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公司除牌的名实混乱

 

负责投资新加坡国家储备的淡马锡控股,在政府宣布以约10亿元,收购地铁公司SMRT地铁列车和信号系统等固定资产,以便公司能专注于经营地铁服务和维修列车后,随即以SMRT最大股东的身份,宣布用11.8亿元来全面收购SMRT,并准备把公司从新加坡交易所除牌。媒体在报道这则消息时,多以“SMRT将私有化”来形容。淡马锡表示,献议收购的用意不在于增加淡马锡的股权,而是把SMRT私有化,但这不意味着地铁服务的国有化。

很多人在读了新闻后想必一头雾水。尽管法人身份为注册公司,淡马锡控股的唯一股东是财政部。控股成立的原因是按照自由市场的商业原则,管理并投资新加坡政府的资产,让财政部得以专注于制定政策。因此,虽然以商业公司的身份在市场活动,淡马锡的资产均为政府所有。一旦淡马锡全面收购了SMRT,后者就完全是政府的资产了;把这一举措形容为“私营化”,自然容易引起认知上的混乱。

“SMRT将私营化”的说法,是从“除牌”这一结果引申出来的。在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的法人身份,英文统称为“公共挂牌公司”(publicly listed company),因为大众(包括外国基金)可以经由持有公司股票,而成为其股东,因而让公司具备了“公共”性质。这是相对于“私人”(由家族或少数个别股东所拥有)的公司。挂牌的“公共”公司必须遵循上市的严格标准,包括公司的重大人事任命、会影响股价的商业决策、季度业绩等,都必须保持公开透明。在这个意义上,公司除牌,相对而言自然就是“私营化”了。

可是,淡马锡说除牌后的SMRT不意味着地铁服务国有化,同样容易造成混淆。因为淡马锡虽然是商业公司,其主人却是代表新加坡政府乃至全体公民的财政部。说淡马锡所拥有的资产不是国有,的确挑战了人们的常识。这中间或许也存在翻译上的问题。英文的nationalisation可以同时指“国有化”“国营化”。SMRT除牌后,还是作为一家企业、按照市场逻辑经营的公司,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国营”尚可,但它也绝对不是一家“私有”的公司。

这种名实之间的混乱,恐怕也是本地地铁服务问题的一部分。当初把SMRT挂牌上市,成为了public的公共公司,好像同社会集体的公共利益不相违背,但是回头审视地铁服务的重大问题,几乎都是在挂牌之后发生的。首先,挂牌后并非所有国人都是股东,有一小部分的股份为外国基金所持有。SMRT作为上市公司,必须为股东“创造价值”,成为资本的摇钱树。

其次,作为盈利机构与SMRT同时肩负公共交通提供者的角色,不可能没有矛盾。由于车资不能由SMRT任意定价,公司只能在其他方面“创造价值”,包括积极从事车站店铺租赁与广告等方面的业务。2011年地铁服务大瘫痪后的调查报告就指出,SMRT忘记了本身以服务公众利益为前提的工程公司的核心定位。

“效率”“创造价值”,都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所兜售的美好理念,借强调市场的能力来贬低政府的作用,认为监管会削弱市场的运作。但是美国舆论在总结自里根总统以来所信奉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时,发现几十年下来,竟然是“价值私有化,成本公有化”。

当年决定让SMRT上市,打的旗号正是“价值解锁”(unlock the value)与提高效率。经由股票和股息所释放出来的价值,仅让少数的持股人获益,但SMRT忙着创造价值,减少维修成本所爆发的地铁大瘫痪恶果,却是全社会必须共同付出的巨大代价。所谓的市场效率,同样并没有因为SMRT挂牌成为“公共公司”而有所提升,反而有赖政府最终注巨资回购,才能继续保障其盈利的可能。这种经济学上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由他人来负自己所造成的风险——也只能以除牌的方式化解。

孔子一早便意识到名实相副的重要性,因为所有的道德败坏,都是从名实脱钩开始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则天下大乱矣”,一旦名无法证实,就失去了判断好坏是非的标准,文明社会的秩序就失去了根基。与大多数轻视正名重要性的人一样,孔子的弟子子路听孔子说政治的第一要务是正名,本能地认为是迂腐的想法。孔子告诫子路,名不正的后果,将是“民无所措手足”,权力就得以指鹿为马。

撰写批判极权政治巨著《动物庄园》《一九八四》的英国作家奥威尔对此也有深刻的体会,他在小说里所创造的描绘权力如何颠倒黑白的词汇如“新语”(Newspeak)“双想”(Doublethink),后来都收入了权威字典,成为后人形容和揭露滥权者的照妖镜。就如对“市场”的迷信一样,当前对“民主”的崇拜,迷糊了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准确判断。

流产的土耳其军事政变因试图推翻民选政府,行为缺乏政治正当性而失道寡助。但总统埃尔多安此前大肆打压政治异己,利用伊斯兰削弱世俗政治体制,已经被舆论批评为违反宪法。他在平变后对公务员、军队、司法、学术、教育、媒体等领域一夕肃清数万人,恐怕更是另一种政变。军队政变是否“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恐怕不无讨论余地。西方舆论并未因埃尔多安代表“民主”,而对其利用政变进一步颠覆民主保持沉默,也可见名正言顺之关键。

SMRT除牌无疑是正确的做法,然而正确地形容它也非常重要。它不应当再是一家“公共公司”,可是这也并非是“私有化”。

作者是本报高级评论员 yapph@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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