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谈孝

 

当代西方杰出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家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在其名著《美德之后》,或译为《追寻美德》(After Virtue)的开篇,打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比喻:人类突然遭遇一系列重大灾难,并为此怪罪于自然科学。他们群起暴动,打砸科学实验室、殴打科学家、焚烧科学读物、摧毁实验仪器。一场反对自然科学的政治运动随后兴起,学校停止教授自然科学,科学家被流放或处死。
后来一股开明思想运动崛起,推翻了反科学的政治运动。人们试图恢复自然科学,但是只能从残存的科学书本里整理出一些资料、从记忆中复制一些实验程序。人们仍然使用相同的科学词汇来指称这些知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可是却已经失去了对这些知识的系统性理解。于是人们就进化论、相对论所展开的辩论,尽管也使用了基因、突变、光速、时空等科学术语,却陷入了莫衷一是的困境。他们自以为在探讨自然科学,然而没有人意识到,他们所讨论的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了。
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然科学的词汇虽然还普遍被使用,可是其背后的历史语境、所代表的信仰等系统性知识框架,却早已荡然无存。麦金泰尔用“失序的词汇”来形容这个寓言里的困境,并引申说当代的道德哲学和伦理学,其实也面对相同的困境。我们日常所使用的道德词汇,其实已经碎片化,正义、平等、勇敢、节制、智慧……这些德目历史沿革所累积的相互关联的完整性意义,使用者一无所知。所以任何道德议题的讨论,都因为缺乏判断是非的统一标准,最终走不出各说各话的困局。美国关于堕胎、同性婚姻的道德冲突,具体地印证了麦金泰尔寓言的洞见。
华人社会同样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从教育到政治等方方面面不断颠覆革新,当代华人尽管还推崇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可是社会却似乎深陷难以自拔的道德困局。这当然不是说传统社会就不面对道德两难,诸如“忠孝不能两全”“大义灭亲”,都是典型的道德难题。但这毕竟还是在一套完整的体系内部的问题,有共同的标准来判断具体个案。当前的难题,却是“礼乐崩坏”后的失序,人们虽然采用共同的道德词汇,但对词汇背后的假设则是南辕北辙,因此根本无从沟通对话。
人们对于“孝”的误解,与对于“忠”的误解并无二致。大陆历史学者吴钩就与朋友公开悬赏4000元人民币,要人们从任何儒学典籍与历代儒家言论中找出宣扬“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意思的话,至今钱还发不出去。历史学家余英时说,专制的明太祖朱元璋最恨的是孟子,下令把孟子赶出孔庙,因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主张失德的皇帝是可以被革命的。孔子也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如果君王无道,臣子就终止彼此的关系。
同理,《孝经·谏诤章》明明就说“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无义……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强调儿子规劝(诤)父亲不做错事(陷于无义),才是真正的孝道,古装剧“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孝,正是孔子所批评的“从父之令”,又哪里称得上是孝道呢?类似的证据俯拾皆是,《礼记·曲礼》说“子从父之令,不可谓孝也”;《荀子·子道》记载魯哀公问于孔子:“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孔子的回答是“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判断儿子是否孝顺的标准,得看他是如何尽孝的,特别是通过“争”来确保父亲符合道德规范,“不行无礼”。
从个人与家庭扩张开去,孝道的伦理整体性也表现在政治领域。中国历朝都有“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这个传统自宗庙制度在周朝趋于成熟,把基于家族血缘的祖先崇拜,配合祭祀、分封诸侯等规定尊卑秩序的礼仪制度,形成一整套理性的政治体制。所以《中庸》才说“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郊社指的是每年冬至、夏至祭拜天地的礼仪,禘尝指的是天子在夏、秋两季于宗庙举行的盛大祭祀;明白了这些仪式的政治文化意义,治国就如把东西放在手掌上来看那么清楚。
这种由孝道所体现的血缘观念与社会组织原则,潜藏了构建现代政治的基因。日本千叶大学学者蔡孟翰《从宗族到民族——“东亚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原理》一文,分析了中国传统的宗族制度,特别是宋代以来在封建论与郡县论争论下的宗族论,强调在明末清初已经逐步走向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再经过19世纪面临西方殖民主义亡国亡种所威胁,江户后期日本儒者会泽正志斋发扬光大宗族论里的大宗宗法,接着明治时期的宪法学者穗积八束等人的系统性阐述,于是完成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随后流传到中国、朝鲜、越南等地,形成有别于西方以契约论为基础的东亚民族主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上网搜索这篇精彩的文章。
时逢清明节,人们纷纷祭拜祖先,体现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精神。当然这其中或许不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习惯,但总是一种超越一己,虔诚致敬的类宗教仪式,有益心灵洗涤。仪式的保留传承更是意义深远,在恰当的历史时机,或能成为文化复兴的基因。麦金泰尔对于摆脱其寓言的道德困境持悲观态度,但孟子却乐观多了:“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谁会知道呢?

原载2017年4月16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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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故事”的集体文化记忆

 

被纳粹德国装甲兵包围的英国远征军,在1940年5月底的法国敦刻尔克沙滩,面对被全歼或投降的选择。一名年轻的远征军军官向英国总部发了一则只有三个字的电报:but if not(意为“即或不然”)。守候在英伦海峡另一端的所有英国官员,一读到电报就即刻明白了军官的志向。
上周应邀出席星衢文学讲座第三章《溯源》,听台湾作家张晓风谈华人基于共同的文化符号所形成的集体记忆,不由得再度联想到已故英国散文家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在其文章《当王佑吾天》(When the King saved God,比喻《英王钦定本圣经》的文学性对基督教信仰的巨大贡献)里转述的这则故事。

这三字源自《英王钦定本圣经》“但以理书3章18节”:“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是记载征服了犹大王国和耶路撒冷,并流放犹太人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恐吓三个犹大人沙得拉、米煞和埃布尔尼歌,要他们跪拜他用金子所打造的巨大神像,否则就以火刑烧死他们的故事。“即或不然”是三人拒绝臣服的凛然之语。
希钦斯表示,世代以来,这些经典故事里的典雅词句,成为了英国知识阶层的共同语言,甚至白丁之士也因为日常的教堂礼拜而对之耳熟能详。他说:“一个缺乏类似共同意象及寓言的文化,势必是个浅薄得危机四伏的文化。”他文章的主旨,除了强调学习经典的重要性,也反对当代人自以为是地把经典“白话化”的做法。
张晓风以自创的“共故事”概念,生动地阐述了类似的道理。她认为,许多隐含道德教化意义的传统故事,就是通过民间戏曲的方式,一代代传承下去。她举一位台湾教授形容其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父亲,因热爱戏曲而通晓为人之道,而且比大学专攻传统戏曲者或更熟悉内容,是“字盲”而非“文盲”,说明了一个社会拥有“共故事”的重要性。
学者龚鹏程在《文化符号学》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文字—文学—文化”一体性的结构关系,崇拜文字,尊重文人。他以宋词和元曲的变化为例,举证解释了以庶民为对象的文娱形式,如何一步步被文人阶层通过“文字化”而“文学化”。这也意味着很多最初出现的故事,在后世的文人创作里一再被演绎采用,逐渐形成意义越来越丰富的共同意象及寓言。《文心雕龙》用“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来解释“用典”这个修辞法,说的大约就是这个意思。
恰好日前才回忆起读书时所背诵过的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张晓风在讲演里举了其中的“左牵黄,右擎苍”,对苏轼当年左手牵的这条黄狗的典故娓娓道来。原来“黄狗”的故事,可追溯到秦朝焚书坑儒的宰相李斯。他在秦二世继位后被权臣赵高诬告逆谋造反,被夷三族。《史记·李斯列传》传神地记录了李斯被腰斩前对儿子悔恨的告白:“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父子抱头痛哭。这则故事在后世化约为成语“东门黄犬”,指的就是做官遭祸,悔不早退隐。
张晓风说,历史上的这条黄狗,还在不同的时期出现过多回,比如在苏轼之前的唐朝诗人李白的《襄阳歌》:“咸阳市上叹黄犬,何如月下倾金罍。”在苏轼之后的明朝杨珽的戏曲《龙膏记·脱难》:“且向那势力场中弄滑,把英雄来叱咤。到头来燃脐有样,黄犬堪嗟。”同一个意象,经历不同年代不同作者的加工,逐渐丰满成游弋于同一个文字传统中人的文化默契。张晓风意在言外的,是苏轼虽然向朝廷自荐到密州当官获准,但却是因为此前反对王安石新法而遭遇打压,政治上失意而自行求去的,所以“左牵黄”的使用,背后未尝没有“东门黄犬”的心理暗示。
任何源远流长的文化,在时代的累积中必然需要做“注疏”的工作,犹如本来奔流的文化大河,在经年累月后出现阻塞,就要通过注解释义的功夫还原符号的意思,让后人经疏导后在畅流的大河汲取能滋润性情的养分。这是张晓风在讲演中的另一个学习点。她用鲁迅短篇小说《药》为例子,借“立着哭了一通”这个细节,解释了隐藏其中的基于辈分伦理所表现出来的礼仪动作。随着时代远去,同一代人不言自明的文化符号,就需要后人通过注疏来理解了。
这种对文化符号解码后的恍然大悟,所带来的知性满足感无疑是让人愉悦的,同时也是驱动人们继续深入挖掘,寻找符号之间关联的动力。可是前提必须是建立在对文字的热情与好奇,以及因此主动的大量阅读和联想。在功利思想盛行、智能手机普及的当下,人们对于阅读所采取的成本效益分析态度,恐怕是对延续文化共故事的最大威胁——现在非但目不识丁者已经不再通过传统戏曲等媒介,汲取古人的智慧,连大学毕业生对作为知识人基本要求的共故事修养,或许也一知半解。
缺乏共故事的社会,相当可能走向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所描绘的历史现象的反面,因为没有集体的故事和记忆作为相互认同的情感基础,而容易在众多公共课题上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甚而出于共同语言匮乏的无法沟通而导致政治撕裂。不仅大量新移民涌入,会造成当地社会的民粹式排外反弹,具有相似背景的本地人同样会由于价值断裂,而不再能享受“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的和谐自由。
今天呼吁共故事难免得冒点对牛弹琴的风险,即或不然,相信也是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孤寂文化征程吧。

原载2017年3月26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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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21日,全球主要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串流音乐服务平台Spotify;娱乐、社交及新闻综合网站Reddit;影视出租网站Netflix;新闻媒体网站如英国的《卫报》与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突然全部服务中断。原来它们同时遭遇“分布式阻断服务”(DDoS,亦称洪水攻击)——黑客采用一种新的叫做“未来僵尸网络”(Mirai botnet)的电脑病毒,控制了全球10万台有联网功能的家电如摄像头、录影机等,对目标平台发动“人海战术”使其瘫痪。网络安全专家形容这是史上最大的一次网上攻击行动。
在稍早的10月7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与国土安全部发表联合声明,正式指控俄罗斯官方入侵美国民主党电邮系统,盗窃超过1万9000封电邮,之后利用维基泄密网站,陆续公布不利于民主党籍总统候选人希拉莉的信息,打击其选情,干涉美国自由选举。希拉莉最终败选,部分原因或能归咎于俄国黑客的成功突袭。尽管特朗普已经入主白宫,美国主流媒体至今仍然对于他与俄国政商界藕断丝连的暧昧关系穷追不舍。美国情报体系甚至传出因为不信任特朗普,而拒绝提供充分情报给白宫的传闻。
莫斯科至今否认美国“干涉选举”的指控,但是互联网作为一个新疆域,似乎已经成为各国短兵相接的战场。美国于2010年成立网战司令部,五角大楼于去年10月24日宣布,司令部的133支网络部队全部完成战备状态,并且将于2018年从5000人扩员至6200人。有分析称,原本以保卫美国网络安全为主的网军,如今也具备对敌国发动网络攻击的能力。
美国媒体也不时报道俄国和中国的网络威胁,《纽约时报》去年12月29日的一篇报道称,俄罗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Valery V. Gerasimov)曾表示,战争与和平的界限日益模糊,秘密军事行动如网络攻击正变得越来越突出。(这与国防部长黄永宏3月3日在国会所形容的“混合战争”——常规、非常规及网络战争的混合体——不谋而合。)在美国司法部于2014年5月19日正式起诉五名解放军军官,指控他们通过网络盗取美国企业商业机密后,美国媒体关于解放军61398部队,也就是负责网络攻击的单位的报道也逐渐增多。
2月28日,国防部副常任秘书(科技)许智贤召开记者会,宣布国防部电脑系统在2月初遭入侵,约850名服役人员、战备军人和全职员工的基本个人资料被盗取。被问及黑客身份时,许智贤说:“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不是一般的黑客,也不是犯罪组织。”网络安全专家据此异口同声地认为,这意味着袭击是外国政府的行为。换言之,虽然新加坡力图置身大国博弈的游戏之外,还是免不了遭遇网络攻击这种准战争行为的池鱼之殃。
国防部并非本地首个或唯一面对黑客威胁的机构,电信营运商星和在去年10月,也因为DDoS攻击而服务局部瘫痪了两天。另一些本地机构则遭遇类似国防部的攻击,导致内部资料外泄。2014年2月,美罗百货公司官方网站系统被黑客入侵,445名顾客的资料被窃取并在网上公开。同年9月,卡拉OK连锁店K Box网站遭人入侵,30多万名会员的身份证、地址、电话号码等个人资料外泄。相对于私人企业,国防部网络系统被黑客入侵,性质显然严重得多,虽然入侵并未造成任何军事机密的泄露,却凸显了进一步强化网络安全刻不容缓。
黄永宏在国会的演说中,毫不含糊地表示“网络领域是今天的新战场”。这个结论意味着新加坡必须有专属的国防力量,进驻这个领域来保护国家安全。他所宣布的新设立的国防网络署,将是新加坡的网络司令部,负责全天候确保国家网络系统的安全、评估系统的罩门、侦测任何黑客的进攻等任务。国防网络署将配置2600人,由国防部一名副常任秘书直接领导,下属的四个编队主管是上校或将军级别,反映了这个新设司令部的重要性。
“网络新战场”结论的另一个意涵在于,它使得国家间的“武装实力”开始扁平化。小国和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不再只是比谁有更多核子武器、航空母舰或战斗机与坦克大炮,而是包括谁的“网军”具备更新的编程知识,更好的发现及解决问题意识,更独立的思考与快速反应能力。其中的军事意义值得关注。
以朝鲜半岛为例,1999年6月15日爆发的延坪海战,是韩战停火以来韩朝两军最大规模的交手。朝鲜海军遭韩国海军重创,至少死亡30人,70人受伤,一艘鱼雷艇被击沉,五艘舰艇受到了严重打击,四艘舰艇受到了中等打击;而韩国只有11名士兵受伤,两艘舰艇破损。国际舆论当时认为,这证明朝鲜的军事科技落后韩国一个世代。但是在2013年,韩国的三家媒体机构和一家银行的网络被疑是朝鲜的黑客封锁;去年12月,韩国网络司令部透露朝鲜黑客成功入侵韩国国防部网络,盗取了可能包括机密资料等信息——“网络新战场”让朝鲜弥补了同韩国在常规军事科技上的差距。
对于作为国际都会和重要服务枢纽的新加坡而言,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新加坡投资国防不遗余力,至今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实力。然而,在可能以小博大的网络新战场,新加坡武装部队必须加快能力建设的步伐,确保国家网络安全同样固若金汤。

原载2017年3月5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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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仪式

 

近日在社交媒体读到一篇不无反讽的文章,标题是《你一年花费在社交媒体的时间,能让你读上200本书》。作者查尔斯·朱引述美国股神巴菲特在回答旁人询问他成功的秘诀时,指着身边的书本说:“每天读500页这些。这就是累积知识的方法。它不断叠加,如同复利(compound interest)。所有人都可以办到,但我确信没有多少人愿意……”
应该是美国华裔的朱先生在2015年1月接触到巴菲特的这段话,并以身作则,然后现身说法。他表示,尽管没能日读500页,他在两年内共读完了400本书,并强调任何人都可以在一年里读完200本书。他还做了一道算术题来论证其说法,根据美国人的平均阅读速度,以及一般非小说类书本的篇幅,计算出阅读200本书所需的时间为417个小时。朱先生指出,美国人平均一年花608个小时上网玩社交媒体、花1642个小时看电视,只要抽出这部分时间,完全有可能在一年内读完200本书。
道理尽管看似简单,读后也深受鼓舞,但却相信现实仍然会如同巴菲特所预言,“没有多少人愿意”。朱先生在文章里介绍了自己如何利用时间与不同方式,如在纸本书之外也阅读电子书或听有声书,以及罗列了一般人不读书的借口并介绍对应办法,借以鼓励读者尝试拿起第一本书。他讨论借口的部分,与去年3月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所公布的调查结果,有着惊人的相似。
艺理会对1015名国人与永久居民的调查发现,受访者中只有43.7%在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的一年间读过至少一本文学作品。至于不读书的原因,48.9%是“没时间”或“没兴趣”,因“工作忙”的14.3%,“宁可选择其他活动”的13.2%,“照顾家庭”的11.6%,“选择阅读其他读物”的9.9%,“不知道要阅读什么”的8.5%,“文盲或缺乏教育”2.6%,“书本太贵”1.8%。最后一个理由有理也无理,毕竟新加坡的公共图书馆相对众多,服务也非常周到。图管局之前公布的调查显示,只有约50%新加坡人会到公共图书馆、参加图管局的活动,或使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
生活忙碌,时间如同金钱一样匮乏,确实是现代都市人共有的烦恼,毕竟我们早已远离昼耕夜诵的朴实年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所记述的“无间冬夏,读书恒至夜半”,仿佛是一种只能遥想的奢侈。阅读当然是一种幸福,但同样是某种运气——出生背景、人生际遇、身心状态,都可能让很多人没能理所当然地拥有这份福气。朱先生年读200本书确实让人羡慕和钦佩,但他对阅读的“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的论断,相信未必能获得很多人的认同。
阅读之意义,恐怕不必再费唇舌论证。在阅读者眼中,对于不把阅读本身视为目的的“务实”者,会觉得再多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但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究竟不好,因为社会里若有更多阅读的同好,总有助于提升生活环境的整体质感,甚至促进阅读的生态,比如支撑更多书店生存。英国BOP文化创意产业咨询公司2014年的调查发现,与伦敦、东京、纽约、香港等国际大都会相比,新加坡的公共图书馆和书店人均数,都敬陪末座。
因此,当局从去年开始,将7月30日定为“全国阅读日”,还是件值得赞许和支持之事。毕竟,“智慧国”不应当仅是对互联网科技的使用效率——缺乏知识的国民无法构成智慧的国度;而知识主要还是来自于良好的阅读习惯。这不光是翻翻报纸或从互联网浏览文章而已,平心静气地把一本书好好地读完,是知识累积的不二法门。因为出版一本书,无论是否是文学类,从构思、谋篇、动笔、编辑到印刷,过程凝聚了不少人的心血。开卷所获得的知识与收获,远非日常浏览文章能相比。
对于有条件的人,不阅读诚然是憾事。现代人花在社交媒体和电视的时间的确也太多,拨一些用于阅读,应该不会太难。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我们不全靠本能。要认真地生活,每天都得面对很多选择,如何正确地做出判断,端赖所拥有的知识。个人如此,社会亦然。当多数人面对问题时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个社会必然是文明优雅的。要避免在时局动荡如斯的年代,因错误的判断(脱欧、特朗普总统)而带来灾难,阅读就不再只是个人的愉悦,更是一种集体的义务承担。
在公交上因入迷而错过站的阅读经验是一种;另一种体验,则是夜深人静,沏一壶武夷肉桂,点一支京都鸠居堂的白檀香,轻声播放雨果唱片制作的张子谦《广陵琴韵》,在孤灯下看苏轼如何“老夫聊发少年狂……鬓微霜,又何妨”,把阅读营造成有宗教意味的仪式。可别轻视仪式的重要性,它能不断提醒人所从事的活动的意义,并提供持之以恒的动力。
据说在特朗普当选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汉纳·鄂兰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两书在网上大卖,反映了焦虑的人们急需寻找理解时代乱象的知识。明末士人顾炎武有感于高度发达的汉文明竟败给满清蛮族,遂总结出“亡天下”的观察:“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英美民众去年对本身自由民主体制数百年传统的颠覆,恐怕是本世纪近乎“亡天下”的大事;如何趋吉避凶,恐怕还得从书中去积累寻找答案的能力与智慧。就这个理由,应该足以让大家关掉手机和电视,重温阅读的喜悦吧。

原载2017年2月12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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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中庸的时代——美国总统选举的反思

 

英国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94年出版的名著《极端的年代——短暂的20世纪,1914年至1991年》,分析了国家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如何动员民众,配合工业科技所发明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制造了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惨烈杀戮和血腥。他认为20世纪应该始于1914年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首次用工业化的方式作战;终于1991年实行极权政治的苏东集团瓦解,东西方冷战结束。
霍布斯鲍姆以历史家的眼光,总结出预言的无效性,并据此对人类的未来提出了警告:“步入第三个千禧年的世界,将势必继续是暴力的政治和暴力的政治变革。它们唯一的未知因素是演变的方向。”尽管认定人类难以从历史教训预见未来,霍布斯鲍姆还是对2000年以后的世界做出了不无真知灼见的预言:“社会分配而不是增长将主导新千禧年的政治。”
自2008年源自美国金融界无穷贪婪所导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造成世界性经济大衰退,到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所浮现的反全球化逆流,似乎验证了霍布斯鲍姆的先见之明。如果借用他审视历史的长镜头,不妨说特朗普所代表的白人民粹主义极端思潮,是因为西方统治精英无法收拾自己所一手炮制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而危机的远因,或许在于霍布斯鲍姆所说的象征20世纪结束的苏东集团的崩溃,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在大获全胜的同时,也失去了平衡自身贪婪的外部制约,结果在失衡中走向极端,最终引发另一个极端的反扑。
特朗普的极端主义表现,在于他所催生的“后真相”时代。尽管信口雌黄,而且言语粗鄙暴戾,特朗普却赢得总统大位。这对欧美的自由民主体制乃至世界政治伦理,产生了极大的挑战:当语言和现实脱钩(孔子所谓的“名不正”),权力就难以被真相和真理所制约,奴役人民的暴政也容易因此产生。对极权专政体制有深刻认识的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传世之作《一九八四》,就揭示了权力如何通过谎言、监控、篡改历史、指鹿为马,来抑制人的独立思考,最后达到对人从肉身到精神的全面控制。

新自由主义——失衡之始

从二战后到冷战结束,为了与苏联所代表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展开全面竞争,欧美在社会政策方面保障了基本的公平正义,扶植工会、失业救济、医疗津贴、养老补助等等。这些措施培育了强大的中产阶级,抑制资本家唯利是图的冲动,维持了西方社会的稳定。英国《卫报》专栏作家蒙比尔特(George Monbiot)指出,进入21世纪,权力和财富的日趋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在2008年大衰退后,公共医疗和教育服务的逐渐衰败,西方贫困儿童现象的重现,自然环境的急速恶化,甚至特朗普的崛起,都可以从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找到根源。
由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0年代联手主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恰好与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僵化和最终衰亡同时发生。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迷信和崇拜,最终表现为一种鄙视政府的极端主义,主张对企业和市场“去监管”的里根,在1981年的总统就职典礼致辞时,发表过一句经典名言:“在当今的危机里,政府并非我们问题的答案;政府就是问题本身”,反映的就是这种唾弃由政府所可能代表的追求社会共善的自私自利极端主义。
英美盎格鲁撒克逊体制保护社会弱势的福利制度,在里根和撒切尔主政时期逐步被拆除(撒切尔对英国工会罢工无情的镇压,也衬托了她对苏联强硬外交的“铁娘子”称号),在苏东集团崩溃后尤其快马加鞭。苏联的解体,更被当做是新自由主义无比正确的明证——灵活的自由市场战胜了僵化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一向代表社会进步理念的美国民主党,也在克林顿总统时代背叛了中下阶层,他的等距离三角策略(triangulation),疏远民主党传统支持者,进一步向权贵精英靠拢,政策上延续新自由主义市场原则。同时期的英国工党布莱尔首相,也提出所谓的第三条路线,远离支持工党的工人阶级,转而拥抱资本家。两人成功连任,象征了英美政治传统左派势力的式微。
共和党的小布什在2000年凭选举人票和最高法院的裁决,侥幸当选美国总统,八年任期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大肆放任企业收购合并,垄断市场,特别是在金融界,投资银行蜕变成了“大到不能倒”、有能力裹挟美国实体经济的怪兽。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政策,终于酿成了几乎摧毁全球经济的2008年金融危机。民主党的奥巴马以第一个黑人当选美国总统,清新的形象似乎象征了光明和希望。但是以华尔街权贵为代表的既得利益,继续左右美国政治的实况丝毫不变。导致无数中产阶级倾家荡产的始作俑者,没有任何人在奥巴马八年任期间为此坐牢,金融高管甚至继续领取天价报酬。
英美统治阶级全面拥抱新自由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和政策,造成社会贫富悬殊,公义无存,为脱欧派和特朗普等民粹主义极端势力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正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一种极端主义肆虐的结果,只能促成另一股极端主义取而代之来平衡。当民众不再相信高居庙堂的衮衮诸公,用半真不假的口号和宣传来煽动民愤的野心家,自然就找到了自己的市场定位。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不妨视为是对膜拜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精英的一次集体大否定,而且后续的震荡还会扩散开去。
特朗普的支持者并非都属于白人至上民粹主义,也未必同意其言行或不知道其缺陷,然而相比于希拉莉所代表的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他们更愿意选择改变——尽管充满风险——因为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贫富悬殊恶果,已经让越来越多属于99%的大众看不到任何希望。然而,从特朗普的内阁任命不少来自亿万富豪与华尔街精英,以及主张富人减税的政策,寄望不公现状会改变不啻缘木求鱼。美国社会的两极撕裂的极端情况,势必将继续下去。

伊斯兰国组织——对物质主义的反扑

如果说民粹主义是英美社会来自内部对新自由主义极端化的物极必反,由伊国组织所代表的全球原教旨恐怖主义,则是外部的针锋相对。伊国组织恐怖袭击的象征——自杀炸弹客——完全展现了极端对极端的对抗。自杀炸弹客基于对超度天堂的迷信,愿意用摧毁自己肉身的极端方式,去实现尽管是错误的终极精神目标。这种全然超越物质考虑的行为,不正是所有发达社会在消费主义肆虐下,人们沉溺于物欲享受的对立写照?
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结合新科技,特别是行动互联网科技的普及,让及时行乐(instant gratification)成了随时随地都可能的生活形态。英文“酗酒”有binge drinking一词,意即毫无节制地狂饮至烂醉。在智能手机时代,则出现了binge watching现象,年轻人已经没有耐心等待一周一集的连续剧,节目制作公司也循众所好,在互联网提供连续剧的所有剧目,让观众可以一次性无节制地狂追看完整套连续剧。消费者浏览购物网站,看到喜欢的商品,点击一下,隔天便送货上门。各式各样的广告全天候刺激人们的消费欲,大数据还可以推算出消费者的需求,美食大餐的广告配搭瘦身产品的促销……生命的意义在不断的买卖消费中被抽空。
虽然“消费”与“快乐”在这种极端的物质主义里被等同起来,现实却是相反的。消费基本上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孤独行为,本来就违背人的群居天性。若再加上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你死我活的自由竞争”(特朗普的世界观里只有两种人:胜利者与失败者),一种被世界遗弃的失落感,将是必然的普遍社会现象。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人口精神健康中心2014年的研究报告称,对26个高收入国家和37个中低收入国家,从1980年至2013年的调查发现,所有社会的人口均出现精神病症普及的情况。报告形容为“全球性流行的常见精神失常”,包括焦虑症、精神紧张、抑郁症、社交恐惧症、饮食紊乱、自残、孤独感等。17.6%的成人在调查的过去12个月经历过上述精神失常现象,29.2%的成人在一生中则患有上述症状。
史无前例的丰盛物质所带来的人类空前未有的精神空虚失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后现代”社会,因极端主义而严重失衡的普遍情况。然而在另一端,特别是以中东为代表的穆斯林世界,却兴起一股回归中世纪宗教伦理的原教旨运动——最极端的莫过于伊国组织,要在精神和肉体上完全按照《可兰经》教义控制人们的一切,而且是采取一种禁欲式的清规戒律来压抑人性。在伊国组织占领区,男人被禁止剃须、女人被禁止露脸、同性恋被治罪、公共娱乐被禁止、奴隶交易合法化……一切的作为,似乎都走向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极端反面。同时,伊国组织最终的目的,是要彻底消灭以美国为代表的物质主义异端统治。
强调“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在外交上似乎表现出一种倒退的孤立主义态度——反对海外派兵、要求同盟国负担美军驻军费用、希望同俄罗斯和解……但他唯一采取进攻型立场的对象,则是针对伊国组织。特朗普不但誓言要彻底消灭伊国组织,更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包括恢复对恐怖分子嫌疑犯严刑逼供、杀害他们的家人。或许在潜意识里,特朗普所代表的极端主义,很自然地必须与伊国组织的极端主义不共戴天。

极高明而道中庸

互联网上流传这么一个故事:199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聚会巴黎,会后发表宣言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是未经证实的假新闻。但是,在极端主义盛行的当下,这则逸闻却未尝没有参考的价值:至少,在贫富悬殊越来越导致时局动荡的当代,“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古老政治智慧,不正对应了霍布斯鲍姆“社会分配……将主导新千禧年的政治”的预言?
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对于极端的事务有着本能的怀疑态度。这种健康平衡的世界观,或许也是东亚文化得以延绵千年的秘密。这种生命的智慧,在18和19世纪西风东渐后才被东亚文明的后人所遗忘。历史学者余英时指出:“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其历史大背景正是因为中国知识精英面对西方工业文明挑战,在丧失了文化自信之后,转而主张全盘西化,最终尝到极端主义的恶果。从避免亡国而维新自强,到一心想取代大陆成为东亚国际秩序的新“中国”,明治日本却错误地仿效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模式,最后造成其对亚洲的侵略战争出现了极端主义现象,如南京大屠杀、七一三部队用中国人做活体细菌实验等惨无人道的行为,都是背离了中庸的教诲。
其实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思想家,也反对极端主义。强调理性的亚里士多德就认为,prudence(可比拟于中庸所谓的“戒慎恐惧”)是所有德目(virtues)之首,是产生智慧的基础。这种智慧一方面避免了走向极端主义的陷阱,不会轻易被实现人间天国的乌托邦幻想所迷惑,另一方面却保持了在政治上实现“善”的理想。西方启蒙主义瓦解了这个人文传统后,政治上逐渐退化,不再相信政治“兼善天下”的理想性,顶多只追求“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消极目标,所谓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正是这种政治想象力贫乏的表现。
特朗普当选等极端主义政治的乱象,表明在政治上缺乏“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最后连消极目标也不可得,最不坏的制度将其最坏的一面,赤裸裸展现在世人面前。美国自由派舆论对特朗普就任前的“推特政见”与三教九流的内阁人事任命,在莫可奈何之余总结说:这将是考验美国宪政体制韧性的关键历史时刻。就算美国本身出现因特朗普出格的言行所导致的政治危机,不至于沦为霍布斯鲍姆所预言的“暴力的政治和暴力的政治变革”,自顾不暇的美国无力兼善天下,却会让群雄并起的国际政治,面临失序的巨大风险。
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在这个“呼唤中庸”的时代,无疑让人联想翩翩。中国古人的人生和政治智慧,会否能针对极端主义盛行的当下,发挥移风易俗的作用?中国政府所高揭的民族复兴和中国梦的宏大目标,并未能对此给出明确的答案。尽管在政治上告别了此前的激进主义,文化自信也有所复苏,但要重新接上千年的优秀传统,恐怕不是一时三刻能实现的事。这个传统对内讲求“仁政”,对外主张“王道”,在概念上固然能得到一些当代中国人乃至东方人的共鸣,在当代实践时却依然存在多方面的挑战。
但是,这个基于深厚历史经验的传统,本身也有强大的生命力。虽然百年来在原乡遭遇摧残破坏,却应了其萌芽阶段“礼失而求诸野”的教诲:“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在日本、在韩国、在越南,这套文化理念尽管失去昔日中流砥柱的地位,在不同程度上依然是日用而不知的现实,只是三地均缺乏中国大陆的规模,难以发挥影响而已。事物的成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各类条件目前当然还不齐备,共识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但人世的努力同样非常重要。“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在这非常之时,不妨期待非常之功。

原载2017年2月至5月《怡和世纪》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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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兵秣马迎新年

 

在许多观察家眼中,刚刚过去的2016年,恐怕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最让人不安的一年。尽管2001年发生了九一一恐怖袭击,开启了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至今还收拾不了残局;2008年爆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让世界经济一度濒临萧条的悬崖,更带来了欲振乏力的全球经济“新常态”;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和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则似乎更上层楼,把过去所累积的种种错误,以瓦解现状的形式,排山倒海而来。
相较于2001年和2008年,2016年所发生的国际事件,本质上改变了后冷战甚至后二战的格局;此外,在科技和环境领域,也出现了更多不确定因素,为接下来的日子,制造严峻的挑战。
美国相对式微和中国持续崛起的此消彼长大势,在今年更为突出。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对比自艾自怜的“让美国再度伟大”,美国海军无人潜航器在靠近菲律宾的南中国海,被中国海军当面捞走,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穿越第一岛链,绕航台湾……这些事件所产生的心理暗示,将持续影响各国未来在中美大国博弈里各自的算盘。
俄罗斯联手土耳其和伊朗,在美国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共同决定叙利亚内战命运,意味着中东未来的格局,将越来越没有美国置喙的余地。这是2010年西方世界欢呼阿拉伯之春的梦醒时分。百万中东穆斯林难民,还滞留近乎分崩离析的欧盟境内,为右翼民粹主义的怒火加薪添柴。后殖民时代欧洲继续左右中东北非政局的能力,大约要画上历史句点了。
西方舆论开始为“自由民主体制”(liberal democracy)的前途唱起挽歌,特朗普、普京、习近平、埃尔多安、安倍晋三、杜特尔特等强人政治的兴起,逆转了“普世价值”所向无敌的局面。
新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的普及,危及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连医生、律师等专业也未能幸免被取代。这与资本贪婪结合所造成的贫富悬殊,却被野心家栽赃在全球化自由贸易头上,进而掀起世界性的排外风潮和宗教冲突。“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概念——无条件发放基本月入给全体国民——的流行,反映了学界对工作遭科技取代这个大挑战束手无策的窘困。
对外太空乃至殖民火星的科技探索,衬托了地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无奈现实。2016年再度刷新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最酷热的一年。尽管再生能源科技突飞猛进,文明的化石燃料瘾短期内还是无法治愈;石油企业大量宣传,模糊气候暖化的真相,正一步步把生态推向灭绝之路。两极冰盖溶解所造成的海平面上升、极端天候日益频繁,使得专家断言,水资源与粮食短缺,或许将是未来战争的主要导火线。
人世的极端化加上天候的极端化,预示着未来的时局将更为失衡。但资本主义的短视,恰好却最无法应对这种眼下还是长期性的威胁——尽管末日征兆已经不容漠视。
新年伊始,原本不应如此丧气,可是在“后真相”的年代,直面现实必须是最基本的义务。对应极端,人类文明必须重新重视学习中庸之道。用“自由民主”包装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极端化,唤醒的是拥抱强人政治的民粹主义反扑;借“绝对平等”包装而颠覆基本人伦的同性婚姻,同奴役女性身心的伊斯兰国组织极端主义遥相对望。因高科技产生的傲慢而失去对自然应有的崇敬之心,下场恐怕是万劫不复。
2016年所开启的翻天覆地似的变化,接下来或许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击每个社会。作为小国,我们是否做好了该有的准备?

原载2017年1月1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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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施效颦的平等

 

本地女权团体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AWARE)在11月28日发布声明说,于26日举行的会员大会,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及博弈后,终于决定修改章程,开放投票权给男性以及“非二元性别”(non-binary,自认不男不女的人)会员。超过四分之三的现有会员支持通过这项决议。但是这些非女性的准会员的有效票所占比重,在计票时的顶限为全体票数的四分之一。换言之,他们不能在没有女性会员支持的情况下,拥有擅自修改章程的实力。
声明表示,这项动议草案在2014年提出,经过两年的协商咨询,终于付诸表决。反对者担心,开放投票权将牺牲女性在协会里的话语权和担任领导的机会。支持者则认为,拥抱女权主义价值观的男性,不应该因为其性别而被排除在女权运动之外。会长郑慧玲称:“我们将此举视为培养男性更好地促进性别平等的能力。”在自由主义者眼里,这无疑是“进步”之举。
然而对比台湾的“进步”,AWARE的这一小步显然相形失色。10月29日,号称有8万人参与的第14届台湾同志大游行,在台北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举行,同时为两周后在立法院举办的审查婚姻平权草案(《民法》修法)造势。舆论形容,这是台湾社会最接近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一刻。在11月17日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审查草案当天,1万名身穿白衣的民众包围立法院,反对可能导致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审查活动。抗议民众在立法院同意暂停审查,另外举办公听会后才解散。
一旦通过修法,台湾将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社会。这当然是惊天动地之举,因而也激起了台湾社会两极化的争论。在凡事都有可能被政治化的台湾,修改《民法》当然也不例外。总统蔡英文在竞选总统时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可是在修法问题上却保持沉默至今,被支持合法化的团体抨击为政治欺诈。争议也打破了蓝绿对立的格局,除了民进党和深绿的“时代力量”立法委员各自提出修法版本,国民党立委也不落人后,提出自己的版本。
修法的主要争议之一在于《民法·亲属篇》的法律文字。为了给同性婚姻铺路,一些标明性别的词汇都要“中性化”,如“父母”改为“双亲”、婚约的“男女当事人”改为“双方当事人”、“夫妻之一方”改为“配偶之一方”、“夫妻财产”改为“婚姻财产”、“祖父母”改为“二亲等血亲尊亲属”……同时也增加反对性别歧视的条款等。
在很多方面,这仿佛是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的亚洲重播版。只是对比好莱坞式的水准,台湾的山寨版粗糙许多,特别是争议两造在论述上的交锋。支持的一方基本上是学西方平权理论之舌,认为无论性别,人权平等,光凭爱情就足以定义婚姻等等,并没有太多的新意。反对的一方同样提不出让人信服的说法。
另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在于,对比美国保守派所提出的宗教理由之外的各种反对理据,台湾的反对派主要还以基督教会为代表。没有经历中国大陆反右、文化大革命等政治权力对社会文化摧残的台湾社会,传统文化伦理相对逃过一劫。可是,在台湾民间具有影响力的佛教团体、传统庙宇组织、一度在学术上独树一帜的新儒家等传统文化的标杆,均在这场足以颠覆人伦的大辩论里失声。这种近似坐以待毙的无语,让人怀疑中华传统在台湾还有多少影响力,也坐实了中国大陆政治儒学对台湾新儒家的批判——在政治社会课题上毫无论述能力。
美国最高法院在2015年6月裁定同性婚姻合法,规定各州必须允许同性结婚,是自由主义特别是女权主义,在漫长的“文化战争”里决定性的大胜利。但是希拉莉却没能乘胜追击,入主白宫,反而被一个自由主义者极度鄙视、蔑视女性、种族主义者,代表一切“政治不正确”价值观的特朗普所打败。而且选后的民调发现,对社会长期不公平的厌恶及愤懑,是驱动很多选民出来投票给特朗普的原因。为何属于强调平权的自由主义阵营的希拉莉,竟然没能获胜呢?
其中的关键,或许正在于“此平等非彼平等”。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形容,当前的美国经济制度是个失败的制度,因为它无法造福社会大多数人。尽管美国经济规模不断增大,今天普通全职员工的实际收入却比1970年代还低。80%的美国人只拥有社会总财富的7%,而最富有的1%人口则拥有40%的总财富。这个最大的不平等,却非希拉莉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平权运动最在乎的课题,他们更有兴趣争取女性和同性恋者的绝对平等权利。
台湾的情况也类似。台湾的全国工业总会今年7月19日发表白皮书,指出台湾青年失业率近年蹿高,15岁至29岁失业率8.7%,是整体失业率的2.3倍,其中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失业问题最严重;加上大学生起薪15年不变,人才因而大量流失海外,反商、反社会事件频发,呼吁政府要重视青年政策。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台湾商业奇才郭台铭被传出要选总统,就反映了民心思变的情绪。这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不易有简单的答案,需要朝野集思广益,然而与美国一样,台湾平权运动也是“不问苍生问鬼神”。
2014年爆发的台湾青年占据立法院的“反服贸”运动,预示了国民党两年后的政治崩盘。这股民粹风潮,其实还没有平息。这个本质上是倒退的闭关自守大势方兴未艾,凸显了同性婚姻合法化“进步”的虚妄。

原载2016年12月18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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