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与解之间

言论自由的本质,就在于维护真相免于强权的扭曲、掩盖,因为指鹿为马一旦成为现实,就是社会文明堕落灭亡的开始。

  内政部推翻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批准瑞典黑暗金属乐队Watain在本地演唱会的决定,让言论自由这个复杂课题再次被关注。原定于3月7日晚上举行的Watain演唱会,原获得资媒局批准为R18分级的限制演出。不过内政部认为演唱会若进行,或有损公共安全秩序及宗教和谐,资媒局随后撤销了演出执照。
  Watain过去的一些表演极具争议性,如使用动物尸体、向公众喷洒猪血、鼓吹反基督教观点,通过歌曲宣导撒旦崇拜和暴力。有公众日前在网上发起请愿行动,希望政府禁止Watain演出,有近2万人签署。本地基督教团体也公开表达了反对演出的立场。
  Watain应属于边缘性的小众团体,本地主办方表示,一共才卖出160张门票,而且一些粉丝还是来自邻国。相信这也是资媒局让其限制演出的考量,毕竟建立包容社会的指标,就是尽量允许多元表达,特别是尊重少数的表达权。内政部从宗教和谐的高度介入,则反映公共利益的复杂性,进而凸显言论自由尺度的不易拿捏。
  乐队及其粉丝对于禁演的愤慨自不在话下,维护言论自由者同样对当局的出尔反尔非常不满。尽管审批程序上确实存在瑕疵,两个部门的不同立场,显示言论自由并不能一刀切,必须具体地就事论事。内政部长尚穆根的解释就相当有说服力:只要换个角度,想象乐队鼓吹的不是反基督教,而是反回教,基于同样的言论自由原则,是否也应该允许其演出呢?
  言论自由的本质,就在于维护真相免于强权的扭曲、掩盖,因为指鹿为马一旦成为现实,就是社会文明堕落灭亡的开始。《左传》记录春秋时代齐国大夫崔杼谋杀了国君齐庄公,太史(史官)在史册上写下“崔杼弒莊公”,崔杼命其改写,不从被杀,换其弟为太史,还是不肯改写被杀,再换三弟为太史,仍然坚持不改写,崔杼只好作罢。这时太史的族人南史氏带着竹简赶来,准备冒死记录“崔杼弒莊公”,听说已经写上了,才半途折回。文天祥《正气歌》“在齐太史简”,说的就是这个典故,故事血腥,却如实地揭示了面对强权坚持真相之艰难。
  批评政府禁止Watain演出的意见认为,就因为基督教有组织动员的能力,政府的偏袒等同于恃强凌弱。可是,在今天这个几乎彻底除魅的世俗化时代,抨击基督教已非同当年马丁·路德冒死把开启宗教改革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威登堡大学教堂门口那样,不再是什么“对着强权讲真理”的勇敢作为。当代能代表言论自由真谛的例子,或许是巴黎讽刺刊物《沙尔利周刊》因嘲讽回教先知穆罕默德,在2015年1月7日遭极端主义恐怖分子袭击其编辑部,造成至少12个人死亡,10人受伤的惨案。面对这个暴力强权,不少平日高唱言论自由的西方媒体都顾左右而言他了。
  言论自由的可贵,就在于它是文明发展的保障,因为权威迟早会腐败,对权威的颠覆及挑战于是一开始都被当成异端,而且它往往属于边缘的小众。保护言论自由,就是保护文明自我反省提升的能力。现代文明对于言论自由的强调,正是为了减少类似“崔杼弒莊公”故事那样的惨烈代价,让强权无法轻易掩盖真相。
  然而反讽的是,当自由言论的代价因为制度性的保护而降低,真正有益于文明发展的言论,反而容易被泥沙俱下的纷杂论说所掩盖。反过来说,真金不怕火炼,如果类似Watain演出真的有终极价值,就如当年的宗教改革一样,再多的打压都无法逆转历史大势,妨碍它从边缘小众茁壮为主流真理。然而这必须经由时间的考验淘汰来验证——太容易得到的事物,往往不值得珍惜。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限制言论自由的意见,源自拉丁谚语“谁来监管监管者?”简言之,禁与解之间的标准,由谁来定夺?政府的立场是它获得选民的委托,因而拥有合法性及正当性来扮演这个角色。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还是不充分,因为政府本身就是权力,所以也有可能沦为必须被自由言论监督和制约的强权。这就必须有其他的力量来平衡,当中最关键的,莫过于国人的公民意识和常识。
  经历了分水岭大选,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已经从建国以来的强势政府,慢慢往更重视民意和沟通的良性互动倾斜。无可否认的是,新加坡人相对还是比较务实,对任何意识形态并不会太认真,所以在看待言论自由时也多采取中庸之道,不会把它奉为绝对价值。与此同时,有了社交媒体等手段,他们也有能力和渠道表达不满,必要时更能通过选票让政府有所顾忌。这种动态平衡,构建了本地言论自由的空间。
  在更抽象的层次,对比其他社会价值,言论自由未必就是最高的。在选择自由表达和宗教和谐之间,相信更多人不会反对禁止Watain演出。这种妥协与其说是公民的政治涵养不够,倒不如说是世俗政治智慧的体现,毕竟在多元宗教、语言和肤色的无奈生存状态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恐怕是更合适的相安之道。
  禁与解之间,涉及复杂的公式,也没有简单的答案,而且不同的具体例子或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采取纯粹的立场一刀切,主张绝对的言论自由,反而是相对容易但却是智力怠惰的表现。这个永恒的矛盾,必须由一代一代人集体交涉妥协,确保真理不轻易被强权欺凌,社会文明能在避开腐败的陷阱之际不断发展提升。

原载2019年3月1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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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首在心防

  今年的国防部预算为154亿7000万元,年增幅是4.8%,比各政府部门的平均1.6%支出预算增长率高,也占政府总支出约19%(所有政府部门的总支出预算为802亿5000万元)。财政部长王瑞杰表示,如果结合外交和内政团队等保家卫国任务的预算,今年花在“国家安全”这个大概念的预算占比将是30%。
  国防部预算增长主要是为了采购三军的新武器做准备,主要包括单价介于1亿2200万元至1亿5650万元的新一代F-35型战机、多用途战舰等等。这些新武器系统一方面让新加坡的国防实力保持科技领先,另一方面也因应人口老化导致兵源锐减所必须采取的应变措施。
  尽管已经是常识,“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还是有必要反复讲述,增加预算采购先进武器系统,就是一种“多流汗”的和平时期预防功夫,毕竟这都是全体纳税人的血汗钱。更关键的是,强化国防实力所带来的阻吓效果,才能保障和平,不必流血。
  诚如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3月1日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国防部的开支预算时所说:“我们必须确保武装部队足够强大,能在外交失败,以及当别人决定危害或无视我国利益时维护自己。”马来西亚政府船只侵入并滞留大士水域,柔佛水供课题一再被邻国炒作,都凸显了强大国防实力的必要性。
  强大的国防实力不仅限于高科技武器和严格的军训,威武不屈的国家意志力更是关键。国防部在2月15日的全面防卫日纪念活动上宣布,增设“数码防卫”为“全面防卫”的第六根支柱,要全民一起对抗网络威胁。不宣而战的网络战争已经是数码媒体时代的新现实,去年7月新保集团网袭事件就凸显了这个威胁。《联合早报》当时在社论里便呼呼,把网络安全列为全面防卫的另一根支柱。当局从善如流,反映“国家安全”的内涵正不断蜕变,而且对朝野国防意志力的影响不容低估。
  两个例子能说明“数码防卫”如何影响“心理防卫”。一是民间不时都出现类似的主张,即庞大的国防开支是一种浪费,应该把预算改用在津贴国人的医疗开销。这无疑把国家安全当儿戏,幸好至今并非主流民意。但是,任何观点都可能因为长期传播而产生影响。如何避免错误观点削弱集体国防意志力,其实不应当被忽视。二是2016年新加坡装甲车在香港被扣押事件,当时民间出现一种伪装成源自本土的意见,把责任归咎于新加坡政府不识时务而咎由自取,导致一些国人信以为真。
  读过《三国演义》的读者都知道“挥泪斩马谡”的故事,马谡刚愎自用而丢失街亭,诸葛亮不得不斩其首级以平军心。但马谡也聪明过人,熟读兵书,在诸葛亮讨伐南蛮时,献计“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为诸葛亮所采纳,真正平定了南蛮。
  “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确说到了国防的核心关键——如果民众已经失去了不屈的意志力,敌人就可以兵不血刃地达到目的。足以左右民意,动摇民心且互为关联的“数码防卫”和“心理防卫”,因此必须是新加坡国防的重点。就如作为国防基石的国民服役制度,如果失去了民意的支持,国家的安全势必岌岌可危。近日军训意外频发,引起不少家长焦虑,国防部及时回应,设立武装部队总监察长负责军训安全来安抚人心,就是明白“心战为上”道理的表现。
  同时,“心战为上”也意味着国防业务不能只是国防部的责任。就如国民服役制度获得国人的支持,是建立在对武装部队保障子弟兵安全的信心一样,整体的国防也必须依赖全民的上下一心。所谓“民无信不立”,上下一心的基础是政府和人民的互信。这种互信犹如防水的堤坝,必须时刻维护。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敌人要削弱新加坡的国防,大可在平时利用各种谣言,一点一滴地削弱国人对政府和体制的信心。
  虽说谣言止于智者,但若平时的政策信息不通畅及时,就自然为谣言的传播腾出空间。国际公关公司埃德尔曼(Edelman)日前公布的2019年信任指标(Trust Barometer)就发现,教育程度和收入高、关心时事的本地“有识公众”,对新加坡政府的信任度一年内暴跌八个百分点,创八年来新低。这是个警讯。调查并没有指出信任度暴跌的原因,所以政府必须认真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原载2019年3月6日《联合早报·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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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皇帝新衣逛街

保护当事人无疑是重要的考量,必须审慎对待;但是对比事先的主动交代,事后的被动公开,显然更容易招来各种质疑。

  卫生部1万4000多个爱之病患和2400个关联者名单资料遭泄露事件,严重性恐怕比之前包括总理李显龙病历在内的上百万笔资料外泄更厉害。因为尽管是偏见,爱之病毕竟仍然被社会视为不光彩甚或是有道德瑕疵的疾病,所以对于当事人的冲击不容低估。卫生部正是由于资料上网,才意识到当时处理得并不完善;而资料一旦上网,恐怕就犹如被打开的潘朵拉盒子,追驷不及了。
  如今,没有人知道资料到底被多少人下载拷贝,也不知道是否已经有当事人被威胁勒索,甚至已经破财消灾。无论是否是带原者、因性交或输血被无辜感染的关联者;本身是否是同性恋,或者遭双性恋伴侣“关联”的异性恋者,只要知道自己在名单上,今后将无宁日。更不能排除一些抗压性低,又或家庭关系、社会地位、专业身份敏感而害怕身份泄露的人,面对或真或假的勒索者时会如何反应。简言之,这起事件今后是有可能出人命的。
  也因为相关资料进入了互联网黑洞,真相扑朔迷离,更多的无辜者可能受害。想象任何名人都有可能因此遭谣言影射抹黑,但是却百口莫辩,无从自证清白,细思极恐。事件的后遗症恐怕无从亡羊补牢,使得责任的追究尤显必要;否则,将戳伤体制的公信力,后果不堪设想。
  本地的《个人资料保护法令》(简称PDPA)不包括公共机构,让卫生部免去了被名单上的当事人追究的法律责任,这可能也会因此引发对PDPA这一条款是否公正的反思。与此前新保集团被外国黑客入侵,所以本身也是受害者不同,这次是卫生部的家贼干案,责任归属清晰。但是受害者该如何能讨回公道,在既有法令下却是个无解的棘手难题。政府有必要在陷入舆论被动前尽快回应。
  坊间的一大质疑,是为何卫生部早在两年半前就得知已有资料外泄,去年5月又接获类似通报,但两次都没有对外公布消息。对此,卫生部长颜金勇2月12日在国会解释,鉴于资料本身的敏感程度,当事人的利益是首要考量。至于这次选择公布,是因为资料已经上网,受影响者众多,包括很多已经不在新加坡的外国人;加上最早的记录是在1985年就确诊的人,公布消息有助于联系这些人。这个考虑并非没有道理,诚如颜金勇所说,选择如何善后是个“主观判断”;然而,一些人还是会认定卫生部是在东窗事发了才别无选择,被迫对外公布。
  处理类似事件并没有标准答案,很多时候更只能两害取其轻。保护当事人无疑是重要的考量,必须审慎对待;但是对比事先的主动交代,事后的被动公开,显然更容易招来各种质疑。随着公民意识的提高,公共事务的透明度已经是越来越多国人重视的课题。卫生部从保护受害者为出发点低调处理,无论国人同意与否,都不能否认这是个勇敢的决定,因为这非常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政治代价。况且,这也不减弱公务透明的重要性。如何就具体事件具体判断,考验的是当事人的智慧。
  互联网时代让“纸包不住火”的道理更为直观,当数据和信息沦为可变换为价值的新资源时,个人隐私的维护不但日益困难,个人的阴私也更容易遭公诸天下。为了贪图所带来的生活便利,不少消费者不惜以牺牲隐私为代价,主动在社交媒体向全世界分享个人信息,让商家巨细靡遗地收集自己的信息,来推送个性化的广告。在一定意义上,今天带着手机出门的人,基本上都是穿着皇帝的新衣在逛街。可是,个人信息被恶意公开,特别是像爱之病这种关系到阴私的信息,则又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
  个人资料集体泄露,尤其是发生在公共机构身上的事件,势必让人们对迈向智慧国宏愿产生怀疑和抗拒心理。相信周边还是有不少人拒绝使用网上银行服务,因为这涉及很重要的个人钱财。作为智慧国蓝图的一部分,无现金社会的实现必须以网络交易的绝对安全性为前提。2016年公布的新加坡网络安全策略,采取釜底抽薪的断然做法,把所有公务员“断网”,只连上政府的数据系统做内部办公用,杜绝外部网络袭击,其实就等于宣告绝对安全性的前提根本不存在。这个判断,在物联网5G时代脚步临近之际,确实难以让人感到自在。


吃了禁果的“原人”产生了自觉,即刻意识到自己一丝不挂而觉得羞耻,并且从此被逐出伊甸园,堕落尘俗。保护隐私,因而是现代文明最重要的价值之一。


  夏娃让亚当吃了禁果后,马上意识到彼此一丝不挂而觉得羞耻。这故事说的是人首先自觉的是自身的脆弱和无助。现代社会缓解这种无助感的措施之一,就是对个人隐私的高度重视和保护。自愿牺牲隐私来换取便利者的行为,或许可以存而不论,但是公共机构因管理不当所导致的个人敏感信息泄露,却是非常严重且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爱之病患和关联者名单泄露事件,赤裸裸地让这个问题展现在所有人面前,无法逃避。

原载2019年2月1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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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记

在一定意义上,“上帝已死”跟“打倒孔家店”是相似的社会现象,不对先人所馈赠的文化遗产有所感恩珍惜,代价是巨大的。

  我不是基督徒,但去年末参加旅行团游玩意大利,却有一种朝圣的感觉。这是一种近乎宗教意识的庄严感,在罗马参观梵蒂冈博物馆和西斯廷礼拜堂、在亚西西参观圣方济各圣殿、在米兰参观米兰主教座堂,以及一些沿途停留小镇的美丽教堂……建筑本身以及其所弥漫的文化氛围,让人油然升起“尽善尽美”的赞叹,也体会到宋儒陆九渊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的道理。
  加拿大心理学者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在2017年曾经做了15场演说,题目就叫《圣经系列》。他从心理学的角度,试图去理解《圣经》和基督教教义如何渗透到欧美社会的集体潜意识中,构成西方文明的精神基石。他认为,《圣经》所呈现的真理,就如莎士比亚话剧所呈现的真理一样,是通过故事褒善贬恶,来对人生道理做抽象总结。彼得森总爱说,当别人问他是否“信上帝”时,他的答案是“我言行犹如上帝存在”;这跟《论语》所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异曲同工。
  亲临意大利这些美轮美奂的教堂,就能体会彼得森对基督教的理解。有些宏伟的教堂花费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完工,而且所使用的材料之精贵和对雕工细节的讲究,没有对所崇拜的神有虔诚的信仰,是不可能会这么全心投入的。当地向导解释说,在知识不普及的时代,教堂的雕刻和绘画所描绘的故事情节,就是一本立体的《圣经》,让只能靠口传布道学习《圣经》道理的文盲大众,更直观地内化其道德规范和价值。


宏伟的教堂花费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完工,而且所使用的材料之精贵和对雕工细节的讲究,没有对所崇拜的神有虔诚的信仰,是不可能会这么全心投入的。这是米兰主教座堂内的一角。


  跟这些让人肃然起敬的庄严场所相比,意大利的城市景观就很不一样了。像我这个走马看花的游客,也能即刻感觉到世俗化所带来的人心的败坏,特别是经历两次大战所幸存下来的美丽历史建筑、桥梁甚至历史雕像,大多被缺失信仰和人生目标的茫然青年随意涂鸦。在宗教氛围相对浓厚的小镇,这种现象就显著少见。大部分的教堂都还让人礼拜,可是信徒绝大部分是白发苍苍的年长者,很少看到不信神但却不知道该信什么的年轻人。

两次大战所幸存下来的美丽历史建筑、桥梁甚至历史雕像,大多被缺失信仰和人生目标的茫然青年随意涂鸦 。这是米兰街景一角。


  西方文明世俗化的根源吊诡地源自基督教,这是彼得森解读尼采所得出的看法。他说尼采认为基督教一直强调追求真理,这一精神在潜移默化欧洲文明千多年后,终于结出科学实证的果实。自然科学的勃兴却反过来让欧洲人质疑上帝的存在,最终削弱了整个信仰体系。尼采在1883年出版的《苏鲁支语录》提出“上帝已死”的警示,怀抱的其实是一种悲天悯人的心态,他预见到这个支撑西方文明的基石一旦坍塌,必然地动山摇。果不其然,20世纪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两套极端意识形态肆虐,导致千万人横尸遍野,遗祸至今。
  纽约大学社会心理学者海特(Jonathan Haidt)指出,宗教信仰不光是一套教义(神造世人、死后的天堂地狱等),更是人类赖以取得道德和谐的群体生活形态,特别是通过宗教仪式和节庆,把个人融入集体,取得身心的一致及生命的意义。这种通过道德社群方式而得以大规模群居的能力,让人类摆脱“鸡犬之声相闻”的部落生活形态,发展出高度精细分工的城市和现代文明。共同的信仰和价值,培育了文明内的基本互信,就如清明祭祖、中秋团圆一样,共同的宗教文化仪式能丰富心灵世界并安顿人心。西方宗教传统的逐步解体,同当下欧美文化自信的流失,以及取代人们生命意义的极端意识形态再度崛起,是同步的社会现象。
  寻找生命意义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需求,意义依托于价值,悲叹“上帝已死”的尼采认为,失去了宗教信仰的基石,欧洲人必须重新建立价值,这是他提出“超人”说的用意。“超人”是能自创新价值者,以便克服和超越失去传统价值后所必然产生的虚无主义。然而,事实证明新价值难以凭空而生,必须从传统中提炼。“后上帝”时代的世俗人,为了摆脱虚无主义的梦魇,遂从各种迷信中寻找生命意义,包括极端意识形态。欧美的民调发现,自认是不上教堂礼拜的无神论者,更容易相信鬼魅、巫术、占星术、阴阳眼等怪力乱神,这在年轻世代尤其显著。
  在一定意义上,“上帝已死”跟“打倒孔家店”是相似的社会现象,不对先人所馈赠的文化遗产有所感恩珍惜,代价是巨大的。欧洲关于接受中东难民的争议、美国关于在南部边境建墙的诘难,都是在传统文化价值崩解后,亲疏难辨、不知所措的错乱表现。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断没有把至亲好友跟路人甲一视同仁的道理;民粹主义兴起,所呼唤的其实也就是要回归“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伊甸园。处理不当,这可能是另一轮部落杀伐的缘起。
  从由荷枪实弹军警把守的空荡荡宏伟教堂,步出到聚集着分不清是游客还是新移民的熙熙攘攘大街,内心有些许的失落和感慨。《圣经》里“罪”的观念,源自古希腊和犹太文明,原意是“矢不中的”。生命失去了方向,因而丢掉了意义,就是“罪”。《中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同样是用类似的比喻来强调个人责任的相近道理。近距离见识了主导近代世界历史的西方文明看不到靶心的窘境,或许是另类的“不虚此行”吧!
  是为记。

原载2019年1月20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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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兔”的狼来了时刻




  2017年10月15日,45岁的美国女影星米拉诺(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呼吁女性,如果自己曾遭性侵,就用“我也是”(me too,中国媒体音译为“米兔”)这个主题标签(hashtag#)回应。结果在24小时内出现了50万个回应,掀起了震惊全球的反性侵运动。

  “米兔”横空出世,让美国的影视界、政界、商界、学界等许多位高权重的成功男人身败名裂。第一个中枪的名人是好莱坞大牌制片人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他在米拉诺推特出现后两周的同年10月30日,已经被80位女性相继举报是性侵惯犯。这个大色魔利用权势,威迫利诱女演员上床或性骚扰她们。温斯坦在今年5月25日被纽约警方以性犯罪提控。他也被自己所创立的公司开除,并且被颁发奥斯卡金像奖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以及相关行业团体取消会籍。他的妻子则下堂求去。

  温斯坦的下场算是恶有恶报,让正义得到了伸张。以他为代表的这类职场上的恶霸,平时习惯于利用自己的权势性侵女人,在米兔运动后成为过街老鼠,实属罪有应得。这股维护女权的运动随后扩散开去,在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印度等仍然保留男尊女卑传统的社会,掀起新的风暴。运动的最基本成果,是唤醒社会正视女性在职场所面对霸凌的现象,也让很多男性反省或意识到自己平日在言语或行为上的大意,可能对女同事所造成的困扰甚至伤害。

  运动背后的精神,是强调两性平权的意识形态,认为男女平等,必须享有同样的机会并同工同酬。类似的社会运动是社会前进的必要动力之一,但是,其对“平等”价值的绝对化,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受害者意识”甚至仇恨意识,却逐渐结出了仇视男性,进而毒害两性关系,乃至以群体认同取代个人价值的恶果。

“有毒的男性特质”

  “米兔”运动背后的两性平权精神,根源还是来自于基于后现代主义的所谓第四波女权主义。根据女性主义学者普鲁登丝·张伯伦(Prudence Chamberlain)的定义,第四波女权主义主要指大约在2012年伴随社交媒体兴起,旨在争取女性正义,反对对妇女的性骚扰和性暴力的社会运动。“米兔”正符合这个定义。

  但是,从“米兔”后期的异化发展,却让人不得不从更深层的思想源头,去探索其走偏的本质何在。研究人性之恶同极权主义关系数十年的加拿大心理学者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分析说,女性主义的哲学基础,来自于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潮。简单说,后现代主义认为一切现象的本质都只是主观的诠释。换言之,后现代主义相信世上无所谓客观的标准,一切都是人自身根据自己的利益去主观地解释外在世界。所以根据这套理论,所谓的客观世界,都是由有权有势的人通过论述所表达的观点来界定的。这套新颖的理论在1960年代传到英语世界后,逐渐异化为否定现象界有任何客观实质的存在——既然一切都是诠释,你的诠释同我的诠释是等值的,没有对错高下之分,有的只是谁比较有权势,能够成为被社会大众接受认可的“主流价值”。

  不难想象,根据这套世界观,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下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关系,成王败寇。这种对人世间极端虚无主义的态度,很容易让接受这套意识形态的人变得犬儒,只相信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从“米兔”运动开始为女性尊严斗争,揭露滥用权势欺负女性的男人开始,到口号转变为“相信女人”“相信受害者”,间接否定了“无罪推定”的法治价值,到最后出现了所谓“有毒的男性特质”(toxic masculinity)的讨论,视所有男性为女性的共同敌人,印证了其“一切为了夺权”的本质——打倒有权势的男人,女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就能顺理成章地取而代之。

  “有毒的男性特质”认为男性本质上就有暴力倾向,为争取权力和地位而好勇斗狠。所以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男性压迫女性的历史,女性自然成为这种有毒的男性特质的受害者。妇女在职场所面对的性骚扰和侵害,也都能用这单一因素来概括解释。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施托尔滕贝格(John Stoltenberg)就主张,要完全唾弃男子气概(manhood)。他彻底否定男子气概,认为“健康正常的男子气概”就如说“健康正常的癌症”一样荒谬。

(按: 成立于1892年7月的美国心理学会APA在2019年1月发布新指导原则,宣称“传统男子气概”traditional masculinity对男性有害,引发美国舆论界哗然。APA对“传统男子气概”的定义是“坚毅、竞争意识、主导性、攻击性”。这显示这股仇视男性的意识形态,已经扩散到专业团体,并且将导致两性关系更加混乱。)

  扩大而言,女权主义认为社会的本质就是父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所以男女关系是一种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敌对关系。男性因此是带有原罪的,其赎罪的方式是拱手让出手中的权力和资源,让女性(其实是女权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主导一切。《华盛顿邮报》2018年6月8日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为何我们不能恨男人?》,就毫不掩饰地表明了这个权力意图。文章作者是位于波士顿的私立东北大学(NEU)社会学教授瓦尔特斯(Suzanna Danuta Walters)。她在缺乏任何学理论证的情况下做结论说,男人如果要女人停止恨他们,就要“不再担任领导职务”“离开权力”。

  当前关于两性平等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如何于国会、内阁、董事局、大学教职等政治、商业、学界的精英圈子取得两性人数上的平等;可是对于如何让女性构成建筑工人、矿工、军人、消防员等危险却没有太多权力的职业队伍的半数,却显得并不那么热心。

  这种病态的自我异化现象,很快地便伤害了“米兔”运动的道德正当性。随着越来越多成功男人被揭发而倒台,“相信女人”“相信受害者”等危险口号跟着出现,这意味着任何对男人的性侵指控,舆论要自动相信作出指控的女人。这一发展的荒谬以及对“米兔”运动的伤害,在美国联邦法院新任大法官卡瓦诺的参议院听证会过程展露无遗。

大法官听证会的争议

  10月6日,美国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了总统特朗普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的提名,让他成为过去130多年来,参议院的提名确认表决中,票数最接近的一次。这当然是同他在提名审议的最后一刻,突然杀出个性侵指控的程咬金有关。

  指控他的是史丹福大学女心理学家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她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绘声绘影地形容卡瓦诺如何在36年前的中学时代试图强奸她。可是由参议院指定的资深性犯罪女检察官米歇尔,在盘问福特的供证时,却发现她一问三不知;就案发年份、时间、地点等证词前后不一;而且连福特自己形容的终身闺蜜好友以及所谓的现场证人,都否认福特的供词。米歇尔在写给参议院的报告中表示,她认为福特的证词,可信度还不如一般性侵指控所出现的各执一词状况,而且连民事案件所要求的最低证据标准都达不到,因此“任何理性的检察官”都不会根据所提供的证据采取司法行动。

  继福特之后,还有两名女子拉米雷斯(Deborah Ramirez)和斯韦特尼克(Julie Swetnick)跳出来指控卡瓦诺性侵。经过美国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的查证,拉米雷斯的大学同学无一能佐证她关于卡瓦诺在大学时性侵的说法,并且还有同学透露,连拉米雷斯自己后来也不能肯定,性侵她的就是卡瓦诺。斯韦特尼克则指控卡瓦诺下药迷奸少女,还向参议院做了宣誓书,但是记者同样找不到能佐证她指控的证人。参议院最终以向国会作假证,将斯韦特尼克和她的律师艾维纳提(Michael Avenatti)移交司法当局处置。

  艾维纳提因代表艺名“暴风女丹尼尔斯”(Stormy Daniels)的前成人电影女星克利福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风流韵事的封口费疑案而出名,被美国左派势力视为英雄。反讽的是,在艾维纳提被参议院移交司法处置后,媒体又爆出他的女友指控他家暴。在代表斯韦特尼克诬告卡瓦诺时主张“相信女性”“相信受害者”的艾维纳提,这时只好狼狈地要求舆论坚守“无罪推定原则”了。

  卡瓦诺事件可谓“米兔”运动的“狼来了”时刻,美国社会通过听证会上的现场直播,见识了极端左派势力为了反对特朗普,而利用“米兔”的道德正当性,不择手段地阻击卡瓦诺任命的做法。紧随着卡瓦诺任命后的国会中期选举,那些不顾事实,完全基于党派立场反对卡瓦诺的民主党参议员,几乎全部落选。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因而形容选举结果是“卡瓦诺复仇记”。

“米兔”遭遇民意反扑

  美国民众在全程电视直播的卡瓦诺听证会上,见证了女权主义者如何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米兔”的道德高度,来对卡瓦诺做人格谋杀。参议院虽然以微差通过卡瓦诺的大法官任命,避免了无辜者被冤屈,美国选民则进一步替天行道,用选票为卡瓦诺主持正义。在11月6日的国会中期选举,三名因为党派立场而反对卡瓦诺任命的民主党参议员,全部落败;提名卡瓦诺的共和党不但继续控制参议院,席次还有所增加。

  此外,美国媒体11月报道,新近公布的三份民意调查发现,公众对“米兔”的支持度下降。其中一份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所做。《经济学人》2018年10月20日报道,杂志在2017年11月初委托专人就“米兔”在美国做民调,并在2018年9月底重复了民调,发现在这一年来,美国人对于“米兔”受害者对男性的指控,开始出现“微小但明显”的反对。

  调查发现,认为20年前曾性骚扰女同事的男人应该继续保留其职务的人,从28%增加到36%;认为抱怨自己遭性骚扰的女性,是在制造麻烦多过解决问题的人,从29%增加到31%;认为“米兔”诬告的危害更甚于性侵受害者默默承受的人,从13%增加到18%。调查也意外地发现,女性对“米兔”的态度逆转幅度要大于男性。就如我在11月14日《联合早报》“字述一年”文章中所说:“一些妻子和母亲开始担心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所可能面对的不公,而公开反对‘米兔’运动的异化。”

“米兔”走偏背后的意识形态

  如果从其深层的意识形态探视,“米兔”的自我异化几乎是必然的结局。支撑“米兔”运动的女性主义,本身也因为基因不良而产生病变。这个源自彼得森所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因为陷入了“话语”的迷宫而否定客观现象世界的真实性,结果是自我沉溺在自说自话的陷阱里不能自拔。这种现象,在大学里的“性别学”“女性学”等科系最为严重,甚至已经蔓延到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

  这种无视客观事实,甚至扭曲科学证据来符合自身意识形态结论的学风,近日被三名学者联合揭发。他们利用“性别学”“女性学”等惯用的术语和观念,捏造了多篇论文投到这些学科的知名学刊,结果有好几篇被发表,而且其中还有被评为杰出论文的佳作。他们因此证明,这些所谓的“学科”根本没有科学性,无法分辨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不同,所以才能让这些使用大量意识形态术语和观念的假论文过关发表。他们形容这些被意识形态所控制的学科为“委屈学”(grievance studies),所做的基本上就是把一切客观现象“问题化”,无中生有地寻找“压迫”和“受害群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恐怕还得另外撰文交代。

  这种学术歪风流风所及,也影响了社会大众层面,连一些传统的女性主义者都因为跟不上变化,被视为不够激进而遭到批判。比如当下最为受宠的“受害群体”是所谓的“跨性别群体”和“流性人”,他们可以宣称自己“生错了身体”,所以明明是男儿身却自认为女性,而且还强迫社会承认他们是女人。这种比赛哪个群体是“最值得同情的受害者”的游戏,已经导致了非常滑稽的的结果。

  加拿大女性主义作者墨菲(Meghan Murphy)在今年11月15日发现自己的推特账号被封号了,理由是她发表了“仇恨言论”。墨菲的言论罪行,在于她的两条推文:“男人不是女人”“跨性别女人怎么会不是男人?男人和跨性别女人的差别在哪里?”这直接触犯了“受害者文化”目前最受宠的群体——“跨性别人”——的大忌,于是在他们的抗议下,推特就用莫须有的罪名,把墨菲的账号封掉。

  这些质疑“跨性别人”的女权主义者,被自认为维护受害者群体利益的极端左派的社会正义战士(SWJ),蔑称为“跨性别排他激进女权主义者”(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s,简称TERF)。在SWJ的话语体系里,TERF就相当于纳粹那么邪恶。女性主义者出于要保护女性安全的理由,反对自称为跨性别女人的男人,要求使用女性厕所和更衣室,反而被指控是在歧视跨性别群体。在同性恋之都三藩市,女同性恋者因为拒绝这些跨性别女人的男人求爱,也被指控为TERF而面对暴力骚扰。

  “米兔”从争取女权变成如今的遭受质疑,当然也就不在话下了。

余波未了

  我在上一期的《英美世界的文化大革命》里指出,后现代主义在英美学术界借尸还魂,经过几十年酝酿,终于结出恶果,形成一股钳制言论自由的歪风,情况犹如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在结论中我指出:“有理由相信,结局应当是邪不胜正,但是在正义获得最终胜利前,英语世界恐怕还有一场漫长而艰巨的斗争。”中共的文革祸害全社会10年,遗毒至今犹在;而其结成恶果的过程,如果根据史学泰斗余英时先生的“内在理路说”,则恐怕还得追溯到百年前的五四运动的否定传统、全面西化(如今被中国政府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传来的学说)。

  虽然不能完全类比,但参照中国文革从萌芽到结果的过程,前后跨越百年历史,后现代主义在美国立足大约在1970年代左右,开始在社会产生影响,也就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所以,要否极泰来,恐怕还需要一段时日。“米兔”的“狼来了时刻”,只不过是这股时代潮流的一个波浪而已。

原载2019年1月第38期《怡和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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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欺欺人难欺天

对自己诚实,对他人诚实,其实就是在实践天道。

某周末陪家人去参加一场生命讲座,旁听来自台湾的讲师,教导学员如何先诚实地面对自己, 以取得身心一致,再扩大到家庭成员和亲友的关系,让自己的生命也能和他人取得和谐一致。讲师 师承素有“家庭治疗师之母”之誉的美国心理治疗师萨提尔(Virginia Satir),她的“冰山理论 ”指出,每个人被看到或平时感知的自我,犹如露出海平面的冰山一角,潜藏在海水下规模更庞大 的山体,才是长期被压抑和忽略的“内在”。
学员当中有不少面对夫妻或亲子关系紧张的问题,这似乎已经是现代人的“存在危机”。在旁
听的过程中突然意识到,要开车,必须考驾照,这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但是,结婚或为人父 母却不必考试,而这当中却涉及自己和他人一生的幸福,显然更为重要,也更有必须学习的学问。 传统社会通过家教、宗教,潜移默化且代代相传修身齐家的智慧,传统瓦解后的现代人逐渐失去了 这套学问,而必须靠自己去参加类似的生命讲座课程,或其他随机的方式去摸索答案。一些人更不 知道需要学习这些知识,而深陷于生命的地狱中难以自拔。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世间的道理有其共性,“冰山理论”海面下的庞大山体,既是我们痛
苦的盲点,也是我们的地狱。加拿大知名心理学家彼得森(Jorden Peterson)就指出,地狱其实 就在我们心中。他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诗人但丁的《神曲》,其实就是但丁对于人心地狱的思考 。《神曲》里所描绘的地狱形似一个上宽下窄的漏斗,共九层,最后一层是“背叛”。彼得森说, 人自身和人际间最核心的品质就是诚信,没有了它,非但寸步难行,也失去了人存在的意义。“背 叛”就是否定“诚信”,会让人陷入最深的地狱之中。
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总结,古代文明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可是当年由于书写不方便,要在竹 简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篆刻,所以就得用非常精炼的文字,来表达这种深刻认识所凝聚的智慧。《中 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对自己诚实,对他人诚实,其实就是在实践天道。 诚信也是能否修身齐家的前提,《大学》就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诚心正意不只是对他人,更是对自己。成语“自欺欺人”,很多时候就是在形容对自己不老实 的心理状态——每天要认真面对生活里各种的困难和挑战,诚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欺骗就是用语言去扭曲客观实现,来符合并满足自己的期待和欲望。但是,这种扭曲的结果只 能是短期和暂时的,长远而言,纸包不住火,真相究竟会大白。所以《说文》解释:“诚,信也。 从言,成声。”诚心正意对待自己的生命、实践天道,表现在外就是语言的真诚。彼得森在他被翻 译成45种语文的畅销书《12条生活的法则——应对混乱的解药》中,第八条法则就是“说出真相, 至少别说谎”。彼得森的立论并非如同其他心灵鸡汤作者,而是跟萨提尔一样,建立在坚实的科学 基础上。
从进化论的角度说,东西方古老文明都在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上,提炼出相似的结论,这本身 就很值得深思。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形成于约45亿4000万年前,至今所发现的最早生命约有35亿 年的历史;而原始人大约出现在700万至500万年前,智人则约30万年前。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 的基因构成,都可追溯到数百万年不间断的传承演化。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惊叹每一条生命的 可贵。
在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中,拥有特定品质的人类基因得以延续,其余的都被淘汰。这些生存下 来的品质,变成由复杂的神经系统所主导的生存本能,构成人类最深层的生命潜意识。彼得森指出 ,脑神经研究最新发现,当人面对新状况时,脑神经中枢的新基因会被激活,这些基因会制造新蛋 白质的编码,并构成脑结构的新组织。所以人类的特质之一便是不断学习,而且会把从新的经验所 获得的生存知识,内化为身体的有机体。这种维系生命的智慧,也就是古人所谓的天道了。
考古学家认定,最早的人类文明距今约6000年,当时的人已经能抽象思考,把数百万年生命进 化所累积的生存知识,先以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接着以文字表达且代代传承。“诚者天之道也”,就是这种隐含着丰富生命经验的古老智慧,它告诉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最 优生存方式。每个人生命水平线下的冰山,可能潜藏着许多自己不愿意去面对的痛苦、委屈、羞辱 、愧疚、失望、难过、愤怒……有科学佐证的生命智慧告诉我们,唯有勇敢地选择面对,才有驱逐 心魔,治疗心理创伤的机会。
儒家强调万事都从反省自己开始,因而有其深刻的道理。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
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我们以为旁
人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有时候问题的根源可能就出在自己身上。这种反求诸己的谦卑精神,让许多 生命得以繁衍至今;同样的,也能够让更多生命有意义地继续前行。

原载2018年12月23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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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如海一身藏

早年所累积的感情和记忆,犹如银行户头里的定期存款,利息涨幅固然赶不上通货膨胀率,急需时还是能应急。

史学大师余英时出版回忆录,原本去台北出差的朋友自告奋勇要代购,后来听说草根书室有书,就拜托周末去逛书店的朋友先买为快。新书到手前,又记起上一趟去台北时所购得的、由香港浸会大学学者陈致所编写的《我走过的路——余英时访谈录》还摆在书架上,遂取了来读。
余英时七岁时恰逢七七事变,为了躲避战火,就回到故乡安徽的潜山县官庄乡暂居。乡居九年的日子,余英时形容是他的社会教育。“都市生活表面上很热闹,到处都是人潮,然而每个人的感觉其实都是很孤独的。家庭是唯一的避风港,但每一个家庭又像是一座孤岛,即使是左邻右舍也未必互相往来。现代社会学家形容都市生活是‘孤独的人群’(lonely crowd),其实古代的都市又何尝不然?苏东坡诗‘万人如海一身藏’,正是说在都市的人海之中,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但是在乡村中,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都是互相联系的,地缘和血缘把一乡之人都织成了一个大网。”
他认为乡居的日子让他直接体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社会大体上是靠儒家的规范维系的,道德的力量远在法律之上,道理(或天理)和人情是两个最重要的标准。”这种“身临其境”和“亲自参与”,对他日后做中国思想史的学问大有帮助。
妈妈在今年年中辞世的经验,使这段话读起来别有一番感受。我父母生前当了几十年邻居,住在大坡战前的店屋上下层,因青梅竹马而终成眷属。他们两人的兄弟姐妹多,我的叔叔、姑姑、舅舅和阿姨加起来有十多人。我在大坡的店屋出生并住了12个年头,印象中平日的远房亲戚串门、周末内外家的表兄弟姐妹分别来拜访(当时祖父和外婆都还健在)、过年过节时围炉吃团圆饭,日子是热闹的,人情是温暖的。因城市重建的迫迁,长辈的相继离世,儿时的感觉也就随着各家搬到各自的组屋而逐渐淡化。
虽然逢年过节亲戚还是尽量聚集一起,但比起当年日日见面,周周碰头,感觉毕竟还是不一样的。“见面三分情”“日久生情”,所言不虚。尽管如此,早年所累积的感情和记忆,犹如银行户头里的定期存款,利息涨幅固然赶不上通货膨胀率,急需时还是能应急。妈妈病危的那段日子里,依稀又重温了童年时光,很多熟悉的面孔,陆续出现在病床边;诚挚的慰问和关怀,稍稍缓解了那段非常时刻的焦虑和烦躁。
妈妈过世时,没等我开口,一众亲戚都自告奋勇,代我守夜灵堂,让我这个不孝子在居丧期间,竟然还能每晚睡上一觉。此外,守丧期间众多需要处理的零零碎碎的琐事,也都亏了他们的帮忙。这或许不是一乡人的大网,但由亲情织成的小网,也足以拯救我在那最痛苦的日子里,没有进一步跌入深渊,就如妈妈留医的那阵子,亲情继续在个人生命最煎熬的低谷拉了我一把那样。由此也让我感悟到,随着这一代人的离开,这张网也终不免要凋零的。下一代人或许就真的是孤岛上的孤独人群,“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了。
本栏在2017年11月12日的《勿变成红毛番》里提到:“刚卸任美国医务总监(Surgeon General)的默西(Vivek Murthy)形容,孤独已经成为威胁公共健康的最新疫病(loneliness epidemic),比痴肥更可怕。美国退休者协会(AARP)估计,45岁或以上的美国成人,有4260万之众罹患慢性孤独症。”最新的研究则发现,孤独感对健康的威胁犹如日抽15支烟,会增加罹患心脏病、高血压等的风险,而且对心理健康的威胁更大,容易导致忧郁症甚至自杀念头。
人生难免遭遇不幸,或至亲离世、或身患重病、或意外受伤、或突然失业、或婚姻失败……在这些关键时刻,独自面对或能得到亲情安全网的及时呵护,对当事人有可能就是生死一线之差。但是感情的培养需要时间,而且不能由通信科技取代——平时在社交媒体再怎么互动频繁,都不及偶尔面对面吃顿饭、喝杯咖啡来得有效。这当中没有捷径,需要拨出个人有限而珍贵的时间。所谓坐吃山空,就算曾经亲密的感情,要是没有放入心思去维系,终究也还是会疏离的。
余英时记忆中的官庄乡距今也还不到一个世纪,却已经成为想象世界里的桃花源,“不足为外人道也”,现实里不时会油然而生的“念天地之悠悠”的空虚无奈,恐怕才是如今个体生命存在感更确切的写照。在海外的老朋友近日推介新书,约克大学历史学者伍顿(David Wootton)撰写的《权力、欢乐、利润——从马基雅维利到麦迪逊之欲壑难填》,探索经历启蒙运动后的现代人,如何从传统把追求至善当做人生的意义,蜕变为利用工具理性去满足难以实现的无穷物质欲望。孤独疫病现象背后的线索,或许就在其中。等拜读了刚到手的余英时自传后,才去购买伍顿还待出版的平装本吧。

原载2018年11月25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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