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治转型的钟摆

作为政治上一组对应的概念，“精英”与“民粹”无疑是观察时局的有用工具。自2011年新加坡“分水岭”全国大选后，从建国以来就是社会主流意识的精英政治，开始面对民粹的反扑，政治钟摆也出现了幅度显著的移动。这个移动的势头（momentum）相当程度上将决定新加坡政治未来的特色，值得持续观察。
一说起民粹政治，人们不由得会联想到台湾的选举。在从威权体制向民主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法制建设的滞后、历史遗留的族群矛盾、海峡两岸的政治对立——为政治枭雄提供了发挥的空间。下野后犯法入狱服刑的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就是个玩弄民粹政治的高手。一些观察者对新加坡政治转型所可能存在的隐忧，无论是否明说，背后恐怕都会有台湾经验作为参照系。
现代民主政治本来就是按照“数人头”的规矩进行，本质上天然存在着民粹的基因。成熟民主国家为了消解这个威胁，在制度上逐渐发展出带有精英色彩的机制作为制肘，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三权分立”制里的司法权。美国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非但不是由国民票选出来，还是终身任命，且拥有对美国政治发挥举足轻重影响的权力。2000年势均力敌而难产的总统选举，民主党的戈尔虽然获得多数票，最后却是最高法院的这九人宣判共和党的小布什获胜，而且这个决定得到了美国选民的认可，从而化解了一场罕见的宪政危机。可见民主政治要顺利运行，代表知识与传统的精英成分不可或缺。
新加坡在体制上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的西敏寺民主宪政，但自独立后却逐渐演变为强势政府行政权独大的模式。这当然有独特的历史因素，包括独立初期与共产党的激烈斗争、建国总理李光耀个人的政治风格、政府发展经济的绩效获得民意高度支持，因而在国会里拥有能随时修改宪法的绝对优势等等。这些因素也导致了新加坡政治越往后发展，其精英成分越浓烈，最终形成所谓的“任人唯贤”（meritocracy）意识形态，为既有体制铺垫了理论上的正当性。
行政独大，表现为体制上的制衡成分被削弱到最低程度，比如对所谓第四权的媒体做法律上的制约（出版法、诽谤法）；用立法权钳制司法权的自主（众多刑罚都规定唯一死刑，法官缺乏独立裁量权）；设立奖学金制度吸引社会人才进入公务员体制，又通过从中吸取参选人入阁当部长，或任命退休精英公务员主管庞大的政联企业，高薪厚禄地笼络官僚体系为政府忠诚效命。
这套富有新加坡特色的精英政治体系，因为李光耀个人的人格魅力和政治手腕，以及体系整体运行的高效率，数十年间日渐茁壮强大，不但在国际间赢得美誉，更为全球华人社会所称羡。台湾舆论在批判自家政府无能时，经常都会引用新加坡作为正面例子，中国大陆政府更派遣大量官员前来学习，希望能从“新加坡模式”中寻找善治的灵感。
然而，随着李光耀退居二线，精英政治遵循本身的逻辑走向极致，体系的副作用也慢慢浮现，最后引爆了民意的反弹。2011年5月新加坡全国大选，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获得历来最低的得票率，更折损了包括备受爱戴的外交部长杨荣文在内的五个国会集选区议席；同年8月的总统选举，执政党属意的候选人、前内阁副总理陈庆炎博士以总得票不过半的微差险胜，表明基层的不满情绪仍然强劲。
总理李显龙因此宣誓政治改革，即刻就公共住屋、医疗、交通系统等民怨积累最大的领域入手，并一举撤换这些部门的部长，以及让代表旧时代的李光耀，还有国务资政吴作栋退出内阁，试图对民意做出回应，并尝试在钟摆失控前，主导变革的速度与方向。
李显龙主导变革的努力，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毕竟数十年的政绩依然是个有力的号召，新加坡选民，尤其是建国一代的民众，还是对行动党政府有信心。长期培养的务实价值观，也让新加坡人不愿意在政治改变上轻举妄动。前述的对于类似台湾那样的对民粹政治的忧虑，也让部分中间选民在看待反对党时保持一定的警戒心理。2011年5月大选对行动党固然是个打击，但六成的民意支持率毕竟还是强大的政治基础。只要能在国民不满的地方做出改善，按照行动党意志进行的变革也不是完全没有胜算。
虽然如此，以“分水岭”选举结果为重要标示的政治钟摆，从精英政治那一面摆开的动力还在持续。这是因为，除了对生活品质下降的不满，精英政治本身的特质，恐怕起着更关键的推波助澜作用。
新加坡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正是精英政治的苦果之一。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在移民政策上采取门户大开的粗放型增长，一方面使得少数的社会精英能攫取越来越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却让广大的社会中下层，承担着大量移民涌入的高昂代价——下层薪金被新增的低技术劳动力压低；激增的住房需求推高了中产阶级拥屋的成本；公共空间变得拥挤；公共服务如医疗、交通、娱乐等的供给呈现紧张；普遍的通货膨胀——精英制定的政策，被民众视为脱离基层的现实，只服务于精英本身的利益，非精英隐然觉得，“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一定会把“我们”的利益考虑在内，社会阶级对立感的衍生，为民粹主义的抬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政府开年屠宰的第一头政策“圣牛”——部长高薪——民众反应不一，也说明了因情绪对立所造成的不信任感的深度。虽然减薪的幅度相当大，从总统的五成到初级部长的三成，并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都觉得满意。其中最被人诟病的地方，是减薪所采取的新方程式，精神上仍然是精英主义的——用收入最高的1000个公民的薪金为基准。对于年收入还抵不上部长月薪的绝大部分民众（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李显龙减薪后的收入，依然是新加坡人均GDP的40倍），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非常民粹式的口号：“我们是99%”，似乎在这里得到不谋而合的佐证。
这种在利益上开始出现你我的现象，也伴随着整个治理机制不断爆发问题，让既有体系高效廉能的形象，乃至背后的精英政治的正当性进一步被质疑。当局在乌节路再度淹水时，最先的反应是指责遭淹水的大厦管理层失责，再而是文过饰非否认有淹水，反称之为“积水”（ponding），也让民众对于精英阶层一贯的卸责作为感到失望。
号称“第一世界公共交通”的新加坡地铁，在2011年底一周内三次大瘫痪，影响数十万居民出行，地铁公司总裁苏碧华开始时以“坐镇指挥，收拾残局”为由，面对社会强烈讨伐声却拒不下台的表现，尤其刺激民间舆论的愤慨。关于苏碧华“后台够硬”的传言（此前地铁车厂两度被外人侵入，涂鸦地铁车厢，安全隐患暴露无遗，但苏的地位却稳如泰山），使得人们产生了“官官相护”的坏印象。因此，地铁公司在2012年1月初突然宣布接受她辞职，如果放到本文的叙述脉络来理解，无妨可以视为是精英对民粹的一次重要让步。
但是这种对民粹反弹战术上的让步，却同时引发体制内的忧虑和异议。就在李显龙表示有意接受部长减薪报告的建议后，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兼环境及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在其面簿（Facebook）上主动发表个人看法，表示若薪金平衡点继续倾向一个方向（减薪），将让往后考虑从政的人裹足不前。新加坡资深媒体人佘长年则在马来西亚的报章撰文透露，行动党内部已经出现反对声浪，呼吁总理拒绝报告书的减薪建议。他们持的理由也和傅海燕一样。
傅海燕或许在表达个人真诚的看法与忧虑，而且从她的立场出发也可以自圆其说，但从网民排山倒海的负面留言，迫使她需要出面澄清的情况来看，她的意见与社会观感之间的鸿沟，不无反映了精英政治和民粹情绪之间的拉扯。精英和普通人一样，也得考虑自己的利益，但从基层往上看，精英自认为的“牺牲”，在整个利益博弈的大局里，不但无法得到民众的认可，还会被他们视为是从维护精英好处的立场发言。
同历史经验以及世界各地的情况一致，精英政治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无论是组织形式或者思维方式，都构成了足以左右政治决定的力量。西方政治学的论断：“精英必然自我繁衍”（elite perpetuates itself），在新加坡同样得到印证。教育部在去年大选前忽然增加大专教育助学金的拨款，并宣称主要的作用就是确保教育继续成为促进社会流动的推动器，正反映了精英政治造就的精英阶层对资源的垄断，已然对社会中下层的提升努力形成障碍。李显龙及行动党能否驾驭这股体制内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他们是否能达成在民粹主义充分成型前主导变革的目标；否则，政治钟摆在转型期很可能将从一个极端，沿着惯性走向另一个极端。

原载《怡和世纪》第十六期，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