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人的精英主义

 

读“清末怪杰”辜鸿铭(1857年至1928年)的英文著作《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第三章谈“中国的语言”,不由得联想到法国19世纪著名文学家、《包法利夫人》作者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年至1880年)。
我在《不再免费的自由贸易》(本栏2016年3月20日)一文中介绍说:“在福楼拜眼中,传统的蠢人货真价实,但经历大众媒体洗礼的蠢人,却对自己的愚蠢理直气壮,自以为是;其实他们还是一样的缺乏想象力、创造力、目光短浅但不幸却信息丰富,只因为他们按照报纸所给予的庸见鹦鹉学舌。”
精通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辜鸿铭,用英文撰写《春秋大义》的对象是欧洲人,向他们介绍他深以为傲却被他们所误解的中华文化。经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后,对自家传统茫然无知的华人,或许还能够从这本语言生动的书“礼失求诸野”。
辜鸿铭在介绍中文时,特别强调它其实有两套语言:文言和白话。他把文言比喻为中古欧洲知识界通用的拉丁文,中国人之所以坚持要有两套语言系统,就是为了区分鸿儒和白丁。他说,口语是没有受教育者所使用的语言,文言是受过真正教育者所使用的语言,如此一来,这个国度就不存在那些半桶水的人(half-educated people)。
欧美自废除拉丁文后,教育普及,半桶水的人与真正受教育者使用同一种语言。辜鸿铭说,这些半桶水成天张嘴“文明、自由、中立、军国主义、泛斯拉夫主义”,但是却对自己所说的一知半解。他说:“人们说普鲁士军国主义对文明是个威胁。依我看,这些半桶水,今天世界上这些半桶水群氓(the mob of the half-educated men),才是真正的文明的威胁。”这当然衍生自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教诲。
这些半桶水群氓,无疑和福楼拜所痛恨的“经历大众媒体洗礼的蠢人”是一丘之貉,对自己的愚蠢理直气壮,自以为是,却不知自己其实只是按照报纸所给予的庸见鹦鹉学舌。
在愚蠢也是人权的个人主义年代,这种精英主义的观点,自然是不见容于主流价值的“政治不正确”。可是,对精英主义义愤填膺的人们是否曾自问,他们自以为“正确”的观点,是否也是不假思索的鹦鹉学舌?就如人们不假思索地推崇“民主、自由”,却不曾真正去了解这些概念背后所代表的意义一样,基于“普世价值”而对精英主义的反对,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
在智者也一票,蠢人也一票,票票等值的大众民主时代,精英主义确实只能是过街老鼠。但法国学者勒庞(Gustave Le Bon)早在1895年发表的名著《乌合之众:群众心理学研究》里就已经指出,群众并不渴望真相,能提供他们幻象的反而能成为其主人。后人简称说群众的智商还不到13岁。在假新闻泛滥于社交媒体,甚至到了蛊惑人心,影响选举结果的今天,重新检讨自己的知识结构,难道不是负责任公民的义务?

原载2017年9月24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Advertisements
发表在 隨想, News and politics, 得鱼忘筌 | 标签为 , , , | 留下评论

乱名害实话共享

 

针对网上出现提供非法更改私召车防伪贴纸服务的现象,陆路交通管理局表示已经就此报警处理。更改防伪贴纸让私召车脱去“德士”的形象,相信是为了满足部分司机开自用车的虚荣感。联系此前陆交局表示,正探讨在非繁忙时段和在低乘客率的地区,公众使用手机应用呼叫公共巴士的做法,使人觉得所谓的“共享经济”所导致的“创造性破坏”,似乎已经到了让人手足无措的地步。
“共享经济”的原意是通过智能科技的连通性便利,让闲置的资源能够发挥作用,及时配对市场供需。其中的关键概念是善用闲置资源,因而不必增加供应,减少浪费,让整体经济的运作更符合效率原则;Uber(共享汽车)和Airbnb(共享住房)初始运行时,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来操作的。然而发展至今,特别是财雄势大的创投资本的介入,非但已经颠覆了共享的初衷,所带来的破坏,更深度扰乱了市场乃至社会秩序,而且是未见“创造性”,只见“破坏”。
第一个受害者无疑是相对于“共享经济”的“传统经济”——互联网上信息自由共享,导致收费的新闻,特别是报纸的地位遭受前所未见的打击;互联网上视频影音的免费共享,改变了电视和电影产业的结构;当然,Uber的出现更导致一些城市的德士司机群起暴动抗争;而Airbnb也“专业化”,直接改装房子短期出租来同酒店业短兵相接。
另一个受害者则是被以“共享”之名,转移承担外部成本的当地社会。国际创投资本凭借新自由主义市场崇拜的意识形态,利用雄厚的资金打破了传统的主权国界,所到之处还未创造新就业的理想国,就已经让不少传统产业的就业横尸遍野,很多家庭因而陷入财务困境。此外,“共享”的隐藏成本,却堂而皇之的转嫁给社会——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随处乱停的共享脚踏车了,破坏景观之余也影响居民出行。
然而最大的受害者却是社会的是非观念。披上“共享”外衣却名不副实的新产业,导致了观念上的错乱。当前比如Uber和Airbnb等所谓的共享平台,实际上已经沦为大资本攫取大数据的手段,和原来调动闲置资源的概念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共享”的光环却让其占尽便宜,造成了竞争上的不公平——私召车除了名分新鲜,运作方式大体上与德士类似,但是德士行业却得符合许多监管要求,比如考取证照、司机国籍和年龄限制等。Uber大举竞标新车吸引司机加入,推高车价,也让有需要的家庭望车兴叹。
这种观念的错乱形成了监管上的盲点。Uber明明如同德士,却因为“共享”的伪装而让监管当局网开一面。面对“共享脚踏车”扰乱社会整齐秩序,当局至今还表现得束手无策。探讨手机呼叫公共巴士的想法,更反映了一种对“共享”近似走火入魔的盲目崇拜,混淆了公共巴士和德士所服务的市场对象的分际。
“名不正则言不顺”,当名实脱钩,谎言就会流行;谎言流行则邪恶接踵而至。这并非危言耸听,所谓的“另类事实”腐蚀美国的政治文化就殷鉴不远——谁能想象得到新纳粹竟然敢公开在美国城市集会呢?唯有走出“共享”的魔咒,才能避免最终的“民无所措手足”。

原载2017年8月20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发表在 News and politics, 得鱼忘筌, 新加坡,时事 | 标签为 , , | 留下评论

国庆日遐想

 

《联合早报》交流站日前刊登一位在本地生活了20多年的新移民的来函,感叹今年的国庆气氛与往年大相径庭,因为直觉上今年居民自发在家悬挂国旗的人数最少。他猜测这现象是否与持续的经济不景气有关,或者与建国总理李光耀私宅的争议有关,还是国人越来越麻木,国家认同感越来越淡薄。
国庆期间在家悬挂国旗,不同人或许有不一样的想法,但如果因为日子不好过,或因为对公共课题不满而拒绝为之,一方面或许是缺乏与国家荣辱与共的真诚爱国情操;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了认知上的错误——党国不分,误把政府与国家等同起来,把对执政党的不满发泄在国家身上。李光耀生前曾坦率地表示:“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人民行动党,对此我毫无歉意。”
《道德经》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小国何尝不必如履薄冰?李光耀对于治理多元种族的新加坡的一些洞见,至今仍然颠扑不破,比如他形容种族、语言、宗教等核心身份认同元素,犹如地壳式的社会裂缝,处理不当容易导致国家撕裂。政府修宪设立总统保留选举制度所引发的争议,就印证了其洞察力。
如果国家诚如美国学者安德森所形容的,是个“想象的共同体”,只有52年浅短历史的新加坡,国人的想象无疑是相当贫乏的。每当被问到对家乡的具体思念时,除了家人、朋友,旅居国外的新加坡人,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抛出“炒粿条、辣椒螃蟹”之类的“形而下”答案。政府在海外主办联系“侨民”活动时,免费的新加坡美食大概是最具号召力的手段。
所谓“疾风知劲草”,这种对共同身份认同的薄弱想象力,会不会在国家面对存亡挑战时,出现“大难来时各自飞”的窘境,恐怕没有人敢打包票。宽容地说,这也并非全然不情有可原,毕竟集体身份认同得建立在共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而新加坡的历史还缺乏厚度。当然,政府也不断想方设法去除这个软肋,比如推动各类社会运动来培养集体认同感。这些年来安排全国小学五年级学生,分批出席年度的国庆庆典彩排,现场表达爱国心,就是具体的尝试。
2011年“分水岭大选”后,政府推展“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努力消除精英与基层之间的疏离感,其中的一项重点,就是检讨1991年在国会通过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当时提出的五大共同价值观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这些价值观本身当然没什么可非议的,只是它们终究是编造出来的冰冷空泛理念,缺乏文化和历史自然积淀,并透过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轶事掌故所传递的温度,因而难以唤起国人心灵上的共鸣。对于种族、语言、宗教等核心身份认同的敏感度,既塑造了富有新加坡特色的各类社会管理政策和制度,也形成了人文意识和认知上的盲点;且受困于对这些原始情绪的畏惧而不敢突破,至今仍围绕着种族、语言、宗教的多元性打转,还没能万法归宗,凝聚有底蕴的共同身份认同。
李光耀一度尝试以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在新加坡的多元性之上打造集体认同。在当年的语境里,亚洲价值观的争议主要是借助日本和四小龙的崛起经验,强调重视家庭、尊重权威、群体高于个人、共识高于争议等与西方自由主义对立的价值体系。李光耀更因为强调经济发展优先于政治开放的重要性,以重视教育、吃苦耐劳、敬老尊贤、创业精神、安定团结等特性,把亚洲价值观与儒学等同起来。
为了加强国民道德教育,防止“西化风潮”,教育部在1981年开始在学校设立基督教、佛教、回教、兴都教和“世界宗教”五门选修课;1982年又添加了儒家伦理,1983年成立了东亚哲学研究所,侧重儒学思想研究,带动了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十多年的社会儒学热潮。但是,因为宗教课出现个别老师乘机在课堂传教的争议,引发宗教间的紧张,这个原本用来取代公民教育的宗教知识德育课程,终于在1990年代初无疾而终。
李光耀在1991年似乎放弃了超越多元的努力,他在一场华社活动上说,“共同价值观”并不“构成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华人还必须依靠儒家思想、道家学说和中国民间传统价值观来相辅相成。马来人和印度人也必须分别依靠马来风俗习惯和回教,以及印度风俗习惯和兴都教来补足。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同背景的文化混成一体,我们所得到的是非驴非马的东西。”
这诚然是个历史遗憾。尽管关于儒学被政治利用,或者被别有用心者用来谋私利的疑虑不断,它毕竟是一门“敬鬼神而远之”的伦理学,不存在“我的神优于你的神”的无解之争;而且在“上帝已死”,人类普遍出现信仰危机的大时代,儒学基于理性的道德论说,反而比宗教教育还更具普遍意义的说服力。当然,对于不来自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其他种族而言,它缺乏文化和历史的亲近感,但这并非全然不可克服。简言之,作为超越本地种族、语言、宗教的多元性,凝聚集体共识的思想资源,儒学其实具备巨大潜力。
俱往矣!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今年民选总统保留选举所引发的候选人种族身份争议,再次反映多元性的困扰。52年的历史固然浅短,但还要经过多少个52年,才能形成国人都能由衷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呢?

原载2017年8月13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发表在 隨想, 得鱼忘筌, 新加坡,时事 | 标签为 , | 一条评论

敬业乐业的前提

 

本地艺人庄米雪日前在社交媒体贴文,批评国人对工作得过且过的心态。她说:“他们不检查自己的工作,不关心做出来的结果如何,不会费心去精益求精,不愿意把工作做得更好。那是一副‘关我何事?我又不是为此拿高薪’,或‘干嘛多付出?也没有给我加薪’的态度。我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或不会犯错,但为何不对我们的工作多一些自豪感呢?”
贴文引发了热议,很多人同意她的观点,并分享自己日常生活碰到的情形,无论是工作上遇到不上心的同事,或者作为消费者“遇人不淑”,所购买的服务或商品货不对办。一些更质疑为何国人无法像日本人那样敬业乐业,如德国人那样精益求精。地铁最近继续频频误点,组屋电梯操作失常甚至致死乘客的新闻,似乎也印证了这种漫不经心的工作态度所带来的恶果。
但是也有人不完全赞同庄米雪的说法,特别是她说:“因为这不应该完全是为了钱,对吧?金钱上的回报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我更明白当观众喜欢我们为他们所准备的节目,我就有成就感。”有批评者指出,庄米雪认为金钱回报不重要,似乎有些“何不食肉糜”的味道,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她那么幸运,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更多人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被迫工作,无法奢谈工作成就感。
庄米雪所反映的国人对工作缺乏责任心的现象,尽管不应该以偏概全,但是说它不普遍,好像也不尽正确。如果认为这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首先要问的当然是原因何在;而答案必然就见仁见智了。就如很多人赞同庄米雪的抱怨,但也有人持保留意见一样,对于国人工作伦理的流失,恐怕不易简单概括。
拿日本人与德国人作为对比的标准,或许会流于文化决定论。很多学者会提醒说,文化有时是最缺乏解释力的因素,就好比中国在19世纪沦为半殖民地,儒家文化一度成为代罪羔羊;以日本为首的亚洲经济复兴,特别是1980年代的四小龙崛起,也一度归功于儒家文化。当然,文化并非全然毫无关系,相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个人主义的盛行,日本和德国社会确实更注重集体利益,也更尊重亲力亲为的工匠精神。但是要解释本地工作伦理弱化的现象,或许还是得从更具体的因素去探讨。
良好的工作伦理经曾被当做是新加坡成功的要素,政府在政策上注重教育、贬低福利、突出竞争,无不在培养勤奋刻苦的社会风气。建国一代的领导人始终坚信,如果新加坡不出类拔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们因而改造英殖民政府的公务员队伍,把它变成一支为各国所称羡的高效率劲旅,从政策的规划到落实,新加坡公共服务的实力有目共睹;新加坡在短短数十年间,从第三世界蜕变为第一世界国家,公共服务功不可没。
为什么公共服务的工作伦理,并没有成为全民的缩影呢?是不是因为公务员,特别是精英公务员的收入高、社会地位优越;而这些条件并非各行各业所共有?若答案是肯定的,那工作态度和金钱报酬的因果关系显然不容忽视。公务员相信也应当会敬业乐业,然而若拿掉了高薪和社会的尊敬,最终的效果是否还会一样?
况且新加坡的成功发展,并非单靠公共服务,如果没有敬业乐业的劳动队伍,就不可能持续吸引全球资金不断前来投资。而如果此前的发展是因为国人积极的工作态度,为何今天的工作伦理却似乎不如从前?到底是什么条件改变了,导致社会原本良好的工作伦理也跟着改变?是因为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不一样了吗?每一代人固然有属于自己的流行文化和价值观,但是没有显著的证据表明,当代青年比他们的前辈好逸恶劳。
人们失去了对自身工作的自豪感,是否与他人对这些工作失去了应有的重视和尊重有关?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回,一生安贫乐道,完全不在乎物质上的艰苦,全心追求心灵人格上的完善自足。苛刻地说,这恐怕也有违孔子所强调的中庸之道。人们固然也可以不顾他人的看法,全然从完善自己的理念,实践敬业乐业的精神。可是一般人总需要旁人对自己的工作有所肯定,无论是金钱上的回报或态度上的尊重,才可能催发再接再厉的动力。
建国总理李光耀就曾经对所下榻的东京帝国饭店内的擦鞋匠,一丝不苟地把客人的鞋子擦亮的敬业态度,留下深刻的印象。熟悉日本情况的人应该都会同意,擦鞋匠并非孤例,因为日本社会普遍尊重劳作,而且也相信职业不分贵贱,重要的是各尽本分,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种对技术和经验的尊重,促使人人都自然尽忠职守,努力做好分内的工作。德国产品享誉全球,想必也出于相似的理由。
如果社会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来体现对技术和经验应有的尊重,就很可能削弱人们对工作的自豪感。当前国人对工作的消极态度,是不是因为各行各业都流行外包,而且价低者得。资深员工的经验和技术不再是资产,他们的薪资反而被视为是高成本的负担。公务员体系至今还能幸免,但是一些公共服务的廉价外包,是否也是地铁瘫痪、电梯失灵现象越来越常见的肇因?
孟子说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如果社会不尊重工作,又怎么能期待人们把工作做好呢?

原载2017年7月30日《早报星期天·》

发表在 News and politics, 得鱼忘筌, 新加坡,时事 | 标签为 , , , | 2条评论

弥合的重担

 

法国和韩国在5月分别举行的总统大选里,当选者马克龙与文在寅均不约而同地在胜选演说中强调,将团结全国人民共同面对挑战。尽管“团结”是所有政客本能的陈腔滥调,很多观察家都同意,与当前不少国家一样,法国与韩国也陷入社会撕裂,共识不存的危机里,两位新任总统确实得挑起弥合政治伤痕的重担。
导致这种严重撕裂的原因很多,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冲击、移民潮以及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新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所催生的第四轮产业革命,摧毁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失业者却无法胜任新创的工作;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盲目崇拜和赢者全拿的意识形态,让缺乏能力在新经济环境里竞争的大众,越来越对自己和下一代的前景感到绝望……
当此乱世,社会弥漫着一股不安的躁动,甚至有演变为“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反叛心态的趋向。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乃至法国政治主流的共和党及社会党,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全军覆没,选民选择让无党派的政治新星马克龙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勒庞进入第二轮投票一决雌雄,莫不是对既有体制和统治精英的一次次集体否定。
这种近乎不共戴天的撕裂式政治对抗风潮,也以不同的形式在各地上演。台湾的所谓转型正义,正恶化为重播蓝绿对抗、互砍对方政治符号铜像的暴力冲突剧;香港年轻人置产无望的愤怒,异化为反对北京干预,要求政治自主甚至独立的呼声;就连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特区首长的选举,也因为政客操弄宗教力量,而形成极端伊斯兰基层同世俗中产阶级不易妥协的角力。
既得利益抗拒改革、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惰性,永远是历史大时代的主题。以“体制外”自我包装的特朗普,在掌握权柄后非但从华尔街延揽金融大鳄,组成美国史上身价最高的内阁团队,更配合共和党精英通过了为富人阶级减税,会最终导致2400万美国人丧失医疗保险的立法。被新自由主义收编的传统左派政党如美国的民主党和英国的工党,在经济上提出所谓的“第三条路线”向市场投诚,同时放弃了对经济公平的关注,改为主张女权、同性恋婚姻、动物权利等脱离中下层民众核心利益的课题。
感觉被既有体制精英遗弃的民众,为极端势力政客的崛起创造了巨大的空间。排外的极右派政客虽然看到了问题,却开出致命的药方。既然新自由主义所催生的全球化导致工作外流、移民涌入,那么反对自由贸易协定、反对侵犯主权的欧盟(如勒庞等一票欧洲的民族主义政客)、在边境筑墙、反对移民和他们的异端宗教等,就成为极右派简单易懂而能让不安且不满的民众产生共鸣的政策主张。
然而全球化只是当前乱世的肇因之一,而且自由贸易事实上改善了全球大多数人口的生活状态,只不过在发达经济体却因为赢者全拿的游戏规则,加剧了贫富悬殊的问题。况且,人工智能加速经济的“创造性破坏”循环,旧的工作被机器人所取代,新的工作却还没及时出现,所以光是排斥移民,经济上闭关自守,还是无法避免经济转型的冲击——除非仿效19世纪英国纺织业工人的卢德运动(luddites),试图用破坏机器的做法来阻止改变。
仿效19世纪工人的自救行为或许没用,可是参考19世纪思想家的思考却不无益处。对工业革命的观察颇有心得的马克思,对于人们的生产活动创造了经济,最后却被经济反客为主,沦为资本的奴隶这一历史吊诡深具洞见,因而提出了“异化”的概念。这个现象,在当前所谓的“工业4.0”的时代仍然具有解释力。尽管与19世纪相比,人类的生产力已经突飞猛进,具备了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完全消灭全球贫穷的财力,但是资本的贪婪本性依然,异化的经济奴隶还是难以摆脱身上的枷锁。
有别于不再关心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自由主义左派,一些仍然关注经济平等的传统左派,提出了“全民收入”(universal income)的突破性概念,主张国家不分条件,一律给全体公民基本工资,让他们维持起码的生活尊严,无需为了活口而屈就于底薪工作。一旦人人都具备了摆脱资本桎梏的独立性,就犹如当年工会强大时的议价能力,才能集体改善资本和工人的不对等关系。
反对者认为这是在鼓励好逸恶劳,而且将导致税负加重,可是在新自由主义几乎走入死胡同的当下,任何跳脱思维框框的大胆概念都值得尝试。况且,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这并非全无理性。现代经济增长靠的主要是消费驱动,当前的经济困境主要也是因为贫富差距扩大,越来越多人不具备消费能力。如果还富于民,或许反而能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同时缓解贫富差距压力,弥合社会的裂痕。
瑞士去年以76.9%的绝对多数,在全民公投里否决了“全民收入”提案。有论者指出,其中原因恐怕是提案的每月2500瑞士法郎(约3500新元)设定得太高。在失业率8%的芬兰,今年2月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试验,对2000名年龄介于25岁到58岁的公民,无条件发放每月560欧元(约860新元)的基本工资。试验结果,相信将有助于对“全民收入”效果的认识。
乱世用重典,在当前全球都面对民众对现有体制失去信心的大时代,被民众委以重任的决策者如马克龙和文在寅,都必须以全新的眼光看待既有的问题,寻找非常规的解决办法。毕竟,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原载2017年7月23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发表在 News and politics, 得鱼忘筌 | 标签为 , , , , , , , | 留下评论

失德的政治 ——特朗普医改失败的反思

古龙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把“江湖” 换成“政治”,道理恐怕也可以成立。与“江湖”一样,“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利益,或者利益的分配,由此衍生“公平”“正义”等用来规范利益分配的道德原则。所以道德从来就是政治的基因,垄断利益的“暴政”因而犹如怪胎,因违背人的基本需求而缺乏长期存在的合理性。“暴政必亡”不仅是弱势受害者的诅咒,也符合历史经验。
政治与道德分家,或者说传统所认知的以实现共同善(the common good)的道德,不再被当做政治的核心意义,大约是近三百年来自由主义成为主流价值之后的事。因为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的自由,其道德观的最终权威,不来自传统历史所形成的规范,而是建立在自我的好恶之上。个人主观选择要遵从什么价值体系,取代了客观信守集体的规范。所以它否定历史累积所形塑的道德价值体系,包括共同的基本善恶标准。既然个人才是道德判断的终极权威,自由主义因此激烈反对政府基于调和集体利益的传统道德标准,制定规范个人行为的法律。久而久之,政府任何被视为制约个人选择的做法,都会被定义为违反人权之举而遭否定。
特别是在本世纪的美国,自由主义大概已经成为主导政治的意识形态,表现在对政府的角色和公共政策的认知上,增加福利开支的同时又大肆减税,成为左右两派难以启齿的默契——左派要增加福利;右派要削减税负——政府日益沦为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而不断失去维系社会公义、协调和促进集体利益的功能。这个现象,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医疗改革闹剧显露无遗。
终于掌控美国国会两院以及白宫而完全执政的共和党,上台后在短短的17天里,企图针对曾经激烈反对抗争长达七年的俗称“奥巴马医改”的《平价医疗法》下手。从宣布启动替代方案立法,到在国会表决前夕撤回替代法案,上演了一场无异于闹剧的政治滑铁卢。
被媒体捧为政策专家,一直主导共和党制订《平价医疗法》替代方案的参议院议长瑞安,由于无法争取到足够的党内议员,支持替代方案,终于被迫在3月24日召开记者会,黯然表示已经建议总统特朗普撤回法案,并得到特朗普的同意。
整场从启动替代方案到宣布放弃的闹剧,固然反映了特朗普以及共和党国会领导层的昏庸无能,方案的内容其实更体现了保守派精英对于弱势群体的蔑视。这种蔑视所透露的,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民主政治濒临道德破产的局面。民选的代表非但不以选民为念,反而千方百计去伤害他们的利益。这迫使人们不得不反思美国当代政治的道德本质,或者说为何美国当代政治如此失德。

“奥巴马医改”的三足鼎立

医疗改革一直是美国政治的烫手山芋,美国不但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当中,人均医疗支出最大的国家,其效果也是最差的,特别是数千万美国公民被排除在公共医疗保障之外。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试图推动改革,主要推手是当年的第一夫人希拉莉,结果遭遇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合力掣肘,改革无疾而终。
奥巴马医改意在提高美国医疗制度的品质,同时降低其成本,扩大受保人数。为了达到这个雄心勃勃的目的,奥巴马医改采取了“三足鼎立”的设计原理:禁止保险公司以“既有疾病”或任何理由拒保或提高保费;为了补偿保险公司在这方面的风险,也强制所有人(特别是健康者与年轻人)都必须购买医疗保险,否则将被罚款;政府通过向最富有的阶层征税,以津贴低收入阶层购买医疗保险。
奥巴马医改当然并非完美无瑕,与任何政策一样,它是个必须顾及各方利益的妥协产物。主张“公平”价值的民主党内的左派认为它改革得不够彻底;信奉“自由”的共和党则完全从意识形态否定它。共和党反对的理由,是医改使得政府得以强制介入医疗保险市场,违背了市场自由竞争原则。医改强制所有人购买医疗保险,也违背了公民自由选择的权利。
正以为它是个妥协的产物,奥巴马医改的成功完全取决于三足必须鼎立,缺一不可,只要拿掉其中任何一项,整个医改体系必将土崩瓦解。共和党曾经要求废除强制保险这一项并提出司法诉讼,但是并没有在联邦最高法院胜诉。一些共和党人甚至造谣污蔑奥巴马医改,告诉支持者一旦医改成为法令,由官僚组成的“死亡陪审团”将决定哪些人(特别是老年人、智障儿)能否获得医保。许多从奥巴马医改获益的低收入阶层信以为真,遂成为欲推翻医改势力的共和党帮凶。
共和党不断反对奥巴马医改,特朗普在竞选时以及当选后,反复承诺将提出更好的版本,让所有人以更低廉的保费购买医疗保险,尽管如此,却一直没有提出完整的替代方案,只是借用这类不实的谣言蛊惑民众,制造反对的民意。因此,自2009年法案提出以来,持续到立法通过,反对奥巴马医改的民意总是高于支持的民意,一直到今年瑞安提出替代版本。

奥巴马医改的助选员

被昵称为“特朗普医保”的瑞安替代方案,自公布后便引发舆论挞伐,各地民众纷纷到共和党众议员的选区集会,当面表达不满与反对。最反讽的是,奥巴马医改的民意支持度也首次超越反对者。越来越多民众在对比两个版本后,意识到奥巴马版的好处,特别是更多低收入民众意外地发现,自己会在新版本下失去医保。
瑞安所提出的特朗普医保,被批评为奥巴马医改2.0,因为他无法突破三足鼎立的逻辑——取消掉任何一足,整个医保制度都将瘫痪。但是这个2.0却又拥有比原来版本更糟糕的设计。基本上瑞安的版本取消强制购买医保的规定,这导致很多保险公司因为成本风险剧增而纷纷表示要退场,不再提供医保服务。
此外,特朗普医保也把政府的津贴原则,从根据收入改为按照年龄,而且津贴幅度大为缩减,不同州的居民将平均每年损失3500美元至1万美元的津贴。这方面所节省的联邦政府开支,却因取消富人的额外缴税义务而被抵消。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特朗普医保一旦落实,在2018年将导致1400万低收入美国人因保费提高而失去医疗保险,到2026年相关人数还将上升至2400万人。
这一消息引起包括特朗普支持者在内的美国社会的不安,许多选民纷纷到共和党议员的选民接待处抗议,迫使不少共和党议员临阵退缩,对特朗普医保由开始的支持而改持保留意见。另一方面,共和党众议院极端保守的所谓“自由党团”议员,却因为方案没有完全去除奥巴马医改的“社会主义”成分而誓死反对。
当越来越多美国人意识到特朗普医改“劫贫济富”的本质后,“奥巴马医改”的支持率便节节上升,在2017年2月达到54%,是2010年以来支持率首次跨越50%;同时,特朗普的执政满意度也创下新低。但是,他却一如既往地展现出对政策心不在焉,对细节毫无耐性的本色,将“特朗普医保”的失利归咎于民主党不配合,并表示将继续“改革”的意愿,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共和党所感兴趣的富人减税政策。美国舆论大多预测,共和党很可能会再一次遭遇滑铁卢。

特朗普的“背叛革命”

特朗普的意外当选,是对美国既有精英政治的一场革命。代表既得利益政治的民主党候选人、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莉败选的原因固然错综复杂,可是很多美国选民不顾特朗普多次被媒体揭穿其人格有问题——撒谎、逃税、无知、仇视女性——依然投票给他,背后不无一股强烈的“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同归于尽的报复情绪。
美国贫富悬殊持续扩大,中低收入阶层对未来日益绝望,是特朗普得以入主白宫的重大背景。无论是收入或财富,社会顶端的1%美国人正拥有越来越多的收入和财富。2011年,他们占有43%的社会财富,其余80%的美国人只拥有7%的社会财富;美国经济在2009年从华尔街金融危机复苏以来,99%的新增收入都纳入顶端1%的口袋里。难怪被视为代表“马照跑,舞照跳”(business as usual)的希拉莉会被特朗普打败了。
特朗普把自己包装成革命者来迎合这股民愤,强调自己是政治素人所以没有利益瓜葛,富可敌国所以不必接受企业精英的政治捐款,并承诺要“抽干沼泽”(drain the swamp,比喻要清空滋生政治疟疾的华盛顿利益体制)。在抨击奥巴马医改时,特朗普宣称将为所有选民提供更廉价有效的医疗保险。
当然,所谓的特朗普医保其实是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瑞安的杰作,从媒体的报道分析综合观察,特朗普根本就缺乏足够的知识和兴趣,去推动具体的政策或法案。但这并不代表他可以完全卸责,毕竟他是美国总统,是愤怒的选民授权来革“华盛顿沼泽”的命的人。
特朗普医保最终伤害最大的,是原本因为在既有体制下受害最深,因而不顾一切支持他的美国民众。这个政治背叛因而成为美国当代政治最不易解释的吊诡,也深切地反映了美国政治失德的严峻程度。

失落的伊甸园

美利坚建国的政治神话,反映在《独立宣言》强调的人权观,声称人有“不证自明”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天然权利。这背后的重大假设,在于人人平等,因而得以自由地实现自我的人生。自建国以来,美国人深信自己的国家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并且配合新教的福音观念,在二战胜利后积极在全球传播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
美国式的民主,因此是相信个人对幸福的追求,最终将导致众人的集体幸福。与此相配套的,则是对所谓“自由市场”的崇拜,以及对政府公权力的怀疑态度。尽管中间有起落,美国两百多年来的历史,似乎证明了这套普世价值的有效性。
但是,奥巴马医改与特朗普医保之争,却暴露了其中的重大矛盾,特别是“自由”与“平等”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就如以色列新锐历史学者、《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所指出的,从社会集体的角度说,要取得基本的平等,就必须限制个人自由的程度;同理,允许个人充分自由地追求幸福,必将导致财富和权力分配不均的不平等。自由民主体制的信徒也许会辩护说,平等指的是机会的平等而非结果的平等,但这仍然无法解决结果的不平等同个人自由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
不平等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所有的社会和政治体制都面对同样的问题。很多时候,人们发明各种理论,例如用出身(中国的门当户对;古欧洲的贵族血统;印度的种姓制度)、用宗教(前世有修;上帝的眷顾;诸神的保佑)来让各种不平等成为合理甚至合法的存在。当代自由主义的精英统治则采取了唯才主义(meritocracy)的合理化手法——成功者依靠的是自己的天资、才干和努力;反过来说,失败者当然是自己愚蠢、懒惰、无能的结果。所以贫富差距甚至贫富悬殊并不是罪恶,而是符合天理的现象。

失德的政治

特朗普医保再一次戳破了唯才主义的谎言。披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外衣的整个方案,不过是赤裸裸的劫贫济富行为。反对奥巴马医改的理由是政府干预市场,但所谓尊重市场的结果,却是减少医保补贴以便减少富人的缴税。奥巴马医改是试图实现共同善的崇高努力,但是一个完全从自我来定义个人幸福的社会,很难产生实质上的共同善或集体的幸福,至多是一种工具性的共同善。
政治的现代意义是谋求社会的集体幸福,套用19世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的话,是让最多数的人获取最大的幸福。但是美国式的追求幸福的权利,却是从个人的立场出发。根据自由主义的理论假设,只要让个人充分发挥其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最终必然导致社会集体幸福的增加。如果不加区分地衡量集体幸福,比如按照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这个假设大致没有错——诚如一则美国经济学界的笑话所说的,当比尔盖茨走入一家酒吧,酒吧里的人均GDP一下子就腾涨了几百倍。但事实是,人均GDP的增加却可以是在贫富悬殊扩大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时,一个人的幸福可能就意味着许多人的不幸了。
当然,如果是水涨船高的效应,即一个人的成功同时为其他人创造了改善生活的条件,那情况或许还符合正义;可是若个人成功是以牺牲众人的利益为前提,则最终必然会引发政治反弹。尤其是已经成功的少数,利用自身的优势,影响甚至把持政府(一如美国既得利益集团对国会的强大游说能力),通过减税的方式自肥,同时削减医疗、教育等公共开支,降低中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使他们根本无法同既得利益者竞争,这就是少数的既得利益者为何会不遗余力地强调“自由”而不顾“平等”的真正用心。特朗普医改牺牲大多数人的医保福利,而为少数人减税的锦上添花做法,正是典型的例子。
美国选民冒险押注在特朗普身上,正是因为越来越多人感受不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幸福。由此产生的剥夺感和对分配不公的民怨大潮,把特朗普成功送入白宫。可是,他在选举时所标榜的局外人身份,主打要清洗不知民瘼的华盛顿精英体制的承诺,和他上任后的作为却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是背叛了他的支持者。比如他的内阁任命,特别是财经团队,竟然是由华尔街金融巨鳄所组成的;更别提本文所探讨的医疗改革的荒腔走板了。此外,特朗普以强调个人自由,减少政府干预为名,削减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公共福利开支的做法,将进一步打击低收入阶级靠个人努力,改变自我命运的机会。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维护极少数富有阶级的地位,排除来自底层的任何竞争与挑战。他在4月底公布的税改方案,再度证实了其劫贫济富的企图。

知我罪我的自由主义

如果规范利益分配的道德原则是政治的基因,那又应该如何来看待当前美国政治失德的现象呢?美国人自己恐怕并不会承认美国政治缺乏道德,他们仍然深信自由主义与人权价值观的普世性。因此,问题的根源恐怕正出在这套美国人引以为傲的道德伦理上面。
自由主义的理论起点和终点都在于“个人”,它假设个人实现了幸福,就必然导致由所有人组成的社会的集体幸福。人权观念就是为了保护个人,保障他能够实现自我的工具。这种假设其实抽空了“集体”的本质,它把社会仅当作是逐个个体的总和,每一个个体才是意义之所在、行动之主体;个体之间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以及规范这些关系的美德,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权观念所衍生的权利意识,正是这种个人主义的产物。然而人都是好其所好,恶其所恶,而且性识无定,随机变化,所以根本不能够作为有意义的道德伦理的基础。当代西方杰出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家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在其1999年出版、后来重印了十次的著作《依赖性的理性动物》(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就一针见血地剖析了个人主义的致命伤:个人无法独立地满足自己生活上的所有需求,不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从出生后的嗷嗷待哺,到老年后的需要旁人照料,以及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分工——所以个人主义者自以为可以独享个人成功的果实并理直气壮,显然是荒谬的。
既然人在本质上必须互相依赖,在价值与行为上就必须考虑一己之外的他人,也就是美德。这种出于自觉的对美德或善的身体力行,才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坚实基础。麦金泰尔在另一本书中说,社会成员唯有兼具统治与被统治的知识,统治与被统治的能力,才能真正实践正义。换另一种概念说,这就是“仁政”的图像。以此来理解古龙的“身不由己”,岂不善哉?

原载第32期《怡和世纪》

发表在 News and politics, 怡和世纪 | 标签为 , , , , , , , , , , , , , | 留下评论

李光耀的精神遗产

 

国会在7月3日和4日连续两天,就李显龙总理面对弟妹的滥权指控进行辩论。这可能是李显龙从政以来所面对的最严峻政治挑战;从事件在社会引发的广泛关注与反应看,这恐怕也是本世纪以来新加坡政治所发生的最重大危机。因为事件直指新加坡之所以为新加坡的本质核心——清廉正直的政治体制;更由于指控来自于一手形塑这个体制的李光耀的亲身子女,爆发力尤为惊人,非但普罗大众目眩神迷,在精英圈内想必也涟漪不断。
尽管事件对李显龙所造成的政治伤害不小,他选择在国会坦然面对任何质疑所展现的光明磊落,在两天的辩论后,应当说挽回了一些局面。他和副手张志贤在国会所分别发表的部长声明,详细具体地针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做出解释,同时也托出身为李光耀长子和内阁总理的双重身份,在处理这件原本是家务事却失控为公众事件的政治危机的两难处境。那些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掌握事实的国人,应该能够从这次国会辩论后,大体恢复对政府的基本信心。
李光耀的欧思礼路38号故居如何处置,原本应是李家的内部事务。但是因为故居的历史和文物意义,它又牵涉公共利益,所以政府不可能不介入。这当中的公私如何分明,李显龙的双重身份无疑考验其人格和智慧。从他那两天在国会的表现,可以看出李显龙对于在事件中如何利益回避,有着高度的自觉,无论是坚持李家不能从故居获利,用宣誓声明的法律文件形式慎重阐述对事件的看法,却在事件爆发前选择不公开对弟弟的质疑,作为兄长对弟妹的隐忍,都反映其操守和为人的分寸感。
在其部长声明的结论里,李显龙通过对故居的政治隐喻,将事件的本质升华为对新加坡体制的肯定:“李先生的精神遗产不仅是一栋老房子。他的精神遗产是新加坡和我们所维护的价值。我们在新加坡建立起一样特别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和谐、多元种族和唯才是用的社会;一个公平和公正的社会,每个人都必须遵循同样的规则。无论你是部长或是普通市民,无论你是总理或是建国总理的子女,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才是李先生所建立的‘房子’,不是欧思礼路38号”。
身为政治元老的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在国会第二天辩论时的发言,呼应了这个焦点。他表示,政府廉洁是新加坡出类拔萃的关键,而总理的人格更是维系体制威信的灵魂。吴作栋画龙点睛地指出,国会的这场辩论必须有个清楚的结论,要不就总理滥权的质疑还他清白,要不就谴责他滥权。从李总理与副总理张志贤针对朝野议员提问的回答,以及整个辩论的结果,答案显然是清楚的——从既有的已知事实观察,李总理以及内阁在处理李光耀故居时严守分际,并没有滥权的情节。
这无疑能让大多数国人宽心,李光耀政治遗产的核心——清廉和诚实的政府——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而有所改变。但是,李光耀政治遗产的另一个核心——绝对的法治精神——在事件里却并没有得到完善的处理。国会为何需要花费两天的时间还李显龙与政府清白?吴资政就说得明白:因为指控来自于李光耀家族的成员,所以才导致人心浮动。他质疑把家庭纠纷公诸于众的目的,是要把李显龙从总理的位子上拉下来,并且不惜政府和国家在过程中遭遇池鱼之殃。
吴资政表示,他仍然维持他担任总理时的立场:任何部长如果面对针对个人的不实指控,就必须提出控告以自清,但也表示明白李显龙不采取法律行动维护名誉的苦心。相信很多国人也能同情李显龙的处境,就如他在总结国会辩论时哽咽回忆,李光耀在李显龙13岁时曾经嘱咐他,一旦李光耀出事,要李显龙负责照顾妈妈和弟妹。当时新马还在分家前夕的政治动荡中,作为长子的李显龙,或许至今还背负着这个心理上的重担。同时,选择在国会讨论,目的就在于让事件有所了结,控告亲弟弟与这个用意背道而驰。
身为长子与长兄,人们不能苛责李显龙不在法庭上维护自己的名誉。然而身为一国总理,他恐怕不易回避维护总理人格与政府诚信的政治责任,以便对国人有所交代。相信不少国人都存在相同的疑问:政府历来强调,内阁成员的诚信容不得半点质疑,任何对他们涉嫌诽谤的人格质疑,都必须通过司法手段毫无疑义地澄清。政府所秉持的视名誉如第二生命、反对者批评为不近人情的高标准,这一次没能一以贯之,是否和指控者的身份背景有关?这个疑问,不利于传承李光耀所坚持的没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治精神遗产。
安排这场国会辩论,目的就在于厘清总理和政府的诚信,恢复国人对新加坡体制的信心。就处理故居的问题上,相信大多数人都能接受李显龙与政府守法的精神是无可指摘的。遗憾的是,由于没有需要表决的信任动议,这场国会会议仅起到了匡正社会视听的作用,并没有具体的结果。反之,由于李显龙公私身份之间冲突的尴尬,无法明确地通过司法程序一劳永逸地恢复政府的声誉,让事件了结的主动权,依然旁落在政府掌控之外。
希望事件能尽快了结,以免政府分心,无法应对国家严峻的安全、经济和外交挑战,相信是人同此心。李家弟妹在国会辩论后在面簿发表声明,表示了附带条件的私了意愿,应该会让不少国人感到欣慰。但是,对于总理人格与政府诚信的公开指控,已经不是私领域的家事。当事人绕开司法程序,虽然恪尽了孝道却有亏于忠道,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遭到质疑。这恐怕才是对李光耀精神遗产的伤害。

原载2017年7月9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发表在 News and politics, 得鱼忘筌, 新加坡,时事 | 标签为 , , , , , , , | 留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