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在不言中

  对于还在追求政治民主化的社会而言,言论自由不但是理想和目的,本身也是追求过程中的有效手段。但是,就在许多非西方社会对言论自由孜孜以求之际,西方社会内部,尤其是英语系国家,近些年来却开始出现要求限制言论自由的逆流,以至于《发明自由——讲英语的民族如何创生现代世界》一书作者汉纳(Daniel Hannan)在2011年要撰文惊呼:“言论自由正在西方全线败退”。

  言论自由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里,是个非常关键的价值。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的“契约论”,主张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18世纪美国宪法的第一条修正案,正是要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论与新闻自由、和平集会自由和向政府请命的自由。它连同后续的九条修正案,构成了《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的核心,开启了现代权利意识的政治风潮。

  但是,当“仇恨言论”(hate speech)的概念,随着多元主义的兴起而流行,言论自由也因此面对重大挑战。反讽之处在于,多元主义同样是自由主义者所赞同的价值。“仇恨言论”指的是基于针对特定群体(种族、文化、宗教、性向、国家、政治理念)的偏见,所产生的憎恨而发表的言论,用意是矮化特定群体或激化群体间的矛盾或冲突。希特勒关于犹太人的言论,正是“仇恨言论”的经典例子。

  多元主义意味着社会上存在越来越多秉持不同甚至对立价值的团体,彼此在特定价值上难以取得共识,公共表达均能构成指向对方的“仇恨言论”,另一方动辄以“受害者”身份自居,要求政府出面阻止甚至惩罚。这对于崇信言论自由者而言,不啻是天大的灾难。

  立场温和、因促进宗教和谐有功,获女皇封爵的英国穆斯林协会秘书长伊克巴勒(Iqbal Sacranie),在2006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时,就当时英国社会热议的同性恋婚姻表示反对。虽然他也指出,所有人都应当表现容忍态度,但坚信同性恋“在道德上”和“公共卫生上”是“有害的”,“不利于”社会根基,不能鼓励。英国同性恋团体以伊克巴勒犯了“同性恋恐惧症”(homophobia,指对同性恋者的排斥、厌恶、仇恨、偏见、歧视等)为由,一状告到警方,导致苏格兰场的“社区安全单位”不得不立案调查伊克巴勒,结果以检察官不起诉告终。

  可是事情并没有了结,在伊克巴勒受访后的同时,英国男女同性恋人道协会(GALHA)的杂志,却刊登文章指伊斯兰是个“傻瓜教义”、“像溃疡”般在英国社会滋长、患上极端的“同性恋恐惧症”。这迫使伦敦的半官方机构“种族仇恨犯罪论坛”,要求苏格兰场以“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调查男女同性恋人道协会。

  加拿大作家和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斯泰恩(Mark Steyn)在8月9日撰文,记述这段言论自由的荒谬往事,因为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日前决定,不废除禁止“仇恨言论”的法律条文,以免得罪澳洲的穆斯林社群。斯泰恩一贯主张言论自由,并且反对以多元主义为由,宽容伊斯兰文化,因为伊斯兰文化对别的文化并不宽容,而且还歧视女性。斯泰恩自己则在加拿大,面对当地穆斯林社群指控他有“伊斯兰恐惧症”。

  言论自由价值在西方社会的“全线败退”,反映了全球化的无情事实。正如本栏在6月15日说:“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2010年的数据显示,全球共有2亿1400万人成为他乡的异客。这个数字在4年后的今天势必更高。不同语言、文化、价值信仰的人群比邻而居,自然要产生新的复杂挑战。”而挑战之一,正是言论自由的价值,已经无法在西方社会保持原有的绝对地位。

  西方文化产生言论自由的价值观,其中的一项条件是单语民族文化所共有的血统、历史、风俗,使得社会大部分人有着基本的价值信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大家对什么是禁忌多有默契,“因言获罪”的概率相对不高。在外来移民数量后来居上,导致价值分裂的西方社会,言论自由已经沦为多元价值中的一元而已。

  在多元主义社会里,价值体系相异的不同文化信仰族群杂居,在某一族群里不被当做一回事的东西,可能是另一族群视为神圣或禁忌的事务。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要畅所欲言,难免容易冒犯其他族群。政府如果不适时介入,任由类似的情绪抵触积累,结果可能将不可收拾。可是自由主义的权利意识,却是以限制政府干预个人自由为基础。在自由主义者眼中,政府限制言论自由,无疑是在颠覆其最重要的价值。

  另一个相应的问题,在于自由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相信社会进步的自由主义,对历史传统缺乏足够的敬意,更对包括源自传统的一切权威,采取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言论自由正是以百无禁忌的态度自恃,挑战任何权威,因为质疑权威才能促成进步。自认摆脱神权束缚,强调世俗化理性的自由主义,因而也轻视传统的神圣性,拒绝接受有任何不容质疑、不容亵渎的绝对价值。这种藐视一切,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确实有其正面意义,但在平时却必然造成不同群体间的矛盾。况且,忽视神圣性的文化意义,也会导致公共生活的平庸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社会,其消费乃至生活方式的选择确实是“进步”了,然而公共文化却日趋于仅注重满足口腹之欲,个人口无遮拦但精神空虚,社会基本道德礼仪濒临崩坏,反映了重理性而轻信仰的弊端。

  对于笃信自由主义,追求言论自由的非西方社会人士而言,探讨这些问题,犹如告诫食不果腹者高胆固醇的危害一样可笑。可是,不少原本民众普遍营养不良的非西方社会,在经济起飞后不到一代人时间,却真的面对“三高”的健康威胁。对言论自由界限的探讨,采取“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立场,或许才是更健康的态度。

原载2014年8月1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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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战争所掩饰的问题

  本栏在上一期指出:“熟悉美国现状的读者不难发现,图书下架事件几乎是当地‘文化战争’(culture war)的翻版。博弈的两方基本上被划分为“传统/保守派”和“进步/自由派”,前者多是基督教会,后者是崇尚多元价值的自由主义者。”关于美国的“文化战争”的起源众说纷纭,一说是1920年代大量农民移居城市,所形成的城乡文化观念差异而引发;一说是1960年代包含反越战、嬉皮士运动、性解放等美国青年的反主流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

  比较符合童书下架事件性质的“文化战争”定义,应当是美国社会学者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1991年出版的《文化战争——界定美国的斗争》一书所形容的,围绕在特定课题如堕胎、枪械管制、政教分离、隐私权、“消闲毒品”合法化、同性恋平权、动物权利保护等等的争议。这些课题不但涉及阶级、种族、宗教、政治,更因为争议的不断白热化,导致美国舆论出现所谓的“红蓝撕裂”,代表保守派的共和党(红色州属)与代表自由派的民主党(蓝色州属),在这些课题上,越来越无法对话妥协。

  可以想见,“进口”美国的文化战争,同样可能在本地社会造成类似的意识形态对立。在童书下架之前的另一类似争议,即同性恋平权运动“粉红点”聚会,激发回教和基督教团体号召信徒“穿白”作为反击,已经隐然可以闻到火药味。意识形态的争议往往诉诸情绪多于理性,不易协调取得共识,长此以往,对社会和谐显然弊多于利。当然,信奉自由主义理念者会认为,冲突本来就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动力,反而会乐观其成。

  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是自由主义者的核心价值。因此,他们非常强调权利意识,主张从维护权利出发,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女权运动、同性恋平权运动,在在突出了这个特点。由于传统的保守主义派更侧重于义务意识,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双方在这类“文化”课题上针锋相对,相持不下,也是自然的结果。美国越来越多州属的法院判定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大麻合法化运动方兴未艾,在追求人性解放的自由主义者眼中,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但在保守派看来,则是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明证。

  没有人会反对公平正义的价值,可是这里头又牵涉两个很轻易被忽视的问题。首先,自由主义者容易把公平正义所必须的权利观,上升为绝对价值。任何文化的道德体系均由不同的价值或德目构成,而且经常都必须在具体问题上,就德目之间的矛盾,例如“忠孝难两全”的冲突而相互诘难。这是道德哲学对于终极意义所必须经历的思辨过程。个别德目一旦被赋予绝对值,关于道德两难的有意义的辩论,在取得道德制高点(比如“天赋人权”不容质疑)的一方眼里,就失去了必要性。任何就“绝对价值”的质疑,都会被贬低为落后反动的不道德。这势必也加剧辩论双方的非理性对立。

  其次,恐怕也是更为关键的,是自由主义者所引发的“文化战争”,所关注的课题有特定的倾向性甚至阶级性,反而可能忽视了真正影响社会大多数的公平正义问题。以同性恋平权为例,关注、同情乃至投身其中的,无论个人的性向如何,更多是来自中产阶级或以上的富裕阶层。如果不是采取价值绝对化的取向,这个议题并非毫无正当性。但是,社会的焦点终究是有限的资源,关注议题甲,难免漠视议题乙;而如今社会最大的不公不义,难道仅是同性恋者的权利不够被重视吗?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今年面世的巨著《21世纪的资本论》,之所以在英美社会引发轰动,登上美国亚马逊畅销书榜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美自由主义者,对公平正义价值想象力的没落。贫富差距,无疑是当今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最大不公不义,而且情况非但得不到改善,反而日益恶化。英美自由主义者对此,至今似乎表现得束手无策,无法提出全面的批判理论和解决之道。有批评就认为,女权运动、同性恋平权运动,其实只是自由主义逃避真难题的避风港。

  本地的童书下架争议、粉红点与穿白衣的博弈,不正也凸显这个无奈的现象?不是说这些问题并不重要,但从更大的社会公平正义审视,贫富差距扩大,恐怕更需要社会的聚焦关心。许多年长国人退休养老的困难如何解决、终身健保的财务可否持续、最低工资与渐进式工资孰优孰劣等等,怎么保障国民教育能继续促进健康的社会流动,所牵涉的层面之广以及问题切身之深,莫非比同性恋权益的重要性还不如吗?公共舆论近日耗费大力气讨论前者,后者相对遭遇冷落,不也证实了批评者关于自由主义避风港的指责吗? 
 
  类似于“文化战争”的意识形态争辩,很难取得谅解,反而容易制造对立。长期纠缠于此,只会治丝益棼,而且一旦争议政治化,还要让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美国两党政治陷入瘫痪,国家建设窒碍难行,部分原因正是两党背后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分歧,由于长期的“文化战争”所形成的仇视对手的情绪所致。在本地重打于美国已经被证明是毫无政治营养的“文化战争”,于情于理都不是明智的做法。

原载2014年7月27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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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无奈

  如何定义“家庭”?国家图书馆是否应该下架有争议的儿童书籍,引发社会舆论激辩。“出事”的儿童图书主题是性教育,主要对象是四岁至十岁的读者群。“性教育”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再加上图书内容介绍了不同形式的家庭组织,包括由同性伴侣领养小孩所形成的家庭,让一些宗教人士群起抗议,以图书违反“亲家庭”的政策及主流社会价值观为由,要求图书下架。可是在图书馆“从善如流”后,又造成推崇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人士不满,连署请愿反对图书下架。
  熟悉美国现状的读者不难发现,图书下架事件几乎是当地“文化战争”(culture war)的翻版。博弈的两方基本上被划分为“传统/保守派”和“进步/自由派”,前者多是基督教会,后者是崇尚多元价值的自由主义者。“自由”随美国通俗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剧、流行曲在全球多年的传播,在当代已经取得“普世价值”地位,“尊重多元”也相应成为理所当然的道德。站在对立面的一方经常处于守势,且容易被视为顽固不化、心胸狭隘、缺乏包容。
  对于诸多政治上还没有全然自由化的社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无疑有巨大的吸引力。在其中讨论自由主义的弊端,犹如对食不果腹的饥民大谈营养过剩的坏处一样,自讨没趣也不合时宜。美国著名评论员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1997年在《外交》杂志发表的《非自由民主体制之崛起》,就以“自由程度”为标准,批评非西方社会所实行的民主制度不完善甚至不及格。可是,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说服力已经大不如前,当今典型的自由主义民主社会美国,其政治瘫痪、国会僵持、政府停摆、债务违约危机等问题,促使了一定的反思。
  今年刚出版《自由主义:一个思想之生命》一书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资深记者福西特(Edmund Fawcett),在归纳欧美自由主义体制的共通点时,举出了反抗权力、笃信社会进步、尊重人民的谋生与信仰选择、接受利益与(宗教)信念的永恒冲突等特性。美国政治激烈冲突,鲜少妥协而导致政务停摆的弊端,多少揭示了自由主义“永恒冲突”的负面性,但在政治以外的社会领域,自由主义推崇多元包容、尊重人们选择权的价值观,还是有巨大的影响力。
  正因为尊重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由此衍生的多元性,遂产生了价值系统的分裂;表现在社会生活上,自然形成价值冲突。一方面,多元化让社会的少数及弱势群体,得到了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这种“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状态,在公共生活上也意味着是非标准的错乱。传统上规范公共生活的德行(virtue),也就沦为没有共同是非标准的各种价值(values)。
  对此反省批判最力的,是英国道德哲学家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他在其名著《德性之后》(After Virtue)就指出,过度肯定人的情欲以及据此所做出的自由选择,会导致道德上的“唯情主义”(或曰“主情论”,emotivism)——所有言行与合理化这些言行的依据,仅来源于个人主观情绪和欲望。
  奉行唯情主义的人,会凭个人的好恶,来选择符合自己的价值系统。他们在道德或价值上的判断,不仅是个人情绪的表达,不涉及客观的对错,更是影响他人认同或服从自己意志的工具。道德成为工具化的概念,而不是人通过日常实践,作为人生终极意义的目的,于是成了唯情主义败坏社会生活的主要影响。麦金太尔以下棋为喻说,一步棋之好坏,懂棋的人均有共识,因为大家共同遵循同一套规矩和标准。一旦失去了共同标准,棋手任意飞象过河、天马行空,势必让人无所适从。
  福西特对自由主义的归纳,也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即过度推崇权利意识。他所举的“反抗权力”“尊重人民的谋生与信仰选择”,尤其是“接受利益与(宗教)信念的永恒冲突”,除了充分肯定人的情欲,也都是基于权利意识出发。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争议不断,正是冲突各造都从维护自身的权利(利益)来行动。这种源自“天赋人权”想象的绝对权利观念,有别于传统欧洲对权利的认知。
  现代之前的欧洲,认为权利必须配合人的社会身份所要求的“职责”(office),才有完整的意义——人为了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才能要求享有行动上的权利。例如妇女偷面包,如果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给孩子充饥,按照当时的法律道德判断,妇女的行为是在履行“母亲”这个职能的权利,因而是无罪的。此外,权利更建立在“理性”(rationality)的假设之上——唯有能辨别行为轻重的人才能享有权利——小孩与动物被视为理性不足或欠缺,所以只能是被保护或屠宰的对象。
  职责(office)的概念经过演变,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义务。这当然也是自由主义的主张,可是在实际运作上,权利意识的高涨似乎有掩盖义务意识的倾向。当代民主政治话语,权利的绝对性越来越抵消义务的必要性。台湾大学生3月18日占领立法院,开启“太阳花学运”,所追求的是身为台湾人参与两岸政策的权利;可是当司法开始追究他们违法的责任,运动领导者却以“政治迫害”作为规避公民守法的义务。这种行为还得到部分社会舆论的同情,反映了政治道德的错乱。
  本地社会自2011年大选后呈现的更多元、自由的景象,固然是可喜的进步,但也须慎防过犹不及。图书下架事件仅是主张同性恋平权运动,与宗教界一系列对抗的又一新战线。类似的情况,今后势必会反复出现。如何避免个人权利无限上纲,撕裂社会共识,激化民众对立,必须是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原载2014年7月13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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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血拼之旅六日游之二,2014年6月14日

熟睡了一晚,从起床到出门是早上9点半左右,算是有纪律了。东京禁烟运动从新宿扩大到各区,街上不能随便抽烟了,都有特定场所。酒店旁边一家公司大厦外就有给员工的吸烟区,假装看不懂日文告示(只给员工使用),去抽了一根。其他烟客也不以为意——同是天涯沦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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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在去车站途中的一家吃茶店,店外的广告有些误导性,早餐标价没有包括咖啡和茶钱,另点之后就不便宜了。也就一次,不再光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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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店内看出去的街景。车站附近有好几家帕青哥店,一大早就有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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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匆匆决定的自由行,也没什么计划。太太说想去看看国技馆,那是举行相扑赛的场地,此前网上查到6月没有赛事,但因为在中央线上的两国站距离不远,所以就搭JR过去。一出两国车站的大厅,就是历届相扑冠军的玉照及两国站一带的历史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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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很热,在国技馆旁边的江户东京博物馆照个“到此一游”相,就开始使用在机场购买的地铁三日卡,在藏前搭地铁到浅草寺——这是到东京必游之地,到观音庙参拜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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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铁走到雷门很近,照例也是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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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观音庙前再请游客拍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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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经验,浅草观音有求必应,心诚则灵。参拜时默诵了一遍《心经》后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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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拜后就该去吃午餐了,是当地著名的鳗鱼饭三吃名店“うな铁”。虽然才中午,已经要排队了。轮流撑伞在烈日下排队,等了莫约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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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期间在附近的小巷子里找到一家卖荞麦面的小馆子,店前有个站立式烟灰缸给等候的客人用。因为没有光顾,虽然馆子没有客人,还是站得远一些抽烟,然后把烟头丢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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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入内坐定,うな铁很小,楼上楼下可接待约三十人左右;我们上楼坐靠窗的位子,点了三人份的小木桶鳗鱼饭,要9900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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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食之后回到观音庙附近闲逛,看到说书人用传统的说书法讲着现代科幻故事,有板有眼,听书的看客不时被逗得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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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草寺附近的景观,这次刻意拍摄几张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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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前姐姐在购物街买些纪念品准备送给同学。

离开前姐姐在购物街买纪念品送给同学。

离开前姐姐在购物街买纪念品送给同学。

浅草似乎聚居较多低收入群体, 在寺庙附近发现一家超市,东西特别便宜,UCC咖啡粉价格是新加坡的一半,把架上的扫光。另外买了香蕉和一些零食,顾不得拍照。

从浅草搭银座线到上野,转日比谷线到秋叶原。找到孩子想去的漫画城。我乘机到对面的Mister Donut喝咖啡吃甜甜圈,等女生血拼漫画。从4点到6点,才走回秋叶原地铁站搭日比谷线到六本木。节目是晚餐到一家叫“百万石”的とんかっつ屋(日式炸猪排)。这也是东京行必做的事。1996年开始吃了三年,价廉物美。两年前游东京,年迈的老板还特地切了一个甜美的梨子请我们当甜点。到了六本木已经天黑了,六本木通り对街看到自己喜爱牌子的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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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看到这个“解放区”,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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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着记忆走到小巷子找“百万石”,竟遍寻不获。问了附近人家,确实地点没错。大家这时又累又饿,也有些焦虑了。最后确认是这户人家,但大门深锁,招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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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附近大楼的警卫打听,虽然日语已经不那么灵光,对方又说得很委婉,但猜想炸猪排店的老夫妇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闻讯后心中有些惆怅,毕竟是曾经有过的美好回忆。

走回大路,已经靠近赤坂一带,但附近看不到什么食肆,妹妹这时累到流泪,不想再毫无目的步行了。经过一两家居酒屋,又与原本想吃扎实的炸猪排、大白菜丝、热汤加米饭的愿望有落差。往回走去六本木站估计不行了,看到道路指示牌再继续往前走约400百米到溜池山王地铁站,搭银座线到涉谷。一出站就是东急百货,大楼指南说九楼恰好有一家炸猪排店,二话不说直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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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不冒险,全部点所喜爱的肉汁肥美的ろすかっつ。肚子饿,香喷喷的炸猪排特别美味,但与想象中的“百万石”,似乎还是有些距离。

东急百货真的以客为尊,九楼天台不但有露天的吸烟区,天台出口还有个类似机场候客厅的室内吸烟区,让客人在天寒地冻的冬天不必冒着风雪到户外解瘾。是晚天气凉爽(摄氏25度,还有微风),餐后独自在天台,便吸烟变欣赏涉谷周边灯火璀璨的美丽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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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到涉谷,饱食之后游客所必须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与站外的忠犬八公像合影。刚好有一对法国女游客,我主动替她们拍合照,再请她们帮我们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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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全球最繁忙十字路口的星巴克,在里面喝咖啡看人潮想必别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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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谷购物街上的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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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后大伙都累了,毕竟今天的运动量很大,就在涉谷搭地铁半藏门线到神谷町转三田线到水道桥站下车。走过JR水道桥站东口时意外看到路边摊(屋台)卖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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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睡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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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血拼之旅六日游之一,2014年6月13日

6月12日晚下班回到家已经近半夜,因为是清晨六点的班机,睡不到三小时就得起身准备了。还好行李都是太太在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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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很快等到德士,到樟宜机场时大厅还是空荡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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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航空的安检很严格,虽然我们在东京就下机了,照样得花超过半小时办理登机手续。待要去免税店买酒送朋友时,店员说距离登机时间少过一小时,没法卖给我了,因为酒必须打包由他们带给空服员保管,下机时才能提取。好不容易登机,天色还没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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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机上睡了一段,胡乱看了部电影,都忘了内容。服务平平,食物平平。安全抵达就好,这次的关键是机票便宜,来回班机时间也可以。顺利过移民及海关,就发现问题了。网上查到本来可以半价1500圆搭Narita Express直达东京车站的,结果看到这个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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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做了明智的选择,在机场抵境大厅买了1500圆的东京地铁三日套票,平均一天500圆无限制乘坐地铁(所有都营线和Metro线),超级划算。弄了半天,才决定搭京急线到浅草桥站,再转JR中央线到水道桥站。酒店就在车站西口,走路5分钟。抵达水道桥时天色很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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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浅草桥到水道桥只是几个站。办理酒店住房手续简便。这个是属于家庭式房间,37平方米,大概是在东京住过的少有的大房,厕所浴室分开两间,两张单人床,两张沙发床。一晚才新币230元。得拍几个角度才能呈现房间样貌。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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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顿完毕已经是晚餐时间,日本第一餐自然是寿司了,就在JR水道桥站西口旁边,简单的回旋寿司店,价格还可以,食材比新加坡的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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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饱后乘坐JR直奔新宿。姐姐在Lumine有所斩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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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是接下来最常见的画面和笑容。回程坐JR中央快速到茶之水站,再坐中央线倒回一站到水道桥。13日从凌晨2点起床到现在晚上11点,是夜睡得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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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主义的陷阱

 

上届总统选举参选人陈如斯在5月组党,取名国人为先党(Singaporeans First Party,简称国人党),显示他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知道如何在变幻莫测的时局中,抢占政治需求还有待满足的利基市场(niche market)。“国人为先”,正好打中了这部分不满外来人口竞争工作机会、名校学额、推高物价、让地铁巴士拥挤不堪、看病等候时间太长的新加坡人的敏感神经。用“排外”来形容这种心理或许稍嫌过重,也不尽公平,但针对外人的不满情绪,却是真实且高亢的。不及时化解,难保不会异化为种族主义式的排外,最终毒化本地政治风气。

这种本地人对外来人的政治反弹,同样发生在政治文化相对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如何处理墨西哥移民大量持续涌入的问题,已经成为分化美国政治讨论的关键议题;连与世无争的富裕加拿大,也开始收紧亚洲,尤其是华裔移民的数量。在5月初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主张英国退出欧盟和反对外来移民的独立党,一举拿下147个地方议会席位。象征跨国界大团结的欧盟,5月底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更出现让人不安的结果,排外、民粹、种族主义的极右派政党,在法国、英国、丹麦的得票率名列榜首,在西班牙、爱尔兰、比利时、希腊也成绩不俗。

宏观来看,这股排斥外来人口的政治风潮,无疑是对美国所倡导的经济全球化的重大逆反。除了资本与商品的跨国界自由流动,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正是全球化的特征之一。无论是各国政府为了吸引人才资金,开放国门欢迎移民,还是落后国家人民为寻求更美好生活,冒险非法偷渡,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2010年的数据显示,全球共有2亿1400万人成为他乡的异客。这个数字在4年后的今天势必更高。不同语言、文化、价值信仰的人群比邻而居,自然要产生新的复杂挑战。

配合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以及部分出于美国自身的立国经验,解释并正当化这个现象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理论应运而生。这个理论强调对异族文化的尊重和欣赏,把包容异族文化包装为开明进步的价值。“文化敏感度”成为政治正确的生活姿态,任何被视为违反这些价值的言行,都被打成缺乏教养、封闭落后甚至野蛮的同义词。但欧洲的选举结果表明,政治正确常常经不起现实的检验。

早在冷战刚结束的1991年,任教哈佛大学历史系的美国知名自由派学者、曾任肯尼迪总统特别顾问的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 Jr.),在其著作《美国的失合:对于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反思》里就已经提出警示说,冷战的结束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让人类历史回复到原始且更危险的种族及民族仇恨之中。他表示,随着大量不同文化、宗教和语言的人群,因移民而近距离杂居在同一国度内,若没有共同的目标来团结他们,种族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对立,成为21世纪“新时代最具爆炸性的问题。”

古人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又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均指向对他者的恐惧;英文“仇外”“排外”(xenophobia)的词源来自古希腊文,xenos指“外来者”,phobos指“恐惧”“隔离”,可见内外有别、夷夏之防,是人类社会共有的集体心理。尊重异族文化当然是可贵的价值观,但必须建立在尊重这种本能集体心理的事实之上。同时,对异族文化的欣赏,也只能是在对本族文化不构成威胁的前提之下;一旦两个势均力敌的族群并存于一国,相互争夺在政治、经济、教育、语言、信仰等各领域的主流地位,恐怕才是更必然的结果。

英国教育部日前刚以向孩子灌输极端思想为由,接管伯明翰市的五所国民学校。这些学校99%的学生是穆斯林,当局发现学校的伊斯兰校董偏离英国的国民教育纲领,打压不认同校方教育理念的教师。英国教育大臣戈夫在国会说明决定时称:“我们必须把提倡不列颠价值置于教育的核心。”在首都伦敦的东区穆斯林聚居地,近日则出现张贴在车站看版的英文告示说:“此处禁止遛狗。穆斯林不喜欢狗。这里现在已经是伊斯兰社区。”

最新的英国人口统计(2011年)显示,穆斯林有270万,占总人口的4.8%,但伊斯兰却是英国的第二大宗教。不难想象,主张容忍差异、尊重多元的英国主流世俗价值,并未得到当地伊斯兰社群的大多数所认同。身为移民,这些大多来自南亚的穆斯林,选择坚持自己的宗教身份认同。同样不难想象,遛狗告示对于身为“本土、在地”的英格兰人,会造成什么样的情绪反应。排外的独立党能在地方选举异军突起,也就不那么让人意外了。

 

相对于开放、多元的英国,保守、封闭的日本,却不必面对这种威胁社会和谐的挑战。少量不懂规矩的“外人”,或许会造成日常生活因语言、习惯的不通所带来的不便和尴尬,但绝对不会动摇日本民众当家做主的自信心和安全感。日本政府或许得面对主张全球化的主流舆论压力,承受诸如闭关自守、岛民心态、落伍反动等道德指控,但正因为其社会结构的单一性,却避免了施莱辛格所担忧的“新时代最具爆炸性的问题。”

国人为先党当然不同于英国的独立党,排外并非其党纲,但其所代表的政治情绪,至少反映了部分新加坡人对外来人口的疑虑。这种原始的集体心理不会轻易消失。纯粹从经济观点讨论外来人口课题,试图以多元主义理念,应对外来人口所带来的社会乃至政治矛盾,恐怕存在代价巨大的政策盲点。

 

原载2014年6月15日《早报星期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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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六四的巨大代价

 

今年是中国大学生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示威,于6月4日遭镇压的25周年。中共似乎加大了控制的力度,尽一切手段试图阻止社会讨论或回忆这段惨痛的历史。香港的公共舆论气氛,似乎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每年此刻在维港举行的六四烛光悼念会,今年开始出现异议。一股反对悼念会“平反六四”主题的声音已经浮现,认为无须再向北京提出“平反”的诉求,因为北京已不再拥有为事件“定性”的道德权力。

作为意义深远的历史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25年,可由于它对当今现实政治仍然继续产生影响,要用抽离的态度解读分析,还有相当的困难。但是,采取回避的做法,实际上毫无可能,结果也可能更坏。这犹如中共反腐一样,迎难而上地处理固然痛苦不堪,短期内也难免伤害作为执政党的形象,视而不见的代价却更为严峻。在中国持续崛起为世界大国,内部经济社会转型阵痛不断,外部地缘政治挑战此起彼伏之际,官方对六四事件的态度维持现状,代价恐怕将越来越高。

配合中国国力的壮大,国际挑战纷沓而至。在刚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中国就指责美国连同日本,对中国进行外交挑衅。中国军方代表、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反诘美国,自己不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凭什么还拿《公约》当武器向中国说事?这个用“以身作则”为道理的指控,铿锵有力。与会的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也表示,日本不承认历史,不愿意为侵略亚洲真诚悔罪,还要求解禁集体自卫权,积极介入国际安全事务,根本缺乏正当性。

日本对待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的确削弱了它要推动“积极和平主义”的力道。但中国对日本不正视历史的外交攻势,却也因为违反了“以身作则”的道理,而丧失了应有的力道。东京大可以反诘中国——日本右派已经这么做了——连自己的重大历史都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凭什么还拿历史当武器向日本说事?同样的逻辑,也适用在东海及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上,毕竟“历史”是国际法之外,各国都诉诸的论据。如果政府对待本国历史的态度里外不一,就不易在外交上占据道德制高点。

外部的挑战只是回避六四事件的部分代价而已,更大的成本恐怕还在内部挑战。因应大国崛起,中共领导人相继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概念,作为凝聚国民意识和国家意志的手段。中华民族历来是最重视历史的民族,在世界所有的古老文明当中,中国是唯一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社会。从某种程度说,中国如今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所面对的国家身份认同问题,其实正是中国人处理历史记忆不当的问题。

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担忧亡国灭种的晚清思想家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因此,缺乏历史记忆的民族,不可能实现伟大复兴的事业;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选择遗忘,也不可能产生追逐未来梦想的动能。日本社会勃兴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日本年轻一代逐渐忘却侵略战争的历史教训有关;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对六四事件无知,又怎么有能力避免国家重蹈覆辙?

六四事件以学生及北京市民流血收场,的确是历史的大不幸。军队枪口对内,也的确是政治的大过错。北京当局不愿意去面对,除了道德上的理由,当然更有政治上考虑。当年决策的一派,在事后后掌握权力核心,自然希望忘记这个错误。他们的政治遗产并未人亡政息,而是作为历史包袱由后续的权力者去负担。从权力的角度思考,没有人愿意去碰触这个容易危及自身权柄的烫手山芋。

但是,历史的大是大非有其无法回避的道德力量。中共对事件“定性”的变化,就反映了这个特质。1989年4月26日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激化社会对立情绪,酿成后来的流血;镇压后“动乱”立即被当局升级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但在事态平息后,又改称“严重的政治风波”试图淡化,随后更索性强迫遗忘,制造历史记忆空白。

中国经济25年来的快速起飞,经济总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数以亿计的人口脱离贫困,更多的中国人晋升中产阶级,被誉为人类经济发展史的奇迹,同当年镇压学运所带来的长期稳定有无关系?中国社会25年来的道德失序,毒奶粉、豆腐渣工程、山寨文化、血拆、环境污染、心灵污染,又与当年镇压学运所导致的社会理想性幻灭有无关系?不正视六四历史,就无法梳理当下中国现状的根源。

参与学运的大多都是中国当年的全国精英,当中不少人如今已经成为社会乃至体制内的中流砥柱。对于25年前这段切肤之痛的人生经历,以及当下对其刻意和强制的集体遗忘,他们又作何体会并如何评价?加上中国内外条件的急剧变化,会否迫使他们采取不同于老一辈的态度?面对时代的严厉拷问,继续回避已经越来越难以是一种选择。

 

原载2014年6月4日《联合早报·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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