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下神坛的“赛先生”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所追求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经过这些年的积淀，已经在日常意识里成为真理的化身。华人之间的对话，“不科学、不民主”都是对对方严厉的指责。但是，这两位先生在走上神坛之际，也摇身一变，成为新的迷信，被供奉为不可置疑的新权威，乃至成为个人和集体培养批判性独立思考能力的魔障。
“德先生”至今依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祇，在两岸三地，无论朝野，或镇压或反抗时，都不会忘记高举自己代表民主的大旗，仿佛如此便站稳了道德高地。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忘却了民主只是众多政治制度的其中一种，不必然是人类唯一组织社会的方式，也不必然是最理想的终极方式（还记得才流行一时的“历史终结”论吗？）
更为隐晦不见的则是“赛先生”的影响。因为是随着中国人反传统的大潮而殖民了华人的思想意识，“赛先生”在华人社会的潜意识里，尤其是其“西方”“现代”“进步”等符号或价值的替身，恐怕比“德先生”还有更不容置疑的真理性。任何的辩论，只要给对手抹上“不科学”的墨汁，就几乎胜券在握而无需再进一步讨论了。
西方科学界最近关于“复制危机”（replication crisis）的反省，或许能说明现代科学的本质，帮助“赛先生”除魅，还原科学的本来面目。代表美国科学、工程学和医学的著名专家组织美国国家科学院4月发出呼吁，要求科学界重视研究结果无法重复的问题，特别是在心理学及生物医药学这两大领域。
美国心理学界在去年公布了一份调查，270名心理学家针对美国顶尖三大心理学学刊所发表的98项心理试验结果，按照原来的方式重新试验，结果惊人地发现只有39项试验取得相同的结果。世界权威科学期刊《自然》表示，70%的科学家无法复制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中有超过一半甚至无法复制自己的研究成果。全球制药巨头德国拜耳集团（Bayer）发现，交托独立第三方实验室重复的癌症药物试验，只有25%取得复制结果。全球最大生物制药企业之一的安进公司（Amgen）则透露，在公司的53项试验中，仅有六项取得复制结果。
这个现象背后反映了诸多问题，包括科学学刊、媒体与大众、投资人等只对新颖的试验结果有兴趣，促使科学家为了出名或争取更多研究预算，竞相标新立异，甚至在试验时取巧来迎合社会期待等制度性偏差，结果导致大量研究资源因此浪费，甚至影响了后续的科学研究，进而伤害科学的信誉——美国保守派质疑气候变化、以毫无根据的副作用为由反对为孩童注射疫苗、主张在学校教导上帝造物论以“平衡”达尔文的进化论，都可以利用“复制危机”来质疑科学的正当性。
当然，自17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的长足发展以及对人类生活品质的改善，成效有目共睹，不容轻易抹杀。但是“复制危机”所反映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科学研究的本质——作为一种根据理性来理解事物的活动，它是通过反复的证实去伪来获取新知识的。这个过程由合理的假设开始，经过推敲成为理论，再由试验来确立理论的有效性。同时，理论的有效性还必须建立在同业认可的专业共识上面。这个过程的优势在于，经由类似的程序所逐渐累积起来的知识，可以经过证伪的排除法，让假设越来越合理，理论越来越精细，试验越来越深入，形成不断进步的良性循环。
可是这也意味着，在这个持续不断的知识探索过程中，理论会因为新的试验而被反复修正甚至彻底推翻——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之前，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是解释现象世界的最有效理论。有效的理论，还能够准确预测事物未来发展的轨迹。正因为这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良性循环，科学知识在任何时刻，严格说都是当时科学界最有专业共识的理论，但并非最终真理。
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科学精神首先必须建立在承认当下的“无知”，由此开始寻找证据，建立理论，甚至对于发现了与理论冲突的证据采取欢迎态度，因为这将促成理论的修正或颠覆，以至于进一步接近真相。因此，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科学罕有因为无知而产生的禁忌，一切的未知或异常都不是恐惧的来源，而是等待发现的探索对象。
这与《孟子》的“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论语》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对知识的谦卑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妙。孔子时代的理性精神，当然不全然等同于当代的科学精神，但是他对未知所采取的不断然否定的态度（“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却契合于今天的科学探索。
相对于这种对知识的谦卑理性精神，则是态度狂妄的“科学主义”。这是一种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绝对化膜拜的意识形态，以为除此都不算是知识的错误想法。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初被誉为原子核物理学之父的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所说的“除物理，皆集邮”（There is physics, and there is stamp-collecting），蔑视物理学以外的其他学科为“不科学”。从不时出现的睨视中医药学的目空一切的态度，反映华人社会对“赛先生”的推崇，大概还停留在这种非科学的心态。
五四运动转眼即将百年，人们何时才能走出对“赛先生”的迷信，培养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拥抱真正的科学精神呢？

原载2017年6月11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今年香会谈什么？

 

受邀在今年香格里拉对话（简称“香会”）发表主旨演说的主宾，是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或许是机缘巧合，澳洲近期面对地区形势的改变所做出的战略调整，很能衬托今年香会举行的地缘政治变化的大背景，以及各界对它的主要期待。
特恩布尔刚在5月16日宣布，未来40年将耗资920亿新元，建造12艘潜水艇、九艘反潜护卫舰，以及为南太平洋岛国建造31艘各类巡逻艇。这是澳洲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造舰计划，将为澳洲新增1万5000个工作机会。从澳洲内部政治视之，造舰计划难免有政党选举考量之嫌，但就外部形势观察，它同时也反映了坎贝拉对区域安全局面急速变化的判断。
这个变化加速的最大主因，莫过于特朗普入主白宫，甫一上任就落实竞选承诺，退出包含澳洲在内12个亚太国家艰辛谈判了七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同时宣布终止前任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区域战略。这两大举措，加上特朗普近乎匆促地在自家海湖庄园，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且对中国的态度前倨后恭，让亚太国家开始质疑华盛顿继续扮演在本区域传统角色的决心。
历史学者指出，澳洲是二战以来美国最忠实的盟友，从韩战以来几乎都派兵参与美国所主导的每一场海外战争，包括当前的伊拉克与阿富汗战场。但是，澳洲最近在是否参与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所展开的维护自由航行行动，却显得举棋不定。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部署军备的中国，对澳洲发出了严厉的警告。3月下旬访问澳洲的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不希望看到冷战时期各国“选边站”的情况再现。无独有偶，访问澳洲的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5月30日呼吁，希望包括澳洲在内的本区域友邦不要放弃与美国的盟约。澳洲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当中，对华经济依赖度最大的国家，出口到中国的贸易量占其出口总额近35%。
“经济上中国，军事上美国”，这似乎是2008年美国金融界精英一手炮制全球经济危机，反衬稳健的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作用以来，区域国家外交方针的普遍默契。然而，随着中国越来越高大的身影投射在本区域，加上特朗普至今缺乏清晰完整的大外交方针，区域国家似乎都相继陷入了澳洲所面对的左右为难。最让它们不解的，是在北京眼中，就很多课题的分歧，很容易会被推上“反华”的高度。在中国财力雄厚的当下，被戴上这顶帽子可能意味着不小的经济痛楚。
因此，尽可能了解中国的战略意图，遂成为区域国家外交的最新默契；年度的香会，自然是重要的机会之一。从中国的角度讲，当自身的实力越来越强，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举手投足都必然引发邻国的关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到底代表着什么样的地缘政治意味，周边国家在这些强调中国崛起的战略口号底下，是否能继续保持独立自主的空间，都是它们高度在意的课题。伴随着更多国际影响力而来的，是更大的国际义务，向世界解说中国故事，让他国能更好地理解和适应强大中国所带来的全新安全环境，应是北京所不能忽视的外交功课。

全新安全环境

这个全新安全环境，也包括日趋严峻的恐怖主义挑战。伊斯兰国组织把魔掌伸向东南亚的意图，正不断显现。它在去年已经确立要在东南亚建立哈里发国的行省，其网络宣传也开始出现大量巫语资料，目标清楚是针对散居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南部的马来族群。菲律宾棉兰老岛马拉维市5月23日遭效忠伊国组织的恐怖分子大规模袭击，近乎沦陷的现象，好像重演了组织在中东叙利亚及伊拉克战场攻城略地的手段，有别于仅是制造恐慌的自杀式攻击。
当然，自杀式攻击的效果也不容小觑，就在马拉维市民被伊国组织恐怖分子无辜杀害的同时，印尼首都雅加达巴士转换站5月23日发生5死10伤的连环自杀式炸弹袭击，泰国首都曼谷军方医院5月21日发生25人受伤的爆炸，都是在本区域2亿4000万穆斯林5月26日开始斋戒的敏感时刻。此外，菲律宾军方透露，在马拉维市发难的恐怖分子当中，发现了印尼、马来西亚甚至新加坡公民。
这些迹象大概能支持两个假设：第一，伊国组织在东南亚建立行省的计划已经付诸行动；第二，潜伏在东南亚各国国内的恐怖分子细胞组织，已经开始串联，分享人力、资源。这意味着本区域接下来势必将面对越来越大的恐怖袭击威胁，而且袭击可能会以跨境协调的性质发生。所以，东南亚各国恐怕无法在反恐上单打独斗，反而必须提高国际情报分享，甚至在必要时联合打恐。
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已经拟定在菲南苏禄海进行联合海空巡逻及分享情报，共同打击海盗、恐怖主义、贩毒、人口走私等犯罪活动。这些活动的背后，恐怕多少都同伊国组织有关。有迹象表明，在中东战场失利的伊国组织，正转向发动全球恐袭。5月22日的英国曼彻斯特自杀式恐袭，最终可能也会被证明同东南亚5月的一系列恐袭有关。因此，恐怖主义威胁不是东南亚问题，仍然是世界性的，今年的香会应当就此开展更深入的讨论，各国代表应交流反恐、打恐的专业经验，进而探讨制度性的长期反恐合作机制。

原载2017年6月2日《联合早报·言论》

不养儿何以防老

 

全球经济自2008年因为华尔街巨鳄的贪婪，导致1929年大萧条以来罕见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至今遗患无穷。尽管迹象显示，世界经济正出现回暖，可是相对于那1%的精英阶层，大多数人还是没有感受到严冬后的春意。除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所形成的民粹政治反扑，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人口结构失衡，也造成了战后新一波的大规模移民潮，进一步加剧了发达经济体的民粹和排外情绪。
从新兴经济体涌入发达经济体的新一波移民，除了躲避战乱、谋求新生活等短期因素，更因为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中东特别是非洲地区的人口快速增长，而欧洲特别是西欧地区的人口持续老化甚至萎缩。后者低生育率所产生的人口空缺，自然吸引前者的年轻人前往填补。同时，欧洲经济减速和贫富差距扩大的最大受害者当属年轻人，他们的失业率不但高于平均值，更处于双位数。这导致更多年轻人延迟结婚生子，进一步让人口老化问题恶化。
相对于这个宏观大背景，人口老化在微观层面也让退休与养老的需求越来越突出。世界经济论坛刚发布的题为《我们将活到百岁——我们要如何负担？》报告说，1947年出生的人，平均寿命可以到85岁，1997年出生的人，平均寿命则可以到百岁。医疗科技的突飞猛进，让发达经济体的越来越多人可以活得越来越长命，但是出生率的下跌却等于长辈将得到更少亲人甚至无人奉养；老人在晚年必须在财务上独立，才能维持体面的退休生活。
然而，同一份报告也指出，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的投资回报却陷入“新平庸”状态，资产回报率在3%至5%，债券回报率在1%至3%，让很多退休基金无法取得预期的收益。为此，报告向各国征集各自的养老措施，希望通过集思广益，强化发达经济体应对人口老化的能力。其中，新加坡公积金的终身入息计划，以及鼓励年长员工继续就业的措施，与加拿大、丹麦、日本、荷兰和英国等的官方与民间共12项举措，被列为参考案例。
本地的经济发展历史特殊，在短短的不到半个世纪就跃升为发达经济体，可是这也意味着在经济未发达时投入职场的建国一代，很多成员因为收入不高而无法累积足够的储蓄养老，因而也无法安心退休。如果他们又没有子女奉养，晚年时就更加需要继续工作来维生了。那些相对幸运的，年轻时有比较稳定与优渥的收入，晚年有足够的积蓄，也可以出于保持身心活跃，继续做出贡献的心理，而不选择退休。当下新加坡经济转型强调技能比文凭重要，且经验又是技能纯熟的前提，与重视年长员工的逻辑是相符的。
除了延长工作年龄，如何优化退休金制度也同样重要。当前的退休金制度有两大类，确定给付制（Defined-Benefit，简称DB）和确定提拨制（Defined-Contribution，简称DC）。DB制是指事先就确定退休后可以领取的数额，DC制则是指工作阶段确定存入的退休金数额，但是退休后所能领取的金额，却得根据存入的金额的投资回报计算出来。因为市场的“新平庸”状态，很多DB制的退休金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因而DC制越来越被青睐。
公积金的终身入息计划属于DC制，可是却兼有一些DB制的优点，比如政府以公共投资作担保，确定公积金有基本回报率，根据现有的方程式，终身入息计划的回报率介于6.5%至7%之间，而且本金余额得以由亲属继承，让会员能安心为将来的退休储蓄。此外，法令强制所有符合条件的居民加入计划，也起到了分散风险和降低成本的效果。
无论是哪一种退休金制度，其精神都是基于自己为自己负责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在传统家庭和社区伦理关系弱化的今天，这或许也是无可奈何之举。但是，无论是从个人退休保障或社会伦理的角度分析，是否还有更理想的做法呢？尽管调查显示，孝道作为一种美德，在本地社会仍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可是生育率低迷让“养儿防老”的基础显得不那么牢固。
西方杰出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家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认为，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更与其他动物一样，存在着“相互依赖”的本质。传统哲学关于人的讨论，其假设鲜有考虑到人的依赖性——从出生时的嗷嗷待哺、年幼时需要家长无微不至的保护、老年时需要家人陪伴在侧，就算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时期，偶尔也会有因病痛需要依赖家人的脆弱时刻，而身心不健全者，更得终身依赖旁人照顾。麦金泰尔表示，正是这种依赖性的本质，让美德（virtues）成为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
美德的特点之一在于“舍己为人”，与强调自我意识的个人主义权利观正好相反。如果从“依赖性”思考，基于自己顾自己原则的退休金制度安排，显然美中不足。就算它在物质上或能满足退休的需要，在精神上却毫无保障，而富足的退休生活显然不全是填饱肚子而已。这并非是好高骛远的想法，因为思考退休生活的精神和情感需要，将会影响乃至决定退休生活物质需求的制度安排。比如超越目前公积金基于个人的孤立式设计，以家庭作为基点，在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扩大到能用来帮助血亲和姻亲，彰显互助与包容精神。换一个角度，用资源共享、降低风险的原则来看待，就会比较容易理解这样的制度安排的优点。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生育率低落的不养儿时代，或许反而更突出其大同精神的必要性。

（原载2017年5月28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化学、快感与幸福

　　在2015年以前的10年里，本地20岁以下的落网嗜毒者每年平均增加7%；20岁至29岁的落网嗜毒者，每年平均增加11%。尽管2016年的数据没有进一步恶化，年轻人吸毒的现象却引起关注。该年共有1334名未满30岁者因嗜毒落网，占总数四成。在嗜毒初犯者当中，未满30岁的则有895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与传统上嗜毒者因生活不如意而自暴自弃的形象不同，今天的嗜毒者，特别是年轻嗜毒者，不少来自中产或以上的良好家庭。毒品对他们并非逃避的工具，而是享乐的手段。优异的生活条件使得他们不再满足于一般的娱乐，转而追求毒品所带来的欲仙欲死的快感。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英文的drugs就同指药物与毒品。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药物获得肉体与精神上的快感，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巫医的土方乃至道士的炼丹术，都是在追求这种灵肉的解放状态。源自英美当代流行文化的娱乐用药物（recreational drugs），也是通过这类专门让精神陷入迷惘状态的毒品，为狂欢会助兴。
除了酒精与烟草这两大类，大多数的娱乐用药物都是非法的，其中又以大麻最为流行。美国的自由派所推动的大麻合法化运动，主要论据之一就是大麻对身体的危害不会比酒精和烟草严重。但更有意思的是运动背后的意识形态，反映了自由主义因对个人的无限重视，所发展出的以个人感受为衡量标准、异于传统的幸福观。
以色列新锐历史学者、《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说，现代心理学和生物学对幸福的定义是“主观幸福感”，包括当下的愉悦感和长期的满足感。而生物学从生化与基因的研究入手，开启了对人的幸福感的全新理解。人的幸福感其实可以仅从生理现象解释——愉悦感。这种愉悦感主要来自人体的几种化学元素作用，如多巴胺（dopamine）、血清胺（serotonin）、安多芬或脑内啡（endorphins）、催产素（oxytocin）等等。
人受到外在刺激，经历正面积极的事物像获奖、加薪，或因为美好的香味、悦耳的音乐、性交高潮，催生体内这几种导致愉悦感的化学元素。如果能够由操纵神经系统入手，直接用诸如大麻、海洛因、安非他命等，催生同样的化学元素，所产生的愉悦感，是否等同于幸福？
这种幸福观主要源自于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或译“效益主义”）。他把幸福简单定义为：一个行为所导致的愉悦，减去其所导致的痛苦的差数；政府的任务在增进快乐，减少痛苦，最高原则是“最多数的人的最大幸福”。西方哲学界对于功利主义的批评很多，而这种纯粹从个人的主观感受来定义幸福的做法，也很容易走入依靠药物来制造虚幻幸福感的歧途。
强调以个人主观感知为判断标准的幸福，会从虚无主义堕入极权的深渊。在世界三大反乌托邦小说之一的《美丽新世界》里，人们把纵欲的性交当做正当娱乐，服用“索麻”致幻剂来感觉快乐，而沦为被科学严格控制，无法改变自身命运的“幸福”奴隶。旅居北京的香港作家陈冠中2009年出版的《盛世——中国2013年》，也有类似的情节。国家把最新版的亚甲二氧甲基苯丙胺（简称MDMA，摇头丸的主要成分）偷偷添加到自来水和所有饮料中，“微调”民众的情绪，结果“广大人民心情好，全社会和谐，中国现在是全世界快乐指数最高的国家，家庭暴力和农村妇女自杀案例明显减少”。
对比中国人的“吃苦”、日本人的“我慢”（忍耐之意）等美德，因个人主义盛行而强调及时行乐的美国人，则不断投入大量资源，研发生产各种能立竿见影的药物，诸如各种强效止痛药来减少疼痛，调整体内化学元素来改善情绪的精神病药物，背后的假设就在于对幸福的功利主义认知。其副作用也日益暴露出来，对类鸦片（opioid）强效止痛药的依赖，导致成瘾和过量使用致死等社会问题——美国人口占全球的5%，使用的类鸦片剂量却是全球的80%。“毒药文化”（drug culture）成为美国特有的社会现象。
显然，幸福并不是减少痛苦或增加快感那么简单。真正的幸福不能没有伦理道德的层面，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东方的儒学，都不约而同地达致相似的结论，把实现“善”当做导引欲望的人生目的。人的欲望是真实的，可是如果人的行为仅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就只能永远困抑在好逸恶劳的生物本能层次，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生命。唯有通过学习和厉行美德，把自己的欲望导向人己两利的善，才能在这个追求“止于至善”的目标中实现幸福。这当然不是一个没有痛苦和挫折的过程，但生命意义和幸福的实现，就在于持续的自我克制和超越当中。
缺乏“已欲达而达人”美德的生命，纵使身处丰衣足食的环境，也会因为没有目标而容易无聊，进而要借助药物催生的快感来体验“幸福”。探讨当前的嗜毒问题，恐怕不能无视这个深层病因。

（原载2017年5月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清明谈孝

 

当代西方杰出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家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在其名著《美德之后》，或译为《追寻美德》（After Virtue）的开篇，打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比喻：人类突然遭遇一系列重大灾难，并为此怪罪于自然科学。他们群起暴动，打砸科学实验室、殴打科学家、焚烧科学读物、摧毁实验仪器。一场反对自然科学的政治运动随后兴起，学校停止教授自然科学，科学家被流放或处死。
后来一股开明思想运动崛起，推翻了反科学的政治运动。人们试图恢复自然科学，但是只能从残存的科学书本里整理出一些资料、从记忆中复制一些实验程序。人们仍然使用相同的科学词汇来指称这些知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可是却已经失去了对这些知识的系统性理解。于是人们就进化论、相对论所展开的辩论，尽管也使用了基因、突变、光速、时空等科学术语，却陷入了莫衷一是的困境。他们自以为在探讨自然科学，然而没有人意识到，他们所讨论的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了。
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然科学的词汇虽然还普遍被使用，可是其背后的历史语境、所代表的信仰等系统性知识框架，却早已荡然无存。麦金泰尔用“失序的词汇”来形容这个寓言里的困境，并引申说当代的道德哲学和伦理学，其实也面对相同的困境。我们日常所使用的道德词汇，其实已经碎片化，正义、平等、勇敢、节制、智慧……这些德目历史沿革所累积的相互关联的完整性意义，使用者一无所知。所以任何道德议题的讨论，都因为缺乏判断是非的统一标准，最终走不出各说各话的困局。美国关于堕胎、同性婚姻的道德冲突，具体地印证了麦金泰尔寓言的洞见。
华人社会同样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从教育到政治等方方面面不断颠覆革新，当代华人尽管还推崇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可是社会却似乎深陷难以自拔的道德困局。这当然不是说传统社会就不面对道德两难，诸如“忠孝不能两全”“大义灭亲”，都是典型的道德难题。但这毕竟还是在一套完整的体系内部的问题，有共同的标准来判断具体个案。当前的难题，却是“礼乐崩坏”后的失序，人们虽然采用共同的道德词汇，但对词汇背后的假设则是南辕北辙，因此根本无从沟通对话。
人们对于“孝”的误解，与对于“忠”的误解并无二致。大陆历史学者吴钩就与朋友公开悬赏4000元人民币，要人们从任何儒学典籍与历代儒家言论中找出宣扬“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意思的话，至今钱还发不出去。历史学家余英时说，专制的明太祖朱元璋最恨的是孟子，下令把孟子赶出孔庙，因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主张失德的皇帝是可以被革命的。孔子也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如果君王无道，臣子就终止彼此的关系。
同理，《孝经·谏诤章》明明就说“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无义……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强调儿子规劝（诤）父亲不做错事（陷于无义），才是真正的孝道，古装剧“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孝，正是孔子所批评的“从父之令”，又哪里称得上是孝道呢？类似的证据俯拾皆是，《礼记·曲礼》说“子从父之令，不可谓孝也”；《荀子·子道》记载魯哀公问于孔子：“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孔子的回答是“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判断儿子是否孝顺的标准，得看他是如何尽孝的，特别是通过“争”来确保父亲符合道德规范，“不行无礼”。
从个人与家庭扩张开去，孝道的伦理整体性也表现在政治领域。中国历朝都有“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这个传统自宗庙制度在周朝趋于成熟，把基于家族血缘的祖先崇拜，配合祭祀、分封诸侯等规定尊卑秩序的礼仪制度，形成一整套理性的政治体制。所以《中庸》才说“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郊社指的是每年冬至、夏至祭拜天地的礼仪，禘尝指的是天子在夏、秋两季于宗庙举行的盛大祭祀；明白了这些仪式的政治文化意义，治国就如把东西放在手掌上来看那么清楚。
这种由孝道所体现的血缘观念与社会组织原则，潜藏了构建现代政治的基因。日本千叶大学学者蔡孟翰《从宗族到民族——“东亚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原理》一文，分析了中国传统的宗族制度，特别是宋代以来在封建论与郡县论争论下的宗族论，强调在明末清初已经逐步走向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再经过19世纪面临西方殖民主义亡国亡种所威胁，江户后期日本儒者会泽正志斋发扬光大宗族论里的大宗宗法，接着明治时期的宪法学者穗积八束等人的系统性阐述，于是完成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随后流传到中国、朝鲜、越南等地，形成有别于西方以契约论为基础的东亚民族主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上网搜索这篇精彩的文章。
时逢清明节，人们纷纷祭拜祖先，体现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精神。当然这其中或许不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习惯，但总是一种超越一己，虔诚致敬的类宗教仪式，有益心灵洗涤。仪式的保留传承更是意义深远，在恰当的历史时机，或能成为文化复兴的基因。麦金泰尔对于摆脱其寓言的道德困境持悲观态度，但孟子却乐观多了：“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谁会知道呢？

原载2017年4月16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共故事”的集体文化记忆

 

被纳粹德国装甲兵包围的英国远征军，在1940年5月底的法国敦刻尔克沙滩，面对被全歼或投降的选择。一名年轻的远征军军官向英国总部发了一则只有三个字的电报：but if not（意为“即或不然”）。守候在英伦海峡另一端的所有英国官员，一读到电报就即刻明白了军官的志向。
上周应邀出席星衢文学讲座第三章《溯源》，听台湾作家张晓风谈华人基于共同的文化符号所形成的集体记忆，不由得再度联想到已故英国散文家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在其文章《当王佑吾天》（When the King saved God，比喻《英王钦定本圣经》的文学性对基督教信仰的巨大贡献）里转述的这则故事。

这三字源自《英王钦定本圣经》“但以理书3章18节”：“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是记载征服了犹大王国和耶路撒冷，并流放犹太人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恐吓三个犹大人沙得拉、米煞和埃布尔尼歌，要他们跪拜他用金子所打造的巨大神像，否则就以火刑烧死他们的故事。“即或不然”是三人拒绝臣服的凛然之语。
希钦斯表示，世代以来，这些经典故事里的典雅词句，成为了英国知识阶层的共同语言，甚至白丁之士也因为日常的教堂礼拜而对之耳熟能详。他说：“一个缺乏类似共同意象及寓言的文化，势必是个浅薄得危机四伏的文化。”他文章的主旨，除了强调学习经典的重要性，也反对当代人自以为是地把经典“白话化”的做法。
张晓风以自创的“共故事”概念，生动地阐述了类似的道理。她认为，许多隐含道德教化意义的传统故事，就是通过民间戏曲的方式，一代代传承下去。她举一位台湾教授形容其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父亲，因热爱戏曲而通晓为人之道，而且比大学专攻传统戏曲者或更熟悉内容，是“字盲”而非“文盲”，说明了一个社会拥有“共故事”的重要性。
学者龚鹏程在《文化符号学》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文字—文学—文化”一体性的结构关系，崇拜文字，尊重文人。他以宋词和元曲的变化为例，举证解释了以庶民为对象的文娱形式，如何一步步被文人阶层通过“文字化”而“文学化”。这也意味着很多最初出现的故事，在后世的文人创作里一再被演绎采用，逐渐形成意义越来越丰富的共同意象及寓言。《文心雕龙》用“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来解释“用典”这个修辞法，说的大约就是这个意思。
恰好日前才回忆起读书时所背诵过的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张晓风在讲演里举了其中的“左牵黄，右擎苍”，对苏轼当年左手牵的这条黄狗的典故娓娓道来。原来“黄狗”的故事，可追溯到秦朝焚书坑儒的宰相李斯。他在秦二世继位后被权臣赵高诬告逆谋造反，被夷三族。《史记·李斯列传》传神地记录了李斯被腰斩前对儿子悔恨的告白：“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父子抱头痛哭。这则故事在后世化约为成语“东门黄犬”，指的就是做官遭祸，悔不早退隐。
张晓风说，历史上的这条黄狗，还在不同的时期出现过多回，比如在苏轼之前的唐朝诗人李白的《襄阳歌》：“咸阳市上叹黄犬，何如月下倾金罍。”在苏轼之后的明朝杨珽的戏曲《龙膏记·脱难》：“且向那势力场中弄滑，把英雄来叱咤。到头来燃脐有样，黄犬堪嗟。”同一个意象，经历不同年代不同作者的加工，逐渐丰满成游弋于同一个文字传统中人的文化默契。张晓风意在言外的，是苏轼虽然向朝廷自荐到密州当官获准，但却是因为此前反对王安石新法而遭遇打压，政治上失意而自行求去的，所以“左牵黄”的使用，背后未尝没有“东门黄犬”的心理暗示。
任何源远流长的文化，在时代的累积中必然需要做“注疏”的工作，犹如本来奔流的文化大河，在经年累月后出现阻塞，就要通过注解释义的功夫还原符号的意思，让后人经疏导后在畅流的大河汲取能滋润性情的养分。这是张晓风在讲演中的另一个学习点。她用鲁迅短篇小说《药》为例子，借“立着哭了一通”这个细节，解释了隐藏其中的基于辈分伦理所表现出来的礼仪动作。随着时代远去，同一代人不言自明的文化符号，就需要后人通过注疏来理解了。
这种对文化符号解码后的恍然大悟，所带来的知性满足感无疑是让人愉悦的，同时也是驱动人们继续深入挖掘，寻找符号之间关联的动力。可是前提必须是建立在对文字的热情与好奇，以及因此主动的大量阅读和联想。在功利思想盛行、智能手机普及的当下，人们对于阅读所采取的成本效益分析态度，恐怕是对延续文化共故事的最大威胁——现在非但目不识丁者已经不再通过传统戏曲等媒介，汲取古人的智慧，连大学毕业生对作为知识人基本要求的共故事修养，或许也一知半解。
缺乏共故事的社会，相当可能走向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所描绘的历史现象的反面，因为没有集体的故事和记忆作为相互认同的情感基础，而容易在众多公共课题上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甚而出于共同语言匮乏的无法沟通而导致政治撕裂。不仅大量新移民涌入，会造成当地社会的民粹式排外反弹，具有相似背景的本地人同样会由于价值断裂，而不再能享受“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的和谐自由。
今天呼吁共故事难免得冒点对牛弹琴的风险，即或不然，相信也是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孤寂文化征程吧。

原载2017年3月26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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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21日，全球主要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串流音乐服务平台Spotify；娱乐、社交及新闻综合网站Reddit；影视出租网站Netflix；新闻媒体网站如英国的《卫报》与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突然全部服务中断。原来它们同时遭遇“分布式阻断服务”（DDoS，亦称洪水攻击）——黑客采用一种新的叫做“未来僵尸网络”（Mirai botnet）的电脑病毒，控制了全球10万台有联网功能的家电如摄像头、录影机等，对目标平台发动“人海战术”使其瘫痪。网络安全专家形容这是史上最大的一次网上攻击行动。
在稍早的10月7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与国土安全部发表联合声明，正式指控俄罗斯官方入侵美国民主党电邮系统，盗窃超过1万9000封电邮，之后利用维基泄密网站，陆续公布不利于民主党籍总统候选人希拉莉的信息，打击其选情，干涉美国自由选举。希拉莉最终败选，部分原因或能归咎于俄国黑客的成功突袭。尽管特朗普已经入主白宫，美国主流媒体至今仍然对于他与俄国政商界藕断丝连的暧昧关系穷追不舍。美国情报体系甚至传出因为不信任特朗普，而拒绝提供充分情报给白宫的传闻。
莫斯科至今否认美国“干涉选举”的指控，但是互联网作为一个新疆域，似乎已经成为各国短兵相接的战场。美国于2010年成立网战司令部，五角大楼于去年10月24日宣布，司令部的133支网络部队全部完成战备状态，并且将于2018年从5000人扩员至6200人。有分析称，原本以保卫美国网络安全为主的网军，如今也具备对敌国发动网络攻击的能力。
美国媒体也不时报道俄国和中国的网络威胁，《纽约时报》去年12月29日的一篇报道称，俄罗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Valery V. Gerasimov）曾表示，战争与和平的界限日益模糊，秘密军事行动如网络攻击正变得越来越突出。（这与国防部长黄永宏3月3日在国会所形容的“混合战争”——常规、非常规及网络战争的混合体——不谋而合。）在美国司法部于2014年5月19日正式起诉五名解放军军官，指控他们通过网络盗取美国企业商业机密后，美国媒体关于解放军61398部队，也就是负责网络攻击的单位的报道也逐渐增多。
2月28日，国防部副常任秘书（科技）许智贤召开记者会，宣布国防部电脑系统在2月初遭入侵，约850名服役人员、战备军人和全职员工的基本个人资料被盗取。被问及黑客身份时，许智贤说：“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不是一般的黑客，也不是犯罪组织。”网络安全专家据此异口同声地认为，这意味着袭击是外国政府的行为。换言之，虽然新加坡力图置身大国博弈的游戏之外，还是免不了遭遇网络攻击这种准战争行为的池鱼之殃。
国防部并非本地首个或唯一面对黑客威胁的机构，电信营运商星和在去年10月，也因为DDoS攻击而服务局部瘫痪了两天。另一些本地机构则遭遇类似国防部的攻击，导致内部资料外泄。2014年2月，美罗百货公司官方网站系统被黑客入侵，445名顾客的资料被窃取并在网上公开。同年9月，卡拉OK连锁店K Box网站遭人入侵，30多万名会员的身份证、地址、电话号码等个人资料外泄。相对于私人企业，国防部网络系统被黑客入侵，性质显然严重得多，虽然入侵并未造成任何军事机密的泄露，却凸显了进一步强化网络安全刻不容缓。
黄永宏在国会的演说中，毫不含糊地表示“网络领域是今天的新战场”。这个结论意味着新加坡必须有专属的国防力量，进驻这个领域来保护国家安全。他所宣布的新设立的国防网络署，将是新加坡的网络司令部，负责全天候确保国家网络系统的安全、评估系统的罩门、侦测任何黑客的进攻等任务。国防网络署将配置2600人，由国防部一名副常任秘书直接领导，下属的四个编队主管是上校或将军级别，反映了这个新设司令部的重要性。
“网络新战场”结论的另一个意涵在于，它使得国家间的“武装实力”开始扁平化。小国和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不再只是比谁有更多核子武器、航空母舰或战斗机与坦克大炮，而是包括谁的“网军”具备更新的编程知识，更好的发现及解决问题意识，更独立的思考与快速反应能力。其中的军事意义值得关注。
以朝鲜半岛为例，1999年6月15日爆发的延坪海战，是韩战停火以来韩朝两军最大规模的交手。朝鲜海军遭韩国海军重创，至少死亡30人，70人受伤，一艘鱼雷艇被击沉，五艘舰艇受到了严重打击，四艘舰艇受到了中等打击；而韩国只有11名士兵受伤，两艘舰艇破损。国际舆论当时认为，这证明朝鲜的军事科技落后韩国一个世代。但是在2013年，韩国的三家媒体机构和一家银行的网络被疑是朝鲜的黑客封锁；去年12月，韩国网络司令部透露朝鲜黑客成功入侵韩国国防部网络，盗取了可能包括机密资料等信息——“网络新战场”让朝鲜弥补了同韩国在常规军事科技上的差距。
对于作为国际都会和重要服务枢纽的新加坡而言，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新加坡投资国防不遗余力，至今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实力。然而，在可能以小博大的网络新战场，新加坡武装部队必须加快能力建设的步伐，确保国家网络安全同样固若金汤。

原载2017年3月5日《早报星期天·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