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齐国乃治

  参加社团活动,有机会与某老前辈聊天。80多岁的他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如今众多孩子都已成家立业,且都事业有成,最大的儿子也已经60多岁了。他说年轻时当运输工,又加入帮会,收入不菲;也因为钱来得容易,在血气方刚的年纪,吃喝嫖赌毒无一不沾,结婚生子后依然习性不改。在第三个孩子出世后,太太终于摊牌说:再不悔改,这个家就要散了。老先生说他当时猛然惊醒,毅然把坏习惯戒掉,重新做人,最后保住了这个家,生活还算得上圆满。
  这种浪子回头金不换的道德故事,看似很普通,意义却非凡。在这样的故事里,是非对错有固定的标准,生命有明确的意义;其中并没有多元价值的混乱和困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道德相对性。个人的生活抉择,不只关系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更多的是作为人的责任与义务。它或许发生在相对单纯的上一个世代,可是不代表就不对当代人有借鉴作用。在这个价值意义错乱的困顿时代,追求幸福的正常生活,固然要面对更大的认知挑战,却不完全是缘木求鱼。
  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当代,伦理学家还不断围绕着“人应该怎么过正常的生活?”进行无穷尽的争辩。这里头涉及了对“好坏、对错”的定义和判断。在自由主义当道的今天,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重视,导致人们习惯按照自身的欲望,去选择和订定符合自己的价值标准,来判定什么是好坏和对错。最典型的莫过于在两性与亲子关系上所呈现的混乱。
  “人伦之始,莫若夫妇”,这是中西文化传统上共有的认识,由此而发展出婚姻家庭制度,以维系家族血缘乃至人类物种的繁衍。因此,夫妻关系和健全家庭是所有文化一致公认为“好的”、“善的”,也是“符合道德的”生活安排。夫妻关系并非爱情所能完全概括,更涉及彼此的相对责任,以及各自的人伦身份(社会定位)所应履行的义务。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幸福感”这种主观欲望,才是判断“好的”、“善的”、“符合道德的”主要根据。所以如果夫妇中的一方觉得婚姻不再幸福,分家离婚都不再视为是背离“善”的人生选择。
  所谓舐犊情深,父母对孩子的养育是毫无条件的。这种超越对一己利益的考虑,符合道德的表现。同理,孩子对父母尽孝也应当是无条件的,体现的是饮水思源的感恩情怀。可是在对动物也讲究权利的今天,认为儿童应享有权利、亲子是基于平等的“爱”的价值观,就瓦解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传统伦理规范。如果基于自然血缘的人伦都难以规范,陌生人之间该如何好好相处,必然也将出现问题。
  传统道德伦理由此可以看出隐含多重道理。首先,人并非孤立存在,必须与他人共处,所以关键不在自己有什么权利,而在于对他人该有什么义务(“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其次,道德离不开人的欲望,可是欲望无穷且多变,不能由它来主导生命;学习克制甚至超越欲望,履行作为人应有的道德义务,生命才不会被欲望左右而偏离正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第三,人的生命不单是自然生命,也是道德生命,通过实践道德的不断成长,来实现生命的价值,以便能过上止于至善的幸福生活(“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第四,道德生命所要完善的不只是个人,更是所处的群体——家庭、公司机构、社会、国家。群体内有正常的伦理,反过来也可以滋润个体的道德生命。
  换句话说,个体与群体生命的茁壮成长,遵循的是同一套道德标准。《礼记·大学》所讲述的道德逻辑,也就因此不难理解了:“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齐家治国,未必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但个体的善能促成整体的善,整体的善同样能帮助个体的善,却是一以贯之的。
  如果把个人的道德精进理解为一种志业,家庭、团体、社会、国家就是一种共同的志业,一种共善。基于此所形成的习俗、制度、礼仪、律法等道德规范,是作为群体得以集体遵守的是非标准。例如家庭制度是一种共善,任何破坏家庭的行为,因此就要面对社会舆论的谴责甚至制裁。某港星偷腥被揭发后,虽然辩称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但还是不敢否认自己的行为是个“错误”。
  前述的老先生迷途知返,完善了自己,也完善了与妻子的共善——家庭。他所培养出来的下一代,若继续秉持相同的道德理念,扩而充之,对亲人如此,对陌生人也如此,社会风气自然会趋善。国家的繁荣富强,不能光靠个人的努力,还必须有健全的家庭、团体与社会风气支撑。主张个人权利意识的自由主义,认为外在的规范,尤其是道德戒律,都是对人性的桎梏和压迫。但失去了规范,人或容易因放任地满足欲望而沦为没有长进的动物性存在,社会集体所仰赖的共善也就无从谈起。
  李显龙总理近来所提倡的改革,从去年的“同舟共济”到今年的“文化转变”,均涉及认识和理念的改变。或许无人能否认同舟的事实,但若缺乏对共善的共识,能否共济就难以确定了。这仅是多元价值所可能产生的困扰之一,它对国家未来所形成的另一冲击,还在于根据个人权利意识,挑战且削弱人们履行道德义务,完善自身和群体的家庭制度——未婚先孕、单亲妈妈、堕胎年龄年轻化、离婚率上升、独身主义、同性婚姻平权主义等,并非是对共善毫无威胁的价值观。要改变文化价值,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原载2014年9月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About yapphenghui 叶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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