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中读书

疫中读书，阅读内容难免要联系上时事。循着古人“以史为鉴”的教诲，翻一翻历史书籍应当是有益的。

　　居家避疫，工作之余，除了上网，便是读书。难得省却了上下班搭地铁的辛劳和时间，把平日通勤途中的阅读，变成了家中舒适环境里的日常活动，可谓因祸得福。也是因为这难得的机会，得空时把书架整理一番，又重新认识和发现了一些从前没读完，甚至仍然未拆封的书，如获至宝。

　　期间恰好读了一篇网络文章，谓日本人发明一专有名词，形容人有读不完的藏书的幸福状态，叫“积读”（日文“積ん読”，罗马拼音tsundoku）。文章介绍说，“积读”一词始于1879年，原来是讽刺空有藏书却不阅读的老师，但如今却褪去了贬义，用来形容喜欢买书、藏书和读书的爱书人。“积读”的其中一个意义，正在于提醒个人“学海无涯”的简单道理，也不无培养“谦受益”的积极性。

　　北宋士人黄庭坚的名句“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相信是很多读书人和爱书人的共同体会。但阅读之乐，在人手一机、娱乐至死的当代，恐怕也日渐恢复到“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的状况。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阅读本来就是少数幸运儿的活动，伴随工业革命的国民教育，虽然普及了识字率，却未必形成读书的社会风气。因为就个人偏见而言，看报纸和划手机玩社交媒体，并非严格意义的阅读。当然，这一偏见，反讽地违背了前述“积读”所要惕厉的“虚怀若谷”精神。

　　疫中读书，阅读内容难免要联系上时事。循着古人“以史为鉴”的教诲，翻一翻历史书籍应当是有益的。但找遍藏书，却不见直接相关的内容。封城前没读完的《发现东亚》（作者是任教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的宋念申），从历史角度探讨“东亚”这个概念同“现代”的关系，发掘概念背后的文化偏见，即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国、韩国及日本，如何在西方文明的入侵和冲击过程中，使用西方他者的视角“自我东方化”。这一主题，距离瘟疫毕竟还有些遥远。

　　后来转念一想，如此影响深重且范围广阔的大瘟疫灾难，其实更应从宗教和哲学的角度去思考。冠病疫情无疑是划时代的历史性事件，其对人类文明所造成的当下和未来的伤害，必须从生命意义的形而上层面去理解和把握。也多亏了“积读”，竟让我从书架里挖出了几本过去不经意购买的相关藏书。

　　《论语·述而》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形容读书勤奋的成语“韦编三绝”，描述的就是孔子勤读《易经》，致使编联竹简的皮绳多次脱断的情景。书架上找出曹昇的《周易精微》上册，是在一家书店偶然看到、店家慷慨赠予的自费出版物；张邦廉的《易经逻辑新解》，扉页记录是1993年跟当时还在拍拖的太太于书城友联书局买的；1992年拍拖时则在商务买了顾荩臣《经史子集概要》，里头专门有一章谈《易经》；某年旅行台北时买的清朝沈竹礽《周易易解》；台湾老古文化2005年第五版的《易经善本》，以及其所出版的南怀瑾的《易经杂说》《易经系传别讲》上下册。

　　南怀瑾的学问争议较大，尽管在大陆被尊为“国学大师”，但正统的学院派却认为他对传统学问的解读过于随性。无论如何，1918年出生的南怀瑾毕竟接受过完整的传统私塾教育，也曾在峨眉山隐居钻研佛教典籍。大陆作家余世存形容南怀瑾“打通了庙堂和江湖，让普通大众对传统文化有了亲切感，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入门的可能性”（维基百科），算是中肯之说。

　　对《易经》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南怀瑾确实是个便利的入门。《易经杂说》和《易经系传别讲》类似课堂讲义，文字口语化，其中对《易经》的基本知识，如从最简单的什么是八卦、爻、理、象、数等等说起，能够让初学者有一些粗略的认识。

　　此时读《易经》，当然不敢妄想有本事卜卦，预知疫情何时结束；读《易经》，纯粹是出于好奇。任何古老的文明，都不乏现代天人割裂后的理性所不能理解的神秘内容，如天主教的神迹、印度教和藏传佛教的神通。《易经》或许就是中华文明这方面的代表。然而除了通过卜卦算命，《易经》经由孔子的韦编三绝，则发展出了系统的道德义理之学，有别于后来江湖术士的那一套。

　　《荀子·大略》：“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后人简约为“善易者不占”的教训，道理在于个人品德的修养才是关键，吉凶祸福自有其自然规律。《易传·象传》解释《易经·乾卦》的卦象就明白地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是生生不息，刚健不已的，人要效法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努力成为正人君子。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周易·系辞》）天灾人祸，往往是人祸更甚天灾，特别是身负重任者，如果缺乏相匹配的品德与能力，为害尤深。《易经》要人反求诸己，效法天道的原因，至此不言自明。

（原载2020年5月1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生命中的必要

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位置不同，决定了每个人不一样的必要与非必要。

在政府于4月3日宣布，要在4月7日实行强制居家上班、非必要行业休业之后，我赶紧去楼下的理发店理了头发，然后到超市添购了一些食品，最后跑到住家附近的香烛店，购买供佛用的卧香。之前买的惠安水沉断货了，香烛店老板娘介绍同样是厦门产的老山檀香，微烟但略带甜味，就从善如流，又担心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光顾，便一口气买了两盒。老板娘抱怨说，自己的行业不属于必要的那种，日子一到就只好关门休息了。另一位买香油的大叔客人略有微言，付钱时不忘嘀咕两句，为老板娘打抱不平。

我猜想老板娘的心情，有点像被裁员的职工一样吧，辛苦了几年，到头来才发现原来自己并非必要。被冠病疫情逼出来的阻断病毒传播措施，让不少人惊觉自己所从事的，属于仍能够继续运行的十大必要行业之外。这其中的苦涩滋味，或许只能用冬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来形容了。

大疫揭开了平日蒙在社会和人心上的那一层薄纱，把血淋淋的残酷现实暴露在众人面前，使人难以再视而不见。什么是保持瘟疫后经济恢复运行的必要，什么是为了眼下保命而可以休业的非必要，此刻都必须一一分清楚。

在个人的层次，必要和非必要恐怕也反映了另一种问题。在政府宣布推出“同舟共济”追加预算案，一律给民众派600元现金后，互联网上不乏看到对此嗤之以鼻的反应。有这样反应的人，显然不愁吃穿，事业生计无疑并没有受到疫情太大的冲击。当然也有更多人是在4月14日600元进账的当天，大清早赶去提款机前排队领钱的。对于这些人，这笔在另一些人眼里微不足道的小钱，相当于救命的及时雨。阶级差异无论时空，永远都存在，只是病毒把它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已。

说来惭愧，在禁足前急着跑去买卧香，潜意识里自然是把它当成必要的。每天念经礼佛，须要焚香，卧香确实是必要；而且进一步说，人除了生理上的需要如食物、消毒液、口罩等，心理上甚至是心灵上的需要也不应忽视。但是，对于很多因为大疫而失业甚至生意破产、手停口停却必须肩负一家老小温饱责任的人，卧香显然是非必要的奢侈品。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位置不同，决定了每个人不一样的必要与非必要。

个人如此，社会亦然。面对肆虐的冠病病毒，此前不惜代价追求效率的必要，已然让位给计算潜在风险的必要。新加坡一度享誉国际的“黄金标准”防疫成绩，一夕间被烽火四起的客工宿舍传染所粉碎，形象地展现了大瘟疫暴发后的新现实。

在旧的经济公式里，客工离乡背井去异国打工，遭遇中介和雇主结构性的层层盘剥，还被冠冕堂皇的经济理论用“体现了比较优势”来合理化——反正他们在家乡本来就从事低附加值的工作，甚至有失业之忧，还不如外出打工，就算被层层剥削，最后所获得的收入增值，毕竟还是比原来的高，更能够改善家人的生活条件。于是，雇主心安理得地漠视他们的生活处境，所在地的社会对此大多也视若无睹，直到这个之前“不惜代价”的隐形成本，变现为导致社区大传染的真实风险。如今雷厉风行地处理客工宿舍感染的后遗症，不无亡羊补牢、救人以自救的意味。

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的这10多年，广遭批判却不动如山的“利润私有化，成本社会化”的不合理现象，如今终于通过六亲不认的病毒，以最直观的方式演绎出来。当管控风险取代了效率，成为新的必要，旧秩序赖以运作的真理，必然要面对更严厉的检视和反省；否则，社会集体为抑制病毒传播所作出的种种牺牲，恐怕只会是白忙一场。

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部理想和现实差距或扩大、或缩小的故事，期待这场瘟疫改变人性，恐怕是有点不切实际的。《道德经》说“损有余而补不足”是天之道，强调的是公平的精神；但是人之道却完全相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人道毕竟不是天道，要求在人间实践众生平等的乌托邦，常常只会带来悲剧和灾难，但是缩小不平等的差距，却仍然是值得去奋斗和努力的理想。

世界在1980年代崇拜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崛起之前，所取得的相对平等的社会条件，是经历了1929年大萧条以及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数千万人的代价获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4月15日的报告说，世界经济恐怕将因为这个大瘟疫，而陷入一场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愿人类不必再经历多一次伤亡无数的军事冲突，才能回去二战后数十年的社会相对平等的理想境界。

尽管在历史面前，个人是卑微的，但这并不代表自己不能做些什么。在政府发放600元救济金当天，除了平时捐给先母生前曾去看过病的宗教义诊团体外，我也上网把政府派的钱，转赠了一部分给专门协助本地有需要的客工的志愿团体。至少他们起而行的努力，让人道更契合天道。

原载2020年4月19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社会偏见未必不实

　　一本中学知识辅助教材，根据国人特定的生活习惯，把人归为社会上层和下层两大类，引发不少批评。连教育部也出来澄清，说这本教材并不在当局所批准的书单里面。
　　社会舆论的激烈反应和教育部的澄清都不让人意外，因为它反映了人们已经内化了某一套价值观，其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平等。
　　所以任何把人分类的做法，特别是分出高下的判断，都会让很多人感到被冒犯。
　　但不妨换一种方式思考。首先，事实（facts）并非是所谓的价值中立的。当我们看到悬崖，会联想到危险；当我们看到“日本制造”，会对品质放心。同样的，生活习惯所代表的社会现实也是不能否认的。当我们听到一个人讲标准的英语，我们会假设他受过不错的教育，所以也应该具备一定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反之亦然。
　　高尔夫球必定是有相当经济条件的家庭，才能够负担的休闲或体育活动。这些阶层的人也能够经常上餐馆吃饭，虽然他们也可以选择去小贩中心。
　　偏见是日常生活里难以避免的现象，而且并不见得就完全不好。
　　英文to discriminate也意味着具备分辨品质好坏的教养和能力，比如认为唐诗是中国文学史最好的诗词创作，就是一种不完全错误的偏见，因为这是基于学问知识所作出的价值判断。
　　人们在日常生活需要不断做出判断选择，偏见帮助我们本能地避免错误和危险。
　　比如夜晚独自回家，如果等电梯时碰到一个举止异常，一身酒味的男子，我们会选择不跟他一起搭同一部电梯。这个选择固然是偏见，可是它却提炼自社会的生活经验，而且不一定没有用。
　　种族偏见、阶级偏见当然不好，因为它用某种集体身份认同，去歧视个别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日常生活的偏见有它的作用，能帮助我们更快地做出选择判断，那关键就在于我们的选择判断是根据什么道德观念。
　　这就涉及“语境”（context）的问题。如果我们从口音、穿着、言行举止认定对方属于弱势群体，因而对其展现更多的关怀、耐心和尊重，必要时伸出援手，结果难道不会更好吗？

（原载2018年3月19日《联合早报·交流站》

注：2020年4月中，交流站一篇评论客工宿舍传染冠病疫情的读者投函，表示舆论不应光指责政府防疫不力，且客工的生活习惯或应该对疫情在宿舍暴发负责，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编辑室收到不少读者反应，谩骂者有之，报警者有之。恰好公司电脑系统显示，有读者浏览了这篇2018年我发表在交流站的旧文，觉得跟当下的争论有一点关系；查了《书斋》资料，发现当时忘了在这里转载，如今补上，也算是对这场争论的小补充。

自二战以来

说冠病疫情是人类历史自二战结束以来所面临的最艰巨挑战，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了。

自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在3月18日锁国两周，以应对出现扩散势头的冠状病毒疫情，导致大批担心丢失在新加坡的工作的柔佛民众，连夜涌向新柔长堤后，一些有历史感的国人，在看到长堤封关后的冷清画面时，惊呼这是二战日军南侵后所不曾出现的景象。

随着疫情在全球急剧暴发，特别是欧洲多个发达国家开始面临公共医疗系统崩溃的危机，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对全球威胁的严重性，也开始被拿来跟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

处于欧洲疫情“震央”的意大利政府，在3月21日深夜由总理孔特在电视广播宣布，关闭所有企业和工厂至4月3日。孔特说：“这是二战以来我们所面临的最艰难危机。”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布拉德（James Bullard）3月23日警告，美国第二季失业率可能飙升至30%；为防止疫情扩大的禁足令，则可能导致该季国内生产总值狂跌50%。有分析指出，在二战爆发前的1929年世界经济萧条最严重时，美国的失业率也不过24.5%。

新加坡在3月23日午夜禁止所有短期访客入境或过境，要求国民不出国，以抑制输入型冠病病例。这其实已经是变相锁国了。对于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外贸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三倍的新加坡而言，这无异于壮士断腕之举，也显现了疫情威胁之严峻。

说冠病疫情是人类历史自二战结束以来所面临的最艰巨挑战，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了。传统上治世儒学兴盛，乱世则黄老当道。当此乱世，不由得联想到《老子》第八十章所说的：“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如果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其推崇者的意识形态理想国，用儒家的“天下大同”来类比，则当前各国为了防堵病毒传播而相继推行的“封城”“锁国”手段，就彷佛实现了老子所描绘的清静无为政治理想。冠状病毒，让原来沛然莫之能御的全球化大势，瞬间戛然而止，不但各国的航空公司都中断了绝大部分的业务，一些疫情严重的国家甚至实施严格的禁足令，让全民居家隔离，不相往来。

尽管专家还缺乏共识，世界距离病毒疫苗和特效药的发明与量产，相信还有相当一段时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也因为担心输入型病例让疫情死灰复燃，仍然在防疫和复工复产之间踌躇，世界经济要避免陷入衰退萧条的深渊，或许还需要靠一丝运气。

在疫情暴发之前，逆全球化势力已经借由中美贸易战、英国脱欧和欧洲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政治情绪高涨而悄然兴起。这一苗头，相信将随着疫情的恶化而声势大振。全球化意识形态鄙视国界，从中获益的精英都自诩为无国籍的地球人。但冠状病毒却让每个陌生人都可能是潜在的生命威胁，特别是外国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民族主义随时会变异为排外乃至仇外的种族歧视。于是，地球人的概念沦为空谈，当外国人都是可疑的带病毒者，人们都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认同——在性命攸关的紧急时刻，谁是应当照顾的亲人，谁是不能占用宝贵资源的外人，必须泾渭分明。

就像世界在二战后开启了新的时代局面，疫情后的国际形势相信将是另一番景象。我们恐怕再也回不去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了。虽然文明的进步还得依靠交流——原料、货品、服务、思想……锁国因而会妨碍文明发展，但发达的通信科技，可以部分解决锁国状态下的思想交流制约。然而，所谓见面三分情，不同国家文化之间如果缺少频密的亲身接触的人际交流，就容易滋生对异国人的猜忌，战争往往都是因此而爆发的。

世界是否因而又回到了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那样的地缘政治环境，现在下判断还为时过早；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建立在对经济效益崇拜之上的全球产业链，非常可能会重组得面目全非。疫情让平时不起眼的手术口罩成为战略资源，而必须确保不能完全依赖国际市场，特别是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他国境内生产。以此类推，药品、粮食、高端科技产品的原材料等等，或许都要部分迁回本国生产。这种逆全球化，相信比民粹主义更能瓦解现有的全球产业链。

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在意大利陷入疫情危难时分崩离析，主要成员国如法国、德国非但对罗马的求救呼吁充耳不闻，还即刻扣押防疫物资留本国使用，甚至封锁边境，就是对全球化最形象的控诉。大难来时已经没有欧洲人了，只有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

新马分家半个世纪，虽然已经发展出各自的国家认同，但是在许多层次，仍然存在心理和情感上唇齿相依的丰富默契。一场冠病疫情重现了二战时长堤冷清的场面，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当人们从疫情的瓦砾堆中走出来时，迎接他们的不知道将是个什么样的世态？

（原载2020年3月29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要钱要命更要未来

　　全球冠状病毒疫情不但是这次追加预算案的大背景，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其主角。冠状病毒的本质，就是“谋财害命”，它向各国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要钱还是要命？

　　如果是要钱，就得确保经济运行不会受到太大的冲击，生产活动不能完全停止，国际贸易必须继续，民众日常的消费更不能有太大的减少。可是，病毒的传播速度和烈度，却让决策者必须采取封城锁国的决绝手段，来确保公共医疗体系不会由于确诊病患暴增而瘫痪。所以若要保命，就必须工厂关停、学校歇课、居民禁足……不但各国的经济运行失速，连国际经济活动也因为相继的锁国而停滞。经济学界已经预测，世界离经济衰退甚至萧条的深渊仅一步之遥。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昨天公布的追加财政预算案，连同之前常年预算案用来应对疫情的支出，总值550亿元。他在预算案演说结束前，特地用华语把预算案精神提炼出来；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两度提到，预算案的目的是要“保工作、保企业、保未来”。换言之，面对病毒所发出的“要钱还是要命”的质问，新加坡的答案不但是钱也要、命也要，更要在疫情过去后，维护我们所珍惜的生活方式不至于受到太大影响。

　　对比诸如美国（一次性每人发1200美元，约1725元）、加拿大（未来四个月每月发2000加元，约2035元，给受疫情影响的国民）、香港（发1万港元，约1854元，给所有居民）等应对疫情的撒钱方式，新加坡追加预算案尽管也有直接派现金的内容，但是对象具体，特别侧重低收入群体、从事零工经济者、自雇人士和失业者等；其他间接派钱的方式，则是通过大幅度提高补贴员工薪金的做法，减轻企业成本，鼓励它们留住员工。

　　预算案也没有忘记即将毕业进入职场的新鲜人，通过津贴为他们提供实习和培训的机会，跟其他工作量骤减，或可能失去工作的在职员工一样，善用疫情肆虐的经济失速过渡期，累积本事，为雨过天晴的那一刻做好准备。

　　保工作和保企业是一体的两面，因为企业不保，工作当然也就没有着落。在疫情的非常状况里，平时的经济原则如尊重市场已经不全然适用。很多企业并非经营不善，而是因为全球经济都在下行，根本没有生意可做——新航就被迫停飞了九成以上的班次。因此，追加预算案针对3C（现金流、成本及信贷）为企业提供直接帮助，不但正当合理，更是必要之举。

　　不少科学家认为，冠病疫情恐怕会持续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全球经济不但难以在短期内回复正常，全球产业链更可能因此遭到颠覆。我们所熟悉的经济全球化秩序，或许就此一去不返，人们必须在疫情过后，重新思考和建立新的秩序。无论是何种秩序，新加坡作为依赖国际贸易合作的开放经济体性质，并不会改变，如何保障新加坡的未来，因而至关重要。所以，王瑞杰反复强调的“保未来”，就显得掷地有声了。

　　于是，除了强调经济结构的韧性之外，追加预算案也提到了社会韧性，更在各项协助企业的措施当中，包括了文化艺术团体。这背后隐藏了更为人所容易忽视的道理——要钱要命尽管是同一件事，有钱没命花固然可笑，有命没钱花当然也不行，可是保命不能是唯一的目的，活命应当是为了更高的理想，比如活得体面有尊严、有意义。

　　疫情逼出了人性，有丑陋的一面，更有高尚的一面，政府跨部门工作小组联合主席黄循财，前天在国会分享全民一心的抗疫历程时，哽咽将近三分钟，或是反映了众多幕后英雄不为人知的感人事迹。王瑞杰在宣布追加预算案时，让担任政治职务者，从总统以下再减薪两个月。这种榜样作用，要传达的是共体时艰的精神，强调上位者要去感受普通人面对失业威胁的切肤之痛。这也是保命的意义所在，不但要同舟共济，更要为我们的下一代固本培元，在度过疫情后有再创美好未来的实力。

原载2020年3月28日《联合早报》

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stress testing）原本应是工程学概念，指的是检验特定系统的稳定性，让系统在超出正常使用条件下运行，看哪些环节会出现问题，再寻求补救的办法。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几乎拖垮世界经济后，这一概念也被运用到金融界，那些可能冲击金融稳定的大银行，今后都必须不时接受官方的压力测试。

　　银行如此，社会国家何尝不一样？经不起压力测试的银行，在碰到金融危机时会倒闭；经不起压力测试的社会国家，后果恐怕就更严重了。去年底在中国湖北武汉暴发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如今正迅速在世界各国扩散。这一突如其来的危机，无疑正是对染病的国家的系统稳定性最严峻的压力测试。

　　面对测试的系统最具体的是国家的公共医疗体系——医护人员是否具备预防和治疗致命传染病的能力和资源——但其实深入一层观察，更是测试政府的整体应变能力，包括事先的预防策略和准备功夫，以及事发后的应急措施。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任何政府的基本职责。因此，应对疫情成败的检验标准，首先是看数据——感染人数、死亡病例人数、治愈病例人数。另一组数字，则是经济活动受到何种程度的打击；疫情冲击经济是既定事实，政府如何通过财政等各种安排，把经济受冲击的程度降到最低，都关系到国民生活的保障。

　　再来则是社会的向心力与互信程度，包括民众对公权力的信任、个人之间彼此的信任。大难当前，自保是人的生存本能。所以，当有人开始涌向超市抢购生活必需品时，在智能手机一瞬间传播消息的时代，恐慌性抢购几乎是必然的结果；连文质彬彬的日本和高度理性的德国社会都无法幸免。关键还在于社会是否具备足够的集体免疫力，能尽快阻绝恐慌情绪的蔓延。政府及主流媒体平日所累积的威信，这时就得经历最直接的压力测试了。

　　最后是每一个社会个体的人性所必须面对的压力测试。所谓“疾风知劲草”，在这种因充满未知所带来的恐惧和焦虑的巨大心理压力下，个人被激发和表现出来的是人性中的哪一个面向？是君子坦荡荡，还是小人长戚戚？在当下这种非常时刻，在看到身穿护士制服的陌生人走近时，到底是心存感激地微笑表达善意，还是避之唯恐不及地敬而远之？

　　这个测试，恐怕才是最核心的。一切太平无事时，人性很容易被日常的文明习俗所掩饰，有时甚至连自己也未必能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唯有在个人安危面对威胁时，才能真正把潜伏在心灵深处的真实一面逼出来，接受自己和他人的检验。从了解乃至完善自己的角度说，这其实未尝不是个难得的机会，去发掘自己平日所不曾察觉的自我。

　　平常演习时的压力测试，非但缺乏真实性，而且也因为昙花一现，所以根本无法测试到体系的韧性。从当前疫情扩散的势头看，就算中国能避免因为复工所引发的二度传播，病毒在世界各地的肆虐，恐怕还要经历不下三五个月才能见到拐点。所以，这波压力测试非但真枪实弹，还考验所有国家的体系能否经得起长时间的挑战。至于个人，同样也考验着我们的耐力和对人性的信仰。

（原载2020年3月8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为天晴做好准备

2019冠状病毒疫情所产生的全面经济冲击，给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增添不少变数。本来，舆论已经基于大选脚步临近，而预期本年度预算案将会相对慷慨，再加上纠缠两年多的中美贸易战的乌云，至今仍然笼罩世界经济，预算案会出现赤字是意料中事。比较让人意外的是，尽管赤字高达109亿元，政府并没有向总统要求动用储备金。

疾风知劲草，当国家因为这多重危机而急须用钱时，常年量入为出的审慎财政纪律，充分展现了作用。政府修宪规定，本届政府不能轻易动用过去政府所累积并归入国库储备的盈余；历届政府每年的预算案大多数存有盈余的良好传统，在这个非常时刻也充分体现了未雨绸缪的意义。诚如财政部长王瑞杰在预算案演说中所说的，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简称NIRC）如今是常年财政的最大收入来源，对于一个毫无天然资源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非凡的成就。

选举年的财政预算案都难以避免政治解读，选民普遍期待会从中获得好处。他们显然并没有失望。然而，冠病疫情为今年的慷慨财政提供了极大的正当性。当各行各业都因为疫情而陷入困境时，任何的纾困措施都不易从政治角度做太多的批评。况且，预算案的主要措施确实是从协助企业、保护员工饭碗和家庭生计的考虑着手，这些都极大地冲淡了选举的政治意味。

更关键的是，从政府拨款的力道看，资源的分配显然有着更长远的考量。应对疫情的威胁固然是当务之急，预算案拨出了8亿元给一线的防疫工作，加上其他协助受疫情影响的行业的拨款，如40亿元的经济稳定与支援配套，以及16亿元的关怀与援助配套（针对全体国人以及特别关怀年长者和弱势家庭），都有助于安定人心。但是，对比这个短期急需，本次预算案的其他配套，如60亿元的定心与援助配套（让国人抵消2022年或之后调涨的消费税）、83亿元的推动经济转型及发展（协助企业转型和国人提升技能），都是着眼中长期的需要，并且在规模上比短期配套要大得多。

可以发现，40亿元的经济稳定与支援配套，和16亿元的关怀与援助配套，主要是及时雨，目的是帮助国人渡过疫情难关，而其他总值143亿元的配套，则主要是投资未来，目的是为渡过疫情之后，企业及员工得以做好准备，有能力快速争取雨过天晴所产生的各种经济机遇。这些投资型的配套，应对的是人工智能科技普及、人口老化、气候变化等对经济的长远挑战。

冠病疫情尽管突如其来，打乱了所有人的规划，但预算案所展现的，则是政府灵活应对的手腕，以及对长期原则的坚守。以原来准备在2021年至2025年调高的消费税为例，由于疫情严重打击了经济活动，政府决定暂不在2021年调高消费税，但还是推出了60亿元的定心与援助配套，一方面缓解企业和个人对于成本和生活费可能上涨的担忧，另一方面也展现了财政上必须开源且量入为出的决心，为今后不断增加的诸如医疗、教育等的支出预先做好准备。

相对于尽管很严峻的冠病疫情，新加坡所面对的其他长远挑战，如王瑞杰所罗列的人工智能科技普及、人口老化、气候变化等，都迫使我们必须尽早准备。如果用军事比喻的话，应对冠病疫情只是一场战役，而其他长远挑战，却是关系新加坡国运的一场战争。要打赢这场战争，不能只依靠一场战役的胜利，而是必须不断准备，不断应变。冠病疫情总是会过去的，可是人工智能、人口老化、气候变化等却是挥之不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一如每年的预算案都恪守未雨绸缪的精神，今年的预算案在正面回应冠病疫情之余，依旧坚持为将来做准备。正由于本届政府之前持续量入为出，今年的预算案虽然出现了规模不小的赤字，政府还是可以不动用国家储备金。如果要从疫情吸取任何教训的话，那就是新加坡千万不可临渴掘井，掉入寅吃卯粮的恶性循环。

原载2020年2月19日《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