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桃花源

人性因为无穷的欲望而不完美，但是追求完美却又是生命的某种内在渴望。涅槃、天堂和三代之治这些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这种内在矛盾。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早前在一场有关族群课题的对话会上发言时，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词汇。他在强调处理族群矛盾的困难时说：“我们还远没有抵达超越种族的涅槃。”
　　“涅槃”是佛教用语，大致指无为、自在、不生不灭等意思，也形容一种圆满而寂静的完美状态。无独有偶，在当下英美世界的政治冲突里，另一个意思相近、带有宗教意涵的政治词汇也越来越常见：“乌托邦”。有论者认为，英美政治的两极化，跟激进势力追求现世的乌托邦不无关系。
　　这种乌托邦表现为一种极端的平等主义，要求消除现实世界的种种差异，包括贫富的差异、身份的差异、种族的差异，乃至性别的差异。在这些极端的信徒眼中，为了实现乌托邦，任何手段都是被允许的，哪怕这些手段破坏和摧毁历史传统与现世伦常。
　　一些思想史学者指出，乌托邦思潮的兴起和普及，与基督教信仰在欧洲的式微几乎是同步的现象。然而当中最大的不同，当然是基督教的天堂属于来世，但乌托邦却是企图在不完美的现世实现完美的人间天堂。最具代表性的乌托邦思想，莫过于马克思所弘扬的共产主义；而其在各国实践的结果，无不是哀鸿遍野、血流成河。20世纪的人类史，有很大部分是追求乌托邦不成的悲惨记录。
　　就算是宗教色彩相对不浓的传统中国，强调“温良恭俭让”的儒家政治，也不乏“三代之治”的理想国图像。这成为历朝历代一些理想主义者奋斗的目标，以及任何借由变法来推动政治革新或权力斗争的借口。最著名的例子是汉朝的王莽改制，最终他篡了刘氏的帝位建立新朝，但也跟所有追求乌托邦者的下场一样，因为走向极端而身败名裂，不得善终。
　　人性因为无穷的欲望而不完美，但是追求完美却又是生命的某种内在渴望。涅槃、天堂和三代之治这些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这种内在矛盾，让人有了追求的方向，让生命在追求的过程中产生意义而有所安顿。这是所谓的超越一己的宗教情怀。这样的情怀在宗教领域内或较易恰如其分，可是一旦失去了这个分寸，就很容易异化为激进的乌托邦运动。
　　乌托邦思潮的崛起，也跟传统文化的崩解有关。这一经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发生过，如今也发生在西方世界。基于千年基督教传统的欧美社会，如今已经世俗化。2016年公布的宗教调查发现，38%的欧洲人没有宗教信仰，其中法国人高达58%、英国人54%。美国的白人新教徒也从1976年的占人口81%，下降到2017年的43%；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的比率在年轻人当中显著上升。
　　尚穆根所描述的“超越种族的涅槃”，其实就是指这种要在人世间实现天堂的乌托邦运动的某个面向。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之际，出现了“历史终结说”，就把胜利方的自由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体，想象为不再变动的涅槃状态一样。这种企图在宗教的天堂被自然科学知识瓦解后，于人世寻找乌托邦替代品的政治冲动，如今又以不同且更为激进的面貌出现。
　　当下流行的乌托邦政治运动的核心实质是身份认同政治，借由身份认同去界定人的存在意义，种族身份是一个支流，另一大支流，也是最激进的，莫过于性别身份认同，在英文中简称为LGBTQ，即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跨性別者（Transgender）和对其性别认同感到疑惑的人（Questioning）。
　　运动打出多元性（diversity）、包容性（inclusion）和均等性（equity）的动人口号，任何潜在的歧视，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均视为滔天大罪。因为运动要建立一个不存在歧视和差别的乌托邦，而且犹如天堂般神圣纯洁，不容置疑，所有质疑者因此都被归类为不共戴天的异教徒。
　　当宗教式微，人们把政治当做替代品，视为获取生命意义的来源，极端化和激进化就几乎是必然的结果。这使得强调妥协精神的英美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因而陷入难以取得共识的瘫痪状态，英美的政治危机也因此越来越险峻。美国民主党要弹劾总统特朗普、英国的最高法院判定首相约翰逊让国会休会一个多月的决定违法，香港追求普选的青年越来越暴力的违法乱纪，以为选举就能解决香港的问题，背后都不无乌托邦极端主义的幽灵在作祟。
　　最新的乌托邦运动，则是所谓“深绿”的激进环保运动，其代言人、瑞典16岁女学生通贝里号召学生罢课，抗议政府不作为，被西方传媒打造为环保英雄，被西方政界奉为上宾，一些环保分子甚至把她当做教主那样来崇拜。激进环保运动最直接的结果，是让很多绝望的年轻人放弃生育，因为他们相信破坏环境是人类的原罪。按这个逻辑，人类灭绝了，地球才有希望。这当然是荒谬的，却具体地反映了乌托邦思维的可怕。
　　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表达的是对乱世的厌倦而向往怡然自乐、与世无争的世界，跟乌托邦要在人间实现天堂毕竟还有所不同。当前我们恐怕已经进入了乱世，然应对之道，却不应该是去追寻“不足为外人道”的世外桃源。
（原载2019年10月13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Advertisements

新加坡更新防务保险

　　趁出席联合国大会之便，李显龙总理在纽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协议，更新两国在1990年缔结的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允许美国继续使用新加坡的军事设施，为过境人员、军机和军舰提供后勤支援。
　　李总理在签署仪式上指出，协定不仅反映新美在防务上的良好合作，也体现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广泛合作，如安全、经济、反恐，以及文化和教育。随行的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在个人面簿页面上留言指出，由两国领袖更新这项协定是个重要事件，突显新加坡持续支持美国透过在本区域的军事参与，扮演具建设性和稳定区域的角色。这项更新也肯定了稳固的双边防务关系，以及新加坡作为美国主要安全合作伙伴的身份。
　　1990年新美签署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大背景，是受美国支持的菲律宾独裁总统马可斯在1986年被人民力量和平推翻，菲律宾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要求美国撤出自二战以来便设立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1991年6月15日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喷发，邻近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报废，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则被火山灰掩盖。1992年美军全数撤离菲律宾。
　　预见到美国在东南亚保持军事存在的重要性，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表示，愿意让美军使用新加坡的军事设施，但强调这并非是美军的基地。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说，原先，新加坡的近邻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均对此有所保留。但是，当中国在1992年所发布的新地图包括南沙群岛后，印尼率先表示不反对美军使用新加坡的军事设施。
　　尽管新美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当时还未签署，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在1990年爆发时，新加坡允许前往中东的美军使用新加坡的军事设施作为中转站。
　　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奠定了新美的国防关系，两国在2005年更上层楼，达成安全战略框架协定，由李总理和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标志着双边防务关系升级，并确认新加坡作为美国“主要安全合作伙伴”的独特身份。这让新加坡能够获得美国尖端的军事科技，强化自身的国防能力；也让新加坡军队获得在美国训练，以及观摩美军先进战术的宝贵机会。
　　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以及安全战略框架协定，因而不妨视为是新加坡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险单。首先，允许美军使用新加坡的军事设施，间接提升了新加坡的国家安全，因为作为美军全球军事战略部署的一个落脚点，意味着美国必须把新加坡的国家安全考虑在内。其次，作为全球最先进的军事强国，美国军事科技、配备和训练至今还是首屈一指。作为美国的“主要安全合作伙伴”，新加坡的国防实力将能从中获益。对于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这样的机会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个重要的关键是，新加坡一直坚持新美的防务合作，必须立足于相互尊重的平等基础上。这同新加坡坚持主权独立，外交自主的基本立场一致。所以虽然开放军事设施给美军使用，但跟基地不同，美军在新加坡时必须遵守本地法律，新加坡对所有军事设施保留完全的自主权。根据类似的条件，新加坡也给五国联防的伙伴国英国海军，以及印度海军提供后勤支援。
　　随着逆全球化的趋势崛起，基于规则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和国际秩序，正面对越来越大的挑战。这可以从各国不断增加国防支出窥见一斑。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数据，世界军事支出在20年间增长了76%，2018年为1万8200亿美元。在这个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的环境里，小国更需要各种不同的避险方式，新加坡通过扮演强化区域稳定的角色来突出自身的价值，毋宁是一种独具创意的做法。

（原载2019年9月26日《联合早报·言论》）

大扫除偶感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己的生命，就都是传承着先人的血液和基因……习俗和传统，正是为了把“念天地之悠悠”的渺小个体，跟前人后人连成一体，构成时间长河里的大我，获得带有宗教意义的超越。

　　办完了妈妈对年的祭礼法会，整理了她生前的卧室，腾出了一些空间，遂决定把寄存在仓库的杂物搬回家，省下每年的一笔租费。

　　这一折腾，倒泛起了许多尘封已久的记忆，跟陈旧纸箱上厚厚的灰尘被抖落后刺鼻的感觉一样，逐一拆封的过程犹如走了一趟心灵之旅，很多陈年往事毫无预警地突然浮现，让人有些招架不及的狼狈。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秋节的脚步临近，一整年难得托梦的妈妈就这么悄悄地进入梦乡，梦里看不清她慈祥的脸庞，却真实地感受到她温暖的关爱。自爸爸过世后，每逢大扫除，她总会对着那一橱沉甸甸的书籍调侃说，为什么就不懂得留下一叠叠沉甸甸的钞票呢？

　　虽然说经典是经历了时间考验后的朱玉，但有些巨著尽管曾经家喻户晓，如今读起来已经觉得格格不入。并且，虽不敢说自己是书香人家，毕竟也知道斯文不能扫地的道理，爸爸遗留的书籍逐渐让位给自己的藏书，整理了再整理，总是难以割舍，也不能就给旧货商当废纸处理掉。好一些精装本的中译俄罗斯19世纪小说，之前已经陆续赠予热爱俄国文化的友人，但留下来的却还是不少，比如一整套的《鲁迅全集》，前后搬动几次而扭伤了腰肌，却始终徘徊不去。

　　另一些不能割舍的遗物，就是跟家人朋友的书信，以及数以千计的家庭照片了。那是具体的人生记录，凝聚了至今岁月的无数意义，原应该仔细珍藏的，可是房子空间有限，无法不有所取舍。

　　由此不免要感叹物质富裕的现代人的苦恼，在需求和欲望之间的分际逐渐模糊之际，再也分不清生活价值里的轻重缓急，经常都凭一时冲动而胡乱购买，使得家里的空间日益局促，连应当珍藏的物品，都必须面对遭遗弃的命运。物质的丰富，似乎跟精神的贫乏同步发生。

　　这或也是为何日本兴起的生活简约主义，会一下子风靡全球的原因。古人反复警惕“既自以心为形役”，今人则被越来越多的实物所缠绕而不得自由，更遑论依循孟子所教导的“求其放心”了。然物极必反，一身名牌非但无法满足越发空虚的内心，却刺激了更大的焦虑感。一些人在迈入知天命之年后顿悟此前的荒谬，就自然对简约的生活姿态产生共鸣。

　　可是人并非孤立的存在，再简约也不能简掉自己的来处。虽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己的生命，就都是传承着先人的血液和基因。对家族历史的无知，必然会造成自我意识的一大空白。习俗和传统，正是为了把“念天地之悠悠”的渺小个体，跟前人后人连成一体，构成时间长河里的大我，获得带有宗教意义的超越。整理遗物，睹物思人，意外地产生了类似近乎宗教感的体验。

　　这或许是为何古人重视修族谱的原因吧。它催生了超越一己生命的无限意识，化解了对死亡和未知的本能恐惧，一方面安然接受自己的过客身份，同时又因为自己也是生命长河里承先启后的一员，而对当下的存在学会了珍惜感恩。

　　这一感知，也因为这阵子参与会馆的文献编辑活动而别有体会。文献主旨是记录默默无闻的同乡先辈，从平凡人的一生点滴，侧面反映岛国所经历的时代痕迹。为此而撰写祖父和父亲两篇文章，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对他们的一生经历所知甚少。幸好家里还有长辈在，通过他们口述，慢慢地拼凑了一幅生命的画卷，尽管简陋，总算还是让文字固化了记忆，让记忆得以超越有限的个人生命，让后来者有所凭借。

　　把先辈的点滴事迹串成一个个的故事，才发现我们所说所听的乡音，有着千年以上的演化史，父亲的父亲跟他们的父亲那样，讲着同样的语言，一代人接着一代人，拜祭共同的先祖、随着季节的变化庆祝共同的节日、分享美味如昔的地方小吃、唱着盛满记忆的儿歌，就算漂洋过海离开了故土，仍然不愿放弃自己的传承……长辈找到一张曾祖父年轻时的照片，我凝视他那严肃的五官，仿佛窥见了儿时仰望父亲时所看到的容颜……

　　人类其实是说故事的动物，故事形塑人们的身份认同，让陌生人得以真诚合作，克服万难；共同的神话起源故事、共同的血缘传统故事，让孤独的个人感受到超越一己的力量和意志。因为故事的传颂，让先人在非洲草原群体围猎，战胜了比自己凶猛百倍却单打独斗的恶兽；因为故事的传颂，他们膜拜共同的神灵，从几百人的部族，逐渐扩展为亿万人计的“想象的共同体”。因为故事的传颂，现代文明人相信自己是普世价值的传灯者，并以此判断人世间的是非黑白。

　　看着爸爸遗留下来，自己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一大叠旧书、那些泛黄的家庭生活照片、那些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面世之前鱼雁往返、传情达意的信件，突然觉得有必要开始跟孩子讲述前人和自己的故事了。古人说“欲亡其国，先灭其史”，一个民族如果沦落到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一无所知，甚至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愚昧可悲状态，也就没有什么前途希望可言了。构成国族基本单位的家庭，何尝不是如此？

原载2019年9月15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夹缝求存

国家意识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是一种“止于至善”的恒常功夫；国际信誉的维护更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些都是新加坡保持独立自主，把握自身命运的关键。

香港的乱局持续了十几周，似乎还看不到妥善解决的出路。如果相信“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则对参与抗争的港人而言，这越来越像是一场攸关“不自由，毋宁死”的背水之战。从另一方的视角看，抗争已经升级到质疑中国主权的原则性矛盾，同样是不可妥协的事情。

在新加坡，关心香港局势的国人恐怕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困惑，至少在个人的圈子里，至今还没碰过有隔岸观火心态的人，更多是怀抱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情；毕竟两地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和历史联系，同样都是在波涛汹涌的国际地缘政治里夹缝求存的弹丸之地。

跟香港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新加坡在脱离英殖民统治后，又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成为对自己命运负责的主权国家；经历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奋斗，积蓄了相当的实力，也培养了一定的国家意识。但无论再怎么与海争地，新加坡始终无法摆脱小国寡民的局限，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避免在变幻莫测的时局里迷失了方向。

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李显龙总理除了勾画出未来的奋斗目标，也在华语演讲里表达了对时局的忧患意识，特别是中美的博弈对新加坡的影响。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中美博弈所造成的更深、更远的影响，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真正被我们所感受到。换言之，接下来的局面可能会更为艰难。他因此呼吁国人要为此做好准备。

新加坡以转口贸易开埠，自由贸易是立国至今所仰赖的经济命脉，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因而让新加坡如鱼得水。但是，中美贸易战开打至今，两股南辕北辙的危险趋势，却可能威胁了新加坡的生存。

西方学术界在总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风格后，使用了“相互依存武器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的新概念来分析，也就是利用国际经济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以及世界对美国消费及金融市场的依赖，作为外交施压的手段。

对于高度依赖外贸，国内市场又缺乏规模的小国来说，这无疑是高度致命的罩门。就算是大国，也无法忽视“相互依存武器化”的巨大杀伤力。作为反制，另一个发展趋势应运而生——要降低本国经济受制于人的软肋，在产业链重组的过程中，开始显现“脱钩”（decoupling）的做法。特朗普针对华为公司的打压，迫使华为推出自身的手机操作系统“鸿蒙”，在美国的“安卓”系统之外另立门户，就是个例子。

“脱钩”一旦蔚为大势，就很可能出现各自为政的经济阵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在东南亚、中亚和非洲形塑以北京为中心的经济圈，假以时日或许就会形成有别于以华盛顿为中心的既有经济生态。如果双方主要在自己的经济圈内交易，而排斥甚至敌视另一个经济圈的成员，很多国家就势必要被迫选边站了。

这当然是各方都必须尽量避免发生的极端场景，因为这不但将中断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生态，不必要地增加交易和创新成本，更可能导致另一轮的冷战——不同经济圈的成员一旦发生国际纠纷，失控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并非不可想象。

如果既有的大国博弈分道扬镳的发展趋势不变，在对立经济圈形成的过程中，类似新加坡的小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国际社会的对峙，很容易导入成为撕裂社会的破坏力量。在经济上，跟中国有经济关系的个人、公司和机构，以及跟美国及西方有经济关系的个人、公司和机构，将难免形成对立的利益团体。体现在意识形态上，这种对立也容易变身为类似香港那样的推崇自由价值，以及文化认同之间的激烈冲突。

在当下，这样的场景或许有些天方夜谭，但是从逻辑上推到极致，却并非完全没有现实根据。新加坡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社会结构，本身已经存在先天的脆弱性，如果加上这种外来的拉扯，对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努力，必然雪上加霜。

相信这也是为何李总理的华语演讲，不厌其烦地阐述了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如何形成；强调新加坡的外交必须基于国家利益和原则，不能感情用事；呼吁国人维护新加坡的国际信誉，并代代传承。

国家意识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是一种“止于至善”的恒常功夫；国际信誉的维护更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些都是新加坡保持独立自主，把握自身命运的关键。在某种意义上，香港局势的恶化，与外部环境的转变有关，所以也带有一丝身不由己的无奈；而能够把握自身命运的新加坡，相对而言就幸运多了。但是，这种优势却也不是百毒不侵的金钟罩，稍有不慎，隐藏的社会矛盾随时都可能被外部力量激活，甚而一发不可收拾。

对于香港的动乱，我们哀矜勿喜，更必须反躬自省，“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原载2019年9月1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尔爱其羊

要在乱世中安身立命，需要的不单是像孔子的学生子贡那样的精打细算的小聪明，心疼那头为告朔之礼而牺牲的活羊，更需要从千锤百炼的历史传统借鉴智慧。

教育部公布了2021年实施的小学离校考试会考积分与中学分配制度改革细则，关心本地华文水准的人士随即指出，新制度恐怕会使往后修读高级华文的考生，在报读特选中学时，所享有的优势被削弱。他们担心，这可能会影响学生和家长选读高级华文的意愿，进而延伸出对本地华文水准可能进一步滑坡的忧虑。

教育部或许有不同的看法，但事实是担心者的确有他们所担心的理由。然而问题的实质——本地华文水准可能进一步滑坡——却未必如同担心者所假设的那样，因为改革而让噩梦成真。相反地，他们所担心的理由，恐怕才是构成本地华文水准滑坡的潜在因素。

具体地说，本地华文水准滑坡的众多因素之一，就在于人们采用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华文的学习。修读高级华文的动机，不是因为出于对华族文化的热爱和责任，而是作为一种基于分数主义的竞争手段。而且从经验上说，不少人甚至是把高级华文当做即用即丢的工具，在达到了教育竞争的目的后，便弃之如敝屣。

所以，如果这轮改革的目的之一，是医治分数主义这个顽疾，则削弱修读高级华文的功利性，未尝不是对症下药之举。这个结论并非意气用事的激愤之说，而是若要从教育层面遏制华文水准的滑坡，扫除制度盲点甚至其副作用，或许是势在必行之事。

就本地华文水准滑坡的担忧，牵涉面则远超过教育领域。在全球竞争力层面，担忧者其实反映了新加坡双语教育的盲点，就是以为每一代的国人都保持了双语甚至所谓的“双文化”优势，殊不知培养新加坡人的多语言能力的社会环境，在经历了数十年刻意的社会改造工程后已经所剩无几，特别是方言的式微，直接导致华文学习环境和能力的弱化。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等新兴经济体的国民，越来越多具备双语能力。

在国家安全层面，日前某在美国智库做研究的台湾裔学者，撰写报告指中国利用新加坡的华社社团和商界，大肆从事统战工作，试图以民围政，左右新加坡的外交决策。尽管报告对论断并没提供多少确切证据，还是引起本地华团和华商哗然，群起驳斥其说法。

本来，大国利用民间外交拓展影响力，属于正常行为，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都这么做。如果说担心民间外交以民围政，新加坡的政商精英，不少都毕业自欧美名牌大学，在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直接受到留学所在国的持续影响，毕业后还成为社会主流乃至进入政府决策层，却甚少引起任何非议。新加坡正努力构建基于并超越各族文化身份认同的集体国家身份认同，而利用血缘、文化关系来强调华族身份认同的中国民间外交，无疑碰触到动摇国本之嫌的政治敏感神经。

这就直指本地语文教育如何关系到身份认同的本质。新加坡尽管以华人为主，其华族文化身份却已经发展出不同于中国大陆中原文化的南洋特色。主要由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闽、粤、琼、潮、客等移民群体所构成的本地华社，在语言、习俗、价值观方面，均有别于经历胡人乱华、华夷混杂的中原汉文化；再加上英国殖民历史，以及华、巫、印共同生活的经历，身份认同上足以产生有别于中国的本土自主性。

犹如本地政商精英虽然在西方接受高等教育，但在重大课题上却并没有盲从西方，在死刑存废、大麻合法化、两性关系、婚姻家庭等方面，坚持我们的基本价值。这或许主要拜这种基于南洋特色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所赐。然而，这种建立在多年形成，但却因语言政策而逐渐解体的生态，以及立基于此的身份认同，并非固若金汤。就如《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所警告，任由本地华文生态萎缩下去，将来能否还有茂密的文化防风林，来抵御强势的西风乃至东风呢？

担心教育改制削弱高级华文地位的华社，因而必须摆脱功利主义的心态，从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去思考华文水准滑坡的挑战。出于升学竞争优势而修读高级华文，并不会遏止华文水准滑坡的现象。相反的，它反而会催生虚假的安全感，以为新加坡还在继续培养许多双语人才，而忽视了不少修读高级华文的学生在离校后，对华文不闻不问不用的漠视态度。

同样的，决策者也必须走出盲点，以为具南洋特色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会继续滋养我们的文化防风林。脱离了先辈地方文化糅合南洋历史的有机体，本地华文教育只能从现有的华人流行文化汲取养分。对比20世纪富于闽粤特色的台湾和香港引领华人世界流行文化风潮，21世纪的流行文化创造主体，显然已经从边缘回归中原。

工具理性是建国以来推进新加坡发展的功臣之一，但时移世易，基于自由贸易精神的全球化大势，已经因为“美国优先”和中美对抗而出现逆转。我们或许正在步入另一轮的乱世。要在乱世中安身立命，需要的不单是像孔子的学生子贡那样的精打细算的小聪明，心疼那头为告朔之礼而牺牲的活羊，更需要从千锤百炼的历史传统借鉴智慧。这意味着人文精神必须统摄工具理性，作为我们判断和取舍的依据。

原载2019年8月4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同性恋立场的开明与保守——是非题还是选择题？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2019年4月2日有一条报道，标题是《內布拉斯加州祖母代同性恋儿子生女》。本身已有三个孩子的61岁的美国女子Cecile Eledge，为了满足在公立学校当教师的同性恋儿子Matthew Eledge，想要跟他当理发师的同性恋“丈夫”Elliot Dougherty“组织家庭”的愿望，主动提出由她借腹生子的建议。当时Cecile Eledge已经59岁。报道引述Elliot Dougherty说：“她真是个无私的人。”

最初大家都觉得这个建议有趣，但并不当一回事。一直到医生表示这是个可行的办法后，他们才付诸行动。于是，由Elliot Dougherty提供精子，Elliot Dougherty的妹妹Lea提供卵子，受精后植入Cecile Eledge的子宫，最后在2019年3月底成功诞下女婴Uma Louise。换言之，Uma拥有父亲、姑姑和祖母的血缘。

Cecile Eledge说，她的另外两个孩子对于她怀孕的消息感到惊讶，但是都“全力支持”。Cecile Eledge说她的家庭注重隐私，但是为了传达“永远都有希望”的信息，以及对抗针对双性恋与跨性别者（LGBT）的“仇恨”，才决定跟社会大众分享这个“好消息”。报道说：“Uma诞生一周后，Eledge女士表示她跟她的孙女都很好。”

作为背景，这篇BBC的报道还语带批评地指出，Cecile Eledge所在的內布拉斯加州的法令禁止同性恋伴侣领养孩子。这一禁令在2017年废除。美国最高联邦法院于2015年判决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在网上搜索中文媒体是否留意到这条新闻。美国的中文网站《巴士的美国》（Bastille America）在其“奇闻趣事”栏收录了这条新闻，标题是《为儿子当代母 美妇既是母亲又是祖母》；台湾《苹果日报》网站则用肯定的态度打出《温馨！助同志儿如愿当爹 61岁老妈当孕母生下孙女》的标题。打标题的编辑似乎对其中的反讽意味毫无意识。

自由平等导致主客易位

介绍这则新闻，是因为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5月2日公布了调查报告，指出国人对同性性行为和同性婚姻等课题的态度日趋开放，尤其是年轻人。这其实不难理解，有笑话说，考古学者在解密金字塔内墙上的碑文时，发现有一段抱怨当时年轻人人心不古的句子。年轻人理想性高，总希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所以会积极追求改变，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可是现实世界是如此的复杂，这种对理想的追求，难免要简化为个别的口号，如“自由、平等”。为LGBT群体争取权利，用的就是这种一呼百应的方式。就在二三十年前，这个群体确实还面对主流社会极大的歧视和欺负。这部分是因为很多人对LGBT缺乏认识，因为无知所产生的恐惧，自然会导致偏见甚至仇视。就算在21世纪的今天，很多回教社会仍然制度化地歧视甚至仇视LGBT，他们所面对的不公与迫害，非常容易引起世俗文明世界的义愤和同情。LGBT平权运动因而具有积极意义，所以能够引起有正义感的年轻人的共鸣。

从基本原则说，人人生而平等，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这些似乎都是不证自明的真理。所以能够保护甚至促进这些理念的政治制度，如自由民主体制（liberal democracy），也连同这些理念被很多人接受为普世价值。回教世界回归基本教义，对LGBT群体的迫害，一方面反衬了普世价值的可贵，另一方面也让LGBT平权运动更有了正当性。

伴随自由平等而来的价值，是包容异端，也就是主流社会不但不应该歧视LGBT，还应当用平常心来接纳他们，一视同仁。因为很多LGBT天生如此，他们之不同于常人并非是他们的错。这些道理之无可辩驳，反映在很多发达社会的越来越不保守。以新加坡为例，为LGBT发声的芳林公园粉红点集会，不但参加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今还获得了跨国企业的赞助。前述政策研究所的调查发现，也印证了这一趋势。

这些进步，让社会的保守派越来越处于守势。一方面，很多反对LGBT的保守派都是教徒，基督教和回教教义均不赞成异性恋以外的任何性向和行为。但是，这也意味着他们反对的理由，无法说服不信神的人。另一方面，社会越来越世俗化也意味着信教的年轻人减少，因此教徒的平均年龄偏大。反映在对待LGBT的态度上面，就会出现年龄差距，年轻人开放，年长者保守。以此推测，社会风气在今后势必会对LGBT越来越开放。

是非题还是选择题

如果说自由是崇高的价值，人们的自由选择必须得到尊重，那么关于LGBT态度的分歧，其实并不难处理，只要本着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就好了，各过各的生活，井水不犯河水，应该就能相安无事。

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现况。当传统的权威持续受到挑战并节节败退时，是非的标准就越来越不受其所决定。以婚姻为例，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传统婚姻，过渡到“自由恋爱”的以个人选择为中心的婚姻，再到如今未婚先孕（如新西兰女总理带着私生女出席联合国大会，之后才决定跟伴侣订婚）已不再是丑闻，“自由选择”慢慢成为人们所接受的权威，在碰到复杂的道德难题时，已经没有划一的判断标准，而是一种基于个人价值好恶的“各自为政”的情况。

这种现象的表面好处是“人的解放”，各种对于离经叛道的言行的歧视、谴责甚至处罚，变得似乎越来越没有道理，个人有了更多的自由去追求内心所向往的价值，社会也对这种自我追求的做法变得更加宽容。

但是它的代价却同样显著且严峻。因为失去了共同遵循的权威标准，很多事情的是非对错因此模糊了。在碰到道德难题所产生的分歧和争议时，两造除了依据自己所选择的价值标准，都无法诉诸更高的权威去取得答案或共识；换句话说，谁也无法说服对方，除非对方也选择同自己一样的价值标准。这就是现代人用个人解放的自由，也就是把道德当做选择题来对待，取代了传统道德权威强调是非对错的准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现实并非因为人们把道德当做选择题，就如此简单地天下太平了。且不说保守派因为宗教信仰而不接受LGBT，在价值上判断其为错误、罪恶，强调自由选择的所谓开明派，其实也不准备而且很难妥协。因为如果采信了人人平等的价值观，那些反对LGBT的其实就是反对平等，是在歧视别人。在自由派眼里，这也是一种专断、偏执的道德上的恶。这当然违背了把道德当做选择题的初衷，或许也反映了道德所隐含的恒常本质。

道德灰色地带呼唤中庸之道

伦理学者从人类历史实践的经验所得出的总结显示，理论上原本应当是黑白分明的道德难题，在生活中却常常是灰色的，人生得面对冲突矛盾的道德抉择。中国传统里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忠孝不能两全”。前述Cecile Eledge借腹生子的案例，也是“温馨”的平等跟“邪恶”的乱伦之间的道德冲突。

这意味着人们在面对这道是非题时，其实并没有即时的答案，而需要深入自身的良心良知去痛苦地探索和挣扎。这种面对道德两难的能力，也就是人们所推崇的智慧。这种智慧必须依靠平日的修行（即《中庸》所说的“修道之谓教”）。孔子的中庸之道，就暗示了这种智慧。只要对照中庸的反面——也就是对世界所有问题都有既定答案的任何一套意识形态——就能明白中庸的伟大和不易，也能明白为何孔子会感叹：“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的道理，是人生最高的哲理，美好到了极点，但是人们没有依照这个道理来生活，已经很久了。）

中庸的不易，跟意识形态的简单诱人形成强烈的对比。只要借用孔子“执其两端，用（庸）其中于民”，就能略知一二。意识形态强调世界非黑即白，拒绝承认现实生活里存在灰色地带，所以凡事都能够提供行动的答案。因此，意识形态往往对很多课题采取极端的不妥协立场，就比如拥抱言论自由意识形态的人，会把它奉为至高无上的原则，拒绝任何妨碍自由言论的举措，包括认为制作和观赏儿童色情片是人们应有的言论自由权利，不能非法化。同样的情形，主张平等价值高于一切的人，会赞同Cecile Eledge的乱伦决定是一种“无私”的抉择。

意识形态的另一个陷阱，是根据先验的世界观，建立起一套对所有问题都有标准简单答案的解释系统。这无疑是让人安心的，因为世界因此显得没有那么复杂且让人困扰。但它的副作用是取代了人的独立思考，因为一切都有现成的答案，在碰到难题时只需要照章行事，按表操作，不必去检验或反省答案是否真正应对问题。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机会成本”这个概念，即任何选择都意味着取舍，都有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在考虑任何问题时都一定要“执其两端”，仔细思考抉择之间的利弊。但是意识形态解除了人们的这个责任，可是也增加了抉择错误的概率。

马列主义是人们所熟悉的意识形态，在冷战结束后基本破产。在美国，基督教也流行过各种意识形态，最恶名昭彰的是所谓的“神导演化论”（creationism），意图跟达尔文的进化论打对台，借用所谓的自然科学理论来证明上帝创造世界的先验结论。这种反智的基本教义主张不但经不起理性的推敲，还可能带来危害。一些相信“神导演化论”的信徒也误以为疫苗有害，拒绝给自己的孩子人工免疫，如今在美国扩散的麻疹疫情，正是恶果之一。

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

如今流行的，则是美国极左自由派的“社会正义”意识形态，它的三大主张是多元性、包容性和平等性（反对者将其简称为英文“死亡”——DIE, Diversity, Inclusivity, Equity）。必须注意的是平等性（equity）跟一般所理解的平等（equality）有本质上的差别。

平等通常指的是对所有人的人格一视同仁的基本尊重，并且主张机会的平等，即个人都有相同的机会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去完善自我。但是平等性则不同，它注重的是结果的平等，所以在看待贫富差距问题上，不关心导致贫富差距的复杂原因，而只关注用一刀切的方式，去实现均富（实际上可能是均贫，只要看看前苏联和东欧、朝鲜、古巴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知道）。在民主国家，主张平等性的人希望通过向富人征税，补贴穷人来实现理想。

在当下最受关注的性别平等课题上，“社会正义”意识形态重视的所谓男女平权是要求两性同酬（而不管女性为了家庭或其他理由，而选择不像男性那样全心投入工作赚钱）、要求国会女议员占一半、大学女教授占一半、董事会女董事占一半等等，而不是根据在其位的人（无论性别）是否胜任（批评者已经指出，女权主义者的要求是有选择性的，比如不会要求女性也应当占以男性为主的矿工人数的一半，因为矿工工作性质危险、社会地位也不够高）。光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社会正义”意识形态的目的是权力，而不是价值，那只是一种获得权力的工具。把平等性绝对化并指鹿为马，让反对者噤若寒蝉，是当下西方极左社会正义运动利用“死亡”价值扩权的常见手段。

对同性恋的包容和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也正是在“死亡”的大旗下实现的。既然人人平等，一切的差异都是必须纠正的错误，所以同性恋不但有恋爱、同居的自由，更有和正常人一样的结婚，甚至养育孩子的权利。注重平等性的结果，就因此不顾一切，包括把母亲为儿子产子的乱伦之恶，视为进步开明的至善。这种意识形态的持续宣扬，已经导致社会黑白颠倒，紫朱莫辨，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

是非题的标准在哪里

如果同性婚姻属于道德上的是非题，就必须找出判断对错的标准在哪里。首先是“平等”价值绝对化的荒谬性。铁达尼沉没时，船长首个弃船命令是“妇女和小孩优先”上救生艇，且所有男性成人乘客无一有异议，全部接受了这个“不平等”的决定。为什么？

就如我在2019年5月26日《早报星期天·想法》专栏里所指出的，同性恋性行为是生物界的自然现象之一，理应免于被歧视。但是，同性恋者也必须知道，他们行为的本质之一，就是自行放弃延续自己的血缘和基因，放弃为人父母的权利和责任。婚姻是保障人类血缘和基因传承的最优制度，同性恋者不能在放弃了人类天职之后还要得陇望蜀，要求这方面的“平等”。否则，就容易导致老妇代儿子怀孕产女的乱伦结果。

同性婚姻，是西方社会在战后长期使用“权利话语”，而让“责任话语”失声的恶果。当人人都只强调和争取自己的权利，却没意识到自己伴随着权利而来必须履行的责任，必然导致常识泯灭，伦理失衡，最后是民无所措手足。

原载2019年7月《怡和世纪》第40期

我们不是地球的癌细胞

同地球的所有资源相比，人自身才是能不断创新，改变命运的终极资源，人口增长因此并不会带来灾难。

　　多喝咖啡到底是有益健康还是有害健康？相信在不同时期，媒体都会报道科学研究的不同乃至于相反的结论，以至于公众莫衷一是。尽管已经是智能手机时代，很多所谓的“常识”，往往经不起推敲，甚至是错误的。

　　关于饮食习惯同心脏病的关系，多年来人们都被告知罪魁祸首是脂肪，坊间因而有“油包心”的形象叙述。但事实是白糖的危害性更高。跟烟草公司长期试图隐瞒抽烟容易致癌的科学研究发现一样，制造高糖速食品的大企业鱼目混珠，用脂肪来掩盖白糖的祸害。一些科学文献指出，科学家早在1970年代就发现了白糖跟心脏病的因果关系，但是从1974年到2014年间，脂肪却被宣传为导致心脏病的主要因素，完全不提白糖。

　　类似因为经济利益或政治权力考量而误导公众的做法，在很多其他领域也并不罕见。比如，把既有和传统文化诋毁为“父权主义”的激进女权运动，就不断提倡一种说法，即强奸跟性欲无关，而是男人展现对女人的控制权的手段。这个说法首先由女权主义者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其1975年出版的畅销书《违背我们的意愿》里提出。她在书中宣称：“强奸攸关权力，跟性无关”。

　　这一缺乏证据的断言，几十年来反复被女权主义者所引用来诋毁男性，也逐渐经媒体渲染报道，而成为讨论两性关系时的论据。美国两名社会学教授近日就引用大量数据，证明布朗米勒所言根本子虚乌有。他们简单地推论说，如果真如她所宣称，强奸的动机是展现权力，中年、事业有成的女性，理当是强奸犯的首选目标；但如果强奸的动机是性欲，年轻的女子就会占受害者的多数。

　　两名教授翻查了联邦调查局八年共25万宗强奸案记录，发现年龄在50岁或以上的女性受害者微不足道，15岁至19岁风华正茂的女性才是主要受害群体，接着是20岁至24岁；受害者比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还无法保护自己的15岁女子被强奸的比率，是35岁女性的九倍。他们也发现，在抢劫案中，抢匪乘机强奸抢劫对象的，主要也是15岁至29岁的女性——她们正处于最具性吸引力的年龄段。

　　这种为了政治目的而散播的错误知识，不但扭曲了公共课题和政策的讨论，也可能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环保激进分子仇视人类的极端立场。在他们眼里，人类是环境破坏的最直接因素，因此是地球的天敌。所以，他们鼓吹不生育，因为人类就是地球的癌细胞，越少越好。另一种相对温和的观点也认为，地球的资源有限，无法承担人口的不断增长，因此少生育是人类的责任。

　　全球人口从远古至1800年才增加到10亿人，但是另一个10亿人的增长却在短短的130年内完成。这是因为工业革命改变了生产方式，增加了财富，加上科技发展突飞猛进，耕种与医疗革命使得人口增幅不断加速，在两个世纪间世界人口已经有77亿人。但统计学家罗斯林（Hans Rosling）论证，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成熟以及没有大规模战争，全球人口最终将维持在110亿人的水平。

　　这个人口增长趋势，加上最近全球气候暖化所带来的频繁极端天候，似乎证明了环保分子对人类的指控——既然人类是危害地球的祸首，似乎应当少生育为好。不能排除，这种自我轻贱的观点，经过媒体的长期渲染，很容易潜移默化改变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在环保运动势力强大的不少发达国家，也是出生率低于替代率的国家，当中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值得留意。

　　人类果真如此不堪吗？生命真的没有价值吗？这恐怕又是另一种出于政治动机所制造的错误知识。18世纪马尔萨斯的悲观“人口论”，预言人口增加将导致人均食物减少，以及1968年生物学家埃利希（Paul Ehrlich）《人口炸弹》一书预言，人口增长将导致全球数亿人面对饥荒，这两大预言全都落空。

　　不仅如此，跟埃利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西蒙（Julian Simon）还跟埃利希打赌，因为埃利希预言金属价格将因为稀缺而暴涨。两人选定五种金属，追踪其1980年9月至1990年9月的价格，结果10年后的五种金属按通胀调整的价格都比10年前低。西蒙在1981年出版了《终极资源》一书，系统反驳埃利希的观点。在西蒙看来，同地球的所有资源相比，人自身才是能不断创新，改变命运的终极资源，人口增长非但不会带来灾难，反而因集体智商增加而能改善共同命运。

　　经济学者根据西蒙的理论，制定了“西蒙丰度指数”（Simon Abundance Index），从主要物资的价格走势，证明了人口越多，物产却越丰富、价格也越便宜这个有悖常理的事实。他们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地球的物资犹如钢琴的88个琴键，尽管是定数，却能让人从中演奏出无穷的美妙乐曲。人类的集体智慧，创造了更多能提高集体生活品质的物质条件。“人多好办事”，用在这里所言不虚——社会如此，家庭亦然。

原载2019年7月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