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崇椰震撼弹”折射了什么问题?

南洋理工大学温斯敏经济学讲座教授、经济成长中心主任林崇椰于4月9日,在新加坡经济学会的“卓著演讲者公开演讲系列”上发表讲话时所抛出的薪金改革震撼弹,冲击波穿透了整个权力层。他在内阁要员接二连三跳出来反对后毫不退缩,还接连发出新闻稿反击,更让震撼效果持续回荡,同时给了互联网上的反对派提供充沛的弹药,对人民行动党政府无力解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发起另一轮猛烈且无情的攻击。

 
林崇椰震撼弹之所以反响极大,除了其“低薪者加薪三年,高薪者冻薪”的主张,手段激进之外,他公开指出新加坡收入不平等情况恶化,以及企业对廉价外国劳工过度依赖的问题,是两个“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heel),足以致命,在民间引发了极大的共鸣——这个诊断连官方在驳斥他时也不敢否认。当然,他的特殊“体制内”身份——曾担任过全国工资理事会主席长达29年(1972年至2001年),并参与策划新加坡独立后的第一次重大经济转型工作——无疑也为其言论增添了分量及政治联想的空间。

 
收入不平等情况恶化、企业“廉价外劳瘾”中毒愈深,已经不是新闻。这两大问题不但相互关联,症结最终都指向行动党粗放的移民政策及缺乏社会共识的人口战略。它们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在去年的全国大选中并发为不小的政治反弹,且余波未了。行动党试图亡羊补牢,李显龙总理在选后高调表明“没有不可宰杀的政策圣牛”,但至今还没有看到具实质意义的改弦易辙;林崇椰震撼弹的出现以及权力层的本能反应,因而揭露了值得探讨的问题。

 
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个古老的政治结论,真能放诸四海皆准。现代社会科学的观察同样发现,贫富不均问题严重的社会,无法长治久安。这样的观察甚至已经数据化——基尼系数,0代表绝对的平等,1代表绝对的不平等,0.5通常被视为是红线,超过0.5,社会就会陷入危机。林崇椰说:“基尼系数0.5通常被视为不应靠近的危险线,更别说跨过这条线了,而我们已经达到0.473,这是官方在2011年的数据。”

 
这个事实,使得当局必须针对林崇椰的薪金改革说有所表示。官方至今的回应都离不开一个基调:林崇椰方案用意良好,但后果不堪。李显龙总理选择在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公开表明政府对“低薪者加薪三年”的保留态度,在时间点上不知道是否是刻意或纯属巧合。对于劳工而言,政府反对加薪的立场,显然与节日的喜庆气氛格格不入;进入5月,又勾起国人对去年大选结果的讨论,贫富差距问题持续,成为人们在大选一周年之际,盘点执政党改革成绩单的一道评分标准。

 
公平地说,行动党在选后并非没有作检讨。在组屋、公共医疗、社会福利等民怨较大的领域,政府展开了一连串的动作,试图缓解国人的不满。但是,在其他领域,就看不到太大的变化。比如,就在2011年即将结束之前,国人引以为豪的地铁系统,连续在一周内发生三次大瘫痪。当局虽然忙于补救,包括换掉不得人心的SMRT总裁,宣布注资9亿元维修地铁系统,另外再注资11亿元给公交业者添购巴士,以辅助不胜负荷的地铁,并对地铁瘫痪事故召开听证会公开调查,以平民愤;但是,人们也注意到,在最具争议性的核心关键上,政府却是寸步不让。

 
公交系统应否国营化,在去年的大选前因为工人党的倡议而成为选举议题之一。新捷运和SMRT在选后的2011年7月申请调高车资,更让议题持续延烧。就算是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地铁大瘫痪事故之后,当局还是坚持不碰触国营化课题。公交系统的效能一直为民众所诟病,还需要纳税人出钱来提高运力并确保维修,却照旧给股东分红,对于这种系统系弊端开始全面爆发的营运模式,政府却情愿冒着政治风险坚持下去,确实相当耐人寻味。

 
或许就如批评者所指出,这背后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行动党还无法摆脱本身逐渐右倾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包括过度推崇市场的能力、相信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并排斥福利主义。政府反对林崇椰为低薪工友请命的加薪主张,反映了其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二是如同古今中外的长命政权一样,执政多年的行动党也自然地形成了既得利益,以及思维和行为上的传统与惯性;任何改变的企图,必然会挑战现有的利益格局及内部的传统共识。这都难免会引发内部争议,进而波及政权的稳定性。中国共产党迟迟难以展开实质性的改革,恐怕也是基于类似的政治现实。

 
这个观察或许并非全无根据,但却忽视了行动党与中共本质上的不同——后者不必每四五年面对选民的考核。这个不同无疑是重要的,它为行动党最终的自我超越,提供了让人乐观的可能。当然,这样的乐观也必然是审慎的,因为习性不易改变,尤其像政党这类组织内部的政治文化。这种试图通过其他手段,绕过艰难的改革,来维持现状的本能,从最近政府提倡成立“网络行为守则”(online code of conduct)可见一斑。

 
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原因,除了一直能制定和执行有效的政策、在人事上自我更新之外,通过主流媒体掌握发言权,影响选民的认知(perception),进而左右其投票倾向,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这种话语权优势在互联网兴起,乃至社交媒体通过智能手机普及后,已经遭遇越来越大的挑战。批评者及反对派的意见,在互联网几乎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在年轻一代选民当中,产生让行动党忧心的影响力。

 
包括李显龙总理在内的多名内阁部长,相继在社交媒体设立据点,主动在这个新阵地上与反对意见短兵相接,其结果如何目前还难以预料。但是,从“网络行为守则”的提出,以及政府近来加大对本地政论网站的管制,都能看出当局的行为模式,本质上还是负面多于正面。这或许是行动党还不熟悉互联网的生态,也可能反映了行动党判断无法赢得互联网之争,而必须采取管制——虽然这样的判断将导致更加反面的效果。

 

就如西谚所说:“你不面对现实,现实就会面对你。”当然,这并不代表行动党就将必然改变,或者其改变的过程将一帆风顺。就如一些“圣牛”确实在选后被拖进了屠宰场,如果民间压力形成至一定的程度,政治现实或将促使行动党做出政策调整。在所谓的“政治新常态”环境里,不改革或迟改革的政治成本会越来越昂贵。另一个需要问的问题是: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竞赛里,行动党是否能保持敏捷的身段,抢在在野党和民意之前,顺利转型,满足新一代选民的政治期待?

原文发表于《怡和世纪》第十七期,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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