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变成红毛蕃

 

“孩子应该是称呼他‘表叔’还是‘表舅’?”久违的远房亲戚要上门作客,恰好孩子在家,需要跟客人打招呼,可是一时却不能确定亲戚的实际辈分关系。埋头读报的妈妈抬起头来沉吟片刻,笃定地回答说:“是‘表叔’。”
同事符祝慧从东京发出的新闻《日本去年逾4万人“孤独死” 人情淡薄城区最严重》,勾起我对这段简短问答的回忆。“人情淡薄”是读书识字以来就不少见的对社会世态炎凉的普遍抱怨,但是每年超过4万老人“孤独死”成为一种现象,而且还发生在东亚社会当中传统伦理相对没有遭政治运动和经济发展严重破坏的日本,还是不能不教人感到震惊。
自懂事起,逢年过节亲戚团聚,后辈口中的“安哥”“安娣”逐渐在长辈的不满声中,取代了熟悉的“姑姨舅婶”等称呼,至今已经习以为常到不再听闻长辈所谓“变红毛蕃”的揶揄。如今细想,长辈对沦为“红毛蕃”所表达的心理恐惧,其实并非是不理性的种族歧视意识,更多是一种本能的“华夷之辨”的文化潜意识,是对自己所熟悉的基于伦理的人间秩序瓦解的抗议,尽管读书不多的他们或许不会这么掉书袋地表述。
也是自懂事以来,但是到最近才更明确地意识到,很多“红毛蕃”的话语,慢慢地成为周遭人们日常生活里的惯用词,“自由”“平等”“权利”“解放”“民主”(带有褒义的价值判断)“封建”(背离中文原意并带有贬义的价值判断),且就算不知其所以然却还是朗朗上口。如果说“人如其食”(you are what you eat),使用什么语言无疑也会左右人的思考过程乃至人生态度。
日文把人称为“人间”,准确地表达出人的意义在于“人与人之间”而非孤立存在的真谛。西方文明则把人的关系同造物主相互定位,随着尼采宣判“上帝已死”,西方人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陷入极度孤独的命定。刚卸任美国医务总监(Surgeon General)的默西(Vivek Murthy)形容,孤独已经成为威胁公共健康的最新疫病(loneliness epidemic),比痴肥更可怕。美国退休者协会(AARP)估计,45岁或以上的美国成人,有4260万之众罹患慢性孤独症。
在一定程度上,孤独似乎是奉行“追求我的自由”“坚持我的权利”的个人主义人生哲学的必然结局。当一切都从自己出发,连成家立业也从自我完善的必由之路变成人生诸多选择之一,孤独必然是自由和解放所结出的苦果。人本能渴望自由,但是文明却不能没有秩序,秩序必须建立在人间义务上,人与人彼此的信任和委托。以自由之名颠覆秩序的桎梏,实质上是回到适者生存的野蛮状态,再精致的高科技现代生活包装,都无法改变这个残酷的事实。
“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是人间秩序的核心,对于年长一辈而言,恐怕更代表了文明的基本秩序,判断人之异于禽兽的标准。这些标准多年来已经被“红毛蕃”的政治正确所瓦解——对未婚先孕的鄙夷,被“带球走红地毯”的戏谑化于无形;祭祖同迷信划等号;基本的孝顺父母也被正经八百地当做是否是愚昧道德来讨论……当外在的秩序规范让位于个人欲望的无限伸展,“做自己”就成为判断一切的唯一标准,是非对错不再有客观凭借,小康也就得让位给乱世了。
除了预防孤独疫病,“姑姨舅婶”所代表的伦理和家庭关系之所以是文明秩序的重要元素,还在于抑制暴政。当前自由主义民主体制面对世界性的质疑和倒退,部分原因正在于人们所依赖的秩序,及其所带来的安全稳定感,正被颠覆性科技、外来移民等全球化大势无情冲击,并引发了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让政治野心家有机可乘。不安的民众渴望强人重建秩序,缺乏家庭温暖和保护的孤独人则是最不安的。历史上的极权统治,首先就建立在对家庭的破坏上面,秦国商鞅变法,逼兄弟分家以增加生产,让乡邻连坐以相互监督;文革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都是在摧毁伦理关系后,实现国家对落单的个人的完全掌控。
回归对伦理关系的重视,不仅有社会道德意义,也有政治上的积极作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比亲情更自然的了。家庭制度稳固的社会,应当也是互信程度高、秩序相对好的社会。在全球化加速颠覆变革的时代,家庭对于人身安全和人心稳定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许多发达社会因为福利开支分配而导致政治对立,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家庭的式微(不婚不育、离婚、单亲妈妈、私生弃子),导致国家必须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家庭传统功能而起。这种把个人和家庭责任外包给国家的现象,也被形容为“家庭的国有化”,甚至是“西方没落”的肇因。
提倡家庭伦理的好处更在于其普世性——作为值得鼓励的道德价值,完全适用于任何社会的任何人,所以也更可以超越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团结人心。为了拨乱反正,甚至还应该推而广之,把其定义从核心家庭外延到家族,把“姑姨舅婶”都列入应当相互扶持的对象。
行笔至此,不由得回想起大学时与一名在中文系教儒学的美国洋老师的一席话,她对亚洲社会重视亲情的传统由衷赞赏,并感叹当代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缺乏伦理的滋润。“我们太寂寞了”,她说这句话时的表情,至今历历在目。

原载2017年11月12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注:有前辈刚指正,“蕃”应该是“番”之误,查了字典,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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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同舟才能共济

 

调查发现,美国国会里属于强硬主战派的议员,自己的孩子大多没有从军。这证实了一句闽南俚语:“别人家的孩子死不完”。这似乎是越战之后才有的现象。著名的哈佛大学纪念教堂,纪念的都是为美国捐躯的哈佛校友,其中在一战中死亡的人数约400人,二战中死亡的近700人。当年的哈佛校友非富即贵,完全有机会走后门逃役。这显示美国精英阶层曾经与平民大众一样,共同承担保卫国家的责任。
自越战结束,美国取消义务役,改为志愿参军后,从军报国的重担越来越落在中产阶级和底层阶级肩上。另一项调查发现,本届美国国会两院成员的退伍老兵比率,为历届最低。迟至1970年代,超过70%的参众议员都有服役经验;如今这个比率只有20%。这使得决策阶层可能因为不必承担个人代价,或者缺乏“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直接体验而变得更好战。自2001年遭遇九一一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就一直处于程度不同的战争状态。
美国军人的社会地位,也因为这种战争状态而似乎水涨船高,“谢谢你(为国家)的服务”成为平民对身穿军装者的日常问候语,大型体育活动更增加了向军人和国旗致敬的环节。但是,这种歌颂军人荣誉的爱国主义却难掩其虚伪性,因为非但精英阶层竞相逃避参军义务,美国社会整体上也越来越同其军队脱节。二战时期,约9%的美国人口参军,1969年越战高峰期,2%的美国人参军,1991年海湾战争时为0.8%,21世纪的今天则只有0.4%。换言之,大部分的美国人根本同军队没有任何关系,军人已经成为脱离社会的孤立群体。
对于还在全球打恐的美军,国内对军人致敬的爱国主义,反而成为大众对军队冷漠,对国防和外交政策采取事不关己心态的掩饰手段。另一方面,精英阶层特别是决定军人命运的行政和立法机关,也因为自身及家人完全不必为自己的决策付出任何个人代价,而可以轻率地决定在海外进行军事干预。严苛地说,精英阶层缺乏荣誉感,逃避公民责任的行为非但无耻,长远而言也伤害国家的利益,就如欧阳修在《五代史·冯道传论》所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精英阶层自私自利,导致他们与普罗大众的利益越来越不一致;这又进一步加剧他们采取自利的决定,扩大与基层的利益鸿沟,恶化阶层之间的矛盾,形成恶性循环。这种循环也可能因而制度化,让矛盾尖锐化且更为难解。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就批评过中国的“城堡政治”,统治阶层通过“特供”系统,为自己和家人特别提供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到食品等各种生活所需,使得他们可以拉起吊桥,安全地呆在城堡里,不必关心民众在消费市场所遭遇的各种困难,包括看病难、住房贵、食品有毒等。“何不食肉糜?”就是这样养成的。
当今世界纷纷扰扰,连发达社会如欧美等也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现象,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当此乱世,小从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大至社会、政府、国家,都面对许多颠覆性的挑战。其中的因素当然很多,但伴随贫富差距扩大而来的精英与草根的分化,无疑是关键之一。财富的公平分配本身已经是个不易解决的问题,“治人和治于人”之间的观念与情感上的疏离,恐怕更是治丝益棼的烫手山芋。不改变彼此在观念上的分歧,情感上的疏离最终势必演变为势不两立的仇恨,文明的秩序也将因而瓦解。
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反思观念的必要性,而当前最具影响力的主流观念,则非西方近几百年主导全球的自由主义传统莫属。自由主义的理论精髓,在于强调社会由拥有天赋权利的个人所组成,为了完成个人所无法胜任的工作,个人自愿让渡部分权利予集体,组成社会国家;但其主体仍然是个人而非集体。这种以权利意识为核心的个人主义,隐含了把自私自利合理化的基因;当社会共识弱化,如同当代许多社会所面临的情况那般,个人主义就有可能成为文明秩序解体的罪魁祸首。
在一片担忧自由主义秩序可能被颠覆的讨论里,一些学者如加拿大出生的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Daniel A. Bell),就尝试从儒学里提炼契合新时代的观念来作为解药。他在2015年出版的《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至今仍引起不小的争议——一些反对者认为他在合理化中共对儒学的利用。可是这并无法否定这股反思自由主义的积极意义。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陈祖为2014年出版的《儒家至善主义:现代政治哲学重构》,则尝试采用自由主义的概念术语,来讨论儒学如何能够弥补基于权利意识的当代政治的不足。
今天很多社会所面对的撕裂威胁,必须从修补“治人和治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陈祖为指出,儒学强调的是人际关系,伦理而非个人权利,才是构成人间秩序的基础。理想的政治不只是为人民提供温饱而已,更要提供人民实现其道德生命价值的文明秩序。对应当下的社会分裂,只有凝聚“同在一条船”的意识和情感,而不是自以为让渡部分个人权利,才能够实现互助共济的理想社会。
这个反思过程如果能持之以恒,未尝不可能从中获得解答疑难的灵感。

原载2017年10月22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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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撕裂的美国

  在希特勒自杀后,纳粹德国于1945年5月8日在沦陷的柏林签下降书,标志着欧洲战线全面停火,由美国所领导的西方联军和苏联红军,彻底消灭了主张“雅利安人白种人至上”种族主义,对犹太人展开种族灭绝大屠杀的纳粹主义。历史因此记载当天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胜利日(VE Day)。

  2017年8月12日,以“右翼团结”为号召的集会,在弗吉尼亚州的大学城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抗议当地政府拆除南北战争时期,支持蓄奴的南方军队统帅的“李将军雕像”(Robert Edward Lee Sculpture)。数百名来自包括3K党、新纳粹等白人至上主义势力的极右派组织成员,手举火炬,高喊“白人的命也是命”“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甚至纳粹口号“鲜血和土地”。

  这些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高举火炬的行为,显然是在模仿1935年纳粹宣传片《意志的胜利》里头,纳粹党准武装团体冲锋队的队员手持火炬游行的场面。影片记录了德国纳粹党1934年在纽伦堡召开的全国党代会,超过70万名纳粹支持者出席了大会,展现了纳粹党势不可挡的力量。

  今年8月的夏洛茨维尔事件之所以震惊世界,除了因为20岁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菲尔茨(James Alex Fields Jr.),在冲突中开车冲撞反对他们的示威人群,撞死32岁的律师和民权活动人士海耶尔(Heather D. Heyer)并导致另外19人受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冲突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一开始宣称反对拆除铜像群体“也有好人”,拒绝公开谴责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的暧昧态度,引发了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主流舆论的公愤。

  让世人不敢置信的是,被美国在欧洲战场以牺牲超过40万人的惨烈代价才打败的纳粹主义,时隔72年后竟然在美国境内借尸还魂,纳粹党人公开集会并高喊反犹口号,仿佛时光回流到纳粹崛起的1930年代。与战后民主化的德国立法禁止公共场所出现任何纳粹符号不同,纳粹主义在美国受到了宪法的言论自由条款保护。但是,它一直以来都是以过街老鼠的身份厕身社会边缘,为主流所不齿;如今竟然敢公开聚会,无疑反映了美国社会激烈的政治变化。

中道政治的沦陷

  所谓“物极必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新纳粹在美国从边缘向主流迈进,原因固然错综复杂,但主流本身的弱化,以及左派极端势力,特别是女性主义和多元(均等)主义等所倡导的所谓“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多年来的得势不饶人,在很大程度上为新纳粹所代表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被越来越多人所默许甚至接受,提供了某种助力。

  美国在里根当政的1980年代,因为他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让市场崇拜成为集体信仰。政府调节市场失常的功能,被丑化为制约市场创造力,而开始了资本的狂欢,导致以低教育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的利益节节败退。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自1980年代就出现停滞现象,工资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日益缩小。工会因为大量工作流失海外,会员数量减少等因素,而越来越没有同资本议价的能力;各类社会福利也相继在尊重市场的名义下遭削减或取消。

  资本的壮大使得它进一步加紧对政治的控制,大企业特别是华尔街金融巨鳄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大量捐款,让曾经代表左派政治的民主党被收编。民主党籍的克林顿总统所标榜的“第三种道路”,其实就是对资本的投降,以及对左派所重视的社会公平正义理念的背叛。就算是备受推崇的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也接受了不少华尔街的政治献金。他任内成功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也是华尔街精英所希望看到的,左派放弃代表经济弱势群体,转移到其他伪平等课题的最佳结果。

  中产阶级的式微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践的最显著结果。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报告指出,收入属于中产阶级的美国成人比例,从1971年占人口61%,下降到2015年的50%。同一时期,中上阶级人口比例从10%增加到12%,富人阶级比例从4%增加到9%;中下阶级比例维持在9%,但贫穷人口比例则从16%增加到20%。

  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可以从两个角度看。正面看,是中上阶级人口比例增加了,因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整体财富也快速增加,让一部分的中产阶级向上提升。负面看,中产阶级人口比例减少,特别是大量白人工薪家庭跌入低收入阶层,意味着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表现在政治意识上,就是对立情绪增加,对主流统治精英失去信任,以及社会极端思潮的兴盛。

  这种情况,在夏洛茨维尔新纳粹事件之前就已经发生。作为主流政党,共和党与民主党本世纪以来越来越难以合作,就是因为各党党内的极端势力坐大,彼此都不愿意同对方妥协,不但严重影响了立法进程,更数次因国会拒绝通过预算案,造成政府关门停摆。美国政治学界因而发明了“否决政治”(vetocracy)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极端化现象。换言之,中庸之道首先在主流政治萎靡不振,才会在后来结出边缘政治势力登堂入室的恶果。

左派政治的异化

  美国社会所谓的“文化战争”现象盛行,几乎与美国的主流左派政治力量被华尔街资本收编同步。可以说,美国左派把公平正义的概念,从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偷换为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抽空历史脉络的“身份认同政治”,是左派自身激进化和极端化的表现。

  美国激进左派抽空历史脉络的均等主义,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这轮拆除代表内战南方人物雕像的运动。在这之前,从女性平权主义者喊出“个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激进口号开始,提倡不做任何价值判断、主张一切均等的多元主义(其实也就是贬低占社会多数主流的白人群体),最终激进到要取消人类社会包括性别在内的所有差异(谷歌在2014年初把用户注册的性别设定,提供了男女之外的56种新选择,以迎合激进左派的“流性人”(gender fluid)概念),并且取得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重大政治胜利。

  这种政治胜利导致了美国激进左派的道德傲慢,认为一切不认同其极端立场者都是“站在历史错误一边”的反动派。而这种道德傲慢所产生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也表现在基本左倾的美国主流媒体上。在同性婚姻应否合法化的大辩论中,美国媒体基本上是拥抱“进步价值”的,并且下意识从道德高地睨视持反对意见者。特朗普能够不断指责美国媒体报道“假新闻”,指控记者是“美国人民的敌人”,而继续获得不少支持者的掌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特别是教育程度不高的白人群体,对于激进左派乃至主流媒体的反感。

  大学向来也是左派的传统阵地,但是左派意识形态的极端化,连代表自由独立思考的大学也沦陷了。政治正确逐渐成为一种道德上的霸道,美国大学学府近年来兴起所谓的“安全空间”(safe space),原本是保留给同性恋和跨性别者不受歧视和骚扰的举措,后来却异变为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自由表达的主张。这种霸道的表现,无疑是对美国自由辩论,质疑一切的批判精神最大的颠覆和嘲讽。不少学府因为激进学生的反对,而取消邀请保守派人士到毕业典礼演讲。包括剑桥、牛津、哈佛等知名学府在内的英美大学的激进学生团体,以代表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传统的哲学和文学经典,主张种族主义,歧视其他民族文化为由,要求取消这些课程,并且兴起了要拆除“代表白人殖民主义”的创办人或校友的铜像之风。

  目睹追求个人自由及平等之崇高理想的法国大革命,最终恶化为对个人暴力迫害的残酷现实,英国18世纪政治家和哲学家柏克(Edmund Burke)得出结论说,不顾人类文明集体结晶的历史传统,而一味地追求个人的自由平等,潜藏着沦为平均主义的巨大风险,并且最终将导致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形成多数人的暴政。

  柏克认为,个体并非仅由个人欲望所构成,而政治也不能只是满足个人欲望的活动,必须兼顾过去、当下和未来的人之利益,而维系一定的社会尊卑秩序。美国当前的极端自由主义的所作所为,印证了柏克在200多年前的先见之明。用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明发教授的话说,自由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允许人们把各种私人欲望,法定为必须接受的普遍人权。由此观之,美国左派误入歧途的激进极端化,恐怕也是一种命定的结局。

主流白人对多元主义的反弹

  美国新纳粹能登堂入室,除了特朗普的加持,主要还是借用了自由派“身份认同政治”的东风。“身份认同政治”有两大特点,一是利用“受害者意识”的道德高地来争取比平等更激进的利益均等;二是以“多元主义”的名义,颠覆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白人(简称WASP)主流为目标。

  在以WASP为主的美国保守派眼中,同样是由WASP所主导的美国自由派的这种做法,简直就是数典忘祖的文化自杀。美国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早在2004年的专著《谁是美国人?》中已经呼吁,美国必须在其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重新铭刻”(reinscription)WASP的信念。这或许是解释当下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拒绝谴责混杂在白人至上主义运动的新纳粹的心理原因。无独有偶,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主要三大国,在面对大量涌入的中东难民和东欧经济移民所带来的本土政治反弹之后,其领导人——英国首相卡梅伦、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0年和2011年也先后宣布多元主义已经失败,要求移民必须学习和尊重居留国的“民族文化”,包括语言和宗教。

  这种公开对外来人口,特别是身份认同标签突出的穆斯林的排斥,利用的正是自由派惯用的受害者意识。《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指出,在当前的美国,男性WASP在大学校园里自觉被多元主义者压迫;基督教徒自觉被法庭迫害(一名蛋糕师因为宗教理由,拒绝卖结婚蛋糕给一对同性夫妇而被法官判有罪);女性自觉在高新科技企业被压迫(美国硅谷的大企业因为少有女性主管和工程师而饱受自由派抨击);失业或低薪的工人阶级则觉得被社会迫害。反正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所以对于自身的身份意识感觉更强烈,也因此更排外。白人至上主义者高喊“白人的命也是命”,表达的正是这种被迫害的意识。

  在上述的例子里,除了女性,其他的受害者群体都包括了大量的WASP,而压迫他们的正是不断提倡“政治正确”“多元主义”,控制大学体制和主流媒体的自由派。特朗普形容反对拆除铜像的群体中“也有好人”,就是在诉诸这些WASP的受害者意识,并且起到了效果。他的诸多选举政见在当选后不断反复,可是唯一坚持的就是要把墨西哥移民拒于门外的边境筑墙承诺,可见他对支持者排外心理的高度敏感。而新纳粹也在这个受害者意识的掩护下,俨然以受害者之一的身份,昂然步入社会主流的视野。

普世价值的破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奠定国际霸权的美国,一直向外扩张势力,而且在军事和经济之外,更凭借绝对的软实力文化优势,特别是基于自由主义理念所包装的所谓“普世价值”,让世界各地屈从于美国的主导地位。

  冷战的结束巩固了美国独霸的地位,但在其不可一世地推动“普世价值”,号称“历史终结”(也就是自由主义已经取得文明竞赛的最终胜利)之际,却发现自由主义并非所向无敌。

  美国自由派评论人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1997年提出“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这一概念,形容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一些非西方民主政体,虽然有选举的民主形式,却不遵从美国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尊重个人权利,三权分立制衡等政治原则和个人主义精神。与“历史终结论”一样,“不自由的民主”也是一个缺乏历史感的说法。国大的蔡明发在其2017年的新著《唾弃自由主义——新加坡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和国家资本主义》中指出,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其实是二战后才流行。换言之,民主制度在西方历史的演变中,出现过不同版本,自由主义的民主仅是历史短浅的新产物。他引述政治理论家沃尔夫(Alan Wolfe)的话说:“任何19世纪的重要政治理论家都会对‘自由主义的民主’这一说法感到莫名其妙。”

  自由主义的民主这一体制的内在矛盾,就在于“自由”和“平等”这两大价值的冲突。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基于个人主义的平等,与个人主义同样推崇的个人自由是不相容的,因为根据个人自由去追求经济利益的资本主义,其实正是平等的天敌。由于美国中产阶级没落而导致的社会两极化,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妨理解为自由主义内在矛盾的尖锐化。

  这种无解矛盾所激发的社会左右撕裂,以及新纳粹得以趁机崛起,也意味着自由主义在全球推销的普世价值濒临破产。因为它导致美国政治不断激化的内斗而近乎瘫痪政府的治理功能,让“普世价值”的光环蒙尘。特朗普上任至今美国在全球的形象急速下跌,长远将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这是因为时不我与,中国尽管面对内部管制的各种挑战,其对外的扩张,特别是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战略,正逐步瓦解由美国所支撑的战后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当此消彼长的形势发展到临界点,国际新旧秩序的过渡期必然危机四伏。世界会否倒退到丛林法则的时代,必须是世人要关心的走向。

(原载第33期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怡和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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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日遐想

 

《联合早报》交流站日前刊登一位在本地生活了20多年的新移民的来函,感叹今年的国庆气氛与往年大相径庭,因为直觉上今年居民自发在家悬挂国旗的人数最少。他猜测这现象是否与持续的经济不景气有关,或者与建国总理李光耀私宅的争议有关,还是国人越来越麻木,国家认同感越来越淡薄。
国庆期间在家悬挂国旗,不同人或许有不一样的想法,但如果因为日子不好过,或因为对公共课题不满而拒绝为之,一方面或许是缺乏与国家荣辱与共的真诚爱国情操;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了认知上的错误——党国不分,误把政府与国家等同起来,把对执政党的不满发泄在国家身上。李光耀生前曾坦率地表示:“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人民行动党,对此我毫无歉意。”
《道德经》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小国何尝不必如履薄冰?李光耀对于治理多元种族的新加坡的一些洞见,至今仍然颠扑不破,比如他形容种族、语言、宗教等核心身份认同元素,犹如地壳式的社会裂缝,处理不当容易导致国家撕裂。政府修宪设立总统保留选举制度所引发的争议,就印证了其洞察力。
如果国家诚如美国学者安德森所形容的,是个“想象的共同体”,只有52年浅短历史的新加坡,国人的想象无疑是相当贫乏的。每当被问到对家乡的具体思念时,除了家人、朋友,旅居国外的新加坡人,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抛出“炒粿条、辣椒螃蟹”之类的“形而下”答案。政府在海外主办联系“侨民”活动时,免费的新加坡美食大概是最具号召力的手段。
所谓“疾风知劲草”,这种对共同身份认同的薄弱想象力,会不会在国家面对存亡挑战时,出现“大难来时各自飞”的窘境,恐怕没有人敢打包票。宽容地说,这也并非全然不情有可原,毕竟集体身份认同得建立在共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而新加坡的历史还缺乏厚度。当然,政府也不断想方设法去除这个软肋,比如推动各类社会运动来培养集体认同感。这些年来安排全国小学五年级学生,分批出席年度的国庆庆典彩排,现场表达爱国心,就是具体的尝试。
2011年“分水岭大选”后,政府推展“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努力消除精英与基层之间的疏离感,其中的一项重点,就是检讨1991年在国会通过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当时提出的五大共同价值观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这些价值观本身当然没什么可非议的,只是它们终究是编造出来的冰冷空泛理念,缺乏文化和历史自然积淀,并透过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轶事掌故所传递的温度,因而难以唤起国人心灵上的共鸣。对于种族、语言、宗教等核心身份认同的敏感度,既塑造了富有新加坡特色的各类社会管理政策和制度,也形成了人文意识和认知上的盲点;且受困于对这些原始情绪的畏惧而不敢突破,至今仍围绕着种族、语言、宗教的多元性打转,还没能万法归宗,凝聚有底蕴的共同身份认同。
李光耀一度尝试以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在新加坡的多元性之上打造集体认同。在当年的语境里,亚洲价值观的争议主要是借助日本和四小龙的崛起经验,强调重视家庭、尊重权威、群体高于个人、共识高于争议等与西方自由主义对立的价值体系。李光耀更因为强调经济发展优先于政治开放的重要性,以重视教育、吃苦耐劳、敬老尊贤、创业精神、安定团结等特性,把亚洲价值观与儒学等同起来。
为了加强国民道德教育,防止“西化风潮”,教育部在1981年开始在学校设立基督教、佛教、回教、兴都教和“世界宗教”五门选修课;1982年又添加了儒家伦理,1983年成立了东亚哲学研究所,侧重儒学思想研究,带动了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十多年的社会儒学热潮。但是,因为宗教课出现个别老师乘机在课堂传教的争议,引发宗教间的紧张,这个原本用来取代公民教育的宗教知识德育课程,终于在1990年代初无疾而终。
李光耀在1991年似乎放弃了超越多元的努力,他在一场华社活动上说,“共同价值观”并不“构成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华人还必须依靠儒家思想、道家学说和中国民间传统价值观来相辅相成。马来人和印度人也必须分别依靠马来风俗习惯和回教,以及印度风俗习惯和兴都教来补足。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同背景的文化混成一体,我们所得到的是非驴非马的东西。”
这诚然是个历史遗憾。尽管关于儒学被政治利用,或者被别有用心者用来谋私利的疑虑不断,它毕竟是一门“敬鬼神而远之”的伦理学,不存在“我的神优于你的神”的无解之争;而且在“上帝已死”,人类普遍出现信仰危机的大时代,儒学基于理性的道德论说,反而比宗教教育还更具普遍意义的说服力。当然,对于不来自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其他种族而言,它缺乏文化和历史的亲近感,但这并非全然不可克服。简言之,作为超越本地种族、语言、宗教的多元性,凝聚集体共识的思想资源,儒学其实具备巨大潜力。
俱往矣!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今年民选总统保留选举所引发的候选人种族身份争议,再次反映多元性的困扰。52年的历史固然浅短,但还要经过多少个52年,才能形成国人都能由衷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呢?

原载2017年8月13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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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你健康饮食

 

对抗糖尿病眼下正成为热门话题和全民运动。所谓“病从口入”,健康的饮食习惯无疑是预防糖尿病的重要手段。少糖、少盐的清淡饮食似乎被当作唯一的正确吃法,连用糙米取代白米也广被推崇。
这么做当然也没错,但缺点却同样明显。俗话说“饮食男女”,吃饭是人生的基本欲望;可是人生毕竟并非如西谚所说的:“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Eat to live but not live to eat),如果餐餐都食之无味,生活势必很无趣。
特别是华人是爱吃的民族,做菜讲究色、香、味、意、形;烹调有凉拌、炒、爆、溜、煸、蒸、熬、煮、炖、煨、烩、氽、涮、烧、焯、卤、酱、煎、炸、焖、烤、焗、熏等几十种手法;按地域分类有鲁、川、粤、淮扬、闽、浙、湘、徽等八大菜系,内容多姿多彩,非常重视饮食之道,认为食物不仅是维持生命,更要滋润灵魂。所以为了怕病而粗茶淡饭,不一定完全契合华人的文化精神。
国人也以好吃闻名,而且真正做到了“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有空时不惜寻幽探密,全岛大街小巷找美食,就算要排队苦候也在所不惜。因此,希望国人吃得像留院病人一样,恐怕有些强人所难。自己曾经大意,一时不察,在报社附近的某小贩中心不幸买了一碟用菜油炒的“健康”炒粿条,结果味同爵蜡,千辛万苦才能下咽;若不是为了不浪费食物,早就去另一摊买一碟多加猪油渣的正品了。
这当然不是说为了好吃就得不顾健康,只是说粗茶淡饭并非健康饮食的唯一之道。况且,以健康之名兴起的各类流行风潮,如有机食品,价格并非人人都负担得起——在菜饭摊舍白饭改点糙米还要加钱。对于不少三餐都可能得外食的普通上班族,吃一顿价廉物美的小贩美食,恐怕正是冗长枯燥的一天中,与同事一起疏解紧张工作压力的短暂好时光。
所以,要鼓励国人吃得健康,恐怕得另辟蹊径——参考孔子的意见,不失为一种做法。
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不光在做人处事方面有许多洞见,对于饮食也有独到的看法。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就不乏他对饮食的真知灼见,虽然《乡党篇》记载的是孔子对祭祀之礼(包括如何为祭拜祖先准备供品)的看法,但也反映了他的饮食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孔子饮食观的主要精神还是注重食物的卫生,发臭的、颜色不对的、煮不熟或煮过头的都不吃。“割不正不食”有两层意思,一是“正”要符合吃的礼仪标准,二是对刀工的讲究,如果是逆着肉的纹路切割,咀嚼起来当然吃力,肉质也会受影响。酱料的配对得法也很重要,吃马来椰浆饭当然必须是配带甜味的参峇辣椒酱,不能用带有酸酐味的海南鸡饭辣椒酱。凡此种种,均显示几千年所形成的高度成熟的饮食文化。
对抗糖尿病,孔子的饮食观就有两个值得参考之处。首先,“不时,不食”,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指食物的季节性,应该只吃当季的新鲜食材;二是指吃饭要看时间,该吃饭的时候才吃,在进餐时间以外进食,会影响肠胃的消化功能。
其次,“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不撤姜食,不多食”,这里指的原则都是饮食上的中庸之道,也就是俗话说的“吃七分饱”,包括喝酒也是如此,虽然不限制喝多少,但原则是不喝醉,也就是不过量。这也符合《论语》开宗明义的《学而篇》记载孔子说:“君子食不求饱”的精神。暴饮暴食有害健康已经是常识了,所以日常饮食有时、有度,其实就足以防止病害了。
由“两不厌,十不食”所体现的中庸之道,还可以举一反三引申出对慢食的体会。进食时细嚼慢咽,不但能帮助消化,还可以实现“食不求饱”(因为做人更应该追求精神上的富足)的要求。科学研究证明,从容进餐不但有利身体吸收食物营养,还能控制体重,也更能品尝到食物的美味,让吃饭的体验更完美。在生活步伐日益加速的当下,这或许值得我们反思。
今人多迷信科学主义,忘却了“不知为不知”的道理,动辄妄议古人,殊不知很多经验教训之所以能传承至今,背后自有其理性和真实。孔子关于饮食的教诲,诉诸当今的实证科学,当也会得出注重卫生和正确烹调法的殊途同归结论。反而,不少科学研究本身却存在问题,比如美国媒体近来就报道说,美国饮食业一直花费大量宣传费误导社会,把心脏病的罪魁祸首,从食糖转移给脂肪,因为美国的包装食品添加了大量的糖分来增加口感,并导致消费者上瘾。同理,相信很多人至今还弄不清楚,多喝咖啡到底是有益健康还是有害健康。
偶尔吃些五谷杂粮,多一些清淡饮食,自然对身体好;然而这并非保持健康的唯一之道,也似乎不应该是。毕竟如闽南谚语所说:“吃饭皇帝大”,每一天这么重要的时刻,讲究下肚的东西要具备色香味并不为过,关键就在于具备正确的饮食观,定时吃、从容吃、不撑坏肚子,能如此克己复礼,大概也就能远离糖尿病了。

原载2017年9月10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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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共同的信仰?

 

在修宪后启动的首次民选总统保留机制,引发诸多议论,其中有批评指机制或弄巧反拙,把原本要公平对待所有种族的善意,推向了强化国人种族认同意识,甚至出现种族歧视言论的歧途。一些年轻国人更表示,失去了对国民信约“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理念的信任。无论类似的失望情绪到底有多普遍,都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在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社会,如果出现认同感的分化,将动摇国家生存的基石。
自建国以来,许多被视为高压的政策,都因为这个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现实理由,而取得被正当化的合理性。种族和宗教认同确实都是高度敏感且具有巨大爆发能量的因素,处理失当,轻则形成族群间关系紧张,重则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甚至国家分崩离析。国民信约强调要不分彼此,团结一致,正着眼于各种族和宗教之间,缺乏共同的信仰来凝聚国家意识。政府因而不断尝试建立共同价值观,但至今成效还不显著。
这或许是因为价值观或信仰是历史传统积淀而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在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环境里凝聚共同价值,就必须从历史去寻找素材和灵感。尽管不同的文化各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经验,但人性毕竟还是有相通之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能找到足以引起共鸣的价值,就不愁建立彼此都可以认同的“普世价值”,进而实现国民信约的理念。
威胁本地多元社会的离心力,其实是全球化大势所导致的普遍性问题。资本和人员的跨国界流动,对全球化体系里的每一个社会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外来人口对当地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冲击,更是无解的矛盾。表现在政治上,就爆发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排外现象——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要在墨西哥边境筑墙防止非法移民、英国脱欧以维护边境主权、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和刚连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分别在2010年和2011年先后宣布多元主义已经失败,要求移民必须学习和尊重居留国的“民族文化”,包括语言和宗教,都凸显了面对全球化冲击的民众,对社会秩序和安全感的渴求。
如何在“改变”和“秩序”之间维持良好的平衡,是贯穿文明历史的永恒主题。缺乏秩序,文明社会将陷入弱肉强食的野蛮状态;没有改变,文明社会也会失去发展动力而衰亡。启蒙主义和法国大革命让“改变”成为工业革命以来的文明发展主线,进步、创新都是可欲的价值,为此不惜挑战甚至蔑视传统权威;而传统权威却是维系人心,巩固社会秩序的关键。不断的改变不断弱化秩序,人们也日益失去安全感和永恒感。
当今社会的撕裂,不光只是全球化所造成,相对于外部的冲击,社会内部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加剧了人们的孤独和不安。其吊诡之处就在于,人们以追求自由之名打破传统权威和秩序,结果却沦落为孤立的个体,在时代巨流前毫无自主能力,唯有借想象的敌人来彼此团结排外,从中寻求认同感与安全感,最终被野心家利用而催生了极权,并失去了个人自由。于是,要预防社会撕裂,首先必须从改变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主义价值入手。
用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明发的话说,自由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允许人们把各种私人欲望,法定为必须被接受的普遍人权。如此包装的“普世价值”当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每个人的欲望不一,当都把它假装成权利的时候,共识必然不再,撕裂也就理所当然了。那什么才是能引起共鸣,超越不同宗教信仰的普世价值呢?
“清末怪杰”辜鸿铭说,出于对永恒感的渴望,人类需要宗教。可是宗教之间由于所信仰的神不同而常起冲突,华人却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家庭才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家庭给予人们近乎宗教的安定感与永恒感,亲人之间的关爱打破了人的孤寂,家就是教堂,长辈的身教是日常的道德榜样,对祖先的祭祀提醒自己生命的来源,子孙的繁衍让生命超越了一己寿命的局限(因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中庸》才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婚姻的神圣性,不仅于男欢女爱,更在于其类似宗教的意义。
无论什么文化、崇拜什么神祇,相信没有不明白家庭之重要性的,因为人间秩序从家里开始。要建立“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的共同信仰,因而得从确立婚姻和家庭的神圣性开始。男女结合,不只是彼此相爱而已,人因欲壑难填而善变,如果拿个人的感情作为婚姻与家庭的基础,那显然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家庭让人跳脱一己之私,从家人、亲人开始,学会承担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这个具有普世意义的宗教,才是社会建立共同信仰的起点。
这可不能仅靠口惠而实不至的宣传,而必须有具体的制度性安排,比如在税务上如何照顾家庭、鼓励人们成家育子、奉养父母长辈;在法律上如何界定家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在礼仪习俗上如何强调家庭的核心地位(清明祭拜祖先、孩子成年之礼、成婚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让社会所有成员,不分种族、言语、宗教,都重视家庭,从中得到安定感与永恒感,明白其他肤色、讲不同语言,拜不同神祇的人和自己一样,也是丈夫、父亲、儿子,因而“此心同、此理同”,彼此的情感距离,必当拉近许多,共识就更容易形成。

原载2017年10月1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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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人的精英主义

 

读“清末怪杰”辜鸿铭(1857年至1928年)的英文著作《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第三章谈“中国的语言”,不由得联想到法国19世纪著名文学家、《包法利夫人》作者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年至1880年)。
我在《不再免费的自由贸易》(本栏2016年3月20日)一文中介绍说:“在福楼拜眼中,传统的蠢人货真价实,但经历大众媒体洗礼的蠢人,却对自己的愚蠢理直气壮,自以为是;其实他们还是一样的缺乏想象力、创造力、目光短浅但不幸却信息丰富,只因为他们按照报纸所给予的庸见鹦鹉学舌。”
精通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辜鸿铭,用英文撰写《春秋大义》的对象是欧洲人,向他们介绍他深以为傲却被他们所误解的中华文化。经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后,对自家传统茫然无知的华人,或许还能够从这本语言生动的书“礼失求诸野”。
辜鸿铭在介绍中文时,特别强调它其实有两套语言:文言和白话。他把文言比喻为中古欧洲知识界通用的拉丁文,中国人之所以坚持要有两套语言系统,就是为了区分鸿儒和白丁。他说,口语是没有受教育者所使用的语言,文言是受过真正教育者所使用的语言,如此一来,这个国度就不存在那些半桶水的人(half-educated people)。
欧美自废除拉丁文后,教育普及,半桶水的人与真正受教育者使用同一种语言。辜鸿铭说,这些半桶水成天张嘴“文明、自由、中立、军国主义、泛斯拉夫主义”,但是却对自己所说的一知半解。他说:“人们说普鲁士军国主义对文明是个威胁。依我看,这些半桶水,今天世界上这些半桶水群氓(the mob of the half-educated men),才是真正的文明的威胁。”这当然衍生自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教诲。
这些半桶水群氓,无疑和福楼拜所痛恨的“经历大众媒体洗礼的蠢人”是一丘之貉,对自己的愚蠢理直气壮,自以为是,却不知自己其实只是按照报纸所给予的庸见鹦鹉学舌。
在愚蠢也是人权的个人主义年代,这种精英主义的观点,自然是不见容于主流价值的“政治不正确”。可是,对精英主义义愤填膺的人们是否曾自问,他们自以为“正确”的观点,是否也是不假思索的鹦鹉学舌?就如人们不假思索地推崇“民主、自由”,却不曾真正去了解这些概念背后所代表的意义一样,基于“普世价值”而对精英主义的反对,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
在智者也一票,蠢人也一票,票票等值的大众民主时代,精英主义确实只能是过街老鼠。但法国学者勒庞(Gustave Le Bon)早在1895年发表的名著《乌合之众:群众心理学研究》里就已经指出,群众并不渴望真相,能提供他们幻象的反而能成为其主人。后人简称说群众的智商还不到13岁。在假新闻泛滥于社交媒体,甚至到了蛊惑人心,影响选举结果的今天,重新检讨自己的知识结构,难道不是负责任公民的义务?

原载2017年9月24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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