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业乐业的前提

 

本地艺人庄米雪日前在社交媒体贴文，批评国人对工作得过且过的心态。她说：“他们不检查自己的工作，不关心做出来的结果如何，不会费心去精益求精，不愿意把工作做得更好。那是一副‘关我何事？我又不是为此拿高薪’，或‘干嘛多付出？也没有给我加薪’的态度。我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或不会犯错，但为何不对我们的工作多一些自豪感呢？”
贴文引发了热议，很多人同意她的观点，并分享自己日常生活碰到的情形，无论是工作上遇到不上心的同事，或者作为消费者“遇人不淑”，所购买的服务或商品货不对办。一些更质疑为何国人无法像日本人那样敬业乐业，如德国人那样精益求精。地铁最近继续频频误点，组屋电梯操作失常甚至致死乘客的新闻，似乎也印证了这种漫不经心的工作态度所带来的恶果。
但是也有人不完全赞同庄米雪的说法，特别是她说：“因为这不应该完全是为了钱，对吧？金钱上的回报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我更明白当观众喜欢我们为他们所准备的节目，我就有成就感。”有批评者指出，庄米雪认为金钱回报不重要，似乎有些“何不食肉糜”的味道，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她那么幸运，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更多人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被迫工作，无法奢谈工作成就感。
庄米雪所反映的国人对工作缺乏责任心的现象，尽管不应该以偏概全，但是说它不普遍，好像也不尽正确。如果认为这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首先要问的当然是原因何在；而答案必然就见仁见智了。就如很多人赞同庄米雪的抱怨，但也有人持保留意见一样，对于国人工作伦理的流失，恐怕不易简单概括。
拿日本人与德国人作为对比的标准，或许会流于文化决定论。很多学者会提醒说，文化有时是最缺乏解释力的因素，就好比中国在19世纪沦为半殖民地，儒家文化一度成为代罪羔羊；以日本为首的亚洲经济复兴，特别是1980年代的四小龙崛起，也一度归功于儒家文化。当然，文化并非全然毫无关系，相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个人主义的盛行，日本和德国社会确实更注重集体利益，也更尊重亲力亲为的工匠精神。但是要解释本地工作伦理弱化的现象，或许还是得从更具体的因素去探讨。
良好的工作伦理经曾被当做是新加坡成功的要素，政府在政策上注重教育、贬低福利、突出竞争，无不在培养勤奋刻苦的社会风气。建国一代的领导人始终坚信，如果新加坡不出类拔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们因而改造英殖民政府的公务员队伍，把它变成一支为各国所称羡的高效率劲旅，从政策的规划到落实，新加坡公共服务的实力有目共睹；新加坡在短短数十年间，从第三世界蜕变为第一世界国家，公共服务功不可没。
为什么公共服务的工作伦理，并没有成为全民的缩影呢？是不是因为公务员，特别是精英公务员的收入高、社会地位优越；而这些条件并非各行各业所共有？若答案是肯定的，那工作态度和金钱报酬的因果关系显然不容忽视。公务员相信也应当会敬业乐业，然而若拿掉了高薪和社会的尊敬，最终的效果是否还会一样？
况且新加坡的成功发展，并非单靠公共服务，如果没有敬业乐业的劳动队伍，就不可能持续吸引全球资金不断前来投资。而如果此前的发展是因为国人积极的工作态度，为何今天的工作伦理却似乎不如从前？到底是什么条件改变了，导致社会原本良好的工作伦理也跟着改变？是因为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不一样了吗？每一代人固然有属于自己的流行文化和价值观，但是没有显著的证据表明，当代青年比他们的前辈好逸恶劳。
人们失去了对自身工作的自豪感，是否与他人对这些工作失去了应有的重视和尊重有关？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回，一生安贫乐道，完全不在乎物质上的艰苦，全心追求心灵人格上的完善自足。苛刻地说，这恐怕也有违孔子所强调的中庸之道。人们固然也可以不顾他人的看法，全然从完善自己的理念，实践敬业乐业的精神。可是一般人总需要旁人对自己的工作有所肯定，无论是金钱上的回报或态度上的尊重，才可能催发再接再厉的动力。
建国总理李光耀就曾经对所下榻的东京帝国饭店内的擦鞋匠，一丝不苟地把客人的鞋子擦亮的敬业态度，留下深刻的印象。熟悉日本情况的人应该都会同意，擦鞋匠并非孤例，因为日本社会普遍尊重劳作，而且也相信职业不分贵贱，重要的是各尽本分，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种对技术和经验的尊重，促使人人都自然尽忠职守，努力做好分内的工作。德国产品享誉全球，想必也出于相似的理由。
如果社会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来体现对技术和经验应有的尊重，就很可能削弱人们对工作的自豪感。当前国人对工作的消极态度，是不是因为各行各业都流行外包，而且价低者得。资深员工的经验和技术不再是资产，他们的薪资反而被视为是高成本的负担。公务员体系至今还能幸免，但是一些公共服务的廉价外包，是否也是地铁瘫痪、电梯失灵现象越来越常见的肇因？
孟子说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如果社会不尊重工作，又怎么能期待人们把工作做好呢？

原载2017年7月30日《早报星期天·》

弥合的重担

 

法国和韩国在5月分别举行的总统大选里，当选者马克龙与文在寅均不约而同地在胜选演说中强调，将团结全国人民共同面对挑战。尽管“团结”是所有政客本能的陈腔滥调，很多观察家都同意，与当前不少国家一样，法国与韩国也陷入社会撕裂，共识不存的危机里，两位新任总统确实得挑起弥合政治伤痕的重担。
导致这种严重撕裂的原因很多，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冲击、移民潮以及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新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所催生的第四轮产业革命，摧毁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失业者却无法胜任新创的工作；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盲目崇拜和赢者全拿的意识形态，让缺乏能力在新经济环境里竞争的大众，越来越对自己和下一代的前景感到绝望……
当此乱世，社会弥漫着一股不安的躁动，甚至有演变为“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反叛心态的趋向。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乃至法国政治主流的共和党及社会党，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全军覆没，选民选择让无党派的政治新星马克龙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勒庞进入第二轮投票一决雌雄，莫不是对既有体制和统治精英的一次次集体否定。
这种近乎不共戴天的撕裂式政治对抗风潮，也以不同的形式在各地上演。台湾的所谓转型正义，正恶化为重播蓝绿对抗、互砍对方政治符号铜像的暴力冲突剧；香港年轻人置产无望的愤怒，异化为反对北京干预，要求政治自主甚至独立的呼声；就连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特区首长的选举，也因为政客操弄宗教力量，而形成极端伊斯兰基层同世俗中产阶级不易妥协的角力。
既得利益抗拒改革、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惰性，永远是历史大时代的主题。以“体制外”自我包装的特朗普，在掌握权柄后非但从华尔街延揽金融大鳄，组成美国史上身价最高的内阁团队，更配合共和党精英通过了为富人阶级减税，会最终导致2400万美国人丧失医疗保险的立法。被新自由主义收编的传统左派政党如美国的民主党和英国的工党，在经济上提出所谓的“第三条路线”向市场投诚，同时放弃了对经济公平的关注，改为主张女权、同性恋婚姻、动物权利等脱离中下层民众核心利益的课题。
感觉被既有体制精英遗弃的民众，为极端势力政客的崛起创造了巨大的空间。排外的极右派政客虽然看到了问题，却开出致命的药方。既然新自由主义所催生的全球化导致工作外流、移民涌入，那么反对自由贸易协定、反对侵犯主权的欧盟（如勒庞等一票欧洲的民族主义政客）、在边境筑墙、反对移民和他们的异端宗教等，就成为极右派简单易懂而能让不安且不满的民众产生共鸣的政策主张。
然而全球化只是当前乱世的肇因之一，而且自由贸易事实上改善了全球大多数人口的生活状态，只不过在发达经济体却因为赢者全拿的游戏规则，加剧了贫富悬殊的问题。况且，人工智能加速经济的“创造性破坏”循环，旧的工作被机器人所取代，新的工作却还没及时出现，所以光是排斥移民，经济上闭关自守，还是无法避免经济转型的冲击——除非仿效19世纪英国纺织业工人的卢德运动（luddites），试图用破坏机器的做法来阻止改变。
仿效19世纪工人的自救行为或许没用，可是参考19世纪思想家的思考却不无益处。对工业革命的观察颇有心得的马克思，对于人们的生产活动创造了经济，最后却被经济反客为主，沦为资本的奴隶这一历史吊诡深具洞见，因而提出了“异化”的概念。这个现象，在当前所谓的“工业4.0”的时代仍然具有解释力。尽管与19世纪相比，人类的生产力已经突飞猛进，具备了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完全消灭全球贫穷的财力，但是资本的贪婪本性依然，异化的经济奴隶还是难以摆脱身上的枷锁。
有别于不再关心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自由主义左派，一些仍然关注经济平等的传统左派，提出了“全民收入”（universal income）的突破性概念，主张国家不分条件，一律给全体公民基本工资，让他们维持起码的生活尊严，无需为了活口而屈就于底薪工作。一旦人人都具备了摆脱资本桎梏的独立性，就犹如当年工会强大时的议价能力，才能集体改善资本和工人的不对等关系。
反对者认为这是在鼓励好逸恶劳，而且将导致税负加重，可是在新自由主义几乎走入死胡同的当下，任何跳脱思维框框的大胆概念都值得尝试。况且，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这并非全无理性。现代经济增长靠的主要是消费驱动，当前的经济困境主要也是因为贫富差距扩大，越来越多人不具备消费能力。如果还富于民，或许反而能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同时缓解贫富差距压力，弥合社会的裂痕。
瑞士去年以76.9%的绝对多数，在全民公投里否决了“全民收入”提案。有论者指出，其中原因恐怕是提案的每月2500瑞士法郎（约3500新元）设定得太高。在失业率8%的芬兰，今年2月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试验，对2000名年龄介于25岁到58岁的公民，无条件发放每月560欧元（约860新元）的基本工资。试验结果，相信将有助于对“全民收入”效果的认识。
乱世用重典，在当前全球都面对民众对现有体制失去信心的大时代，被民众委以重任的决策者如马克龙和文在寅，都必须以全新的眼光看待既有的问题，寻找非常规的解决办法。毕竟，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原载2017年7月23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失德的政治 ——特朗普医改失败的反思

古龙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把“江湖” 换成“政治”，道理恐怕也可以成立。与“江湖”一样，“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利益，或者利益的分配，由此衍生“公平”“正义”等用来规范利益分配的道德原则。所以道德从来就是政治的基因，垄断利益的“暴政”因而犹如怪胎，因违背人的基本需求而缺乏长期存在的合理性。“暴政必亡”不仅是弱势受害者的诅咒，也符合历史经验。
政治与道德分家，或者说传统所认知的以实现共同善（the common good）的道德，不再被当做政治的核心意义，大约是近三百年来自由主义成为主流价值之后的事。因为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的自由，其道德观的最终权威，不来自传统历史所形成的规范，而是建立在自我的好恶之上。个人主观选择要遵从什么价值体系，取代了客观信守集体的规范。所以它否定历史累积所形塑的道德价值体系，包括共同的基本善恶标准。既然个人才是道德判断的终极权威，自由主义因此激烈反对政府基于调和集体利益的传统道德标准，制定规范个人行为的法律。久而久之，政府任何被视为制约个人选择的做法，都会被定义为违反人权之举而遭否定。
特别是在本世纪的美国，自由主义大概已经成为主导政治的意识形态，表现在对政府的角色和公共政策的认知上，增加福利开支的同时又大肆减税，成为左右两派难以启齿的默契——左派要增加福利；右派要削减税负——政府日益沦为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而不断失去维系社会公义、协调和促进集体利益的功能。这个现象，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医疗改革闹剧显露无遗。
终于掌控美国国会两院以及白宫而完全执政的共和党，上台后在短短的17天里，企图针对曾经激烈反对抗争长达七年的俗称“奥巴马医改”的《平价医疗法》下手。从宣布启动替代方案立法，到在国会表决前夕撤回替代法案，上演了一场无异于闹剧的政治滑铁卢。
被媒体捧为政策专家，一直主导共和党制订《平价医疗法》替代方案的参议院议长瑞安，由于无法争取到足够的党内议员，支持替代方案，终于被迫在3月24日召开记者会，黯然表示已经建议总统特朗普撤回法案，并得到特朗普的同意。
整场从启动替代方案到宣布放弃的闹剧，固然反映了特朗普以及共和党国会领导层的昏庸无能，方案的内容其实更体现了保守派精英对于弱势群体的蔑视。这种蔑视所透露的，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民主政治濒临道德破产的局面。民选的代表非但不以选民为念，反而千方百计去伤害他们的利益。这迫使人们不得不反思美国当代政治的道德本质，或者说为何美国当代政治如此失德。

“奥巴马医改”的三足鼎立

医疗改革一直是美国政治的烫手山芋，美国不但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当中，人均医疗支出最大的国家，其效果也是最差的，特别是数千万美国公民被排除在公共医疗保障之外。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试图推动改革，主要推手是当年的第一夫人希拉莉，结果遭遇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合力掣肘，改革无疾而终。
奥巴马医改意在提高美国医疗制度的品质，同时降低其成本，扩大受保人数。为了达到这个雄心勃勃的目的，奥巴马医改采取了“三足鼎立”的设计原理：禁止保险公司以“既有疾病”或任何理由拒保或提高保费；为了补偿保险公司在这方面的风险，也强制所有人（特别是健康者与年轻人）都必须购买医疗保险，否则将被罚款；政府通过向最富有的阶层征税，以津贴低收入阶层购买医疗保险。
奥巴马医改当然并非完美无瑕，与任何政策一样，它是个必须顾及各方利益的妥协产物。主张“公平”价值的民主党内的左派认为它改革得不够彻底；信奉“自由”的共和党则完全从意识形态否定它。共和党反对的理由，是医改使得政府得以强制介入医疗保险市场，违背了市场自由竞争原则。医改强制所有人购买医疗保险，也违背了公民自由选择的权利。
正以为它是个妥协的产物，奥巴马医改的成功完全取决于三足必须鼎立，缺一不可，只要拿掉其中任何一项，整个医改体系必将土崩瓦解。共和党曾经要求废除强制保险这一项并提出司法诉讼，但是并没有在联邦最高法院胜诉。一些共和党人甚至造谣污蔑奥巴马医改，告诉支持者一旦医改成为法令，由官僚组成的“死亡陪审团”将决定哪些人（特别是老年人、智障儿）能否获得医保。许多从奥巴马医改获益的低收入阶层信以为真，遂成为欲推翻医改势力的共和党帮凶。
共和党不断反对奥巴马医改，特朗普在竞选时以及当选后，反复承诺将提出更好的版本，让所有人以更低廉的保费购买医疗保险，尽管如此，却一直没有提出完整的替代方案，只是借用这类不实的谣言蛊惑民众，制造反对的民意。因此，自2009年法案提出以来，持续到立法通过，反对奥巴马医改的民意总是高于支持的民意，一直到今年瑞安提出替代版本。

奥巴马医改的助选员

被昵称为“特朗普医保”的瑞安替代方案，自公布后便引发舆论挞伐，各地民众纷纷到共和党众议员的选区集会，当面表达不满与反对。最反讽的是，奥巴马医改的民意支持度也首次超越反对者。越来越多民众在对比两个版本后，意识到奥巴马版的好处，特别是更多低收入民众意外地发现，自己会在新版本下失去医保。
瑞安所提出的特朗普医保，被批评为奥巴马医改2.0，因为他无法突破三足鼎立的逻辑——取消掉任何一足，整个医保制度都将瘫痪。但是这个2.0却又拥有比原来版本更糟糕的设计。基本上瑞安的版本取消强制购买医保的规定，这导致很多保险公司因为成本风险剧增而纷纷表示要退场，不再提供医保服务。
此外，特朗普医保也把政府的津贴原则，从根据收入改为按照年龄，而且津贴幅度大为缩减，不同州的居民将平均每年损失3500美元至1万美元的津贴。这方面所节省的联邦政府开支，却因取消富人的额外缴税义务而被抵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特朗普医保一旦落实，在2018年将导致1400万低收入美国人因保费提高而失去医疗保险，到2026年相关人数还将上升至2400万人。
这一消息引起包括特朗普支持者在内的美国社会的不安，许多选民纷纷到共和党议员的选民接待处抗议，迫使不少共和党议员临阵退缩，对特朗普医保由开始的支持而改持保留意见。另一方面，共和党众议院极端保守的所谓“自由党团”议员，却因为方案没有完全去除奥巴马医改的“社会主义”成分而誓死反对。
当越来越多美国人意识到特朗普医改“劫贫济富”的本质后，“奥巴马医改”的支持率便节节上升，在2017年2月达到54%，是2010年以来支持率首次跨越50%；同时，特朗普的执政满意度也创下新低。但是，他却一如既往地展现出对政策心不在焉，对细节毫无耐性的本色，将“特朗普医保”的失利归咎于民主党不配合，并表示将继续“改革”的意愿，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共和党所感兴趣的富人减税政策。美国舆论大多预测，共和党很可能会再一次遭遇滑铁卢。

特朗普的“背叛革命”

特朗普的意外当选，是对美国既有精英政治的一场革命。代表既得利益政治的民主党候选人、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莉败选的原因固然错综复杂，可是很多美国选民不顾特朗普多次被媒体揭穿其人格有问题——撒谎、逃税、无知、仇视女性——依然投票给他，背后不无一股强烈的“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同归于尽的报复情绪。
美国贫富悬殊持续扩大，中低收入阶层对未来日益绝望，是特朗普得以入主白宫的重大背景。无论是收入或财富，社会顶端的1%美国人正拥有越来越多的收入和财富。2011年，他们占有43%的社会财富，其余80%的美国人只拥有7%的社会财富；美国经济在2009年从华尔街金融危机复苏以来，99%的新增收入都纳入顶端1%的口袋里。难怪被视为代表“马照跑，舞照跳”（business as usual）的希拉莉会被特朗普打败了。
特朗普把自己包装成革命者来迎合这股民愤，强调自己是政治素人所以没有利益瓜葛，富可敌国所以不必接受企业精英的政治捐款，并承诺要“抽干沼泽”（drain the swamp，比喻要清空滋生政治疟疾的华盛顿利益体制）。在抨击奥巴马医改时，特朗普宣称将为所有选民提供更廉价有效的医疗保险。
当然，所谓的特朗普医保其实是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瑞安的杰作，从媒体的报道分析综合观察，特朗普根本就缺乏足够的知识和兴趣，去推动具体的政策或法案。但这并不代表他可以完全卸责，毕竟他是美国总统，是愤怒的选民授权来革“华盛顿沼泽”的命的人。
特朗普医保最终伤害最大的，是原本因为在既有体制下受害最深，因而不顾一切支持他的美国民众。这个政治背叛因而成为美国当代政治最不易解释的吊诡，也深切地反映了美国政治失德的严峻程度。

失落的伊甸园

美利坚建国的政治神话，反映在《独立宣言》强调的人权观，声称人有“不证自明”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天然权利。这背后的重大假设，在于人人平等，因而得以自由地实现自我的人生。自建国以来，美国人深信自己的国家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并且配合新教的福音观念，在二战胜利后积极在全球传播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
美国式的民主，因此是相信个人对幸福的追求，最终将导致众人的集体幸福。与此相配套的，则是对所谓“自由市场”的崇拜，以及对政府公权力的怀疑态度。尽管中间有起落，美国两百多年来的历史，似乎证明了这套普世价值的有效性。
但是，奥巴马医改与特朗普医保之争，却暴露了其中的重大矛盾，特别是“自由”与“平等”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就如以色列新锐历史学者、《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所指出的，从社会集体的角度说，要取得基本的平等，就必须限制个人自由的程度；同理，允许个人充分自由地追求幸福，必将导致财富和权力分配不均的不平等。自由民主体制的信徒也许会辩护说，平等指的是机会的平等而非结果的平等，但这仍然无法解决结果的不平等同个人自由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
不平等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所有的社会和政治体制都面对同样的问题。很多时候，人们发明各种理论，例如用出身（中国的门当户对；古欧洲的贵族血统；印度的种姓制度）、用宗教（前世有修；上帝的眷顾；诸神的保佑）来让各种不平等成为合理甚至合法的存在。当代自由主义的精英统治则采取了唯才主义（meritocracy）的合理化手法——成功者依靠的是自己的天资、才干和努力；反过来说，失败者当然是自己愚蠢、懒惰、无能的结果。所以贫富差距甚至贫富悬殊并不是罪恶，而是符合天理的现象。

失德的政治

特朗普医保再一次戳破了唯才主义的谎言。披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外衣的整个方案，不过是赤裸裸的劫贫济富行为。反对奥巴马医改的理由是政府干预市场，但所谓尊重市场的结果，却是减少医保补贴以便减少富人的缴税。奥巴马医改是试图实现共同善的崇高努力，但是一个完全从自我来定义个人幸福的社会，很难产生实质上的共同善或集体的幸福，至多是一种工具性的共同善。
政治的现代意义是谋求社会的集体幸福，套用19世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的话，是让最多数的人获取最大的幸福。但是美国式的追求幸福的权利，却是从个人的立场出发。根据自由主义的理论假设，只要让个人充分发挥其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最终必然导致社会集体幸福的增加。如果不加区分地衡量集体幸福，比如按照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这个假设大致没有错——诚如一则美国经济学界的笑话所说的，当比尔盖茨走入一家酒吧，酒吧里的人均GDP一下子就腾涨了几百倍。但事实是，人均GDP的增加却可以是在贫富悬殊扩大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时，一个人的幸福可能就意味着许多人的不幸了。
当然，如果是水涨船高的效应，即一个人的成功同时为其他人创造了改善生活的条件，那情况或许还符合正义；可是若个人成功是以牺牲众人的利益为前提，则最终必然会引发政治反弹。尤其是已经成功的少数，利用自身的优势，影响甚至把持政府（一如美国既得利益集团对国会的强大游说能力），通过减税的方式自肥，同时削减医疗、教育等公共开支，降低中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使他们根本无法同既得利益者竞争，这就是少数的既得利益者为何会不遗余力地强调“自由”而不顾“平等”的真正用心。特朗普医改牺牲大多数人的医保福利，而为少数人减税的锦上添花做法，正是典型的例子。
美国选民冒险押注在特朗普身上，正是因为越来越多人感受不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幸福。由此产生的剥夺感和对分配不公的民怨大潮，把特朗普成功送入白宫。可是，他在选举时所标榜的局外人身份，主打要清洗不知民瘼的华盛顿精英体制的承诺，和他上任后的作为却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是背叛了他的支持者。比如他的内阁任命，特别是财经团队，竟然是由华尔街金融巨鳄所组成的；更别提本文所探讨的医疗改革的荒腔走板了。此外，特朗普以强调个人自由，减少政府干预为名，削减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公共福利开支的做法，将进一步打击低收入阶级靠个人努力，改变自我命运的机会。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维护极少数富有阶级的地位，排除来自底层的任何竞争与挑战。他在4月底公布的税改方案，再度证实了其劫贫济富的企图。

知我罪我的自由主义

如果规范利益分配的道德原则是政治的基因，那又应该如何来看待当前美国政治失德的现象呢？美国人自己恐怕并不会承认美国政治缺乏道德，他们仍然深信自由主义与人权价值观的普世性。因此，问题的根源恐怕正出在这套美国人引以为傲的道德伦理上面。
自由主义的理论起点和终点都在于“个人”，它假设个人实现了幸福，就必然导致由所有人组成的社会的集体幸福。人权观念就是为了保护个人，保障他能够实现自我的工具。这种假设其实抽空了“集体”的本质，它把社会仅当作是逐个个体的总和，每一个个体才是意义之所在、行动之主体；个体之间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以及规范这些关系的美德，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权观念所衍生的权利意识，正是这种个人主义的产物。然而人都是好其所好，恶其所恶，而且性识无定，随机变化，所以根本不能够作为有意义的道德伦理的基础。当代西方杰出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家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在其1999年出版、后来重印了十次的著作《依赖性的理性动物》（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就一针见血地剖析了个人主义的致命伤：个人无法独立地满足自己生活上的所有需求，不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从出生后的嗷嗷待哺，到老年后的需要旁人照料，以及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分工——所以个人主义者自以为可以独享个人成功的果实并理直气壮，显然是荒谬的。
既然人在本质上必须互相依赖，在价值与行为上就必须考虑一己之外的他人，也就是美德。这种出于自觉的对美德或善的身体力行，才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坚实基础。麦金泰尔在另一本书中说，社会成员唯有兼具统治与被统治的知识，统治与被统治的能力，才能真正实践正义。换另一种概念说，这就是“仁政”的图像。以此来理解古龙的“身不由己”，岂不善哉？

原载第32期《怡和世纪》

李光耀的精神遗产

 

国会在7月3日和4日连续两天，就李显龙总理面对弟妹的滥权指控进行辩论。这可能是李显龙从政以来所面对的最严峻政治挑战；从事件在社会引发的广泛关注与反应看，这恐怕也是本世纪以来新加坡政治所发生的最重大危机。因为事件直指新加坡之所以为新加坡的本质核心——清廉正直的政治体制；更由于指控来自于一手形塑这个体制的李光耀的亲身子女，爆发力尤为惊人，非但普罗大众目眩神迷，在精英圈内想必也涟漪不断。
尽管事件对李显龙所造成的政治伤害不小，他选择在国会坦然面对任何质疑所展现的光明磊落，在两天的辩论后，应当说挽回了一些局面。他和副手张志贤在国会所分别发表的部长声明，详细具体地针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做出解释，同时也托出身为李光耀长子和内阁总理的双重身份，在处理这件原本是家务事却失控为公众事件的政治危机的两难处境。那些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掌握事实的国人，应该能够从这次国会辩论后，大体恢复对政府的基本信心。
李光耀的欧思礼路38号故居如何处置，原本应是李家的内部事务。但是因为故居的历史和文物意义，它又牵涉公共利益，所以政府不可能不介入。这当中的公私如何分明，李显龙的双重身份无疑考验其人格和智慧。从他那两天在国会的表现，可以看出李显龙对于在事件中如何利益回避，有着高度的自觉，无论是坚持李家不能从故居获利，用宣誓声明的法律文件形式慎重阐述对事件的看法，却在事件爆发前选择不公开对弟弟的质疑，作为兄长对弟妹的隐忍，都反映其操守和为人的分寸感。
在其部长声明的结论里，李显龙通过对故居的政治隐喻，将事件的本质升华为对新加坡体制的肯定：“李先生的精神遗产不仅是一栋老房子。他的精神遗产是新加坡和我们所维护的价值。我们在新加坡建立起一样特别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和谐、多元种族和唯才是用的社会；一个公平和公正的社会，每个人都必须遵循同样的规则。无论你是部长或是普通市民，无论你是总理或是建国总理的子女，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才是李先生所建立的‘房子’，不是欧思礼路38号”。
身为政治元老的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在国会第二天辩论时的发言，呼应了这个焦点。他表示，政府廉洁是新加坡出类拔萃的关键，而总理的人格更是维系体制威信的灵魂。吴作栋画龙点睛地指出，国会的这场辩论必须有个清楚的结论，要不就总理滥权的质疑还他清白，要不就谴责他滥权。从李总理与副总理张志贤针对朝野议员提问的回答，以及整个辩论的结果，答案显然是清楚的——从既有的已知事实观察，李总理以及内阁在处理李光耀故居时严守分际，并没有滥权的情节。
这无疑能让大多数国人宽心，李光耀政治遗产的核心——清廉和诚实的政府——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而有所改变。但是，李光耀政治遗产的另一个核心——绝对的法治精神——在事件里却并没有得到完善的处理。国会为何需要花费两天的时间还李显龙与政府清白？吴资政就说得明白：因为指控来自于李光耀家族的成员，所以才导致人心浮动。他质疑把家庭纠纷公诸于众的目的，是要把李显龙从总理的位子上拉下来，并且不惜政府和国家在过程中遭遇池鱼之殃。
吴资政表示，他仍然维持他担任总理时的立场：任何部长如果面对针对个人的不实指控，就必须提出控告以自清，但也表示明白李显龙不采取法律行动维护名誉的苦心。相信很多国人也能同情李显龙的处境，就如他在总结国会辩论时哽咽回忆，李光耀在李显龙13岁时曾经嘱咐他，一旦李光耀出事，要李显龙负责照顾妈妈和弟妹。当时新马还在分家前夕的政治动荡中，作为长子的李显龙，或许至今还背负着这个心理上的重担。同时，选择在国会讨论，目的就在于让事件有所了结，控告亲弟弟与这个用意背道而驰。
身为长子与长兄，人们不能苛责李显龙不在法庭上维护自己的名誉。然而身为一国总理，他恐怕不易回避维护总理人格与政府诚信的政治责任，以便对国人有所交代。相信不少国人都存在相同的疑问：政府历来强调，内阁成员的诚信容不得半点质疑，任何对他们涉嫌诽谤的人格质疑，都必须通过司法手段毫无疑义地澄清。政府所秉持的视名誉如第二生命、反对者批评为不近人情的高标准，这一次没能一以贯之，是否和指控者的身份背景有关？这个疑问，不利于传承李光耀所坚持的没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治精神遗产。
安排这场国会辩论，目的就在于厘清总理和政府的诚信，恢复国人对新加坡体制的信心。就处理故居的问题上，相信大多数人都能接受李显龙与政府守法的精神是无可指摘的。遗憾的是，由于没有需要表决的信任动议，这场国会会议仅起到了匡正社会视听的作用，并没有具体的结果。反之，由于李显龙公私身份之间冲突的尴尬，无法明确地通过司法程序一劳永逸地恢复政府的声誉，让事件了结的主动权，依然旁落在政府掌控之外。
希望事件能尽快了结，以免政府分心，无法应对国家严峻的安全、经济和外交挑战，相信是人同此心。李家弟妹在国会辩论后在面簿发表声明，表示了附带条件的私了意愿，应该会让不少国人感到欣慰。但是，对于总理人格与政府诚信的公开指控，已经不是私领域的家事。当事人绕开司法程序，虽然恪尽了孝道却有亏于忠道，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遭到质疑。这恐怕才是对李光耀精神遗产的伤害。

原载2017年7月9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未下神坛的“赛先生”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所追求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经过这些年的积淀，已经在日常意识里成为真理的化身。华人之间的对话，“不科学、不民主”都是对对方严厉的指责。但是，这两位先生在走上神坛之际，也摇身一变，成为新的迷信，被供奉为不可置疑的新权威，乃至成为个人和集体培养批判性独立思考能力的魔障。
“德先生”至今依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祇，在两岸三地，无论朝野，或镇压或反抗时，都不会忘记高举自己代表民主的大旗，仿佛如此便站稳了道德高地。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忘却了民主只是众多政治制度的其中一种，不必然是人类唯一组织社会的方式，也不必然是最理想的终极方式（还记得才流行一时的“历史终结”论吗？）
更为隐晦不见的则是“赛先生”的影响。因为是随着中国人反传统的大潮而殖民了华人的思想意识，“赛先生”在华人社会的潜意识里，尤其是其“西方”“现代”“进步”等符号或价值的替身，恐怕比“德先生”还有更不容置疑的真理性。任何的辩论，只要给对手抹上“不科学”的墨汁，就几乎胜券在握而无需再进一步讨论了。
西方科学界最近关于“复制危机”（replication crisis）的反省，或许能说明现代科学的本质，帮助“赛先生”除魅，还原科学的本来面目。代表美国科学、工程学和医学的著名专家组织美国国家科学院4月发出呼吁，要求科学界重视研究结果无法重复的问题，特别是在心理学及生物医药学这两大领域。
美国心理学界在去年公布了一份调查，270名心理学家针对美国顶尖三大心理学学刊所发表的98项心理试验结果，按照原来的方式重新试验，结果惊人地发现只有39项试验取得相同的结果。世界权威科学期刊《自然》表示，70%的科学家无法复制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中有超过一半甚至无法复制自己的研究成果。全球制药巨头德国拜耳集团（Bayer）发现，交托独立第三方实验室重复的癌症药物试验，只有25%取得复制结果。全球最大生物制药企业之一的安进公司（Amgen）则透露，在公司的53项试验中，仅有六项取得复制结果。
这个现象背后反映了诸多问题，包括科学学刊、媒体与大众、投资人等只对新颖的试验结果有兴趣，促使科学家为了出名或争取更多研究预算，竞相标新立异，甚至在试验时取巧来迎合社会期待等制度性偏差，结果导致大量研究资源因此浪费，甚至影响了后续的科学研究，进而伤害科学的信誉——美国保守派质疑气候变化、以毫无根据的副作用为由反对为孩童注射疫苗、主张在学校教导上帝造物论以“平衡”达尔文的进化论，都可以利用“复制危机”来质疑科学的正当性。
当然，自17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的长足发展以及对人类生活品质的改善，成效有目共睹，不容轻易抹杀。但是“复制危机”所反映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科学研究的本质——作为一种根据理性来理解事物的活动，它是通过反复的证实去伪来获取新知识的。这个过程由合理的假设开始，经过推敲成为理论，再由试验来确立理论的有效性。同时，理论的有效性还必须建立在同业认可的专业共识上面。这个过程的优势在于，经由类似的程序所逐渐累积起来的知识，可以经过证伪的排除法，让假设越来越合理，理论越来越精细，试验越来越深入，形成不断进步的良性循环。
可是这也意味着，在这个持续不断的知识探索过程中，理论会因为新的试验而被反复修正甚至彻底推翻——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之前，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是解释现象世界的最有效理论。有效的理论，还能够准确预测事物未来发展的轨迹。正因为这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良性循环，科学知识在任何时刻，严格说都是当时科学界最有专业共识的理论，但并非最终真理。
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科学精神首先必须建立在承认当下的“无知”，由此开始寻找证据，建立理论，甚至对于发现了与理论冲突的证据采取欢迎态度，因为这将促成理论的修正或颠覆，以至于进一步接近真相。因此，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科学罕有因为无知而产生的禁忌，一切的未知或异常都不是恐惧的来源，而是等待发现的探索对象。
这与《孟子》的“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论语》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对知识的谦卑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孔子时代的理性精神，当然不全然等同于当代的科学精神，但是他对未知所采取的不断然否定的态度（“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却契合于今天的科学探索。
相对于这种对知识的谦卑理性精神，则是态度狂妄的“科学主义”。这是一种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绝对化膜拜的意识形态，以为除此都不算是知识的错误想法。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初被誉为原子核物理学之父的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所说的“除物理，皆集邮”（There is physics, and there is stamp-collecting），蔑视物理学以外的其他学科为“不科学”。从不时出现的睨视中医药学的目空一切的态度，反映华人社会对“赛先生”的推崇，大概还停留在这种非科学的心态。
五四运动转眼即将百年，人们何时才能走出对“赛先生”的迷信，培养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拥抱真正的科学精神呢？

原载2017年6月11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今年香会谈什么？

 

受邀在今年香格里拉对话（简称“香会”）发表主旨演说的主宾，是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或许是机缘巧合，澳洲近期面对地区形势的改变所做出的战略调整，很能衬托今年香会举行的地缘政治变化的大背景，以及各界对它的主要期待。
特恩布尔刚在5月16日宣布，未来40年将耗资920亿新元，建造12艘潜水艇、九艘反潜护卫舰，以及为南太平洋岛国建造31艘各类巡逻艇。这是澳洲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造舰计划，将为澳洲新增1万5000个工作机会。从澳洲内部政治视之，造舰计划难免有政党选举考量之嫌，但就外部形势观察，它同时也反映了坎贝拉对区域安全局面急速变化的判断。
这个变化加速的最大主因，莫过于特朗普入主白宫，甫一上任就落实竞选承诺，退出包含澳洲在内12个亚太国家艰辛谈判了七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同时宣布终止前任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区域战略。这两大举措，加上特朗普近乎匆促地在自家海湖庄园，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且对中国的态度前倨后恭，让亚太国家开始质疑华盛顿继续扮演在本区域传统角色的决心。
历史学者指出，澳洲是二战以来美国最忠实的盟友，从韩战以来几乎都派兵参与美国所主导的每一场海外战争，包括当前的伊拉克与阿富汗战场。但是，澳洲最近在是否参与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所展开的维护自由航行行动，却显得举棋不定。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部署军备的中国，对澳洲发出了严厉的警告。3月下旬访问澳洲的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不希望看到冷战时期各国“选边站”的情况再现。无独有偶，访问澳洲的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5月30日呼吁，希望包括澳洲在内的本区域友邦不要放弃与美国的盟约。澳洲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当中，对华经济依赖度最大的国家，出口到中国的贸易量占其出口总额近35%。
“经济上中国，军事上美国”，这似乎是2008年美国金融界精英一手炮制全球经济危机，反衬稳健的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作用以来，区域国家外交方针的普遍默契。然而，随着中国越来越高大的身影投射在本区域，加上特朗普至今缺乏清晰完整的大外交方针，区域国家似乎都相继陷入了澳洲所面对的左右为难。最让它们不解的，是在北京眼中，就很多课题的分歧，很容易会被推上“反华”的高度。在中国财力雄厚的当下，被戴上这顶帽子可能意味着不小的经济痛楚。
因此，尽可能了解中国的战略意图，遂成为区域国家外交的最新默契；年度的香会，自然是重要的机会之一。从中国的角度讲，当自身的实力越来越强，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举手投足都必然引发邻国的关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到底代表着什么样的地缘政治意味，周边国家在这些强调中国崛起的战略口号底下，是否能继续保持独立自主的空间，都是它们高度在意的课题。伴随着更多国际影响力而来的，是更大的国际义务，向世界解说中国故事，让他国能更好地理解和适应强大中国所带来的全新安全环境，应是北京所不能忽视的外交功课。

全新安全环境

这个全新安全环境，也包括日趋严峻的恐怖主义挑战。伊斯兰国组织把魔掌伸向东南亚的意图，正不断显现。它在去年已经确立要在东南亚建立哈里发国的行省，其网络宣传也开始出现大量巫语资料，目标清楚是针对散居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南部的马来族群。菲律宾棉兰老岛马拉维市5月23日遭效忠伊国组织的恐怖分子大规模袭击，近乎沦陷的现象，好像重演了组织在中东叙利亚及伊拉克战场攻城略地的手段，有别于仅是制造恐慌的自杀式攻击。
当然，自杀式攻击的效果也不容小觑，就在马拉维市民被伊国组织恐怖分子无辜杀害的同时，印尼首都雅加达巴士转换站5月23日发生5死10伤的连环自杀式炸弹袭击，泰国首都曼谷军方医院5月21日发生25人受伤的爆炸，都是在本区域2亿4000万穆斯林5月26日开始斋戒的敏感时刻。此外，菲律宾军方透露，在马拉维市发难的恐怖分子当中，发现了印尼、马来西亚甚至新加坡公民。
这些迹象大概能支持两个假设：第一，伊国组织在东南亚建立行省的计划已经付诸行动；第二，潜伏在东南亚各国国内的恐怖分子细胞组织，已经开始串联，分享人力、资源。这意味着本区域接下来势必将面对越来越大的恐怖袭击威胁，而且袭击可能会以跨境协调的性质发生。所以，东南亚各国恐怕无法在反恐上单打独斗，反而必须提高国际情报分享，甚至在必要时联合打恐。
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已经拟定在菲南苏禄海进行联合海空巡逻及分享情报，共同打击海盗、恐怖主义、贩毒、人口走私等犯罪活动。这些活动的背后，恐怕多少都同伊国组织有关。有迹象表明，在中东战场失利的伊国组织，正转向发动全球恐袭。5月22日的英国曼彻斯特自杀式恐袭，最终可能也会被证明同东南亚5月的一系列恐袭有关。因此，恐怖主义威胁不是东南亚问题，仍然是世界性的，今年的香会应当就此开展更深入的讨论，各国代表应交流反恐、打恐的专业经验，进而探讨制度性的长期反恐合作机制。

原载2017年6月2日《联合早报·言论》

不养儿何以防老

 

全球经济自2008年因为华尔街巨鳄的贪婪，导致1929年大萧条以来罕见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至今遗患无穷。尽管迹象显示，世界经济正出现回暖，可是相对于那1%的精英阶层，大多数人还是没有感受到严冬后的春意。除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所形成的民粹政治反扑，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人口结构失衡，也造成了战后新一波的大规模移民潮，进一步加剧了发达经济体的民粹和排外情绪。
从新兴经济体涌入发达经济体的新一波移民，除了躲避战乱、谋求新生活等短期因素，更因为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中东特别是非洲地区的人口快速增长，而欧洲特别是西欧地区的人口持续老化甚至萎缩。后者低生育率所产生的人口空缺，自然吸引前者的年轻人前往填补。同时，欧洲经济减速和贫富差距扩大的最大受害者当属年轻人，他们的失业率不但高于平均值，更处于双位数。这导致更多年轻人延迟结婚生子，进一步让人口老化问题恶化。
相对于这个宏观大背景，人口老化在微观层面也让退休与养老的需求越来越突出。世界经济论坛刚发布的题为《我们将活到百岁——我们要如何负担？》报告说，1947年出生的人，平均寿命可以到85岁，1997年出生的人，平均寿命则可以到百岁。医疗科技的突飞猛进，让发达经济体的越来越多人可以活得越来越长命，但是出生率的下跌却等于长辈将得到更少亲人甚至无人奉养；老人在晚年必须在财务上独立，才能维持体面的退休生活。
然而，同一份报告也指出，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投资回报却陷入“新平庸”状态，资产回报率在3%至5%，债券回报率在1%至3%，让很多退休基金无法取得预期的收益。为此，报告向各国征集各自的养老措施，希望通过集思广益，强化发达经济体应对人口老化的能力。其中，新加坡公积金的终身入息计划，以及鼓励年长员工继续就业的措施，与加拿大、丹麦、日本、荷兰和英国等的官方与民间共12项举措，被列为参考案例。
本地的经济发展历史特殊，在短短的不到半个世纪就跃升为发达经济体，可是这也意味着在经济未发达时投入职场的建国一代，很多成员因为收入不高而无法累积足够的储蓄养老，因而也无法安心退休。如果他们又没有子女奉养，晚年时就更加需要继续工作来维生了。那些相对幸运的，年轻时有比较稳定与优渥的收入，晚年有足够的积蓄，也可以出于保持身心活跃，继续做出贡献的心理，而不选择退休。当下新加坡经济转型强调技能比文凭重要，且经验又是技能纯熟的前提，与重视年长员工的逻辑是相符的。
除了延长工作年龄，如何优化退休金制度也同样重要。当前的退休金制度有两大类，确定给付制（Defined-Benefit，简称DB）和确定提拨制（Defined-Contribution，简称DC）。DB制是指事先就确定退休后可以领取的数额，DC制则是指工作阶段确定存入的退休金数额，但是退休后所能领取的金额，却得根据存入的金额的投资回报计算出来。因为市场的“新平庸”状态，很多DB制的退休金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因而DC制越来越被青睐。
公积金的终身入息计划属于DC制，可是却兼有一些DB制的优点，比如政府以公共投资作担保，确定公积金有基本回报率，根据现有的方程式，终身入息计划的回报率介于6.5%至7%之间，而且本金余额得以由亲属继承，让会员能安心为将来的退休储蓄。此外，法令强制所有符合条件的居民加入计划，也起到了分散风险和降低成本的效果。
无论是哪一种退休金制度，其精神都是基于自己为自己负责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在传统家庭和社区伦理关系弱化的今天，这或许也是无可奈何之举。但是，无论是从个人退休保障或社会伦理的角度分析，是否还有更理想的做法呢？尽管调查显示，孝道作为一种美德，在本地社会仍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可是生育率低迷让“养儿防老”的基础显得不那么牢固。
西方杰出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家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认为，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更与其他动物一样，存在着“相互依赖”的本质。传统哲学关于人的讨论，其假设鲜有考虑到人的依赖性——从出生时的嗷嗷待哺、年幼时需要家长无微不至的保护、老年时需要家人陪伴在侧，就算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时期，偶尔也会有因病痛需要依赖家人的脆弱时刻，而身心不健全者，更得终身依赖旁人照顾。麦金泰尔表示，正是这种依赖性的本质，让美德（virtues）成为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
美德的特点之一在于“舍己为人”，与强调自我意识的个人主义权利观正好相反。如果从“依赖性”思考，基于自己顾自己原则的退休金制度安排，显然美中不足。就算它在物质上或能满足退休的需要，在精神上却毫无保障，而富足的退休生活显然不全是填饱肚子而已。这并非是好高骛远的想法，因为思考退休生活的精神和情感需要，将会影响乃至决定退休生活物质需求的制度安排。比如超越目前公积金基于个人的孤立式设计，以家庭作为基点，在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扩大到能用来帮助血亲和姻亲，彰显互助与包容精神。换一个角度，用资源共享、降低风险的原则来看待，就会比较容易理解这样的制度安排的优点。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生育率低落的不养儿时代，或许反而更突出其大同精神的必要性。

（原载2017年5月28日《早报星期天·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