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言论版》2013年2月21日:人口大辩论的经济迷思

人口大辩论的经济迷思

刘浩典、杨乃强、陈金松与马努·巴斯卡兰(Manu Bhaskaran)

  在辩论人口白皮书时,一些谬论和迷思似乎主导了讨论。经济学能提供非常好的分析方法,厘清我们的思考并制定合理的、立足于事实的政策。本文的目的,是检讨这些迷思如何被不经意或下意识地用来论证政策,及背后不精确的思考。

  迷思一:如果不大量引入外来劳动力,商业成本将上升,一些企业会倒闭或搬离新加坡,国人将失业。
  这属于一种保护主义的谬论。这个(有瑕疵)的保护主义论述是说,因为一些本地企业无法在国际上竞争,它们需要国家津贴。对本地企业提供保护,无法让它们提高生产力;其实这正是它们缺乏生产力的原因。与此同时,保障资本主义经济活力的“创造性破坏”受阻,经济也因而无法调适、创新与增值。
  要求放任外劳政策的生意经,也是建立在类似错误的观点上。依靠廉价外劳的企业获得政府无形的津贴。低廉的劳动成本,鼓励它们继续低增值的生产活动,并毫无提升和改进生意流程的动力。同时,廉价外劳妨碍生产的自动化,并压低了从事同样性质工作的新加坡员工的工资。
  如果新加坡政府收紧外劳政策并持续一段时间,一些企业势必难以为继,不是迁出就是倒闭。这就是件坏事吗?不尽然。在一个有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里,这应该发生。无法适应的企业应当也必当离开市场;国家没有理由用更多的廉价外劳维持其生存。它们的离场将释放劳力和资本,为那些有竞争力的企业所用。这种创造性破坏,对于经济重组是必要的。在经济重组过程中,一些企业必然处于劣势。经济上合理的做法,就是不要保护这些处于人力密集状态的企业(因为它们带来高昂的社会成本)。相反,政府可以减缓过程中的阵痛。比如,它可以通过确保它们取得低廉贷款、新技术、生意转型的知识等方式,来协助本地中小型企业适应新的环境。
  那些被裁退却没有技能转行的工人该怎么办?同样的,经济上合理的答案不是人为地维持他们的工作,而是由国家直接帮助生计受影响的工人——通过失业救济金、更高的就业津贴、重新培训和一次性的社会保障金援助。公共政策应当协助本地工人和企业应对经济重组,而不是帮助依赖廉价劳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生存。
  迷思二:经济增长是零和游戏。
  第二个谬论认为随着一些亚洲城市高速增长,新加坡必须维持一定的增长率,否则将会停滞不前并最终变得无关紧要。这是“竞争力”论述的要点。竞争力在企业的层次或许是个有用的概念,用在城市与国家层次上就缺乏说服力了。经济学者用这个概念来指称相对优势、整体商务环境、创新力及国家政策与制度的素质。劳动力,尤其是廉价劳动力增长的速度,并不被视为是有持续性的竞争力来源。
  认为新加坡将因为其他区域城市的崛起而停滞的观点,也缺乏任何经济学理根据。在亚洲这类高速增长且日益相互依赖的地区,增长本身并非是零和游戏。新加坡并不会因为雅加达、曼谷和上海的增长速度比较快而受损。环球或区域的经济增长不是一块有限的固体,迫使我们必须要从中争夺得越多越好。真相恰好相反,区域里其他城市的增长,更可能促进我们的增长。它们增长所形成的更大市场,以及他们国民收入的增加,应该被当做是新加坡的机会而不是“竞争”的威胁。
  同样的,争取外商直接投资(FDI)也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如果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增长放缓,新加坡“失去”了一些本来靠快速增长劳动力就能获得的投资,这也不全然是件坏事。第一,那些失去的投资可能是仰赖廉价劳动力的产业,这些投资并不会带来太多的生产力及收入的提升。第二,这些转到低成本地点的投资,将因为典型的比较优势原因让新加坡获益——当这些地点提高它们的产出和收入后,它们将更能够消费新加坡所产出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及服务。经济增长非但不是零和游戏,它还是个正和(positive sum)博弈——在这个不同经济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高速增长地区,这尤其属实。
  迷思三:更高密度、更大的人口为城市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
  这个迷思有相当强的真实性。事实上,拥有众多人口的富裕城市,享有经济学上所谓的“聚集效应”(agglomeration effect)。当技术员工群聚,他们的产出增幅将高于员工数目的增幅。知识的扩大与传播速度,在密集的城市比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快;技术创新也是如此。因此,这本该是政府用来论证新加坡增加人口和密度的理由。但为什么却没这么说呢?因为聚集效应只发生在个别产业,即是那些需要拥有高技术与知识的员工的产业,他们的聚集会催生创新。类似生药科技研究、高等教育、法律和管理咨询等行业就属于这一类。聚集效应的好处并不出现在廉价、劳力密集的产业,如建筑、清洁和保安服务。在这些行业,更多工人并不会带来更高的人均产出。
  人口白皮书规划的劳动力增长,大部分是属于这类低技能产业。这些正是不享有聚集效应,却反而会带来外部性(externalities)副作用如拥挤、工资停滞等的产业。因此,聚集效应在这里并不构成增加人口的理由。

医疗与福利支出有正面意义

  迷思四:医疗和社会服务的支出都是成本,必须用加税的方式支付,因而拖累经济。
  这种认知在经济学里并没有任何理论或事实根据。与其他产业如制造业、金融服务业或建筑业一样,医疗和社会服务业同样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做出贡献。甲在医疗与社会服务的花费,就是乙的收入。因此,增加这两个领域的花费,跟在其他经济领域增加花费并无二致。说某些产业是浪费而另一些产业是投资的直觉,并没有任何经济学理的根据。
  至于医疗和社会服务必须花纳税人的钱,因而拖累经济,这样的论点也缺乏经济学理根据。很多东西同样在花纳税人的钱——地铁线路、组屋、警察司法、国防——但我们并不把这些视为拖累经济。反而,我们会把它们当做有用的投资。
  但增加医疗和社会服务支出不就意味着要加税吗?不一定。第一,新加坡拥有庞大的预算盈余,能够可持续地在这两类服务负担经过妥善规划的扩充。第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收入会普遍增加,我们因而可以承担医疗成本的增加。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增加医疗支出时,高医疗费用的风险该如何分配?很多经济学者认为,基于大多数医疗支出的低概率、高冲击的性质,最有效益的医疗花费模式,莫过于通过某种形式的风险分担或社会保险。新加坡的现状是,我们缺乏全面、普及的医疗保险制度,加上大部分的医疗支出来自于消费者本身,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医疗给付制度,同时不必牺牲制度的效率。
  随着人口老化,增加的医疗与社会保障费用,难道不会伤害我们的经济活力,如同日本和其他急速老龄化的社会那样吗?可能,但不是因为一般常见的理由。医疗和社会服务的生产力增幅一般低于平均值。这是因为它们更依赖人力,不适于自动化及其他节省人力的科技发明。虽然如此,这两个产业的工资增幅并不低于其他产业,否则就无人从事了。这意味着医疗和社会服务的成本及价格增幅,比其他产业要快。假以时日,医疗和社会服务将占用我们较多的收入——无论是个人或国家层次。但这也不代表世界末日。只要我们维持劳动生产力历来2%的增幅,就算医疗和社会服务占总支出的比例提高,我们还是能够承担更多的服务。
  真正的危险不在医疗和社会服务成本的上涨,而在于决策者误诊后乱下药。例如,他们把成本负担的大部分转嫁给公民。这非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加重问题,因为私人医疗比社会化医疗更容易涨价。

原载政策研究院网站IPSCommons。作者均为新加坡经济学会副会长,文章以个人名义发表。叶鹏飞摘译。

About yapphenghui 叶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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