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之徵：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荀子·乐论》）
《联合早报》2019年元旦的社论题目是《厉兵秣马迎接新年》，不无先见之明。社论提醒读者要留意自身所处的环境，因为世界局势的急速发展，或许将改变我们目前所熟悉的世界。文章立论的大背景，是2018年爆发了出乎各界意料之外的中美贸易战。一年来两国打打停停，形势却日益有失控之势，从贸易扩散到科技、货币乃至地缘政治博弈，连香港和台湾都扯了进来，甚至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的冷战。
2019年已经过了大半，中美博弈不但扰乱了全球经济秩序，也在各地制造了新的冲突和紧张。英国脱欧是另一个显著例子。保守党首相特雷莎·梅在7月底仓皇辞庙，接任的约翰逊普遍被视为是英国版的特朗普，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政客。他不断放话要硬脱欧，试图迫使欧盟给予英国更优惠的脱欧协议，但欧盟似乎不为所动，导致英镑汇率一跌再跌。8月初的地方补选，让约翰逊政府在国会只剩下一席的执政多数，几乎可用岌岌可危来形容。虽然还是有乐观的看法认为，约翰逊最终将迫于现实，在10月脱欧期限前跟欧盟达致某种默契，可是情势始终让人忧心忡忡。
在中东地区，导致几十万人死伤，更多人流离失所的叙利亚内战，丝毫看不到和平曙光。此前遭美国联军歼灭根据地的伊国组织，大有死灰复燃之势。美国国内民意厌战，美军大概也不会再大举进入伊拉克打击伊国组织。因为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刚愎自用，轻率入侵而沦为失败国家的伊拉克，中短期内恐怕也难以恢复战前的基本秩序。
至今更为严峻的应该是伊朗的形势了。特朗普不顾盟友及联合国的反对，退出伊朗核协议，并且一再加剧经济制裁，还恐吓动武，让波斯湾局势紧绷。伊朗于7月扣押一艘英国油轮，报复英国在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扣押一艘涉嫌非法运载石油出口的伊朗油轮，让国际原油价格一度暴涨。德黑兰更一再宣布，逐步恢复核协议所禁止的核能活动，来反制美国的施压。尽管特朗普本能上并不倾向于出兵，但是他周边却围绕着一群小布什时代的鹰派官僚，这些所谓的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都是好战之辈，而且对此前出兵伊拉克的战略错误丝毫无反省之意。伊朗局势在可预见的时间里，将是一颗让人不安的定时炸弹。
亚洲世纪胎死腹中？
在进入21世纪时，西方舆论普遍认为这将会是亚洲的世纪。中国崛起这个难以忽视的现象，强有力地支撑这一观点。可是在短短不到20年间，亚洲世纪这一论断却浮现了诸多的疑云。
改变这一进程的，当然是特朗普执政后对华政策的急转弯。它改变了此前国际合作的大环境，也让中国崛起的外部和平环境不再那么确定。本来，亚洲世纪的前提是中国崛起，而中国崛起的假设是建立在美国治世（Pax America）下，世界经济重心从欧美向亚洲和平转移的有序进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完全打破了这些前提假设。
首先，特朗普似乎不愿意继续承担美国的国际责任。他的商人本色把美国的大国外交精神完全交易化，无论是敌是友，全部都采取“亲兄弟，明算账”的办法。这一方面不智地把美国最重要的国际资产——战后所建立起来的以美国为核心的同盟制度——弱化，另一方面则使得当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基石动摇。这也使得国际贸易的前景黯淡，因为贸易建立在互信，而互信依靠各方遵守规则。美国带头破坏规则，已经起到了不良的示范效果。
第二，美国治世因特朗普的交易式外交而变得不稳定，这不但激化了此前很多潜藏的国际矛盾，更让所有国家都因为失去了安全感，而在外交上采取自保的攻击型姿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日本和韩国在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后的外交纠纷。为了反击韩国文在寅政府推翻日韩在慰安妇问题，以及战时韩国劳工被日本强征奴役问题所达成的谅解，东京仿效美国对华制裁的办法，在贸易上取消韩国的优惠待遇。
尽管日韩在二战历史责任问题上长期纠缠，但两国关系因此而陷入如此激烈冲突的境地，此前是很难想象的。美国在东亚的两大盟友的关系，从历史争端扩散到贸易乃至军事对峙（韩国军舰去年12月在日本海，启动火控雷达锁定日本反潜巡逻机；两国也中断了军事情报合作），文在寅更天真地表示，韩国加上死敌朝鲜，综合国力能超越日本，均意味着美国在东北亚的大哥地位，已经不再那么受到尊重。
中国内外部环境改变
中国原本借由“一带一路”大战略，通过提供有别于美国和西方的国际公共财的方式，逐渐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有望建立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但是由于操作失当和美国内政变化的两大因素，使得中国崛起所依赖的国际环境和平稳定前提逆转，让中国陷入某种程度的战略被动。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姿态，引起了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警惕。虽然这些国家单独都不愿意公开得罪中国，但是它们对“一带一路”、中国崛起以及美国治世的判断，相信都因而产生了改变。马来西亚新政府推翻多项“一带一路”计划，重新谈判并成功压低原本的议价，乐观者认为展现中国的诚意，悲观者则认定这印证了“一带一路”隐藏“债务陷阱”的指控。越南积极引进国际资本勘探南中国海油气田，并多次跟中国在该海域发生对峙，以及连同菲律宾一起接受日本捐赠的巡逻艇，增强海防实力，都展现了对中国的不信任态度。
美国公开打压华为，指控它是中共窃取海外情报的白手套、施压盟国中止同它在5G通信技术的合作；西方大学以打压学术自由、企图不当影响当地舆论为由，接二连三终止跟孔子学院的合作关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继指控中国利用当地华社，试图干预其内政等不友好的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民族政策趋于高压，遭到西方舆论的谴责，在在显示西方社会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一贯注重经济的香港突然高度政治化，自2014年占中事件后，港人的社会运动开始进入高发期；2019年的反修例抗争则已经日趋暴力化，港人和中共的立场越来越对立，谋求政治妥协的机会正急剧流失。中共已经把反修例抗争形容为“颜色革命”“恐怖主义”，双方正面对抗的可能性日益高涨。在海峡另一端，原本在县市长选举中大败的蔡英文政府，却因为中共对香港的强硬姿态而可能败部复活。一些香港人用脚投票，移民台湾寻求庇护，让“一国两制”在台湾几乎彻底破产，连国民党政客如今也不敢公开支持。另一方面，国民党总统党内初选出现分裂，败选的郭台铭同组党要参选总统的台北市长柯文哲眉来眼去，有可能重演2000年连宋之争让陈水扁渔翁得利的剧本。若蔡英文2020年连任成功，再配合特朗普强硬对华政策的演出，两岸关系势必进一步恶化。
始终看不到曙光的中美博弈，在贸易战层面已经对中国经济构成罕见的压力。中共政治局7月底继续强调要“稳就业”，反映了经济增长失速、资本撤离对就业市场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本来中共今年10月1日庆祝建政70周年，应当是借大阅兵等仪式来展现执政威望的最佳时刻，但是这些内外部环境的改变，却冲淡了这个大日子的喜庆味道。
当然，中国崛起的大势并没有改变，从当年才改革开放不久就遭遇六四事件，陷入国际封锁，却最终能走出困局的经验看，今天的中共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实力，克服挑战的能力已经大为增强；但是，这些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不但会让中国的崛起之路更为崎岖，也可能影响亚洲整体的发展步伐。
反全球化的集体心理
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让数以亿计的世界民众迅速脱贫。但是，九一一恐怖袭击、小布什的穷兵黩武、奥巴马任内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一再消耗了红利，更导致一股反全球化风潮的兴起。支撑这股逆流的集体心理，是一种因为全球化所带来的人口流动，而激发的在地人敌视外地人（移民）的部族心态（tribalism）。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习近平、普京、莫迪、杜特尔特乃至安倍晋三等政治强人现象，几乎都能从这种带有排外意识的部族心态找到某种解释。
在经济层面，全球化以及智能科技突飞猛进，让越来越多人因为自身经济前景不明朗而产生焦虑。对比成长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辈，千禧年世代面对的是更加不确定的生存环境。全球化一方面快速地增加人类的财富，另一方面却加速了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改变。家庭、社群和传统价值观以及人际关系的式微，让人日益孤独无助，美国医学界形容孤独是本世纪的严重疫病，是自杀率高涨、毒瘾问题恶化的罪魁祸首。全球暖化的迹象日趋明显，各地极端天候所带来的天灾频发，也加剧了不安全感。
在精神层面，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人的物质化以及异化。它让人沦为物质性的经济动物，把人的生命意义简化为生产和消费。大量财富的产生让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唾手可得，特别是在互联网虚拟世界，人可以孤独地满足一切生活需求，甚至无节制地满足欲望（binging），随时收听流行曲、通宵追看连续剧或免费色情片、足不出户连线全球玩家一起玩电脑游戏、饿了吃送餐外卖……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美国教育学者波兹曼（Neil Postman）早在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的预言。
20世纪西方两大政治预言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警告未来文明所可能面对的威胁。在波兹曼眼里，赫胥黎的预言更为准确——越来越多的信息淹没了人的认知能力，支离破碎的事实割裂并隐藏了真相，人工智能的操控让人们逐渐失去自主判断的能力而变得自私自利，文明将毁在人们无止境地满足欲壑难填的过程里。
反全球化的逆流，表现的或许是人们试图自救的某种努力。这或许可以用老子所描述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理想世界来类比。面对让人越来越感到无助和失去自主性的全球化力量，抱团取暖的部族心态或许就是最本能的反应。全球化让人的身份认同危机更为突出，而身份认同的本质，就是通过区别“外人”来建立“自己人”的认同。同时，这种区别内外的做法也配合了对历史的乌托邦想象，认为过去曾经有过的只有自己人的美好时代，因此必须努力改变当前的环境，恢复历史的乌托邦。伊斯兰国组织要重建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白人至上主义者要驱逐移民，恢复“白人的美国”，都是这种情绪的体现。
乱世如何自处？
社会由个人组成，因此，所谓的乱世，尽管表现出来的是集体层面的混乱，根源却往往出自个人层面的混乱，以及人际关系层面的混乱。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颠覆了二战后的美国治世，在这个意义上只是一种病症，病根或许就在于支撑美国治世的价值观，已经无法满足或解决个人层面所面对的问题。
在经济上，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源自金融界的贪婪，更糟糕的是，导致灾难的罪魁祸首无一面对后果，还领取了巨额的红利。这种不公不义，或许就种下了当前的恶果。但是，更严重的恐怕是精神层面的腐败。可以说，这种肆无忌惮的贪婪，来自于家庭、社群和传统价值逐一崩坏后的集体疏离感和个人的无责任感。个人的高度异化所产生的各种病症，如享乐主义、虚无主义、自恋自利，都在一砖一瓦地侵蚀文明的根基。
身处乱世的个人，面对这些庞大且复杂的挑战，一时间恐怕会感到手足无措。该怎么办呢？
第一个建议是读史。人类的历史本来就是在治乱之间发展的，以前的人如何应对乱世，如何在乱世之中安身立命，其实都有大量的经验总结。当然，这些总结并不能简单地借用，可是通过前人的概括，还是能够起到参考作用。至少它告诉我们，当前所面对的挑战尽管艰巨，却并非毫无办法。
更具体地说，读史的另一个意义是回顾自身的传统。我们都不是凭空而生，目前的一切明文成就，都是前人所遗留下来的。跟简单地拥抱部族主义去寻求安全感相比，通过历史去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或许才能真正在乱世之中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并因此清楚自己生命的意义，远超过个人眼前所要面对的问题。这种超越性，是医治乱世心灵的良方。
第二个建议，是反躬自省，自我完善。中国传统儒家学问的精神，其实就是这个。加拿大心理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就一直呼吁人们从自身做起。他引述美国文学家艾略特的戏剧《鸡尾酒会》的一幕，女主角告诉她的心理医生，她希望自己的痛苦都是因为自己的不是，因为如果痛苦源自自身，她还能够通过改变自己来解决引发痛苦的问题；可是如果痛苦是因为外在世界，她将注定痛苦一辈子，因为她不可能改变世界。
彼得森一再指出，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必须从改变自己开始，因为这是每一个人唯一能掌控的东西。当然，要真正的改变，首先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而不是把自己的痛苦怨天尤人。道理其实简单，实践起来却不一定容易；然而，它才是真正的解药。
祖述孔子的荀子就指出：“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荀子·不苟》）问题再复杂，终究是人自己的问题；人世的道理，千百年来都是一样的。孔子的学问，经历历史的千锤百炼，如今依然影响着亿万人，反映的正是让人们得以度过乱世的人生智慧。
厉兵秣马迎接乱世挑战，当从改变自己开始。
原载2019年10月第41期《怡和世纪》，完稿于2019年8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