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花学运如何守护台湾?

 

 

  反对台湾签署《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而非法占领立法院议场的学生,在24天的行动后于4月10日和平退场。这场称为太阳花学运的运动,不但激发了台湾社会集体激辩民主宪政的价值,也让北京顺利实行了6年以商围政的两岸统战策略,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挑战;反服贸因而也被运动组织者形容为是“守护台湾”的行动。
  如果不讨论反服贸是否符合台湾的经济利益,仅从“守护台湾”的政治价值着眼,运动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至少它基本上超越了传统的蓝绿对峙框架,呼唤台湾人再次反省当家做主的“主体性”到底意味着什么。运动以冲撞宪政体制的巨大代价所取得的突破机遇,如果没有善加珍惜,无疑将削弱运动的历史意义。在“出关播种”之前,学生领袖因此必须以行动捍卫运动的价值,首要任务,就是修补被破坏的法治原则,避免掉入“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的道德陷阱。
  法治精神是宪政的基础,运动的政治正当性,并不能抹杀学生违法的事实。学生领袖林飞帆说:“我们怀抱理想而来,现在承担责任而去”,对占领立法院的违法行为接受法律后果,就是承担责任的具体实践。公民有遵守民选代表所制定的法律的义务,没有求仁得仁、舍身取义的担当,后续的推动公民宪政会议等理想,都将失去应有的道德基础。学生若真心要守护台湾,必须从自首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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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太阳花学运的一些思考

 

美国教育学家兼哲学家博德(Boyd Bode)说:“民主即一种生活方式”,台湾关于是否要同大陆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简称“服贸”)的激烈对立,或许是一生动注脚。3月18日晚一些大学生突然占领立法院,抗议执政的国民党试图强行通过服贸,所引发的全民大辩论以及抗争——3月29日反对学生行为的“康乃馨运动”数千人举行示威;3月30日10万人上街游行“反服贸”——为关心台湾民主发展和意义的各方,提供了难得的民主思辨。

这场政治事件,已经从原本关于服贸对台湾经济、社会与政治利弊的辩论,深入到学生非法占领立法院(以及3月23日造成暴力冲突的占领行政院)的行为,在民主运作里的正当性,乃至于作为公民的个人,该如何对待甚至判断其中是非的义务。企图从中收割好处的政治人物始终不易得逞,反映了本次“太阳花学运”的自发和自主性;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参与,也凸显其草根民主性质。质疑民主的人士,自会把整件事当作印证其立场的最佳教案;但反过来看,这一逼迫台湾社会集体反思的事件,却堪称是一堂全民民主课。

因学生占领立法院举动的强度惊醒了台湾社会,让服贸如何影响台湾未来的深远意义,成为每个台湾人都必须正视的议题,就这一点,学生的作为不无积极意义;当然,他们的行为违法也不容否定。同时,占领行动的积极意义并不能豁免他们的法律责任。从台湾舆论的激辩中,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支持服贸的不一定都否定学生的做法;反对服贸的也不一定都赞同学生的行为。这或许表明,民主政治的任何重大公共课题,都不是简单的是非题,因为任何政策对不同群体影响不一,强调尊重多元价值的民主,没有一方可以自认完全代表真理。

所以,妥协就成为民主顺利运作的必需品。服贸争议之所以演变成占领立法院的过激群众运动,正是因为台湾朝野政治人物不知妥协,不是运用全面杯葛国会议事程序的做法,就是采取蔑视正当审查的偷袭方式,导致对体制流程丧失信心的学生和民众以身试法。当然,政治妥协有许多前提条件,包括社会对重大价值如法治、容忍异议、公平正义等有基本的共识;知识界有肩负起社会良心的道德责任感,不因个人立场颠倒黑白;司法体系独立运作;媒体没有被意识形态绑架等等。台湾各界在两岸关系立场上的鸿沟、政治长期介入司法、部分学者根据自身的政治立场发言、媒体被商业利益侵蚀专业操守,都是其民主运作一直诱发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肇因。

从1987年解严后的野百合学运开始,台湾不时都会因政治对立而爆发群众抗议运动。本世纪规模最大的两场,一是2004年2月28日由执政民进党发动的百万人“手护台湾”,用公投绑总统大选的群众上街;二是2008年3月10日由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发动的百万人“天下围攻”、反对陈水扁贪腐的红衫军运动。包括3月30日的大型群众示威抗争,都是在承认现有体制合法性的前提下举行,并非暴力革命。这也说明民主所必须的言论自由,具有多种形式——上街示威抗议,也是正当的舆论表达自由。

但是,动员群众上街表达异议,进而影响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甚至是激进如占领立法院,挑战的却是民主体制里同样重要的法治价值。以本次学生占领立法院、行政院为例子,若以体制失灵来正当化占领行为,包括提出“公民不服从运动”的论述作为辩解,则有掉入“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这个道德陷阱的危险性。3月29日的“康乃馨运动”,标榜的正是要向学生讨回立法院,因为学生不能代表全民,而立法院却是全民所有。

“太阳花学运”虽然打破了台湾传统的蓝绿分歧——反对总统马英九政策的人不必然支持学运——却再次让台湾社会陷入过去强烈的政治化氛围,意见对立的家人朋友在互联网上反目。情绪的高昂显示了议题的重要性,促使各方在道德上显露了自以为是的倾向。这或许反映了把“民主”绝对化的弊端。民主或许是“最不坏的制度”,一旦意识形态化为绝对价值,同样会伤害公共道德、撕裂社会。当各方都以“反民主”指控对手,民主所保障的自由多元价值也就被颠覆了。

“数人头”当然比“砍人头”文明,但多数决仅意味着决策符合更多人的利益,不等于是最好,甚至是符合公义的决定——民主选举产生的是最受欢迎的领导人,但不保证其执政能力甚至是个人德行就称职。这恐怕是民主最大的无奈。此外,其相对的低效率、运作时的彼此掣肘和相互对抗,都是天生的本质;而且,体制通过选举来自我更新的优点,也非绝对保障。服贸之寸步难行,台湾之政党轮替后的现状,都是确证。可是民主却又是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民众所推崇的政治制度,这或许表明人总对主宰自身命运的渴望,哪怕这也可能是虚妄。

回到具体的服贸协议,激烈对立背后的关键因素,当然是中国大陆的巨大身影。签署服贸,台湾经济将进一步依赖大陆,最终丧失自决的保障;不签服贸,则恐会削弱台湾的国际竞争力,最后一样无力保持自治现状。这可能是台湾持不同立场者默知的两难。太阳花学运的持续发酵,却正好证明民主确实是一种生活方式——今天的台湾人再怎么激烈地同政府抗争,都不必担心会面对军队和坦克。当台湾人看到接受大陆经济好处的香港今天的处境,如何力保既有的生活方式,吊诡地成为这场大辩论里可能的唯一是非题。

新加坡社会正走向多元价值,尤其是年轻国人,更加注重独立思考且不吝表达,对由上而下的政治产生抗拒心理;互联网上就公共议题众声喧哗的激辩,更如每日家常。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太阳花学运经验的启示在于,当面对重大分歧,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民主素养,去迎接没有简单答案的非是非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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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日外交纠纷谈几个历史概念

 

获奖电视电影《阴谋》(BBC及HBO在2001年联合制作),讲的是1942年纳粹“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决定系统屠杀犹太人计划的过程。电影结束前,主持会议的海德里希将军转述了一个故事:一个男人从小被父亲虐待,痛打,还不把财产遗留给他,但他的母亲却一直保护他,爱他,因此他非常敬爱妈妈。当他30多岁时,养育并保护他多年的妈妈去世了。那人在葬礼上看着棺木入土,想哭却哭不出。他的父亲很长寿,一直到男人50多岁时才死去。在他父亲的葬礼,男人竟意外地痛哭流涕,无法自制。我们下面会再谈到这个故事。

我想从四个概念来谈历史,也会尝试从中日自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纠葛作为具体例子讨论。这四个概念是以史为鉴、成王败寇、盖棺论定,以及“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以史为鉴——从经验中学习

历史学者研究的是具体的人物、事件,但关心的却是普遍的知识、教训。虽然没有两个历史人物会一模一样,也鲜有重复发生的历史事件,可是却还是能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得出值得参照、学习的道理。这是看似“无用”的历史必须不断被反复研究和学习的道理。
今年是甲午战争的120周年,受到了世界华文舆论的普遍关注。为什么?最近中日为了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主权,以及后来的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关系陷入了高度的紧张状态。对历史敏感的人自然会产生联想。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近200年的现代化进程,所出现的两次中断,都是因为同日本发生战争所致。

第一次当然就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日本称为“日清战争”),清朝所主导的“洋务运动”,被证明不足以应付中国内忧外患的危机,连后来居上的“小日本”都能打赢自己,所以民心舆论开始对清廷绝望,倾向革命。1911年,也就是甲午战争后的7年(按:谢谢Michael Leung 指出了错误,应该是17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灭亡,军阀割据,中国陷入动乱,全盘有序的现代化发展受到挫折。

中国第二次现代化进程被打断,则发生在1937年7月7日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启了惨痛的“八年抗战”。本来,国民政府在北伐名义上统一全国后,于1927年定都南京,开始了各项建设,10年间发展工商业,改革农业,整顿财政,其实有做出一些成绩,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因此也被史书称为“黄金十年”。八年抗战,国民政府退守重庆,全国大面积被占领,此前的努力付诸东流。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中共壮大,中国接着陷入内战,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两岸分裂至今。

文革之后开启的改革开放,在和平环境里发展了30多年,让中国经济跃升为全球第二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的口号,期盼国家崛起,洗雪近两个世纪丧权辱国的历史。在这个关键时刻,中日又因为钓鱼岛主权,一度出现剑拔弩张的局势。因此,人们难免要思考,中国现代化难得的机遇,难道又要第三次被打断吗?

大家最关注的是中日是否会开战。我们当然希望不会。可是恐怕连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未必有答案。任何负责任的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都必须做最好的准备和最坏的打算。正因为这样,所谓的擦枪走火一直是潜在的危险。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和平不是最高的价值,如何促进自己个人或国家的利益才是。因此,如果一方或双方盘算战争有利,就难以保持和平。作为爱好和平的人,怎么营造战争不利的条件与氛围,是大家集体的责任。

今年也是另外一个周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00周年。1914年欧洲列强自相残杀,参战各国4年里共有900万士兵伤亡。当年没有人能预料到战争会爆发,因为欧洲各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德皇更与英王是表兄弟关系。可是战争还是爆发了。这个周年之所以在亚洲也成为焦点,是因为安倍在1月22日于达沃斯论坛同国际媒体对话时,用一战前英德关系为比喻,暗指今天的中国犹如当年崛起的德国,试图用武力挑战国际秩序。

据《日本产经新闻》中文网报道:在与外国媒体的座谈中,有记者问:“中日有发生武力冲突的可能性吗?”安倍回答:“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週年。我想提一下,当时英德两国虽然经济关系密切,但最终还是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安倍称:“如果提问中的问题真的发生,不仅给日中双方造成巨大损失,对全世界来説也是一个重大损失”。

中国外交部的反应很迅速,发言人秦刚表示,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这一行动本身就表明日本企图否定二战成果以及战后国际秩序。这个反击拿捏得相当精准,安倍拿一战说事,中国便拿更贴近当今国际现实的二战还击。所谓的“二战成果”,就包括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以大量牺牲所换来的对日胜利;“战后国际秩序”,也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经东京大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否定。北京要说的是,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刺激的虽然是中韩,伤害的却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二、成王败寇——历史是胜利者的记录?

历史是否是胜利者的记录?这关系到对历史的解读是否有可能存在基本共识的问题,其中也牵涉到历史事件的是非判断。

中国传统上有所谓“当代实录”和“隔代修史”的做法,这里头或许有两种考虑。从史学意义上说,当代人尽可能如实记录所发生的事,后人再根据记录做出历史评价。这是因为现实的权力和利益纠葛,让当下的评价面对很多阻碍。尤其是涉及皇帝,因为礼法的关系,不能随意评论皇帝言行的对错,只能如实记录,让后人去判断。从政治意义上说,这里头也涉及正统观念,也就是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一般都是在推翻前朝后为其修史,以确立“天命”已经转移到本朝。

例如,辛亥革命之后,由中华民国袁世凯北京政府设立的清史馆,就编纂了《清史稿》,分纪、志、表、传四部分。可是中华民国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无法专心出版一整套《清史》,以《清史稿》的名称刊行,以示其为未定本。2011年,打败中华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名义,出版《中华民国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主持编纂,全三十六册,里头也不无“取而代之”的政治意涵。

在中日关系方面,对于历史解释的争议就更激烈了。前述的东京大审判又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对日本军国体制的主要负责人的集体法律制裁。所谓的“甲级战犯”,就是被法庭判决为战争责任最大的日本军政要员。可是,战后的日本右翼是否定东京大审判的,认为那是胜利者的正义。

东京大审判本身的确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与处置纳粹德国的纽伦堡大审判相比,参与的法律专家都是美国一流的法律专才,东京用的都是些退休的地方法院法官和检察官,法律素养参差不齐,审判的过程也不严谨。例如,在发生南京大屠杀之后,唯一引咎辞职的日本将官松井石根,当时担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对于日军军纪荡然的疯狂行为大感震惊,在大审判时形容大屠杀是“国家的耻辱”,并为此削发出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却以纵容大屠杀为罪名吊死他;那些真正下令或参与虐待杀戮数十万无辜中国军民的日本下级军官则没有伏法。

此外,就如日本右翼所指责,按照同样标准,战胜国军队也犯下过暴行,例如原子弹轰炸平民、苏联红军对日本和德国平民的杀戮,却因为战胜而不必面对法律责任。同时,出于冷战的政治需要,美国并没有清洗日本的军国体制,天皇的战争责任也没有追究,很多甲级战犯后来被释放、赦免,甚至参政,造成今天日本政治精英仍然持有军国主义历史观。

不同的政治立场确实会产生不同的历史观,但这并非说历史就沦为虚无主义,没有是非。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各地,残杀无辜,都是血泪斑斑的事实,不容否认。美国的政治计算、东京大审判的草率,都不能抹杀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因此,战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无论东京当局用什么借口,都会激发中韩与亚洲各国人民的义愤。至于从国际现实利益出发,要如何化解靖国神社参拜这个棘手的外交问题,则是另外一层的考量了。

 

三、盖棺论定——客观评价的可能性

原则上,对于特定历史事件和人物,时间距离越长,客观性就越可能。比如,至今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无法心平气和地讨论。去年底因为毛诞120周年所引发的新一轮争论,到今年头还继续在《联合早报》言论版延烧。这一方面是因为史料还不全面,很多档案还无法对外公开,让史家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牵涉现实政治利害。毛泽东至今还是中共的神祖牌,是政权延续性的重要象征,天安门就还悬挂他的头像。因此,就如前述“当代实录”,“隔代修史”一样,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恐怕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

此外,历史的客观评价也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人们喜欢拿战后的德国同日本对比,批评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客观公正面对自身的侵略历史。日本千叶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副教授蔡孟翰2月28日在《联合早报》的文章《东亚和解来自建立新秩序》,就提出了很重要的观察。他指出,中国没有参与战后亚洲国际秩序重建,导致了今日的史观之争。当时盟军有数次与蒋介石提起战后越南与琉球接管问题,可是国民政府并没认真对待。战后欧洲德法、德英之所以能够和解并接受德国的道歉,除了纳粹分子全部被清算出德国政治体制,法国及英国参与战后欧洲新秩序的建构,将其意志施加在战败的德国身上,才是主要原因。

日本没有经历德国那样的政治排毒,也没有在战后屈服于中国的政治意志,东京政治精英自然不会完全放弃自身的战前史观,客观对待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

至于中日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两国都能找出有利于自己的历史文件记录,但这既是历史问题,也是国际政治利益的问题。国际现实是,谁行使实际控制权,谁就占便宜。日本对钓鱼岛有实际控制权,就如俄国对日本的北方四岛有实际控制权一样,日本每年都会举办官方的纪念仪式要求归还北方四岛,但莫斯科一直都不予理会。

 

四、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是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年-1952年)的名言。后人对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我个人认为这是说关于历史的解读、诠释,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时代的问题,因此对相同的史料、历史事件、人物,每一个时代都因为问题意识的不同,而产生不一样的看法。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英国历史学者马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说:“一个在1789年、1794年、1804年、1814年和1834年都对大革命持相同看法的人,要不是神启的先知,就是顽固的笨蛋。”

这是因为历史影响深远的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大革命爆发,但却对后续的法国和欧洲不断发生影响,在不同阶段受到不同影响的人,对于大革命自然会出现不一样的评价和感受。比如,1794年就发生了革命党平定旺代(Vendee)保皇党起义的大屠杀和焦土政策。到了1804年,拿破仑登基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大革命的共和理想至此幻灭了。1814年,欧洲列强在击败拿破仑后召开维也纳会议,奠定整个19世纪的欧洲国际秩序。1834年,法国里昂的工人二度起义,要求重新建立共和制。可以想象,在上述不同年份的人,面对那时的政治现实,对于大革命肯定会有不同的解读。所以,同样的法国大革命历史,在不同的年代都是当代史。

这里也涉及了所谓的“历史修正主义”(Revisionist History)的问题。在共产党的语汇里,这是个贬义词,但我在这里是中性对待,不含褒贬。所谓“历史修正主义”,是说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会因为后续出现新的史料,或时代价值观改变了,而发生新的解读。

一个例子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由英国皇家海军潜水艇退休指挥官加文·孟席斯撰写的畅销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就表示发现新证据,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行,并早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就已经发现了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另外,随着美国自由派的多元价值成为社会主流,从印第安人原住民的角度,哥伦布“发现”美洲开启白人殖民统治,对他们是巨大的民族文化灾难,而不是从欧洲白种人观点来说的历史大成就。

回到开头的那个故事,男人的一生都活在仇恨之中,对父亲的仇恨变成他生命的全部动力和意义所在。母亲的去世是一种打击,但是父亲的过世却是他生命的空洞化。失去了仇恨的对象,男人不知道今后要如何继续活下去。在电影里,海德里希将军对下属解释说,告诉他这个故事的人是试图提醒他,德意志人民要避免把对犹太人的仇恨,当做整个民族的全部意义。否则,当犹太人被杀光后,德意志民族也会失去存在的意义。

这个教训,不妨也放到中日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上作为参考。

 

原载2014年4月6日《早报星期天》,本文是根据怡和轩2月23日首个“以史为鉴”系列讲座《中日交恶,又逢甲午年》的讲稿和现场答问的基础上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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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联合早报》2014年4月1日社论:太阳花学运或标志两岸关系拐点

 

由台湾大学生发动的占领立法院,反对签署《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简称“服贸”)运动,在台湾总统马英九拒绝退回协议,同大陆重新谈判后,3月30日上升为民众示威抗争的社会运动,10万人聚集总统府外表达不满,继续向国民党政府施压。虽然几千名反对学生违法乱纪的台湾人,在3月29日也举行“康乃馨”示威,希望学生结束占领立法院行动,但无论在社会能量和影响方面,显然都不如太阳花学运来得浩大。示威人数当然并不能拿来当作整体民意,可是基于学生的占领行为违法,却仍然得到不小的社会共鸣,反对服贸的民意代表性显然不容低估。

拉长视距,反服贸抗争象征了台湾民意的两岸关系钟摆,已经从“统合”的一端开始摆向另一端。马英九2008年以近60%得票率、超越对手谢长廷200万票的历史记录当选总统,代表了当时台湾民众对陈水扁8年总统,不断制造两岸对立冲突来捞取政治资本的否定。马英九上任后顺应民意,着手改善两岸关系,在2012年连任总统。大陆的配合当然也是关键。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积极推动三通直航,经济上不断让利,适度开放台湾国际空间,对两岸关系的大幅度改善,都起到了良好效果。

但是,随着两岸经贸关系日益密切,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感受到大陆“以经促统”的“阳谋”。经历了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台湾经济对大陆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大陆数据显示,2013年两岸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1972.81亿美元,其中台湾向大陆的出口占了1566.37亿美元,同比增加18.5%,贸易顺差猛增21.6%,达到116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一旦通过服贸,依赖程度势必加深。这是反服贸“恐中”的心理背景。此外,台湾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两岸经贸交流的好处没有为全社会所分享,也是民众不满的原因。

由于政治体制的根本不同,两岸的经贸、文化和人员交流,并没有遏制台湾人认同增加的大趋势;甚至不能排除,正是因为交流频密,反而更强化了台湾人对两岸社会差异的认知。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超过20年的调查显示,自认“只是台湾人”的民众比率20年来不断上升,自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更从低于50%,逐年上升到2013年的超过57%;自认“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比率,则下滑到去年的35%。中心的另一个民调也发现,赞同“永远维持现状”和“偏向独立”的民众比率,都在同时期有上升趋势。这恐怕正是反服贸恐中的集体潜意识。

可以说,台湾社会朝野因为太阳花学运,被迫要再度正视检验至今的两岸关系。在另一个层次上,不妨也把学运当作是台湾人对自我价值排序的一次反思。面对强大的大陆对两岸统一的坚持,所有来自对岸的经济好处,都不能脱离其背后的政治意图来对待。所以,关于服贸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经济利益和自治尊严之间的艰难挣扎。“只是台湾人”认同的强化、对于大陆经济利好的防范心理,或都是对于如何在日益不利的外部条件下自保的考量。其中当然不无过度内视的弊端,但重视经济利益之外的其他价值,也透露了台湾社会这些年的成长。

这对于大陆而言,意义当然也不容轻忽。自2005年推出《反分裂国家法》,框定两岸关系范畴的大棒子后,大陆对台湾的胡萝卜政策,在改善两岸紧张对立,走向安定和缓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可是太阳花学运表明,这套政策可能已经趋近了极限,后续再多的利好,难保不会引发反效果。要防止两岸关系的钟摆晃向另一端,大陆在巩固成果之余,也必须要开始思考如何另辟蹊径。要赢得民主社会的民心,经济好处往往见效最快,但若掺入了身份认同的因素(香港是另一例子),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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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的狮子”

  在法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7日在巴黎发表演讲,引用了拿破仑对中国的比喻,他说:“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关于中国这个日益强大的国际巨人的未来意图,官方对外的论述是“和平崛起”;对内则呼呼民众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者当然都可以是和平的过程,可是带有民族主义意味的“伟大复兴”,在现实中却可能因为一些民众的表现,而让外界产生不一样的观感。

  在马航MH370空难中,中国籍客机家属的反应,就无意中透露出“大国”的姿态和能量。马来西亚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的确有许多缺失,包括不够透明,对家属的心理创伤照顾不足,可是一些家属激烈强势的言行,让同情他们的外人同时也感到害怕。中国政府被迫对马国政府施压,凸显了主张和平、可亲、文明的官方,无法自外于强大的民意情绪。这个因素在中日关系上尤其显著。

  当下的中国崛起,只是它回到作为东亚经济、文化、政治中心的历史常态。但西方殖民势力颠覆东亚文明秩序数百年,中国和周边国家固然有对自身地位的残存历史记忆与潜意识,但如何有意识地调整心态和作为,恐怕还有一个漫长的学习适应过程。

 

原载2014年3月31日早报网“华人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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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航MH370的悲剧——空难背后的政治失能

 

在马航MH370客机失踪17天后,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在3月24日晚紧急召开记者会宣布,这架波音777-200ER型飞机在距离澳大利亚城市珀斯西部约2500公里远的南印度洋坠毁,全机239人相信无一生还。

对于客机乘客家属而言,这个晴天霹雳无疑难以接受,特别是因为纳吉的宣布是根据英国航空失事调查局(AAIB)和英国卫星公司国际海事卫星组织(Inmarsat)的最新卫星分析结果,所做出来的判断;实际的客机碎片证物都还没有找到。为数众多的中国籍客机乘客家属尤其拒绝接受这个宣布,在还没有物证之前,他们不愿放弃哪怕是最后一丝的希望;家属抗拒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因为马国政府自MH370在3月8日于越南南部的泰国湾失联后,种种表现一直为各界诟病,不但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马来西亚的国家形象恐怕也一并赔上。

客机乘客家属对马国当局的愤怒,并非毫无道理,连采访事件的国际媒体最后都忍不住不满,对马国政府的应对无方提出批评。《纽约时报》在3月11日的一篇报道就指出,马国政府和马航负责人所公布的信息非但不准确、不完整,有时还出现自相矛盾的错误,民航官员和国防官员前言不对后语。马国当局失当的表现,一方面让外界陷入信息错乱,助长了各类谣言与阴谋论四起,也可能不利多国相继加入的搜救工作,更对客机乘客家属造成巨大的心理伤害。

例如,马航首席执行员阿末佐哈里最初说,MH370在起飞后两小时失联,事后证明飞机在起飞后不到一小时就失去了踪迹。马国官员开始说有四名乘客使用假护照登上MH370,后来又改口说是两人。3月11日,媒体引述马国军方消息,说MH370失联后继续飞行且偏离原定航线,往西飞向马六甲海峡。空军司令罗扎里同日还对外否认,空军雷达侦查到飞机转向,后来也被事实否定他原先的否认——纳吉在15日宣布终止在南中国海的搜救行动,就是根据了马国空军雷达的信号。一连串的荒腔走板,损害了各方对马国政府的信心。

事件最经典的一幕,莫过于3月12日的那场闹剧。当多国军方都动用最新的高科技搜寻MH370行踪之际,马国土著巫师伊布拉欣却带着徒弟,径自跑到吉隆坡国际机场大厅,当着众目睽睽的国际媒体作法找飞机下落。那高举两只椰子起坛的荒谬画面,迅速在互联网走红。中港台媒体更报道他是“受马来西亚高官邀请”去作法,让马国举国上下颜面尽失。巫师事后还同负责协调搜救行动的代交通部长兼国防部长希山慕丁通过媒体对骂,希山慕丁气得表示,全体马国人都想扇巫师耳光。

持平而论,马国政府的表现失常,部分原因是“非战之罪”。首先,马国缺乏先进的科学技术实力追踪MH370,至今建功的卫星,不是中国的就是美国、英国或法国等西方先进国家所有。马航MH370是波音公司生产的先进飞机,采用的又是英国公司劳斯莱斯生产的发动机。飞机失踪后,这两家公司都对搜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信息。此外,马国也似乎缺乏分析解读所收集到信息的能力,必须仰赖欧美的专家和机构帮忙。外界甚至有理由怀疑,拥有全球监控能力的美国,对于MH370行踪的掌握程度,恐怕比吉隆坡更高。

其次,马国依赖各国的军事资源协助搜救行动,也存在相当程度的局限。由于MH370有三分之二的乘客是中国人,中国在搜救行动中的强势参与,让各方基于国家安全上的顾虑,可能无法完全共享会透露自身军事实力的情报,这无形中增加了马国协调和收集信息上的困难。有评论就形容,所谓的多国联合搜救,实际上近乎各自为政,削弱了行动的整体效果。

比如,泰国空军迟至3月17日才表示,其雷达在MH370失联后的数分钟,就侦测到可能是该飞机的信号,当时的航向正好是后来被证实的西行。至于没有及时公布的原因,泰国空军竟表示是因为没有被问及。MH370改道后飞往南印度洋,可能途经印度尼西亚的雷达侦察区,可是雅加达至今仍对此不发一语。

马国本身也不乏类似的考虑,在国家安全和人道救援之间,维持艰难的平衡。纳吉在事发一周后的首场记者会上,在强调其政府全力配合搜寻MH370时,于表明政府决心时就意有所指地表示:“我们已经把国家安全置于寻找失联飞机之下。”当时,搜寻MH370的行动已经在马方公布雷达资料后,扩展到安达曼海和印度洋。

当然,于“操之在我”的部分,马国政府备受指责的表现,本身也有其无法推卸的责任。让世人有最强烈直观印象的失误,无疑是信息发布上的混乱。这不但引起媒体的不满,为谣言与阴谋论制造空间,也加重了客机乘客家属的悲愤情绪,尤其是聚集在北京的中国乘客家属,在马航零碎的信息发布过程中数次出现火爆场面,导致同样面对压力的中国政府,不得不一再对马国表态施压。在纳吉宣布飞机坠毁后,按耐不住的北京于3月26日派遣副外交部长张业遂为特使,亲自向纳吉和希山慕丁了解进展。在荷兰海牙出席核安全峰会的马国副首相慕尤丁同一天还特别强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他保证,马航客机事件不会影响中马的密切关系。一场本来无关政治的空难,不无可能演变成外交事件,甚而是关于中国“大国崛起”的不利联想。

MH370从失联到最后可能在偏离原本航向十万八千里的南印度洋坠毁,堪称是民航史上罕见的案例,真相到底为何,短期内相信也难有确切的答案。任何当事国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特殊事件,恐怕都难以处理得十全十美。但是,扣除了这个挑战因素,马国政府至今的表现,却反映了其效能上的诸多缺陷,包括政府整体协调上的漏洞百出,面对如此重大危机,纳吉在7天后才出面说明,显得不够重视;机场安检上的疏失(让两名持假护照的乘客登机,固然事后已经排除他们恐怖分子的身份);反应上的迟缓(有报道说Inmarsat公司早在3月11日就通知马国政府,根据卫星资料,客机不可能在泰国湾或南中国海一带,但是这个信息迟至15日才被纳吉公布,并据此停止各国在东边的搜寻行动,错失先机。纳吉的解释是,当局必须核查信息无误才能发布。)

这种效能不足的背后,凸显的则是国家所面对的更深层问题,远因是体制的不公平导致人才大量流失,近因则是统治精英的分裂,进一步削弱了国家治理能力。

马国基于种族分化的政治制度安排,使得国家无法人尽其才,资源分配主要依据种族血统而不是个人的能力与努力。世界银行2011年的一份报告就揭露,拥有大专教育程度的马国人,在过去20年流失的人数激增了三倍,20%的马国公民选择到OECD国家或新加坡工作定居。这或许还是保守的估计,因为还有更多的马国人每日往返,在新加坡工作。机会的不均等也影响了人才的输入,从2004年到2010年,前往马来半岛的外国专才减少了25%。

被问及他们最想看到的改变,这些在海外发展的马国人才,有87%表示希望看到种族政策改变,82%希望看到公共机关改革。至今,无论是大学名额或公务员录取,马来人都比华裔和印度裔有优先权。这还不包括马来人在其他经济领域所享有的各类特权。这些以“保护马来人权益”“制造公平起跑点”为由的保护政策,结果不但导致人才因为社会不公大量出走,更让马来人因长期处于温室的安逸而丧失了竞争力。美国《华盛顿邮报》3月20日的一篇报道,就直指这种歧视人才的种族政策,影响了政府的处理应变能力。

围绕着MH370在失联后改道的争议,最新一个细节更透露了马国官方机制的严重失能。马国副国防部长阿都拉欣在3月26日告诉国会,军方雷达在侦查到MH370改道飞向马六甲海峡时,“假设”飞机是按照航管局的指示,加上军方不认为飞机有“恶意”,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经历了“九一一”恐怖分子利用民航机为自杀武器的惨痛教训,马国军方所表现出来的疏忽大意——连向航管局查证是否指示飞机改变航道的基本动作都不为——无疑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近期的政治恶斗,更进一步削弱了国家治理能力,同时让围绕着MH370的政治阴谋论增添谈资。2013年马来西亚联邦选举,由巫统领导的执政国民阵线在反对派激烈的抗议中以微差险胜,勉强保住了政权,但也进一步撕裂了马来西亚社会的政治共识,让党争愈发暗潮汹涌。代表马来人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利益的公正党,抨击执政党巫统最严厉的部分,正是其数十年来形成的朋党政治、官商勾结所造成的机会不均等。公正党领袖,前副首相安华在MH370出事前一天的3月7日,刚被法庭翻案,判处他原先获判无罪的鸡奸旧案罪成,入狱5年而丧失角逐胜券在握的雪兰莪州加影补选资格。

加影补选的胜利,能让安华获得当上马国最富裕的雪州州务大臣资格,为下一步挑战中央政权铺路。马国警方透露,MH370机长查哈里是安华姻亲,也是安华的政治支持者。他在飞行任务的前一天,出庭旁听安华鸡奸案的审判。这个信息,一度让各类政治联想充斥舆论界。警方从53岁的查哈里家中,搜出电脑模拟飞行器,也让外界对于这个拥有超过1万8000小时飞行经验的机师,更加充满好奇。查哈里的妻儿在班机失联前一天搬出其公寓,同样引发了关于其婚姻亮红灯,会否影响其心理状态的猜测。

国内的政治对峙,在纳吉宣布MH370坠毁后可能让事件政治化。马国另一资深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在3月25日,公开质疑政府在毫无明确物证的情况下宣布客机坠毁的做法,并要求国会成立小组调查真相。安华也批评政府至今的表现缺乏透明度。政治人物的介入,恐怕加剧了让MH370悲剧沦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危险。

MH370空难不仅是一起让人不忍且不解的人道灾难,事件发展过程中所暴露的一系列问题,也让马国内部的各种体制缺陷,一夜间成为国际焦点。马国国内媒体在纳吉宣布客机坠毁后,开始检讨政府在事件中处理不力和应对不当等问题。除了国际形象,马国也面对实际利益的损失。出于担忧或抵制的原因,预订赴马来西亚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大幅下滑超过50%,很多人取消了行程。中国旅游业者估计,马国旅游业或许将损失40亿到80亿人民币(约8亿至16亿新元)的收入。澳洲也出现了同样情形。新加坡的旅行社则透露,许多出国旅行的新加坡游客要求更换航班,不愿乘搭马航飞机。

叫人更难过的是,空难的真相或许需要很长的时间挖掘,事件所反射出来的马国政治弊端,却可能还是无解的,毕竟长期累积的问题,不可能会因为一次危机而发生本质上的转变,况且这个危机对国家的伤害虽然很大,却并不直接冲击既有权力结构的利益。期待马国政府会从事件中汲取教训,深刻反省并做出改变,无疑会显得过于乐观。代表政府协调MH370空难事务、成为象征马国焦点人物的希山慕丁,在3月26日回应国际媒体对马国政府的激烈批评的发言,很能说明马国执政精英阶层的态度。这位首相纳吉的表弟说:“历史将给我们好评。”(history will judge u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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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2014年3月24日《联合早报》社论:中美“夫人外交”的软博弈

美国总统夫人米歇尔带着母亲与两个女儿出访中国,为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开创了另一个维度。两国在出访前已经开始过招,对于访问的政治性有了相反的操作。与中国不同,美国“第一夫人”拥有本身的正式编制,因此要让此行完全“去政治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虽然华盛顿再三强调,米歇尔访华主要是促进文化交流而非政治活动,并向美国人民突出教育的重要性,美国媒体已经针对白宫禁止记者随行而怨声四起。中国官方媒体则指出,美国总统奥巴马之前不顾中国反对,会见了达赖喇嘛,暗示米歇尔访华有“弥补”作用。

米歇尔的行程确实突出文化和教育主题,无论是参观故宫、学写书法、打乒乓(1970年代中美关系破冰靠的正是著名的“乒乓外交”)、游长城、在北京大学演讲、与中国学者和家长座谈等等,都远离中美纠缠无解的政经课题。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动身访问欧洲,且与奥巴马在荷兰的核安全峰会有双边会面之前,于钓鱼台国宾馆意外现身,陪夫人彭丽媛同结束第一天行程的米歇尔一家会面,并向她表示“珍惜和你丈夫健全的工作关系及个人友谊”,以及米歇尔在北大演讲时,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无疑让此行带上政治意味。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美对于米歇尔的访华,自然都有各自的考量。教育确实是米歇尔所关心的课题。三年一度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简称PISA)2012年成绩显示,参与测试的美国中学生,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数学排名第31、科学第24,阅读第21,不但比2009年的成绩退步,数学能力更低于平均水平;中国上海的同龄学生则全部名列前茅。中国如何确保下一代在未来保持国际竞争力,确有值得美国参考之处。中美在教育交流上也日益密切,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约20万人,数目为全球之冠,其中就包括习近平的女儿。

彭丽媛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公开参与国内外官式活动,姿态之高恐怕是后毛泽东时代所仅见。这多少反映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变。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纠正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弊端,中共采取集体领导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特色随其权力被刻意淡化,更遑论其配偶了。这个成规,在习近平掌权后被打破。无论是贴近民间的小卖店吃包子、雾霾天访民居,或在实际权力架构上,通过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深化改革小组等强化权柄,习近平所展现出的政治行动力和企图心,都预示着中国政府在决策上将更为明快。国家主席夫人展现个人魅力,与国家施政的个性化相得益彰。

除了内政因素,两国地缘政治上的角力,构成了本次夫人外交的重要背景。尽管高调“重返亚洲”,债台高筑的美国终于不得不开始大幅度削减军事开支。面对崛起的中国,美国能否维持亚太盟国对其安全承诺的信心,将越来越成为挑战。在核心价值体系如人权、信仰言论自由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中美难以形成真正的战略互信。因克里米亚危机陷入同俄罗斯的紧张对峙,让中美关系维持良好氛围对华盛顿更为重要。米歇尔在剑拔弩张的国际政局中访华,在时机上恰好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

所谓外交无小事,大国博弈尤其如此,做什么说什么,不做什么不说什么,何时做何时说,其中无不是学问。米歇尔的访华,因而不可能摆脱各界的政治解读。中美关系的确是全球政治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乌克兰领土分裂的残酷事实面前,国际秩序面临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威胁,朝鲜无端接连发射火箭的军事挑衅,东海及南中国海持续不断的主权争议,叙利亚内战的人道灾难,都需要和谐的中美关系作为稳定大局的基础。夫人外交或许不能直接改变中美关系的实质,但良好的双边氛围,仍然有不容低估的外交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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