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部落主义的幽灵

人类在原始时代集体围猎比他们体积更大、更凶猛的动物,慢慢形成了同仇敌忾的集体潜意识,在进入了文明时代,这种潜意识则逐渐明确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教训,因为不同的部落可能为了争夺有限资源而起冲突,所以团体以外的“猎物”已经不是普通的动物,而是跟自己一样有组织战斗能力的其他部落群体。这时,同仇敌忾的心理会上升激化为仇恨。恨是一种更强烈的心理驱动力,足以让人类做出各种无法想象的残忍行为。

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金融时报》在2019年11月13日发表文章《香港所发生的事揭开了单薄的文明之纱》,作者对于大部分香港人竟然能容忍越来越暴力的抗争行为感到震惊。他用“文明规范的崩解”来形容这个现象——从行为到语言都显著地野蛮化。

抗争的暴力化越来越明显,以至于有分析指出,抗争者的策略似乎是要让香港成为“无法统治”的社会,用持续的无政府状态来否定政府的统治权威。抗争者从一开始用雨伞同镇暴警察对打,到如今使用能致命的弓箭和汽油弹攻击警察;警察从使用盾牌、警棍驱散示威者,到动用催泪弹甚至近距离开枪射杀示威者来镇压,均反映了暴力迅速升级的惊人现象。

更为让人忧虑的是语言的野蛮化。文章作者指出,享誉全球的香港警队,在疲于奔命五个多月后,如今竟然公开辱骂示威者甚至是路过的年轻人为“蟑螂”“垃圾”。示威者则把警察叫做“中共走狗”。作者说:“这是种族灭绝的语言。”他的意思是,一旦对立双方开始不把对方当人看待,彼此的互动将不再受文明的规范所制约,最后连杀人放火都会变成理所当然。

从互联网上疯传的各种香港抗争现场的视频,都足以佐证作者的忧虑。其中一则视频是一名年轻的孕妇跟警察理论,结果警察突然朝她脸上喷胡椒喷雾,动作轻佻,之后意犹未足,竟然四五人联手把孕妇压倒在地,双手反绑,动作之粗暴,看了让人震惊愤怒。不难想象,连续近半年的镇暴活动,让疲于奔命的警察在心理上已经陷入草木皆兵的状态,因为自己专业的形象不但在社会上几近过街老鼠,连家人也被起底威胁,出了家门唯一能够信任的,就只剩下穿同样制服的同袍了;其余的市民,不是鄙视自己,就是可能蒙面出来攻击自己的敌人。但那么粗暴地对待一个没有任何威胁的孕妇,显然已经逾越了文明社会执法者的行为底线。

文明的根据

《金融时报》文章所要说明的道理,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文明规范,其实只是一道弱不禁风的薄纱。恐怕没有人会想象,以法治闻名世界的香港,会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沦为生命财产都缺乏保障的野蛮状态。

以色列新锐历史学者、《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认为,人类异于其他动物之处,就在于人类会讲故事,而且通过讲故事创造新的现实。最生动的例子莫过于货币的发明。从最早的贝壳,到后来的金银铜等贵重金属,再到纸币,以及如今的数字虚拟货币,“钱”其实是人类所凭空创造出来的故事,它本身并没有实质的价值,可是因为生动的故事让绝大部分人所相信和接受,所以“钱”变成了文明社会交易的中介;人类也因此能够不断扩大合作的范围至全世界,社会的规模随着不断壮大,于是形成了足以持续发明、创造、生产、发展的群体。这是人类想象力创造文明的最佳例子。

同样的道理,国家的形成也建立在对于同一个故事的共同想象和接受之上,所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才会用“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来分析民族主义。国家的形成或许建立在共同的神话,如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或者基于共同推崇的英雄,如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又比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选择了我们”的建政论述,无论通过什么媒介,基本上都是一套让属于共同群体的听者都能投身其中的故事。

香港文明规范之所以不再有效,可能就是因为香港人已经失去了共同的故事。一方的故事是基于“百年耻辱”的大叙述,被英国殖民主义者强夺去的东方之珠,终于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回归祖国怀抱;另一方的故事则是“两制”逐渐被“一国”所吞噬,港人治港的法治承诺因书商被非法绑架、各种来自北京的试图限制自由的立法压力,让五十年不变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以至于他们相信如果当下不奋起抗争,下一代香港人将失去自由。两种故事的激烈对撞,自2019年7月以来几乎每天都在香港街头上演。

部落的心理历史基础

在现代军事架构里,连队(或称中队)属于最有效的基本作战单位,编制一般介于80人到150人之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科学家发现,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人脑新皮层(Neocortex),至多能有效应对150人,也就是认知其脸孔、知道其名字、能维持基本稳定的社交联系等等。所以连长在战场上能够直接指挥每一个他所认识的士兵,保障军队的战斗力。英国人类学者邓巴(Robin Dunbar)在研究了灵长类脑部之后,得出了150这个“邓巴数字”,也就是一个人的情感社会网络的极限。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农村部落、公社,基本成员规模,因此平均都在150人左右。

部落一般指由两个或更多的氏族组成;氏族是拥有共同血缘亲属关系的团体,部落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更大的社群组织。在城邦文明出现之前,部落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单打独斗,人类会成为很多猛兽的猎物,但是作为合作打猎的群体,让很多猛兽反而成为人类的腹中物。考古学界就认为,史前的猛犸象(长毛象)绝迹,就是因为成为人类猎物的结果。猛犸象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灭绝,时间点恰好是埃及金字塔时代的开始。

人类的心理状态是生物进化的产物,也就是说,人类有很多心理本能,是经过数百万年形成的,是构成人类本质的有机部分,甚至已经体现在神经系统里。比如人的本能反射,是一种不经思索的规避危险能力。

从进化史的角度说,智人的出现大约是在190万年至40万年前之间,但是更早远的猿猴类,已经是以群居的部落状态生存。换句话说,部落生存状态对人类心理的影响,可能以千万年计。在部落环境里,群体合作是基本的伦理,自私的行为将面对被孤立的危险;在残酷的自然环境里,被逐出群体的孤立生存状态意味着死亡。同样的,部落成员之间的互相合作与照顾,也要求对部落以外的威胁同仇敌忾。《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固然有当时具体历史条件的背景,但在集体心理上,其实也反映了这种进化演变所累积的潜意识。

所以,香港的勇武派示威者用一身黑衣物来表示“同族”身份,并把穿制服的警察视为威胁自己的“他族”,双方冲突越来越血腥暴力,凸显的是几百万年演化形成的部落心态的攻击本能,越要保护“同族”,对“他族”就会越残暴。

最伟大的故事发明

赫拉利在《人类简史》里指出,人类最大的发明就是宗教。他表示,宗教并不只意味着神,而是一种抽象的、基于共同规范和价值、具有超越性的金科玉律。一些传统宗教如天主教、回教等,相信是神颁布了人类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比如“不能杀人”这个必须遵守的规范是无法论证的,唯一的权威来自崇高无上的“神”。同样的,佛教、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也相信类似的超越人性、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佛教相信是业报、共产主义相信是经济的自然规律、纳粹主义相信是基于进化论的自然物种规律。

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守护神,有些发展成为部落的图腾,一种集体的身份象征。虽然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智能科技时代,但是这种几百万年演化而来的根深蒂固的集体心理需求,却没有太大的改变。当碰到外部威胁时,这些本能的集体心理便会表现为一致仇外的意识和行为——威胁感越大,则意识越激进、行为越激烈。

宗教这个伟大故事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固然扮演了让小部落壮大为辉煌文明的推手角色,但同时也导致过程中各种血腥的杀戮惨剧——十字军东征、罗马教廷对异端的猎巫迫害,乃至今天中东回教恐怖分子奴役异教徒、把虏获的欧美白人砍头并通过互联网视频向全球广播的做法,均是这个伟大故事阴暗的另一面。

香港社会的撕裂,正是两种基于部落心态的对立世界观(故事)的博弈。但是,它们却又共同信奉一样的宗教——民族主义。亲北京的建制派所信奉的是中国大陆的“伟大复兴教派”;反北京的则信奉“港人治港教派”,而且因为处于相对弱势,在“自由民主图腾”之外,还诉诸更为原始的基于仇视大陆人的极端民族主义神祇,所以才会出现“蝗虫”“共狗”之类把对方“非人化”的污蔑性词语,来制造仇外以团结内部的力量。

智能科技时代的部落主义

本来,部落是小规模的,但是,科技的发达远远快于人类心理适应变化的速度。于是,在新的智能科技时代,特别是智能手机普及化的今天,部落主义心态很容易借由便利的通信科技,而发展成为超出150人规模的虚拟部落。 香港抗争的激烈化和激进化,就是这种部落心理借由智能科技扩散化的结果,就连远在北美、澳大利亚的大学校园里,也出现了香港留学生和大陆留学生冲突的场面。

人类在原始时代集体围猎比他们体积更大、更凶猛的动物,慢慢形成了同仇敌忾的集体潜意识,在进入了文明时代,这种潜意识则逐渐明确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教训,因为不同的部落可能为了争夺有限资源而起冲突,所以团体以外的“猎物”已经不是普通的动物,而是跟自己一样有组织战斗能力的其他部落群体。这时,同仇敌忾的心理会上升激化为仇恨。恨是一种更强烈的心理驱动力,足以让人类做出各种无法想象的残忍行为。

进入到网络时代,人们不但发现信仰同一图腾的部落同伴,不必只局限在肤色、语言甚至居住地,更发现部落外面的威胁比以前更大、更危险,而且就算是相同肤色、语言的人,也可能是信仰不同图腾的敌对部落成员,结果是对待“非我族类”的手段,也可能因而更残忍甚至没有底线。历史学者发现,在各种战争中,内战的破坏和伤亡是最严重的——美国南北战争和太平天国叛乱都是显著的例子。和平法治的香港社会在短短不到半年间,从全球称羡的百万人和平示威,到出现暴民向警察抛汽油弹,多名警察联手把一个年轻孕妇压倒在地的场景,恐怕正是飞速发展的科技把部落心态推到极致的结果。

小结

作为群居的动物,人不能没有部落,一旦落单,在以前最可能的下场就是沦为猛兽的腹中物,在现在则很可能患上孤独症这种可怕的心理病,用酗酒、毒品麻醉自己,亦走上杀害无辜者或自杀的绝路。部落因此具有保护性,让成员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并产生身份认同。就如后来逐渐壮大发展出来的文明一样,国家、社会这种现代部落形式,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保护自己的一员。

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种保护意识同样建立在对外人的警惕心理上,而且一旦觉得安全受到威胁,就会转化为暴力自卫行为,甚至对威胁性高的赶尽杀绝。这种催生文明的原始本能,恐怕也因为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远超过人类心理进化适应的能力,而变本加厉。所以,尽管文明演化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其脆弱性也真的犹如一面轻纱。

香港乱局的启示有不同的切入面,部落心态受到刺激后所爆发出来的惊人的效果,如何让一座世人称羡的现代文明城市,其日常的言行规范转瞬间崩解,沦为暴徒横行的战场,恐怕是值得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的其中一面。

完稿于2019年11月24日

(原载2020年1月《怡和世纪》第42期)

About yapphenghui 叶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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