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神话的两难

不丹国王旺楚克在参加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国葬后接受记者访问，回忆他和李光耀见面时的一段对话。35岁的旺楚克表示，自己十分敬仰李光耀，在那次会面时希望李光耀能赐福予他。旺楚克说：“我清楚地记得，李光耀看着我，然后笑着说：‘我不赐福予人！’我于是接着说：‘阁下，那你能否给我一些建议？’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一点：关键不在于你如何开始你的旅程，而在于你如何完成它。’”
不丹是个深受藏传佛教影响的国家，日常生活里充满了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对于长期在这种氛围下成长的年轻旺楚克而言，李光耀既是德高望重的长辈，也是睿智甚至拥有超常能力的圣者，所以才会根据自己的文化习惯，要求李光耀赐福。一生深受英国理性主义影响，人生态度务实的李光耀，对旺楚克的要求有那样直率的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对生命脚踏实地的态度，也可以从李光耀的孙子李绳武，在悼词中所转述的一件小事窥见一斑：“有一次，有人建议为他立一座纪念碑，我祖父回答：‘要谨记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他指的当然是诗人雪莱（Shelley）一篇关于埃及法老的诗章。诗中，一个独行者在沙漠中看到一尊破碎的石像，上面刻着‘我是王中的王者，奥兹曼迪亚斯；功业盖世，强者折服’。然而一切已荡然无存。”

“我想，他的意思是，若新加坡无法生存，立碑于事无补。若新加坡得以生存，那也没立碑的必要。他的评断是正确的。他留下的不是冰冷的石座，而是一个生机蓬勃的国家。就如苍天在上，我们将很难把他遗忘。”

显然，李光耀深知神化凡人的危险，对个人崇拜的那一套政治把戏，因而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他于2009年评论某亚洲领导人时，尖刻地形容他“在体育场手舞足蹈，寻求众人的阿谀”。因此，李光耀非但反对人们为自己立碑，更主张自己于欧思礼路的故居不应保留。他在2011年说：“我已经告诉内阁，我死后，拆了它……我看过其他故居，（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的、莎士比亚的，一段时间后都成了废墟。”

从李光耀过世后那一周所发生的情况看，一种两难正在形成。在那一周，超过144万人不分昼夜、扶老携幼，在国会大厦和各个社区悼念处向他致敬；3月29日的国葬日，更有数以万计的国人，在滂沱大雨中夹道送别，延绵15公里。社会陷入了集体的悲伤中，且这种不舍之情，正逐渐形成一股民意，要以法定纪念日、设立纪念馆、为公共建筑如樟宜机场改名、保留故居、在货币印上其头像等各种方式，继续表达对李光耀的崇高敬意。

另外，对于李光耀的尊称，也出现由“建国总理”向具有一定神圣性的“国父”倾斜。官方至今还没有正式采用这个谥号，但从民间讨论，包括读者投书来看，社会似乎存在一股要神化他的强烈心理需求。国葬日当天移灵时恰如其时的倾盆大雨，也提供了某种“天现异象”的宗教暗示，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心理需求。

但是，李光耀自己对于生死却是个“不可知论者”，他在89岁那年写道：“我并不会自称为无神论者。我既不否定也不接受上帝的存在……所以我并不会取笑那些信奉上帝的人。但我未必相信上帝，也不否定或许确有其神。”在谈到其逝去的爱妻时，李光耀说：“我希望在来生和妻子重逢，但我不认为我会。我将停止存在，一如她停止存在一般——否则世界将人口爆满。”他自始至终是个理性主义者，只看证据，对不可知存疑，且不妄下定论。

纵观历史，就算是基于理性主义的欧洲现代民族国家，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建国神话。建国神话并不一定非得同怪力乱神有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和兰杰（Terence Ranger）在他们的名著《传统的发明》，通过对英国皇家仪式的变迁、英属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苏格兰的典籍再造、威尔士的民族服装、19世纪至一战前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的演变，以及非洲原住民如何模仿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揭示了很多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其实都是当代人生造出来的文化产物。

国民的集体身份认同感，需要类似的传统来凝聚。这不全然是个理性的过程。对真善美的渴望，是人类心理的深层需求，也是宗教长期存在的原因。尽管激进的理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试图全面否定宗教的积极作用，但取消了上帝，人们还是会转去崇拜其他偶像，来填补这个心灵需要。根据同名纪录片撰写的《富流感》一书，就说明了当人们失去宗教信仰，很容易感染上物质崇拜的心理病，不断追求物质，导致负荷过重、负债累累、焦虑不安和虚耗浪费等状态，让人痛苦万分。百万人集体悼念李光耀，不妨也可以解读为意图对所处的消费主义有所超越，追寻生命中更有意义的价值象征和精神慰藉。

于是，一方面社会有普遍的心理需求，要通过李光耀筑起建国神话；另一方面，李光耀生前却最反对让人神化自己。是要尊重他的遗愿，让他以凡人的身份安息，还是让他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建国事业的精神层面？如何完成李光耀的建国旅程，恐怕将不易在短时间内获得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