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或已进入乱世

“乱世之徵: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荀子·乐论》)

《联合早报》2019年元旦的社论题目是《厉兵秣马迎接新年》,不无先见之明。社论提醒读者要留意自身所处的环境,因为世界局势的急速发展,或许将改变我们目前所熟悉的世界。文章立论的大背景,是2018年爆发了出乎各界意料之外的中美贸易战。一年来两国打打停停,形势却日益有失控之势,从贸易扩散到科技、货币乃至地缘政治博弈,连香港和台湾都扯了进来,甚至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的冷战。

2019年已经过了大半,中美博弈不但扰乱了全球经济秩序,也在各地制造了新的冲突和紧张。英国脱欧是另一个显著例子。保守党首相特雷莎·梅在7月底仓皇辞庙,接任的约翰逊普遍被视为是英国版的特朗普,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政客。他不断放话要硬脱欧,试图迫使欧盟给予英国更优惠的脱欧协议,但欧盟似乎不为所动,导致英镑汇率一跌再跌。8月初的地方补选,让约翰逊政府在国会只剩下一席的执政多数,几乎可用岌岌可危来形容。虽然还是有乐观的看法认为,约翰逊最终将迫于现实,在10月脱欧期限前跟欧盟达致某种默契,可是情势始终让人忧心忡忡。

在中东地区,导致几十万人死伤,更多人流离失所的叙利亚内战,丝毫看不到和平曙光。此前遭美国联军歼灭根据地的伊国组织,大有死灰复燃之势。美国国内民意厌战,美军大概也不会再大举进入伊拉克打击伊国组织。因为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刚愎自用,轻率入侵而沦为失败国家的伊拉克,中短期内恐怕也难以恢复战前的基本秩序。

至今更为严峻的应该是伊朗的形势了。特朗普不顾盟友及联合国的反对,退出伊朗核协议,并且一再加剧经济制裁,还恐吓动武,让波斯湾局势紧绷。伊朗于7月扣押一艘英国油轮,报复英国在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扣押一艘涉嫌非法运载石油出口的伊朗油轮,让国际原油价格一度暴涨。德黑兰更一再宣布,逐步恢复核协议所禁止的核能活动,来反制美国的施压。尽管特朗普本能上并不倾向于出兵,但是他周边却围绕着一群小布什时代的鹰派官僚,这些所谓的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都是好战之辈,而且对此前出兵伊拉克的战略错误丝毫无反省之意。伊朗局势在可预见的时间里,将是一颗让人不安的定时炸弹。

亚洲世纪胎死腹中?

在进入21世纪时,西方舆论普遍认为这将会是亚洲的世纪。中国崛起这个难以忽视的现象,强有力地支撑这一观点。可是在短短不到20年间,亚洲世纪这一论断却浮现了诸多的疑云。

改变这一进程的,当然是特朗普执政后对华政策的急转弯。它改变了此前国际合作的大环境,也让中国崛起的外部和平环境不再那么确定。本来,亚洲世纪的前提是中国崛起,而中国崛起的假设是建立在美国治世(Pax America)下,世界经济重心从欧美向亚洲和平转移的有序进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完全打破了这些前提假设。

首先,特朗普似乎不愿意继续承担美国的国际责任。他的商人本色把美国的大国外交精神完全交易化,无论是敌是友,全部都采取“亲兄弟,明算账”的办法。这一方面不智地把美国最重要的国际资产——战后所建立起来的以美国为核心的同盟制度——弱化,另一方面则使得当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基石动摇。这也使得国际贸易的前景黯淡,因为贸易建立在互信,而互信依靠各方遵守规则。美国带头破坏规则,已经起到了不良的示范效果。

第二,美国治世因特朗普的交易式外交而变得不稳定,这不但激化了此前很多潜藏的国际矛盾,更让所有国家都因为失去了安全感,而在外交上采取自保的攻击型姿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日本和韩国在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后的外交纠纷。为了反击韩国文在寅政府推翻日韩在慰安妇问题,以及战时韩国劳工被日本强征奴役问题所达成的谅解,东京仿效美国对华制裁的办法,在贸易上取消韩国的优惠待遇。

尽管日韩在二战历史责任问题上长期纠缠,但两国关系因此而陷入如此激烈冲突的境地,此前是很难想象的。美国在东亚的两大盟友的关系,从历史争端扩散到贸易乃至军事对峙(韩国军舰去年12月在日本海,启动火控雷达锁定日本反潜巡逻机;两国也中断了军事情报合作),文在寅更天真地表示,韩国加上死敌朝鲜,综合国力能超越日本,均意味着美国在东北亚的大哥地位,已经不再那么受到尊重。

中国内外部环境改变

中国原本借由“一带一路”大战略,通过提供有别于美国和西方的国际公共财的方式,逐渐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有望建立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但是由于操作失当和美国内政变化的两大因素,使得中国崛起所依赖的国际环境和平稳定前提逆转,让中国陷入某种程度的战略被动。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姿态,引起了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警惕。虽然这些国家单独都不愿意公开得罪中国,但是它们对“一带一路”、中国崛起以及美国治世的判断,相信都因而产生了改变。马来西亚新政府推翻多项“一带一路”计划,重新谈判并成功压低原本的议价,乐观者认为展现中国的诚意,悲观者则认定这印证了“一带一路”隐藏“债务陷阱”的指控。越南积极引进国际资本勘探南中国海油气田,并多次跟中国在该海域发生对峙,以及连同菲律宾一起接受日本捐赠的巡逻艇,增强海防实力,都展现了对中国的不信任态度。

美国公开打压华为,指控它是中共窃取海外情报的白手套、施压盟国中止同它在5G通信技术的合作;西方大学以打压学术自由、企图不当影响当地舆论为由,接二连三终止跟孔子学院的合作关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继指控中国利用当地华社,试图干预其内政等不友好的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民族政策趋于高压,遭到西方舆论的谴责,在在显示西方社会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一贯注重经济的香港突然高度政治化,自2014年占中事件后,港人的社会运动开始进入高发期;2019年的反修例抗争则已经日趋暴力化,港人和中共的立场越来越对立,谋求政治妥协的机会正急剧流失。中共已经把反修例抗争形容为“颜色革命”“恐怖主义”,双方正面对抗的可能性日益高涨。在海峡另一端,原本在县市长选举中大败的蔡英文政府,却因为中共对香港的强硬姿态而可能败部复活。一些香港人用脚投票,移民台湾寻求庇护,让“一国两制”在台湾几乎彻底破产,连国民党政客如今也不敢公开支持。另一方面,国民党总统党内初选出现分裂,败选的郭台铭同组党要参选总统的台北市长柯文哲眉来眼去,有可能重演2000年连宋之争让陈水扁渔翁得利的剧本。若蔡英文2020年连任成功,再配合特朗普强硬对华政策的演出,两岸关系势必进一步恶化。

始终看不到曙光的中美博弈,在贸易战层面已经对中国经济构成罕见的压力。中共政治局7月底继续强调要“稳就业”,反映了经济增长失速、资本撤离对就业市场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本来中共今年10月1日庆祝建政70周年,应当是借大阅兵等仪式来展现执政威望的最佳时刻,但是这些内外部环境的改变,却冲淡了这个大日子的喜庆味道。

当然,中国崛起的大势并没有改变,从当年才改革开放不久就遭遇六四事件,陷入国际封锁,却最终能走出困局的经验看,今天的中共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实力,克服挑战的能力已经大为增强;但是,这些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不但会让中国的崛起之路更为崎岖,也可能影响亚洲整体的发展步伐。

反全球化的集体心理

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让数以亿计的世界民众迅速脱贫。但是,九一一恐怖袭击、小布什的穷兵黩武、奥巴马任内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一再消耗了红利,更导致一股反全球化风潮的兴起。支撑这股逆流的集体心理,是一种因为全球化所带来的人口流动,而激发的在地人敌视外地人(移民)的部族心态(tribalism)。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习近平、普京、莫迪、杜特尔特乃至安倍晋三等政治强人现象,几乎都能从这种带有排外意识的部族心态找到某种解释。

在经济层面,全球化以及智能科技突飞猛进,让越来越多人因为自身经济前景不明朗而产生焦虑。对比成长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辈,千禧年世代面对的是更加不确定的生存环境。全球化一方面快速地增加人类的财富,另一方面却加速了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改变。家庭、社群和传统价值观以及人际关系的式微,让人日益孤独无助,美国医学界形容孤独是本世纪的严重疫病,是自杀率高涨、毒瘾问题恶化的罪魁祸首。全球暖化的迹象日趋明显,各地极端天候所带来的天灾频发,也加剧了不安全感。

在精神层面,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人的物质化以及异化。它让人沦为物质性的经济动物,把人的生命意义简化为生产和消费。大量财富的产生让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唾手可得,特别是在互联网虚拟世界,人可以孤独地满足一切生活需求,甚至无节制地满足欲望(binging),随时收听流行曲、通宵追看连续剧或免费色情片、足不出户连线全球玩家一起玩电脑游戏、饿了吃送餐外卖……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美国教育学者波兹曼(Neil Postman)早在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的预言。

20世纪西方两大政治预言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警告未来文明所可能面对的威胁。在波兹曼眼里,赫胥黎的预言更为准确——越来越多的信息淹没了人的认知能力,支离破碎的事实割裂并隐藏了真相,人工智能的操控让人们逐渐失去自主判断的能力而变得自私自利,文明将毁在人们无止境地满足欲壑难填的过程里。

反全球化的逆流,表现的或许是人们试图自救的某种努力。这或许可以用老子所描述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理想世界来类比。面对让人越来越感到无助和失去自主性的全球化力量,抱团取暖的部族心态或许就是最本能的反应。全球化让人的身份认同危机更为突出,而身份认同的本质,就是通过区别“外人”来建立“自己人”的认同。同时,这种区别内外的做法也配合了对历史的乌托邦想象,认为过去曾经有过的只有自己人的美好时代,因此必须努力改变当前的环境,恢复历史的乌托邦。伊斯兰国组织要重建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白人至上主义者要驱逐移民,恢复“白人的美国”,都是这种情绪的体现。

乱世如何自处?

社会由个人组成,因此,所谓的乱世,尽管表现出来的是集体层面的混乱,根源却往往出自个人层面的混乱,以及人际关系层面的混乱。特朗普的“美国优先”颠覆了二战后的美国治世,在这个意义上只是一种病症,病根或许就在于支撑美国治世的价值观,已经无法满足或解决个人层面所面对的问题。

在经济上,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源自金融界的贪婪,更糟糕的是,导致灾难的罪魁祸首无一面对后果,还领取了巨额的红利。这种不公不义,或许就种下了当前的恶果。但是,更严重的恐怕是精神层面的腐败。可以说,这种肆无忌惮的贪婪,来自于家庭、社群和传统价值逐一崩坏后的集体疏离感和个人的无责任感。个人的高度异化所产生的各种病症,如享乐主义、虚无主义、自恋自利,都在一砖一瓦地侵蚀文明的根基。

身处乱世的个人,面对这些庞大且复杂的挑战,一时间恐怕会感到手足无措。该怎么办呢?

第一个建议是读史。人类的历史本来就是在治乱之间发展的,以前的人如何应对乱世,如何在乱世之中安身立命,其实都有大量的经验总结。当然,这些总结并不能简单地借用,可是通过前人的概括,还是能够起到参考作用。至少它告诉我们,当前所面对的挑战尽管艰巨,却并非毫无办法。

更具体地说,读史的另一个意义是回顾自身的传统。我们都不是凭空而生,目前的一切明文成就,都是前人所遗留下来的。跟简单地拥抱部族主义去寻求安全感相比,通过历史去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或许才能真正在乱世之中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并因此清楚自己生命的意义,远超过个人眼前所要面对的问题。这种超越性,是医治乱世心灵的良方。

第二个建议,是反躬自省,自我完善。中国传统儒家学问的精神,其实就是这个。加拿大心理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就一直呼吁人们从自身做起。他引述美国文学家艾略特的戏剧《鸡尾酒会》的一幕,女主角告诉她的心理医生,她希望自己的痛苦都是因为自己的不是,因为如果痛苦源自自身,她还能够通过改变自己来解决引发痛苦的问题;可是如果痛苦是因为外在世界,她将注定痛苦一辈子,因为她不可能改变世界。

彼得森一再指出,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必须从改变自己开始,因为这是每一个人唯一能掌控的东西。当然,要真正的改变,首先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而不是把自己的痛苦怨天尤人。道理其实简单,实践起来却不一定容易;然而,它才是真正的解药。

祖述孔子的荀子就指出:“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荀子·不苟》)问题再复杂,终究是人自己的问题;人世的道理,千百年来都是一样的。孔子的学问,经历历史的千锤百炼,如今依然影响着亿万人,反映的正是让人们得以度过乱世的人生智慧。

厉兵秣马迎接乱世挑战,当从改变自己开始。

原载2019年10月第41期《怡和世纪》,完稿于2019年8月19日

About yapphenghui 叶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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