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中庸的时代——美国总统选举的反思

 

英国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94年出版的名著《极端的年代——短暂的20世纪,1914年至1991年》,分析了国家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如何动员民众,配合工业科技所发明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制造了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惨烈杀戮和血腥。他认为20世纪应该始于1914年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首次用工业化的方式作战;终于1991年实行极权政治的苏东集团瓦解,东西方冷战结束。
霍布斯鲍姆以历史家的眼光,总结出预言的无效性,并据此对人类的未来提出了警告:“步入第三个千禧年的世界,将势必继续是暴力的政治和暴力的政治变革。它们唯一的未知因素是演变的方向。”尽管认定人类难以从历史教训预见未来,霍布斯鲍姆还是对2000年以后的世界做出了不无真知灼见的预言:“社会分配而不是增长将主导新千禧年的政治。”
自2008年源自美国金融界无穷贪婪所导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造成世界性经济大衰退,到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所浮现的反全球化逆流,似乎验证了霍布斯鲍姆的先见之明。如果借用他审视历史的长镜头,不妨说特朗普所代表的白人民粹主义极端思潮,是因为西方统治精英无法收拾自己所一手炮制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而危机的远因,或许在于霍布斯鲍姆所说的象征20世纪结束的苏东集团的崩溃,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在大获全胜的同时,也失去了平衡自身贪婪的外部制约,结果在失衡中走向极端,最终引发另一个极端的反扑。
特朗普的极端主义表现,在于他所催生的“后真相”时代。尽管信口雌黄,而且言语粗鄙暴戾,特朗普却赢得总统大位。这对欧美的自由民主体制乃至世界政治伦理,产生了极大的挑战:当语言和现实脱钩(孔子所谓的“名不正”),权力就难以被真相和真理所制约,奴役人民的暴政也容易因此产生。对极权专政体制有深刻认识的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传世之作《一九八四》,就揭示了权力如何通过谎言、监控、篡改历史、指鹿为马,来抑制人的独立思考,最后达到对人从肉身到精神的全面控制。

新自由主义——失衡之始

从二战后到冷战结束,为了与苏联所代表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展开全面竞争,欧美在社会政策方面保障了基本的公平正义,扶植工会、失业救济、医疗津贴、养老补助等等。这些措施培育了强大的中产阶级,抑制资本家唯利是图的冲动,维持了西方社会的稳定。英国《卫报》专栏作家蒙比尔特(George Monbiot)指出,进入21世纪,权力和财富的日趋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在2008年大衰退后,公共医疗和教育服务的逐渐衰败,西方贫困儿童现象的重现,自然环境的急速恶化,甚至特朗普的崛起,都可以从新自由主义的流行找到根源。
由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0年代联手主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恰好与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僵化和最终衰亡同时发生。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迷信和崇拜,最终表现为一种鄙视政府的极端主义,主张对企业和市场“去监管”的里根,在1981年的总统就职典礼致辞时,发表过一句经典名言:“在当今的危机里,政府并非我们问题的答案;政府就是问题本身”,反映的就是这种唾弃由政府所可能代表的追求社会共善的自私自利极端主义。
英美盎格鲁撒克逊体制保护社会弱势的福利制度,在里根和撒切尔主政时期逐步被拆除(撒切尔对英国工会罢工无情的镇压,也衬托了她对苏联强硬外交的“铁娘子”称号),在苏东集团崩溃后尤其快马加鞭。苏联的解体,更被当做是新自由主义无比正确的明证——灵活的自由市场战胜了僵化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一向代表社会进步理念的美国民主党,也在克林顿总统时代背叛了中下阶层,他的等距离三角策略(triangulation),疏远民主党传统支持者,进一步向权贵精英靠拢,政策上延续新自由主义市场原则。同时期的英国工党布莱尔首相,也提出所谓的第三条路线,远离支持工党的工人阶级,转而拥抱资本家。两人成功连任,象征了英美政治传统左派势力的式微。
共和党的小布什在2000年凭选举人票和最高法院的裁决,侥幸当选美国总统,八年任期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大肆放任企业收购合并,垄断市场,特别是在金融界,投资银行蜕变成了“大到不能倒”、有能力裹挟美国实体经济的怪兽。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政策,终于酿成了几乎摧毁全球经济的2008年金融危机。民主党的奥巴马以第一个黑人当选美国总统,清新的形象似乎象征了光明和希望。但是以华尔街权贵为代表的既得利益,继续左右美国政治的实况丝毫不变。导致无数中产阶级倾家荡产的始作俑者,没有任何人在奥巴马八年任期间为此坐牢,金融高管甚至继续领取天价报酬。
英美统治阶级全面拥抱新自由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和政策,造成社会贫富悬殊,公义无存,为脱欧派和特朗普等民粹主义极端势力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正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一种极端主义肆虐的结果,只能促成另一股极端主义取而代之来平衡。当民众不再相信高居庙堂的衮衮诸公,用半真不假的口号和宣传来煽动民愤的野心家,自然就找到了自己的市场定位。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不妨视为是对膜拜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精英的一次集体大否定,而且后续的震荡还会扩散开去。
特朗普的支持者并非都属于白人至上民粹主义,也未必同意其言行或不知道其缺陷,然而相比于希拉莉所代表的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他们更愿意选择改变——尽管充满风险——因为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贫富悬殊恶果,已经让越来越多属于99%的大众看不到任何希望。然而,从特朗普的内阁任命不少来自亿万富豪与华尔街精英,以及主张富人减税的政策,寄望不公现状会改变不啻缘木求鱼。美国社会的两极撕裂的极端情况,势必将继续下去。

伊斯兰国组织——对物质主义的反扑

如果说民粹主义是英美社会来自内部对新自由主义极端化的物极必反,由伊国组织所代表的全球原教旨恐怖主义,则是外部的针锋相对。伊国组织恐怖袭击的象征——自杀炸弹客——完全展现了极端对极端的对抗。自杀炸弹客基于对超度天堂的迷信,愿意用摧毁自己肉身的极端方式,去实现尽管是错误的终极精神目标。这种全然超越物质考虑的行为,不正是所有发达社会在消费主义肆虐下,人们沉溺于物欲享受的对立写照?
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结合新科技,特别是行动互联网科技的普及,让及时行乐(instant gratification)成了随时随地都可能的生活形态。英文“酗酒”有binge drinking一词,意即毫无节制地狂饮至烂醉。在智能手机时代,则出现了binge watching现象,年轻人已经没有耐心等待一周一集的连续剧,节目制作公司也循众所好,在互联网提供连续剧的所有剧目,让观众可以一次性无节制地狂追看完整套连续剧。消费者浏览购物网站,看到喜欢的商品,点击一下,隔天便送货上门。各式各样的广告全天候刺激人们的消费欲,大数据还可以推算出消费者的需求,美食大餐的广告配搭瘦身产品的促销……生命的意义在不断的买卖消费中被抽空。
虽然“消费”与“快乐”在这种极端的物质主义里被等同起来,现实却是相反的。消费基本上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孤独行为,本来就违背人的群居天性。若再加上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你死我活的自由竞争”(特朗普的世界观里只有两种人:胜利者与失败者),一种被世界遗弃的失落感,将是必然的普遍社会现象。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人口精神健康中心2014年的研究报告称,对26个高收入国家和37个中低收入国家,从1980年至2013年的调查发现,所有社会的人口均出现精神病症普及的情况。报告形容为“全球性流行的常见精神失常”,包括焦虑症、精神紧张、抑郁症、社交恐惧症、饮食紊乱、自残、孤独感等。17.6%的成人在调查的过去12个月经历过上述精神失常现象,29.2%的成人在一生中则患有上述症状。
史无前例的丰盛物质所带来的人类空前未有的精神空虚失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后现代”社会,因极端主义而严重失衡的普遍情况。然而在另一端,特别是以中东为代表的穆斯林世界,却兴起一股回归中世纪宗教伦理的原教旨运动——最极端的莫过于伊国组织,要在精神和肉体上完全按照《可兰经》教义控制人们的一切,而且是采取一种禁欲式的清规戒律来压抑人性。在伊国组织占领区,男人被禁止剃须、女人被禁止露脸、同性恋被治罪、公共娱乐被禁止、奴隶交易合法化……一切的作为,似乎都走向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极端反面。同时,伊国组织最终的目的,是要彻底消灭以美国为代表的物质主义异端统治。
强调“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在外交上似乎表现出一种倒退的孤立主义态度——反对海外派兵、要求同盟国负担美军驻军费用、希望同俄罗斯和解……但他唯一采取进攻型立场的对象,则是针对伊国组织。特朗普不但誓言要彻底消灭伊国组织,更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包括恢复对恐怖分子嫌疑犯严刑逼供、杀害他们的家人。或许在潜意识里,特朗普所代表的极端主义,很自然地必须与伊国组织的极端主义不共戴天。

极高明而道中庸

互联网上流传这么一个故事:199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聚会巴黎,会后发表宣言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是未经证实的假新闻。但是,在极端主义盛行的当下,这则逸闻却未尝没有参考的价值:至少,在贫富悬殊越来越导致时局动荡的当代,“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古老政治智慧,不正对应了霍布斯鲍姆“社会分配……将主导新千禧年的政治”的预言?
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对于极端的事务有着本能的怀疑态度。这种健康平衡的世界观,或许也是东亚文化得以延绵千年的秘密。这种生命的智慧,在18和19世纪西风东渐后才被东亚文明的后人所遗忘。历史学者余英时指出:“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其历史大背景正是因为中国知识精英面对西方工业文明挑战,在丧失了文化自信之后,转而主张全盘西化,最终尝到极端主义的恶果。从避免亡国而维新自强,到一心想取代大陆成为东亚国际秩序的新“中国”,明治日本却错误地仿效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模式,最后造成其对亚洲的侵略战争出现了极端主义现象,如南京大屠杀、七一三部队用中国人做活体细菌实验等惨无人道的行为,都是背离了中庸的教诲。
其实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思想家,也反对极端主义。强调理性的亚里士多德就认为,prudence(可比拟于中庸所谓的“戒慎恐惧”)是所有德目(virtues)之首,是产生智慧的基础。这种智慧一方面避免了走向极端主义的陷阱,不会轻易被实现人间天国的乌托邦幻想所迷惑,另一方面却保持了在政治上实现“善”的理想。西方启蒙主义瓦解了这个人文传统后,政治上逐渐退化,不再相信政治“兼善天下”的理想性,顶多只追求“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消极目标,所谓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正是这种政治想象力贫乏的表现。
特朗普当选等极端主义政治的乱象,表明在政治上缺乏“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最后连消极目标也不可得,最不坏的制度将其最坏的一面,赤裸裸展现在世人面前。美国自由派舆论对特朗普就任前的“推特政见”与三教九流的内阁人事任命,在莫可奈何之余总结说:这将是考验美国宪政体制韧性的关键历史时刻。就算美国本身出现因特朗普出格的言行所导致的政治危机,不至于沦为霍布斯鲍姆所预言的“暴力的政治和暴力的政治变革”,自顾不暇的美国无力兼善天下,却会让群雄并起的国际政治,面临失序的巨大风险。
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在这个“呼唤中庸”的时代,无疑让人联想翩翩。中国古人的人生和政治智慧,会否能针对极端主义盛行的当下,发挥移风易俗的作用?中国政府所高揭的民族复兴和中国梦的宏大目标,并未能对此给出明确的答案。尽管在政治上告别了此前的激进主义,文化自信也有所复苏,但要重新接上千年的优秀传统,恐怕不是一时三刻能实现的事。这个传统对内讲求“仁政”,对外主张“王道”,在概念上固然能得到一些当代中国人乃至东方人的共鸣,在当代实践时却依然存在多方面的挑战。
但是,这个基于深厚历史经验的传统,本身也有强大的生命力。虽然百年来在原乡遭遇摧残破坏,却应了其萌芽阶段“礼失而求诸野”的教诲:“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在日本、在韩国、在越南,这套文化理念尽管失去昔日中流砥柱的地位,在不同程度上依然是日用而不知的现实,只是三地均缺乏中国大陆的规模,难以发挥影响而已。事物的成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各类条件目前当然还不齐备,共识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但人世的努力同样非常重要。“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在这非常之时,不妨期待非常之功。

原载2017年2月至5月《怡和世纪》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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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yapphenghui 叶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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