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哈莉玛在第14届国会开幕式发表施政方针时说:“在国内,新加坡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新一代的新加坡人正在成长。我们有了新的愿望和期望,包括希望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以及看到更强有力的制衡。”
联系到人民行动党在今年全国大选后的检讨,不难想象这是执政党对自己选举成绩不尽理想理由的判断之一,即年轻人希望探讨此前被视为敏感政治禁区的种族、宗教等课题,对政府家长式的治理方式不满。
且不论这个判断是否准确完整,既然执政党自己得出这个结论,并且宣之于施政方针上,后续就必然会表现在政策上,开放更多的言论禁区。但是,总统也不忘提醒:“在每一代人当中, 有些人想重新讨论敏感的问题。 年轻国人更倾向于坦率和公开地讨论,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不过, 这种对话必须保持克制和互相尊重,因为种族、 语言和宗教将永远是本能性的课题。”对于保持克制和相互尊重的提醒,我深表赞同。
每一代的年轻人都富于理想性,这也是人类文明前进的动力。但是,光有理想并不足以带来所欲的良好结果,单纯讨论也未必就能得出新的答案;任何探讨,必须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更必须立足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后者则是缺乏人生阅历的青年所仍待充实的。
可是既然我们接下来或许会开始涉足这些敏感领域,这里不妨先反思一些问题并探讨一些可能存在的陷阱,为应对今后可能凸显的社会矛盾做些心理准备。
公正平等的诱惑
年轻人希望看到更公正平等的社会。社会不公平最直观的存在,就是贫富差距和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表面上看,这当然违背了人人平等的想象。但是,这种想象却存在很多盲点。首先,很多人把平等误解为“结果的平等”,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因为每个人的天赋不同,表现在能力、努力、运气上各不一样,所取得的成果当然不同。如果强求结果的平等,反而导致更大的不公不义。
第二,机会平等也只能是一种“心向往之”的价值,因为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意味着处于金字塔不同位置的人,所能得到的机会也不同。人际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产,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所获得的机会,肯定比底层的人更多。我们所能追求的,是确保社会有足够的流动性,让底层的人或他们的孩子,有更多机会向上流动,尽管底层的人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第三,金字塔型社会是一种人类历史的现象,古今中外皆然,也未必是罪恶的。想象一下,如果家人需要动手术,是不是要找最有名的外科医生来开刀?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医生,当中更少人能成为外科医生,而厉害的外科医生尤其凤毛麟角。人的能力,自然形成从高到低的金字塔结构;反映到整体社会,必然会形成类似的差异格局。他们的能力决定了他们的收入和财富,这才是公平的社会结构。人们为何对贪污和裙带关系深恶痛绝,因为这种不正当方式获得的好处,是对公平价值的亵渎;如果秩序的形成是正当的,就没有不公平的地方。
所以,以实现公平之名去颠覆社会基于能力所形成的金字塔型结构,本身就是对公平正义的最大违反。共产主义理想看起来很美,推行结果却是血流成河而且严重不公,形成党内特权阶级、剥削社会大众的“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公平”(语出警世小说《一九八四》;作者更正:应为《动物庄园》)的现象,而且屡试不爽,是任何拥抱公平正义理想的人所不能不正视的陷阱。
多元的无奈
新加坡的历史,决定了我们必须拥抱多元价值。英国人开埠后,为了经济需要而从中国、印度等地引入劳力,转口贸易吸引了中东商人前来定居。这些不同族群带来各自的文化信仰,形成了今天多元种族、宗教、语言的社会现实。
这个历史背景,决定了新加坡在建国后必须拥抱多元价值。当然,新马因为政治理念和原则的严重分歧而分家,进一步强化了新加坡认同多元价值的信念。二战后众多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新兴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建立在基于特定种族、宗教或语言独霸的政治安排,最终导致血腥内战乃至种族灭绝屠杀。
换言之,新加坡的多元价值立国理念,是一种历史的无奈,也是一种政治理性的选择,并非多元价值本身有任何政治上的优点。正相反,一元才是政治稳定的关键。近代史兴起强盛的国家,多是单一民族国家;美国虽然是移民国家,但是其政治信念仍然强调“合众为一”(美国国徽上的拉丁格言E pluribus unum)。
西方国家如今陷入政治和社会动荡,恰好是拥抱多元价值的结果,根据这一理念大量引入异文化移民,引发了自找的种族、宗教和语言矛盾。反观其他坚持单一民族体制的国家社会,如日本、韩国、台湾、越南、波兰等,就因为审慎严格的移民政策而避免了这些乱象。可以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多元主义其实是伴随资本全球化的产物,本身就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理想。
资本全球化使得跨国企业越来越去国家化,企业在世界各地设立产业链上的不同据点,因此鼓励不同国家的员工在世界各地的分支工作。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只看能力,不看国籍的人力分配,确实为企业带来生产力和创造力的跃升。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带来彼此相异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为企业文化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
但是,多元主义在企业文化里或许是优点,在社会国家却可能是致命伤。政治毕竟关乎利益的分配,当社会存在不同种族和宗教时,利益的分配就容易沦为部落化。因为人以群分,不同种族同处一个政治实体,必然会因为日常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价值差异而导致关系紧张,甚至恶化为利益分配时的彼此怀疑和仇视。2020年8月4日首都贝鲁特发生港口大爆炸的黎巴嫩就是极端例子,该国政治权力赤裸裸按照宗教群体分配,结果便是低效、无能和腐败的政府,以及离心离德的社会。
认清了这一事实,在讨论多元价值时,就不会天真地要去推广和膜拜它,而是小心翼翼地先确保社会不会因为伤感情地公开讨论群体差异,而造成不必要的政治紧张。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往往比很多善心人所想象的更广大且残忍无情。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左传》纪录春秋晋楚争霸有一句名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鲁国有意背弃盟国晋国,改为同晋国的死敌楚国结盟。鲁国大臣用这句话劝阻,因为鲁国和晋国都是姬姓,同族同宗,也同属中原华夏文明,而楚国则是被视为异类的南方文明,双方历史背景和文化观念不同,很难成为可靠的盟国。这句话背后,其实隐藏了立足于进化史所形成的生物心理本能的真相。
对于生物而言,生存和繁衍是两大核心本能。生存本能对于一切未知的新鲜事物,首先判断为对自己生存的威胁。科学家把一只白老鼠放在新的笼子里观察,老鼠的第一个本能是完全静止不动,因为这是它作为猎物躲避捕食者的反应。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危险发生后,老鼠才慢慢放松,通过嗅觉查遍整个笼子,确定没有捕食者或其他危险后,才正常地在笼子里活动。
科学家的第二个试验,是从一群老鼠里挑出一只,把它身上的气味洗刷干净,再放回原来的老鼠群。结果其他老鼠纷纷攻击这只味道不同的老鼠,将其杀死。因为对于其他老鼠而言,这只闻起来陌生的老鼠被视为可能威胁,因此必须予以消灭。
这些试验所说明的进化论现实是,人类对于陌生事物,包括自己所不认识的语言、宗教、种族、生活习惯的他人,心理本能甚至潜意识是当作威胁的。这也是很多多元种族社会,日常出现或隐或现歧视他族人现象的原因。当然,随着社会观念的改变和教育的普及,公开的歧视越来越不被接受,但这并不能完全改变很多人的心理或潜意识。作为社会文明的理想,持续努力消除种族、语言、宗教的偏见和歧视,必须是要坚持的目标;但是,也必须诚实接受实现这个目标的局限性。
“肤色盲”的盲点
有出国经验的人大概都有共同的经历,在异乡突然听到熟悉的“新加坡口音”,无论是新式英语还是华语,总会自然地产生亲切感。这也是一种进化本能。所谓“人以类聚 物以群分”(典出《战国策》),人是群聚的动物,在部落时代,单枪匹马的个人或许不敌很多猛兽,但是因为能够协力捕猎,所以包括像史前的长毛象这种庞然大物,都因为懂得制作捕猎工具和集体狩猎的智人的出现而惨遭灭绝。
就如同对陌生的人和事物天然不信任,人们对于自己熟悉的人和事物都有亲近感,因为这种亲近感和安全感是相关联的。强调要通过“肤色盲”原则来消除种族歧视和偏见的人,完全漠视了这种人性;而任何违反人性的理论或实践,最终都必然以失败告终。
必须指出,“肤色盲”的原意是高尚的,它脱胎自19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录得·金的名言:以品格而非肤色来判断一个人。但是,“肤色盲”理念发展到今天,却是毫无根据地把族群间的成就差异,完全归咎于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喊出“白人特权”的极端口号,认为凡白人一定是种族分子,并呼吁采取暴力手段改变不公。美国当下的“黑命贵”运动,正是这种走火入魔的表现。此前本地出现了“华人特权”的说法,就是值得警惕的邯郸学步现象。
“肤色盲”的另一个盲点,就在于没有自问一个核心问题:人们的自我认同。人的自我认同由许多维度组成,可能是职业如医生、律师、消防员、技工;可能是社会身份如父亲、母亲、丈夫、妻子;但最自然的莫过于与生俱来的种族身份,以及日常所使用的语言,家教传承的宗教信仰和人生价值等等。
这种与生俱来的的身份认同又往往是根深蒂固,不易改变的。“肤色盲”要求主动者忽视这些特征,平等对待任何人,但是却没有问过被对待的人,是否在意且坚持自己的这些特征。举个敏感的实际例子,“肤色盲”提倡者要求雇主公平招聘,但是清真馆子的老板不可能因为“公平”,而招聘非回教徒作为厨师。我们能够因此而指责清真馆子的老板歧视非回教徒吗?
在新一届国会里提出“肤色盲”理念的工人党主席林瑞莲,随后又在社交媒体抛出“新加坡人能接受非华族总理”的说法。且不论其政治动机是否是针对副总理王瑞杰的对立观点,从一个更大并更敏感的角度讨论,肤色差异所代表的不同族群的表现差异,的确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现实。问题在于,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在认知了原因之后,有可能缩小甚至消除这些差异,实现“肤色盲”的理想国吗?
林瑞莲抱怨说,她询问当局监狱囚犯的具体族群数据,却得不到回应。我向来主张政府应该尽量公开数据,尽可能做到透明,但是我们就此也必须问,公开这一组数据,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是要确定特定族群的犯罪率是否特别高,应该予以关注和制定对策,首先就必须要厘清很多相关的敏感问题,包括特定族群犯罪率高的原因是什么,是阶级因素、文化因素,还是连学术界都讳莫如深的基因因素。毋庸讳言,这些提问必然将冒犯许多人,甚至引发族群关系的紧张。我们的社会准备好面对这些后果了吗?
唯才是用未必公平
前面提到,公平作为一种理想固然可贵,但也只能尽量做到“机会的平等”而不能奢望“结果的平等”。前者的具体手段是通过提供所有人予教育的机会,让底层子弟有向上流动的可能,借以改变自身的命运。就算如此,“机会的平等”也未必能实现公平的社会;正相反,它可能还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
当前工业革命4.0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知识密集的特性。这意味着人的智商将成为决定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而科学家发现,智商无法在后天通过教育来改变,而且有超过一半的原因,取决于同样无法改变的先天基因;后天环境如家庭教养、营养摄取等占了少于一半的决定智商高低的因素。更让人不安的是,人与人之间不但存在智商的差距;族群和族群之间也存在智商的差距——犹太人平均智商高于其他族群,一直是困扰政治正确的科学界的一大问题。族群之间的智商差异,同样表现在族群的收入和财富差异上。
2020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前20名,大多数跟互联网经济有关。工业4.0的财富创造和收入增加,同对知识的掌握能力息息相关;而智商又决定了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这跟社会结构,族群歧视等被左派学者视为导致社会不公的因素关系不大。如果智商真的是先天而不易改变的现实,而智商的分布又跟族群存在某种联系,要如何达到所有族群成就相等的“肤色盲”理想,恐怕必须有非常激进的方案。然而碰触这个课题必然引发巨大的情绪反应,因此必须怀抱敬畏谦卑的心态,如履薄冰,而千万勿以替天行道者自居。
从事教育工作的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左派学者迪波尔(Fredrik DeBoer)在其新著《对聪明的宗教膜拜》(The Cult of Smart)指出,现代教育的一大结果其实就是人群智商的筛选,把高智商的成功群体挑出来,并美其名曰“唯才是用”(meritocracy)。换言之,唯才是用体制加剧了基于智商的工业4.0时代的贫富差距。这个结论值得新加坡人深刻思考,因为我们总以为“唯才是用”体制是最公平的,最能促进社会流动性的,却很少去探讨有一利背后必有一弊的阴暗面。
小结
由于课题非常宏大复杂,非自己眼下的学力所能及,因此只敢以随想的方式呈现出来,供读者参考。大自然只讲究平衡,无所谓公平;立足于自然的人性同样如此。社会制度的演进必须符合自然人性,历史反复证明,违背它只会带来巨大的悲剧和灾难。现代人推崇理性,以为理性足以解决所有问题。“肤色盲”的理想走火入魔,就是这种傲慢的体现,虽然其用心是良善的。然而哈耶克曾说过,通往地狱之路,通常是由善意所铺陈。我们无法改变身处多元社会的现实,以及其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但是我们也并非一无是处。问题固然很多,但解决问题的构想不能是希望一劳永逸;就因为人性不是绝对的善与恶,体认到这一点的孔子才会主张中庸之道。这应当是我们得时刻铭记的道理。
(原载2020年12月第44期《怡和世纪》停刊号,因篇幅所限,刊登版有所删减。初稿于2020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