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公司除牌的名实混乱

 

负责投资新加坡国家储备的淡马锡控股,在政府宣布以约10亿元,收购地铁公司SMRT地铁列车和信号系统等固定资产,以便公司能专注于经营地铁服务和维修列车后,随即以SMRT最大股东的身份,宣布用11.8亿元来全面收购SMRT,并准备把公司从新加坡交易所除牌。媒体在报道这则消息时,多以“SMRT将私有化”来形容。淡马锡表示,献议收购的用意不在于增加淡马锡的股权,而是把SMRT私有化,但这不意味着地铁服务的国有化。

很多人在读了新闻后想必一头雾水。尽管法人身份为注册公司,淡马锡控股的唯一股东是财政部。控股成立的原因是按照自由市场的商业原则,管理并投资新加坡政府的资产,让财政部得以专注于制定政策。因此,虽然以商业公司的身份在市场活动,淡马锡的资产均为政府所有。一旦淡马锡全面收购了SMRT,后者就完全是政府的资产了;把这一举措形容为“私营化”,自然容易引起认知上的混乱。

“SMRT将私营化”的说法,是从“除牌”这一结果引申出来的。在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的法人身份,英文统称为“公共挂牌公司”(publicly listed company),因为大众(包括外国基金)可以经由持有公司股票,而成为其股东,因而让公司具备了“公共”性质。这是相对于“私人”(由家族或少数个别股东所拥有)的公司。挂牌的“公共”公司必须遵循上市的严格标准,包括公司的重大人事任命、会影响股价的商业决策、季度业绩等,都必须保持公开透明。在这个意义上,公司除牌,相对而言自然就是“私营化”了。

可是,淡马锡说除牌后的SMRT不意味着地铁服务国有化,同样容易造成混淆。因为淡马锡虽然是商业公司,其主人却是代表新加坡政府乃至全体公民的财政部。说淡马锡所拥有的资产不是国有,的确挑战了人们的常识。这中间或许也存在翻译上的问题。英文的nationalisation可以同时指“国有化”“国营化”。SMRT除牌后,还是作为一家企业、按照市场逻辑经营的公司,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国营”尚可,但它也绝对不是一家“私有”的公司。

这种名实之间的混乱,恐怕也是本地地铁服务问题的一部分。当初把SMRT挂牌上市,成为了public的公共公司,好像同社会集体的公共利益不相违背,但是回头审视地铁服务的重大问题,几乎都是在挂牌之后发生的。首先,挂牌后并非所有国人都是股东,有一小部分的股份为外国基金所持有。SMRT作为上市公司,必须为股东“创造价值”,成为资本的摇钱树。

其次,作为盈利机构与SMRT同时肩负公共交通提供者的角色,不可能没有矛盾。由于车资不能由SMRT任意定价,公司只能在其他方面“创造价值”,包括积极从事车站店铺租赁与广告等方面的业务。2011年地铁服务大瘫痪后的调查报告就指出,SMRT忘记了本身以服务公众利益为前提的工程公司的核心定位。

“效率”“创造价值”,都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所兜售的美好理念,借强调市场的能力来贬低政府的作用,认为监管会削弱市场的运作。但是美国舆论在总结自里根总统以来所信奉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时,发现几十年下来,竟然是“价值私有化,成本公有化”。

当年决定让SMRT上市,打的旗号正是“价值解锁”(unlock the value)与提高效率。经由股票和股息所释放出来的价值,仅让少数的持股人获益,但SMRT忙着创造价值,减少维修成本所爆发的地铁大瘫痪恶果,却是全社会必须共同付出的巨大代价。所谓的市场效率,同样并没有因为SMRT挂牌成为“公共公司”而有所提升,反而有赖政府最终注巨资回购,才能继续保障其盈利的可能。这种经济学上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由他人来负自己所造成的风险——也只能以除牌的方式化解。

孔子一早便意识到名实相副的重要性,因为所有的道德败坏,都是从名实脱钩开始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则天下大乱矣”,一旦名无法证实,就失去了判断好坏是非的标准,文明社会的秩序就失去了根基。与大多数轻视正名重要性的人一样,孔子的弟子子路听孔子说政治的第一要务是正名,本能地认为是迂腐的想法。孔子告诫子路,名不正的后果,将是“民无所措手足”,权力就得以指鹿为马。

撰写批判极权政治巨著《动物庄园》《一九八四》的英国作家奥威尔对此也有深刻的体会,他在小说里所创造的描绘权力如何颠倒黑白的词汇如“新语”(Newspeak)“双想”(Doublethink),后来都收入了权威字典,成为后人形容和揭露滥权者的照妖镜。就如对“市场”的迷信一样,当前对“民主”的崇拜,迷糊了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准确判断。

流产的土耳其军事政变因试图推翻民选政府,行为缺乏政治正当性而失道寡助。但总统埃尔多安此前大肆打压政治异己,利用伊斯兰削弱世俗政治体制,已经被舆论批评为违反宪法。他在平变后对公务员、军队、司法、学术、教育、媒体等领域一夕肃清数万人,恐怕更是另一种政变。军队政变是否“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恐怕不无讨论余地。西方舆论并未因埃尔多安代表“民主”,而对其利用政变进一步颠覆民主保持沉默,也可见名正言顺之关键。

SMRT除牌无疑是正确的做法,然而正确地形容它也非常重要。它不应当再是一家“公共公司”,可是这也并非是“私有化”。

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 yapp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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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的不明白

 

对于民粹主义的担忧,在英国公投脱欧后更显真实。美国人在11月会否选出特朗普总统,也随着希拉莉用私人邮箱处理国务院机密公文的争议升温,同样让人感到忧心。这股弥漫于很多社会的愤懑情绪,剑指精英阶层。精英担忧不讲道理的民粹主义情绪高涨,呼吁民众要理性、包容,但民众却觉得精英根本不理解或体恤他们的困境,高高在上而不知民间疾苦。“治人”和“治于人”两者之间的认知鸿沟,似乎已经变成天堑,彼此再难以沟通。
这种认知分裂的现象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大众对精英阶层的怀疑,并由此滋长了因不信任而产生的焦虑、愤怒情绪。这又恰好让野心家操弄和利用来攫取权力的民粹主义土壤越发肥沃。英国的脱欧派领袖之一、司法部长戈夫在公投前接受电视媒体采访,当访员指出大多数专家学者均警告英国脱欧的严重后果时,不屑地回应:“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受够了专家。”公投结果确实也证明了这个现象——当群情沸腾时,任何专业理性的意见,都不能防止民众做出自杀式的政治选择。
对精英的怀疑和不满,同样出现在美国的总统初选。来自政治光谱左右两极的候选人——民主党的桑德斯和共和党的特朗普——不约而同都惯用“被操控的体制”(rigged system)来解释美国人民所面对的诸多问题。其言外之意,正是对精英颟顸自肥,却推卸政治责任的谴责;而其所以能取得广泛的共鸣,就因为民众高度质疑精英阶层的诚信。在司法部长林奇接受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建议,不起诉希拉莉涉嫌的泄露国家机密罪后,特朗普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通过他拥有950万粉丝的推特账号,形容司法被操纵(The system is rigged)。
经济全球化、科技突飞猛进、产业急速转型等世界大趋势,使得各国越来越多无法跟上变化步伐的民众,被远远地抛在社会发展的后头。眼见自己的生活品质或停滞或下降,而精英阶层却因为这些变化而获取丰厚的成果,在无从把握和理解这些改变之际,自然会将自己恶化的处境,以及被遗弃的绝望感,归咎于主导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的精英。因此,民粹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得以指控精英无能、傲慢,不顾民众的感受,甚至是刻意造成他们生活困难。在精英和草根缺乏基本互信的大环境里,被煽动起来的民间怒火,很容易便成燎原之势。
尽管西方媒体对此有不少反省,各国的体制精英似乎还没有从后知后觉的状态中苏醒过来。英国留欧派之所以尝到滑铁卢之苦,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意识到民间的怀疑与怒火的激烈程度。《卫报》在公投后的一篇报道中,采访了一名支持脱欧的选民。他因为一再失业,不但丧失了金额不断缩水的社会福利金,最后还被赶出公共住宅。这个一穷二白,自觉被精英践踏得没有退路的土生英国人,毫不隐瞒地表明自己特地冒着寒风大雨去投票,就是为了“踢回他们(精英)一脚”。对于自觉走投无路的民众,同归于尽不尽然是非理性的抉择。
面对这种公共互信赤字,保持决策的透明越显关键。这是因为在缺乏互信的氛围里,任何公共事件都有可能引发民间的猜疑。经验表明,当事实匮乏的时候,期待真相的民众,会放大检验原本无足轻重的疑点,并宁可选择相信任何谣言或阴谋论所提供的解释。同时,掌握事实但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当局,也将显得自以为是,或被怀疑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进一步加剧民众对其的不信甚至反感,导致事件最终沦为不信者恒不信的罗生门。
眼下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地铁公司SMRT与陆路交通管理局对地铁车厢裂痕事件的处理。
在《联合早报》7月6日的报道中,两个当事机构针对问题列车在2011年投入服务后不断出现问题,包括乘客座椅旁的玻璃曾因施工不良而多次破裂;列车的电池也曾在维修期间爆炸,厂商之后改用德国制造电池等问题,“受询时未给予回应”。在隔日的报道里,陆交局表示“在一次测试中,列车的电池盖因气体累积而爆开”,可是对于玻璃多次破裂的报道仍然语焉不详。SMRT则继续三缄其口。这种挤牙膏式的回应或全然不回应,不但无助于公众理解真相,恐怕还会助长阴谋论的市场。
诚如《联合早报》7月8日的社论所说:“涉及公众利益的事件,有必要即时让公众掌握情况,多达26列列车必须分期送回制造商更换,非同小可。”况且事发多年,还由外地媒体独家披露消息,其负面效应不言而喻。SMRT是家上市公司,陆交局则是政府单位,地铁车厢由纳税人买单,公共交通又关系百万国人出行的安全,凡此种种,均要求一切行事都要保持高度透明,不容等闲视之。待消息曝光时才来反应,而且还欲语还休,只会进一步形象失分。
经过长期的努力,其他社会当前所存在的互信赤字,在本地还未形成严重的撕裂现象。但我们同样身处全球化洪流,经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产业转型等挑战,精英与草根之间的互信,绝对不可视为理所当然。近来组屋电梯接连故障,甚至发生致命意外,已经让民众对公共空间的安全问题产生疑虑。诸如此类的不安若不及时得到纾解,任其积少成多,日后将转化成社会戾气。若不幸遇到重大突发事故,加上有心人煽风点火,精致的说理届时将不敌强烈的情绪。英国脱欧的教训,应引以为鉴。

(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 yapp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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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拥枪、特朗普总统

 

后世的历史课本,或许将把2016年6月24日形容为关键的一天。英国人在滂沱大雨中公投,出于意料地决定脱离欧盟。连一向神准的博彩公司,这回也阴沟里翻船。因为根据全球绝大部分专家的分析,英国脱欧无异于经贸自杀。任何理性的推论,都不相信英国人会做出如此愚蠢的选择。所以公投的结果只能意味一种结论:政治与理性并无必然的关系,特别是大众民主政治。法国学者勒邦(Gustave Le Bon)早在1895年发表的名著《乌合之众:群众心理学研究》里就指出,群众并不渴望真相,能提供他们幻象的反而能成为其主人。后人简称说群众的智商还不到13岁。
脱欧派在公投选举期间,凭借的主要并非理性的论述,而是挑逗民族主义乃至民粹主义情绪。脱欧派民众最在意的,无非是对外来移民的不满和恐惧。在平时,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白种人移民,已经在劳动市场的低端白领职业占据优势。近年来源于逃避中东战火,冒死经过地中海蜂拥而至的穆斯林难民,更引发了许多英国底层民众基于十字军东征的宗教冲突历史想象,让极右派政客有机可乘。
最典型的莫过于英国独立党党魁法拉奇,他大肆利用欧盟对中东难民问题束手无策的窘境,大肆挑拨英国民众的集体恐慌心理。其中最引起争议的,是独立党制作的一张海报,以2015年在斯洛文尼亚拍摄的现场照片,显示皮肤黝黑的人龙延绵不绝,用红体大字写上“断裂点——欧盟辜负了我们全体”,海报底下再注明:“我们必须从欧盟解脱并重新控制我们的边境”。任何关于脱欧对英国经济伤害的理性论述,恐怕都敌不过这张海报的恐吓效应。
当然,支持脱欧的民众,本身的经济状况每下愈况,也是民粹主义滋长的温床。欧盟会籍所代表的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理念,造福的仅是占社会少数的知识精英;大多数民众不只没享受到经济利益,更面对工资停滞甚至失业的痛苦。公投结果也反映了这种现实,除了精英集中的大伦敦地区,整个英格兰几乎都支持脱欧。底层民众的切身之痛,促使他们即使冒雨,也积极出来投票。占据理性高地的留欧派选民,则缺乏这样的热情。
可以说,脱欧公投的经贸自杀行为,是仇外愤怒情绪狗急跳墙的胜利。它对当代政治学者,特别是大众民主政治的研究,提出了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如果集体决策不是基于理性,民主的价值又在哪里?在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国,同样面对类似的拷问。在奥兰多夜店6月12日枪击案受害者尸骨未寒之际,美国参议院在全国超过七成民意赞成控制枪械的压力下,于6月20日竟然驳回四项控枪议案,让舆论为之哗然。
政治学者会说,全民公投是最不理想的民主决策方式。因为要民众针对复杂难懂的公共课题,做出赞成或否决的单向选择,本身就是非常粗糙和不理性的过程。代议制相对而言才是更为精致的做法,由理论上对课题有较全面理解的民意代表,在议事厅上聚焦讨论课题利弊后再表决,才能得出更好的立法结果。参议院否决控枪的表现,无疑也否决了上述关于代议制优越性的假设。
控枪失败的例子所说明的,非但是理性和常识的失败,更是制度的失败。让民众自由买卖枪械,无论在什么社会,肯定将造成灾难性后果。美国控枪派最常引述的例子,是澳大利亚在1996年塔斯马尼亚发生35人惨死的枪击案后,立法控枪,20年来没有再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枪击案。其他社会诸如日本、新加坡,同样因为控枪而不发生这种匪夷所思的悲剧。但是,面对拥枪派似是而非的逻辑,基于经验事实的常识却一筹莫展。
最关键的不外是利益对制度的影响。以全国步枪协会(NRA)为代表的美国拥枪派,尽管宣称全国有500万缴费会员,毕竟仅占整体选民的沧海一粟。但是,其会员却热情地关注单一课题:防止控枪。这种只需要“说不”的动力,比起注意力分散的社会大众,显然更有力量。协会会员每逢控枪议案要表决,一定动员去影响自己的民意代表,确保他们出席投票,反对任何控枪议案;加上协会因为有军火商支持而财雄势大,在选举时能够击败控枪派候选人,所以尽管枪击悲剧接二连三,美国国会仍是巍然不动。
理性不敌情绪,少数压制多数,民主体制近来的荒谬表现,让一切不思议事都变得可能,包括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经历了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总统这个景象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他在公投成绩揭晓后对英国人表示祝贺,并表示这与美国政治有异曲同工之妙。特朗普说:“我想我看到了很大的可比性。人们要重新掌握自己的国家,他们要独立自主”。他预言,脱欧只是一个开始,更多国家的国民将要求控制自己的国界,取回货币政策决策权,美国也在上演同样的事情。
脱欧、控枪等重大课题,在撕裂英美社会的同时,更瘫痪了他们的民主政治。大众民主13岁智商的“从众心理”(mob mentality),足以让国政空转。排外、仇恨等激烈的情绪,比理性论述甚至利害计算更具动员能量。英国人脱欧的经济自杀和美国人拥枪的自我残杀所凸显的反智,似乎宣告了一人一票的“天命”神圣性的瓦解。特朗普总统则将会是大众民主棺木上的最后一根铁钉。政治学者如何诠释这股“时代精神”(Zeitgeist),恐怕也颇费心思。

原载2016年6月26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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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主义的悲剧

 

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夜店枪击案,象征了不同的极端主义碰撞时的破坏力,以及其悲惨后果。从大处说,这恐怕与传统社会价值规范崩解、个人主义价值观取而代之不无关联。因为大家都只从自身立场和权利思考,尤其在重大公共课题的分歧上,越来越不会妥协。互不退让的结果,是各方逐渐倾向极端,而社会也因此撕裂。
极端主义肆虐的现象不仅限美国,本地支持LGBT(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的芳林公园粉红点集会,今年就出现反对者指控外国企业介入赞助,支持者指控有人在网上对集会发表暴力言论等事端。若任其发展,势必将增加社会的对立情绪,最终导致撕裂。如何包容、不挑衅、理性对话,学习折中妥协,已经是国人必须尽快恶补的公民课。
奥兰多枪击案背后的极端主义,大致上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基于自由主义所发展出来的“个人极端主义”,即LGBT平权运动。这个运动强调性向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并由此争取享有正常人的所有权利,包括婚姻权。第二是从伊斯兰信仰所衍生出的“原教旨恐怖主义”,目前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在意识形态上,他们把自由主义价值等同于罪不可赦的道德堕落。第三种不妨称为“宪法原教旨主义”,他们奉美国联邦宪法为不可质疑的金科玉律。美国反对禁枪的势力正是利用宪法第二修正案,成功阻拦任何管制枪械的立法。
奥兰多夜店是当地LGBT聚集的场所,因此枪击案的受害者大多正是“原教旨恐怖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据枪手的父亲说,凶手在行凶数周前因为目睹两个男子当街接吻,感觉被冒犯而怒不可遏。自由主义者会轻蔑地形容这种现象为“恐同症”(同性恋恐惧症),但是对于信仰唯一真神的亚伯拉罕诸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的虔诚教徒,他们并不接受世俗主义把同性恋先除罪后合法的作为。对于走火入魔的宗教极端主义者,杀戮便成为解决的手段。
“原教旨恐怖主义者”之所以能在奥兰多加害于“个人极端主义者”,正多亏了“宪法原教旨主义者”。尽管美国近年来接连发生骇人听闻的集体枪击案,包括2012年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有20名6岁和7岁的小学生遇害,“宪法原教旨主义者”却丝毫不为所动,仍然坚称“人杀人而非枪杀人”的观点。代表这股力量的全国步枪协会(NRA)财雄势大,长期资助拥枪派政客竞选打败禁枪派民意代表,因此国会和地方州议会均不愿得罪它。美国民间流通的各类枪械估计高达3亿支,用枪行凶易如反掌。
如果不是走到极端,这三种意识形态都有其正当性。LGBT群体传统上被主流社会视为变态而遭到排斥、打压,其受害者意识其来有自,所争取的平等权利也不无道理。但是随着LGBT日渐成为美国主流(原因复杂,包括流行文化对年轻一代潜移默化、LGBT群体的经济实力所带来的话语权),却出现了反客为主的现象,昔日的被害者变身为今日的压迫者。近期美国关于公共厕所使用的争议里,坚持男女分开如厕,反对自称为“性别流动”的男性使用女厕所的学校,被描绘成歧视LGBT,甚至因此被联邦政府起诉。
宗教信仰是许多社会长期的道德秩序支柱,但是宗教的排外本质,在历史上也造成许多压迫异端的现象。当年为了逃避天主教压迫,从欧洲移民新大陆的不同派系的新教徒,上岸后却开始相互欺凌。美国的开国元勋因此制定了政教分离的宪政精神,保障各派井水不犯河水,自由信仰。但是,并非所有的信徒都接受这个精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不必说,连美国本土的一些基督教会,在许多社会课题上还是继续持极端立场,反对诸如堕胎、同性恋、给孩子打预防针、进化论等现代世俗价值。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原意,在于确保民间有足够的武装自卫能力,来抗衡可能出现的独裁者,非法利用国家暴力机器奴役人民。在使用毛瑟枪的16世纪,这种思考有所依据,但在武器杀伤力越来越恐怖的21世纪,拥枪的意义已经变质。首先,无论如何装备,民间实在不可能再同国家暴力机器抗衡。其次,更为关键的,民间拥枪所导致的副作用已经太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显示,2013年有3万3169个美国人因自杀、他杀、意外等死于枪下,远超在国外阵亡的美军人数。类似奥兰多夜店的枪击案的威胁,更让普通人惶惶不可终日。
伴随极端主义崛起的是社会中道力量的相对式微,奥巴马政府出于政治正确考量,且担心出现“伊斯兰恐惧症”的影响,一直拒绝公开讨论本土极端恐怖主义的宗教关联;因为害怕被贴上“因存有偏见而心胸狭窄者”(bigot)标签,很多美国知识分子不敢对LGBT运动的极端化提出批评;主流社会的一盘散沙,也难以改变NRA掌控联邦与地方立法机构的现状。
越来越高调的粉红点集会,似乎正把美国社会的不同极端主义之间的“文化战争”移植过来。本地回教和基督教社群的反弹,或许是一些信徒感觉被高调挑衅的情绪化反应。在社会中道力量还未被极端主义颠覆之前,国人必须防微杜渐。

原载2016年6月19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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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已无道

家里座机响起,显示的是个陌生的本地号码,心里不由得一阵莫名的紧张。对方用英语自称是人力部的调查员,提醒我还没有完成邮寄给我的《全面劳动力报告》调查,并询问是否方便在电话中进行。由于口音的确是本地人,之前确实有收到人力部的来信,职业之故也明白调查的意义,加上周休在家,便同意电话调查。开始提供个人资料时,家人不安地提醒最近身边所发生的诈骗事件,于是问对方如何证明其身份。按对方所提供的人力部查询电话和工作证号,用手机确认无误后,因为家人还是担心,最后决定自己尽快上网完成调查,终止了这通电话。

之所以人心惶惶,是因为亲友当中有人最近接获自称中国公安的诈骗电话,不慎透露了个人资料给对方。另外一名长辈也接到自称电信局的讲英语的电话,懵懵懂懂间连信用卡号也告知了对方,挂电后突然惊醒,即刻通知银行销卡,所幸没有钱财损失。长辈后来说,以前总觉得受骗者为何那么糊涂,一旦自己遇上电话骗子,才知道有多么容易上当。自己此前也接到显示本地号码的华语语音录音电话,自称某知名国际快递公司,宣称有包裹要递送上门,然后要我按键选项。当时立即意识清醒地挂电,还记得脑中有声音告诉自己,国际快递公司怎么会用华语电话语音服务?

我把这个经历在社交媒体分享,竟然有不少朋友留言说遇到相同经历,其中更有朋友表示,已经决定从此不接来历不明的电话了。

诈骗集团的手法推陈出新,花样百出。在社交媒体就读到这样的故事:有人接获自称快递公司的电话,说有包裹要送上门。接着果然有身穿制服的快递员送来包装精美的礼品红酒,当事主还在猜是哪个朋友送的神秘礼物时,快递员表示因为是酒类,需要收取几块钱的手续费,但是公司不准他收现金,便拿出一个信用卡刷卡机。因为故事编得合情合理,加上金额不大,事主不疑有他,就刷卡付款。后来发现被诈骗集团盗刷了几千元,才惊觉快递员的刷卡机原来是拿来复制信用卡资料的。

除了这种滥用人们对社会秩序的信任感行骗的伎俩,另一种同样可恶的电话骗术,则是假冒家人的朋友骗说家人意外出事,需要金钱应急,更甚的是骗说家里小孩被绑架,要求赎金。这是给事主制造心理恐慌,利用其恐惧感行骗。无论哪一种骗术,都只能用“下三滥”来形容,传统上恐怕也为行走江湖者所不耻。《庄子》说“盗亦有道”,就算走偏门,也还是不能不讲究规矩的。

骗术向来利用的是人性的弱点,而且主要是人的贪念。所以小时候师长教诲“不义之财毋苟得”时就告诫说,只要不贪,就不会被骗。很多的骗术,都是利用人们侥幸的心理,本以为可以不劳而获,最终却得得不偿失。从行骗者的角度,骗术的“道”在于受害人也得承担部分的责任,因为他们自己首先心术不正,才会上当受骗。换言之,被骗的本身也不是“好人”,所以“罪有应得”。但是,这套骗子用来自圆其说的道理,却完全不适用于当今的电话诈骗集团,因为他们下手的对象,并非贪小便宜的“坏人”。

1973年赢得奥斯卡最佳电影的《老千计状元才》(The Sting),取材自真人真事,讲述一群老千为了替同道报仇,布下精心设计的大骗局,对付比老千更坏,不惜买凶杀人且收买警察的黑社会头子。戏中对于两名老千主角以及一帮老千的描绘,当然不无美化之处,但也多少反映了“盗亦有道”的观念。

今天的骗子针对的却是安分守己的普通人,甚至教育程度不高、缺乏英文能力,或者年长者等社会弱势群体。骗子利用的不再是受害人的贪心,而是无耻地操弄他们对亲人的关心,以及对陌生人的信心;后者更是罪大恶极。经济学已经证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程度,决定日常交易成本的高低——社会互信越高,交易成本就越底。电话诈骗集团的作为,正是在削弱宝贵的社会互信,让一般人开始养成对陌生人的戒心。长此以往,势必增加社会交易成本。

改用不那么市侩的角度说,理想社会环境应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到过日本旅行的人,多少能体会这种境界)。这必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高度的互信和尊重上面,而这种教养则是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正如古人所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电话骗子的手法,很容易在短期内摧毁社会长期累积的互信。所以今天电话诈骗集团的恶行,本质上不亚于江洋大盗,因为其作为不但同样导致社会人心不安,还伤风败俗。当局实在有必要正视这个威胁。

盗已无道,反映的或许是这个时代人心的败坏。如今流行的不外是金钱至上的价值,玩的是赢者全拿的游戏。华尔街大鳄翻云覆雨,诈骗了全球投资人,不但得以全身而退,如今还继续呼风唤雨。这或许也应了《庄子》“盗亦有道”说的意涵:普通人必须实践圣人之道,才可以修养成为善人;坏人也必须假借圣人的大道理,才可以做成真正的大盗贼。

原载2016年6月12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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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选举的桑德斯效应

 

关心美国总统选举的观察者均同意,2016年的总统党内初选,已经发生了前所未见的颠覆性现象。在17名共和党候选人当中,属于体制外的纽约房地产商特朗普过关斩将,把党内精英所属意的候选人打得落花流水,连一路缠斗的主要对手克鲁兹,也在5月3日的印第安纳州初选大败给特朗普后,黯然退选。另一名得票率持续殿后的参选人、俄亥俄州长卡西奇隔日也终止了竞选活动,让特朗普成为共和党的不二人选。而且特朗普越面对党内主流势力的强烈反对与抵制,越获得草根支持者的热烈拥簇。他所代表的民粹力量,不但揭露了共和党主流已经同其基层严重脱节,更可能因为他最终成功取得参选资格,而导致共和党发生根本性的分裂。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民主党的党内初选。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在挑战众望所归的前第一夫人、前纽约州参议员、前国务卿希拉莉时,也是后来居上,一度对后者选情构成不小的威胁。一直到4月19日的纽约州初选,希拉莉以58%高票获胜,以及随后4月26日东北五州的“超级星期二”初选里赢得四州,才算稳住了阵脚。尽管大多数民调专家都相信,除非桑德斯在接下来各州的初选,都取得八成以上的压倒性胜利,他打败希拉莉的机会将非常渺茫;但桑德斯的支持群众却依然斗志昂扬,他自己也誓言将参选到底。桑德斯5月3日在印第安纳州以落后7个百分点的劣势赢得初选,再度让希拉莉陷入苦战。
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现象,并非美国所独有;在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攀高的欧洲诸国,同样掀起类似的排外政治风潮,也造就了一批极右派的保守政客崛起。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反智主义,甚至带有些许法西斯主义味道的政治主张,在西方民主社会已经成为舆论担忧的课题。但是桑德斯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却是另一种值得讨论的现象。尽管他角逐民主党总统提名,桑德斯并非民主党员,而是在参议院与民主党结盟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在美国政治光谱属于少数左派。传统上,“社会主义”在美国是个政治禁忌,几乎被当做共产主义敌人的代名词,而他居然获得民主党基层的热烈共鸣,不可不谓异数,也反映了美国政治气候的重大改变。
其次,桑德斯的政治主张,一度是被信奉自由市场的主流精英所唾弃的“大政府、高税收”福利主义,在主流舆论市场也不被看好。可是他却得到年轻选民大比例的支持,显示了美国正出现一种新的世代政治断层。

希拉莉或弹尽粮绝

再来,桑德斯的竞选策略是坚持不接受大财团、大企业以及超级富豪的任何政治献金。这在耗费巨大的美国总统选举里,毋宁是天方夜谭。很多候选人正是因为政治献金不足,最终含恨沙场;可是桑德斯却经由民众的小额捐款,一路参选到底,甚至有后市看起的情况。
据美国媒体报道,希拉莉在2月时已经面临竞选经费不足的窘境,因为她的主要金主都已经达到捐款顶限,无法再继续提供献金。希拉莉被迫挪用民主党总部的资金,甚至传闻向共和党金主抛媚眼,来支付自己的竞选开销,引起了桑德斯阵营的抗议。本来,舆论都相信希拉莉应当在2月时的初选就会击败桑德斯,取得参选资格,不料在3月却折戟大票仓密西根州和夏威夷;雪上加霜的是,保持进取态势的桑德斯更在3月间获得超过4000万美元的小额捐款,让其团队士气大振。
希拉莉至此只能依靠“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的资助。美国最高法院在2010年以保护言论自由为名,裁定企业,工会和其它特殊利益集团可以任意花费数量不限的金钱,捐给Super PAC这类新型的政治团体。这些政治团体则可以不受限制地花费资金,可以无限制地筹款。虽然法律规定Super PAC不能同所支持的候选人竞选团队协调行动,但却因为规定存在许多灰色地带而不易管理。问题是,金钱收买了政治正是本届大选的课题之一,希拉莉此前因为收受华尔街67万5000美元的巨额演讲费而备受质疑,接下来主要靠Super PAC资助,必然增添其财团代言人的负面形象。
反观桑德斯,他的竞选团队在5月1日宣布,他们在4月份从将近100万笔小额捐款中筹得2580万美元,远高于平均的每月1700万美元。对比代表民主党甚至美国政治主流、获得社会精英支持的希拉莉,截至2016年4月底共筹得2亿5620万美元,桑德斯的团队在同时期一共从740万笔小额捐款中,筹得2亿1000万美元,而且后续的捐献来源似乎并没有停止的迹象。这笔政治献金所代表的民意支持率,显然是可观的。
从桑德斯的政治主张,他在民主党基层以及无党籍中间选民当中所引起的巨大共鸣,以及他的竞选团队至今仍然气势如虹,显示他所代表的这种求变的政治理念,具有强大的社会能量。对比当下的美国政治现实,甚至可以说桑德斯正在引领一场美国式的政治革命。我们在这里不妨大胆地判断,无论他最终能否代表民主党参选美国总统,桑德斯革命很可能并不会因为总统选举的结束而停止,而且在7月25日的民主党大会正式推举总统候选人之前,桑德斯革命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革命的对象

应当说,这是一场酝酿已久的政治革命,表面上针对的是越来越让美国民众有切肤之痛又深恶痛绝的社会不公不义,实际上也冲着导致这种不公不义的既有利益结构所撑起的体制——寡头政治——而来。桑德斯是这么说的:“这就是寡头政治的面目:今天,在顶端的1%人口中的十分之一,拥有相当于底层90%人口的财富。这些1%的十分之一的人,提供占所有政治献金的超过40%。亿万富豪阶级掌握了政治制度并从中受惠。”0.1%的超级富豪阶级的身家,与90%美国人的资产一样多,焉能不革命?
这也能解释为何备受看好的希拉莉,迟迟无法在初选里一劳永逸地取得压倒性胜利。因为她所代表的“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理念,她与华尔街亿万富豪藕断丝连的关系,正是不少民众欲除之而后快的革命对象。
寡头政治的弊端,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以及后续的发展中暴露无遗。当时掀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今天桑德斯革命的先声。华尔街金融巨鳄的贪得无厌,以及闯祸后由政府与全民买单,还得到共和民主两党的政治护航而得以全身而退的残酷现实,激起了巨大的民愤。但是,占领运动由于缺乏鲜明和有魅力的领袖以及具体的纲领,很快就因为失去抗争焦点,流失了民间的认同和支持而无疾而终。可是它所留下的革命火种,则在靠主张改革的奥巴马执政八年,但无法根除弊端后的2016年总统党内初选卷土重来,而且组织及声势远比占领运动更为有力。
共和党的特朗普同样也是凭借这股东风取胜,但是他所吸引的主要是自觉被共和党精英蒙骗,但是却不认同自由主义价值的底层白人民众。他们对现状的愤怒无处发泄,对未来的恐惧不安无处安顿,终于在口不择言的特朗普竞选活动里获得出口。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经特朗普持续的挑逗和煽风点火,隐然成为类法西斯的民粹主义,破坏力有余,建设性却不足。桑德斯革命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一贯的改革主张始终如一,而且是通过诚恳说理的方式反复宣导,逐渐凝聚了民众求变革的共识,且指引一条可行之路。
简单地说,导致不公不义现状的罪魁祸首,是19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所引领的市场化改革。这个后来被冠以“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称谓的意识形态,认为政府是制约个人创造潜能及自由的万恶之源,一切公共事务的决策应当交给自由市场来定夺。《我们是如何到达这部田地?》(How Did We Get Into This Mess)一书作者蒙比鄂(George Monbiot)4月15日在《卫报》撰文说,新自由主义是针对1970年代西方左派的国有化、福利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弊端而出现的意识形态,一度的确纠正了福利社会的毛病,带来全新的经济活力;可是它逐渐异化为迷信市场万能,最终所导致的贪婪、贫富悬殊、环境破坏等问题,以及民主政治被寡头政治所取代,在2008年金融危机里尤其暴露得淋漓尽致。蒙比鄂批评说,西方左派的失败,就在于无法提出新的答案,使得2008年以来所累积的人文社会问题日益尖锐化。
桑德斯的出现,似乎部分地回应了蒙比鄂的批评。他的竞选纲领,几乎完全针对新自由主义肆虐这么多年所导致的恶果,并提出对应之道,包括如何减缓贫富悬殊,重建社会公义,防止气候暖化等威胁美国乃至世界的挑战。他也誓言,要把美国人热爱的民主体制,从寡头政治手中解放出来。

民主党两种理念的较量

2016年的民主党总统初选,因而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理念——桑德斯所代表的“社会公义”,对垒希拉莉所代表的“自由市场”——在争夺党内的主导权。希拉莉继承的是其夫婿克林顿当总统时的政治理念。克林顿在1992年当选,靠的正是提倡所谓的“第三条路线”(the Third Way)——这与当时英国工党的首相布莱尔异曲同工。“第三条路线”说穿了就是颠覆传统左派的福利主义,通过“去监管”(deregulation)让企业和市场获得更大的空间。克林顿的当选,正是因为其“自由市场”主张获得了大企业、大财团以及华尔街的青睐,而传统支持者如工会等,又不可能选择共和党这个阶级敌人。一手制造2008年金融危机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就是在克林顿主政时期的“去监管”政策,而变得“大到不能倒”,进而裹挟了美国实体经济。可以说,奥巴马八年的施政理念,也没有太背离这套意识形态。
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则强调保护社会免受资本主义强力剥削的政治主张。他的矛头一直指向亿万富豪,以及其所操控的寡头政治,因而也被其批评者形容为代表99%对抗富有的1%的“仇富政治”。他在竞选演讲不断对支持者强调美国0.1%的富豪阶级,拥有相当于底层90%人口的财富,并且已经收买了两党政客为其利益服务。监督选举的多个民间公正组织在查证了数据后,均证实桑德斯所言不虚。
针对贫富悬殊现象,桑德斯要求打破既有体制所造成的结构性不公平。他的主张包括改革税制,要求大企业与富豪缴纳更多税;全民免费医疗;大学免费;设定最低工资和活命工资(living wage);杜绝金钱政治;投资再生能源;住房公义;强化社会保险;打击药商垄断等等一系列带有强烈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其实这也并非是新思维,而是朝向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历经杜鲁门、肯尼迪、詹森等民主党总统的政策回归。套用中国传统政治概念,桑德斯革命,体现的毋宁是“恢复三代之治”的仁政。
只要对比罗斯福上台前后,以及当前的美国财富分配,就能明白桑德斯革命的重大意义。在1928年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之前,全国近四分之一的财富集中在1%人口手中;2008年的财富分配大约也接近了这个危险水准。在罗斯福推动重视社会公平的新政后,这个比例在1944年二次大战结束前,一直到1970年代末,基本都在10%上下徘徊。连共和党的埃森豪威尔总统(1954年至1961年)任内,富人最高税率都高达90%。里根在1981年上台,推动偏重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通过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劫贫济富,来支付富人和大企业的减税,开始逆转此前的财富分配原则,让贫富差距扩大。到1986年,1%人口已经掌握了全国近16%的财富。此后都是在16%以上浮动,唯有在金融危机前后突破20%,但这种比例显然不可为继。
进入21世纪以来,大部分美国人的生活品质其实在下降,工作岗位因全球化而外移,工资多年停滞,基础设施常年失修,中产阶级不断萎缩。美国民间智库资本研究院的科学部主任格纳(Sally Goerner)博士撰文说,桑德斯和特朗普的异军突起,显示美国的寡头政治已经逼近崩解。她认为寡头政治的本质就在于不断向社会攫取财富,并且用累积的财富收买政治权力,抵制社会改革。但是这并无法长久,最终必然面对社会力量的反扑而崩解。2016年两党的初选正是这种反扑的开始。

桑德斯革命的胜利

纯粹就数字而言,桑德斯赢得民主党总统参选资格的胜算不大;但是从革命的大视角看,桑德斯参选的初衷却可能已然实现。短期而言,桑德斯革命的效应在于它已经逼迫希拉莉部分放弃克林顿的“第三条路线”。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希拉莉在初选时终于公开质疑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合理性。这是她担任国务卿时强力支持的自贸协定。对于美国基层民众,自由贸易等同于大企业把工作机会出口到工资更便宜的发展中国家。在自己与华尔街的利益关系一再遭质疑后,希拉莉也改变立场,主张加强对金融业和大企业的管制。简言之,面对桑德斯挑战的压力,希拉莉所代表的民主党主流正开始左倾,尝试摆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正视基层支持者的利益诉求。
桑德斯革命的中期效应在于他已经启动了革命进程,特别是重新唤起了美国年轻人的理想和改革热情,并形成一股社会运动。这股力量将持续逼迫原先出卖了基层支持者利益的民主党精英,回归这个党所代表的进步主义和传统自由主义理念。当前的年轻世代,是一个自己的未来已经被寡头政治透支的世代。由于日益严峻的贫富差距,以及社会上升流动的机会锐减,他们并无法像父辈那样,期待未来的生活会更好。例如,许多大学生甫毕业,就已经欠下巨额学费贷款。2016年就有三分之二的大学毕业生平均背负3万5000美元的债。美国学生负债总额在2012年就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了信用卡债和车贷的数额。
美国年轻人也是政治冷漠的一群,以至于自己的权利及未来被政客典当。桑德斯革命罕见地唤起他们的政治激情。如果他们能够维持当前的政治热情,踊跃出来投票,则不仅能够影响总统选举,接下来同样关键的国会参众两院选举,也足以淘汰目前已经被大企业和利益团体收买的议员。在目前看来,这还是机会非常渺茫的可能性。但是,面对希拉莉的巨大选举机器,桑德斯在众多民调里都获得年轻人的普遍支持,不管是哪个种族,桑德斯在30岁以下的选民群体,其支持比例平均是希拉莉的五倍。这位74岁的白发老人竟然获得20岁世代的强力支持,不啻是本届大选的异数。
眼下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桑德斯继续竞选至7月民主党党大会,届时迫使党领导层修改政纲,纳入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福利主张,以换取他的支持者接受希拉莉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另外两个现在还不能排除的可能性,是桑德斯向党内的所谓超级代表(super delegates)摊牌,要求他们修改竞选章程,放弃在党大会自由投票的权利,未来必须根据所属州的民意投票。这将给日后的革命者奠定挑战党中央的基础。另一个可能性是威胁民主党要脱党参选,成为第三股势力。这将导致民主党分裂,并可能丢失赢得总统选举的机会。在特朗普成为共和党准候选人之际,让特朗普成为总统的梦魇,或许会打乱整个民主党支持希拉莉的布局。
1988年,年轻的创作型黑人女歌手查普曼(Tracy Chapman)一炮而红的专辑里,所收录的一首《他们正诉说着一场革命》(Talkin’ ’bout A Revolution),已经预言了桑德斯革命的来临:“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正诉说着一场革命。这听起来像耳语。”28年后,这一曲成为了桑德斯竞选场合的主题歌之一。“当他们排队领取救济金,在救世军的门前哭泣,浪费时间在求职所苦候,枯坐着等待升职。穷人将揭竿而起,并分得他们应得的份额。穷人将揭竿而起,拿回那原属于他们的……”

原载2016年6月至9月第29期《怡和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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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的虚与实

 

跟去年一样,南中国海岛礁的主权争议,势必成为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简称“香会”)的重要主题。中国和美国自去年以来,已经就此多轮交锋,甚至从唇枪舌剑上升到近乎短兵相接的地步。一些观察家因而担心,北京对“重返亚洲”策略的疑虑,随着华盛顿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动作不断而加剧,一场“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新冷战悲剧,恐怕已经揭幕上演。据报道,为了反制美国持续以自由航行名义,派军机军舰巡航中国所控制的南中国海岛礁,北京正考虑在明年于该海域设立防空识别区。
对于中美乃至日本、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南中国海形势的趋紧无疑是其所关注的安全议题;然而在此之外,其他的区域国家恐怕却因为面对不一样的安全挑战,而对“香会”议程存有不一样的优先顺序。对比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南中国海安全形势,全球极端恐怖主义对各国安全的威胁,恐怕更为真切实在。伊斯兰国组织要在东南亚建立哈里发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菲律宾南部长期沦为其策动区域恐袭的温床,泰国南部同样不断遭遇恐袭。穆斯林居多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更有国人前往中东参加“圣战”,一些则已经回国,准备在家乡起事。
南中国海的安全,事实上还不成其为问题。尽管各国特别是中国在自己所控制的岛礁填海造地,一些主权声索国也不时会因为他国渔船越境,而发生海巡船逮捕渔民,然后外交部照例抗议的事件,但包括以“自由航行”介入的美国在内的各方,至今都保持高度的自制。换言之,南中国海问题其实是可控的,因而并不对任何国家构成真正的安全威胁。对比这个“虚”的安全议题,对各国国内设施乃至公民展开恐怖袭击的威胁,才是迫在眉睫的实在问题。菲律宾、泰国、印尼都已经实际受害,马国也相继逮捕了藏身于警察、军队及公务员队伍的伊国组织分子。新加坡政府近日也一再强调,恐袭的发生不是“会否”而是“何时”的问题。
因此,“香会”并非不能讨论南中国海问题,但却不应让此掩盖了其他课题的空间,尤其是真正影响各国安全的恐怖主义威胁。除了东南亚国家,参加“香会”的美国及西方国家还处于反恐战争状态,自身始终警惕国内的恐袭;日本有国民在中东被恐怖分子斩首;中国的新疆也面对类似的极端宗教恐怖主义威胁。这均表明与会国有必要投入更多心思,讨论真正影响它们的安全问题。
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表现,或许有参考之处。他此前在菲律宾南部的达沃市长期担任市长,对该地区的共产党叛乱和伊斯兰恐怖组织肆虐有切身体会。因此他在当选后,大胆地颠覆了前任总统的安全关注顺序,宣布将改变同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主权的对抗性立场,并且同菲律宾共产党和穆斯林叛军代表会晤,要为日后举行和平谈判铺路。菲南的武装冲突,40年来已经夺走12万条人命,导致上百万人流离失所。处理这个真正的安全问题,远比为小岛礁做意气之争更有意义。
美国智库学者施泰因伯克(Dan Steinbock)日前撰文分析,杜特尔特并不相信充当美国的马前卒符合菲律宾的国家利益。杜特尔特不认为美国将信守其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所以对抗中国有害菲律宾利益。他觉得一边倒地亲近美国不但不利解决菲南穆斯林叛乱,和美国一起抗衡中国,也吸引不到中国资金。所以他主张与中国和解,鼓励北京投资菲律宾基础设施,既发展菲律宾经济,缓解社会贫穷,也可能借此改善菲南安全形势。施泰因伯克因此形容杜特尔特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自豪的民族主义者、务实的外交决策人”。
菲南阿布沙耶夫叛军自2014年宣布效忠伊国组织后,就开始通过绑架外国人,勒索赎金来资助区域的恐怖主义。东马沙巴州就因多起绑架案而终止同菲南的水路贸易。印尼也计划同马国及菲律宾,在阿布沙耶夫出没的苏禄海域,以及该组织活动的其他菲南水域展开联合巡逻。这将有助于遏止恐怖主义的资金、武器及人员流向印尼及马国。讨论像这一类的合作,一方面才能对应真正的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也提供各国合作的机会。试想,如果中国和美国等都参与本区域国家在这方面的反恐需要,对缓解南中国海的紧张或许不无帮助。

原载2016年6月3日《联合早报·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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