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对话怎么谈?

国人想必都知道政府正在筹备一次全国对话,这是李显龙总理在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所提出,目的是要通过对话凝聚共识,以设定国家的明确方向。因此,全国对话要谈什么,估计不会有太基本的分歧——不外是和国人集体担忧的问题有关:生活费增长高于收入、竞争的日益激烈、社会因收入差距及新移民涌入而可能分化的威胁、下一代所将面对的挑战,以及国家社会的基本共同价值等等。比较值得讨论的,是对话该怎么谈的问题。
在委托教育部长王瑞杰领导全国对话后,李总理身体力行,在8月30日从其面簿的7万5000多名“粉丝”及推特的1万7000名“追随者”当中,邀请了19人到总统府茶叙,面对面直接沟通。他在面簿上透露,茶叙时与众人就网民的行为模式、新加坡的生育率等问题交换看法。
这个举动的意义,可以从出席茶叙的维沙(Visakan Veerasamy)的博文《近距离的李总理到底是怎么样的?》看出端倪。维沙在文中透露了几个有意思的观察:李总理对听取受邀者的看法表露了极大且真诚的兴趣;他对许多社会课题了如指掌,反而是受邀者准备不足,并没有提出真知灼见;政府与人民的距离感,来自于后者对前者的工作内容一无所悉;真正的沟通建立于相互尊重,以及明确的使命感。
维沙在博文中提到的,李总理的诚恳,让他这个经常批评政府政策的人感动,并进而反省自身的盲点。他认为,民间很多对政府的批评,前提是建立在政府“何不食肉糜”的假设上,以为决策者对民情疾苦一无所知;近距离与李总理接触的机会,让他发现实情并非如此简单。
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些问题。首先,政府必须更透明,因为民间对政府“无情”的误解,后者本身也有责任。第二是姿态,对话应是两个对等个体的交流,类似李总理总统府茶叙所展现的态度,才能够获得民众积极的反应。第三是诚实,掌握了大量资讯的政府,必须对现行政策的限制有所解释也,必须对过去施政的失误有所承担,才能和知情的民众展开有意义的对话。
全国对话到底有什么意义?抽象地说,对话是为了增进了解,最终让对话者都取得实质上的进步。扩大到政治领域,对话必须是以增加社会的总体幸福为宗旨。德国当代哲学家与社会理论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人道优雅的集体生活,取决于日常的沟通,而这些日常沟通必须能够带来创新,并且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让对话者互惠。
哈贝马斯主张公共领域一个理性的沟通空间,他把社会分为私领域与公权力领域,前者是公民的社会生活,后者是国家政府等政治体系。介于两者之间的就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使社会成员能够聚集并讨论公共事务。他认为,要长期维护公共领域的存在与功能,必须要保障公共领域有集会、结社、出版及言论的自由。唯有这些条件,才能保障民众可以在公共领域畅所欲言,对公权力提出批评。
具体地说,全国对话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意见交流,必须具有自愿、平等、公开、开放等性质;否则就难以达到凝聚国民共识的政治目的。王瑞杰领导的对话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却并非唯一的平台。广义地讲,全国对话每天都在进行——读者就公共议题投书报章,民众在接见选民活动时向议员投诉,互联网上各类激辩甚至骂战,都是对话的一种。王瑞杰主导的全国对话并非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官方版的“我们的新加坡对话”在8月7日开设面簿账户后(“OurSGConversation”,该面簿链接为www.facebook.com/OurSGConversation),8月26日就有人在面簿开设了民间版的“全国对话(新加坡)”(The National Conversation(Singapore),其链接是www.facebook.com/SGConversation#!/SGConversation)。
因此,国人自然会质疑政府推展全国对话的必要性。从积极面讲,官方的全国对话提供了聚焦的平台,让可以发挥重要作用(make a difference)的政府,得以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想法和建议,进而拿来作为决策参考。从消极面看,官方全国对话很容易被解读为由上而下的垄断意图。因为在怀疑者眼中,各种意见其实早已经存在于公共领域的讨论里,不必叠床架屋另设平台(在王瑞杰之前,政府在1991年、1999年和2002年也有类似的部长委员会收集民意)。关键在于,政府是否诚心要听取(并采纳)不同甚至是反对、尖锐批评的意见?
在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话语里,政治对话意味着两个极端立场最终的求同存异、中道妥协。所以对话最好有来自两端的跨越,甚至是不同年龄、阶级、性别、种族、信仰等领域的跨越。换言之,官方全国对话面对的重大挑战,在于建立同民间反对意见之间的互信,避免因人废言。同时,为了百花齐放,全国对话也不能设限——政府也无妨利用这个机会,再把所有的政策圣牛重新体检一遍,看看还有哪些可以拖入屠宰场,也算是为对话预留成绩。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日前阐述政府的想法——不再容许市场继续侵蚀建国以来的社会契约,要当“积极行动的政府”,平衡经济发展和为每一个世代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这被《联合早报》社论形容为“施政哲学上的大转变”,也无疑让国人对于王瑞杰全国对话的成果有所期待。明确了全国对话怎么谈,或许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失望。

刊登与2012年9月9日《联合早报·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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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yapphenghui 叶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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