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日遐想

 

《联合早报》交流站日前刊登一位在本地生活了20多年的新移民的来函,感叹今年的国庆气氛与往年大相径庭,因为直觉上今年居民自发在家悬挂国旗的人数最少。他猜测这现象是否与持续的经济不景气有关,或者与建国总理李光耀私宅的争议有关,还是国人越来越麻木,国家认同感越来越淡薄。
国庆期间在家悬挂国旗,不同人或许有不一样的想法,但如果因为日子不好过,或因为对公共课题不满而拒绝为之,一方面或许是缺乏与国家荣辱与共的真诚爱国情操;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了认知上的错误——党国不分,误把政府与国家等同起来,把对执政党的不满发泄在国家身上。李光耀生前曾坦率地表示:“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人民行动党,对此我毫无歉意。”
《道德经》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小国何尝不必如履薄冰?李光耀对于治理多元种族的新加坡的一些洞见,至今仍然颠扑不破,比如他形容种族、语言、宗教等核心身份认同元素,犹如地壳式的社会裂缝,处理不当容易导致国家撕裂。政府修宪设立总统保留选举制度所引发的争议,就印证了其洞察力。
如果国家诚如美国学者安德森所形容的,是个“想象的共同体”,只有52年浅短历史的新加坡,国人的想象无疑是相当贫乏的。每当被问到对家乡的具体思念时,除了家人、朋友,旅居国外的新加坡人,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抛出“炒粿条、辣椒螃蟹”之类的“形而下”答案。政府在海外主办联系“侨民”活动时,免费的新加坡美食大概是最具号召力的手段。
所谓“疾风知劲草”,这种对共同身份认同的薄弱想象力,会不会在国家面对存亡挑战时,出现“大难来时各自飞”的窘境,恐怕没有人敢打包票。宽容地说,这也并非全然不情有可原,毕竟集体身份认同得建立在共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而新加坡的历史还缺乏厚度。当然,政府也不断想方设法去除这个软肋,比如推动各类社会运动来培养集体认同感。这些年来安排全国小学五年级学生,分批出席年度的国庆庆典彩排,现场表达爱国心,就是具体的尝试。
2011年“分水岭大选”后,政府推展“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努力消除精英与基层之间的疏离感,其中的一项重点,就是检讨1991年在国会通过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当时提出的五大共同价值观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这些价值观本身当然没什么可非议的,只是它们终究是编造出来的冰冷空泛理念,缺乏文化和历史自然积淀,并透过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轶事掌故所传递的温度,因而难以唤起国人心灵上的共鸣。对于种族、语言、宗教等核心身份认同的敏感度,既塑造了富有新加坡特色的各类社会管理政策和制度,也形成了人文意识和认知上的盲点;且受困于对这些原始情绪的畏惧而不敢突破,至今仍围绕着种族、语言、宗教的多元性打转,还没能万法归宗,凝聚有底蕴的共同身份认同。
李光耀一度尝试以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在新加坡的多元性之上打造集体认同。在当年的语境里,亚洲价值观的争议主要是借助日本和四小龙的崛起经验,强调重视家庭、尊重权威、群体高于个人、共识高于争议等与西方自由主义对立的价值体系。李光耀更因为强调经济发展优先于政治开放的重要性,以重视教育、吃苦耐劳、敬老尊贤、创业精神、安定团结等特性,把亚洲价值观与儒学等同起来。
为了加强国民道德教育,防止“西化风潮”,教育部在1981年开始在学校设立基督教、佛教、回教、兴都教和“世界宗教”五门选修课;1982年又添加了儒家伦理,1983年成立了东亚哲学研究所,侧重儒学思想研究,带动了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十多年的社会儒学热潮。但是,因为宗教课出现个别老师乘机在课堂传教的争议,引发宗教间的紧张,这个原本用来取代公民教育的宗教知识德育课程,终于在1990年代初无疾而终。
李光耀在1991年似乎放弃了超越多元的努力,他在一场华社活动上说,“共同价值观”并不“构成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华人还必须依靠儒家思想、道家学说和中国民间传统价值观来相辅相成。马来人和印度人也必须分别依靠马来风俗习惯和回教,以及印度风俗习惯和兴都教来补足。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同背景的文化混成一体,我们所得到的是非驴非马的东西。”
这诚然是个历史遗憾。尽管关于儒学被政治利用,或者被别有用心者用来谋私利的疑虑不断,它毕竟是一门“敬鬼神而远之”的伦理学,不存在“我的神优于你的神”的无解之争;而且在“上帝已死”,人类普遍出现信仰危机的大时代,儒学基于理性的道德论说,反而比宗教教育还更具普遍意义的说服力。当然,对于不来自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其他种族而言,它缺乏文化和历史的亲近感,但这并非全然不可克服。简言之,作为超越本地种族、语言、宗教的多元性,凝聚集体共识的思想资源,儒学其实具备巨大潜力。
俱往矣!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今年民选总统保留选举所引发的候选人种族身份争议,再次反映多元性的困扰。52年的历史固然浅短,但还要经过多少个52年,才能形成国人都能由衷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呢?

原载2017年8月13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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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你健康饮食

 

对抗糖尿病眼下正成为热门话题和全民运动。所谓“病从口入”,健康的饮食习惯无疑是预防糖尿病的重要手段。少糖、少盐的清淡饮食似乎被当作唯一的正确吃法,连用糙米取代白米也广被推崇。
这么做当然也没错,但缺点却同样明显。俗话说“饮食男女”,吃饭是人生的基本欲望;可是人生毕竟并非如西谚所说的:“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Eat to live but not live to eat),如果餐餐都食之无味,生活势必很无趣。
特别是华人是爱吃的民族,做菜讲究色、香、味、意、形;烹调有凉拌、炒、爆、溜、煸、蒸、熬、煮、炖、煨、烩、氽、涮、烧、焯、卤、酱、煎、炸、焖、烤、焗、熏等几十种手法;按地域分类有鲁、川、粤、淮扬、闽、浙、湘、徽等八大菜系,内容多姿多彩,非常重视饮食之道,认为食物不仅是维持生命,更要滋润灵魂。所以为了怕病而粗茶淡饭,不一定完全契合华人的文化精神。
国人也以好吃闻名,而且真正做到了“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有空时不惜寻幽探密,全岛大街小巷找美食,就算要排队苦候也在所不惜。因此,希望国人吃得像留院病人一样,恐怕有些强人所难。自己曾经大意,一时不察,在报社附近的某小贩中心不幸买了一碟用菜油炒的“健康”炒粿条,结果味同爵蜡,千辛万苦才能下咽;若不是为了不浪费食物,早就去另一摊买一碟多加猪油渣的正品了。
这当然不是说为了好吃就得不顾健康,只是说粗茶淡饭并非健康饮食的唯一之道。况且,以健康之名兴起的各类流行风潮,如有机食品,价格并非人人都负担得起——在菜饭摊舍白饭改点糙米还要加钱。对于不少三餐都可能得外食的普通上班族,吃一顿价廉物美的小贩美食,恐怕正是冗长枯燥的一天中,与同事一起疏解紧张工作压力的短暂好时光。
所以,要鼓励国人吃得健康,恐怕得另辟蹊径——参考孔子的意见,不失为一种做法。
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不光在做人处事方面有许多洞见,对于饮食也有独到的看法。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就不乏他对饮食的真知灼见,虽然《乡党篇》记载的是孔子对祭祀之礼(包括如何为祭拜祖先准备供品)的看法,但也反映了他的饮食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孔子饮食观的主要精神还是注重食物的卫生,发臭的、颜色不对的、煮不熟或煮过头的都不吃。“割不正不食”有两层意思,一是“正”要符合吃的礼仪标准,二是对刀工的讲究,如果是逆着肉的纹路切割,咀嚼起来当然吃力,肉质也会受影响。酱料的配对得法也很重要,吃马来椰浆饭当然必须是配带甜味的参峇辣椒酱,不能用带有酸酐味的海南鸡饭辣椒酱。凡此种种,均显示几千年所形成的高度成熟的饮食文化。
对抗糖尿病,孔子的饮食观就有两个值得参考之处。首先,“不时,不食”,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指食物的季节性,应该只吃当季的新鲜食材;二是指吃饭要看时间,该吃饭的时候才吃,在进餐时间以外进食,会影响肠胃的消化功能。
其次,“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不撤姜食,不多食”,这里指的原则都是饮食上的中庸之道,也就是俗话说的“吃七分饱”,包括喝酒也是如此,虽然不限制喝多少,但原则是不喝醉,也就是不过量。这也符合《论语》开宗明义的《学而篇》记载孔子说:“君子食不求饱”的精神。暴饮暴食有害健康已经是常识了,所以日常饮食有时、有度,其实就足以防止病害了。
由“两不厌,十不食”所体现的中庸之道,还可以举一反三引申出对慢食的体会。进食时细嚼慢咽,不但能帮助消化,还可以实现“食不求饱”(因为做人更应该追求精神上的富足)的要求。科学研究证明,从容进餐不但有利身体吸收食物营养,还能控制体重,也更能品尝到食物的美味,让吃饭的体验更完美。在生活步伐日益加速的当下,这或许值得我们反思。
今人多迷信科学主义,忘却了“不知为不知”的道理,动辄妄议古人,殊不知很多经验教训之所以能传承至今,背后自有其理性和真实。孔子关于饮食的教诲,诉诸当今的实证科学,当也会得出注重卫生和正确烹调法的殊途同归结论。反而,不少科学研究本身却存在问题,比如美国媒体近来就报道说,美国饮食业一直花费大量宣传费误导社会,把心脏病的罪魁祸首,从食糖转移给脂肪,因为美国的包装食品添加了大量的糖分来增加口感,并导致消费者上瘾。同理,相信很多人至今还弄不清楚,多喝咖啡到底是有益健康还是有害健康。
偶尔吃些五谷杂粮,多一些清淡饮食,自然对身体好;然而这并非保持健康的唯一之道,也似乎不应该是。毕竟如闽南谚语所说:“吃饭皇帝大”,每一天这么重要的时刻,讲究下肚的东西要具备色香味并不为过,关键就在于具备正确的饮食观,定时吃、从容吃、不撑坏肚子,能如此克己复礼,大概也就能远离糖尿病了。

原载2017年9月10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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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共同的信仰?

 

在修宪后启动的首次民选总统保留机制,引发诸多议论,其中有批评指机制或弄巧反拙,把原本要公平对待所有种族的善意,推向了强化国人种族认同意识,甚至出现种族歧视言论的歧途。一些年轻国人更表示,失去了对国民信约“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理念的信任。无论类似的失望情绪到底有多普遍,都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在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社会,如果出现认同感的分化,将动摇国家生存的基石。
自建国以来,许多被视为高压的政策,都因为这个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现实理由,而取得被正当化的合理性。种族和宗教认同确实都是高度敏感且具有巨大爆发能量的因素,处理失当,轻则形成族群间关系紧张,重则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甚至国家分崩离析。国民信约强调要不分彼此,团结一致,正着眼于各种族和宗教之间,缺乏共同的信仰来凝聚国家意识。政府因而不断尝试建立共同价值观,但至今成效还不显著。
这或许是因为价值观或信仰是历史传统积淀而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在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环境里凝聚共同价值,就必须从历史去寻找素材和灵感。尽管不同的文化各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经验,但人性毕竟还是有相通之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能找到足以引起共鸣的价值,就不愁建立彼此都可以认同的“普世价值”,进而实现国民信约的理念。
威胁本地多元社会的离心力,其实是全球化大势所导致的普遍性问题。资本和人员的跨国界流动,对全球化体系里的每一个社会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外来人口对当地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冲击,更是无解的矛盾。表现在政治上,就爆发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排外现象——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要在墨西哥边境筑墙防止非法移民、英国脱欧以维护边境主权、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和刚连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分别在2010年和2011年先后宣布多元主义已经失败,要求移民必须学习和尊重居留国的“民族文化”,包括语言和宗教,都凸显了面对全球化冲击的民众,对社会秩序和安全感的渴求。
如何在“改变”和“秩序”之间维持良好的平衡,是贯穿文明历史的永恒主题。缺乏秩序,文明社会将陷入弱肉强食的野蛮状态;没有改变,文明社会也会失去发展动力而衰亡。启蒙主义和法国大革命让“改变”成为工业革命以来的文明发展主线,进步、创新都是可欲的价值,为此不惜挑战甚至蔑视传统权威;而传统权威却是维系人心,巩固社会秩序的关键。不断的改变不断弱化秩序,人们也日益失去安全感和永恒感。
当今社会的撕裂,不光只是全球化所造成,相对于外部的冲击,社会内部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加剧了人们的孤独和不安。其吊诡之处就在于,人们以追求自由之名打破传统权威和秩序,结果却沦落为孤立的个体,在时代巨流前毫无自主能力,唯有借想象的敌人来彼此团结排外,从中寻求认同感与安全感,最终被野心家利用而催生了极权,并失去了个人自由。于是,要预防社会撕裂,首先必须从改变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主义价值入手。
用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明发的话说,自由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允许人们把各种私人欲望,法定为必须被接受的普遍人权。如此包装的“普世价值”当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每个人的欲望不一,当都把它假装成权利的时候,共识必然不再,撕裂也就理所当然了。那什么才是能引起共鸣,超越不同宗教信仰的普世价值呢?
“清末怪杰”辜鸿铭说,出于对永恒感的渴望,人类需要宗教。可是宗教之间由于所信仰的神不同而常起冲突,华人却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家庭才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家庭给予人们近乎宗教的安定感与永恒感,亲人之间的关爱打破了人的孤寂,家就是教堂,长辈的身教是日常的道德榜样,对祖先的祭祀提醒自己生命的来源,子孙的繁衍让生命超越了一己寿命的局限(因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中庸》才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婚姻的神圣性,不仅于男欢女爱,更在于其类似宗教的意义。
无论什么文化、崇拜什么神祇,相信没有不明白家庭之重要性的,因为人间秩序从家里开始。要建立“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的共同信仰,因而得从确立婚姻和家庭的神圣性开始。男女结合,不只是彼此相爱而已,人因欲壑难填而善变,如果拿个人的感情作为婚姻与家庭的基础,那显然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家庭让人跳脱一己之私,从家人、亲人开始,学会承担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这个具有普世意义的宗教,才是社会建立共同信仰的起点。
这可不能仅靠口惠而实不至的宣传,而必须有具体的制度性安排,比如在税务上如何照顾家庭、鼓励人们成家育子、奉养父母长辈;在法律上如何界定家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在礼仪习俗上如何强调家庭的核心地位(清明祭拜祖先、孩子成年之礼、成婚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让社会所有成员,不分种族、言语、宗教,都重视家庭,从中得到安定感与永恒感,明白其他肤色、讲不同语言,拜不同神祇的人和自己一样,也是丈夫、父亲、儿子,因而“此心同、此理同”,彼此的情感距离,必当拉近许多,共识就更容易形成。

原载2017年10月1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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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人的精英主义

 

读“清末怪杰”辜鸿铭(1857年至1928年)的英文著作《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第三章谈“中国的语言”,不由得联想到法国19世纪著名文学家、《包法利夫人》作者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年至1880年)。
我在《不再免费的自由贸易》(本栏2016年3月20日)一文中介绍说:“在福楼拜眼中,传统的蠢人货真价实,但经历大众媒体洗礼的蠢人,却对自己的愚蠢理直气壮,自以为是;其实他们还是一样的缺乏想象力、创造力、目光短浅但不幸却信息丰富,只因为他们按照报纸所给予的庸见鹦鹉学舌。”
精通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辜鸿铭,用英文撰写《春秋大义》的对象是欧洲人,向他们介绍他深以为傲却被他们所误解的中华文化。经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后,对自家传统茫然无知的华人,或许还能够从这本语言生动的书“礼失求诸野”。
辜鸿铭在介绍中文时,特别强调它其实有两套语言:文言和白话。他把文言比喻为中古欧洲知识界通用的拉丁文,中国人之所以坚持要有两套语言系统,就是为了区分鸿儒和白丁。他说,口语是没有受教育者所使用的语言,文言是受过真正教育者所使用的语言,如此一来,这个国度就不存在那些半桶水的人(half-educated people)。
欧美自废除拉丁文后,教育普及,半桶水的人与真正受教育者使用同一种语言。辜鸿铭说,这些半桶水成天张嘴“文明、自由、中立、军国主义、泛斯拉夫主义”,但是却对自己所说的一知半解。他说:“人们说普鲁士军国主义对文明是个威胁。依我看,这些半桶水,今天世界上这些半桶水群氓(the mob of the half-educated men),才是真正的文明的威胁。”这当然衍生自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教诲。
这些半桶水群氓,无疑和福楼拜所痛恨的“经历大众媒体洗礼的蠢人”是一丘之貉,对自己的愚蠢理直气壮,自以为是,却不知自己其实只是按照报纸所给予的庸见鹦鹉学舌。
在愚蠢也是人权的个人主义年代,这种精英主义的观点,自然是不见容于主流价值的“政治不正确”。可是,对精英主义义愤填膺的人们是否曾自问,他们自以为“正确”的观点,是否也是不假思索的鹦鹉学舌?就如人们不假思索地推崇“民主、自由”,却不曾真正去了解这些概念背后所代表的意义一样,基于“普世价值”而对精英主义的反对,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
在智者也一票,蠢人也一票,票票等值的大众民主时代,精英主义确实只能是过街老鼠。但法国学者勒庞(Gustave Le Bon)早在1895年发表的名著《乌合之众:群众心理学研究》里就已经指出,群众并不渴望真相,能提供他们幻象的反而能成为其主人。后人简称说群众的智商还不到13岁。在假新闻泛滥于社交媒体,甚至到了蛊惑人心,影响选举结果的今天,重新检讨自己的知识结构,难道不是负责任公民的义务?

原载2017年9月24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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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名害实话共享

 

针对网上出现提供非法更改私召车防伪贴纸服务的现象,陆路交通管理局表示已经就此报警处理。更改防伪贴纸让私召车脱去“德士”的形象,相信是为了满足部分司机开自用车的虚荣感。联系此前陆交局表示,正探讨在非繁忙时段和在低乘客率的地区,公众使用手机应用呼叫公共巴士的做法,使人觉得所谓的“共享经济”所导致的“创造性破坏”,似乎已经到了让人手足无措的地步。
“共享经济”的原意是通过智能科技的连通性便利,让闲置的资源能够发挥作用,及时配对市场供需。其中的关键概念是善用闲置资源,因而不必增加供应,减少浪费,让整体经济的运作更符合效率原则;Uber(共享汽车)和Airbnb(共享住房)初始运行时,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来操作的。然而发展至今,特别是财雄势大的创投资本的介入,非但已经颠覆了共享的初衷,所带来的破坏,更深度扰乱了市场乃至社会秩序,而且是未见“创造性”,只见“破坏”。
第一个受害者无疑是相对于“共享经济”的“传统经济”——互联网上信息自由共享,导致收费的新闻,特别是报纸的地位遭受前所未见的打击;互联网上视频影音的免费共享,改变了电视和电影产业的结构;当然,Uber的出现更导致一些城市的德士司机群起暴动抗争;而Airbnb也“专业化”,直接改装房子短期出租来同酒店业短兵相接。
另一个受害者则是被以“共享”之名,转移承担外部成本的当地社会。国际创投资本凭借新自由主义市场崇拜的意识形态,利用雄厚的资金打破了传统的主权国界,所到之处还未创造新就业的理想国,就已经让不少传统产业的就业横尸遍野,很多家庭因而陷入财务困境。此外,“共享”的隐藏成本,却堂而皇之的转嫁给社会——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随处乱停的共享脚踏车了,破坏景观之余也影响居民出行。
然而最大的受害者却是社会的是非观念。披上“共享”外衣却名不副实的新产业,导致了观念上的错乱。当前比如Uber和Airbnb等所谓的共享平台,实际上已经沦为大资本攫取大数据的手段,和原来调动闲置资源的概念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共享”的光环却让其占尽便宜,造成了竞争上的不公平——私召车除了名分新鲜,运作方式大体上与德士类似,但是德士行业却得符合许多监管要求,比如考取证照、司机国籍和年龄限制等。Uber大举竞标新车吸引司机加入,推高车价,也让有需要的家庭望车兴叹。
这种观念的错乱形成了监管上的盲点。Uber明明如同德士,却因为“共享”的伪装而让监管当局网开一面。面对“共享脚踏车”扰乱社会整齐秩序,当局至今还表现得束手无策。探讨手机呼叫公共巴士的想法,更反映了一种对“共享”近似走火入魔的盲目崇拜,混淆了公共巴士和德士所服务的市场对象的分际。
“名不正则言不顺”,当名实脱钩,谎言就会流行;谎言流行则邪恶接踵而至。这并非危言耸听,所谓的“另类事实”腐蚀美国的政治文化就殷鉴不远——谁能想象得到新纳粹竟然敢公开在美国城市集会呢?唯有走出“共享”的魔咒,才能避免最终的“民无所措手足”。

原载2017年8月20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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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日遐想

 

《联合早报》交流站日前刊登一位在本地生活了20多年的新移民的来函,感叹今年的国庆气氛与往年大相径庭,因为直觉上今年居民自发在家悬挂国旗的人数最少。他猜测这现象是否与持续的经济不景气有关,或者与建国总理李光耀私宅的争议有关,还是国人越来越麻木,国家认同感越来越淡薄。
国庆期间在家悬挂国旗,不同人或许有不一样的想法,但如果因为日子不好过,或因为对公共课题不满而拒绝为之,一方面或许是缺乏与国家荣辱与共的真诚爱国情操;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了认知上的错误——党国不分,误把政府与国家等同起来,把对执政党的不满发泄在国家身上。李光耀生前曾坦率地表示:“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人民行动党,对此我毫无歉意。”
《道德经》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小国何尝不必如履薄冰?李光耀对于治理多元种族的新加坡的一些洞见,至今仍然颠扑不破,比如他形容种族、语言、宗教等核心身份认同元素,犹如地壳式的社会裂缝,处理不当容易导致国家撕裂。政府修宪设立总统保留选举制度所引发的争议,就印证了其洞察力。
如果国家诚如美国学者安德森所形容的,是个“想象的共同体”,只有52年浅短历史的新加坡,国人的想象无疑是相当贫乏的。每当被问到对家乡的具体思念时,除了家人、朋友,旅居国外的新加坡人,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抛出“炒粿条、辣椒螃蟹”之类的“形而下”答案。政府在海外主办联系“侨民”活动时,免费的新加坡美食大概是最具号召力的手段。
所谓“疾风知劲草”,这种对共同身份认同的薄弱想象力,会不会在国家面对存亡挑战时,出现“大难来时各自飞”的窘境,恐怕没有人敢打包票。宽容地说,这也并非全然不情有可原,毕竟集体身份认同得建立在共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而新加坡的历史还缺乏厚度。当然,政府也不断想方设法去除这个软肋,比如推动各类社会运动来培养集体认同感。这些年来安排全国小学五年级学生,分批出席年度的国庆庆典彩排,现场表达爱国心,就是具体的尝试。
2011年“分水岭大选”后,政府推展“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努力消除精英与基层之间的疏离感,其中的一项重点,就是检讨1991年在国会通过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当时提出的五大共同价值观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这些价值观本身当然没什么可非议的,只是它们终究是编造出来的冰冷空泛理念,缺乏文化和历史自然积淀,并透过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轶事掌故所传递的温度,因而难以唤起国人心灵上的共鸣。对于种族、语言、宗教等核心身份认同的敏感度,既塑造了富有新加坡特色的各类社会管理政策和制度,也形成了人文意识和认知上的盲点;且受困于对这些原始情绪的畏惧而不敢突破,至今仍围绕着种族、语言、宗教的多元性打转,还没能万法归宗,凝聚有底蕴的共同身份认同。
李光耀一度尝试以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在新加坡的多元性之上打造集体认同。在当年的语境里,亚洲价值观的争议主要是借助日本和四小龙的崛起经验,强调重视家庭、尊重权威、群体高于个人、共识高于争议等与西方自由主义对立的价值体系。李光耀更因为强调经济发展优先于政治开放的重要性,以重视教育、吃苦耐劳、敬老尊贤、创业精神、安定团结等特性,把亚洲价值观与儒学等同起来。
为了加强国民道德教育,防止“西化风潮”,教育部在1981年开始在学校设立基督教、佛教、回教、兴都教和“世界宗教”五门选修课;1982年又添加了儒家伦理,1983年成立了东亚哲学研究所,侧重儒学思想研究,带动了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十多年的社会儒学热潮。但是,因为宗教课出现个别老师乘机在课堂传教的争议,引发宗教间的紧张,这个原本用来取代公民教育的宗教知识德育课程,终于在1990年代初无疾而终。
李光耀在1991年似乎放弃了超越多元的努力,他在一场华社活动上说,“共同价值观”并不“构成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华人还必须依靠儒家思想、道家学说和中国民间传统价值观来相辅相成。马来人和印度人也必须分别依靠马来风俗习惯和回教,以及印度风俗习惯和兴都教来补足。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同背景的文化混成一体,我们所得到的是非驴非马的东西。”
这诚然是个历史遗憾。尽管关于儒学被政治利用,或者被别有用心者用来谋私利的疑虑不断,它毕竟是一门“敬鬼神而远之”的伦理学,不存在“我的神优于你的神”的无解之争;而且在“上帝已死”,人类普遍出现信仰危机的大时代,儒学基于理性的道德论说,反而比宗教教育还更具普遍意义的说服力。当然,对于不来自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其他种族而言,它缺乏文化和历史的亲近感,但这并非全然不可克服。简言之,作为超越本地种族、语言、宗教的多元性,凝聚集体共识的思想资源,儒学其实具备巨大潜力。
俱往矣!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今年民选总统保留选举所引发的候选人种族身份争议,再次反映多元性的困扰。52年的历史固然浅短,但还要经过多少个52年,才能形成国人都能由衷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呢?

原载2017年8月13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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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乐业的前提

 

本地艺人庄米雪日前在社交媒体贴文,批评国人对工作得过且过的心态。她说:“他们不检查自己的工作,不关心做出来的结果如何,不会费心去精益求精,不愿意把工作做得更好。那是一副‘关我何事?我又不是为此拿高薪’,或‘干嘛多付出?也没有给我加薪’的态度。我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或不会犯错,但为何不对我们的工作多一些自豪感呢?”
贴文引发了热议,很多人同意她的观点,并分享自己日常生活碰到的情形,无论是工作上遇到不上心的同事,或者作为消费者“遇人不淑”,所购买的服务或商品货不对办。一些更质疑为何国人无法像日本人那样敬业乐业,如德国人那样精益求精。地铁最近继续频频误点,组屋电梯操作失常甚至致死乘客的新闻,似乎也印证了这种漫不经心的工作态度所带来的恶果。
但是也有人不完全赞同庄米雪的说法,特别是她说:“因为这不应该完全是为了钱,对吧?金钱上的回报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我更明白当观众喜欢我们为他们所准备的节目,我就有成就感。”有批评者指出,庄米雪认为金钱回报不重要,似乎有些“何不食肉糜”的味道,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她那么幸运,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更多人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被迫工作,无法奢谈工作成就感。
庄米雪所反映的国人对工作缺乏责任心的现象,尽管不应该以偏概全,但是说它不普遍,好像也不尽正确。如果认为这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首先要问的当然是原因何在;而答案必然就见仁见智了。就如很多人赞同庄米雪的抱怨,但也有人持保留意见一样,对于国人工作伦理的流失,恐怕不易简单概括。
拿日本人与德国人作为对比的标准,或许会流于文化决定论。很多学者会提醒说,文化有时是最缺乏解释力的因素,就好比中国在19世纪沦为半殖民地,儒家文化一度成为代罪羔羊;以日本为首的亚洲经济复兴,特别是1980年代的四小龙崛起,也一度归功于儒家文化。当然,文化并非全然毫无关系,相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个人主义的盛行,日本和德国社会确实更注重集体利益,也更尊重亲力亲为的工匠精神。但是要解释本地工作伦理弱化的现象,或许还是得从更具体的因素去探讨。
良好的工作伦理经曾被当做是新加坡成功的要素,政府在政策上注重教育、贬低福利、突出竞争,无不在培养勤奋刻苦的社会风气。建国一代的领导人始终坚信,如果新加坡不出类拔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们因而改造英殖民政府的公务员队伍,把它变成一支为各国所称羡的高效率劲旅,从政策的规划到落实,新加坡公共服务的实力有目共睹;新加坡在短短数十年间,从第三世界蜕变为第一世界国家,公共服务功不可没。
为什么公共服务的工作伦理,并没有成为全民的缩影呢?是不是因为公务员,特别是精英公务员的收入高、社会地位优越;而这些条件并非各行各业所共有?若答案是肯定的,那工作态度和金钱报酬的因果关系显然不容忽视。公务员相信也应当会敬业乐业,然而若拿掉了高薪和社会的尊敬,最终的效果是否还会一样?
况且新加坡的成功发展,并非单靠公共服务,如果没有敬业乐业的劳动队伍,就不可能持续吸引全球资金不断前来投资。而如果此前的发展是因为国人积极的工作态度,为何今天的工作伦理却似乎不如从前?到底是什么条件改变了,导致社会原本良好的工作伦理也跟着改变?是因为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不一样了吗?每一代人固然有属于自己的流行文化和价值观,但是没有显著的证据表明,当代青年比他们的前辈好逸恶劳。
人们失去了对自身工作的自豪感,是否与他人对这些工作失去了应有的重视和尊重有关?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回,一生安贫乐道,完全不在乎物质上的艰苦,全心追求心灵人格上的完善自足。苛刻地说,这恐怕也有违孔子所强调的中庸之道。人们固然也可以不顾他人的看法,全然从完善自己的理念,实践敬业乐业的精神。可是一般人总需要旁人对自己的工作有所肯定,无论是金钱上的回报或态度上的尊重,才可能催发再接再厉的动力。
建国总理李光耀就曾经对所下榻的东京帝国饭店内的擦鞋匠,一丝不苟地把客人的鞋子擦亮的敬业态度,留下深刻的印象。熟悉日本情况的人应该都会同意,擦鞋匠并非孤例,因为日本社会普遍尊重劳作,而且也相信职业不分贵贱,重要的是各尽本分,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种对技术和经验的尊重,促使人人都自然尽忠职守,努力做好分内的工作。德国产品享誉全球,想必也出于相似的理由。
如果社会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来体现对技术和经验应有的尊重,就很可能削弱人们对工作的自豪感。当前国人对工作的消极态度,是不是因为各行各业都流行外包,而且价低者得。资深员工的经验和技术不再是资产,他们的薪资反而被视为是高成本的负担。公务员体系至今还能幸免,但是一些公共服务的廉价外包,是否也是地铁瘫痪、电梯失灵现象越来越常见的肇因?
孟子说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如果社会不尊重工作,又怎么能期待人们把工作做好呢?

原载2017年7月30日《早报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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