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如何可能?

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为庆祝成立一百周年,于9月18日举行国际儒学研讨会“儒学与国际华人社会”,邀请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陈振声为嘉宾。陈振声在致辞时,以华语发表了12分钟的即席演说,提到了建国一代配套的意义。他说:“对很多人来说,建国一代配套是为了给年长者打造安心的家园,让他们不用在年长时为医药费而烦忧。不过其实,整个建国配套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孝。政府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饮水思源,孝顺年长一辈,孝顺为我们的国家做出贡献和牺牲的一代。这种精神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孝道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自汉武帝崇尚儒学,信奉儒家的“孝治”政治理念,非但东西两汉都号称“以孝治天下”,中国历朝历代也莫不尊崇孝道。古文名篇、被南宋谢枋得《文章轨范》盛赞“读《陈情表》不哭者不孝”的西晋李密佳作,就提到“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一直到《大清律例》,还有“恶逆”、“不孝”等罪,具体规定到“凡子孙殴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殴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杀者,皆凌迟处死”。可见孝道并非只是“价值观”,更是成文法典里明确规定的伦理责任。
这表明,孝道作为华人普遍的身份认同基因,是个非常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不容易厘清——是因为孝道作为核心道德观念,而最后被赋予法律和制度上的崇高地位,还是因为朝廷的强力推行,才形成规范公共生活的意识形态;两者的互为因果,恐怕才更接近事实。但可以肯定的是,孝道的核心文化地位,离不开政教合一的政治传统——朝廷不只有统治的责任,还兼顾教化的义务。“以孝治天下”,正体现了这种政治传统。在政教分离成为金科玉律的世俗化年代,政府要鼓励孝道的推广,就得面对这“先天不足”的条件。
诚如陈振声在致辞时所暗示,儒家思想不时给人以“毫无用处”或“老套”的错误印象。他希望南洋孔教会能够继续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让它不止于是华人的传统文化,而是能够将它推广到本地的主流社会。这又避不开第二个条件不足的困境——陈振声坦言,在英文主导的大环境下,将儒家思想推广到主流社会并非易事。1980年代教育部课程发展署编写《儒家伦理》,以及相关的“亚洲价值观”大辩论,其中的荣辱毁誉,殷鉴不远。
孝道一再出现于公共论述,当然与社会现状有关。人口结构老龄化,正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目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外籍导游涉嫌失信本地老妇案,就因为涉及数千万元的财产,而格外引起国人关注。这与建国一代配套所要应对的问题,恰好相反。配套要照顾的是努力了一辈子,却仍然无法养老的低收入群体;但家境富裕的建国一代,却因为缺乏亲人的关爱和保护,加上坐拥巨额财产,同样陷入被外人觊觎的“怀璧其罪”的险境。其他争议不断的课题,如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终身健保等,莫不源于老人因家庭伦理弱化而失养的社会现象。
政府并非没有做出尝试,早在1995年11月就通过《赡养父母法令》,设立赡养父母总监,明文规定子女对父母的法律义务。由于弃养父母的现象并没有改善,以至于李显龙总理在2009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表示,政府会研究如何强迫孩子负起对父母的责任。2010年《赡养父母法令》在国会修法,父母得采用类似向离异配偶追讨生活费的机制,向不孝子女追讨赡养费。这似乎都与孝道有关,但也与孝道无关。孔子就说过:“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尽孝必须是出自内心的感恩崇敬之情,否则与喂养宠物又有什么分别呢?
孝道的意义,其实不仅限于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孝经·开宗明义章》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顺父母只是个人道德生活的起点,还关系到社会与国家的伦理。推广孝道,不应仅着眼于解决眼下老人失养的社会问题,更必须作为普遍的社会道德意识,因为这牵涉到社会的本质。陈振声提到的“饮水思源”,确实切中了关键,要从对父母感恩,学习对社会国家感恩。同理,社会的共善,要建立在个人之善的基础上——有权位的人尽孝,便也学会体恤社会上不幸的一群,而善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帮助他们;一般人尽孝,便也学会照顾自己的健康不让父母担心、爱惜自己的声誉不让父母丢脸、勤俭持家以赡养父母。
《赡养父母法令》因而非但是亡羊补牢的无奈,更可能颠覆了孝道,因为它把亲子人伦异化为利益关系。这种对父子之道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在现代人的平等观念,以及权利意识之上的。孝道的伦理意义,要求的更多是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儒家的人伦观念,尤其反对齐头式的平等,儒家主张的“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强调的正是处于不同的社会身份,所应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肩负的社会责任。
所以,推广孝道的第三个“先天不足”,在于权利意识的盛行。权利必然是“自私”的,首要是在意自己如何不会吃亏;而不会是“利他”的,去关心自己如何履行对他人的义务。社会上当然还有很多孝顺的子女,但是这与孝道乃至儒家思想作为社会主流,还不是同一件事。

原载《早报星期天·想法》2014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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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齐国乃治

  参加社团活动,有机会与某老前辈聊天。80多岁的他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如今众多孩子都已成家立业,且都事业有成,最大的儿子也已经60多岁了。他说年轻时当运输工,又加入帮会,收入不菲;也因为钱来得容易,在血气方刚的年纪,吃喝嫖赌毒无一不沾,结婚生子后依然习性不改。在第三个孩子出世后,太太终于摊牌说:再不悔改,这个家就要散了。老先生说他当时猛然惊醒,毅然把坏习惯戒掉,重新做人,最后保住了这个家,生活还算得上圆满。
  这种浪子回头金不换的道德故事,看似很普通,意义却非凡。在这样的故事里,是非对错有固定的标准,生命有明确的意义;其中并没有多元价值的混乱和困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道德相对性。个人的生活抉择,不只关系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更多的是作为人的责任与义务。它或许发生在相对单纯的上一个世代,可是不代表就不对当代人有借鉴作用。在这个价值意义错乱的困顿时代,追求幸福的正常生活,固然要面对更大的认知挑战,却不完全是缘木求鱼。
  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当代,伦理学家还不断围绕着“人应该怎么过正常的生活?”进行无穷尽的争辩。这里头涉及了对“好坏、对错”的定义和判断。在自由主义当道的今天,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重视,导致人们习惯按照自身的欲望,去选择和订定符合自己的价值标准,来判定什么是好坏和对错。最典型的莫过于在两性与亲子关系上所呈现的混乱。
  “人伦之始,莫若夫妇”,这是中西文化传统上共有的认识,由此而发展出婚姻家庭制度,以维系家族血缘乃至人类物种的繁衍。因此,夫妻关系和健全家庭是所有文化一致公认为“好的”、“善的”,也是“符合道德的”生活安排。夫妻关系并非爱情所能完全概括,更涉及彼此的相对责任,以及各自的人伦身份(社会定位)所应履行的义务。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幸福感”这种主观欲望,才是判断“好的”、“善的”、“符合道德的”主要根据。所以如果夫妇中的一方觉得婚姻不再幸福,分家离婚都不再视为是背离“善”的人生选择。
  所谓舐犊情深,父母对孩子的养育是毫无条件的。这种超越对一己利益的考虑,符合道德的表现。同理,孩子对父母尽孝也应当是无条件的,体现的是饮水思源的感恩情怀。可是在对动物也讲究权利的今天,认为儿童应享有权利、亲子是基于平等的“爱”的价值观,就瓦解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传统伦理规范。如果基于自然血缘的人伦都难以规范,陌生人之间该如何好好相处,必然也将出现问题。
  传统道德伦理由此可以看出隐含多重道理。首先,人并非孤立存在,必须与他人共处,所以关键不在自己有什么权利,而在于对他人该有什么义务(“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其次,道德离不开人的欲望,可是欲望无穷且多变,不能由它来主导生命;学习克制甚至超越欲望,履行作为人应有的道德义务,生命才不会被欲望左右而偏离正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第三,人的生命不单是自然生命,也是道德生命,通过实践道德的不断成长,来实现生命的价值,以便能过上止于至善的幸福生活(“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第四,道德生命所要完善的不只是个人,更是所处的群体——家庭、公司机构、社会、国家。群体内有正常的伦理,反过来也可以滋润个体的道德生命。
  换句话说,个体与群体生命的茁壮成长,遵循的是同一套道德标准。《礼记·大学》所讲述的道德逻辑,也就因此不难理解了:“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齐家治国,未必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但个体的善能促成整体的善,整体的善同样能帮助个体的善,却是一以贯之的。
  如果把个人的道德精进理解为一种志业,家庭、团体、社会、国家就是一种共同的志业,一种共善。基于此所形成的习俗、制度、礼仪、律法等道德规范,是作为群体得以集体遵守的是非标准。例如家庭制度是一种共善,任何破坏家庭的行为,因此就要面对社会舆论的谴责甚至制裁。某港星偷腥被揭发后,虽然辩称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但还是不敢否认自己的行为是个“错误”。
  前述的老先生迷途知返,完善了自己,也完善了与妻子的共善——家庭。他所培养出来的下一代,若继续秉持相同的道德理念,扩而充之,对亲人如此,对陌生人也如此,社会风气自然会趋善。国家的繁荣富强,不能光靠个人的努力,还必须有健全的家庭、团体与社会风气支撑。主张个人权利意识的自由主义,认为外在的规范,尤其是道德戒律,都是对人性的桎梏和压迫。但失去了规范,人或容易因放任地满足欲望而沦为没有长进的动物性存在,社会集体所仰赖的共善也就无从谈起。
  李显龙总理近来所提倡的改革,从去年的“同舟共济”到今年的“文化转变”,均涉及认识和理念的改变。或许无人能否认同舟的事实,但若缺乏对共善的共识,能否共济就难以确定了。这仅是多元价值所可能产生的困扰之一,它对国家未来所形成的另一冲击,还在于根据个人权利意识,挑战且削弱人们履行道德义务,完善自身和群体的家庭制度——未婚先孕、单亲妈妈、堕胎年龄年轻化、离婚率上升、独身主义、同性婚姻平权主义等,并非是对共善毫无威胁的价值观。要改变文化价值,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原载2014年9月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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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在不言中

  对于还在追求政治民主化的社会而言,言论自由不但是理想和目的,本身也是追求过程中的有效手段。但是,就在许多非西方社会对言论自由孜孜以求之际,西方社会内部,尤其是英语系国家,近些年来却开始出现要求限制言论自由的逆流,以至于《发明自由——讲英语的民族如何创生现代世界》一书作者汉纳(Daniel Hannan)在2011年要撰文惊呼:“言论自由正在西方全线败退”。

  言论自由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里,是个非常关键的价值。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的“契约论”,主张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18世纪美国宪法的第一条修正案,正是要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论与新闻自由、和平集会自由和向政府请命的自由。它连同后续的九条修正案,构成了《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的核心,开启了现代权利意识的政治风潮。

  但是,当“仇恨言论”(hate speech)的概念,随着多元主义的兴起而流行,言论自由也因此面对重大挑战。反讽之处在于,多元主义同样是自由主义者所赞同的价值。“仇恨言论”指的是基于针对特定群体(种族、文化、宗教、性向、国家、政治理念)的偏见,所产生的憎恨而发表的言论,用意是矮化特定群体或激化群体间的矛盾或冲突。希特勒关于犹太人的言论,正是“仇恨言论”的经典例子。

  多元主义意味着社会上存在越来越多秉持不同甚至对立价值的团体,彼此在特定价值上难以取得共识,公共表达均能构成指向对方的“仇恨言论”,另一方动辄以“受害者”身份自居,要求政府出面阻止甚至惩罚。这对于崇信言论自由者而言,不啻是天大的灾难。

  立场温和、因促进宗教和谐有功,获女皇封爵的英国穆斯林协会秘书长伊克巴勒(Iqbal Sacranie),在2006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时,就当时英国社会热议的同性恋婚姻表示反对。虽然他也指出,所有人都应当表现容忍态度,但坚信同性恋“在道德上”和“公共卫生上”是“有害的”,“不利于”社会根基,不能鼓励。英国同性恋团体以伊克巴勒犯了“同性恋恐惧症”(homophobia,指对同性恋者的排斥、厌恶、仇恨、偏见、歧视等)为由,一状告到警方,导致苏格兰场的“社区安全单位”不得不立案调查伊克巴勒,结果以检察官不起诉告终。

  可是事情并没有了结,在伊克巴勒受访后的同时,英国男女同性恋人道协会(GALHA)的杂志,却刊登文章指伊斯兰是个“傻瓜教义”、“像溃疡”般在英国社会滋长、患上极端的“同性恋恐惧症”。这迫使伦敦的半官方机构“种族仇恨犯罪论坛”,要求苏格兰场以“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调查男女同性恋人道协会。

  加拿大作家和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斯泰恩(Mark Steyn)在8月9日撰文,记述这段言论自由的荒谬往事,因为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日前决定,不废除禁止“仇恨言论”的法律条文,以免得罪澳洲的穆斯林社群。斯泰恩一贯主张言论自由,并且反对以多元主义为由,宽容伊斯兰文化,因为伊斯兰文化对别的文化并不宽容,而且还歧视女性。斯泰恩自己则在加拿大,面对当地穆斯林社群指控他有“伊斯兰恐惧症”。

  言论自由价值在西方社会的“全线败退”,反映了全球化的无情事实。正如本栏在6月15日说:“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2010年的数据显示,全球共有2亿1400万人成为他乡的异客。这个数字在4年后的今天势必更高。不同语言、文化、价值信仰的人群比邻而居,自然要产生新的复杂挑战。”而挑战之一,正是言论自由的价值,已经无法在西方社会保持原有的绝对地位。

  西方文化产生言论自由的价值观,其中的一项条件是单语民族文化所共有的血统、历史、风俗,使得社会大部分人有着基本的价值信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大家对什么是禁忌多有默契,“因言获罪”的概率相对不高。在外来移民数量后来居上,导致价值分裂的西方社会,言论自由已经沦为多元价值中的一元而已。

  在多元主义社会里,价值体系相异的不同文化信仰族群杂居,在某一族群里不被当做一回事的东西,可能是另一族群视为神圣或禁忌的事务。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要畅所欲言,难免容易冒犯其他族群。政府如果不适时介入,任由类似的情绪抵触积累,结果可能将不可收拾。可是自由主义的权利意识,却是以限制政府干预个人自由为基础。在自由主义者眼中,政府限制言论自由,无疑是在颠覆其最重要的价值。

  另一个相应的问题,在于自由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相信社会进步的自由主义,对历史传统缺乏足够的敬意,更对包括源自传统的一切权威,采取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言论自由正是以百无禁忌的态度自恃,挑战任何权威,因为质疑权威才能促成进步。自认摆脱神权束缚,强调世俗化理性的自由主义,因而也轻视传统的神圣性,拒绝接受有任何不容质疑、不容亵渎的绝对价值。这种藐视一切,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确实有其正面意义,但在平时却必然造成不同群体间的矛盾。况且,忽视神圣性的文化意义,也会导致公共生活的平庸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社会,其消费乃至生活方式的选择确实是“进步”了,然而公共文化却日趋于仅注重满足口腹之欲,个人口无遮拦但精神空虚,社会基本道德礼仪濒临崩坏,反映了重理性而轻信仰的弊端。

  对于笃信自由主义,追求言论自由的非西方社会人士而言,探讨这些问题,犹如告诫食不果腹者高胆固醇的危害一样可笑。可是,不少原本民众普遍营养不良的非西方社会,在经济起飞后不到一代人时间,却真的面对“三高”的健康威胁。对言论自由界限的探讨,采取“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立场,或许才是更健康的态度。

原载2014年8月1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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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战争所掩饰的问题

  本栏在上一期指出:“熟悉美国现状的读者不难发现,图书下架事件几乎是当地‘文化战争’(culture war)的翻版。博弈的两方基本上被划分为“传统/保守派”和“进步/自由派”,前者多是基督教会,后者是崇尚多元价值的自由主义者。”关于美国的“文化战争”的起源众说纷纭,一说是1920年代大量农民移居城市,所形成的城乡文化观念差异而引发;一说是1960年代包含反越战、嬉皮士运动、性解放等美国青年的反主流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

  比较符合童书下架事件性质的“文化战争”定义,应当是美国社会学者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1991年出版的《文化战争——界定美国的斗争》一书所形容的,围绕在特定课题如堕胎、枪械管制、政教分离、隐私权、“消闲毒品”合法化、同性恋平权、动物权利保护等等的争议。这些课题不但涉及阶级、种族、宗教、政治,更因为争议的不断白热化,导致美国舆论出现所谓的“红蓝撕裂”,代表保守派的共和党(红色州属)与代表自由派的民主党(蓝色州属),在这些课题上,越来越无法对话妥协。

  可以想见,“进口”美国的文化战争,同样可能在本地社会造成类似的意识形态对立。在童书下架之前的另一类似争议,即同性恋平权运动“粉红点”聚会,激发回教和基督教团体号召信徒“穿白”作为反击,已经隐然可以闻到火药味。意识形态的争议往往诉诸情绪多于理性,不易协调取得共识,长此以往,对社会和谐显然弊多于利。当然,信奉自由主义理念者会认为,冲突本来就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动力,反而会乐观其成。

  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是自由主义者的核心价值。因此,他们非常强调权利意识,主张从维护权利出发,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女权运动、同性恋平权运动,在在突出了这个特点。由于传统的保守主义派更侧重于义务意识,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双方在这类“文化”课题上针锋相对,相持不下,也是自然的结果。美国越来越多州属的法院判定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大麻合法化运动方兴未艾,在追求人性解放的自由主义者眼中,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但在保守派看来,则是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明证。

  没有人会反对公平正义的价值,可是这里头又牵涉两个很轻易被忽视的问题。首先,自由主义者容易把公平正义所必须的权利观,上升为绝对价值。任何文化的道德体系均由不同的价值或德目构成,而且经常都必须在具体问题上,就德目之间的矛盾,例如“忠孝难两全”的冲突而相互诘难。这是道德哲学对于终极意义所必须经历的思辨过程。个别德目一旦被赋予绝对值,关于道德两难的有意义的辩论,在取得道德制高点(比如“天赋人权”不容质疑)的一方眼里,就失去了必要性。任何就“绝对价值”的质疑,都会被贬低为落后反动的不道德。这势必也加剧辩论双方的非理性对立。

  其次,恐怕也是更为关键的,是自由主义者所引发的“文化战争”,所关注的课题有特定的倾向性甚至阶级性,反而可能忽视了真正影响社会大多数的公平正义问题。以同性恋平权为例,关注、同情乃至投身其中的,无论个人的性向如何,更多是来自中产阶级或以上的富裕阶层。如果不是采取价值绝对化的取向,这个议题并非毫无正当性。但是,社会的焦点终究是有限的资源,关注议题甲,难免漠视议题乙;而如今社会最大的不公不义,难道仅是同性恋者的权利不够被重视吗?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今年面世的巨著《21世纪的资本论》,之所以在英美社会引发轰动,登上美国亚马逊畅销书榜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美自由主义者,对公平正义价值想象力的没落。贫富差距,无疑是当今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最大不公不义,而且情况非但得不到改善,反而日益恶化。英美自由主义者对此,至今似乎表现得束手无策,无法提出全面的批判理论和解决之道。有批评就认为,女权运动、同性恋平权运动,其实只是自由主义逃避真难题的避风港。

  本地的童书下架争议、粉红点与穿白衣的博弈,不正也凸显这个无奈的现象?不是说这些问题并不重要,但从更大的社会公平正义审视,贫富差距扩大,恐怕更需要社会的聚焦关心。许多年长国人退休养老的困难如何解决、终身健保的财务可否持续、最低工资与渐进式工资孰优孰劣等等,怎么保障国民教育能继续促进健康的社会流动,所牵涉的层面之广以及问题切身之深,莫非比同性恋权益的重要性还不如吗?公共舆论近日耗费大力气讨论前者,后者相对遭遇冷落,不也证实了批评者关于自由主义避风港的指责吗? 
 
  类似于“文化战争”的意识形态争辩,很难取得谅解,反而容易制造对立。长期纠缠于此,只会治丝益棼,而且一旦争议政治化,还要让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美国两党政治陷入瘫痪,国家建设窒碍难行,部分原因正是两党背后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分歧,由于长期的“文化战争”所形成的仇视对手的情绪所致。在本地重打于美国已经被证明是毫无政治营养的“文化战争”,于情于理都不是明智的做法。

原载2014年7月2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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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无奈

  如何定义“家庭”?国家图书馆是否应该下架有争议的儿童书籍,引发社会舆论激辩。“出事”的儿童图书主题是性教育,主要对象是四岁至十岁的读者群。“性教育”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再加上图书内容介绍了不同形式的家庭组织,包括由同性伴侣领养小孩所形成的家庭,让一些宗教人士群起抗议,以图书违反“亲家庭”的政策及主流社会价值观为由,要求图书下架。可是在图书馆“从善如流”后,又造成推崇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人士不满,连署请愿反对图书下架。
  熟悉美国现状的读者不难发现,图书下架事件几乎是当地“文化战争”(culture war)的翻版。博弈的两方基本上被划分为“传统/保守派”和“进步/自由派”,前者多是基督教会,后者是崇尚多元价值的自由主义者。“自由”随美国通俗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剧、流行曲在全球多年的传播,在当代已经取得“普世价值”地位,“尊重多元”也相应成为理所当然的道德。站在对立面的一方经常处于守势,且容易被视为顽固不化、心胸狭隘、缺乏包容。
  对于诸多政治上还没有全然自由化的社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无疑有巨大的吸引力。在其中讨论自由主义的弊端,犹如对食不果腹的饥民大谈营养过剩的坏处一样,自讨没趣也不合时宜。美国著名评论员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1997年在《外交》杂志发表的《非自由民主体制之崛起》,就以“自由程度”为标准,批评非西方社会所实行的民主制度不完善甚至不及格。可是,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说服力已经大不如前,当今典型的自由主义民主社会美国,其政治瘫痪、国会僵持、政府停摆、债务违约危机等问题,促使了一定的反思。
  今年刚出版《自由主义:一个思想之生命》一书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资深记者福西特(Edmund Fawcett),在归纳欧美自由主义体制的共通点时,举出了反抗权力、笃信社会进步、尊重人民的谋生与信仰选择、接受利益与(宗教)信念的永恒冲突等特性。美国政治激烈冲突,鲜少妥协而导致政务停摆的弊端,多少揭示了自由主义“永恒冲突”的负面性,但在政治以外的社会领域,自由主义推崇多元包容、尊重人们选择权的价值观,还是有巨大的影响力。
  正因为尊重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由此衍生的多元性,遂产生了价值系统的分裂;表现在社会生活上,自然形成价值冲突。一方面,多元化让社会的少数及弱势群体,得到了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这种“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状态,在公共生活上也意味着是非标准的错乱。传统上规范公共生活的德行(virtue),也就沦为没有共同是非标准的各种价值(values)。
  对此反省批判最力的,是英国道德哲学家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他在其名著《德性之后》(After Virtue)就指出,过度肯定人的情欲以及据此所做出的自由选择,会导致道德上的“唯情主义”(或曰“主情论”,emotivism)——所有言行与合理化这些言行的依据,仅来源于个人主观情绪和欲望。
  奉行唯情主义的人,会凭个人的好恶,来选择符合自己的价值系统。他们在道德或价值上的判断,不仅是个人情绪的表达,不涉及客观的对错,更是影响他人认同或服从自己意志的工具。道德成为工具化的概念,而不是人通过日常实践,作为人生终极意义的目的,于是成了唯情主义败坏社会生活的主要影响。麦金太尔以下棋为喻说,一步棋之好坏,懂棋的人均有共识,因为大家共同遵循同一套规矩和标准。一旦失去了共同标准,棋手任意飞象过河、天马行空,势必让人无所适从。
  福西特对自由主义的归纳,也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即过度推崇权利意识。他所举的“反抗权力”“尊重人民的谋生与信仰选择”,尤其是“接受利益与(宗教)信念的永恒冲突”,除了充分肯定人的情欲,也都是基于权利意识出发。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争议不断,正是冲突各造都从维护自身的权利(利益)来行动。这种源自“天赋人权”想象的绝对权利观念,有别于传统欧洲对权利的认知。
  现代之前的欧洲,认为权利必须配合人的社会身份所要求的“职责”(office),才有完整的意义——人为了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才能要求享有行动上的权利。例如妇女偷面包,如果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给孩子充饥,按照当时的法律道德判断,妇女的行为是在履行“母亲”这个职能的权利,因而是无罪的。此外,权利更建立在“理性”(rationality)的假设之上——唯有能辨别行为轻重的人才能享有权利——小孩与动物被视为理性不足或欠缺,所以只能是被保护或屠宰的对象。
  职责(office)的概念经过演变,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义务。这当然也是自由主义的主张,可是在实际运作上,权利意识的高涨似乎有掩盖义务意识的倾向。当代民主政治话语,权利的绝对性越来越抵消义务的必要性。台湾大学生3月18日占领立法院,开启“太阳花学运”,所追求的是身为台湾人参与两岸政策的权利;可是当司法开始追究他们违法的责任,运动领导者却以“政治迫害”作为规避公民守法的义务。这种行为还得到部分社会舆论的同情,反映了政治道德的错乱。
  本地社会自2011年大选后呈现的更多元、自由的景象,固然是可喜的进步,但也须慎防过犹不及。图书下架事件仅是主张同性恋平权运动,与宗教界一系列对抗的又一新战线。类似的情况,今后势必会反复出现。如何避免个人权利无限上纲,撕裂社会共识,激化民众对立,必须是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原载2014年7月13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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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血拼之旅六日游之二,2014年6月14日

熟睡了一晚,从起床到出门是早上9点半左右,算是有纪律了。东京禁烟运动从新宿扩大到各区,街上不能随便抽烟了,都有特定场所。酒店旁边一家公司大厦外就有给员工的吸烟区,假装看不懂日文告示(只给员工使用),去抽了一根。其他烟客也不以为意——同是天涯沦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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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在去车站途中的一家吃茶店,店外的广告有些误导性,早餐标价没有包括咖啡和茶钱,另点之后就不便宜了。也就一次,不再光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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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店内看出去的街景。车站附近有好几家帕青哥店,一大早就有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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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匆匆决定的自由行,也没什么计划。太太说想去看看国技馆,那是举行相扑赛的场地,此前网上查到6月没有赛事,但因为在中央线上的两国站距离不远,所以就搭JR过去。一出两国车站的大厅,就是历届相扑冠军的玉照及两国站一带的历史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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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很热,在国技馆旁边的江户东京博物馆照个“到此一游”相,就开始使用在机场购买的地铁三日卡,在藏前搭地铁到浅草寺——这是到东京必游之地,到观音庙参拜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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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铁走到雷门很近,照例也是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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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观音庙前再请游客拍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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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经验,浅草观音有求必应,心诚则灵。参拜时默诵了一遍《心经》后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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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拜后就该去吃午餐了,是当地著名的鳗鱼饭三吃名店“うな铁”。虽然才中午,已经要排队了。轮流撑伞在烈日下排队,等了莫约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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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期间在附近的小巷子里找到一家卖荞麦面的小馆子,店前有个站立式烟灰缸给等候的客人用。因为没有光顾,虽然馆子没有客人,还是站得远一些抽烟,然后把烟头丢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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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入内坐定,うな铁很小,楼上楼下可接待约三十人左右;我们上楼坐靠窗的位子,点了三人份的小木桶鳗鱼饭,要9900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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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食之后回到观音庙附近闲逛,看到说书人用传统的说书法讲着现代科幻故事,有板有眼,听书的看客不时被逗得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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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草寺附近的景观,这次刻意拍摄几张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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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前姐姐在购物街买些纪念品准备送给同学。

离开前姐姐在购物街买纪念品送给同学。

离开前姐姐在购物街买纪念品送给同学。

浅草似乎聚居较多低收入群体, 在寺庙附近发现一家超市,东西特别便宜,UCC咖啡粉价格是新加坡的一半,把架上的扫光。另外买了香蕉和一些零食,顾不得拍照。

从浅草搭银座线到上野,转日比谷线到秋叶原。找到孩子想去的漫画城。我乘机到对面的Mister Donut喝咖啡吃甜甜圈,等女生血拼漫画。从4点到6点,才走回秋叶原地铁站搭日比谷线到六本木。节目是晚餐到一家叫“百万石”的とんかっつ屋(日式炸猪排)。这也是东京行必做的事。1996年开始吃了三年,价廉物美。两年前游东京,年迈的老板还特地切了一个甜美的梨子请我们当甜点。到了六本木已经天黑了,六本木通り对街看到自己喜爱牌子的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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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看到这个“解放区”,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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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着记忆走到小巷子找“百万石”,竟遍寻不获。问了附近人家,确实地点没错。大家这时又累又饿,也有些焦虑了。最后确认是这户人家,但大门深锁,招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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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附近大楼的警卫打听,虽然日语已经不那么灵光,对方又说得很委婉,但猜想炸猪排店的老夫妇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闻讯后心中有些惆怅,毕竟是曾经有过的美好回忆。

走回大路,已经靠近赤坂一带,但附近看不到什么食肆,妹妹这时累到流泪,不想再毫无目的步行了。经过一两家居酒屋,又与原本想吃扎实的炸猪排、大白菜丝、热汤加米饭的愿望有落差。往回走去六本木站估计不行了,看到道路指示牌再继续往前走约400百米到溜池山王地铁站,搭银座线到涉谷。一出站就是东急百货,大楼指南说九楼恰好有一家炸猪排店,二话不说直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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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不冒险,全部点所喜爱的肉汁肥美的ろすかっつ。肚子饿,香喷喷的炸猪排特别美味,但与想象中的“百万石”,似乎还是有些距离。

东急百货真的以客为尊,九楼天台不但有露天的吸烟区,天台出口还有个类似机场候客厅的室内吸烟区,让客人在天寒地冻的冬天不必冒着风雪到户外解瘾。是晚天气凉爽(摄氏25度,还有微风),餐后独自在天台,便吸烟变欣赏涉谷周边灯火璀璨的美丽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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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到涉谷,饱食之后游客所必须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与站外的忠犬八公像合影。刚好有一对法国女游客,我主动替她们拍合照,再请她们帮我们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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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全球最繁忙十字路口的星巴克,在里面喝咖啡看人潮想必别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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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谷购物街上的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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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后大伙都累了,毕竟今天的运动量很大,就在涉谷搭地铁半藏门线到神谷町转三田线到水道桥站下车。走过JR水道桥站东口时意外看到路边摊(屋台)卖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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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睡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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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血拼之旅六日游之一,2014年6月13日

6月12日晚下班回到家已经近半夜,因为是清晨六点的班机,睡不到三小时就得起身准备了。还好行李都是太太在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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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很快等到德士,到樟宜机场时大厅还是空荡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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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航空的安检很严格,虽然我们在东京就下机了,照样得花超过半小时办理登机手续。待要去免税店买酒送朋友时,店员说距离登机时间少过一小时,没法卖给我了,因为酒必须打包由他们带给空服员保管,下机时才能提取。好不容易登机,天色还没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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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机上睡了一段,胡乱看了部电影,都忘了内容。服务平平,食物平平。安全抵达就好,这次的关键是机票便宜,来回班机时间也可以。顺利过移民及海关,就发现问题了。网上查到本来可以半价1500圆搭Narita Express直达东京车站的,结果看到这个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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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做了明智的选择,在机场抵境大厅买了1500圆的东京地铁三日套票,平均一天500圆无限制乘坐地铁(所有都营线和Metro线),超级划算。弄了半天,才决定搭京急线到浅草桥站,再转JR中央线到水道桥站。酒店就在车站西口,走路5分钟。抵达水道桥时天色很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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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浅草桥到水道桥只是几个站。办理酒店住房手续简便。这个是属于家庭式房间,37平方米,大概是在东京住过的少有的大房,厕所浴室分开两间,两张单人床,两张沙发床。一晚才新币230元。得拍几个角度才能呈现房间样貌。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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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顿完毕已经是晚餐时间,日本第一餐自然是寿司了,就在JR水道桥站西口旁边,简单的回旋寿司店,价格还可以,食材比新加坡的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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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饱后乘坐JR直奔新宿。姐姐在Lumine有所斩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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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是接下来最常见的画面和笑容。回程坐JR中央快速到茶之水站,再坐中央线倒回一站到水道桥。13日从凌晨2点起床到现在晚上11点,是夜睡得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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