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儿防老

养儿防老

  “养儿防老”这句成语同“积谷防饥”是一起的,查了出处,是宋代发生的事情。一个孝子要求代父偿命,临刑前毫无惧色,还说了这能够引起一般中国人共鸣的话:“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意思是爸爸养孩子就如同平日储蓄谷梁预防饥荒一样,给自己的未来提供保障。记载说负责监刑的太守把他的孝行奏上朝廷,结果是“乃免死”,这或许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比较“正统”的朝廷,自汉朝独尊儒术后,似乎都有“以孝治天下”的传统。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在2008年“给女儿的信”系列文章里,有一篇的题目赫然是《“养子防老”的不道德》。他说,自己与太太已经做好了理财准备,买好退休基金、医疗保险、投资基金、长期护理保险等,目的就是不让自己老来成为孩子的经济负担。
  陈志武指出,如果指望孩子养老,那他们就必须干预孩子的大学选科、职业选择,甚至婚姻伴侣的自由。因为“你们未来的收入、未来的丈夫不只是决定你们未来的生活,也包括决定我们年老时的生活收入,你们未来收入的一份是我们的,也就是说,你们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产权,你们就是我们对未来养老、医疗的投资”。
  主张一个国家必须发展健全金融制度的陈志武表示,在缺乏市场提供的保险以及其他金融品种的前提下,养儿防老是最主要的规避未来风险的手段。他形容儒家提倡的孝道文化体系,是确保“作为投资者的长者能有回报的文化制度保证”。
  他在2007年于中国北京、丹东、徐水县以及三个河南农村随机抽样调查了3000多人,发现人们的价值观念受到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很大。受调查者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们为什么选择要小孩?”,三个村平均有69%的人说“养儿防老”,北京只有12%;而北京有55%的人回答“爱孩子”,三个村平均只有16%这么回答。陈志武说:“这个结果挺让人难过,这个孩子生下来就背负着沉重的义务,这是一种幸福的安排吗?”
  除了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发挥作用的也包括了历史积淀出来的价值观。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人并不抽离地看待“人”,与西方用“天赋人权”来肯定独立个体的人的终极价值不一样,儒家用社会关系来界定人的角色,人的价值是体现在他如何履行角色的社会责任上,传统至今的亲子关系,当然也包含了陈志武所说的经济考量,却也不能排除根深蒂固的“父父、子子”的传统观念——虽然在他眼里,这只是披在利害关系上的一件道德外衣。
  儒家价值体系随着中国的朝廷政治崩溃后支离破碎,虽然个别的德目仍然在华人社会发挥着指导日常言行的作用,缺乏政治体制支撑的结果,削弱了它对社会规矩的全体性影响。孝道固然还是美德,但除了亲戚邻里的舆论压力外,已经失去了法律的强制约束力,“不孝子”如果不畏人言或改信“天赋人权”而崇尚个人自由,谁也拿他没办法——直到新加坡政府立法强制奉养父母。
  1996年实施的“赡养父母法令”,让遭弃养的老人有了向子女索取赡养费的法律管道。截至2008年12月,共有1483名老人通过赡养父母仲裁庭采取行动。但是父母被遗弃的情况却日趋严重,以至于李显龙总理在去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再次表示,政府正研究如何更有效地运用《赡养父母法令》,强迫孩子负起对父母的责任。社青体部部长维文3月在国会答询时也表示,向离异配偶追讨赡养费的机制,也可能适用于让父母向不孝子女追讨赡养费。
  既有价值体系崩解的巨大裂缝,显然是连法律都无法弥补起来的。华人社会在传统价值体系崩解后,无奈地陷入不中不西的窘境,让养儿防老的“防”字有了不同的含义。老人失养,原因很多,也不尽然都错在儿女,有些老人身强力壮时没有负起父母的责任,儿女在他们老年时自然也就缺乏尽孝的自然感情。儒家的道德观在被政治利用之前,也不是绝对命令式的:父父、子子,父不父,子也能不子;用法律来强制,最终不一定能取得真正的公平正义。社会要用法律让子女尽孝道,也必须有体制上的配合,比如在税制上让子女享有更大的奉养父母回扣,毕竟人间道德还是离不开陈志武所分析的现实经济基础。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正好应了俗话“久病无孝子”,久“贫”一样也无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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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yapphenghui 叶鹏飞

Husband of one, father of two 文字匠,腰肌劳损 狷者有守,不失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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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则回应给 养儿防老

  1. Sol Chwen-liang说道:

    台灣最近修法,將過去的遺棄父母罪加設條件,子女如果能夠證明父母過往的不當行為,子女就可免除撫養義務。雖然仍有些不盡完美,但也是一個新發展。不過我不大贊成儒家VS天賦人權的說法。就像你文章說的,北京只有十餘百分比是為了養兒防老生養小孩,多數是為了愛孩子,這些北京人就不是儒家了嗎?可能覺得自己是儒家的比鄉村更多。鄉下恐怕多數對什麼是學術意義上的儒家沒有概念。儒家可以對應基督教,基督教也不是天賦人權,歷史上恐怕更接近君權神授。

  2. Pheng Hui说道:

    是的,专栏讨论大概念总难免流于疏漏不全。之所以这么处理主要是反映新加坡政府的言行不一,一方面强调所谓的亚洲(儒家)价值观,另一方面却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或政策来实践这些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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