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患无辞?


  因组屋拆迁搬家,整理物品后留下一大堆纸皮箱,得分好几趟搬到楼下丢弃。回到距离新家不远的旧家继续整理时,在楼下碰到捡破烂的阿伯。妻子好 意提醒他可以去收拾纸皮来卖钱。见他没反应,妻子再度把更确切的地址告诉他。可是阿伯依然没有搭腔。已经进入电梯的我这时好奇地走出来看个究竟,突然灵光 一闪,用闽南话告诉他哪里有纸皮箱可以检,阿伯这才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点头致意。
  官方日前在中低下层民众以及年长者较集中的裕华区,举办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全国对话会,全程用与会的百多名乐龄人士所熟悉的方言进行,听取他们的心声,不由得想起自己与捡破烂阿伯“对话”的一幕。或许很多国人都没 有意识到,还有许多同胞,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一群,在自己的土地患上了政策失语症。出席方言对话会的总理公署部长傅海燕不忘提醒说,方言对话不代表政府已经 修改了语言政策,进一步凸显了这个不幸的现实。
  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明确地指出,说话也是一种权利,因而就有了“话语权”这一概念的产生。作为 人权的重要构成部分,现代社会的公民,必须享受自由发声的话语权,畅所欲言而不必担心因言获罪。其实,说话也是一种权力的表现。粤语所谓的“有我讲冇你 讲”,或现代作家艾芜所发明的“一言堂”,指的都是权力与说话的关系——有权力者拥有说话的自由,没权力者就只有听话的份。就算在最注重保护言论自由的美 国,社会地位与话语权依然是成正比的关系。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以“政治捐款属于言论自由的一种”为由,判定联邦政府不得限制企业、工会 “投资”选举宣传,取消了个人与企业向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的捐款上限。政治行动委员会其实就是候选人的白手套,用来收取支持者的政治捐款。这一判 决,意味着富人和大企业几乎可以用金钱收买候选人,甚而左右选举结果。因为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重要角色,就是砸重金在选举广告上。过去的经验表明,广告的多 寡,是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之一。
  任何社会都存在因为无权无势而失语的一群,更甚之处在于,这些失语的群体还经常“被代表”——只懂得闽南 话的捡破烂阿伯,恐怕也身不由己地被手持公共话筒者,归类为他们宣称要代为发言的“沉默大多数”。据报道,2010年的官方统计发现,55岁或以上的华族 国人当中,还有9万5000人目不识丁。他们唯一能沟通的手段就是方言。他们的所思所想,恐怕不是谁就能轻易代表的。全国对话采用他们仅存的沟通手段,确 实才是真正了解他们心声的方法。
  但如果仅限于此,却未免美中不足。生活在国际大都会的新加坡,这批人显然是弱势中的边缘。他们大概收入都不会 太高,可是得面对日益高涨的生活费。就算是满足了温饱的需要,他们的其他生活需求都尚付阙如。除了电台每天几分钟的方言新闻播报,以及必须付费的电视频 道,他们难以得到其他免费的文化娱乐消费。一踏出家门,他们就几乎要处于盲、聋、哑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同样是只懂华文华语的年长一辈的困境。
   语言问题在本地一直被当做政治禁忌,理由是在多元种族和语言的环境里,讨论它会容易引发敏感反应。在西方医学理论里,对过敏症有所谓的提高过敏界限 (raising allergy threshold)疗法,就是通过长期少量地接触过敏源,来提高身体对其的免疫力。根据这个理论,把过敏源视为洪水猛兽,反而无法让过敏症断根。同理, 要让所谓的政治敏感议题脱敏,忌病讳医地躲在消毒室里,才是错误的态度。
  新加坡要成为一个具包容性的社会,就不能再继续忽视这一大批不懂英语 的国人的正当需要。让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过上有基本尊严的生活,是包容性社会的最低的标准。话语权也是一种公共资源,不能长期被部分人所垄断。要打 破垄断,就应当营造让不同声音都能发出来的环境;这也包括所使用的语言。方言是本地历史悠久的社会用语,也是大部分父辈来自闽、粤、琼三地的华族国人真正 的母语,理应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语言不只是沟通信息的工具,也是情感交流的载体——在国外听到Singlish“乡音”而产生亲切感的国人,应能理解方 言在情感上对年长一辈的意义。
  其他华人社会的经验足以为参考。台湾自1949年国民政府播迁后,强制推行国语(华语),全面打压当地的台语 (闽南话),所累积的民怨,到民主化后形成暴力式的民粹大反弹。在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执政期间,更因试图强制推行台语教学,干扰了学校语言教育的专业。 香港虽然长期被英国殖民,当地使用的粤语并没有遭遇政治上的打压。当然,港人要成为社会精英,还是必须掌握英语,可是却不必以放弃母语为代价。因此,直到 回归中国后,香港的精英依然可以毫无困难地用共同的语言与普罗大众沟通。
  外来移民问题,使得语言的使用再次成为问题。一些国人一面享受廉价外 来劳动力的好处,一面抱怨为他们服务的侍应生不会讲英语,让他们觉得身在外国,其缺乏历史感固然让人叹为观止,却何尝不是对实行了这么多年的双语教育的真 切打分?当然,经历了这些年,英语确实已经成为新加坡人(尤其是独立后出生一代)的身份认同之一,也的确有助于促进种族间的沟通及和谐;但这并不必然要付 出另一部分国人患上失语症的高昂成本。当连使用方言都不会觉得低人一等的一日,就是包容性社会到来之时。

原载《联合早报·想法》2012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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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yapphenghui 叶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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