫情尽管突如其来,打乱了所有人的规划,但预算案所展现的,则是政府灵活应对的手腕,以及对长期原则的坚守。以原来准备在2021年至2025年调高的消费税为例,由于疫情严重打击了经济活动,政府决定暂不在2021年调高消费税,但还是推出了60亿元的定心与援助配套,一方面缓解企业和个人对于成本和生活费可能上涨的担忧,另一方面也展现了财政上必须开源且量入为出的决心,为今后不断增加的诸如医疗、教育等的支出预先做好准备。

相对于尽管很严峻的冠病疫情,新加坡所面对的其他长远挑战,如王瑞杰所罗列的人工智能科技普及、人口老化、气候变化等,都迫使我们必须尽早准备。如果用军事比喻的话,应对冠病疫情只是一场战役,而其他长远挑战,却是关系新加坡国运的一场战争。要打赢这场战争,不能只依靠一场战役的胜利,而是必须不断准备,不断应变。冠病疫情总是会过去的,可是人工智能、人口老化、气候变化等却是挥之不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一如每年的预算案都恪守未雨绸缪的精神,今年的预算案在正面回应冠病疫情之余,依旧坚持为将来做准备。正由于本届政府之前持续量入为出,今年的预算案虽然出现了规模不小的赤字,政府还是可以不动用国家储备金。如果要从疫情吸取任何教训的话,那就是新加坡千万不可临渴掘井,掉入寅吃卯粮的恶性循环。

原载2020年2月19日《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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