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的无奈

  如何定义“家庭”?国家图书馆是否应该下架有争议的儿童书籍,引发社会舆论激辩。“出事”的儿童图书主题是性教育,主要对象是四岁至十岁的读者群。“性教育”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再加上图书内容介绍了不同形式的家庭组织,包括由同性伴侣领养小孩所形成的家庭,让一些宗教人士群起抗议,以图书违反“亲家庭”的政策及主流社会价值观为由,要求图书下架。可是在图书馆“从善如流”后,又造成推崇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人士不满,连署请愿反对图书下架。
  熟悉美国现状的读者不难发现,图书下架事件几乎是当地“文化战争”(culture war)的翻版。博弈的两方基本上被划分为“传统/保守派”和“进步/自由派”,前者多是基督教会,后者是崇尚多元价值的自由主义者。“自由”随美国通俗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剧、流行曲在全球多年的传播,在当代已经取得“普世价值”地位,“尊重多元”也相应成为理所当然的道德。站在对立面的一方经常处于守势,且容易被视为顽固不化、心胸狭隘、缺乏包容。
  对于诸多政治上还没有全然自由化的社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无疑有巨大的吸引力。在其中讨论自由主义的弊端,犹如对食不果腹的饥民大谈营养过剩的坏处一样,自讨没趣也不合时宜。美国著名评论员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1997年在《外交》杂志发表的《非自由民主体制之崛起》,就以“自由程度”为标准,批评非西方社会所实行的民主制度不完善甚至不及格。可是,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说服力已经大不如前,当今典型的自由主义民主社会美国,其政治瘫痪、国会僵持、政府停摆、债务违约危机等问题,促使了一定的反思。
  今年刚出版《自由主义:一个思想之生命》一书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资深记者福西特(Edmund Fawcett),在归纳欧美自由主义体制的共通点时,举出了反抗权力、笃信社会进步、尊重人民的谋生与信仰选择、接受利益与(宗教)信念的永恒冲突等特性。美国政治激烈冲突,鲜少妥协而导致政务停摆的弊端,多少揭示了自由主义“永恒冲突”的负面性,但在政治以外的社会领域,自由主义推崇多元包容、尊重人们选择权的价值观,还是有巨大的影响力。
  正因为尊重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由此衍生的多元性,遂产生了价值系统的分裂;表现在社会生活上,自然形成价值冲突。一方面,多元化让社会的少数及弱势群体,得到了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这种“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状态,在公共生活上也意味着是非标准的错乱。传统上规范公共生活的德行(virtue),也就沦为没有共同是非标准的各种价值(values)。
  对此反省批判最力的,是英国道德哲学家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他在其名著《德性之后》(After Virtue)就指出,过度肯定人的情欲以及据此所做出的自由选择,会导致道德上的“唯情主义”(或曰“主情论”,emotivism)——所有言行与合理化这些言行的依据,仅来源于个人主观情绪和欲望。
  奉行唯情主义的人,会凭个人的好恶,来选择符合自己的价值系统。他们在道德或价值上的判断,不仅是个人情绪的表达,不涉及客观的对错,更是影响他人认同或服从自己意志的工具。道德成为工具化的概念,而不是人通过日常实践,作为人生终极意义的目的,于是成了唯情主义败坏社会生活的主要影响。麦金太尔以下棋为喻说,一步棋之好坏,懂棋的人均有共识,因为大家共同遵循同一套规矩和标准。一旦失去了共同标准,棋手任意飞象过河、天马行空,势必让人无所适从。
  福西特对自由主义的归纳,也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即过度推崇权利意识。他所举的“反抗权力”“尊重人民的谋生与信仰选择”,尤其是“接受利益与(宗教)信念的永恒冲突”,除了充分肯定人的情欲,也都是基于权利意识出发。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争议不断,正是冲突各造都从维护自身的权利(利益)来行动。这种源自“天赋人权”想象的绝对权利观念,有别于传统欧洲对权利的认知。
  现代之前的欧洲,认为权利必须配合人的社会身份所要求的“职责”(office),才有完整的意义——人为了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才能要求享有行动上的权利。例如妇女偷面包,如果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给孩子充饥,按照当时的法律道德判断,妇女的行为是在履行“母亲”这个职能的权利,因而是无罪的。此外,权利更建立在“理性”(rationality)的假设之上——唯有能辨别行为轻重的人才能享有权利——小孩与动物被视为理性不足或欠缺,所以只能是被保护或屠宰的对象。
  职责(office)的概念经过演变,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义务。这当然也是自由主义的主张,可是在实际运作上,权利意识的高涨似乎有掩盖义务意识的倾向。当代民主政治话语,权利的绝对性越来越抵消义务的必要性。台湾大学生3月18日占领立法院,开启“太阳花学运”,所追求的是身为台湾人参与两岸政策的权利;可是当司法开始追究他们违法的责任,运动领导者却以“政治迫害”作为规避公民守法的义务。这种行为还得到部分社会舆论的同情,反映了政治道德的错乱。
  本地社会自2011年大选后呈现的更多元、自由的景象,固然是可喜的进步,但也须慎防过犹不及。图书下架事件仅是主张同性恋平权运动,与宗教界一系列对抗的又一新战线。类似的情况,今后势必会反复出现。如何避免个人权利无限上纲,撕裂社会共识,激化民众对立,必须是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原载2014年7月13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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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血拼之旅六日游之二,2014年6月14日

熟睡了一晚,从起床到出门是早上9点半左右,算是有纪律了。东京禁烟运动从新宿扩大到各区,街上不能随便抽烟了,都有特定场所。酒店旁边一家公司大厦外就有给员工的吸烟区,假装看不懂日文告示(只给员工使用),去抽了一根。其他烟客也不以为意——同是天涯沦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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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在去车站途中的一家吃茶店,店外的广告有些误导性,早餐标价没有包括咖啡和茶钱,另点之后就不便宜了。也就一次,不再光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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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店内看出去的街景。车站附近有好几家帕青哥店,一大早就有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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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匆匆决定的自由行,也没什么计划。太太说想去看看国技馆,那是举行相扑赛的场地,此前网上查到6月没有赛事,但因为在中央线上的两国站距离不远,所以就搭JR过去。一出两国车站的大厅,就是历届相扑冠军的玉照及两国站一带的历史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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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很热,在国技馆旁边的江户东京博物馆照个“到此一游”相,就开始使用在机场购买的地铁三日卡,在藏前搭地铁到浅草寺——这是到东京必游之地,到观音庙参拜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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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铁走到雷门很近,照例也是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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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观音庙前再请游客拍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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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经验,浅草观音有求必应,心诚则灵。参拜时默诵了一遍《心经》后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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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拜后就该去吃午餐了,是当地著名的鳗鱼饭三吃名店“うな铁”。虽然才中午,已经要排队了。轮流撑伞在烈日下排队,等了莫约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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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期间在附近的小巷子里找到一家卖荞麦面的小馆子,店前有个站立式烟灰缸给等候的客人用。因为没有光顾,虽然馆子没有客人,还是站得远一些抽烟,然后把烟头丢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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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入内坐定,うな铁很小,楼上楼下可接待约三十人左右;我们上楼坐靠窗的位子,点了三人份的小木桶鳗鱼饭,要9900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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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食之后回到观音庙附近闲逛,看到说书人用传统的说书法讲着现代科幻故事,有板有眼,听书的看客不时被逗得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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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草寺附近的景观,这次刻意拍摄几张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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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前姐姐在购物街买些纪念品准备送给同学。

离开前姐姐在购物街买纪念品送给同学。

离开前姐姐在购物街买纪念品送给同学。

浅草似乎聚居较多低收入群体, 在寺庙附近发现一家超市,东西特别便宜,UCC咖啡粉价格是新加坡的一半,把架上的扫光。另外买了香蕉和一些零食,顾不得拍照。

从浅草搭银座线到上野,转日比谷线到秋叶原。找到孩子想去的漫画城。我乘机到对面的Mister Donut喝咖啡吃甜甜圈,等女生血拼漫画。从4点到6点,才走回秋叶原地铁站搭日比谷线到六本木。节目是晚餐到一家叫“百万石”的とんかっつ屋(日式炸猪排)。这也是东京行必做的事。1996年开始吃了三年,价廉物美。两年前游东京,年迈的老板还特地切了一个甜美的梨子请我们当甜点。到了六本木已经天黑了,六本木通り对街看到自己喜爱牌子的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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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看到这个“解放区”,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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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着记忆走到小巷子找“百万石”,竟遍寻不获。问了附近人家,确实地点没错。大家这时又累又饿,也有些焦虑了。最后确认是这户人家,但大门深锁,招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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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附近大楼的警卫打听,虽然日语已经不那么灵光,对方又说得很委婉,但猜想炸猪排店的老夫妇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闻讯后心中有些惆怅,毕竟是曾经有过的美好回忆。

走回大路,已经靠近赤坂一带,但附近看不到什么食肆,妹妹这时累到流泪,不想再毫无目的步行了。经过一两家居酒屋,又与原本想吃扎实的炸猪排、大白菜丝、热汤加米饭的愿望有落差。往回走去六本木站估计不行了,看到道路指示牌再继续往前走约400百米到溜池山王地铁站,搭银座线到涉谷。一出站就是东急百货,大楼指南说九楼恰好有一家炸猪排店,二话不说直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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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不冒险,全部点所喜爱的肉汁肥美的ろすかっつ。肚子饿,香喷喷的炸猪排特别美味,但与想象中的“百万石”,似乎还是有些距离。

东急百货真的以客为尊,九楼天台不但有露天的吸烟区,天台出口还有个类似机场候客厅的室内吸烟区,让客人在天寒地冻的冬天不必冒着风雪到户外解瘾。是晚天气凉爽(摄氏25度,还有微风),餐后独自在天台,便吸烟变欣赏涉谷周边灯火璀璨的美丽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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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到涉谷,饱食之后游客所必须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与站外的忠犬八公像合影。刚好有一对法国女游客,我主动替她们拍合照,再请她们帮我们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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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全球最繁忙十字路口的星巴克,在里面喝咖啡看人潮想必别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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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谷购物街上的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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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后大伙都累了,毕竟今天的运动量很大,就在涉谷搭地铁半藏门线到神谷町转三田线到水道桥站下车。走过JR水道桥站东口时意外看到路边摊(屋台)卖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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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睡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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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血拼之旅六日游之一,2014年6月13日

6月12日晚下班回到家已经近半夜,因为是清晨六点的班机,睡不到三小时就得起身准备了。还好行李都是太太在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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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很快等到德士,到樟宜机场时大厅还是空荡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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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航空的安检很严格,虽然我们在东京就下机了,照样得花超过半小时办理登机手续。待要去免税店买酒送朋友时,店员说距离登机时间少过一小时,没法卖给我了,因为酒必须打包由他们带给空服员保管,下机时才能提取。好不容易登机,天色还没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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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机上睡了一段,胡乱看了部电影,都忘了内容。服务平平,食物平平。安全抵达就好,这次的关键是机票便宜,来回班机时间也可以。顺利过移民及海关,就发现问题了。网上查到本来可以半价1500圆搭Narita Express直达东京车站的,结果看到这个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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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做了明智的选择,在机场抵境大厅买了1500圆的东京地铁三日套票,平均一天500圆无限制乘坐地铁(所有都营线和Metro线),超级划算。弄了半天,才决定搭京急线到浅草桥站,再转JR中央线到水道桥站。酒店就在车站西口,走路5分钟。抵达水道桥时天色很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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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浅草桥到水道桥只是几个站。办理酒店住房手续简便。这个是属于家庭式房间,37平方米,大概是在东京住过的少有的大房,厕所浴室分开两间,两张单人床,两张沙发床。一晚才新币230元。得拍几个角度才能呈现房间样貌。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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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顿完毕已经是晚餐时间,日本第一餐自然是寿司了,就在JR水道桥站西口旁边,简单的回旋寿司店,价格还可以,食材比新加坡的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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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饱后乘坐JR直奔新宿。姐姐在Lumine有所斩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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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是接下来最常见的画面和笑容。回程坐JR中央快速到茶之水站,再坐中央线倒回一站到水道桥。13日从凌晨2点起床到现在晚上11点,是夜睡得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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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主义的陷阱

 

上届总统选举参选人陈如斯在5月组党,取名国人为先党(Singaporeans First Party,简称国人党),显示他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知道如何在变幻莫测的时局中,抢占政治需求还有待满足的利基市场(niche market)。“国人为先”,正好打中了这部分不满外来人口竞争工作机会、名校学额、推高物价、让地铁巴士拥挤不堪、看病等候时间太长的新加坡人的敏感神经。用“排外”来形容这种心理或许稍嫌过重,也不尽公平,但针对外人的不满情绪,却是真实且高亢的。不及时化解,难保不会异化为种族主义式的排外,最终毒化本地政治风气。

这种本地人对外来人的政治反弹,同样发生在政治文化相对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如何处理墨西哥移民大量持续涌入的问题,已经成为分化美国政治讨论的关键议题;连与世无争的富裕加拿大,也开始收紧亚洲,尤其是华裔移民的数量。在5月初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主张英国退出欧盟和反对外来移民的独立党,一举拿下147个地方议会席位。象征跨国界大团结的欧盟,5月底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更出现让人不安的结果,排外、民粹、种族主义的极右派政党,在法国、英国、丹麦的得票率名列榜首,在西班牙、爱尔兰、比利时、希腊也成绩不俗。

宏观来看,这股排斥外来人口的政治风潮,无疑是对美国所倡导的经济全球化的重大逆反。除了资本与商品的跨国界自由流动,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正是全球化的特征之一。无论是各国政府为了吸引人才资金,开放国门欢迎移民,还是落后国家人民为寻求更美好生活,冒险非法偷渡,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2010年的数据显示,全球共有2亿1400万人成为他乡的异客。这个数字在4年后的今天势必更高。不同语言、文化、价值信仰的人群比邻而居,自然要产生新的复杂挑战。

配合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以及部分出于美国自身的立国经验,解释并正当化这个现象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理论应运而生。这个理论强调对异族文化的尊重和欣赏,把包容异族文化包装为开明进步的价值。“文化敏感度”成为政治正确的生活姿态,任何被视为违反这些价值的言行,都被打成缺乏教养、封闭落后甚至野蛮的同义词。但欧洲的选举结果表明,政治正确常常经不起现实的检验。

早在冷战刚结束的1991年,任教哈佛大学历史系的美国知名自由派学者、曾任肯尼迪总统特别顾问的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 Jr.),在其著作《美国的失合:对于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反思》里就已经提出警示说,冷战的结束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让人类历史回复到原始且更危险的种族及民族仇恨之中。他表示,随着大量不同文化、宗教和语言的人群,因移民而近距离杂居在同一国度内,若没有共同的目标来团结他们,种族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对立,成为21世纪“新时代最具爆炸性的问题。”

古人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又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均指向对他者的恐惧;英文“仇外”“排外”(xenophobia)的词源来自古希腊文,xenos指“外来者”,phobos指“恐惧”“隔离”,可见内外有别、夷夏之防,是人类社会共有的集体心理。尊重异族文化当然是可贵的价值观,但必须建立在尊重这种本能集体心理的事实之上。同时,对异族文化的欣赏,也只能是在对本族文化不构成威胁的前提之下;一旦两个势均力敌的族群并存于一国,相互争夺在政治、经济、教育、语言、信仰等各领域的主流地位,恐怕才是更必然的结果。

英国教育部日前刚以向孩子灌输极端思想为由,接管伯明翰市的五所国民学校。这些学校99%的学生是穆斯林,当局发现学校的伊斯兰校董偏离英国的国民教育纲领,打压不认同校方教育理念的教师。英国教育大臣戈夫在国会说明决定时称:“我们必须把提倡不列颠价值置于教育的核心。”在首都伦敦的东区穆斯林聚居地,近日则出现张贴在车站看版的英文告示说:“此处禁止遛狗。穆斯林不喜欢狗。这里现在已经是伊斯兰社区。”

最新的英国人口统计(2011年)显示,穆斯林有270万,占总人口的4.8%,但伊斯兰却是英国的第二大宗教。不难想象,主张容忍差异、尊重多元的英国主流世俗价值,并未得到当地伊斯兰社群的大多数所认同。身为移民,这些大多来自南亚的穆斯林,选择坚持自己的宗教身份认同。同样不难想象,遛狗告示对于身为“本土、在地”的英格兰人,会造成什么样的情绪反应。排外的独立党能在地方选举异军突起,也就不那么让人意外了。

 

相对于开放、多元的英国,保守、封闭的日本,却不必面对这种威胁社会和谐的挑战。少量不懂规矩的“外人”,或许会造成日常生活因语言、习惯的不通所带来的不便和尴尬,但绝对不会动摇日本民众当家做主的自信心和安全感。日本政府或许得面对主张全球化的主流舆论压力,承受诸如闭关自守、岛民心态、落伍反动等道德指控,但正因为其社会结构的单一性,却避免了施莱辛格所担忧的“新时代最具爆炸性的问题。”

国人为先党当然不同于英国的独立党,排外并非其党纲,但其所代表的政治情绪,至少反映了部分新加坡人对外来人口的疑虑。这种原始的集体心理不会轻易消失。纯粹从经济观点讨论外来人口课题,试图以多元主义理念,应对外来人口所带来的社会乃至政治矛盾,恐怕存在代价巨大的政策盲点。

 

原载2014年6月15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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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六四的巨大代价

 

今年是中国大学生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示威,于6月4日遭镇压的25周年。中共似乎加大了控制的力度,尽一切手段试图阻止社会讨论或回忆这段惨痛的历史。香港的公共舆论气氛,似乎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每年此刻在维港举行的六四烛光悼念会,今年开始出现异议。一股反对悼念会“平反六四”主题的声音已经浮现,认为无须再向北京提出“平反”的诉求,因为北京已不再拥有为事件“定性”的道德权力。

作为意义深远的历史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25年,可由于它对当今现实政治仍然继续产生影响,要用抽离的态度解读分析,还有相当的困难。但是,采取回避的做法,实际上毫无可能,结果也可能更坏。这犹如中共反腐一样,迎难而上地处理固然痛苦不堪,短期内也难免伤害作为执政党的形象,视而不见的代价却更为严峻。在中国持续崛起为世界大国,内部经济社会转型阵痛不断,外部地缘政治挑战此起彼伏之际,官方对六四事件的态度维持现状,代价恐怕将越来越高。

配合中国国力的壮大,国际挑战纷沓而至。在刚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中国就指责美国连同日本,对中国进行外交挑衅。中国军方代表、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反诘美国,自己不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凭什么还拿《公约》当武器向中国说事?这个用“以身作则”为道理的指控,铿锵有力。与会的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也表示,日本不承认历史,不愿意为侵略亚洲真诚悔罪,还要求解禁集体自卫权,积极介入国际安全事务,根本缺乏正当性。

日本对待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的确削弱了它要推动“积极和平主义”的力道。但中国对日本不正视历史的外交攻势,却也因为违反了“以身作则”的道理,而丧失了应有的力道。东京大可以反诘中国——日本右派已经这么做了——连自己的重大历史都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凭什么还拿历史当武器向日本说事?同样的逻辑,也适用在东海及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上,毕竟“历史”是国际法之外,各国都诉诸的论据。如果政府对待本国历史的态度里外不一,就不易在外交上占据道德制高点。

外部的挑战只是回避六四事件的部分代价而已,更大的成本恐怕还在内部挑战。因应大国崛起,中共领导人相继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概念,作为凝聚国民意识和国家意志的手段。中华民族历来是最重视历史的民族,在世界所有的古老文明当中,中国是唯一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社会。从某种程度说,中国如今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所面对的国家身份认同问题,其实正是中国人处理历史记忆不当的问题。

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担忧亡国灭种的晚清思想家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因此,缺乏历史记忆的民族,不可能实现伟大复兴的事业;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选择遗忘,也不可能产生追逐未来梦想的动能。日本社会勃兴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日本年轻一代逐渐忘却侵略战争的历史教训有关;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对六四事件无知,又怎么有能力避免国家重蹈覆辙?

六四事件以学生及北京市民流血收场,的确是历史的大不幸。军队枪口对内,也的确是政治的大过错。北京当局不愿意去面对,除了道德上的理由,当然更有政治上考虑。当年决策的一派,在事后后掌握权力核心,自然希望忘记这个错误。他们的政治遗产并未人亡政息,而是作为历史包袱由后续的权力者去负担。从权力的角度思考,没有人愿意去碰触这个容易危及自身权柄的烫手山芋。

但是,历史的大是大非有其无法回避的道德力量。中共对事件“定性”的变化,就反映了这个特质。1989年4月26日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激化社会对立情绪,酿成后来的流血;镇压后“动乱”立即被当局升级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但在事态平息后,又改称“严重的政治风波”试图淡化,随后更索性强迫遗忘,制造历史记忆空白。

中国经济25年来的快速起飞,经济总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数以亿计的人口脱离贫困,更多的中国人晋升中产阶级,被誉为人类经济发展史的奇迹,同当年镇压学运所带来的长期稳定有无关系?中国社会25年来的道德失序,毒奶粉、豆腐渣工程、山寨文化、血拆、环境污染、心灵污染,又与当年镇压学运所导致的社会理想性幻灭有无关系?不正视六四历史,就无法梳理当下中国现状的根源。

参与学运的大多都是中国当年的全国精英,当中不少人如今已经成为社会乃至体制内的中流砥柱。对于25年前这段切肤之痛的人生经历,以及当下对其刻意和强制的集体遗忘,他们又作何体会并如何评价?加上中国内外条件的急剧变化,会否迫使他们采取不同于老一辈的态度?面对时代的严厉拷问,继续回避已经越来越难以是一种选择。

 

原载2014年6月4日《联合早报·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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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庄舞剑的安倍主旨演说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第13届香格里拉对话的主旨演说,通篇几乎不提中国,但处处意在言外地针锋相对。他多次强调尊重国际法的重要性,并指出众多与日本友好的本区域国家,都秉持相同的理念,借此暗示不尊重国际法的中国,将被国际社会所孤立。此外,他也重申了日本要采取更积极进取的外交策略的意图,为他所推动的扩大日本军事角色的政策,争取国际谅解。这篇对中国姿态强硬的演说,相信将加深北京对安倍的担忧,进而更难以建立双边互信。

期待他或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国伸出橄榄枝的人不免要大失所望。从内容观察,安倍的这篇讲话并没有太多的新意。可能是在新加坡发表的缘故,安倍着重强调要同亚细安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基调,却是共同维护区域的安全稳定——在中国同时与日本、越南、菲律宾在东海及南中国海出现主权争执,甚至发生海空对峙的背景下,北京无疑会把安倍的谈话视为外交挑衅。

对于如何强化同亚细安的关系,安倍表示要协助区域国家维护海空航道的安全和自由通行。他说,日本强力支持菲律宾及越南要通过国际法及对话的方式,化解南中国海主权纠纷,暗指中国企图用强力单方面改变现状。他也借机推销他的集体自卫权主张,认为日本准备连同美国一道,加强和亚细安的合作,保障亚洲的和平稳定。为此,日本必须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行使集体自卫权。

同安倍的强硬对比,中国则努力扭转国际社会认为其高姿态的印象。在昨天稍早的另一场相关活动上,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认为,安倍非但没有表现出要解决中日在东海主权争议的意愿,反而有意把争端扩大化。她表示,亚太的安全形势正走到十字路口,各方应当通过真诚对话缩小分歧,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而不应该扩大分歧。

安倍针对中国的外交出击,恐怕也非大多数亚细安成员国所乐见。日本共同社昨天发出的报道,直接形容安倍“针对试图在东海和南中国海争夺更多权益的中国构建‘包围网’。”若东亚安全形势果如傅莹所说,正处于十字路口,那前途似乎并不让人乐观。作为区域的主要两强,又是世界第二与第三大经济体,中日在外交上持续对立,势必对区域稳定造成负面影响。一旦双方采取零和游戏的态度,各自争取亚细安各成员国的支持,那本区域恐怕将失去唯一能扮演协调角色的重要组织。

 

原载2014年5月31日《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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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其时的香格里拉对话

 

作为本区域重要的安全对话机制之一,今晚开始在新加坡举办的第13届香格里拉对话(正式名称为“亚洲安全国际大会”)将非常有看头。

在为期三天的对话会中,今年的重头戏无疑是今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主旨演说。他对外同中国于东海相持不下,甚至积极拉拢同仇敌忾的越南及菲律宾为伍;对内面对迟疑的民意,仍不顾和平宪法制约,力推强化日本武备和军事角色,在东亚安全形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开放提问的形式,向国际社会阐述其进取色彩强烈的安全观,势必是各界聚焦所在。

《华尔街日报》5月26日刊登了该报总编辑贝克对安倍的专访,多少预示了他主旨演说的基调。安倍在专访里所表达的要向越南提供巡逻艇,以便河内在西沙群岛主权纠纷能更好地抗衡中国;同时邀请刚访问上海,并同中国签署了总值4000亿美元天然气协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访日,被贝克形容为“欲重整区域势力均衡的强硬外交”。当然,安倍积极推动的松绑和平宪法所禁止的集体自卫权,更是牵动区域安全神经的重大关注点。

另一备受瞩目的与会者,自然是外交姿态日益趋高的中国。同曾经在2011年派出国防部长梁光烈与会相比,今年中国军方代表团的层级并不高;可是,据说代表团包括了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英语能力极强、辩才无碍的傅莹在出任中国驻英大使期间,经常在西方媒体上批评任何“妖魔化中国”的作为。她会否在今晚安倍的主旨演说后提问发言,肯定是大看点之一。

在外界看来,中国在东海与南中国海的强势作为,展现出不惜动手的态势,对于炒作“中国威胁论”者而言,简直是天赐的题材。从北京的立场换位思考,周边国家似乎步调一致地相继发难,是迫使中国不得不强调“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立场。若任由形势恶化却不积极寻求沟通,求同存异,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日关系因东海的主权争议一直低烧不退,前阵子双方政要低调互访,为年底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峰会改善外交氛围的努力,又因为双方军机5月24日在东海近距离接触,之后更相互指责对方挑衅而再度紧张。中日军机互别苗头,是因为中国与俄罗斯海军在东海举行实弹演习,前往侦查的日本侦察机被中国战斗机拦截驱逐,所幸事件并没有造成意外或伤亡。

在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就没这么幸运了,在越南指责40艘中国渔船于5月26日,在中越有主权争议的海域包围并撞沉其渔船后,河内昨天再度指控中国在该海域用同样方式攻击其执法船,导致3名越南官员受伤。越南称,中国在新一轮的事件中,还出动了4架战斗机低空掩护。针对第一起事件,中国形容是越南渔船干扰中国在当地钻井平台作业时倾覆。中越在越南5月13日爆发大规模反华示威,不少中港台厂商产业被烧、抢,华裔员工死亡后,曾一度试图修补关系;但沉船事件恐怕将加剧两国民族主义敌对的情绪。

美国因素是关键变数

长期保障区域安全秩序的美国,今年仍然由国防部长代表与会。哈格尔相信将利用这个机会,安排同日本及韩国防长的三边会晤。因为安倍在日本二战历史责任问题上的修正主义倾向,导致同韩国的外交紧张,让美国在东亚的军事联盟布局,难以发挥协力作用。在北京看来,美国在亚洲复杂的主权争议中,开始放弃不偏不倚的立场,才是导致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的主要原因。华盛顿日前高调以网络间谍罪,起诉并通缉五名解放军军官,相信将进一步加深北京对美国意图的疑虑。

虽然美国领先全球的军事力量在中短期内地位不变,但长期的财政赤字压力已经转化为实质政治危机。五角大楼面对预算被削减的现实,提出关闭一些军事基地和让一些落伍的军备退役的要求,却因为今年是选举年而被国会否决。军事专家已经警告,不善用已经被削减的军费,将不利美军的长期战备能力。更关键的是,在伊拉克及阿富汗进行了十多年的反恐战争,已经导致美国选民的厌战情绪。长此以往,华盛顿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资本继续保障区域安全,开始成为亚洲各国必须思考的问题。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4月公布的《2013年世界军费开支趋势报告》显示,与2012年相比,2013年亚洲军费增长3.6%。这是亚洲连续第二年,同世界各地削减军事开支的情况背道而驰。照理,美国宣布重返亚洲,本区域国家应该感到更安全。但是,亚洲国家相应增加国防预算,除了反映区域形势的不稳定外,更暗示了对美国能否长期提供区域安全的担忧。

安倍采取绕过修改和平宪法的制约,用重新解释宪法的方式,推动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以便在区域冲突爆发时扮演更大角色,还得到美国的支持,尤其突出了各方在面对中国持续崛起的惶恐心态。让人不安之处在于,牵涉区域安全的主要国家,似乎都在为可能即将发生的军事冲突未雨绸缪。虽然各国都清楚维护区域和平的重要性,但在目前缺乏互信的条件下,军事误判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香格里拉对话不是正式的官方国防会议,可是却提供了各利益攸关方面对面沟通的机会。毫无疑问,陷入主权纷争的与会国,自然将带着各自的偏见而来,会议上不免会出现针锋相对的火爆场面。但是,能够在一个相对中立的平台,各抒己见且影响国际视听,总比在毫无接触的孤立中把对手做最坏的想象,最终失控地在一线兵戎相见来得强。

 

原载5月30日《联合早报·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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