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联合早报》2014年12月11日社论:分好饼才能把饼做大

代表世界34个富裕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说,成员国当中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是最贫困的10%人口的9.5倍。这比1980年代的七倍高出许多,处于30年来最严重的程度,而且差距还在持续扩大。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放缓了。经合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认为,贫富差距扩大不但不利于社会稳定,而且不利于经济发展。以英国为例,若其贫富差距没有在1980年代以来持续扩大,英国今天的经济规模将比现有的大20%。
报告明确指出:“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和统计上的负面效应,而让可支配收入更平等的财富再分配政策,并没有任何不良的经济增长后果。”报告还表示:“最低收入群体所面对的分配不公,妨碍了经济增长。”报告总结说:“这说明能减少甚至扭转长期分配不公的政策,不但会让社会更公平,也让社会更富裕。”换句话说,传统上对福利政策的负面印象,其实并不完全正确。
数据显示,如果这20年来的贫富差距没有扩大,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比现在高出五分之一。报告因此呼吁成员国政府推行“反贫穷”措施,为社会收入最低的40%家庭,提供良好的教育、培训和医疗照顾。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说:“这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缓解高企且恶化的收入不平等,对促进强劲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这必须是政策讨论的核心。那些鼓励人人一开始就机会均等的国家,将会是繁荣发达的国家。”
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讨论,一向来多聚焦于道德层次。公平是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不公不义的现状非但是罪恶的,也是不可持续的。经济果实的分配是任何社会的重大政治议题,如何做到基本的公平,往往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天生禀赋的不同,能力、努力和运气使得人们有不一样的成就,收入有差距因此是必然且必要的。上世纪共产主义阵营的失败已经是明证。但是过犹不及,过度的贫富悬殊,同样要面对失败的结局。
经合组织的报告,是越来越多新证据的一部分,它们都指向了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层面——分配不公不光是道德问题,也是妨碍经济发展的罪魁祸首。传统的经济理论其实也能得出这个结论。供需平衡是经济正常运作的重要条件。当构成总体需求主力的中产阶级入不敷出时,他们要不就减少开支,以便供需平衡;要不就通过借贷来维持开支,最终酿成债务危机。无论如何,当一般人的收入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国民经济必然要出现问题。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新著《21世纪资本论》之所以洛阳纸贵,反映的正是人们对全球经济因贫富悬殊而严重失衡的反省。在他之前,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斯蒂格利茨、克鲁曼等,都已经在呼吁各国政府重视这个问题。贫富差距之所以如脱缰野马,原因固然复杂,但19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学说所提倡的滴涓经济学,恐怕难辞其咎。
这套学说认为,富豪的投资、投机、消费行为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将能带动整体经济发展并提高社会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准。因此政府必须向市场让渡权力,减少监管。政府在医疗、高等教育、公共交通的角色让位给市场,造成了中产阶级背负更重的生活负担。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正是政府放松金融监管的结果。
30多年的实践表明,滴涓经济学并不见水涨船高,反而让大部分人没顶。小政府、大市场所导致的财富高度集中,弊大于利。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相应的合理分配,并不具备足够的正当性。贫富悬殊会造成社会的对抗情绪,更拖慢了经济发展。重新重视如何分饼,不但与做饼一样重要,更决定了做饼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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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分配正义

在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开票后,《自由时报》于12月1日发表社论说,台北市长当选人柯文哲所反映的政治现象,是不满马英九政府的民怨所卷起的旋风,代表公民运动崛起,内涵包含“世代与分配正义”,而且所产生的巨大外溢效果,推倒了国民党在其他县市的候选人。《自由时报》一贯持反对国民党“九二共识”的鲜明立场,但这篇社论观察到“世代与分配正义”的问题,却是一语中的。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黄士豪撰文《“经济选民”不见了吗?》,从政治学的经济投票(economic voting)理论,分析了分配正义对选举的影响。他说:“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财富分配不均会造成在左-右政治光谱上的极化现象(polarisation)……国民党的诉求只着重经济发展,还处处与大财团负责人站在一起,对于分配议题则是几乎毫无回应,可能是将自己推向了新形成的政治光谱上的极端。……许多选民认为在国民党执政下,薪水不涨,物价和房价却飙涨,加上政商联合做出种种不公义的行为,于是希望用选票惩罚国民党。”
国民党栽在分配正义,具有一定的反讽意味。中华民国及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其中的民生主义,基本上就是在强调分配正义。孙中山对民生主义的定义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民众的生命;具体作为在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还要发展国家资本,振兴实业。
这些,台湾在两蒋时代落实了不少。但是,马英九2008年率国民党重新执政,却并没有摆脱自李登辉任总统后期开始模糊政商分际,民进党2000年上台后进一步异化为政商勾结的政治文化。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开启两岸国共协商,确实给台湾经济打开了一条活路。可是他的家族也从中获利。连战的儿子连胜文在台北市长选举,败给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很大原因是连家的权贵形象,引起了包括国民党支持者在内的选民不满。
更糟糕的是,两岸经贸给台湾所带来的好处,仅限于少数特定的财团权贵。2013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以98亿美元排名台湾第一的旺旺集团总裁蔡衍明,虽发迹于台湾,当前的营运重心和主要获利来源却在大陆。同样在大陆投资设厂、排名第三的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这次选举中到处为国民党助选,进一步加深国民党只代表财团利益的印象。
台湾资本家把产业外移大陆,推高了台湾的失业率。为了吸引这些台商的资金回流,台湾政府对他们实施税务优惠,但资金却流向了房地产,非但不创造就业机会,反而加重民众的购房压力。今年7月公布的台北市房价所得比显示,台北市为14.6倍,也就是民众得不吃不喝14年7个多月,才能买得起房子。台湾的平均房价所得比是7.51倍;而合理的房价所得比应介于三到六倍之间。
台湾经济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至2012年间,平均每年还取得2.94%的增长率。由此可见,台湾选民对国民党之所以怨气冲天,并非经济,而是民生。台湾《中国时报》12月1日报道了一名基层公务员在网络所发表的文章,最能反映这个现象。文章作者表示,以为公务员一定是国民党铁票的观念已经落伍了:“谁能打破世代、阶级不公,我就是谁的铁票!”世代、阶级不公,是从反面来谈分配正义的问题;而且分配的不正义,已经同世代的分配不公互为表里了。
作者说:“我们这一代是生活最艰困的世代,以我自己为例,求学时碰到学历大贬值,人人有硕士念;出社会后再碰到金融海啸,22K正夯,再加上一个草莓族罪名;挤破头考进当公务员,有了稳定薪水想买房结婚,又碰到房价历史新高。”
他质疑:“所有年轻世代碰到高失业率、低薪、高房价等问题,我通通都没少过,我想请问,谈那些蓝绿、族群对决,对我有意义吗?难道我会因为现在职业是公务新‘跪’,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
“K”来自英文Kilo(千),22K指大学毕业生起薪为新台币2万2000元(约新币927元)。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后,为了降低大学生失业率,台湾教育部实行大专毕业生到职场实习的方案,为期一年,月薪2万2000元。但在官方补助结束后,企业界却形成“大专生起薪22K”的观念。因为就业景气一直不好,22K起薪至今仍相当普遍。
年轻世代一再面对付出与所得不符的现象,自然对越来越暗淡的生活前景产生不平心态。今年初的“太阳花学运”,主要都是以他们为主力。在街头抗争不果后,改用选票惩罚当道,是必然的结果。台湾智库国策中心12月2日发表的民调报告说,对比以往仅六成左右的投票率,20岁至29岁选民在九合一选举的投票率是74%,30岁至39岁选民则是78%。国民党一败涂地,根子就在这里。
快成为强弩之末的香港占领运动,在台湾九合一选举成绩揭晓后死灰复燃,虽然表现形式是争取民主普世价值,但骨子里同样是因为世代与分配正义得不到足够重视的愤懑。以抗争学生为主体的年轻世代无法用选票表达,唯有采取了走上街头的激进手段。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肉食者岂能不远谋乎?

原载2014年12月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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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台湾九合一选举的警讯——《联合早报》2014年12月2日社论

台湾九合一选举的警讯

虽然投票前各方都不看好执政的国民党,但是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的开票结果,还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国民党非但在传统堡垒台北市败给独立候选人柯文哲,连台中市、桃园市等重要地盘都丢失。被视为未来明星的朱立伦,也仅能以微弱优势保住新北市。在22个县市首长选举中,国民党总共才赢得六个,总得票率仅40.7%,可谓一败涂地。行政院长江宜桦罕见地辞职,开了阁揆因地方选举失利而下野的先例。兼任国民党主席的台湾总统马英九,面对要为败选负责的政治压力,据传将辞掉党主席一职。
国民党执政绩效不彰,无疑是惨败的主要原因。选前爆发的馊水油丑闻,暴露了台湾食品安全的巨大漏洞,导致民众对政府能力的高度不满。尽管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足以完全解释民意对国民党的大逆转,台湾民生的困顿,恐怕是本次民怨集体大爆发的根本原因。台湾自2000年开始政党轮替以来,经济都还平均维持在3%左右的名义增长率,可是今天大学生的起薪,却倒退到1998年的水准。台湾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也显示,社会所得最高5%与最低5%的倍数,从1998年的32.74倍,猛增到2011年的96.56倍。
年轻人前景暗淡,加上经济果实分配不均,都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是对权贵家族的敌视。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吴伯雄被指企图延续家族庞大的政商网络,继续把持国共合作所创造的两岸通商利益,相信是导致其儿子分别在台北市与桃园市落选的关键。其次是对两岸现状的不满。国民党政府力推服贸协议,本来有可能对治台湾产业空洞化、失业率升高和国际竞争力下降等多重挑战,但由于民生并没有因经济发展而改善,反引爆太阳花学运激烈的反对。学运所汇聚的年轻世代的政治热情,是九合一选举重创国民党的重要力量。
这个现象对台湾政治乃至两岸关系的影响,是关心台海和平稳定的各界所必须重视的。台湾年轻世代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的彷徨,让他们更投入社会运动。台湾民间组织的蓬勃,与其社会生命力的旺盛互为因果。这股虽然雄健却原本分散的力量,因为太阳花学运而有汇聚之势,终于在九合一选举中发酵。政治新人柯文哲不靠政党组织,却在客场击败财雄势大的对手,反映了年轻选票突破传统蓝绿格局的威力。
这种表现为公民自主意识的草根政治运动,更冲击了既有的两岸关系。一方面,柯文哲胜选表明,台湾政治超越蓝绿对立的第三股力量日趋成熟,国民党和民进党利用统独意识政治动员的手法,将越来越没有效果。另一方面,中共以商围政,笼络台湾精英的策略,在公民意识崛起的环境里,可能也不再容易奏效。换句话说,国共以“九二共识”稳固两岸关系的做法,必须考虑这个新因素,才能避免节外生枝。
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恐怕正是九合一选举结果的最佳注脚。台湾确实从两岸越来越密切的经贸交流受惠,但如果获益的仅限于社会的少数,大陆再多的让利,都无法真正赢得台湾民心,反而还可能适得其反。第三力量的出现,也可能让台湾的政治产生质变,突破在野党靠执政党无能而上台,轮流坐庄的恶性循环。这同样意味着关系台湾前途的两岸互动,再难由少数政商精英垄断。这对中共的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柯文哲现象会否持续扩大,不但将决定台湾民主的前途,也势必左右两岸关系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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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2014年度汉字投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据说最先是恩格斯说的,后来列宁和毛泽东都引用过。按照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压迫与反抗是一个阶级同其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形式;可是这套理论,并无法完全说明今年抗争新闻事件的本质。另一种更合理的推论,毋宁是“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或译“身份政治”)的兴起。这是一种根据性别、肤色、语言、宗教信仰或性别取向,作为分别敌我的政治立场或态度。由于是建立在对立模式上的政治,情绪动员(尤其是通过对外仇视来强化对内认同)、仇恨假想敌,经常是“认同政治”堕落的宿命。

采用“认同政治”策略的,大多自认是社会非主流或少数群体,他们借着共同的身份认同团结起来,向主流争取权益。“认同政治”一开始就带有“被压迫”的悲情色彩,经过操弄更会催生出“受害者意识”,所以很容易走向对抗性的极端情绪。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斗争未尝不是广义的“认同政治”的一支,毕竟阶级身份不必然是客观的事实,少不了个人意识形态上的认同与选择——领导工人对抗资本家的,很多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
“认同政治”的思想渊源,一般可追溯到1960年代末西方女权运动“个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激进口号。它的流弊是让具有公共利益属性的政治,沦为自恋内视的游戏。“认同政治”就是这种高度个人主义态度的副产品——政治不再是必须秉持理性、客观精神来参与的集体和具体事务,而是自我定义的自利行为,不问责任,只讲权利。
本地抗争新闻最让人不安之处,或许正是其背后的“认同政治”意识;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同性恋平权运动。以权利平等为诉求的同性恋群体,目前最主要的抗争议题,是废除刑法377A节条文,要求给男男性行为除罪。虽然最高法院上诉庭10月29日裁定,刑事法典第377A节条文符合宪法,但这恐怕只会激起同性恋平权运动后续更大的抗争。
在司法战线之外,同性恋平权运动抗争最成功的是社会运动。每年在芳林公园举行的“粉红点”集会,让同性恋群体及其同情者聚集,表达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LGBT)的支持,反对社会主流的歧视。活动自2009年开始后,参与者由最初的2000余人逐年增加,今年6月28日的集会,吸引多达2万6000余人参与,人数是第一次集会的十倍。
应验了“压迫-反抗”的行为理论模式,以回教和基督教为主的社会保守势力,于是号召信众也站出来,表达对同性恋运动的反对。坚信浸信教会创始人邝健雄牧师甚至计划与“粉红点”分庭抗礼,在同一天于政府大厦草场举办集会,但因无法获得准证而作罢。
同样基于“认同政治”的抗争活动,则是旅居本地的菲律宾志愿人士,计划在4月于乌节路义安城举办活动庆祝菲律宾国庆日,通过游戏、表演和文化活动一解乡愁,同时吸引本地人同欢,岂料竟引起一些本地网民不满。主办方接到不少恐吓辱骂的电话,其面簿页面甚至出现排外的留言。事件让李显龙总理感到震惊。网民的“身份认同”,是出于本地人/外地人的区别,其背后的激烈情绪,则涉及了对人口政策与人力政策的反对。
“还我公积金”集会9月27日与基督教青年会活动撞期,导致现场有特殊需要的孩童受到惊吓,凸显的是“认同政治”容易让人产生道德优越感,不愿意就分歧有所妥协,而进一步激化矛盾和抗争烈度。“还我公积金”的年轻主办者,均表现得义无反顾,甚至当其行为可能违法而被警方调查时,反而让他们产生为理想献身的“烈士意识”。这种情绪导致抗争行为容易升级并失控,冲击、瘫痪社会秩序。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遍地开花,难以收场;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公然占领立法院和行政院,学生自我感觉正义,都是火上浇油的关键因素。
抗争运动无疑是本年度全球显著的社会现象,在思想渊源之外,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贫富悬殊及越来越大的社会不公,或许也是抗争不断的深层因素。在冷冽的经济寒冬里,对生活前景惊慌无助的民众,本能地要齐聚取暖,“认同政治”恰好是最廉价的燃料。也正因为“个人即政治”的自恋,抗争运动会一方面表现为热烈地向政府争取立法保护动物福利,另一方面却对诸如遭弃养的孤苦老人等社会不公视若无睹的怪异现象。
事实证明,源自“认同政治”的各种抗争运动,因其不妥协的本质,会造成社会严重撕裂,基本价值共识崩解的恶果。希冀在近半个世纪前逐渐凝结的三尺坚冰,仅作为今年的一日之寒,恐怕过于乐观。要真正翻过抗争运动的这一页,需要极大的努力及毅力,以及不小的运气。

原载2014年11月30日《早报星期天》“字述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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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树与乘凉

《21世纪资本论》作者、43岁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日前在台北演讲,主张对高收入群体课重税,以减少“肥猫”为自己加薪的现象。83岁的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在座谈时,反对皮凯蒂对富人课70%所得税的主张。张忠谋表示,虽然“收入高的应该多付一点税”,但是公平的税制是扩大税基而非提高税率。他认为收入的高低由市场自由决定,并以自己为例子说,主办方请他来参加讲座给1万元新台币(约422元),相信皮凯蒂的价码会更高。
台湾记者报道:“皮凯蒂认为将薪资交给市场决定并不合理,并说很多公司的总裁薪水完全是看产业类别,而非绩效决定,他仍然主张税制应合理。针对张忠谋质疑的演讲费,皮凯蒂表示‘没有人跟我说来到这里会拿演讲费’,他说自己已经赚很多版税了,并不需要演讲费,假如有人说要给他也会拒绝。”
报道接着说:“他并提到过去曾经收到一封电邮,说要以一小时5万美金的待遇请他去演讲,他回应他并不需要,对方竟然马上提出要给他一小时10万美金。皮凯蒂痛批大企业宁愿花一小时10万请他去演讲,对自己公司内劳工那么苛刻,正是公司内部资源使用不均的问题需要检讨。此番言论马上引起全场观众热烈鼓掌,显示出观众对于公平正义的重视。”
经济全球化的确让资本占尽便宜。各国为了吸引投资,莫不用低税率作为奖励。政府的谨慎不无理由,因为跨境避税的管道越来越方便,对财富征税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此外,在一些民主国家,富人用金钱收买政客,直接导致了税率的不公。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10月份公布的调查报告说,美国0.1%富裕家庭(约16万户)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国90%家庭的总和。这现象是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所未见,可是美国国会继续反对增税。
贫富悬殊所造成的不公不义,已经不仅是道德问题,更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了各地社会的稳定。世界经济论坛(WEF)全球议程理事会11月7日发布的报告称,全球所面对的最大威胁是贫富不均。理事会的报告收集了1767名来自学界、商界、政府与非盈利团体领导人的意见。民调机构皮尤(PEW)10月公布的调查说,所有44个接受调查的国家,大多数民众都表示贫富不均是最大的问题。针对许多政府担心财富向海外转移避税,而不愿提高富人税率,皮凯蒂建议,对富可敌国者散布世界各地的财富课5%到10%的全球税。大部分经济学者都认为这并不实际,皮凯蒂自己也承认全球税是“乌托邦”。
可是,再不有所行动,贫富悬殊的社会秩序势必难以为继。刚闭幕的二十国集团布里斯班峰会,就在联合公报里提到要协力打击逃税行为。由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五国发起的自动交换银行信息协定,10月28日在柏林签署,包括新加坡在内的51个签约国家和地区同意,联合打击跨境逃税。一贯被富人视为逃税天堂的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都在协定上签字。以银行保密体系著称的瑞士承诺在2018年加入协定。这与皮凯蒂的全球税建议当然还有很大距离,可是方向不无一致性。
欧洲五国发起打击跨境逃税协定,与2009年欧元区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息息相关。欧洲大多数国家相继陷入财政困难,为平衡赤字所推出的撙节措施,进一步导致经济衰退;年轻人失业问题严重,平均为20%,一些国家如西班牙甚至有超过50%的年轻人失业,产生了所谓的“失落的一代”。要提振经济,创造就业机会,赤字累累的政府必须增加开支;相应的预算,则必然来自增税——打击逃税也就不言而喻了。
年轻人失业问题,是当前贫富不均现象的关键一环。皮凯蒂在其书中指出,工作的收入永远落后于财富钱滚钱的收益,生产力的提高将加速资本回报(也意味着财富的进一步集中);更糟糕的是,经济增长率越慢,财富反而更集中——无论景气好坏,富人的财富只会越来越多。除非是极少数的“富二代”,年轻人在这样的游戏规则里,再也不易指望靠一己的努力向上流动了。
这种世代间的贫富差距,恐怕更容易带来政治动荡。台湾的太阳花学运、香港的占中行动,都能看到大批对前景悲观的年轻人的身影。年轻世代的相对剥夺感,也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危机。日本生育率持续下滑,已经威胁到其经济大国的地位。调查发现,日本1500兆日元(约16兆6870亿新元)的金融资产,50多岁以上的人口占有了超过80%,20岁至30岁的人仅有0.3%。这就难怪日本年轻人对未来普遍悲观,不愿结婚生育了。
新加坡管理大学董事会主席何光平日前建议,组屋定价不能偏离年轻人的收入太远,正碰触了问题的核心。由不断上涨的私人产业价格来决定本地房价走势,结果必然是财富的世代转移——从还在创业的年轻人手中,转移到坐拥房产的中高年龄层。年轻人脚跟还未站稳,甫买房就得背负一辈子债务,显然并非国家之福,也非长久之计。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最近表示,新组屋的售价将更贴近居民收入水平,确保不会超过中位数年薪的四倍,毋宁是正确的方向。
前人种树,不就是为了后人乘凉。颠覆这一自然规律,后果难以想象。

原载2014年11月23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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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自在人心

“人神共愤”,这是我转帖早报报道越南游客跪求黑店老板退款的新闻后,社交媒体圈内一名朋友的留言。其措辞或许激烈,却代表了人们对新闻事件所揭露的不公现象的普遍心声。

从早报众多的读者来函,以及网络上对无良店家的口诛笔伐,以及不少热心民众主动出钱帮助受骗的越南游客,新闻事件显然触犯了人们心里的正义感。但是在这激烈的义愤背后,恐怕也不无国人就当局任由同类欺诈行为一再发生,事后却对不公不义表现得束手无策,或以法匠的态度,对条文作迂腐饾饤的解释,辩称受害者盲目签约也有责任云云,对正义得不到伸张的无奈甚至焦虑感。有网民对奸商人肉搜索,在网上公布其私人资料,或用近乎骚扰的方式报复,多少透露了对公权力无能的不满。
从黑店前雇员爆料称,每月佣金或高达2万元,并揭露东家行骗伎俩的细节,一般人不难得出结论,店家最初就不准备正当做生意。早报11月1日《站长的话》以“诱饵掉包手法”(bait and switch)形容这种勾当,虽不中不远矣。但是,店家不断行骗,媒体多次曝光,法律不但无可奈何,反有成为商家持续嚣张的挡箭牌(行骗伎俩之一是顾客发现签约上当后,商家竟然以报警来威迫受害者接受不公平交易)。这种直接挑战社会公义的行径一再得逞,骗子逍遥法外,是可忍孰不可忍?
正义是任何文明社会最核心的价值,否则就会沦为人将相食的野蛮世界。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儒家的“性善论”不妨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与禽兽的细微差别,正在于人有天然的道德感。科学家最新的研究也发现,这种天生的道德感不仅内在于人,更存在于动物界。荷兰著名心理学家、动物学家和生态学家,著有《黑猩猩的政治》、《灵长类动物如何谋求和平》等书的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2012年11月在一个讲座上指出,灵长类动物与一些哺乳动物同人类一样,都拥有同理心、合作意识、正义感,以及互惠互利这些支撑道德生活的基本元素。
本栏在去年1月6日就提到:“在一个著名的实验里,科学家把两只僧帽猴(capuchin monkey)放在两个相互看得见的笼子里,用平淡无味的黄瓜作为奖励,让它们把小石子交到实验者手里以换取黄瓜。如果待遇一样,即使要它们连续做25次它们也很乐意。接着,实验者给左边笼子的猴子黄瓜,却给右边笼子的猴子甜美的葡萄作为奖励。左边的猴子吃下第一片黄瓜,可是当它发现邻居做同样的工作,却获得更好的奖励时,便把黄瓜丢还给实验者以示抗议。更惊人的是,在对黑猩猩做同样的实验时,拿葡萄的黑猩猩在发现不公后,就拒绝接受奖励,一直到同伴也得到葡萄为止。”
由此不禁联想到同事最近在讨论如何翻译“meritocracy”时,认为前辈吴俊刚先生文章里采用的“唯才是用”甚为贴切。他是借曹操《求贤令》的“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灵活变化而来。Meritocracy被奉为新加坡建国大原则之一,但是中文常用的“任人唯贤”,并没能准确地传达个中意思。一些政治领导人鉴于社会贫富悬殊,以及社会流动性趋弱等现象,先后提出“compassionate meritocracy”(译为“温情的任人唯贤制度”)、“meritocracy through life”(译为“终身尚贤制”),进一步造成中文翻译理解上的困扰。关键就在于“meritocracy”的英文原意,指的是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本事,而不是靠人脉、财富、家庭背景,去获得他们的社会地位与报酬,成为所谓的精英人才。新加坡对于人才的定义,尤其注重其学业成绩所代表的智力和才干。换句话说,“贤”或道德修养,并不在“meritocracy”的基本概念里,只是因为华人传统上强调“德才兼备”,才以“任人唯贤”对应之。
“德才兼备”当然是个理想状态,可是就如《求贤令》所指出的,有道德修养的人未必具备治理国家的才干,有才干的人未必有道德修养。曹操因为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朝廷亟需人才,所以在用人时宁可牺牲道德要求,选择才干。在注重“义利之辩”的儒者眼中,这当然是极大的错误。道理也不难明白,第一,如果掌握社会资源的精英自私自利,不公不义的情况就容易发生,就如孟子所说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是率兽而食人也”。第二,自以为凭个人的努力成为精英者,会鄙视普罗大众的“失败”为“咎由自取”,不像精英自己那么努力奋发,所以也不会对社会弱势与不幸群体抱有同情心。“温情的任人唯贤制度”之所以被提出来,其来有自。
另一位朋友针对黑店新闻在社交媒体圈的留言,因而值得玩味。她说:“如果医生、律师、证人可以随意地收费百万元,小混混借苹果手机、利用合法的‘合约’又为何不可?”公道自在人心,而社会精英有表率作用。“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meritocracy”真正是“任人唯贤”时,黑店奸商也就难有立锥之地了。

原载2014年11月9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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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的人口政策

外籍配偶,它既属于人口政策的范围,也与人力政策密切相关;但归根结底,它却是影响新加坡公民的个人和家庭幸福,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因素。这些外籍配偶属于特定群体,主要指嫁给新加坡公民、来自发展中国家、教育程度相对不高的年轻女性;娶他们的,主要也是中低收入、年龄偏高、本地女性不青睐的新加坡男性。以前,为了防堵前者通过假结婚的后门,在本地取得合法身份居留,对她们采取了严格的管制;如今,无论是出于人口增长政策的考虑,还是缓解人力市场供应的需求,开始放宽管制,其结果却能造福相当一部分的国人。
政策改变背后的工具理性思考,并不难理解。从人口战略看,出生率持续低于2.1的替代水准,使得人口结构老龄化且最终萎缩,成为威胁国家存续的最大挑战。鉴于生活费高涨、教育竞争压力巨大、自由主义价值观流行,年轻人不再自然遵循结婚生子、成家立业的生命规划,导致生育率长期徘徊在1.2左右。所以,政府提高生育率的目标,也仅敢设定在1.4到1.5而已。引入外来人口,成为了为数不多的政策选择。
但是,这个政策选择本身的政治敏感度极高,实施起来也面对诸多问题。替代人口的新移民必须是年轻的,但又不可能让其带着自己的年长父母一起移民(因为这将加速本地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相异的成长背景,同本地社会毫无任何感情联系的新移民,更造成所谓的融入问题。开放外籍配偶,正好一箭双雕。这些新移民不是孤单地融入社会,而是首先融入本地家庭,具备更多情感资源。此外,她们可能还愿意多生儿育女,有利于整体生育率的提高。
从人力战略来说,政府收紧外劳的做法,其经济效应已经出现。劳动市场供应的短缺,不但推高了经营成本,更让许多高度依赖人力的企业难以为继。本地多家老字号的餐馆相继停业,主要都是因为请不到人手。长期习惯了外来廉价劳动力的业主,一值无法提高生产力,于是不但企业界哀鸿遍野,连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也开始出现警讯。虽然新加坡今年第四次保持世界经济论坛(WEF)全球最具竞争力国家的亚军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18日的报告却警告,新加坡减少依赖外劳的计划,在近期将削弱其竞争力及增长潜能,同时使到核心通货膨胀率继续偏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放宽外籍配偶的做法,难免会被视为给外来劳动力的输入开启后门。新措施不但让外籍配偶更快获得长期居留权,她们也因此更容易在本地找工作。而且,由于她们的新加坡公民配偶身份,在就业市场不再被当作是“外国人”,不会被算进外籍员工配额,雇主也无须为他们支付外劳税。在这个意义上,她们确实会增加本地劳动力市场的供应。从微观的角度看,由于丈夫的收入不高,允许这些外籍配偶就业,有助于帮补家用,减轻这些家庭的生活压力。
长期的社会趋势,也可能会让更多学历高的本地男性公民,考虑迎娶外籍配偶。2012年,本地非在籍学生的受教育水准,在25岁至34岁这个年轻组别,女性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已经高于男性(51.9%比46.4%)。统计表明,高学历女性单身的概率普遍较高。一旦这些大学毕业的男性因为忙于事业,在步入中年后还未能成家,他们的婚姻选择将更少。这时就不能排除他们也会把目光,放到原本属于低收入男性群体的外籍配偶。
限制这类外籍配偶的顾虑其实都还存在——关于邮购新娘的道德争议、可能涉及的人口走私贩卖、假结婚真卖淫的乱象、对人口结构和种族比例的影响——但也正是这些顾虑,长期牺牲了中低收入男性国人的婚姻幸福。高收入男性国人在本地的“婚姻市场”本来就有较高的竞争力,就算他们迎娶外地人,一来对象可能也有高教育程度或收入,二来由于丈夫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其外籍配偶不会成为社会负担。这两点都让他们的外国妻子,无须受外籍配偶政策的管制。这样的现状,造就了婚姻上的阶级性和不平等;改变它,无论原因如何,就是仁政。
根据统计局2012年的数据,在35岁至41岁的男性国人当中,有高达41.4%仅有中学或更低的教育程度(统计局来函指正,应为“在35岁至44岁的男性国人当中, 有高达25.8%仅有中学或更低的教育程度”)。2013年的数据则显示,年龄介于35岁到39岁、中学教育程度或更低的新加坡男性,有35%还是单身(统计局来函指正,应为“年龄介于35岁到39岁、中学教育程度以下的新加坡男性, 有35%还是单身”)。2013年1月公布的《人口白皮书》说,40%的国人与外籍配偶通婚,这类型的婚姻在2011年就有9000对。白皮书表示:“为了防止公民人口萎缩,我们每年将接纳1万5000到2万5000名新公民。”
政府在10月24日宣布修改外籍配偶政策,从明年1月起,外籍配偶在婚前就可以预知能否在本地长期居留,婚后也可更容易找到工作。作为配套措施,两家家庭服务中心也将从今年12月起,为外籍配偶提供婚前预备课程及婚姻辅助计划,协助她们掌握适应新加坡社会所需的社会资源。“贫贱夫妻百事哀”,不容否认,低收入家庭本来就需要承担更大的生活压力,婚姻破裂的概率也相对高。减轻外籍配偶长期居留的不确定性,增加她们的工作机会,给她们提供额外的精神支持和辅导,都有助于增强这些家庭的凝聚力。善待这些外籍配偶不仅是人道上的义务,毕竟,她们都将是下一代新加坡人的妈妈。

原载《早报星期天·想法》2014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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