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缘何“丑陋”?

 

  从同事吴嘉禾的一则漫画,联想到近日饭局上的一席谈话。4月6日刊登在《联合早报·言论》的漫画,画的是从前孩子在路上跌倒了,父母会责怪孩子“走路不带眼睛”;现在孩子在路上跌倒了,父母却怪罪市镇会没有做好防滑措施。这则漫画非常生动形象地勾画出国人心态的转变。

  在饭局聊起国人动辄投诉的现象,有参与公共事务者举例说,他凌晨2时还在网上接到居民投诉,说有人刚在其门外撒尿,臭味难闻,质问市镇会“要怎么办”?举例者无奈地表示,居民连自己拿桶水先冲洗掉尿骚的举动都不为,宁可反应式地投诉。他担心,如果这意味着国人一切依赖公权力,已经丧失了自己动手解决小问题的基本能力,那将是国家的深层危机。

  席间另有人指出,这恐怕是政府“太过有效率”的不幸后果,国人正因为习惯了这种高效率,逐渐把生活上的诸种方便视为理所当然,一旦遇到不如己意的小麻烦,矛头就自然而然地指向“万能”的政府;解决之道,可能反而是政府要“减低效率”。这个半带玩笑的观点可能不完全无道理,但问题显然还要更为复杂。

  正因为国人“怕输”的“丑陋”心态日趋严重,经常担心自己落于人后,或没有从公共政策得到足够的好处,或因为政策的转变而自觉吃亏,一旦有这样的感觉,他们的反应就会如漫画那样,本能地直接怪罪在政府头上。关于政府沦为“出气筒”的最佳阐释,莫过于饭桌上出现的这个精辟看法:社会流动被视为是好事,但社会结构总有固定比例的最富裕与最穷人口,这意味着变动一定产生零和效果——处于底层者的社会地位上升,被取代者所处的相对地位只能下滑。政府并无法改变社会对流的零和性质,但是却必须承担所有的指责。

  把自己生命际遇里的不如意怪罪政府,似乎是新加坡的“特殊国情”。一些国人这种怨天尤人的态度,的确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它反映了对个人生活缺乏负责任感;放大来看,更意味着公民意识的缺失。就如美国著名总统肯尼迪对美国人的呼吁:“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你们的国家做些什么”,身为公民,不能只一味追求权利,时刻计较得失,也得同时承担责任和义务——纳税、守法、生产(工作或经商)、卫国(服役)、投票、参选、关心公共事务等等。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国人对自己权利患得患失的“丑陋”心态,政府是否完全无辜?如果现代公民社会必须由权责相符的民众组成,国人在维护自己利益时锱铢必较,动辄怪罪政府,会不会又是后者“咎由自取”的呢?公民责任意识的匮乏,不就是公民实际权利不足的结果?

  传统欧洲的权利观念,必须配合人的社会身份所要求的“职责”(office)才有完整意义——人为了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才能要求享有行动的权利。权利同时也建立在“理性”(rationality)的假设之上——唯有能辨别行为轻重的人才能享有权利——小孩与动物被视为缺乏或理性不足,所以只能是被保护或屠宰的对象。对照当下强调动物权利的运动大行其道,社会的权利观念显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国人“丑陋”的行为犹如被惯坏的小孩,或许正是缺乏权利的结果。无独有偶,新加坡被一些西方媒体形容为“保姆国家”(nanny state),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政府的干预,甚至到了被当成理性不足的小孩一样被“呵护”,无法像成人般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利;一些国人幼稚的“怕输”表现,恰好坐实了这样的观察。

  但是国人怕输、爱投诉,恐怕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公民意识匮乏,失去自主行动的能力,才是国家社会最大的隐忧。北宋鉴于唐朝藩镇割据,威胁中央,采取了“强干弱枝”的集权做法,虽然保障了政府的权威,后果却是一旦外敌入侵,中央沦陷,一盘散沙的社会只能坐以待毙,根本无法自行组织起来反抗——就好比门口被人撒了尿,就只会坐等市镇会来清洗一样。

  权责不符,自然就不易产生自尊自重的独立公民。公积金最低存款要求,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本来,公积金作为一种强制性储蓄,在制度上的合理性就存在争议,但因为它也强制雇主缴交,增加了国人的总体收入,还能为大部分人所接受。可是,阻止国人在法定退休年龄后全数提取应得的钱,则缺乏足够的正当性。况且,实施最低存款要求的理由,说是为了“保护”国人不会挥霍掉积蓄,从公民的身份出发,这不难被视为是政府对其权利欠缺应有的尊重。

  剥夺自由公开表达的公民权利是另一个例子,它假设国人都不懂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最近在奎因街和淡滨尼等地公开举牌,呼吁同胞回国投票的马来西亚人,因为事先没有获得警方准证,被要求到警局协助调查。根据《公共秩序法令》,即使示威活动只有一个人也必须请准。外国人如此,本国公民也一样。在全球的民主法治社会里,如此严厉限制公民自由表达权的做法相信绝无仅有。在责怪一些国人对公共事务抱持自扫门前雪的冷漠心态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检讨这个法条呢?

  政治风气的缓解,在一夜间让国人不少“丑陋”的言行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事无大小任意投诉,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一切的不如意都怪罪政府。这就如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开始反抗管教严厉的保姆。问题是,要国人承担作为公民的责任之前,也应当先看看他们是否享有充分的权利。

About yapphenghui 叶鹏飞

Husband of one, father of two 文字匠,腰肌劳损 狷者有守,不失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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