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情只可酬知己

缺乏人文关怀的政治热情，最终只会催生人欲横流而四分五裂的社会。这种撕裂，甚至在亲朋戚友间上演，导致骨肉决裂、老友反目。迷信政治的后果，让人恐惧。

　　利用居家办公的机会大扫除，整理出大学时代的文件，其中有当时在图书馆影印、收集在文件夹里的多篇文章。首篇是台湾学者李正治在1986年出版的《至情只可酬知己——文学与思想世界的追寻》一书的序文，以及其中一章《中国民间处世思想的探索与批判》。文件夹里的其他作者，工作后都买了原著，只有这本在书架上寻遍不获，于是决定在丢弃文件夹前温故知新，把这两篇都重读一遍。

　　那真是不一样的岁月，“台湾主体性”还没有成为主流意识，身份认同还是中国的，或者是中国文化的；对岸的文化自我怀疑论的六集《河殇》电视纪录片，要在两年后才面世，一时掀起两岸三地乃至世界华人的文化热。当年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关心，主要还是以儒学为主。日本在1960年代的复兴，以及1970年代亚洲四小龙陆续崛起，让西方学界注意到所谓的“儒家文化圈”的共通性——尊重权威、注重教育、重视集体、强调纪律……

　　在这个意义上，华人世界的文化热其实还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如果没有洋人的重视，社会舆论恐怕也不会意识到原来孔夫子的教诲，还可以用来解释自己的经济成就。尽管不无时代的天真，跟当下完全放弃文化思考的经济讨论相比，毕竟还是有其可爱和值得怀念之处。文化因素的经济解释力也并非毫无争议，因为对于所谓中国“百年积弱”的分析，当时的主流认知还是归咎于文化，《河殇》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个论述里，儒家文化是拖累中国发展前行的包袱，中国的落后不是因为打倒了孔家店，而是祖坟还刨得不彻底。

　　不容否认的是，对于文化的关心，背后隐含的是珍贵的人文关怀，是一种信仰的体现。一味追求经济繁荣却不关心文化，体现的仅是人性赤裸裸的本能欲望，但缺乏调节和导正欲望的价值。文化之为信仰，效果同西方人崇拜上帝的宗教一样，是道德伦理的基础。西方启蒙主义之“人的发现”固然伟大，但伴随而来的怀疑上帝，乃至最终否定上帝，却使得个人欲望失去节制。这一“现代性”难题，在进入“后现代”的当下，似乎有变本加厉之势。

　　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人是不能没有信仰的动物，在饮食男女之外，人须要有一种超越一己的向往，来安顿因死亡之必然所带来的惶恐不安。正教的式微，只是为邪教的兴起提供了空间。当下美国和发达社会因黑人弗洛伊德事件而爆发的流血示威，在美国已经部分演变为一种邪教现象，大批拥抱进步意识形态的白人，集体向黑人单膝下跪，来表达自己对身为白人的“原罪”的忏悔。不信上帝的他们，最终还是难以摆脱原罪意识，只不过是让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填空了上帝的位置。

　　传统信仰的瓦解，让更多人在政治里试图取得替代的安慰。人们对政治的热衷，已经成为一股普遍的现象。冠病疫情让这现象变得更为清晰。但是政治不能成为信仰，因为它侧重的是利益的分配，强调的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实力较量，一方之得就是另一方之失，所以自然要分出彼此和高低。其流弊就在于这种分别心在非常时刻，就如当下冠病疫情导致经济衰退，僧多粥少，分别对立就容易堕落为部落主义、群氓主义等只看身份，不论是非的非理性冲动。

　　这种身份认同政治，在两岸三地的社会里也并不罕见。对既有文化的无视及冷漠，让中国的民族主义，从改革开放时期追求民族复兴的理想，异化为大国崛起迷思的傲慢，甚至带有红卫兵式的“多数暴政”；其缺乏敬畏和羞耻心，俨然是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的对立面。台湾在戒严后的民主化追求，一度沦为政客操弄省籍身份认同的沃土，政治斗争把任何理想都工具化了，包括历史和文化。香港在回归后从“马照跑，舞照跳”的侥幸，慢慢沉沦为如今的“蝗虫”“汉奸”的语言和肢体暴力。对政治的迷信，导致年轻人在街头挥舞英殖民旗帜乃至星条旗，对民主、自由的执念而陷入了身份认同的错乱。

　　个别乃至对立的欲望，在共同价值阙如的环境里，如何能够实现人间天国？更糟糕的是人又喜新厌旧、朝三暮四，被不断变换和膨胀的欲望牵着走，人世又焉能太平？缺乏人文关怀的政治热情，最终只会催生人欲横流而四分五裂的社会。这种撕裂，甚至在亲朋戚友间上演，导致骨肉决裂、老友反目。迷信政治的后果，让人恐惧。

　　能回得去文化热追求理想的单纯时代吗？这就如问西方社会，上帝何时会重生一样。然而中国文化相信否极泰来的道理，且“阳卦多阴，阴卦多阳”，事物本身皆存在其反面的潜能，所以物极必反，乱世当中必有变化为治世的潜能，可是必须靠人的智慧和努力去实现它。同阴阳平衡一样，中国文化重视情理和谐，在处世上不独尊理性，才是智慧的泉源；没有了情感的滋润，理性容易形成自我的傲慢。这或许是为何李正治的追寻和探索，会同时在文学和思想的领域展开；至情只可酬知己，诚然。

（原载2020年6月14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至情只可酬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